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1年第1期，第27—34页

作者简介：张新民(1950-),男,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院长,贵州省人文社科基地中华传统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文化史、历史文献学和地方史。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清代雍正年间大规模地开辟拓殖苗疆,实为广义的“改土归流”秩序重建活动。苗疆经过一系列“王化”政策的改塑和再造,不仅实现了由“生苗”而“熟苗”而“民人”而“齐民”的国家化转型过程,而且也完成了由“生界”而“熟界”、由“新疆”而“旧疆”的内地化转型过程,体现了国家大一统秩序在“化外之地”的具体落实。研究苗疆转型过程应尽可能地按照“复线历史”的要求,关注国家与地方复杂互动的长时段历程;通过重新发现苗疆充满活泼生动地缘特征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建构区域学学科———清水江学。

关键词：改土归流;开辟苗疆;大一统秩序;内地化转型;区域史;清水江学

　　清代贵州东南部未开辟前的“苗疆”地区,乃是与汉人文化区礼俗风规迥然有别的广袤“化外”疆域。自雍正四年(1726年)正式凭借国家军事力量开辟以来,无论社会经济结构或文化礼俗秩序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认真研究有清一代当地近二百年的“王化”进程与社会变迁经历,不但可以丰富或扩大区域史的题域内涵和旨趣范围,而且有裨于理解传统中国开发经营边疆的具体运作模式,同时也能够更好地把握王朝大一统秩序格局与疆域体系的建构特征,准确地揭示国家与地方长期复杂互动的整体而全程的历史图景。

一、地方秩序的重建与再造

清代雍正年间大规模地开辟苗疆,乃是一件惊动朝野上下,关涉王朝帝国开发拓殖策略,不断引起时人争议讨论的重大政治事件。①当然,就历代中央王朝长时段经营边疆的“王化”策略而言,也可将其视为广义的“改土归流”秩序再造盛业极为重要的一环。只是这里的“土”并不一定特指土司制度,也可将其视为一切有别于王朝典制的“化外”地方礼俗秩序;“流”固然主要指设置汉文化流官行政管理制度,但也不妨看成是国家大一统文明秩序的拓殖或再造。“改土”与“归流”相互配合,适足以反映地方民间(民族)社会秩序如何受到大传统的改造、调整、整合和重塑,展示了中央王朝以内地政治模式再造“化外”之地新秩序或多或少总要引起的各种文化反应现象,构成了可以从多种层面或角度展开研究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学叙事结构,不能不引起历代治史者的重视。②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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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初之边疆治理,惊动朝野上下,可视为重大“国是”问题者,时人认为凡有三件———经略西北、收复台湾及开辟苗疆。参阅(清)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第八册)《集外文》卷六《叙交》,咸丰年间刻本。

②云贵总督鄂尔泰曾明白指出:“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于土司。而苗疆四周凡三千里,千有三百余寨,古州踞其中,群砦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皆为顽苗所据,梗阻三省,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可证开辟苗疆主要为畅通水陆交通要道,扩大王朝国家统一秩序范围,着眼点乃在“苗患”而非土司,土司制度并非“改流”之前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故历代学者往往将其视为广义的“改土归流”秩序经营活动,乃是关注帝国边疆开辟治理情况不能不重视的一大研究题域。鄂说见魏源《西南夷改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八帙本,第147页;又可参阅《清史稿》卷五一二《土司传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7册,第14205页。

