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11年6期第113～119页

作者简介：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2249

内容提要：查阅《纽约时报》的多篇报道以及对伍廷芳本人的采访，加上知情人伍朝枢的叙述，参照当时的南方局势与伍廷芳的个人旨趣可知，在伍廷芳病逝前的一周之内，伍廷芳与孙中山的合作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伍廷芳病故之前的辞职通电就是伍孙同盟解除的标志。个中原因，主要是伍廷芳既失望于调停陈、孙矛盾的失败，也不满于孙中山不听他的劝阻，下令轰射市区，才觉得“五年一无所获”。在如何对待发动兵变的陈炯明与无辜的普通民众的问题上，孙、伍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职业革命家与留洋攻法的法律人兼外交家之间的身份差异。

关 键 词：《纽约时报》/伍廷芳/辞职通电/孙中山/陈炯明

多边性的人际关系与错综复杂的人脉因素当不失为影响近代中国许多历史人物的言行乃至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比较棘手的研究领域。它需要尽可能地挖掘资料，甄别真伪，清理主次。而此类资料不仅总是数量有限，而且甚为零散，很不连贯，有些重要的细节与关键原本就不曾载诸文字。凡此种种，都不容易使研究者窥其本相。护法运动期间的诸多人际关系便是如此。
        众所周知，年近80而身兼数职的伍廷芳既是孙中山筹建广州军政府的重要支持者，也是粤军统帅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个人摩擦的重要调停者，但调停的效果并不明显，最后还是不曾避免双方翻脸。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军政府，与孙中山公开反目，孙中山则下令海军开炮还击。伍廷芳于20日发表辞职通电，23日病逝。
        关于护法数年间伍廷芳与孙中山的交谊，我国的两岸学者之间的论著没有原则分歧，都充分肯定伍廷芳对孙中山的拥护与支持，直到伍氏病逝。国外同行虽然对此关注不多，但个别学者的见解颇不相同，还不曾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①
        倘若对照当年《纽约时报》的采访报道，参照伍廷芳的通电原文与伍朝枢的《哀启》，则不难发现，从陈炯明兵变发生到伍廷芳病逝，在短短的一周之内，伍廷芳的政治态度已有明显的变化。他既不满于陈炯明的悍行，也对孙中山的回应举措持反对意见。他的辞职并不仅仅是对陈炯明反戈兵变的抗议，也是对孙中山以牙还牙之举的异议，以及对广州整体时局的失望所致，可以看作伍、孙同盟解体的一个标志。本文试图根据目前所能找到的资料，尽可能地清理伍廷芳离世前的这个细节，去感受历史本相与历史叙述的复杂性。
        一、中美学者的撰述差异
        孙中山是我国两岸学者共同尊崇的革命领袖与中华民国之缔造者。两岸学者一致认为，伍廷芳晚年对孙中山的支持全力以赴，鞠躬尽瘁，值得称道。
        北京学者丁贤俊的《论孙中山与伍廷芳》一文，堪称两岸学者中第一篇专题探讨孙伍关系的文章。该文认为：“孙中山和伍廷芳是在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上结合在一起的。辛亥革命前，他们都希望中国走上独立、民主、富强的道路。武昌起义后，他们共同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并捍卫民主共和制度。他们的共同理想是：在政治上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权体制，制定宪法，实行法治，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在经济上促进近代工商业大发展。