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汎森，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文章来源：《复旦学报》2021年第2期，本文注释从略。

摘要：经济学中的传讯机制可以用于解释科举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科举实际上是一套以特定指标传递的、用于人才选拔的“第三者机制”。清末停废科举以后，这套传讯机制中断，官方与民众的互动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由此引起一系列后果：一方面，新的传讯指标与以往大不相同，甚至很多时候处于模糊未知的状态，成为新精英的管道变得不可预测，而横向的传讯机制则有所发展；另一方面，科举的传讯功能也并未完全失效，功名可以转化成社会声望，并与其他的传讯渠道互相竞合。总的来说，科举停废使社会失去了公认的人才标准，多元竞合的传讯机制则进一步使精英的身份不易识别，这些问题都可以成为未来思想史研究的新课题。

2005年，当“废科举”百年时，笔者曾有过一次发言，其中以“传讯系统”（signaling system）的观念来说明“废科举”使得行诸久远的一套识拔人才的“传讯系统”失灵了。因此，在本文一开始要强调“人的现象”包含各个方面，可以从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等各种方面来了解。许多历史现象可以从其他学科得到“说理的资源”，社会科学便是其中一种。在比较深入地考虑“废科举”与“传讯系统”这个问题后，这个主题所要讨论的主要有两点：（1）人群学（prosopography）的问题。凡涉及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事务时，不管是人才的选拔、好坏的评价制度等，因为人们无法一一直接接触，加上“真理”不会从天而降，所以往往有以下将会讲到的种种特质（譬如“相互不透明性”），故需要一套“第三者机制”。（2）经济学的“传讯机制”是一种“第三者机制”，可以借用来解释晚清废除科举事件，而上述两者是密切相关的。本文将先讨论“人群学”中的五种特质及“第三者机制”的形成，这五种现象及“第三者机制”是了解许多制度或现象的一个辅助。接着以科举与“传讯机制”为例来说明之。

（一）

首先要花费一些笔墨讨论数目较大的人群与人群之间所会产生的五种现象：

第一，人们习惯从“全知全能”的角度来理解事物，然而许许多多事物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未知的。当人群之间产生交涉时，相互之间基本上是不透明的，所以人才的识拔也一样应从相互不透明的想象出发。

第二，任何“呈现”基本上都只是部分的，不是全部的。以对人才的识拔为例，任何时代被认为好的人才，都只是所有关于好的人才定义中的一部分，被人们所识认的才能也是某人的部分才能，而不是一种笼统的所谓“全方位”的能力。

第三，既然在实际上没有全知全能，没有全方位，一切都只是部分的，那么便有“什么是什么”或“什么等于什么”的问题。这条思路使我想起17至18世纪的圣公会教师巴特勒（Joseph Butler）的话：自由即是自由，自由不“等于”其他东西。20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伯林（Isiah Berlin）便常常引用他的话，拒绝为自由再作定义。而美国思想家伯克（Kenneth Burke）表述“什么是什么”，便也在这个时候悄悄走近我们的思维世界，在什么“等于”什么之下，有许多可能性，而且它的定义经常随着时代环境而改变，譬如什么时候人们觉得“德”等于“才”？什么时候“美丽”等于白胖？什么时候“美丽”等于棕褐色的皮肤？又如什么是“人才”？在西方，“人才”是能操办各种事务的干才。在清朝，所谓“人才”是指擅长八股考试的人。

在涉及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实务时，“什么”等于“什么”便是经常要面对的挑战。每年我都要为一个基金会审查数以百计的申请补助计划书，顾名思义，我的责任是要选出值得补助的研究计划。但是，如果问什么主题等于是“好”的历史研究计划时，我注意到，包括我在内的委员们，每每会受到史学新潮的影响。通常很容易被计划书中出现的一些概念或字眼所吸引，如“新文化史”、“医疗史”等。计划审查如此，日常生活亦如此。以前人们崇拜理性与科学的力量，所谓的“好”是指尽量改变自然。现在所谓的“好”则往往是尽量保持自然、偏好有机。以前偏好化工产品，现在则偏好天然、无添加物的产品。