从王朝控制体系不断拓展和扩大的角度进行观察,“改土归流”的实质当然就是“苗疆再造”。“苗疆再造”的目的则是地方秩序的重建。只要合乎秩序重建的目的,虽在“土”亦不异“流”;不合乎秩序重建的目的,则虽在“流”亦无异“土”。①“流”尽管代表了一种新的秩序建构,体现了国家经营拓殖的目的性诉求,但也不能轻下断语说“土”就完全与“流”对立,②以为“土”所体现的既有地方礼俗文化秩序,一概都经过了“流”的过滤而遭到了彻底废除。只是从国家力量经营拓殖的最终结果看,秩序的重建仍然是“流”压倒了“土”。“流”作为国家意志力量往往成为无所不在的潜在文化构成因素,它不仅意味着国家权力与地方势力的整合与重塑,而且象征着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相互渗透和交融,如清人胡兴邦所说:“黔地自改土归流,皆成腹地……向之言类侏漓者,今则渐通音问矣。向之行禽兽者,今则渐通礼教矣。向之饮血茹毛者,今则水濡火化食稻甘肥矣。向之草衣卉服者,今则蚕生棉植纺布织帛矣。向之佩刀负弩买路抽江者,今则荷锸扶犁力役供赋也。向之縆梯构厂巢居穴处者,今则雉堞千门鱼鳞万尾矣。水陆路开,商贩踵至,竟已成一大都会。……尔来苗裔中竟有通经应试,为内地之仲家者,风会骎骎日上矣。”③

胡兴邦的话虽然明显透露出汉文化中心的叙事学立场,对地方民族礼俗风规误读误解之处甚多,但也反映了苗疆社会经历“改土归流”阵痛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揭示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结构内地化转型的整体发展趋势。尽管新秩序的建立未必就意味着旧传统的消失,文化的多元与族群的多样始终都是明显的客观事实,社会的复杂结构必然是多种因素交织互动的结果,甚至旧传统亦会对新秩序发挥或潜或显的改塑作用,决定了新秩序难免不呈现出复杂的地缘性面相;但整体地看,新秩序仍越来越趋于中心的地位,旧传统则逐渐向边缘方向退缩,“新”与“旧”的文化整合经历了“改土归流”的短暂剧烈震荡以后,更多地是以渗透融合的和平方式缓慢地发生变化。苗疆族群(地域)文化融入了越来越多的汉文化因子,仍是有大量文献依据并可以通过观察获取的真实现象。

通过“改土归流”等各种方式整合到帝国王朝大一统秩序结构的苗疆再造过程,也可看是由“生苗”而“熟苗”而“民人”而“齐民”———从“化外”之人到“化内”之人的转化整合过程,当然更是由“生界”而“熟界”或由“新疆”而“旧疆”,最终则成为“腹地”的内地化转型过程。④其中最关键的举措便是“新疆六厅”———八寨、丹江、台拱、清江、都江、古州的设置,代表了国家行政理性力量长期真空缺位状况的永久性结束。借用曾经总理苗疆开辟具体事务的方显的说法,就是:“凡古来化外之地,悉录版图;古来化外之民,悉尊约束。黔、楚、粤三省边疆,声息相闻,行李往来,履苗地如内地,上下舟楫衔尾连樯,懋迁有无,化居无复梗阻,汉民安,苗民亦安。于戏!盛矣。”⑤从传统中国的“天下”视域如实观察,便不难发现,大一统秩序之所以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同,即是因为尽管存在各种差异性的地方族群礼俗文化,但都不能自外于“天下”的整体性秩序格局;除了文化的中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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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鄂尔泰在《正疆界定流土疏》曾指出:“改流原属正务,但有应改者,有不应改者,有可改可不改者,有必不可改、必不可不改者,有可改而不得不缓改者,有可不改而不得已竟改者。审时度势,顺情得理,庶先无成心,而有济公事。……如果相安,在‘土’原无异在‘流’,如不相安,在‘流’无异在‘土’也。”可见孰当改孰不当改,应当在“土”抑或在“流”,并无一刻板僵硬的界划区分,一切都以符合帝国王朝大一统格局的秩序重建为宗旨。鄂《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六《兵政》“蛮防”,清道光七年刻本。

②《方望溪先生全集》(第八册)《集外文》卷三《贵州苗疆议》云:“贵州群苗与他省世有土司者异,盖散居谿谷,彼此不相统属,寨大者不过三、五百家。—户中,丁众力强者则小户服焉;此户衰弱,又别推众强者为头目,万不能为大害于州县。”可证时人亦认为“土”未必就与“流”绝对冲突对立。

