任国的法律之下，作为其领土的一部分，不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但为了当地居民利益仍须遵行乙种委任统治地的其他各种保障。尽管委任统治地制度与过去西方列强殖民地政策、保护国制度等具有妥协性，所以国际法学有委任统治地主权在主要协约国及其联合国说、在受任国说、在国际联盟说、在委任统治地人民说等理论上的争论，但委任统治地制度从总体上说是一种“非殖民地化”或者说“脱殖民化”的法律制度设计，是继附属国制度和保护国制度之后人类社会趋向于文明的新时代的进步努力，因此国际法学家庇克（P. Pic）以私法监护的原则来引喻委任统治地法律性质，认为“此等领土事实上属于当地人民或社会，而国际联盟处于亲族会议的地位，指定监护人而保护之。根据国内法，亲族会议及经其指定而受其控制的监护人，对于被监护者的财产，皆不得谓有私权。”[1]较诸保护国制度，委任统治地制度取消势大力强国家在保护条约的保护下予取予求、口含天宪的殖民地统治法权，设立了国际联盟监护人的新机制，从而加强了对新机制中受任国（mandatory）的干预和监管。周忠海等著《国际法学评述》认为：“既然确认为国家，就理之当然是主权的，而主权是不可分的，所谓非完全主权国、部分主权国或半主权国一类的名称是观念的矛盾，特别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所强调的主权平等的原则的。所谓附属国是历史上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特殊现象，现今亦不复存在。在《联合国宪章》表明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之下，这种反映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制度的国家类型，今后再没有作为国际法制度存在的必要，所谓半主权国的附庸国和被保护国的概念应该从现代国际法上予以根本的排除。”[2]的确，附庸国制度是前近代的历史陈迹，保护国制度是近代殖民地时期的产物，已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即使委任统治地制度作为现代国际法的创设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合乎逻辑地由“托管领土”（trust territories）所替代，但我们应看到当代国际法中仍有“联系邦”（Associated States）制度的存在。[3]前苏联学者基·弗·马拉霍夫斯基《最后的托管地》一书就明言马绍尔群岛等“曾经是西班牙王国的海外属地，德意志帝国的殖民地，日本委任统治地，最后成为美国的托管领土”，[4]将附属国制度、保护国制度、委任统治地制度与托管领土制度的一脉相承演变线索昭然于纸。

附属国制度与保护国制度的时间性差异在惠顿《国际法基础》中可以明显看出。丁韪良等人在翻译惠氏著作时即将“Tributary and Vassal states”准确地译为“进贡之国并藩邦”，在论及除克拉科自由城市（the free city of Cracow）和伊奥尼亚群岛联邦（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Ionian Islands）二国外，声言“欧罗巴更有半主数国，为公法所认者，即如摩尔达、袜拉几、塞尔维三邦，凭俄国保护，而听命于土耳其，此土俄历历有约，而定为章程者也。”此处“凭俄国保护，而听命于土耳其”一语甚为含糊，查原文为“The Principalities of Moldavia, Wallachia, and Servia, under the Suzeraineté of the Ottoman Porte and the protectorate of Russia ,as defined by the successive treaties between these two powers, confirmed by the treaty of Adrianople, 1829”.[5]从原文中可以看出，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与俄国的保护权是同时并存的，而在惠氏的著作中附属国制度是封建时代的产物，而保护国制度则是其所处时代新型法律制度。