尽管由于经历和认识上的差异，他们之间有过几度分合，但共同理想最终使他们团结起来，在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间，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22年，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后期，已经把中国革命引导到了接近新阶段的起点。他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堪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卓越领袖。伍廷芳由于时代和认识的限制，转向革命较迟，也没能赶上孙中山后来进行的伟大改组。但辛亥革命时年已古稀的伍廷芳自投身革命后，为建立和捍卫民主共和制度，顽强地向南北军阀作斗争，鞠躬尽瘁，也可以说是服膺真理的楷模。他们都为革命后继者留下了许多有益的东西。”[1]
        在近年出版的《伍廷芳评传》一书中，丁贤俊与合作者喻作凤已开始注意到伍廷芳在陈炯明兵变之后的辞职通电对孙中山并无敬慕或拥护之意，至于个中原因，认为是伍廷芳的“息事宁人态度”使然，“是为了把革命内部的矛盾大事化小，以免造成难以弥合的裂痕”。[2](P479)
        山东学者张礼恒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出版的《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一书，则把伍廷芳对孙中山的支持上升到宗教信徒的“皈依”程度，日：“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伍廷芳曾与南北军阀为伍，期望有所作为。但倚重军阀实现其政治理念的幻想破灭，最终促成他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关系由疏远走向皈依。以护法运动失败为转折，伍廷芳从此结束了自南京临时政府以降与孙中山革命党人长达8年之久的疏远状态，心悦诚服地投奔、皈依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旗下，成为孙中山民主共和大业的股肱之士。……1920年4月9日的《离粤通电》，实际是一份征讨西南军阀的檄文，宣告了伍廷芳倚重军阀实现政治理念的破灭，标志着他与南北军阀8年合作的结束，昭示着他同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关系由疏远走向投奔、皈依的开始。”[3](P350-353)
        广东学者张富强虽然没有把伍廷芳对孙中山的拥护提到信徒之于宗教信仰的高度，但也充满赞誉，称：“对民主共和伟业的忠诚，最终使孙中山、伍廷芳这两位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信念、高尚道德情操的爱国者走到了一起，为再造共和呕心沥血，谱写新曲，建立了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然而，苍天负人愿，军阀陈炯明的叛乱过早地中止了孙中山与伍廷芳的合作与友谊，中止了伍廷芳为中国民主革命再创奇迹、再立新功的可能。”“伍廷芳十分钦佩孙中山临危不惧的魄力和视死如归的胆气，坚决赞成他的反击叛军的计划。”[4](P164-165)
        台湾前辈沈云龙对伍孙关系亦多肯定与称赞之意。其《近代外交人物论评记伍廷芳》云：“廷芳自民元与中山先生共事，即深为中山所敬重。民六以后，患难相随，甘苦与共，终至以身殉国，其风谊尤非口称拥护而退有后言者所能及其万一。追思昔贤，怆怀无已。”[5](P137)
        美国学者琳达(Linda Pomerantz Shin)的见解则不然。虽然她在1970年提交答辩的博士论文第10章第5部分“最后的岁月”对伍廷芳的晚年活动叙述得特别简约，但经过历时22年的修改，她在出版的博士论文《伍廷芳(1842-1922)：中国现代史上的改革和现代化》的最后一章增加了“与孙逸仙”，叙述得较为详细，其中提到：“6月17日，在孙的军舰上召开的会议上，伍恳请孙撤退。但孙决定对陈发起反击，因为他相信除非他站起来并战斗下去，否则他在中国和海外都没有政治信用。沮丧之余，伍于6月21日辞去政府职务；这可看作是对孙表示不赞同。两天后，6月23日，伍带着对时局的极度失望，在一次急性肺炎中逝世。”②