③乾隆《清江志》卷末,胡兴邦跋,贵州省图书馆藏抄本。

④乾隆《贵州通志》卷二《贵州全省图说》:“国家德威遐畅,山川效灵,四夷宾服。惟黔中顽苗,螳臂蜂虿,时或窃发。然大兵所临,不旋踵皆禽?草薙。贰而讨之,服而怀柔之,因地以制宜,择人以任事,使驯挠移易,同于内地,岂非守土者之责哉!”时人方显亦曾上奏朝廷说:“久经归服,熟苗化导日久,有犯应与内地人民一体治罪,以昭惩戒。”可见“内地”视域(前见)始终影响着国家力量不断地方化的苗疆开辟历史进程,内地化转型遂成为愈到后来便愈明显的区域文化现象。方显之说见台湾故宫博物院整理《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79年影印本,第20卷,第95页。

⑤方显:《平苗纪略》,不分卷,同治年间武昌刻本。

明确肯定外,疆域的四方都是模糊而无界划的。①易言之,普天之下不仅不存在绝对冲突对立的“异端”,所谓差异只是“殊途同归”的差异,甚至一切事物都是整体结构之内相互依存的条件,完全能够朝着对方的互动发展方向转化演变。因此,即使是礼俗风气迥然不同的苗疆,也可通过“以夏变夷”的方式,开展移风易俗的文化融合工作,再造大一统整体格局涵盖下的地方秩序。②所以苗疆开辟初期尽管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力**件,作为现场当事人的方显,出于历史理性的判断,很早便清醒地意识到“家给人足,俗厚风醇,此则内地所犹难,非克期所能奏效”。长期性的稳定秩序的获得不能仅凭一时之暴力,和平性的终极方案则必须辅以长久的历史时间,以致方显不得不强调“利用厚生,渐仁摩义,是所望于后之君子”。他始终认为凭借“王化”政治策略和平开发苗疆,才能最终实现边地文化内地化转型(“以夏变夷”)的文化再造事业和理想。

二、“王化”政治的本质与特点

王化政治本质上也是王道政治,它的理想型的做法,《中庸》曾明确说:“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朱注:“此君子指王天下而言,其道即礼仪、制度、考文之事也。”③可见理想型的王化或王道政治,最终仍必须有一套礼乐典章制度的落实。只是实际的政治实践,仍难免不出现“王道”与“霸道”混杂的政治局面,演绎出各种复杂吊诡的历史事件,形成大量交错互织不断展开的时机化历史态势,造成任何简单化的褒贬评判都会有失公正的尴尬境地。具体到苗疆开辟拓殖的初期,则表现为如何处理好“剿”与“抚”的关系,二者相衡互较,仍可说“霸道”诉求必然产生的暴力性的“剿”受到了过多的滥用,“王道”规约引申出来的和平性的“抚”却遭到了多方面的抑制。④然而从长远终极的角度看问题,则不能不特别指出,暴力虽可强行滥用于一时,却不能维持地方秩序于长久。国家在地方的思想表达不能仅限于武力意志和赤裸裸的权力力量,更重要的是典章礼乐的植入与教化体系的建立。因此,方显对苗疆未来的希望,最终仍是尽可能地化解暴力所造成的文化心理阴影,步入“利用厚生,渐仁摩义”的文化发展正轨。黔藉士大夫王士性更希望早日除去兵甲,重现“太平熙皞之乐”,真正做到“黔之山兮焕其章,黔之水兮烂其光,黔之人兮乐且无央,不烦一矢启苗疆”。⑤当然,这也是“生苗可化为熟苗,熟苗可化为良善,而悉为衣冠礼仪、户口供赋之区”的一种“王化”渐变方法。稍后的乾隆皇帝便清楚地意识到:“每一番戡定,必议设汛添营;有一番剿捕,必致征兵穈饷。国家安得有如此之兵力,如许之经费,尽用于苗地乎?”即使是从国家财政开支长期亏损的角度考虑问题,亦不能不采取较暴力更少成本投入的“王化”或“王道”政治策略,否则便难以收拾人心,安定地方社会,建构长期稳定的族群相处秩序,从而以最小化的统治成本,收获“一劳永逸”的秩序强化成效。⑥