正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史上，清朝对属国的权利是被西方所难以无视的客观存在；在外国列强对中国周边属国营谋攘夺过程中，宗主权与保护权呈现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与妥协。蒋廷黻在论及甲午战争前日本处心积极虑排除中国对朝宗主权问题时认为，中日冲突是“中国传统的宗法观念与近代的国际公法之宗法观念的冲突。日本的立场合乎时潮；我们的则不合，在朝鲜问题的开端，我们就为传统所误”。[6]按照蒋先生的观点，中国坚持对朝鲜的宗主国权利乃是抱残守缺、不懂得时代潮流。其实，当时的国际公法并未否定藩属关系。正如台湾东吴大学缪寄虎先生所言，“依西方国际法原则，宗属关系为历史所形成，并无一定之通则。宗属关系是政治关系，只问当事国是否双方同意，根本不必第三国同意与否，惟第三国必须尊重此项关系。换言之，根据西方国际法，两国之间成立宗主与藩属关系，无论来自历史传统之‘惯例’或来自一项成文条约，其效果均及于第三国”。[7]近代科学主义坚持今胜于昔的进化论，其实严复翻译evolution（“演化”）为“进化”即存在偏颇，梁启超把演化论思想宣传为“优胜劣汰”更是中国传统观念对科学思想的误解。保护国制度尽管后来居上将附属国制度逐出场外，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价值异判，只能以合法与否为衡度。正是从后现代主义立场出发，何伟亚“避免了传统与现代性这一通常的划分，转而提倡把英国与大清帝国自一七九三年以来的冲突，视为两个扩张着的帝国之间的冲突，每一个帝国都有其自身的策略和关注，而且每一个都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建构着他们的主权。”在何伟亚看来，主权平等的观念被视为神圣正义所在，与天朝上国的观念的冲突长久以来被视为中英矛盾的根源所在，但“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列强从来不曾在他们缔造的帝国之内真正践行”主权平等思想“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英帝国在印度等殖民地“采用的政治形式，倒是与满清的统治权更有相通之处，反而与欧洲的民族国家拥有的统治权不甚相同。”[8]将保护国制度视为先进潮流而否认附属国的合法性，十足地暴露了为西方列强霸权政治辩解的现代话语的霸权强势地位。

王尔敏先生在《十九世纪中国国际观念之演变》一文中谈到一桩耐人寻味的宗主权与保护权的竞合关系案件，其中这样写到：“中国最后一次执行藩属入贡，是光绪二十年（1894）由英国代缅甸向中国朝贡。此一问题，最具现代国际政治参考性。可惜中外人士对此史例早已忘怀，兹大叙略说于此。原自光绪十年、十一年间，中、法为越南问题开战，中国穷于应付之际，英国乘机吞并缅甸。中国毫未阻止，使英国得以顺利扩张广大领土。当时驻英公使曾纪泽与英国议界，此时英人犹在外交上扩地至缅甸境外以北各土司，得寸进尺之余，英人允许缅甸保持对中国朝贡之制，而曾氏要求中国封立缅甸嗣君，则被英拒绝。中英双方于光绪十二年六月在北京定约，并订十年朝贡之制度，列为约文中第一条。按十年一贡，当在光绪二十年入贡。及至英国统治缅甸稳固，将约文等闲视之，不欲履行。时薛福成任驻英公使，坚请英国实践条约，英国推避不过，终于答允派缅甸最高之大员，准备贡品，到期向中国朝贡。此一史例值得多方深思，其中一点，足以破强权外交家之遁辞。当光绪二十年，英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为安然取得缅甸全部领土，竟愿与中国订立十年朝贡条约，迁就中国之封贡体制。近代史家不知对此作何领悟与解释，但其答案任由各人自定。总之，值得深思研讨”。[9]王尔敏先生所谓由英国代缅甸向中国朝贡是“中国最后一次执行藩属入贡”一说似乎与历史事实不符。梁溪坐观老人著《清代野记》中“属国绝贡之先后”一条云：“惟廓尔喀与前清相始终，至光绪季年，犹见邸抄中有入贡之事。彼国亦十年一贡也。”[10]而且孙中山先生在《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中亦云，尼泊尔“在民国元年还走西藏到中国进贡，后来走到四川边境，因为交通不方便，所以没有再来”。[11]不过，英国代缅甸向中国朝贡确如王尔敏先生所说足证中国宗主权在国际法上具有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