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邱志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本文注释从略。

柯林伍德（Robin G.Collingwood，1889—1943）曾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All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thought）”。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人之所以能创造历史，是因为他们有思想。虽然思想史学科作为中西学术结合的产物，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但在中国传统经学史、学术史类的著述中，不乏大量思想史的资料与内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如果从梁启超1920年始撰《清代学术概论》算起，已经走过一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取得累累硕果。国内及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等国，都有很多学者在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相关主题的研究，成果甚丰。但思想史是历史研究中一大富矿，至今仍远未充分发掘，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尤其如此。本文拟对百余年来国内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历程进行回顾，并对若干领域的学术成果试做总结。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萌芽：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中国固有学术中，向来只有经学史、学术史，没有思想史的名目。“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或Intellectual History）是受外来学术影响在近代特别是五四以后才渐渐兴起的。思想史传入近代中国伊始，受根深蒂固的史学传统以及学术不分科观念的影响，民国学人仍习惯采用“学案式”的著述方式来处理近世思想问题，甚至也未将思想史与学术史、经学史或哲学史做出明确区分。举凡重要的学术史经典著作，往往同时也是思想史意义上的权威作品。

例如梁启超、钱穆有关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就涉及部分中国近代思想史命题的讨论。1904年梁启超流寓日本期间所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补写第八章“近世之学术”中对晚清今文学之起、康有为改制说与三世说等近代思想史内容有很精要的论述。梁氏的这部尝试之作可视为近代出现的第一本近乎思想史的论著。五四以后梁启超在接受胡适劝告记述自己“躬与其役”的晚清今文学运动，同时也是专门论述清代“思想界之蜕变”的《清代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1921年），以及开总结时代思想学术研究风气之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民志书店，1926年）这两部经典著作中，从“学术源流”和“学术流派”的角度对晚清今文学派和谭嗣同、章太炎等思想家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精湛论述，并揭示了严复、孙中山、范源廉等代表的新思想运动的发展方向。1937年钱穆的同名著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明显沿用传统的“学案”体例叙事，以人物为主线，对晚清时期的龚自珍、曾国藩、陈澧、康有为等人物各辟专章，对其思想进行了深入考述与评析。

如果说上述梁、钱的著作偏重思想史中“学术”这一脉络的话，蔡元培、侯外庐、贺麟关于近代学术思想的研究则更具思想史中的“哲学”倾向。早在1923年，蔡元培就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从“西洋哲学的介绍”和“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对中国近代思想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系谱化的总结。

贺麟结集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期数篇有关中国近代哲学史论文而成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更是明显偏重“哲学”一线的思想史著作。作者集中讨论了数十位在中国哲学上有贡献的思想家的哲学思想，不仅重视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等这些不在世的思想家的思想学问，更敢于陈述批评同时代如梁漱溟、孙中山、蒋介石等人的思想。

郭湛波是真正意义上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开拓性人物。学界普遍认为郭氏1935年出版的《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是真正名实相符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该书成于1934年9月，1935年11月由北平大北书局出版。全书计分八篇，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写到同时代的胡适、梁漱溟、郭沫若、李达、陶希圣等共计17位思想家，评述他们各自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进而揭示近代思想的演进。书中论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几次思想论战以及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等新思想的介绍，大致勾勒了甲午以降至1930年代中期中国思想演变的基本进程。一年后修订再版时易名为《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在前书基础上，增补张东荪、金岳霖等思想家，并扩充思想家政治思想的内容，以及本位文化之争的思想论战，使得全书内容更加丰富。郭著开风气之先，标志着思想史学科在近代中国的诞生。