正是有鉴于此,从长时段的整体观照视域深入考察,苗疆大规模改土归流尽管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但以后近两百年的时间,清廷所推行者仍主要是以“教化”为主的文化控制策略,也可说是大一统秩序格局在“化外”之地的具体落实。⑦如果追溯秦汉以来帝国中央长期性的治边政策,亦不妨看成是历代王朝经营西南地区战略举措的再继续或再延伸,反映了传统天下观规约下的国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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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赵汀阳:《认同与文化自身认同》,载《新源道》第2辑,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4年版。

②正是从传统天下观的意义脉络进行分析,我们才可以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只能是西方文化经验的产物,中国的思想文化语境决然不会产生类似的观点,从中正好可以看出东西方政治-宗教实践品格的差异。

③朱熹:《四库章句集注》,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④参阅张新民:《清初苗疆开辟及其相关问题述论》,载《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论丛》第2辑,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版。

⑤王士性:《黔省庆云嘉禾苗蛮归顺颂》,载乾隆《贵州通志》卷三十七《艺文志》“颂类”,贵州省图书馆藏乾隆六年刻本。

⑥乾隆曾明确表示:“雍正年间,始加意经画,以为艾安生民,一劳永逸之计,此办理苗疆之本意也。”“一劳永逸”必须依赖地方秩序的合理重建,凭借地方自治社会与国家行政力量的有效整合,不能满足于一味徒逞暴力,更非仅凭外部强力就能达致。乾隆上谕见前引《清圣训民族史料》,第73页。

⑦教化体系作为国家一体化的控制策略,它的建立不但有裨于文化塑造,而且更有助于强化认同———包括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所以当然是大一统秩序建构最值得重视的一项战略举措。

发拓殖行为。从传统天下观审视帝国的经营开发行为,也可说任何地方社会都是天下结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同时具有区域与全局的双重性重大意义,国家行政力量的介入不仅为本土文化贯注了新的活力,而且也加快了族群交流合作的历史发展进程。