第四，“未来”是不透明的，人们通常在思考未来该做什么、该怎么做时，往往需要依靠各种符码的暗示。正如哈耶克所说的，人在无垠的道路上摸索前进时，对规则不是事事思考而决定是否跟随，往往是先服膺再想。因为事情往往具有“部分性”，所以每个时代在不同的情境中选拔人才时，往往会突出几个特质，并将它们作为传讯的符码。譬如在东汉魏晋乡举里选的时代，人们评鉴人才时，要依靠许多“名目”。譬如《晋书·武帝纪》中说：晋武帝“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这六条分别是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这些“名目”便是人群与人群沟通的“符码”。在这些“符码”的传讯下，官方尽量依这些“名目”选人，而百姓也尽量表现出符合这些“名目”的行为以求中选。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名目”与今天政府或公司所希望征求的人才特质是有不小出入的。人群与人群沟通的“符码”或“传讯符号”都有形成的过程，有些可能是偶然出现的，有些则是顺应时代现实而刻意设计的，但它们总是带着“部分性”。

第五，人群与人群之间基本上是相互不透明的，所以任何评价的确立，往往需要一个“参照系”。这就好像在网络评价尚未出现之前，一群游客初次走进风景区的老街，要如何在无数烤香肠的摊贩中选择较好的一家？如何在一个满是温泉的区域中选择一家汤屋？除了装潢的好坏之外，初来乍到的人群要透过什么沟通“符码”进行选择？是ISO认证，是执照，还是悬挂的名人照片、“电视台报道”，或是依靠排队人龙的长短，或是按招牌的新旧程度来选择？

由于在人群与人群的互动中，经常出现上述五种特质：相互不透明及未知性、部分性、什么等于什么、传讯符码、参照框架，是“人群”与“人群”之间发生关系、进行某种选择时，经常出现的特质。所以涉及“第一者”与“第二者”之间——譬如政府与广大人民、雇主与求职的人潮等，既不能靠着古书中所说的逐一“貌阅”来进行，再加上其他复杂的因素，则往往要靠“第三者”——即一套机制（set up）来沟联。“评价”、“选择”、“制度”（或非制度性的机制），乃至一般人所认可的“真理”、“好坏”等，也不必然都是“从天而降”的，它们往往要经过一套“机制”来产生。不过这里要强调一点，“第三者机制”通常不是由上述五个人群学的特质所派生，但是在形成过程中却与它们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第三者机制”有各式各样的形式，有时是一套制度，有时是福柯所说的“真理产生的机制”（regime of truth）。福柯认为“真理”不是从天而降的，在“我”与“物”之间有一套“机制”（set up），经过这套“机制”，也就是“论述”（discourse）才产生所谓“真理”（truth）。“机制”往往需要镶嵌在特定的社会脉络里才能成立，而不是完全随机的。而它并不是我们所能完全掌握的。所以“什么等于什么”之间要经过“机制”的媒介，真理不是从天上自然而降的，只有根据“论述”才能tell the truth，或是他称之为truth game。人们在一个特定的时刻说某些东西，而对其他的却又从不说起，在某一特定时间，则有某些事可能被想看、想说的，它们是稀有的，是无形状的。福柯说：正因为所谓真理有一个运作机制，所以宣扬仁爱的古代基督教却从未想过废奴这件事。正如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所说：“不是所有的东西在任何时间都是可能的。”（Not absolutely everything is possible at absolutely any time.）政治学者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一书中讲到，政府是透过各种“指标”来了解、治理国家。各种“指标”即是一组组“机制”，它们梳理或简化事实，经济预测、景气灯号、教育评鉴等指标使得复杂的状态可被观察。指标只是实际事物的部分表征。然而没有各种指标，人们还真不知道有什么立即有效的办法描述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从各式各样的人群现象中，几乎都可以看到不同样态的“第三者机制”。

“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的研究也在讨论“中介性机制”，讨论人们如何透过这些中介性的机制来治理国家等，也出现“第三者机制”的现象，譬如在“文化技艺”（Cultural Technique）中提到了“第三序”（the third order）。作者认为在“第一序”与“第二序”进行沟通之时，需要有一个“第三序”。“第一序”可能是“俗”，“第二序”可能是“圣”，而“第三序”则是沟通它们的“机制”。在一段关于人类学的调查中，作者发现“闲话”其实经常是两个人开始正式进入沟通时必要的。先以一段“闲话”表示沟通的开始，就像沟通两端的电报，经常是以一段杂讯开始，所以“第三序”发挥沟通第一、二序的作用。又如门，它对沟通门里（第一序）、门外（第二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作者还举出了其他许多所谓的“文化技艺”来说明。