第二部近代思想史的著作是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该书上下册1944至1945年初版于重庆，1947年在上海重版时更名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侯氏此书是中国学者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来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第一部著作。全书用经济社会及阶级关系之变动来解释思想家的思想。侯氏著作此书时，尚无明确的近代观念。他从17世纪写起，直到民国初年。全书分三编，第三编写清末至民初的思想，名之曰“中国第十九世纪思想活动之巨大转变”，首写经今文学的兴起与魏源、龚自珍的思想，重点是龚自珍。次写康有为与维新运动，重点是康有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专设一章讲谭嗣同，而梁启超只在叙述康有为变法活动中顺便提及。而对于革命家的章太炎，作者用了全书（指下册）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篇幅，充分论述其学术思想与学术贡献，且大多较中肯。清末至民国初年这一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和平改革思想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暴力革命思想之间的矛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侯氏此书却没有专写梁启超与孙中山，是很大的缺憾。此外，诚如作者所言，写作时正值战争年代，受种种客观条件限制，最终无法完成系统完整的近代思想史著作的创作。这一部分内容在侯先生辞世之后，以《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为名修订出版，与其以《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前两编为基础补充修改而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遥相呼应。内容以前书最后五章为主，略去龚自珍，开篇首论康有为，附录部分则增补了侯先生有关洪秀全、洪仁玕、严复、孙中山、鲁迅思想的几篇论文，体现了侯先生独特的学术思想史分期观，是侯先生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

郭湛波与侯外庐都不曾对思想史研究的范围做出清晰的界定，所以其书中都有大量非思想史的材料。同时，两氏的著作也还没有摆脱传统学案体的影响。

这一时期关于中国近代专门思想史领域的研究也有著作问世。朱升苹的《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现代书局，1935年）是值得重视的一部早期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该书将清光绪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分为启蒙时期、全盛时期和转变时期三个阶段，分别介绍和分析了各个阶段不同思想流派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所涉思想人物众多，且来自多个不同甚至对立的政治营垒，有的还正在从事思想和政治活动，作者能够做到尽可能“兼容并包”地全面且客观地予以介绍，难能可贵。

谢兴尧的《太平天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35年）和彭泽益的《太平天国革命思潮》（商务印书馆，1946年）是专门论述太平天国时期政治思想的著作。而陈安仁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3年）、韩梅岑的《中国政治哲学思想之主潮与流变》（青年出版社，1943年）、秦尚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讲话》（世界书局，1945年）也对近代政治思想有所讨论。

经济思想方面，1939年赵丰田的《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把晚清（1861—1911年）经济思想概述为“开源节流”与“兴利除弊”八个字，并从国民经济和国家经济两方面，对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等十余位思想家的经济思想和理论观点进行了系统整理和评述，强调“求富强”乃“晚清五十年政治经济思想之中心”。赵著开晚清经济思想研究之先河，书中丰富的经济思想史料尤为后世学者所重视。

总的来说，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五四到1949年的三十年间，近代学人以其筚路蓝缕之功，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萌发。这一时期“学术”与“哲学”是两个重要的研究理路，学人讨论的内容尤以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为主，间或涉及经济思想，且大多未能脱离传统学案式的叙述模式。

二、勃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被确定为国家和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自然皆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工作。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1949年至1966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无论在通史著作、人物思想研究、专门思想史研究，还是资料集、文集编纂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国内出版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书籍10余种，资料、文集、论文集汇编等17种，论文110余篇。

通史著作方面比较重要的有斐民的《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简史》（时代书局，1949年）和石峻、任继愈、朱伯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人民出版社，1955年）。前者出版于新中国成立伊始，是个很简略的小册子，以一百多页的篇幅简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其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革命史观是异常明确的。

