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代 维（1988—），男，四川三台县人，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社会史和区域民族文化。西南民族大学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 2013 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优秀学生培养工程项目“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川康地区近代化研究”，项目编号：13ZYXS45。

摘要: 十九世纪晚期，边疆危机加深，赵尔丰奉命经营川边藏区，在川边藏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运动，旨在增强清政府在川边地区的控制力以稳定边疆。改土归流内容广泛影响深远，其中尤以经济方面措施成效显著。赵氏以鼓励垦荒，大力发展农业入手，积极兴办工业，并不失时机的整顿边地金融市场，改革传统徭役制度。赵氏经济改革措施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某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减轻了边患，为川边藏区的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关键词：赵尔丰；改土归流；川边藏区；经济改革

川边藏区亦称康区，地处四川西部，西藏东部，北接青海，南连云南，介于西藏和内地之间，是边疆与内地连接的纽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国历代中央政府都极为重视对康区的治理，认为政府如欲治理西藏，须以康区为依托，西藏如欲与内地加强联系，须借道康区。川边藏区的治理对于政府加强对西藏的管理控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有“治藏须先治康，稳藏须先稳康”之说。

十九世纪末期，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扩大，边患日愈严重，地处西陲的川边亦不例外。此时，英帝国主义已将侵略势力触及西藏，进逼川边，并多次挑唆反动喇嘛发生叛乱，企图将这一地区分裂出去变为其殖民地。川边地区的动荡使清政府在这一地区控制力大大削弱。西南边陲的不稳使清政府深刻意识到必须解决西藏与内地之间的川边藏区问题，以川边为纽带、四川为依托才能挽救西藏危局。在边疆危机的刺激下，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清政府仿照青海、宁夏等先例设川滇边务大臣，次年正月正式任命赵尔丰以尚书衔作为驻藏大臣兼边务大臣筹办边务，并在川边藏区全面实施改土归流。赵尔丰经营川边，旨在通过全方位的改革措施稳定边疆局势，加强政府在此地控制力。赵尔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川边藏区进行改造，这些改革措施尤以经济改革力度最大，效果最为明显。

一、鼓励垦荒，发展农业

川边藏区受历史、自然条件影响，历来地多人少，原著居民也多从事畜牧业，不事农桑，但是也存在大量适宜耕种土地。仅由桑昂至杂貐程所经六百二十里之中，“土壤之膏腴，水道之便利，林木之蕃盛，地势之平衍，随处皆是。由桑昂下行抵杂貐，丛林深树，未尝间断，取材之富，莫此为甚。至于大小平坝二、三十处，有十余里为一坝者，有四、五因为一坝者，广狭不齐，等差则大小参半，肥硗不等……不费疏凿之工，足资灌溉之用”。“间有本坝乏水之处，引而导之，皆可遍及，水利之便，莫此为甚。恍觉以下，宜称当道，间有稻田长林，丰莫不省，平畴之地，壤土既沃，石确亦稀，一百四十里中，平坝共七、八处，若于此地就势开垦，用力少而成功多，即内地上腴，恐不及此处之收获也。”[1]至于川边其他地区也存在许多适宜耕种地方，故赵尔丰一到边区即将屯垦作为“为政之要物”，奏请中央批准在边地试办垦务。为鼓励内地贫民前来垦种，边务衙门采取了一些鼓励政策，明确规定“内地中户农民，由官资遣，并给籽种”，无论汉蛮僧俗，只要获得政府所颁发的相应凭证，即可开垦土地耕种，同时亦从重庆、镇江等关税款中拨出一部分资金用来支持开办垦务。具体开垦办法是：“凡有愿赴边地开垦的人，各视其力之所及，任其自行认垦。成熟之地，所垦之地即作为该垦户业产，但令照额完粮，不收地价。”“凡内地人愿前往边地认垦，由原籍地方官取具妥保，按日垫给口粮，各视其地之距打箭炉远近，以定程限日期，发给凭单，到打箭炉后，由招待所将凭单收存，按月报由边务大臣饬知驻川粮台，随时拨还该地方官归款。一面酌定拨往何处开垦，按照所至之地，计日发给口粮，并给毡衣裤一套。到屯之后，由监垦所给口垦所给与构造庐舍之资及农具、籽种、耕牛，并仍按旬发给口粮，以收获新粮为度。所有垫发的费用及口粮都由田地垦熟之后逐年分还官方。”[2]