严格地说,无论传统的天下观或大一统思想都一概强调“王者无外”的文化理念,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天子以四海为家”的政治文化结构,内在的理路脉络乃是天道下的合理存在秩序。一切存在都植根于相应的与“道”有关的秩序结构之中,不可能有自外于天道之外而能活泼畅性地生存发展的事物。存在之所以具有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它们都具有共同的形上来源,甚至人类的政治生活及其相应的礼义行为,无论大小远近或亲疏卑尊,也都一概以分殊的形式统一在与政治合法性来源有关的天道及其所展开的秩序结构之中。因此,“一统的本义是指政治社会必须自下而上地归依(系于一个形上的本体,从而使这一政治社会获得一个超越的存在价值,而不是自上而下地以一个最高权力为中心来进行政治范围的集中统一”[1]。天下乃是整体的结构与分殊的存在合为一体的天下,即使“化外”之地也是天下的组成部分,是有待于以“化内”的方式来加以整合的整体的局部,不是强迫“他者”完全转变或同化为“自我”,而是将“他者”与“自我”差异性地合为秩序化的一体。大一统或天下主义的秩序结构不仅不意味着齐一化,反而是将分殊的事物或多元的存在“和合”为一开放的整体。齐一化只能是秩序的僵硬板结,“和而不同”才能显示秩序的生命活力。形上的一统与形下的分殊,或者说形上的一元与形下的多元,二者非但不是你死我活般地对立冲突,反而恰好正是秩序建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这就是历史上一统的思想始终占据主流地位,分裂的行为常常遭到唾弃或否定的根本原因。①只是前提仍必须是以德治天下或以仁御宇内,所谓“王者治四夷之法,太上变化之”,否则不仅上不符合具有化育好生之德的天地宇宙大法,下亦可能丢失一统基础必不可少的人心人性草根资源。因此,苗疆开辟尽管一度过分使用暴力,留下不少伤仁害义的历史事例,违背了“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的王化原则,②不能不依据王道原则对事件主导方的清廷展开严厉的批判;但整体长久地看,雍正用兵以后二百年的历史,仍以休兵革、安民命的和平时间居多,即使与中原或其他汉文化地区相较,当地礼俗秩序和信仰认同依然保存着自己的巨大差异性,清廷亦未凭借国家行政力量简单化地立即要求作到“齐一”。例如苗疆开辟未久,朝廷便特准“苗人争讼之事,但照苗例完结,钱粮永行免征”。③以后乾隆皇帝也特别强调:“滇黔一带民、苗杂处,且有苗多于民之处,伊等耕凿自安,输诚服役,久与内地民人无别;徒以不行薙发,尚循旧俗,遂尔显示区分。但已相沿日久,若一旦悉令遵制薙发,未免心生疑惧,办理转为未协。著传谕该督抚等明白查导,出示晓喻,所有各该省苗民,其有愿薙发者,俱准其与内地民人一例薙发,以昭一视同仁之意。”“薙发”可以出于自愿而非强迫,清军入关后的**件并未在苗疆重演,这既可看成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宽容,也可视为权力控制的策略。④移风易俗的整合目的尽管从未放弃,但行政强力的粗暴干预却必须警惕,特别是在缺乏乡村基层士绅阶层配合的情况下,任何盲动的外力强加都有可能出现适得其反的政治恶果。所以一方面苗疆的大量礼俗风规仍得到了长期性的保存,诸如“鼓社”“议榔”“理老”一类民族习惯法或制度运作机制依然未丧失其核心支配功能;一方面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介入亦未堵塞地方社会自我表达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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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熙年间,贵州巡抚于准曾有奏折说:“伏念六合苍生,尽属赤子,何分苗、汉!岂有已入版图之苗民,而忍令弃之化外?”其说或许即为古代“大一统”话语有针对性的个人化表达,代表了肩责国家行政管理职责的封疆大吏经营开发地方的文化理念。于氏之说见乾隆《贵州通志》卷三十五《艺文志》“奏疏类”。

②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八《仁义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影印本,第51页。

③张广泗《议覆苗疆善后事宜疏》,见乾隆《贵州通志》卷三十六《艺文志》“奏疏类”。

④当然这不并不排斥亦有少量的暴力强制行为发生,但更多的仍是“劝导”和“感喻”,如古州总兵韩勋所说:“苗民衣装甚为鄙陋,虽其习俗所由来,然苟劝导可施,亦应随时感喻。”雍正皇帝则明谕:“此事只可劝导,听其自然,不必强迫者,久之自然合一。”见台湾故宫博物馆整理:《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卷,第77-78页。

间,双方的复杂互动及其认同仍需要长时间的磨合才能获得有序化的调整。“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作为一项国家政治文化理念,仍在苗疆开辟的整体历史进程中得到了或多或少的落实。足证边地的内地化转型乃是长期性的历史事业,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一事妄作宏观性的武断评价。

三、国家与地方的复杂互动关系

苗疆开辟以大规模、非常态的军事征剿开始,最终仍步入了民族交流、调整、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开辟苗疆不但促使地方民众融入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而且引起了族群与族群、地区与地区或地区与国家之间的各种复杂互动关系的调整。尽管“王化”已成为苗疆开辟后的重要主导力量,“化外”之地的“生苗”开始成为王朝国家的编户齐民,但各种文化因素仍在当地交织互动,区域依然是各种族群力量和社会因素乃至国家意志汇聚的场所,值得进一步追问族群社会生活是否继续沿着固有的轨迹向前发展?各种治政与文化力量的交汇究竟催生了何种多样性的地域面相?地方文化和礼俗生活由于国家行政理性的经营和开发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历史性变化?变化的过程究竟有哪些历史细节与文化事象值得我们认真考究?从“新疆”到“旧疆”再到“腹地”的开发过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王朝国家的边疆经营模式?中央王朝凭借行政力量建构起来的教化体系和文化控制系统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国家典章制度和伦理秩序在不断地方化的历史过程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异或转化?大传统礼教秩序在区域开发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移风易俗的转化功能?王朝正统意识与地方基本价值观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一致并获得了认同?族群自我身份定位与国家认同意识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历史形态或地域(民族)形态?族群与族群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交往与合作关系?各种权力、文化、信仰和财富的资源究竟获得了怎样的重新组合?所谓由“外化之地”变为“化内”之地的文化标准究竟是什么?苗疆内部的族群文化差异与地缘经济的不平衡状况何以能够形成?国家视域与本土民众叙事学中的苗疆开辟究竟有何差别?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不仅关涉过去的边地经营开发模式,而且影响今天的疆域遗产继承方式,题域范围既广,旨趣结构亦深,都有必要进一步多方钩稽查考各种文献资料,作出有坚强史实依据并令人信服的解答。