《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以鸦片战争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这段历史时期为范围，甫经《新建设》先行刊出，即引起学界关注和讨论。如冯桂芬是否应列入资产阶级改良派，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线、分期等等，学界均有不同意见，其中尤以后者的争论影响较大。鉴于学界对该书有诸多批评意见，《哲学研究》编辑部专门于1956年4月21日召开“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讨论会，会议指出：“1、写中国近代思想史必须贯串着思想斗争的线索；2、贯串思想斗争应当将落后的反动的思想加以揭露和批判，即使在教学中也有这样做的必要；3、应当重视思想的继承性，也应重视当时外来思想的影响；4、整个思潮和个人思想应有很好的结合，特别要从研究整个思潮中来表述个人思想的变化和发展；5、近代思想史和现代思想史的分期应当有很好的处理，不能一概用写通史的方法；6、一本完备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应当包括经济、技术、文艺等思想发展在内，不应单注意政治思想一个方面。”上述意见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一时期，对近代人物思想的个案研究颇有成绩，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的思想成为研究热点。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发表有关上述五位思想人物的论文有六十多篇，专著则以杨荣国的《谭嗣同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年）、“王学华”的《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为代表。《中国近代思想家研究论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和《中国近代人物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等论文集亦多有关涉近代思想史的内容。杨著充分肯定了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乃王知常、王学庄与姜义华以“王学华”名义共同撰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专论孙中山哲学思想的著作。李泽厚提出：“不强调从思潮着眼，就无法了解个别思想家的地位和意义；而不深入地剖解重点人物，也难以窥见时代思潮所达到的具体深度。”这一观点对此后的思想史研究具有一定的方法论启发意义。此外，思想人物研究方面王栻的《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也值得重视，这是国内系统研究严复的第一本专著，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发起的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运动中，把胡适思想作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予以全面批判，运动高潮时报刊中登载的批判胡适政治思想、胡适哲学思想、胡适文学思想、胡适历史观的文章多达千余篇。不久，选编成《胡适思想批判》八册出版。这些相关评论和批判的文章已经超出严肃的学术批评范畴，对思想学术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这一时期中国近代专门思想史领域也出版了一些有相当学术水准的著作。其中叶蠖生的《中国近代革命运动中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和胡滨的《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中华书局，1964年），是国内研究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的两部代表作。赵靖、易梦虹的三册本《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华书局，1964年、1966年）是国内第一部系统阐述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专著。丁守和、殷叙彝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是专门研究五四运动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论争情况的著作。这些著作基本上代表了1949年后中国近代专门思想史领域的最新学术进展。

在资料整理和文集汇编方面，这一时期陆续出版了石峻主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编《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及其《续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1964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中华书局，1959年），张枬、王忍之主编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3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中国历代哲学文选（清代近代编）》（中华书局，1963年），以及《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1954年）、《谭嗣同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年）、《林则徐集》（中华书局，1962年）等多部资料集和重要思想家文集，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为相关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史料基础。

纵观1949年后17年间国内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初步得到了贯彻，对某些重要思想人物的研究有了一定深度。政治思想史仍占据主要地位，“哲学史”与“思想史”的界限仍比较模糊。一些思想史论著，政治标签和阶级定性的色彩过于浓厚，具有教条主义、简单化、模式化的倾向。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思想史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文革”后期一度因政治需要，将某些思想史的内容拉入现实大批判运动中，使思想史呈现出畸形“繁荣”的现象。如所谓“儒法斗争”“评法批儒”之类的热闹场面。实则，当时出现的所谓学术成果，完全偏离正常的学术轨道，沦为“影射史学”的奴婢与工具，带有浓厚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印记。

三、繁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重心从政治思想、哲学思想，进一步拓展到经济思想、法律思想、文化思想、宗教思想、军事思想、新闻思想、伦理思想等各专门领域；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从打破研究禁区的胡适思想入手，渐次扩展和深入；思想进程研究全面展开；思潮史、学术史研究备受青睐，高歌猛进；概念史研究异军突起、方兴未艾；资料整理硕果累累，蔚为大观；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老中青学者各有开拓和建树。凡此种种，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从量化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实非易事。以下举其研究进展与趋向之荦荦大端，以为参考。

（一）体系的重构：从政治思想史发轫。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了一批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类著作，初步构建起以政治思想史为主体框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体系。

首先体现此趋势的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出版，1978年）。该书虽对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等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多有阐释和评判，但更注重对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期间各个时期社会思潮及其阶级属性的探讨和分析。该书在内容上，可与198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史纲·下册》第五篇“中国近代的社会思潮”互为参考补充。