在Files一书中，作者讨论这种管理资讯的文件形式的出现如何帮助德意志帝国的治理。如书中所显示的，法官、律师是靠着法律“案卷”（files）来治理广大的司法事务。案卷中固定的格式甚至限定或筛选了什么要被记录在案的资料。而且在“案卷”中记录的不一定就是真正发生的事，譬如一个青年学生骑摩托车超速，向警察求情之后，开了一个罚款更少的罚单（譬如摩托车误入人行道），而这就变成了此后处理这个案件的依据。

沟通理论中所讨论的“文化技艺”或“第三序”，往往在人群“沟通”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这与前面所提的第三者的“机制”有关却不尽相同。在万人对万人的格局之下，没有从天而降的“真理”或一眼即可望穿的“才具”，要靠“第三者机制”才能“传讯”出所谓的“真理”或精英的“才具”。

（二）

萧伯纳认为，政治说到底不过是一种“量人”的工作，而许多时代却发展出不同的“量人”的办法，“科举”是隋唐开始形成的一套量人取才的制度。从广大的人民中选取人才，涉及广大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事，不可避免地会有前述讨论的五个特质。由于人的才能是不透明的，没有一个人具有“全方位”的才能，人才不是可以直面的，所以要用一套“第三者机制”及“参照系”来选拔。在传统中国是科举考试，而不同时代的科举考试需要一套套沟通符码以鉴别考生的才能。同时，考生们也极力想趋近这些标准，这些符码的变化往往带动了士风与文风。

上述特色都使人想到经济学中的“传讯机制”。“传讯机制”是在一个市场情境中，人们传达关于自己的讯息（people transmit information about themselves in a market like situation），讯息是以指标或讯号的形式传递的（information is transmitted via indices and signals）。我的第一个设想是：显然涉及人群学的，在无名大众之中的制度、“筛选”（人才、道理）或其他所谓的“文化技艺”，是不是可以用这五个前题来考虑。它们不一定是天然的，有些现实形成的时代成因、过程，及更迭的历史，而“科举”是其中一个好例子。

“传讯系统”是经济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贝克尔（Gary Becker）提出“人力资本论”，论教育培养人才的能力；而斯宾塞（Michael Spence）则认为人才是靠“传讯机制”来识拔，我个人以为“传讯系统”是一套“机制”，它也具有前面所提到的五个元素。识拔的标准是片面而主观的，没有人能“真正”了解成千上万人的能力，甚至所谓“真正了解”是不是一个正确的表达方式，也值得考虑。而且所谓某某人有没有能力也是部分的，没有一种可以对个人的“全部”才能、德性一览无余的判断机制。历史上有些即是在一般人眼里最不能视为才能的，在特定的情境下，可能发挥做正面的作用，在其他情境下却是微不足道的。譬如，清代皇帝见臣下时每每留下“考语”，每个时代认为可以大用的“考语”多有不同。

就像朱敬一教授所说的，“传讯”源于交易双方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称，既然无法直接沟通，只好求助于“传讯”。譬如商人或劳工皆需透过信息的传递，让别人知道谁是“优质”的。常用的例子是如医疗保险市场或二手车的市场，如果一部二手车外表打理得非常光鲜，则它的车况包括是不是在台风来袭时泡过水，基本上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这时如果祭出“半年免费维修”，则可以“传讯”车子的车况。

