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国际汉学》2016年第1期，第178—184页。

作者单位：日本女子大学

说明：本文是笔者为“近代日本人中国边疆调查”译丛所做的总序。初稿写于 2011 年春，发表时稍作修改。

摘要: 早在清末民初时期，日本一些组织或个人就深入到中国内陆和边疆地区，从事各种调查活动，并留下了大量调查报告、见闻游记等文献资料。本文从史学角度对这些边疆调查及文献资料做了概观式回顾和梳理，在肯定其学术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了其性质和历史背景。

关键词：边疆 军事侦探 学术调查 文献资料

中日交往，源远流长。千百年间，日本曾视中华为“圣人之国”“礼仪之邦”。然步入近代，中国却一变而为日本侵略扩张的标的。在以西学为范本的近代学术的诸多领域，也是日本人着了先鞭。早在清末民初时期，日本的一些组织或个人就深入到中国内陆及边疆地区，从事形形色色的调查及其他活动，并留下了为数众多的调查报告、见闻游记等文献资料。

仅调查活动而言，既有出于政治与军事目的的侦探，包括兵要地志、政情民俗、商贸经济、民族文化、社会风貌等，也有以所谓学术考察为名的各种调查，如考古发掘、民族宗教、地质地理、建筑美术等。就笔者所见所知，这类调查文献大大小小数以千计，仅东北和内蒙古（日本所谓“满蒙”）地区，就多达二三百种。若加上那些秘不示人或已焚毁的机密报告等，近代日本人涉及我国边疆地区的调查等文献资料，其数量之多，可想而知。

这些边疆调查及文献资料，对于我们解读近代中日关系，考察日本人的涉华活动及对华认识至关重要，同时对弥补和丰富我国的边疆史料，再现边疆地区的社会风貌及历史断面，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军事侦探

在这类文献资料中，最早的应属军事侦探类。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即现觊觎中国之心。早在 1872 年 8 月，日本政府就派遣池上四郎少佐、武市熊吉大尉及外务官员彭城中平三人，秘密潜入我国东北地区，从事侦探活动。为掩盖军人身份，两名军官暂被委任为外务省官员。他们改名换姓，乔装成商人，从营口到沈阳等地，对辽东半岛及周边地区的地理兵备、政情风俗等进行侦探调查，翌年回国后，提交了由彭城中平起草的《满洲视察复命书》。①此乃近代日本人最早的对华军事调查报告。报告中尤其提到对辽河结冰与解冻情况的调查，具有鲜明的军事侦探色彩。

1873 年后，日本政府有组织地派遣陆海军官，分批潜入中国，从事侦探谍报活动。如 1873年末派遣以美代清元中尉为主的 8 名军官，1874年派遣以大原里贤大尉为首的 7 名军官等，即早期所谓“清国派遣将校”之实例。这些人名义上打着留学的旗号，其实所接受的指令是“收集情报”，尤其是对与朝鲜、俄国接壤的东北地区和内陆、沿海各省，以及台湾等地进行调查。1875 年，日本驻华公使馆开始常驻武官，福原和胜大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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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满洲视察复命书》原件下落不明，现在看到的是作为附录收录于《西南记传》上卷 1（黑龙会编，东京：原书房，1969 年复制版）里的同名文本。