按照当时屯垦政策，川边垦荒分为官垦和民垦。官垦由政府从内地招募身家清白贫民来边地垦荒。为保证来自内地的能垦荒者能顺利到达，要求由所在县提供路途必备物资，并且护送至打箭炉，然后根据要求分送至各县，途中所需花费由公家发给，其它房屋建造、耕牛、种子等所需资金由政府贷款给垦民，待垦民收获粮食后，按年归还。待成熟之后，所垦之地为垦户业产，只需按照政府要求完粮即可。民垦即由当地村民自行开垦土地。根据垦户意愿，在取得政府同意后，即可在指定地点自行开垦土地，所开垦土地为垦民自身所有，三年之后，由边地政府勘核并发给地契，按田亩占有多少向边地政府交纳赋税，这从法理上确立垦民开垦土地的所有权，提高了垦民垦荒积极性。

为扩大边地垦务，推进边地开发，边地衙门一方面在各县设立相应管理机构监垦所，由各县监工委员主持具体工作，管理垦民日常垦地事宜。各县委员也具有监督垦地职责，为保证监垦所发挥应有作用，边地政府规定将各县垦务优劣作为当地官员罢黜、升迁重要依据。另一方面，边地政府积极引进先进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兴修水利。川滇边地长期以畜牧为生，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为发展边地垦务，赵尔丰极为重视农业生产，组织各县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同时也从关内购回铁制农具，经过改良后在边地推广，允许穷困无力购买农具的垦民借用。赵尔丰还下令从内地引进诸如水稻、小麦、荞麦、土豆等农作物在川边地区试种。为确保新品种作物得到推广，在一些县份设立实验区，如巴塘农民试验场、邓科试验场、农事试验场等，并聘请农业技师指导农业，同时亦要求藏族学徒到各试验场学习农业生产技术。赵尔丰采取的这些鼓励垦务措施，吸引了大量内地无地农民来边地垦荒，极大的提高了边地农业生产技术和民众的生活水平使康地呈现出一派“百谷繁荣,绣屯如云;而道途宁靖，商贾辐辏，荒地开辟，移民亦日多”的兴旺繁荣景象，促进了边地发展，有效的配合了改土归流的实施。

二、兴办工矿实业，发展商业

振兴地方，首在提倡实业。川边地区远离内地，居民也多以畜牧为生，工业基础薄弱。为改变此现状，赵尔丰十分重视边地工矿业发展，利用已有资源，组织在边地采矿，发展皮革加工、制陶、造纸和边茶贸易等，取得一定成就。

“川滇边地矿产富饶，久为中外公职，垂涎者众，必将群思染指，易启窥伺竞争之端”。“力加整顿，原期日臻富庶，以固藩篱……兴利之方，则屯垦之外，唯有开矿。早开一日，即可早收益日之用。此开矿似可缓而是不可缓者也。”[3]赵尔丰将开矿放在了巩固边防，提高政府收入来源的首要位置。川边矿产丰富，发展潜力甚大，但是边地藏民囿于传统封建思维束缚，“以为神禁不可犯，祖训不可违，”[4]不敢开采。赵尔丰到任后，实施新政，聘请美国技师刘轼轮到川边勘察。在基本获得川边金矿分布情况后，赵尔丰专门制定金厂章程，规定开采事宜，鼓励藏汉商人开矿。光绪三十二年，贵州修文县监生刘文烨入川探矿，并拟定探矿试办章程、条规呈报赵尔丰，主张不领公款，在矿务有成前不集资募股，一切自理。宣统二年，毛丫首领阿龙、噶吗和理塘商人范长兴试办金矿，其中阿聋和噶吗在里城所举办的金矿长二百丈，宽五十丈。范长兴于距理塘城五十余里外打冲角河以东地方处创办金矿，该矿长一百丈，宽四十丈，同时他亦和里城后山喇嘛在扎呷寺沟内办有金厂。

川边居民多以畜牧为生，盛产牛皮。但因边地地处西陲，交通蔽塞，商路不通，制革业十分落后。因此，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二月，赵尔丰拨银 2.4万两在巴塘设立制革厂，并从日本购回先进制革设备，同时亦选派身家清白藏族青年三十名赴成都学习制革技术。工厂建立后，由成都制革厂征调熟练工人前来传授技艺，规定每一个工匠须指导四五名学徒。其后又在巴塘创设制陶厂和印刷厂。为提高制陶技艺，宣统元年，赵氏特聘请陶工泽日大吉到巴塘传授制陶技艺，并招收附近家境贫寒，身家清白学生前来学习。学习期间所花费用由政府提供，待学成之后制陶出售偿还，作为继续招收学徒费用。“如此办理，不但陶业可以大兴，公家无甚损耗，孤寒子弟得一技艺以谋生。”[5]此外，边地政府也积极利用稻城、鸡贡等地竹林分布广泛的自然优势，兴办造纸厂。