斯宾塞的传讯理论已经应用到许多方面，如劳动市场、教育理论、契约订定、竞争行为、产业发展乃至于公共政策之形成，远远超出我的能力所能掌握的范围。在这里我仅以他的经典名著Market Signaling一书中所举的市场中的传讯机制为例，谈市场的传讯机制经常要问的几个问题。而如果我们把书中讨论市场中征人与应征者的种种关系，想象成是科举考试中考官与考生的关系，则有相当程度的仿佛性。以雇佣市场为例，如雇主用什么“符码”来传讯他们所偏好的人才，而这些“符码”由什么决定，符合他们的需要吗？“符码”何以一直改变？它们有完成传讯的需求吗？人们了解雇用者或政府不想传讯的东西吗？在市场中，雇用者用什么“符码”展示其对人才的优劣判断，而应征者如何理解？应征者如何努力以符合那些“符码”的特质（譬如考科举时，把八股文写好一点）？以公共政策为例，如果当局将长照纳入健保，这即是一个重要的signal，那么人们的理财规划（如存老本）便会有所不同。如果当局将买房的贷款比例降低或提高，即显示当局想要鼓励房市或打压房市。一个环评委员会的组成中，如果当局将生态派环评委员换掉，代之以产业派委员，这也等于送出一个信息，表示当局想以产业为重，而这则信息也将改变投资者的计划。

如果用“传讯”来解释科举，在一个广土众民、人才不知散在哪个角落的帝国，用什么方式来“量人”，决定一个人可以进入仕途或决定一个人是“忠”或“奸”？凭借科举，这个帝国似乎得到一个并不一定让所有人满意，但是却相对稳定、公平、便利的解决办法。借用斯宾塞的“传讯系统”的观念，则科举是一套识认人才的“传讯机制”。有些时代是以对经书解释程度的高超与否作为传讯符码，有些时候是以“八股文”的好坏作为传讯符码，好似认为八股文做得越好就表示他越有聪明才智、越为忠诚、越有资格成为精英。

如果把科举想成一套传讯机制，那我们可以考虑以下问题：正如“传讯”系统有声望高低之别，不同时代的科举系统的信赖程度亦有所不同，政府如何维持科举的信赖度？考官对抡才大典的可能结果随时在揣想着，考官也想从各种表征去区别出人才的好坏，一如公司征才时，雇主们想从应征者的履历、举止、态度、衣着中看出一些端倪。而考生也会依据当时文风所显现的传讯符码（commutative code），尽量改善自己、尽量“投其所好”。考官会渐渐形成一些沟通符码，而这往往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在某一个时代，人们认为边疆的知识重要，在其他时代人们认为金石学的知识重要，正如《凌霄汉阁谈荟》一书中说：“壬寅（1902）、癸卯（1903）、甲辰（1904）乡会试，着重时事、经济、科学、西方政俗，皆生员所未曾学得。”上述这四种“沟通符码”：时事、经济、科学、西方政俗成为考官的偏好，若连续一两科获取的都是这一类的文章，则众多考生便会尽量设法趋近它们，尽可能增进或改变自己可被观察的表现，使自己看起来更吸引人，造成士人风气的变化。“沟通符码”的形成很值得探讨，譬如一样都考八股文，但八股文中的许多细节，甚至字体的差异都是不同的传讯符码。正因为才能是不透明的，所以前前后后才会发展出许多考试的方式，这些考试方式即“沟通符码”，让人们知道在哪些方面表现才是获得考官青睐的依据。明清科举制度的八股文是其中之一。在明清时代，考官们透过八股文的好坏“钓”出考生的才能。考官之所以用八股来“钓”出考生的才能，是因为当时人们或多或少相信八股文的好坏，即可大致看出一个人的才能、性情。一如买者在买的当时，不完全知道所买之物的真正品质，所以可能依赖名牌来做选择。

从传讯机制出发来了解清末废除科举，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几个重点。首先，“废科举”可以理解为传讯系统的崩溃，而在经济学中对传讯系统崩溃所造成的研究很多，可以借鉴。清代末年科举与新式“学校”之间的竞争，就好像贝克尔与斯宾塞的争论的翻版。科举理解人才的方式，比较接近斯宾塞；而清末新式学校的逻辑，则比较接近贝克尔人力资本的说法，把人化为可以直接应用于生产的资本，而不是像“传讯系统”透过一种不一定跟“内容”相关的传讯来进行。

我对“传讯机制”的了解是很少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是我的扩大想象。不过无论如何，提到跨学科的研究，不是要成为那一科的专家，而是想借此打开一个比较宽的视野，提醒我们问一些原先不一定会去问的问题。接着我想以它为引子讨论与“废科举”有关的几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三）