正是针对上述各种问题,张君中奎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遍搜各种官修私撰文献,利用大量档案资料和民间碑刻契约,同时辅以田野调查,关注苗侗民族自身的表达诉求和口碑叙事学取向,强调多种文献比勘互证的重要,最终撰成了近30万字的洋洋巨著———《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一书,非特有裨于上述问题的解答或澄清,而且填补了学术界的一大空白。

《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一书强调区域史理论与文化变迁理论的重要,采取国家、地方、族群三者多角度互观并照的研究进路,一方面关注国家与地方复杂互动关系引发的文化变迁,看到了王朝力量介入区域社会所引发的历史巨变;一方面也重视地方族际交往关系逐渐磨合所造成的社会调整,揭示了区域社会生存发展固有的内在能力。同时又采取“复线历史“(biturcated history)的表述方式,不仅关注王朝帝国的苗疆叙事学取向,实事求是地分析总结了大传统文献有关“蛮夷”的历史书写,而且也重视地方族群的自我话语表达,客观合理地展示了颇有本土立场意味的活生生的地方历史记忆内容。作者力图通过历史书写的多样性来反映历史内容的多样性,凭借历史叙事学取向的复杂性来揭示王朝中央与地方族群互动关系的复杂性,希望在各种差异性的文本所形成的张力结构中,找到一种客观公正的价值批判立场,能够更好地还原苗疆开辟的历史真实,作出客观、合理、公正的分析和评价。作者的这一努力方向,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作者认为改土归流和苗疆开辟,涉及西南边疆史地文化,关乎成果甚多的苗学学科领域,所以有必要提倡广义的苗学研究,以求从多种族群复杂互动的视域来展开相关研究。更明白地说,即苗学研究必须在更广大的族群交往关系中来如实加以定位,透过多种复杂历史因素交织而成的文化结构来适当准确说明。不了解多种族群互动的关系史,实难写好任何单一民族自身的历史。因为历史事件往往是多种民族或多种动力因素共同演绎推动的,局限于单个民族的简单化叙事学书写方法,难免不造成事件分析判断视野上的局限,丢失“复线历史”本该涵盖的广阔历史内容。尤其苗疆由“化外之地”成为“化内之地”———王朝行政体系归属下的“新疆六厅”———的历史性再造过程,以及由此过程引发的各种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都必须突破单一的民族叙事学文本的局限,以“复线历史”和广义苗学的双重书写方法来展开研究,才能获得苗疆历史深层次、全方位的知识社会学的整体认识成果,总结出历代中央王朝经营开发边疆的模式特征和行为特点,从区域史的角度更好地认识传统政治中国和传统文化中国。无论只见“地方”不见“国家”或只见“国家”不见“地方”,在作者看来都难免不会因“小”失“大”或因“大”失“小”。这明显是一种“宏(观)”“微(观)”兼顾的方法,真正做到了眼光既能向上又能向下,的确是一部罕见的反思帝国边疆治理与“化外之地”整合经验的重要学术专著。