茶叶是边地流通的大宗商品，也是藏汉贸易的主要商品。光绪十九年（1893），中国政府与英帝国订立《中英藏印续约》，续约规定在百货免税五年之后，将允许印度茶叶进入西南销售，这将对边茶贸易带来严重影响。一方面挤占边茶市场，使茶农更加穷困，另一方面使白银外流，政府税收减少。为抵制印茶倾销，宣统二年（1910）八月，赵尔丰创立商办边茶股份公司，边茶公司在雅州城内设立总号，并在打箭炉以及南部的里塘、巴塘、昌都，北部的界姑五处设置售茶分号。边茶公司“专为振兴茶务，改良制造、讲求种植、保存权利而设。”[6]为保证边茶公司的正常运作，他特制定《边茶公司章程》，章程包括总则、股份、职任、会计、会议、附则等六个部分，对边茶公司的宗旨、组织形式、管理机构、人员组成做了具体规定。[7]边茶公司的设置对边茶的生产、运输、销售进行统一管理，保证茶叶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同印茶的竞争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边茶对市场的占有，基本达到边茶公司设置目的。“今公司既经成立，商人浙知合群，已饬伤令该公司迅于藏卫繁盛各处，择要筹设支店，自运自销。一面讲求种植焙制，严杜掺杂，俾番民乐于购求。信用日昭，即可随事推广，而一切转运保护，大凡商力所有为难之处，无不官为辅助，使得一意进行，以副朝廷振兴实业之至意。”[8]

三、统一度量衡，改革货币

川边各民族杂居，改土归流之前，各地交流不甚紧密，较为独立，不同地区的度量衡各不相同，极为混乱。“关外各处夷汉杂处，权量衡度不惟名目与内地不同，即大小、轻重、长短亦异。”[9]度量衡的不统一为赵氏治边带来不便，尤其造成各地纳粮完税的标准有很大差异，容易引起一些分歧。“惟关外空民不知，所用之蛮秤钱两不分，且无标准，而斗则称为克，并不知升合，又不以石计，只有所谓批者，其大小并不一律或十余批为一克，二十余批为一克不等。似此纷歧，收纳粗粮，易于弊混。”[10]鉴于此种情况，赵尔丰重新拟定权衡之制。“量制则照每斗三十斤为定；度制则照营造尺为准。现由省制购库乎秤十把前来分发，兹将一二号两把发给该厅及中渡两处应用，以后军米及民间用秤，即照此一律制备，度、量亦照所定考查办理，渐次推广……将第一号留用，以第二号转发中渡委员收用，作为官秤。”[11]度量衡的统一化，使川边藏区度量衡有了统一的标准，方便了赵尔丰对川边的治理，对于川边商贸交流更是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十九世纪末期，英帝国在川边侵略活动加剧。英帝国铸造的印度货币卢比也随之在川边地区流通开来。英铸印度卢比一枚重三钱二分，一元卢比兑换藏币四十多枚，有时甚至多达七八十枚。卢比的流通极大扰乱了川边市场，使川边政府和军民遭受极大损失，也引起了边地官员的高度重视。光绪二十八年（1902），时任打箭炉同知刘廷恕鉴于印度卢比大行于世的情况，奏请政府自铸钱币以抵制侵略。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川总督锡良再次上奏朝廷请求铸币固边。户部同意锡良之请，由成都机器制造局仿卢比铸造三二银元，新铸货币亦称藏元。①赵尔丰在成都铸币基础之上，又用百万两银鼓铸币 728934 元。宣统元年（1909）四月，赵尔丰特又由四川省鼓铸铜元一千万，与藏币相辅使用。规定一枚三二银元兑换四十四枚铜元，银元一咀相当于十枚铜元。为稳定币值，赵尔丰晓谕各处，规定从宣统二年正月初一日起，官民一律遵照本位三钱二分使用。铜元作为辅币一进入藏区就很快被当地民众接受，一时造成铜元不敷使用，赵氏不得不多次向中央奏请准许在四川铸造铜元，运赴巴、理塘一带。“近届一年，巴塘、理塘商务悉藉铜元周转，众咸称便，刻又运铜币若干在北路德格一带提倡行使，将来逐渐通行，于币政实大有裨益也。”[12]藏币和铜元在边地的广泛流通，使印度卢比逐渐被挤出川边地区，政府从金融上增强了对西南边陲的影响力，在川边控制力上得到大幅提升。