随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思想史研究界集中涌现了一批以“政治思想（潮）史”命名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类教材性质的著作，根据当时学界对中国近代史历史分期的一般认识，“近代思想史”和“现代思想史”的界限依旧泾渭分明，其中研究范围集中在1840—1919年的冠以“近代政治思想史”，主要有：邵德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83年），桑咸之、林翘翘编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姚凤莲、郑裕硕主编的《简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张馨、汪玉凯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鱼俊清、余子明主编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简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朱日耀主编、宝成关等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钟康模编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王有光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知识出版社，1993年），以及田海林主编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而研究范围在1919—1949年的，则称为“现代政治思想史”。代表性的著作有：彭明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1982年），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191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严怀儒、高军、刘家宾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简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李世平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范荣祥编著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教系，1987年），王作坤、柏福临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谌宗仁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华夏出版社，1990年），王金铻、李子文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年），俞祖华、王国洪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以及陈哲夫等主编的三卷本《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等。此外还有贯通1840—1949年的政治思想史著作，包括许光枨、林浣芬主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田子渝、李资源、张春英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档案出版社，1990年），刘健清、李振亚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义禄、张劲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等等。

上述著述大多依附于革命史的宏大叙述，以时间因素结合阶级因素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流派、思想人物的政治思想进行论述，基本框架和基本观点大致相似。其中稍有特色者，如高军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主要以纪事本末的编辑体例，重点阐述了五四以后30年间在社会政治领域有影响的20余种政治思潮及各政派主张；王金铻、李子文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并不属于通史性的著述，而是按照思想出现的先后，重点论述了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等思想，从而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主体比较完整地呈现出来，突出了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整体性，为深入研究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以及政治人物的政治思想拓展了空间。

王永康的《简明中国近代思想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张锡勤的《中国近代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和李华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出版的一批通论性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这三本著述基本上聚焦于狭义的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即1840—1919年），按照近代思想史上六个阶段，即鸦片战争时期、太平天国时期、洋务运动时期、戊戌维新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分述各个阶段主要社会政治思潮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主要思想派别的论争以及代表人物的思想等，基本上还是革命史的叙述框架，研究内容以政治思想为主，张著、李著中偶或涉及思想人物的哲学思想，也是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哲学观点的阐发。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著同样以政治思想史为主，如陈旭麓主编的《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可视作这一研究类型的代表。陈旭麓在《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序中自陈该书既“是五四至建国时的政党史，也是这一阶段的政治思想史”，从梳理思潮与政派的历史演进入手，系统论述了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直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中国政派沿革及其思想变迁。

李泽厚研究哲学兼及近代思想史，其思想史论三部曲近代、现代部分，即《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显示其研究重心从传统的哲学史领域向政治思想领域的转移。《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系10篇分别创作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的论文的结集，通过对洪秀全、郑观应、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朱执信、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有代表性人物思想的论述，进而揭示近代思想史的三大社会思潮（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改良派自由主义的变法维新思想和革命派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思想）的递嬗转换。《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共收20世纪80年代写就的论文8篇，论及五四以后一些重要人物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人的政治思想，并对以往较少涉及的文化论战、文艺思想也有讨论。该书在当时颇受瞩目，缘于开篇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作为解释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思想史上许多错综复杂现象的基本线索，学界尤其是对其“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争议最大。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和《中国现代哲学史》（实为《新编》第七册）为冯友兰晚年目力不济的情况下，仅靠口述和“反刍”完成的鸿篇巨制，也是集中反映其近代思想的名著，主题分别为“近代变法”和“现代革命”。因此，两书虽名曰“哲学史”，实为思想史，其中政治思想史的内容尤为重要。冯友兰在两书中对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曾国藩的评价，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左右翼划分标准以及梁漱溟20年代思想定位的论断，对蔡和森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论述等等，在当时的国内学界独树一帜，引人注目。

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的续篇，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鲜明地体现了其对于“哲学要回答时代的问题”这一命题的思考，强调正是在政治思想领域里反映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现实斗争中的“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因此该书虽以思想家的哲学思想为主，但围绕“古今中西”之争的政治思想也占了很大比重。

继李泽厚等以“思想史论”命名通论性思想史论著后，进入21世纪，学界相继出版了多部此类著述，如郑大华的《民国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及其《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雷广臻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郑大华于2005年出版的《晚清思想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思潮和思想家相结合，系统论述晚清时期思想发展。此前，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提出要打破以思想家为基点构建思想史的传统写法，通过精英思想与一般知识、思想、信仰之间的互动，凸显以往思想史所忽略的一般观念，进而为如何“重写思想史”做出了有益探索。葛氏提出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这一观念，引起学界关于“精英思想”和“一般思想”或“大众思想”的广泛讨论。2002年《浙江学刊》主题研讨栏目推出的一组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范式问题的笔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组织的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将学界的讨论引向高潮。