“废科举”是将行之近千年的一套仕学合一的传统切断。虽然之前经过不短时间的酝酿，是一株已经被反复推、摇了不短时间而终于枯死的大树。但当科举被正式废止时，仍然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许多人都惊慌失措、如丧考妣。“废科举”在思想文化上影响很大，而且目前已有的研究十分丰富（如艾尔曼、罗志田、关晓虹等，无法在此一一列举），大致而言都倾向同意自从科举这条大动脉被斩断之后，旧文化、社会、政治的传统失所依持，许多原来的社会系统崩溃，许多原先处于边缘的或新加入的分子得以成为主流，或是成为主流之一。仕学合一传统之中断、四民秩序之崩溃、上层与下层社会沟通机制之中断、“自然知识”压过“规范知识”、士的“自我边缘化”、思想文学的解放、多元价值观之出现、新知识分子之产生、新式职业社会之出现、乡绅社会之解体等都是比较明显的现象。

在“废科举”之后，如果以“传讯机制”理论为引子，下面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由于科举是一个行之千年的选拔精英的传讯机制，它的中断使得谁可以成为精英成为一个暧昧、可疑的问题，因而产生了各式各样传讯机制，有的是旧制度的，有的是多元叠合，或者是各种花样。在传讯中断时，买方与卖方，也就是官方与百姓都在寻找对方的存在，猜测有限信息或谣言到处横行。由于没有信息被传达出来，人们只能用先验猜测的平均值来当作和政府互动的基础。

第二，“沟通符码”的问题，也就是质问“什么等于什么”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传讯符码都是在上位者或某些人可以任意决定的。事实上“什么”等于“什么”，总是受时代氛围或风气的形塑，而且它有产生有利结果的一面。有时候某种氛围或某种风气是由居于领导地位者所引起，譬如君主的爱憎影响一代学术风气者，张舜徽《壮议轩日记》举例说，清仁宗时白莲教乱平，曲阜的衍圣公具疏入贺。朝廷优诏褒答曰：“愿卿昌明正学，正学明则邪说自熄。”张舜徽说，从此士大夫表彰“正学”之文盛行，如程晋芳《正学论》、蒋琦龄《崇正学》之类，张认为由此可知有某些时候一代学术之转变，“又不可不取资于当时诏命也”。

一些特殊的“符码”，譬如八股文、小楷、试帖诗，虽也可以用来鉴别智力、学养、性情，但是如果要选拔实干的人才，而不只是在翰林院中优游涵泳，备位清华，点缀太平，八股文等“符码”便显得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了。后来改试策论，时事、经济逐渐成为考题内容，使得“什么等于是什么”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再后来大量考科学、西学时，“什么等于是什么”又有了重大的变化。

废除科举使得许多沟通符码失效，许多与这些符码相关的，也就是与八股文化远近相关的种种政治、社会、文化都失去其依附的根据而彻底动摇了；同时也因为“旧”的动摇，每每也使得“新”的出现成为可能。不过因为是传讯机制的中断，是买方卖方关系的中断，“仕学合一”的传统中断，与符码有关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元素失去附着之处，并不是彻底的被否定或排除，而是从接榫处散碎开来漂浮各处，或处于边缘，并非全然消失。

第三，在后科举时代，功名的传讯功能并未完全失效。它虽不再是唯一、也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它可以转换成社会声望，或与其他有效力的传讯机制结盟。晚清末年，许多人去日本留学获取一个文凭，或是加读法政或速成学堂，形成以旧功名与新功名复合的“复合传讯”，或“接力式传讯”。因为有各种不同的传讯管道出现，形成了多元竞合的情况。这些新的、多元的传讯机制是什么？如何产生？是很值得探讨的。舒新城在《我与教育》中提到，他一度进“地方自治研究所”，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地方自治研究所”毕业之后即可以在地方作“绅士”，可见当时人对新的管道有一些复杂的换算方式。而且当时人际网络的性质也产生微妙的转变。如王锡彤《抑斋日记》中所显示的，在废除科举之后，原来由旧功名者所形成的网络，很快地与日本留学归国者所形成的新功名网络嵌合在一起，互相援引，互相合作，在官、商社会中形成新的精英群体。