四、苗疆历史的再发现与再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朝国家“王化”策略实施的过程中,作者特别分析介绍了“化生为熟”“化熟为民”的社会文化整合进程。其中最突出的便是象征国家文制力量的教化体系的具体推行,代表了汉文化的直接植入,尽管是否适宜合理尚值得进一步分析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仍然对当地的休戚治乱影响甚大,急遽强化了社会和文化发生深刻巨变的刺激因素。教化控制与允许汉苗通婚等策略相互配合,极大地加快了由“生苗”而“熟苗”而“民人”,由“旧疆”而“新疆”而“腹地”的内地化发展进程。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地强调苗疆“开辟”就意味着巨大空前的发展,其中依然充满了历史的曲折复杂和奇谲诡异。苗疆社会内部固有的差异格局的形成,根本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消除。但教化体系及各种文化措施的推行,仍积极有效地改变了地方社会的礼俗风规,范围之广大,影响之深远,决然不可轻易低估。清人俞九成曾明白指出:“吾愿产斯土者,化其弓刀荼毒之气,而游于仁义之乡;牧斯土者,淡然无欲,与苗民休息于耕桑衣冠之地,则生养遂,教化行,文物明备,将以润隆平而中土矣!”①①儒家自先秦以来,始终怀抱重建人间秩序的理想。开辟苗疆之所以有必要以教化的方式为主要牵引力量,目的仍在大一统格局下的地方秩序的再造或重建。俞氏虽然无法事先预料鄂尔泰、张广泗的军事暴力行为,但也传达了传统士大夫群体和平开发苗疆的共识。

按照“复线历史”的叙事学要求,作者不仅关注事关治乱兴衰的王朝“大历史”,而且也重视常态性的地方“小历史”———我认为或可分别概括为“政治事件史”与“日常生活史”———并将其作为了解社会结构必须同时互观互照的共同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深入认识乡村中国,熟悉或了解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必然有利于认识政治中国,有利于分析或了解国家上层行政管理决策行为。前者代表了普通百姓日常的生活世界,不能不是中国文化扎根的土壤,反映了地方社会最深层的结构;后者则意味着必须建立一套庞大的帝国行政管理系统,充满了各种变动不居的复杂政治斗争因素,显示了无远弗届的权力介入力量。当然,认识政治中国,也必然有利于认识文化中国,文化的中国既不能脱离政治的中国,也不能缺少乡土的中国。以乡土中国、政治中国、文化中国三位一体的复线方式展开历史学叙事,才能更好地反映数千年来传统中国有变有常绵延发展的结构性整体真实。只是单独就乡土中国而言,各个地区的发展仍极为不平衡,始终存在各种落差很大的地缘板块格局;甚至族群的分布组合方式也会影响地方秩序的实际运作,表现出不尽相同的地域文化面相,必须开展比较性的综合研究,摸清相互作用的各个局部的内部结构特征和外部现象学特点,才能获取符合悠久文明整体真实的知识学认识成果。

为了更好认识乡土中国,同时也通过乡土中国更好地了解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作者专门选择了苗疆山区的货郎担来作为研究个案,一方面揭示地方社会经济文化改土归流以后变异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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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俞九成:康熙《平远州志》序,原书已佚,序载乾隆《平远州志》卷首;参阅张新民《贵州地方志考稿》,比利时根特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374页。

性,力图通过变异幅度差距很大的局部来反映整体性的历史;一方面也提供了社会民众局部生活的细节和内容,看到了民众日常经济交往模式生动有趣的具体历史场景。从中正好可以看出,不同身份的人群和不同的社会角色力量,无论积极或消极,正面或反面,他们都以主体或当事人的立场,参与了区域文化的建构活动,构成了族群交往生活有血有肉的个性特征,形成了地方民众生存发展活泼有序的节律脉动。作者不赞成简单套用中原冲击———边疆(苗疆)回应的固有模式来研究“小历史”中的“大历史”,更强调“小历史”内部固有的生存或生活的自我调节机制的再发现和再认识。不仅是“大历史”在整合“小历史”,更重要的是“小历史”也在包容“大历史”,无论解构或建构,影响和交流总是双向的,不能只重视汉人和汉文化的移植和开发,忽略了世居民族固有的生存智慧和交往方式。苗疆本土人民始终拥有自己世世代代相传不已的生活世界,即使村落生活天地绝不可能只是一个静止的“无历史”的社会。所以不但需要以国家的视野来观察地方政治事件和社会发展进程,同时也要以地方原住民的眼光来理解各种生活场景与文化现象。概括言之,也即必须采取复线的叙事策略来归纳和总结各种素材和史料,才能最大化地再现历史的全息图景或完整信息。尽管作者的尝试性分析只是初步的,但仍预示了一种史学发展新方向的可能性突破。