耿云志的《近代思想文化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选收其20世纪80年代至2011年陆续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的论文24篇，基本上反映了他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要见解。关于思想史研究的对象，耿云志明确主张仍应以各时代的精英思想为主，因为思想是应对时代的问题而产生的，只有精英阶层才有可能对时代的问题有略呈系统且有一定深度的思想回应。但注意精英思想与大众思想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必要的。耿云志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再强调，近代思想发展的主要趋向是围绕着两条基本线索前行的：一是个性主义，亦即个人的再发现；一是世界化。前者是内部的改革，以尽可能地释放个人的创造精神为主。后者是与外部的沟通与交流，以国家民族的现代发展与世界化的现代发展充分互动。中国的现代化，应即是这两个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他的这一见解，已获得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

（二）个案研究的突破与细化。

思想家的个案研究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方面，不仅涌现出了规模可观的思想家的全集、文集、日记等研究资料，思想家个案研究的专著与论文更是与日俱增，其中颇不乏非常有价值的创新之作。

首先，之前一些因为政治因素而被湮没或存有争议的思想家，比如胡适、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受到特别关注。研究者们突破以往的片面强调阶级定性的研究方法，转而注重研究思想家与其时代的密切关联，给予这些重要思想家以比较客观全面和实事求是的重新审视，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和新观点，使思想史研究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潮。在此方面不能不首先提到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上针对胡适、陈独秀的讨论文章均开风气之先。耿云志在论文中指出：“凡是学有所成的资产阶级学者，我们在研究他们的时候，就既要注意到他们的政治立场与其文化学术活动之间的联系，同时也要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区别。对于他们的治学方法与其治学的具体成果之间的关系，也应当采取这种符合辩证法的态度。不应当片面地强调其一致性，而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对于其时尚未破冰的胡适研究而言，耿先生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极具前瞻和启示意义的。以此次学术讨论会为契机，重新审视胡适等思想家成为学界的一个重要趋向。研究胡适的学者及其成果纷纷涌现，曾经遭到全面否定的胡适，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在近现代思想学术史上的地位，重新得到确认。据统计，到2013年底，全国出版研究胡适的专书有164种，发表的论文与文章达3000余篇。较重要的著作，继耿云志的《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之后，有易竹贤（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白吉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沈卫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等人的《胡适传》，朱文华的《胡适评传》（重庆出版社，1988年），耿云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曹伯言、季维龙（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的《胡适年谱》。这些都是早期影响较大的研究胡适的著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胡适研究渐成显学，有关著作层见叠出，较重要的有欧阳哲生的《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罗志田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耿云志的《胡适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年）、《重新发现胡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胡明的《胡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宋剑华的《胡适与中国文化转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等等。此外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是胡适档案资料的影印版，对于推动胡适研究，很有作用。

在陈独秀和瞿秋白研究方面，曾乐山的《五四时期陈独秀思想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魏知信的《陈独秀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贾立臣的《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祝彦的《陈独秀思想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丁守和的《瞿秋白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季甄馥的《瞿秋白哲学思想评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等，都是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这些思想家的书信、文集、日记等资料集的出版，为推动相关研究的纵深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

其次，这种据实书写历史的风气的恢复，原来被遗忘、被贬斥的一些历史人物，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域；过去没有或较少受到关注的思想家，尤其是比较温和的、保守型的思想家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对曾国藩、张之洞、林纾、辜鸿铭、梁漱溟、林语堂、杜亚泉、章士钊、张君劢、张东荪、罗家伦、傅斯年、吴宓、陈序经、储安平等人的思想，学界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且有专著出版。如周汉光的《张之洞与广雅书院》（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3年），朱东安的《曾国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忻平的《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黄兴涛的《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5年），郑大华的《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梁漱溟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高力克的《调适的智慧：杜亚泉思想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左玉河的《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沈卫威的《情僧苦行：吴宓传》（东方出版社，2000年）、《吴宓与〈学衡〉》（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邹小站的《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刘集林的《陈序经文化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张世保的《陈序经政治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谢泳的《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张晓京的《罗家伦评传：近代中国的“歧路人”》（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等，均是思想家个案研究的新成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改革开放前对此类思想家研究的不足。上述成果有的陆续推出再版或增补版，可见其在学术界受欢迎的程度。