任后，负责监督和指挥在华军官的行动。1878 年，随着日本参谋本部的设立，以军事侦探为目的的入华军官派遣体制得以最终确立，派遣及侦探活动也更为组织化、规模化和具体化。分期分批派遣的军官以营口、北京、天津、烟台、上海、汉口、福州、广州、香港等为根据地，对我国诸多省区进行广泛而又缜密的调查，范围不仅仅限于东北、华北、华中及南方沿海诸省，而且扩展到陕甘内陆、新疆及云南等边疆地区。如常驻北京的长濑兼正少尉曾潜入甘肃地区，大原里贤大尉曾深入川陕地区，小田新太郎大尉曾入川鄂云贵地区，从事密探。1886 年奉命来华的荒尾精中尉，以岸田吟香经营的乐善堂为据点，纠集一些所谓“大陆浪人”，对中国内陆省份及新疆地区进行侦探调查。其谍报活动后由退役军官根津一继承，日后设立日清贸易研究所，后又发展为东亚同文书院，成为培养和造就涉华情报人员的摇篮。在调查和收集大陆情报方面，荒尾精及根津一所构筑的谍报网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些派遣军官定期向日本政府及有关组织发送情报，不少人还留下了详细的侦探日志、调查复命书及手绘地图等。如岛弘毅的《满洲纪行》、梶山鼎介的《鸭绿江纪行》等，即其中的调查报告。后来，日本参谋本部编纂《中国地志》（总体部，1887）、《满洲地志》（1889）和《蒙古地志》（1893）等文献时，曾参考了这些实地调查记录，部分军官还直接参与了编纂和校正。这些地志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地志，而是带有强烈军事色彩的兵要志书，而且完成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遗憾的是，除部分已公刊的之外，不少文献已遭人为销毁①，致使今日无从获知其下落。只是当时的一些手绘地图等，二战后为美军扣押并运往美国，现藏于美国议会图书馆。②另外，甲午战争后，由日本参谋本部牵头实施的在华地图测绘及侦探活动，更是触目惊心。《外邦测量沿革史草稿》（3 卷，参谋本部·北中国方面军司令部编，1979年复制版）、《陆地测量部沿革志》（陆地测量部编，1922）、《参谋本部历史草案》（7 卷及别册，广濑顺皓主编，2001）以及《对支回顾录》（上下卷，对支功劳者传记编纂会编，1936）、《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中下 3 卷，葛生能久主编，1933—1936）等文献，可资参考，在此不赘。

1879 年，东京地学协会成立，它比我国地学会的诞生（1909 年）足足早了 30 年。该协会以英国皇家地理学协会为蓝本，名义上以“普及地理学思想”为宗旨，实际上则是倡导和实施海外（尤其是中国和朝鲜）“探险”及调查，为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服务。发起人及中心成员有渡边洪基、长冈护美、榎本武扬、花房义质、锅岛直大、北白川能久、细川护立、桂太郎、北泽正诚、山田显义、曾根俊虎等，多为皇亲贵族、政治家、外交官和军人。该协会除直接派人赴华调查，收集情报资料之外，还定期举办演讲会，发行协会报告，1893 年与东京大学地学会合并后，以该会的《地学杂志》作为会刊逐月发行。

早期的演讲、报告多为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及南洋诸国或地区的探查。其中涉及中国边疆的，除上述岛弘毅《满洲纪行》（1879）、梶山鼎介《鸭绿江纪行》（1883）之外，还有古川宣誉《辽东日志摘要》（1879）、福岛安正《多伦诺尔纪行》（1881）、《亚细亚大陆单骑远征记》（1893）、山本清坚《从哈克图到张家口·上海》（1882）、菊池节藏《满洲纪行》（1886）、长冈护美《清韩巡回见闻谈》（1895）、铃木敏等《金州附近关东半岛地质土壤调查报文》（1895）、神保小虎《辽东半岛巡回探查简况》（1895）、《辽东半岛占领地之地理地质巡检报告》（1896、1897）等。这些调查报告的实施者大多为陆海军军官及政治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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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政府在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同时，下令销毁所有重要机密文件或资料。当时，仅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本部、陆军省等陆军中枢机关所在地的东京市谷台上一带，自 8 月 14 日下午直至 16 日晚，因焚烧机密文件或资料，一直大火冲天，浓烟滚滚。参见原刚：《陆海军文书的焚毁与残存》，载《日本历史》第 598 号，1998 年 3 月，第 56—58 页。

②     近年，以大阪大学小林茂先生为主的学者及研究人员对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这批所谓“外邦测量图”做了调查和研究。可参见小林茂著《外邦图—帝国日本的亚洲地图》（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11 年）和小林茂、渡边理绘、山近久美子著《初期外邦测量的展开与日清战争》（《史林》第 93 卷第 4 号，2010 年 7 月）等。