近年来,在清初设置“新疆六厅”的清水江流域,陆续发现了大批山林土地买卖契约及其他相关碑刻族谱文献,数量种类之多,涵盖地域之广,归户性特征之突出,史料价值之珍贵,甚至可与敦煌文书、徽州文书媲美。利用民间文书新材料,配合其他官修史志,广泛周纳各种私家文集,辅以必要的田野作业,学术界已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随着民间文书搜考范围的扩大与数量累积的增多,尤其是凝聚多方面的力量大规模地加快整理结集工作,为方便学人研究利用尽可能地及时公布出版文书资料,完全有可能与敦煌学、徽学一样,出现一门新型地域学科———清水江学[2]。《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一书的题域旨趣,完全与清水江学的学科建构内涵与目的吻合一致,不妨将其视为清水江学的早期重要“预流”成果之一,不仅反映了人才队伍的不断扩大,而且体现了研究成果的逐渐增多,适足以说明清水江文明历史内涵的丰富多样,有待开垦拓殖的学术研究空间十分广大,需要更多的学者不断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在苗疆发现更丰富、更有意义的充满复杂地缘(民族)特征的历史。①①而利用新材料以研究新问题并获得新成果,通过局部区域复杂关系剥蕉至心的逐层深入了解,力求合理把握宏观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运作模式及其建构过程,获取地方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整体而全程的认知成果,重建有自身特色的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学术范畴和解释体系,亦必将成为清水江学研究的一大重要努力方向。

五、学术文化事业的薪火相传

中奎君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余适卜居郊外,远离红尘闹区,每周讲授史部目录学、中国文化史专题研究课程,中奎君均不顾路途遥远,往返数十公里前来听课。即使寒暑风雨,亦从未间断。其好学如此,勤奋如此,千万人中,实已难见一二。硕士学位毕业答辩时,余任答辩委员会主席,询之各位专家,均对其论文评价甚高,以为假以时日,成绩必更为可观。以后中奎君负笈成都,求学四川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亦由历史文献学转向文学人类学,然所好且钻研较深者,大体仍为西南民族史、边疆政治史,不同于往昔者则为视野胸襟均愈加开阔,已擅长兼采多学科方法以扩充其研究题域,尽可能地注意分析工具与解释模式的合理性和涵盖性。无论问题意识或学术兴趣,都不能不逼着自己埋头书册,理出各家各派的理路线索,同时勾稽查考史实根据来源,必得出满意的答案方始罢休,绝不人云亦云跟从一时之潮流。又不时惠我以新作,读后常有后生可畏之慨叹。今欣闻其新著《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即将付梓发行,寒假抽暇通读一遍之后,以为大有功于学林,遂识数言于卷端,虽有推介之意,决无阿好之辞,不过权当喤引,以为学术赓续传承,后来者理当居上,始有可久可大之盛业可以称述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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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苗疆在开辟之前,几乎是汉文化书写系统遗忘之处所;既经开辟之后,亦缺乏本土眼光之历史文化叙事学建构。故笔者以为在苗疆重新发现同时兼有地区与全局特征的历史,仍是未来必须认真关注的一项重要学术文化事业。

参考文献:

[1]蒋　庆.公羊学引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352.

[2]张新民.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利用与清水江学科的建立:从《清水江文书集成考释》的编纂整理谈起[J].贵州民族研究, 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