再者，康有为、孙中山等思想家的研究，一直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改革开放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相关诞辰纪念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将这些人物的研究不断推向新的高潮。如邝柏林的《康有为的哲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马洪林的《康有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钟贤培主编的《康有为思想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臧世俊的《康有为大同思想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李剑萍的《康有为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陈慧道的《康有为〈大同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龚郭清的《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构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政治改革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曾亦《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朱忆天的《康有为的改革思想与明治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肖万源的《孙中山哲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韦杰廷的《孙中山哲学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孙中山民生主义新探》（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张磊的《孙中山思想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孙中山评传》（广州出版社，2000年），刘兴华的《孙中山思想论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林家有的《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吴剑杰的《孙中山及其思想》（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胡刚的《孙中山思想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刘保刚的《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政治思想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等等。这些成果显示了学界对康、孙二人思想研究的积累和拓展。

此外，魏源、严复、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等重要思想家的相关史料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也有很大进展。代表性的思想研究专著有李瑚的《魏源研究》（朝华出版社，2002年），刘桂生、林启彦、王宪明的《严复思想新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欧阳哲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杨正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皮后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等人的《严复评传》；姜义华的《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唐文权、罗福惠的《章太炎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王玉华的《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彭春凌的《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中心（1898—192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耿云志、崔志海的《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李喜所、元青的《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郑匡民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董方奎的《新论梁启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锡勤的《梁启超思想平议》（人民出版社，2013年），邱丹丹的《梁启超思想的“变”与“常”（1898—1906）》（吉林人民出版社，2015年），等等。

（三）思潮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各种思潮纵横交织，起伏相继。以故，思潮史研究，一直是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20世纪80年代末期之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述，要么以思想家的脉络为研究主线，要么偏重于政治思想而遮蔽了对社会思潮自身深度与广度的揭示。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研究的深入，思潮史的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并进局面。

首先，思潮史研究在广度方面得到进一步拓展，出版了多部系统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重要专著。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是较早以“思潮”命名且以“思潮”为主体阐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该书系统论述了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80年间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潮，如洋务思潮、维新思潮、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等。该书在叙述框架上稍具开拓性，但却仍以政治思想为主要内容，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的认识水平。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思潮的脉络为研究主线渐成著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种新趋向。通论晚清、民国乃至整个近代社会思潮历史演进和发展轨迹的代表性成果如吴雁南、冯祖贻、苏中立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和四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彭明、程啸主编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郭汉民的《晚清社会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等。集中探讨某一时期或某一流派的社会思潮的成果如吴廷嘉的《戊戌思潮纵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章永俊的《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学思潮研究》（黄山书社，2009年）、刘桂生主编的《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西方近代思潮与中国“五四”启蒙思想》（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李永春的《〈少年中国〉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吴小龙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等。还有探讨区域性社会思潮的，如罗福惠的《长江流域的近代社会思潮》（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刘小林编的《近代社会思潮与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等。此外，伴随20世纪80年代初涌现的“文化热”以及学术界文化史研究的复兴，文化思潮与文化论争也成为学者广泛关注的课题，其中重要成果如丁伟志、陈崧的《中国近代文化思潮》（分上卷《中西体用之间——晚清文化思潮述论》和下卷《裂变与新生——民国文化思潮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郑师渠的《思潮与学派：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等，此类著作均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思潮史研究勃发的重要代表。

与此同时，学界在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重要社会思潮，如民族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启蒙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国粹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等方面的专题研究上，也取得了相当成绩，出版了一些比较有学术分量的专题性著作。其中，唐文权的《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民族主义思潮的著作，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此后，陶绪的《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罗福惠主编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罗志田的《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和《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杨思信的《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年）、王建伟的《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暨爱民的《民族国家的建构：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等等，均是关于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的重要专著。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生成、运作、特点、历史作用等进行了系统探讨。