第四，在纷然并置的传讯渠道中，有“强传讯”、“弱传讯”之别，两者竞争、交织，不能简单地以“废科举”后一切皆中断来解释。事实上，科举这个持续近千年的主要“传讯机制”中断了之后，仍然余音绕梁，并且与其他的传讯渠道互相竞合。所以，这整个变化是由一个稳定、单一、权威的传讯管道变成像“物联网”般、许多想不到的事物都在发挥传讯的功能，成了“无所不在的传讯机制”。但整体而言，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废除科举切断了主动脉，至少对一般人来说，不再存在一个公认的标准／渠道来鉴别进入仕途的精英，变成可能是靠关系、找推荐、拉派系，甚至拐、骗、夺各显神通。用舒新城的话是“各奔前程”，或是用吕思勉的话说，变成一个“侥幸社会”——侥幸得之、侥幸失之，不像科举功名的阶梯那样有标准可循。后来吕思勉写过若干文字鼓吹文官考试，多少也是对“侥幸社会”的不满。而且精英形成的管道变得混乱而不可预测，才有《郑超麟回忆录》中所提到的“绅士大换班”，说以前的老绅士死了，谁可能替换上去，多少是可以猜到的，可是在废除科举及辛亥革命之后，变得不可预测了。

第五，多元叠合的“传讯机制”。我们可以比较确定地说，在废除科举之后，确认谁是精英成了一个困扰的问题，尤其是在地方社会。但清末官方始终想以一套比照的方式来应付这个问题，以学堂的文凭比照科举的功名，奖励出身、特科进士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废除科举之后的“比照”风，可从徐珂编的《清稗类钞》“讥讽类”的“洋进士洋举人”条看出端倪：“科举时代之进士、举人，略如欧美日本之学位。宣统己酉，学部奏酌拟考试毕业游学生章程，中有分等给奖一条，列最优等者奖给进士，列优等、中等者奖给举人。各冠以某学科字样，习文科者称文科进士、文科举人，他科仿此。顽固之人以若辈皆自东西洋游学而归也，辄以异路功名视之，谓之曰洋进士、洋举人。……游学生既经学部考验合格，分别等第，于保和殿举行廷试，即科举时代之殿试也。廷试须作经义一篇，题由钦命。主试、襄校、监临、临试、提调、收掌、弥封、庶务、监场各官，一切职掌，于向之乡、会试情形大相类似。盖朝廷之于学校，固仍以科举视之耳。”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在“学校”与“科举功名”之间不停地附会比照，另一方面也让人感觉清廷仍多少希望把“华衮之权”，也就是“传讯机制”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也在两个渠道之间——一方面是以“学校”养成人才，另一方面是以“科举”甄选人才，取得一个比照。一般百姓也如此期待着，傅斯年回忆说，他在中学堂读书时，每次回家乡，总有人问他：“几时出官，官有多大”，而当清廷决定停止比照出身时，一些家长便把小孩从学校叫回家。

这种双元比照式的“传讯”系统废止之后，进入多元传讯系统乃至于一团混乱的时代，官方提出的一套，百姓却未必能全然适应。学校系统的各级学历究竟何时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传讯”系统，或它是否真的接替了科举废除后所留下的空白，仍然值得探讨。至于民国政府的文官考试是不是形成一个新的有力的“传讯机制”，也仍值得考虑。事实上到今天，科举残留的影响仍然可以在我们的教育系统看到。

第六，前面提到废科举及辛亥革命之后鉴别精英的方式大幅改变，造成了所谓“绅士大换班”，成为新精英的管道变得不可预测。“传讯机制”理论提醒我们，在“科举”这个持续千年的官民之间的大动脉中断之后，应该注意“名”（norm）与“实”（reality）两者之间竞合性的发展。如果把“名”与“实”分开看，则可以发现在废除科举之前，两者之间已逐渐分道扬镳了。根据一份1895年至1905年间40名上层士绅出路的统计，始终走在科场道路，在书院执教或其他生活方式的仅有5人，有13人曾赴日留学或考察。而这35人中，有18人在学堂或学务处工作、2人从事新军或警务、7人曾参与公司创办。而在另一在1895年时平均23岁下层士绅出路的统计表中，仅有4人继续科场生涯，其余42人皆到国内新式学堂或日本接受再教育。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虽然在“名”的层面上，学校教育系统取代了科举，成为培养人才的管道，文凭成为新的传讯机制，而且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替换了科举。但是1920年代对于学校系统，有种种的不放心。一方面希望用“会考”来保证其教育水准；另外，还有督学对各级学校的监督。在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高普考也渴望成为像是旧科举那样的抡才大典，然而实际上，高普考出身而担任高官者不如预期的多。所以实际上不一定是A→B→C的递嬗，反而是一些原不在科举、学校范围内的传讯符码出现了。譬如五四运动中的各级学生领袖，所谓“吃五四饭的”，成为新的青年精英。后来在主义盛行的时代，“主义者”或“党证”成为新的、强势的传讯凭据。