该协会自成立之初，就呈露出与国家对外扩张政策相呼应的特征。

在中国边疆地区从事侦探调查的，除军人外，还有一些外交官、记者及大陆浪人等。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有：西德二郎《中亚纪事》（1886）、永山武四郎《周游日记》（1887）、小越平陆《白山黑水录》（1901）、植村雄太郎《满洲旅行日记》（1903）、中西正树《大陆旅行回顾》（1918）、日野强《伊犁纪行》（1909）、波多野养作《新疆视察复命书》（1907）、林出贤次郎《清国新疆旅行谈》（1908）、竹中清《蒙古横断录》（1909）、深谷松涛、古川狄凤《满蒙探险记》（1918）、星武雄《东蒙游记》（1920）、吉田平太郎《蒙古踏破记》（1927）、副岛次郎《跨越亚洲》（1935）、米内山庸夫《云南四川踏查记》（1940）、《蒙古风土记》（1938）、成田安辉《进藏日志》（1970 年公开）、矢岛保治郎《入藏日志》（1983 年公开）、野元甚藏《入藏记》（1941）、木村肥佐生《西藏潜行十年》（1958）、西川一三《秘境西域的八年潜行》（1967）等。

其中，军人出身、后转为外交官的西德二郎（1848—1912），1880 年 7 月从列宁格勒出发，经吉尔吉斯斯坦、塔什干、撒马尔干等地，进入新疆伊犁，后经蒙古、中国北部边疆及上海，于1881 年 4 月返回东京，历时 9 个月，踏查了对当时日本人来说尚属秘境的俄属中亚和我国新疆地区。《中亚纪事》（上下卷，陆军文库，1886）即此次探险调查所得。书中记述了作者所经之地的山川地理、气候、民族、人口、沿革、物产、贸易、风俗及动植物等，尤其是对中俄边境地区的实况等多从军事角度进行观察和记述。本书是近代日本人最早涉及新疆踏查的文献之一，在近代边疆、尤其是西域探险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二、所谓“学术调查”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尽管也有部分日本人赴华从事某些领域的考察，但真正的“学术调查”，主要还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近代日本人的涉华学术考察，几乎都与日本侵略扩张的国策并行不悖，只是有的明显，有的隐秘而已。有些完全是打着学术旗号的国策调查，有些则是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的越境活动，甚至那些标榜纯宗教目的的探险或学术考察，也都与国家的扩张政策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因此，为避免误解，这里的“学术调查”是应该加引号的。

甲午战争后，出于侵略扩张与殖民统治的需要，日本加紧了对台湾及大陆地区的调查与研究，一些机关、学校、宗教团体、学术机构或个人也纷纷行动起来，开展实地考察等活动。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前述的东京地学协会、1884 年成立的人类学会（后更名为“东京人类学会”）、1896 年成立的考古协会（后改称“日本考古协会”）以及东西两本愿寺等组织和团体即其中之代表。

1895 年，受东京人类学会派遣，年仅 25 岁的鸟居龙藏（1870—1953）前往辽东半岛作考古调查，事后，于东京地学协会作了《辽东半岛之高丽遗迹与唐代古物》（1896/5）的演讲报告。可以说，这是日本人类学或考古学者赴华调查之嚆矢。其后，鸟居又先后四次被派往台湾，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台湾岛及当地原住民作实地考察。1902 年 7 月，为开展与台湾的比较研究，鸟居又深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对苗族等少数民族聚集地，进行了为期 9 个月的考察。事后，撰写了《清国四川省满子洞》（1903）和《苗族调查报告》（1905）①等，后者堪称近代第一本有关我国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著作，至今仍为学界所重。他此次调查活动本身，对当时及后来的大陆民族研究学者也有很大触动，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学者对西南边疆民族的实地调查与研究。②

1902 年 3 月，身为东京帝大工科副教授的伊东忠太（1867—1954），为探究日本建筑艺术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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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鸟居龙藏著《苗族调查报告》，后稍经修改，由富山房于 1926 年出版，书名为《人类学上所见之西南中国》。

②     受鸟居龙藏苗族调查之刺激或影响，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于 1928 年夏派专员杨志成前往川滇交界开展民族调查，成为汉族学者深入苗、瑶等少数民族调查之嚆矢。其调查成果刊载于该所周刊《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专号（129—132 期）。1933 年夏，中央研究院特派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等研究人员赴湘黔交界处之苗疆，对苗族进行实地考察。其成果见于凌纯声、芮逸夫合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甲种第十八，1947 年）等。

源及其与外国的关联，对中国及印度等地的建筑进行长达两年多的实地考察。他先到北京，然后经山西、河北、河南，西至陕西、四川，再穿越湖北、湖南，入贵州，最后从云南出境。历时一年，纵贯中国大陆南北，考察后撰写了多种学术报告、旅行见闻等。其中《川陕云贵之旅》《西游六万里》等著述，是涉及我国边疆的重要记录。