关于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重要著作有徐善广、柳剑平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路哲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汤庭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法律出版社，1991年），胡庆云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年），李怡的《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孟庆澍的《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围绕〈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这些论著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传入、流布、衰落直至消亡的历史情况，以及不同时期的各自特点和历史作用，均有所探讨，有助于丰富我们对这一社会思潮的认识。

在近代中国，思想启蒙是思想领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课题。唐明邦主编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和彭平一的《冲破思想的牢笼——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是系统论述中国近代启蒙思潮发展、演变的代表性著作，前书将近代启蒙思潮追溯到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先驱，后书则将20世纪40年代后期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视为近代启蒙思潮的“绝唱”。此外丁守和主编的三卷本《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也是值得重视的研究近代启蒙思潮的资料性著作，尤其对五四运动启蒙运动的历史走向有系统的梳理，弥补了唐书之不足，可与彭书相互参考。

除以上研究成果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主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已出版11辑）中，有许多研究近代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很有分量的论文，颇为学界所重视。

（四）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回归与推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学风的转变和研究范式的转型，中国思想史研究呈现出哲学色彩淡出、学术史取向回归的趋势，学术思想史研究再次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热点。其中钱宏等策划推出的“国学大师丛书”和戴逸主编的“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是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国学大师丛书”共收录28位近代思想家的学术思想评传，包括汉学大家刘师培、传统经学家廖平、文化保守主义者陈寅恪、自由主义者胡适、激进主义者梁启超等，其中刘师培、廖平、辜鸿铭、欧阳竞无、张君劢、柳诒徵、钱穆、马一浮、贺麟等评传，均为国内首部系统、翔实的学术思想传记，这些都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

“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主要由《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陈鹏鸣著）、《严复学术思想评传》（马勇著）、《钱穆学术思想评传》（汪学群著）以及包括瞿秋白、翦伯赞、吕振羽、郭沫若、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内的20余部思想人物的学术思想评传构成，侧重对每个思想人物的学术思想渊源、学术思想演变、学术交往、学术成就等进行系统探讨，代表了世纪之交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最新进展。

对清末民初重要学术流派的专题研究也取得长足的进步。在晚清经学研究方面，汤志钧的《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2000年）从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深入探讨晚清经学的学术流变，其中对今文经学“集大成者”康有为着笔最为用力。陈其泰的《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对于公羊学的起源，中间消沉的原因，清代公羊学复兴经过的阶段与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贡献，20世纪初期公羊学说与学术潮流、文化潮流的关系等诸问题，都有较深入的论述。龚书铎主编的《清代理学史》（下册，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和史革新的《晚清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是晚清理学研究方面非常有影响的学术专著。李细珠的《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罗检秋的《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京华的《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也都是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

此外，李侃的《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李侃史论选集》（中华书局，2002年）中收录有“康梁思想同异论述”“论林则徐思想的历史地位”“论魏源”“所谓孙中山的‘激进主义’质疑”；龚书铎的《清代学术史论》（故宫出版社，2014年）收录有“刘开生平及其学术思想”“张之洞的儒学”等文章，均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文。

用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视角来研究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也是思想史研究领域很有建树的一个方面。除专题论文外，著作方面重要者如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罗志田的《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桑兵的《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和《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左玉河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罗检秋的《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陈勇、谢维扬主编的《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等，都是很值得注意的学术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是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的代表，也从一个侧面推进、深化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五）概念史研究方兴未艾。