在叶圣陶的《倪焕之》中，北伐的风潮吹到江南小镇，素行不良的豪绅蒋老虎（蒋士镳），他懂得外面的新风潮正万马奔腾地冲过来，而加入新的革命党是成为新的领导精英的前提。他开始焦急地对他平时经常责骂的儿子、已经加入革命党的蒋华说：“民国元年，我也加入过国民党，现在还是要加入，你就给我介绍一下吧。”蒋华说：“我这里有空白表格，填写了就可以去提出，待我解释一下，谅来一定通过。”当蒋老虎一再表示担心时，蒋华说：“革命不是几个人专利的，谁有热心，谁就可以革命！”新的识别精英的“传讯系统”，是靠一张“党证”而不是科考，也不必拥有多少财富，甚至不必为地方做过什么贡献。正如蒋华说的，唯一的资格应该是“谁有热心，谁就可以革命”。果然，地痞蒋老虎不久即在革命军到达小镇时站在最前列。

在茅盾的《子夜》里也提到了党证作为一种新的传讯符码，“一瞧那黑色硬纸片，就知道是‘中国国民党党证’；这一乐非同小可”，有这张党证的，即可称“党老爷”，对内可以威慑父亲，“他知道有了这东西，便可以常常向老头子逼出大把的钱来放开手面花用”。至于对外，茅盾刻画得很好，“我是有党证的，我想到什么衙门里去办事！”以前的说法应该是，“我是有科名的，我要到什么衙门去办事！”

如果用“传讯机制”的角度来考量，那么民国建立之后有许多摸索的情形，便不再只是笑谈，而是很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如1914年，北京“考知事”，参加者数千人，大多是前清耆宿。又如1925年，湖南赵恒惕为澄清吏治，也隆重举办考县长，并请章太炎为考试委员长，报名应考者四百五十余名，预定录取六十人。考试分甄录试、初试、复试，前两者为笔试，复试为口试。第一场所出论题为“宰相必起于州部论”，第二题为“问区田防旱，自汉至清皆有成效，今尚可行否？”当时颇引起许多新派人士的嘲笑。

第七，何炳棣形容科举制度是“成功的阶梯”，非常鲜活地描绘出它的特质。尤其是科举成功的本质，是一种从秀才、举人、进士，逐级而上的“纵向机制”。它的传讯机制的设计是特殊的，基本上依靠文章的好坏而决定是否录取。在整个过程中，几乎只是靠着考官及试卷之间的单独沟通，考生获得功名与否跟他平时的行为是否合乎规范、是否与他人通力合作、是否参与地方事务、是否组织社会工作、是否参与慈善事业等毫无关系，所以我形容这是一个“纵向型”管道。但废除科举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传讯机制，带有横向动员、组织的特质，如党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其他在职业社会中成功的管道亦每每与人群的各种活动有关，所以形成了我所谓的“横向社会”。在当时许许多多新传讯机制都有往“横向”发展的特质。

第八，前面已经提到应该把“名”与“实”分开来考虑相关问题，来关注实际发挥“传讯”功能的是哪些符码，也就是废科举之前与之后真正发挥“传讯”的是什么力量，则有赖于斯通（Lawrence Stone）所说的“人群学研究”，包括从人群学的履历分析中，看出什么才是真正产生精英的传讯符码。这个工作并不困难。我认为第一个可以着手的工作是分析民国以来不同时期所编印的各种“名人录”，如桥川时雄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其中所开列的履历提供了丰富的样本可供分析。此外，如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的《民国人物大辞典》，或陈玉堂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或国史馆所编《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不一而足。由其中所开列的履历进行人群学的统计分析，即可以不太费力地了解在废除科举之后，旧功名人士后来的出路以及新传讯机制等相关问题。譬如了解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社会精英的出身如何？旧功名人士在何时逐渐消失于历史舞台，新学堂的学生何时接管了原先功名之士的地位，成为社会精英的主角？留日学生及留学欧美的学生呢？以上各种身份的复合体呢？（即一方面具有旧功名，同时又留学日本，双重出身的读书人）各种军校、党校毕业的学生呢？除了上述之外，人们通常透过什么样的网路获得精英的地位？