        可能因为疏漏，琳达的这段表述没有提供资料的出处，但从通篇论文使用中、英文资料的丰富性与严谨态度来看，我们没有理由忽略作者的这个重要补充。
        二、知情人叙说的细微区别
        在出版于伍氏离世之年的《伍廷芳历史》一书中，有一段叙述是后世学人经常引用的：“粤军炮攻总统府那天，博士(即指伍廷芳——引者)③已经忍着惊恐，后来到楚豫兵舰见孙中山，神色已退板了，中山亲出挽扶他，坐定之后，颤声说道：‘这番陈炯明竟然作反，你防备才好。’中山点头道：‘是的，但我不怕的。’博士又道：‘此后恐怕我没有替你出力的时间了。’果然不过五天，就溘然长逝。”④
        蒋介石《孙大总统广州蒙难日记》称，孙中山惊悉伍廷芳病逝时，就在永丰军舰向舰内将士发表演讲：“今日伍总长之殁，无异代我先死，亦即代诸君而死，为伍总长个人计，诚死得其所；惟元老凋谢，此后共谋国事，同德一心，恐无伍总长其人矣。全军惟有奋勇杀贼，继承其志，使其瞑目于九泉之下，以尽后死者之责而已。”[6](P9)
        从这些表述来看，孙中山是把自己与伍廷芳当作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把伍廷芳的死作为讨伐陈炯明的道义力量。
        孙中山在兵败之后，于8月9日被迫离开广州，15日在上海发表护法宣言，继续怀念在陈炯明兵变中猝然病逝的伍廷芳。他说：“回念两月以来，文武将佐，相从患难，死伤枕籍。故外交总长伍廷芳，为国元老，忧劳之余，竟以身殉，尤深怆恻！”[7](P521)
        12月17日，伍廷芳的追悼大会在上海九亩地隆重举行，孙中山特派代表居正前往悼念，并宣读祭文：
        国本之摧，梁栋先折，徒法不行，矧今法绝！缔造艰难，英俊弗少，曰有典型，皤皤元老。大勋未集，继以来兹，公为国死，痛乃无期。系国存亡，藐躬未敢。义之所在，责无能道。我不敢死，公不欲生，愿持此志，证之冥冥。呜呼哀哉！尚飨。[7](P641)
        1925年1月，孙中山抱病在身，还为伍廷芳的墓地亲撰长篇墓表，重申：“文自元年与公共事，六年以后，频同患难，知公弥深，敬公弥笃。”⑤
        显然，孙中山特别重视对伍廷芳的哀悼。相比之下，伍廷芳本人生前的辞职通电除了表明向“大总统”辞职时提到“大总统”之外，既无谴责陈炯明之意，也不再提到孙中山。他说：
        廷于此变故，事前则调节术穷，事后则维持力薄，内惨衾影，外负国人，忧老成疾，心灰意冷，已决意引退。应请大总统辞去本兼各职，其外交、财政两部职务，无从履行，应暂行结束，奉还大总统；其广东省长印信，奉送省议会暂为保存。惟护法之役，本因武力干涉而起，今不能改途易辙，以意见偶有不同，竟致诉之武力，矛盾相攻，内煎太迫，外侮堪虞，隐忧何极。苟非大彻大悟，何以救国救乡，此廷于慨痛之余，而亟盼邦人君子有以处此也。[8](P224-225)
        不仅如此，伍廷芳之子朝枢在当年撰写的《哀启》略述乃父生平时，虽然有一处提到乃父与孙中山的合作与交谊，云：“孙公受国会选举为大总统，先严佐孙公，决疑定计，鱼水交欢，为国为乡，心力交瘁”，但在逐日叙及6月16日陈炯明兵变之后的最后一周时，却只字不提孙中山。该文曰：
        粤中政变，省署陷入火线，枪林弹雨，自丑迄未不辍，先严处之泰然，魏君丽堂时卫戍广州，以省署地险，下午二时遣副官卫队迎先严至司令部，强而后可，继以司令部起居不便，不孝乃奉先严暂寓于广州附郭之东山，旋移岭南学校外交部某秘书家，而先严以积劳之体，耄耋之龄，遭此政变，竟忧愤成疾矣。当疾之初作业，神罢声嘶，然犹能一再迁居，步履如常，且口授不孝宣告辞职及警励国人之通电，方冀其为略感风寒，精神困顿，休养数日即可复元，乃至二十日而热度渐高，呼吸促，不孝急延校医视诊……迁入广州东郭外之新公医院，是夕病转肺炎，投以疗肺之剂，不稍效，先严呻吟病榻，惟斤斤垂问大局，言不及私，又翌日，病大剧，不能语，中西医咸束手，夜分气息奄奄，知觉全失。⑥
        显然，孙中山对伍廷芳的逝世特别重视，而伍氏父子对伍孙交谊却已远不如以前那么热心，一热一冷，颇不对称。就伍廷芳病逝前一周的行踪而言，伍朝枢是未离乃父半步之人，他的记叙却同伍廷光、蒋介石等人的记述迥异，究竟是伍廷光、蒋介石等人的记述可靠，还是伍朝枢的亲历可靠，或在有意回避，值得关注。