1902 年 11 月至 1904 年 1 月，工学博士、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山田邦彦（1871—1925）等奉日本外务省之命，赴长江上游地区，对四川、云南、贵州及川藏边境的地质矿产进行调查。回国后，于《地学杂志》发表《清国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旅行谈》（1904）。但其日记等尚未整理发表，山田即不幸病逝。后东京地学协会征得其家属同意，将日记及当时拍摄回来的照片，稍做修正，以遗稿形式，出版了《长江上游地区调查日志》（附照片集，1936）。日志中，不仅有所到之地的气候、地形地势、水文矿产等的详细记录，而且还有大量的测绘地形图等，再加上 174 幅原始照片，可谓了解上述地区地理地貌、矿产资源及风土民情的难得资料。

在言及近代日本涉华边疆调查时，不能不提到“大谷探险队”及其他“僧侣”的特异活动。在近代西方殖民主义风潮刺激下，为调查和探明佛教流传的路径，同时也为了呼应日本对外扩张的国策，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 22 代当主大谷光瑞（1876—1948）于 1902 年至 1914 年间，先后三次派遣年轻僧侣，对新疆等地进行探险考察，世间将他们俗称为“大谷探险队”。其考察活动除所获文物外，考察亲历者还留下了大量的纪行、日记等文献资料。大谷家藏版《新西域记》（上下卷，1937）和《西域考古图谱》（2 册，1915）等，即其中之代表。这类文献资料具体有：大谷光瑞《帕米尔行记》、橘瑞超《中亚探险》《新疆探险记》、渡边哲信《西域旅行日记》《中亚探险谈》、堀贤雄《西域旅行日记》、野村荣三郎《蒙古新疆旅行日记》、吉川小一郎《天山纪行》《中国纪行》、前田德水《云南纪行》《从缅甸到云南》、本多惠隆《入新疆日记》等。

另外，近代日本开始染指西藏，多次派僧侣等潜入西藏从事调查或侦探活动。如河口慧海（1866—1945），1897 年 6 月从日本出发，经香港、新加坡，抵印度加尔各答。在印度及尼泊尔等地停留准备近三年时间后，于 1900 年 7 月，进入西藏领地，1901 年 3 月成功抵达拉萨，成为第一个进入西藏首府的日本人。他隐瞒国籍和身份，在当地滞留一年多时间，后因身份败露，于 1902 年5 月底仓皇逃离。两年后，他又离开日本，在印度、尼泊尔等地滞留近 10 年后，再度进入西藏地区，并得到达赖喇嘛赐予的百余函《大藏经》写本。两次入藏，河口慧海都留下了详细的旅行记。第一次入藏记录《西藏探险记》，是以口述形式连载于日本报刊的，长达一百五十余期，后由博文馆编辑出版了两卷本《西藏旅行记》（1904）。该书曾多次再版，使河口慧海的名字连同“神秘西藏”（日本所谓“秘密之国”）一起蜚声日本。尤其是 1909 年该书英文版（Three Years in Tibet）的问世，更令其大名及西藏之旅享誉世界。第二次入藏记录《西藏潜入记》和《入藏记》，同样以报刊连载的形式于 1915 年推出，后辑录为《第二次西藏旅行记》出版（1966）。继河口慧海成功潜入拉萨之后，接受日本外务省密令，多年暗地活动的成田安辉（1864—1915）也在 1901 年 12 月抵达拉萨。因其入藏属赤裸裸的谍报活动，故记录其入藏经过的日记，直至他离世五十余年后才得以公诸于世。①

除河口慧海之外，寺本婉雅（1872—1940）、能海宽（1868—1901）等也是早期涉足西藏的日本人。寺本婉雅先后三次进入西藏，而且还曾奉日本军方之命，在北京从事政治活动，并成功地将两套贵重的《大藏经》运往日本。他第一次入藏是 1899 年，于打箭炉邂逅同为东本愿寺派遣的僧侣能海宽，两人欲由此进入西藏腹地，但因当地官民阻拦，游历理塘和巴塘后返回。不过，能海宽仍不死心，接着又企图由甘肃、青海远道入藏，但亦未果，再后来决意由云南入藏，不料却在中途死去。其入藏记录有《进藏通信》（1900）、《能海宽遗稿》（191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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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成田安辉入藏日记，名曰《进藏日志》，刊载于山岳会会刊《山岳》第 65 和 66 号（1970—1971 年）。另外，小川涿治曾于东京地学协会会刊《地学杂志》发表《成田安辉氏拉萨府旅行》（《地学杂志》第 183 卷，第 193—194 页），并配有成田安辉本人当时拍摄的许多沿途风光等照片（《地学杂志》第 183—186 卷，第 191—192 卷）。