从许多年谱、日记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如井俊起的《雪苑戆叟忆往》中便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观察。井氏似乎相当关心当时政、军、官场及其他方面人物的出身，所以每当他提到某人任某职之后，往往会附加一笔说明对方系何种出身。从这本小书中可以看到旧功名人士→旧功名兼留日→以上人物加上法政学堂、各种师范毕业生→新学堂学生→留美学生、军校毕业生，依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形，上述人物往往同时活跃于官场，而北伐之后党国体制的形成是一个重要的断限。从此以后，许多原先占有精英地位的人物，因为无法融入新的党国体制中而被逐渐边缘化了。

（四）

正如本文一开始所提到的，跨学科的资源不是为了指导我们如何研究，而是作为同行的伙伴，其任务之一是提醒我们忘了关注哪些现象，并问那些我们早已忘了怎么问的问题。从这种伴行的关系中，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注意到原先因为种种原因而忽略的层面及问题。

本文试着用传讯机制提供一套分析语汇，来讨论“废科举”与近代教育的研究。过去若干有关这个问题的分析框架往往停留在一种机械式的功能论上面。称颂变革者，固然认为变革应于时用，所以理所当然；质疑变革者，也未尝不是以旧系统也有其功用、新政策不见得那么有用等说法来作辩护。围绕韦伯式问题的讨论亦然：韦伯认为科举所考的内容是经典，不是专业化的知识，所以不理性；反对者则认为，经典知识以及文辞技巧，都是可以转移的知识，可以在帝制社会行政中应用，所以有其理性。这些讨论，都预设了“用”可以直接认知、测量、判断。“传讯”（Signaling）的概念，让我们悬置这种预设，去把握人为决定与事物内容之间种种的关系。当然“传讯”之成立，也镶嵌在特定的社会脉络里面，不是完全的随机。

本文是从思考一个常见的历史问题开始的：任何涉及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事务，不管是官与民，聘方、受聘方，买方、卖方，甚至是大桥下等候青睐的零工，在大部分的时候，是不可能一一实际接触的，其才能是不透明的，一切是未知的、不完整的，无法单独说明自己的。而且对于什么是才能的定义也是变动不居的。因为上述特性，所以如果是在人群中涉及什么是才能，如何选择人才，甚至“什么是真理”，也往往不是“天经地义”或“从天而降”的，它们往往需要靠第三者，靠一种“第三者机制”作为沟联的平台，科举或其他许许多多的制度即是例子。

“第三者机制”涉及许多问题，如“沟通符码”的内容及其形成等。借助“第三者机制”，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历史上许多制度的形成、运作及其限制。借助“传讯机制”理论，是希望能增加一些观看历史现象的视角，看是不是能提醒自己一些原来不会问或不这样问的问题。如果把“传讯机制”中的卖方与买方、聘方与受聘方等转换成科举考试中的官方与考生，或是转换成其他许许多多我们在官、私场合都会碰到的性质相近境况，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原先为人们所忽略的视角与看问题的方式。

最后要强调，“传讯机制”是无所不在的。一个公司如果过度提拔创造短期获利的员工，它所造成的传讯效果，可能使得公司上下趋于短利而有不好的后果；一个政府如果过度提拔作风严苛的官吏，也将会造成政治风格的变化；如果政府反复表扬贞节，那么社会风俗也将随之而变，不一而足。所以，人们可以运用传讯机制来考虑历史现象的地方是很多的。正如本文中一再强调的，对于经济学的“传讯”理论，我只有皮毛的了解，基本上是以它作为一个“引子”来开拓我的思考。所以，本文中引申、想象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经济学传讯理论的范围。只是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到别的学科去吸收一点养分是有益的。历史工作如此，思想史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