        三、《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
       自近代以来，《纽约时报》既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也是最关注中国问题的报纸之一。它对中国的关注，就始于伍廷芳出使美国期间。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由于伍廷芳在保护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的生命安全与维护清朝政府权益等方面作出了努力，加之他在美国的演讲与撰述赢得美国民众的一致好评，于是他成为《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重点关注的对象。⑦就目前所能辨析和阅读的该报资料而言，关于伍廷芳的报道多达180篇以上，其中不乏内容丰富、情节具体的篇章。
        从清朝政府的改革，到反清革命运动的成功，从中华民国的创建，到中国南方的护法运动与孙中山、伍廷芳的主要动向，都是《纽约日报》重点关注的内容。
        离陈炯明兵变还有4天，即1922年6月12日，《纽约时报》转载《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可以了解到伍廷芳博士已经接受了总理一职。同时黎总统任命颜惠庆博士为外交部长，梁士诒在伍博士从广州到达这里之前代理总理一职。伍廷芳接受总理一职使官员圈子中的中国统一问题变得更易实现了。据称，中国南方共和国的总统孙逸仙博士将无法支撑一个独立的政府，伍曾是孙政府的重要支柱。”不过，《纽约时报》登载来自10日北京的电稿只有两句话：“黎元洪总统就职后不久即颁发第一道命令，委任前驻美公使伍廷芳为总理。自从1917年伍廷芳就是与北方军国主义对抗的广州政府的最强硬的支持者之一”，⑧没有说伍已同意出任北京政府的总理。不过，两报记者对伍廷芳之于广州军政府的重要性的表述是一致的。
         6月14日，《纽约时报》发表美联社厦门电稿，题为“黎总统敦促伍博士快些到北方，可是广州政治家仍沉默”。[9]15日，该报发表美联社13日电稿，追踪报道伍廷芳的动向：“前外交部长颜惠庆博士在新的黎元洪为总统的中央政府被重新任命为外交部长。颜博士还担任代理总理，如果前广州的南方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拒绝成为黎总统的总理的话，他将担任总理。……伍廷芳博士仍被希望放弃孙逸仙和他的南方政府，接受黎总统的任命。”
        由于年代久远，《纽约时报》的某些版面与文字已很难辨认，笔者还无法知道该报陈炯明发动兵变之后的报道情况，可以辨认的是该报20日的报道称，从19日美联社北京记者那里得到消息，“孙中山完全垮台”，“吴佩孚主导一切，可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还没有接受总理之职的伍廷芳”。[10]
         6月24日，即伍廷芳病逝的第二天，《纽约时报》第9版就报道了来自美国国务院的消息，并以相当大的篇幅，对伍廷芳的阅历与个性特征，特别是他出使美国期间受到普遍欢迎的情况作了具体而生动的介绍。
         6月26日，《纽约时报》发表评论《伍廷芳与中国》：
        对那些逐渐喜欢和赞赏伍廷芳博士、认为他是个杰出的、并对我们的文明做出善意的讽刺性评论之人的美国人，伍廷芳在广州的去世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在中国则尤甚。伍廷芳具有崇高的威望。黎总统在被强迫离职五年之后于几周前返回，他希望广州的敌对政府的外交部长伍能在北京担任此职务。如果伍接受，这可能就是北京政府会有的最强的职务。他却喜欢和孙逸仙在一起。