寺本婉雅第二次入藏是受日本政府派遣，于1902 年 10 月从北京出发，经张家口、多伦诺尔、包头、西宁等地，1903 年 2 月抵著名藏传佛教寺院—塔尔寺，在当地居留两年后，独自进入西藏境地，并于 1905 年 5 月抵达其向往已久的拉萨，后自印度归国。返回日本不久的 1906 年 4月，他再度接受政府指令，第三次踏上入藏征途。不过，他这次主要是在青海活动。记述以上三次进入西藏或青海活动的是其《蒙藏旅日记》（横地祥原编，1974）。书后还附录《五台山之行》《西藏大藏经总目录序》《达赖喇嘛呈赠文原稿》《西藏秘地事情》《回忆亚细亚高原巡礼》等。除西藏、青海部分之外，尚有不少涉及当时北京及沿途各地政治、外交等领域的史料，是研究日本涉藏史乃至中日近代史的重要文献。

这方面的文献资料还有：青木文教《西藏游记》（1920）、《西藏文化新研究》（1940）、多田等观《西藏》（1942）、《西藏滞在记》（1984）等。

日俄战争结束后，伴随着日本殖民政策向我国东北及内蒙古等地的转移，各种形式的中国“学术调查”更是有恃无恐地开展起来。日本满铁调查部（1907 年设立，下同）、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1907）、东亚经济调查局（1908）、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1908）、东亚同文书院（1900）等国策机构，以及其他一些调研组织也应运而生。加上原有的那些学校、机关或团体，一时间，对中国，尤其是对东北及内蒙古等边疆地区的实地考察或研究成为时尚。

前述鸟居龙藏的所谓“满蒙探察”即其中之代表。截至中日战争爆发，他曾先后十余次到上述地区从事调查。具体地讲，东北 9 次，内蒙古4 次。除 1906 年前后随夫人赴内蒙古喀喇沁王府任职时的调查之外，几乎每次都是受组织派遣而为，有些调查是在军方协助下实现的。鸟居当时率先采用从西方导入的所谓近代科学方法，精心测量，详细记录，每次调查均有一定收获或新发现。如：1905 年在普兰店发掘到石器时代遗迹，在辽阳发现汉代砖墓。1909 年调查东北地区汉代坟墓之分布。1928 年，在吉林敦化发现辽代画像石墓。多次在内蒙古地区考察辽上京、中京遗址及辽代陵墓，发现一些包括石像在内的遗物等。对辽代文化遗迹、遗物等的发掘和发现，是他这些调查的最大收获。后来结集出版的《辽之文化图谱》四大册，①虽然只是调查成果的一部分，但足见其研究价值。关于鸟居在中国的调查足迹，可从以下旅行纪录中探明：《蒙古旅行》（1911）、《人类学上所见之西南中国》（1926）、《满蒙探查》（1928）、《满蒙再访》（与夫人合著，1932）、《从西伯利亚到满蒙》（与妻女合著，1929）等。

不可否认，鸟居的这些实地调查及成果，在我国迟于日本而导入的某些西方近代学科或领域，有的是先行了一步。今天我们在梳理或讲述这些学科史时，也不得不提到他的先行调查和研究。另外，鸟居从调查台湾时起，就携带着当时尚极为难得的照相机，拍摄并留下了众多珍贵照片。这些图像资料在时隔近百年的今天看来，尤为宝贵。②鸟居去世后，后人编辑出版的《鸟居龙藏全集》（12 卷及别卷，朝日出版社，1975—1977），至今仍为学界推崇。在诸多著名学者著作或全集日趋低廉的当今日本古旧书市场，唯独鸟居的著述和全集售价坚挺，甚至有日益高涨之势，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其著述的学术价值。另外，鸟居龙藏的夫人—鸟居君子（1881—1959）曾接替河源操子（著《蒙古特产》），于 1906 年 3 月赴内蒙古喀喇沁王府毓正女学堂任教。她利用此机会和后来的旅行，对蒙古族历史文化、社会风习、宗教信仰等详加考察，后撰写《民俗学上所见之蒙古》（1927）一书。内容包括蒙古族的语言、地理人情、风俗习惯、遗迹文物、牧畜、宗教、美术、俚语、童谣等，是了解当时蒙古地区社会生活及文化状况的难得文献。书中还附有当时拍摄的照片或素描插图 200 余幅。