四、改革乌拉制度

乌拉，在藏语中为徭役之意，形成于十三世纪蒙元时期。川边藏区地势高寒，人口稀少，各县之间相距数百里，山路崎岖。川边是从内地到达西藏主要通道，自清初以来，凡出入西藏者，无论由青海由四川，都须途经川边，官吏往来者尤多，支乌拉之事十分频繁。故土司出行，军队出关和粮饷转运必须依靠乌拉。“乌拉之名，盖徭役之总名称也。除牛马供差之外，尚有汤役打被等。汤役即是供给汤水，打役是供给打扫，收拾及其他杂役。”[13]改土归流之前，边民不仅需要为政府支乌拉，同时也需要为土司和寺院支乌拉，“土司或大喇嘛之建筑房屋，即命其百姓及信徒树赴作工，砌墙架屋，全由百姓任之。至如土司居家所需柴草，皆令百姓按月缴纳。土司大喇嘛若将赴远方，即令其百姓准备牛马，以为骑驮之用。”[14]“关外蛮民，向支差使，凡边藏官牟兵勇往来，暨转运军需饷械，络绎不绝，大道百姓，疲于奔命，逃走者甚多……雇用乌拉员牟，每多责打蛮民。”[15]这就使本已穷困的边民更加困顿不堪，直接影响到清政府对边地的管理。赵尔丰深刻感受到边民困苦之状，异常艰难，决定以改革乌拉制为契机获取边民的支持。

从光绪三十四年到宣统三年，赵尔丰先后颁布《札谕孔撤、麻书百姓嗣后毋庸支应瞻官乌拉》、《晓谕各土司、百姓人等嗣后不准支应瞻官乌拉》、《示渝军民人等裁去汤打役》、《批瞻对藏官禀请仍照旧支用乌拉等事宜》、《札所届粮员、管带、统领发下开差雇用乌拉章程》、《通饬关外各营支用乌拉须当面发价并严禁打骂藏民》、《示谕军民人等刊印小牌作为支用乌拉凭证》、《札瞻对藏官瞻对应与各处百姓—律应雇乌拉》、《示谕出入关各员及军民入等雇用乌拉需用柴草遵章结价房钱水钱亦应酌给》、《察木多等处被藏兵劫掠反支应兵差乌拉倒毙请给抚恤片》等。[16]赵通过这些章程对川边乌拉的管理做出了比较完善的规定。为保证川边政府对边地的有效控制，削弱土司和喇嘛的影响力，明确规定其不得强制无偿雇佣，必须支付报酬，若有违背定当严惩。“无论瞻对番官头人等，所到之处，不准作为差使支应。如雇用尔等乌拉，皆须照付脚价，如食用尔等粮草，皆照时价结钱。倘有勒逼情事，准其尔等扭送来辕。本大臣定予严惩。”[17]赵尔丰通过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川边百姓支差负担，同时也削弱了土司和喇嘛在边地的影响控制力，使清政府在川边的管理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

五、结语

川边藏区在改土归流之前长期处于封建土司和喇嘛统治阶段。随着国门洞开，列强入侵范围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扩展至川边藏区，意图分裂藏区。英帝国主义势力利用藏区封建土司和喇嘛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蓄意挑动分裂，企图通过反动势力割据川边，从而控制整个藏区。这造成川边局势严重动荡，影响到政府对此地区的管制。面对川边藏区困境，中央政府在川边藏区实施改土归流。自光绪三十四年赵尔丰被任命为边务大臣起，至宣统三年其调任四川总督期间，赵尔丰以经济改革为边地革新的主要措施，短短数年间使川边藏区发生巨大变化。赵氏经济改革措施的推行，减轻了川边百姓的负担，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某些阻碍边地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川边地区逐步建立起近代工业，大大密切了藏区和内地联系，促进两地间交往。同时，经济改革亦为川边藏区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维护了边疆安全，为后来西康建省和康区的早期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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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藏币是以土模铸造，按重量分为一钱和五分两种；印度卢比重三、二钱；藏元按卢比形式铸造，重三钱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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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程凤翔.程凤翔禀抵察隅等情形[A].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9：567.

[2]马菁林.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M].成都：巴蜀书社，2004：158，159.

[3][4]赵尔丰.复陈川滇边务应办事宜并拟具章程折[A].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9：119，1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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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锡珍.巴塘粮员详呈陶业学生规则[A].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9：663-664.

[8] 赵尔巽. 赵尔巽咨赵尔丰据盐茶道等详送边茶公司章程[A].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9：746-750.

[9]赵尔巽.赵尔巽筹办边茶公司成立情形折[A].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9：779.

[10][12]赵尔丰.札发打箭炉厅、中渡库平秤各一把作为官秤[A].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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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开晴.西康通志稿（八）.交通志[A].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194.

[14]佚名.铜币流通[N].四川官报，成都：1909 年 11 月，第 32 册.

[15]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民族研究所合编.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94.

[16]赵尔丰．规定乌拉章程给价雇用札[A]．吴丰培.赵尔丰川边奏牍[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198.

[17]赵尔丰.晓谕各土司不准支应瞻对番官乌拉[A]．吴丰培.赵尔丰川边奏牍[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