        孙逸仙开始的时候好像进行着注定要失败的努力，他以前失败了，现在却以成功的姿态返回。他仍旧拒绝辞职；他自己知道救中国的方法。可是他正在一艘军舰上漂浮着，显然此刻还不能返回到陆地上来。毫无疑问，他所抱怨的其部下的背叛是正确的；这些部下不得不在他和一个好像可以统一中国的、近年来总是比其他政府有更多好运征兆的政府之间进行选择。如果这是背叛，孙博士应该很好利用它。伍的去世和孙的失败使南方反对派失去了领导者。鉴于伍廷芳在其同胞眼中的地位以及南方政府目前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伍廷芳来说，他的适时的离世(如果整个都是自然发生的)可能是他曾经给他的国家带来的最伟大的贡献。他的离去可能为南方顽固派的愿意和解开辟道路，虽然中国会因此失去他如果活着还可以给这个国家做出的贡献。[11]
        显然，作者虽然不忍批评受人尊敬的逝者伍廷芳，但实际上是在批评伍站错了队，不该帮助孙中山的广州政权。
        6月28日，《纽约时报》发表美联社广州6月4日的一个电稿，即记者对伍廷芳生前的采访稿。当美国记者问到“陈炯明将军同情北方的领导者吴佩孚，因此撤退反对总统孙逸仙而支持吴佩孚，这是真的吗？”伍廷芳回答说：“从来没有”，“陈将军仍旧忠于南方和总统，并会一直如此。他还没有完全切断和政府的联系。他仍在其陆军总长的职位上。”记者又问：“是何原因让南方政府向北方进行军事远征呢？”伍廷芳说：“我们并不想要战争，我们想要的是和平。我们不想在军队经过之后留下鲜血和恐惧。但是当战斗的最佳时间到来，当战争几乎是一种必需，我们认为这就是时机。我们正继续军事操练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为了我们政府的生存而战，这个政府我们认为是正当的政府。只有两件事情可以阻止我们战斗。一个就是北方武装改变其政策来服从我们的政策，另一个就是外国列强承认我们是中国合法建立起来的政府。”“我们最希望得到的是各强国的承认。因为这是最大的障碍。只要北京政府仍是中国被承认的政府，它就仍然可以订约贷款，制定条约，易货贸易和变卖国家财产，攻击我们并通过我们无法反击的密谋和宣传来给我们制造麻烦。”
         7月2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孙说叛乱者必须投降 广州盛赞因心碎而去世的伍廷芳》，其中包含美联社的两个电稿，一个是7月1日发自广州，报道孙中山反击陈炯明的决心，另一个是6月30日发自厦门。这两个报道的个别字句不够清晰，只能大致辨认和疏通。大概可以将第二个报道译成如下文字：
        前中国驻华盛顿公使、南方国民政府的外交总长与中国外交官中的资深人士伍廷芳于6月23日在广州逝世。根据今天从广州收到的消息，他对南方政府的血流成河感到极度心碎，喃喃地说出最后几个字：“五年一无所获”。
        “我太老，也太累了，我想摆脱这一切。”伍博士在去世前曾向他的几个美国朋友说道。
        在广州沦于陈炯明之手，孙逸仙飞到忠于他的海军部之后，伍博士恳求孙不要轰炸这个城市。可是孙没有理睬他的外交部的建议，首先对商业区进行扫射，并在此过程中损害了两栋美国建筑。
         6月24日的伍廷芳葬礼被广州方面的消息描述成此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领事团全体参加。在美国领事的带领下，在广州的美国人向其棺柩献了花圈。
        “五年一无所获”，“我太老，也太累了，我想摆脱这一切。”这些话显然最能说明伍廷芳当时的心境与去留态度，至于他的诉说对象——“几个美国朋友”，究竟包括哪些人，能否通过他们的生平事迹，追寻更多的旁证资料？为什么这样的重要信息是伍廷芳身边的美国朋友通过厦门的记者转发，而不是由广州的记者直接报道？由于资料有限，笔者目前还无法一一查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拙稿第一部分所引美国学者琳达(Linda)称“6月17日，在孙的军舰上召开的会议上，伍恳请孙撤退”之论，并非空穴来风。