东京地学协会自 1910 年起，独自开展了大规模的对华地理调查，耗费巨资，历时 6 年。先后派遣石井八万次郎、野田势次郎、饭塚升、小林仪一郎、山根新次、福地信世等地理学者，对我国长江流域及南方诸省区进行广泛调查。调查的边疆省份，包括两广地区。事后，编纂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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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鸟居龙藏著《辽之文化图谱》，又做《考古学上所见辽之文化图谱》（1—4 册，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6 年）。

②     就笔者井蛙之见，鸟居龙藏拍摄的大量有关中国的照片，除台湾曾出版过一本影像集之外，大陆罕有复制或利用。

3 卷本《中国地学调查报告书》（1917—1920）和《化石图谱》（1920）。①该报告书中既有调查者的“地学巡见记”，又有调查区域的地质、地理、水文、古生物等记录，内容十分翔实，而且配有很多手绘地图和实地照片。

至于前面提到的满铁调查部、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等国策机构涉及我国边疆的调查及其资料，更是数不胜数，限于篇幅，在此不予详述。仅举满铁调查部组织实施的众多调查中的一项为例。1922 年五六月间，受满铁调查部之委托，考古学者八木奘三郎（1866—1942）对沈阳以南大连铁道沿线地区进行实地探察，后参考其他文献，编写出版了《满洲旧迹志》（1924）。该书对东北地区各时代之遗物、遗迹，尤其是寺庙道观及其建筑等，均做了具体记述和考察，与村田治郎后来编写的《满洲之史迹》（1944）一起，成为了解东北文物史迹的代表作，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实地考古调查提供了一份实证材料。

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又有东亚考古学会（1927）、东方文化学院（1929）、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1931）等涉华学术机构或团体诞生，日本对我国边疆，特别是所谓满蒙地区的“学术调查”及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中，考古调查尤为突出。在此领域扮演主要角色的是以东（东京）西（京都）两所帝国大学考古学者为首的东亚考古学会。该学会凭借日本军政界的后援和充足的资金，打着与中国考古学界合作的旗号，无视中国主权，对东北及内蒙古等地的古代遗迹，先后多次进行大规模的发掘调查。如：1927 年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对旅大貔子窝遗址的发掘，1928 年对牧羊城遗址的发掘，1929 年对老铁山麓南山里汉代砖墓的发掘，1933 年对旅顺鸠湾羊头洼遗迹的发掘，1933 年和 1934 年两度对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东京城）遗址的发掘，1935 年对赤峰红山后遗迹的发掘等。发掘后的调查报告由该学会以“东亚考古学丛刊”的形式出版，其中甲种 6 巨册、乙种 8 册。前者依次为：《貔子窝》（书名副题省略，下同，1929）、《 牧 羊 城 》（1931）、《 南 山 里 》（1933）、《 营 城子》（1934）、《东京城》（1939）、《赤峰红山后》（1938）；后者涉及边疆的有：《内蒙古·长城地带》（乙种 1，1935）、《上都》（乙种 2，1941）、《羊头洼》（乙种 3，1943）、《蒙古高原（前篇）》（乙种4，1943）、《万安北沙城》（乙种 5，1946）。另外，该学会还编辑出版了《蒙古高原横断记》（1937）等调查日志和《考古学论丛》（1928—1930）等研究论集。上述洋洋大观的调查报告在日本被誉为“奠定了东亚考古学基础”的重要文献。