近代是中西文化接触和知识转型的重要时期，考察近代以来跨越“中—西—日”各语言的新词汇、新概念，即所谓“新名词”的生成与实践，揭示概念语义变迁背后的观念形塑及其思想意涵，对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里说的观念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大众观念，而是指凝结着思想、被传播并发生社会影响的观念或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受“语言学转向”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并伴随话语分析方法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广泛运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新名词研究，逐渐与源自西方学术界的“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研究汇流，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颇值得注意的新趋向和新热点，至今仍方兴未艾，相关研究成果斐然。冯天瑜对“封建”概念的研究、黄兴涛对“中华民族”及其观念的研究、方维规对“知识分子”“经济”概念的研究等等，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新名词研究或者概念史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冯天瑜是国内较早研究概念变迁的学者，也是概念史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其代表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也是国内较早的略具概念史色彩的近代思想史著作。该书以宏阔的视野，对“封建”一词进行了长时段的概念史考察，通过系统梳理该词汇在中国古代、西方、日本以及近代中国的使用，尤其着力于探讨清民之际、五四时期以及大革命失败后不同时期的语义迁衍，具体分析其本义、西义、马克思的封建原论以及现代中国“泛化封建观”在中国生成的来龙去脉。作者将这一考论过程定义为“历史文化语义学”。在重新界定“封建”概念的基础上，该书还对聚讼未决的中国历史分期提出新的观察视角，建议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来指称自秦汉至晚清两千多年的社会形态。除“封建”概念外，冯天瑜的其他研究对“革命”“共和”“经济”“科学”“人民”“社会”“自由”等概念在近代的流变过程也有同样精彩的探究和考论。

黄兴涛是国内另一位较早对近代诸多新名词进行研究，并逐渐明确具有“概念史”研究自觉的学者。他对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以及对现代“社会”概念在中国的认同，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在晚清民初的生成、实践，及其与戊戌思潮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民族”“宗教”“现代化”等概念的形成、流播与运用等等问题的阐发，均是将概念史研究方法引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运用概念史方法整体把握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脉络的有益尝试和突破。其新著《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以“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符号为中心，对近代尤其是清末至全面抗战时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萌生、发皇，其内涵的演变，以及它广泛传播、被社会认同的历史过程，做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整体性考述和阐释。

任职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观涛、刘青峰以十年之功建立了庞大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并据此创造了“以关键词为核心分析对象”“以句子为基本分析单位”的“数据库研究方法”，进而从概念史的角度考察近代中国如“真理”“科学”“民主”“个人”“权利”“社会”“革命”“经济”以及“世界”等重要政治术语的起源和演变，揭示中国近代思想史重要观念的变迁脉络。简体本《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即是作者相关成果的汇编，也是一份系统呈现近代中国权利观念、个人观念、革命观念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观念史图像。

孙江和方维规是国内直接接受德国学界概念史研究影响，积极译介、倡导和从事概念史研究的学者。孙江不局限于中国近代概念的变迁，他将自己的研究进一步定位为“东亚近代知识的考古”，力图从概念、文本和制度互动的角度将“东亚近代知识与制度的形成”与概念史研究勾连起来。方维规的论文《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则是借鉴德国概念史进行实证研究的较早尝试。

此外，将新名词视为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开展概念史研究的思想史著述还有陈建华对“革命”及革命话语的考论，罗志田对五四时期“科学”概念的研究，谢放、马敏对“绅商”概念不同角度的探究，章清对“自由”概念在清末民初呈现方式的考察，桑兵对近代“哲学”和“中国哲学”概念起源的梳理等等，这些研究都极富学术价值。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概念史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之间对有关概念史与观念史、概念与“话语分析”的区分、研究路径等有不同的理解，研究空间还很广阔。整体而言，概念史研究有利于厘清中国近代思想领域诸多重要概念的形成与变迁，拓展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领域，其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推动，未来可期。

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对百余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状况的回顾和评述相当简略，只能勾勒其大致轮廓。然而我们仍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内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已经达到相当的学术高度，在文献资料整理、思想人物研究、社会思潮研究、专题思想史研究，乃至近代思想通史撰述、概念史研究等新领域的拓展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如何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充分汲取、借鉴既有研究成果，不断深入、系统地挖掘、整理、掌握并运用思想史各类史料，进一步拓展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学术生长点和学术空间，同时反思、检讨既有研究中存在的群聚性研究现象突出、写作体例比较僵化、新理论与新方法的运用尚未成熟、思想史学科理论和资料数据库建设亟待加强等问题，持续推出一系列更加完整的、真正符合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具有重要引领意义的通史或专史著作，开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与时俱进、自我更新的新局面，将是新时代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