        倘若综合《纽约时报》的严谨风格、报道资讯，参照知情人伍朝枢、后世学者琳达等人的叙述与当时的南方局势，则不难判断，伍廷芳之所以在陈炯明发动兵变四日之后就决定辞去广州军政府的所有职务，既与兵变本身有关，也同广州军政府总统孙中山不听伍廷芳的劝告，只为反击政敌而下令将枪口对准广州城区，伤及无辜有关，伍孙之间的合作由此终结。伍廷芳正是带着“五年一无所获”的那份沮丧，心力交瘁，才决意辞职。至于孙中山对伍廷芳身后的再三哀悼，除了基于反击陈炯明的政治需要之外，未尝没有对当时不听伍廷芳劝告的一丝悔意。而身为广州军政府外交次长的伍朝枢在《哀启》一文追述乃父从患病、辞职到猝逝的经过时，除了说年迈积劳和“忧愤成疾”之外，既不提逝世前与孙中山见面与否，也不见对孙中山表示任何崇敬之意，伍廷芳本人的辞职通电也显得完全中立，丝毫不见往昔那种对广东民众拥戴孙中山的真诚期待，都是事出有因，不难理解。
        至于琳达在她的专著中还提到：“有人猜测说，虽然伍年事已高，但如果在其生命的最后三个月他没有经历这些情绪的压力的话，他可能活得更长。1917年，他怀着为中国未来做些贡献的愿望重回政治生涯，最终却以死亡终局。他支持孙作为领袖统一中国，但他不得不面对孙的计划在当时不可能成功的事实。伍会在当时与孙决裂并重返北京加入由军阀主导的内阁吗？或者，他会继续指望孙和苏维埃的援助来实现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统一吗？不幸的是，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然而能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就该感到满意了。”[12](P285)其实，伍廷芳的通电辞职就是一种“与孙决裂”的表达方式，至于说如果不是病倒，他能否“重返北京加入由军阀主导的内阁”，若从伍廷芳的政治立场与旨趣，这个问题就不难回答，他不会重新加盟于任何政权。因为伍廷芳本是一个政治表现欲和政治参与欲不强的长者，他在晚年之所以愿意出来支持孙中山，那是因为在他看来，“吾人欲实现吾人之主义于本省以外，乃不得不有于一领袖制度之下，设定一政府之组织。此政府领袖，须为一忠诚而爱国之人物。孙中山氏适合此选，故吾人乃拥戴之。余于孙中山氏，有一时期亦尝不之信任。当余为驻美国公使时，固尝竭力运动美国外交部力阻其登岸。直至三年以前，余仍保持往日之态度。但自此以后，则绝对信仰其人格之完全，爱国之诚挚。其政治原理，固不免亦有不能适用于中国者，顾其提倡此等原理，则咸秉诸一片之热忱。君试语我，北方各领袖反对与孙君合作者，其理由究为何？孙君为此间领袖，其足以阻吾人觅得他处同志者，又为何种理由乎？”[13]既然陈、孙调停失败，陈与孙都成了一意孤行的人，即使伍廷芳能够战胜肺炎，他也不会再涉足政务了，此意其实在伍廷芳辞职通电与伍子朝枢的长篇《哀启》中已经明显袒露。
         四、结论
         综上所述，倘若综合风格严谨的《纽约时报》的多篇报道与当事人伍廷芳的辞职通电，还有知情人伍朝枢、异域研究者琳达等人的叙述，参照当时的南方局势与伍廷芳的个人旨趣，就不难判断，从6月16日陈炯明发生兵变，到23日伍廷芳病逝，在这短短的一周之内，伍廷芳与孙中山的合作关系就已发生变化。伍廷芳病故之前的辞职通电与其说是伍氏“息事宁人”所致，还不如说它本身就是伍孙同盟解除的标志。至于辞职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陈炯明的兵变，还不如说是伍廷芳既失望于调停陈、孙矛盾的失败，也不满于孙中山不听他的劝阻，下令轰射市区，才会觉得“五年一无所获”。凡此种种，至少还不能说“伍廷芳十分钦佩孙中山临危不惧的魄力和视死如归的胆气，坚决赞成他的反击叛军的计划。”至于伍、孙为期8年的合作关系从相互支持到伍氏辞职，给后世研究者留下一定的研究空间，伍廷芳的履历表里却并不存在“皈依”孙中山与革命党人的记录。
        中国民权政治的拓荒者孙中山固然是值得后人敬重的革命伟人，不为尊者讳却是历史学的求真守则之一。在如何对待发动兵变的陈炯明与无辜的普通民众的问题上，孙、伍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职业革命家与留洋攻法的法律人兼外交家之间的身份差异。孙、伍二人对护法之“法”的理解与守护也往往体现了这样的差异，值得关注和思考。
        (本文系作者2010年5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建所60周年主办的“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