东方文化学院更是由日本官方主导的对华调查研究机构，属于所谓“对华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在东京和京都均设有研究所。其评议员、研究员等主要成员，几乎囊括了当时全日本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权威或骨干。如：池内宏、市村瓒次郎、伊东忠太、关野贞、白鸟库吉、宇野哲人、小柳司气太、常盘大定、鸟居龙藏、泷精一、服部宇之吉、原田淑人、羽田亨、滨田耕作、小川琢治、梅原末治、矢野仁一、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塚本善隆、江上波夫、竹岛卓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日比野丈夫等等。若列举受该组织派遣或委托赴华从事调查研究的人员，仅其名单就需要数页才能完成。他们的在华调查及成果为数众多，内容也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与边疆有关的调查文献资料主要有：伊东忠太《中国建筑装饰》（5 卷，1941—1944）、常盘大定、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迹》（12 卷，1939—1941）②、关野贞《中国的建筑与艺术》（1938）、关野贞、竹岛卓一《辽金时代之建筑及其佛像》（上下卷，1934—1935）、原田淑人《满蒙文化》（1935）、竹岛卓一、岛田正郎《中国文化史迹增补（东北篇）》（1976）、佐伯好郎《景教之研究》（1935）、《中国基督教研究》（3 卷，1943—1944）、驹井和爱《满蒙旅行谈》（1937）、池内宏、梅原末治《通沟》（上下卷，1938—194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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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地学调查报告书》（3 卷）和《化石图谱》，出版于 1917 年至 1920 年，但其调查时间则为 1911 年至 1916 年。地学调查及撰稿者为石井八万次郎、杉本五十铃、野田势次郎、饭塚升、小林仪一郎、山根新次、福地信世。化石调查及撰稿者为矢部长克、早坂一郎。

②     常盘大定、关野贞合著《中国文化史迹》（12 卷）、关野贞著《中国的建筑与艺术》等，已列入笔者另行策划并主编的“中国艺文图志”译丛系列，近期将陆续刊出。

中日战争爆发后，为实现彻底征服中国，进而侵占整个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野心，日本以举国之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侵华战争中去。此时，学界及研究界更是身先士卒，主动配合国策，积极参与对华各种调查与研究。先后设立的东亚研究所、太平洋协会、回教圈研究所（以上为 1938 年设立）、民族研究所（1943）、西北研究所（1944）等国策学术机构，均是涉及中国边疆调查的核心团体。如：东亚研究所就曾开展过许多涉华边疆调查与研究，其成果大多成为日本制订国策时的基础资料。笔者手头有一本盖着“秘”字朱印的《东亚研究所资料摘要》，编刊于1942 年，是该研究所登录资料之目录或简介。包括“甲、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乙、本所员调查报告书”、“丙、中间报告、翻译乃至部分性成果资料等”、“丁、委托调查报告书”、“外乙、本所讲演速记”等，区域涵盖中国内陆及边疆省区，另有“南洋、近东、苏联、外蒙”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资源、外国对华投资、黄土调查、满蒙关系、海南岛关系等。其中有很多关于满蒙及西北伊斯兰教地区的调查资料。又如：民族研究所从 1943 年成立，至 1945 年日本战败，短短两三年时间，不仅从事过大量服务于国策的文献研究，而且还奉政府及军方之命，对从东北到西南的我国边疆省区进行了多项调查，其中 1944 年曾组派两个调查团，奔赴内蒙古和新疆等地进行民族宗教文化探查。

以上只是对日本近代涉华“学术调查”进行的简单而又部分性的回顾和介绍。这类调查涉及面广，文献资料浩瀚庞杂，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全面涉及。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以甲午和日俄两大战争为契机，为响应或配合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日本人的对华“学术调查”逐步开展起来，并日益活跃。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随着日本政府所谓“对华文化事业”的实施和刺激，东亚考古学会、东方文化学院等国策学术机构先后成立并迅速行动起来，尤其是当伪满洲国建立后，在所谓“满蒙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发掘调查。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学者更是主动配合国策，奔赴大陆及边疆从事调查研究等活动，以实际行动实践所谓“学术报国”。因此，可以说，近代日本人的对华“学术调查”或研究从初始阶段即有扭曲的一面，尽管在方法上有科学的成分，在成果方面也有值得肯定或可取的地方，但是总体上却难以否定其充当殖民主义工具的本质。

二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对其战前的所作所为，虽有部分反思或批判的声音，但整体上并没有做深刻反省和彻底清算，甚至至今仍有全盘肯定或肆意讴歌者。对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日本战后中国学研究，在不少方面需要有批判性眼光和谨慎辨别、正确对待的态度。对战前的“学术调查”及其文献资料这一正负兼有的遗产，更应有这种眼光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