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马春霞，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朱煜，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21年第1期，本文注释从略。

摘要：晚清至民国，在新的公共卫生话语中，苍蝇的形象由过去的“渺然小物”“蝇头小事”变成了“社会大害”“国民公敌”。这一认知转变与当时的卫生启蒙密不可分。清末，多数国人对微菌世界毫无感知，对苍蝇传疫不 以为意。北京政府时期，苍蝇不断被宣传者放大 、展示和描摹，以帮助民众理解细菌致病之原理、苍蝇传疫之危害，进而配合灭蝇运动的推进。南京国民政 府时期，随着国家全面介入公共卫生活动，苍蝇不仅是个人健康之害，亦被视为整个民族之害，国人与苍蝇展开了一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以灭蝇运动为代表的现代卫生启蒙从民间组织到政府主导，从针对知识群体到面向普罗大众，从公共空间到家庭空间，经历了一个渐次递进和不断深化的传播与认知过程。

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国际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与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促使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意识到“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卫生”的重要性。公共卫生逐渐被提升到影响国民健康、民族形象和国家兴衰的高度，成为官方改革施政的重要内容。现代 “卫生” （hygiene）主要以细菌学说为理论支撑，它在中国本土的传播与被接纳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渐进启蒙开化的过程。饶有趣味的是，苍蝇作为可见的细菌传媒，其形象不断被建构和呈现，以启发大众的公共卫生意识。可以说，国人对苍蝇认知的变化已然成为公共卫生观念觉醒的重要见证和体现。

近代西医东渐以及中国公共卫生制度、卫生观念的现代化问题是近些年学术界研究的热门选题，为海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美国学者罗芙芸与卜丽萍分别以中国的主要城市为个案揭示了卫生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台湾学者雷祥麟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卫生”的本土化诠释及其内在价值，皮国立则注意到近代西方的细菌理论与中医病原理论之间的交锋、竞争与交融，二人的研究实际上都涉及西医东渐过程中文化观念的碰撞问题。香港学者梁其姿、大陆学者杨念群、余新忠、张大庆、何小莲、路彩霞等人的撰述从不同视角对中国现代卫生的建构做了阐释，颇具参考价值。不过，现有成果尚未注意到蝇害宣传和灭蝇运动在近代中国公共卫生启蒙过程中的重要学术价值，本文拟从这一新的视角来揭示卫生启蒙的渐进历程。

一、“蝇头小事”：清末“卫生”东渐下的苍蝇认知

古人对苍蝇的认识主要聚焦于其扰人与逐臭的本 性。苍蝇因聒噪不堪、喜近污秽而令人生厌。宋代欧阳修在《憎苍蝇赋》中描写苍蝇“寻头扑面，入袖穿裳”，清末亦有诗云：“耳畔营营尽力呼，摇唇鼓翼影难摹”，二者皆将苍蝇聒噪扰人的形象描绘尽致。此外，苍蝇也因追腥逐臭而被视为“肮脏”，遭到驱赶。古人曾对入座的青蝇以扇驱之，亦有将不死草“置盘筵中”来驱蝇的记载。不过，总体来说，在“科学洗礼”之前的千百年中，人与蝇长期共存，大体上相安无事。周作人曾在《蝇》一文中忆及儿时捉蝇的趣事，他便认为“传说里的苍蝇，即使不是特殊良善，总之决不比别的禽虫更为卑恶”。

国人对苍蝇的这种认知随着现代卫生观念的传入而日渐受到挑战。现代“卫生”发轫于西方实验科学，尤其奠基于微生物与疫病知识之上。作为“舶来品”的细菌理论与卫生观念在中国本土传播得并不顺利，不仅为固守风习、尚未开化的底层民众所抵触，而且引起长期浸染于传统医疗文化之中的医师、士绅群体的质疑。针对传染病肆虐的因由，中西医学呈现迥然有别的两套诠释话语，在这两种解释体系中，苍蝇的角色完全不同，进而衍生出两种不同的疾病观念和对苍蝇的认知。

与西医借助科学实验得出结论的方式不同，传统中医对苍蝇与疫疾关系的认识主要基于经验观察。比如许多中医认为传染病是“秽气”或“疫气”所致。“疫病，是天地不正之异气，四时皆有，能传染于人。”乾隆年间，天津知名中医刘奎根据观察发现，苍蝇和传染病往往同时出现，那些疾病肆虐的村庄总会出现成百上千的苍蝇。他认为，因苍蝇喜脏，能嗅到人类无法闻到的秽气，苍蝇聚集的场所便表明有疫气、邪气或秽气。对此，其他人也有类似见解。道光年间的《瘟疫汇编》记载：“忆昔年入夏，瘟疫大行，有红头青蝇千百为群，凡入人家，必有瘟疫而亡者。”晚清一些中医典籍甚至开始用“疫 虫”、“尸虫”、“毒虫”等形容致病的微小生物。知名中医陈虬便将1894年的香港鼠疫归咎为“疫虫”所 致。整体来说，传统中医理论中的“疫气”或“疫虫”与显微镜下的细菌尚有本质区别，没有认识到蝇虫乃传播疫疾的重要媒介这一原理。

除“疫气”之外，传统医学还将天气的反常、饮食的混乱、作息的失序、内在的失衡视为导致疾患的重要因素。以清末流行的结核病（即肺痨）为例，当时绝大多数中医认为，该病并非外在的物质因素所致，而是个体过度劳累，特别是心力上的过劳所致，防治的重点是静心休养。在这种综合多元、内外兼顾的病因阐释系统中，苍蝇之于传染病是较为边缘的因素。西医则坚信“一病一源”，通过侦测病原体对症下药。就结核病而言，西医认为由结核杆菌引起，防治的核心在于阻止该种病菌传播，要做到环境清洁、不随地吐痰等。苍蝇作为传播结核菌的重要媒介，尤其受到关注，进而延伸出各种预防苍蝇近侧或污染食物的举措。

随着清末时疫的流行，细菌学说较早在租界防疫的过程中逐渐传播开来。1902年夏，天津城为霍乱所困，外国占领区力图通过防控细菌来应对疫情。在日本租界区，曾在德国马尔堡大学学习细菌学的都筑甚之助被委以重任，负责区域内的霍乱防治。都筑检测了天津的水源和霍乱患者的粪便。他发现，从海河取的水样中存在霍乱病原体，证实海河是主要的传染源。他还通过实验证明苍蝇可以用其细小而毛绒的脚将人类粪便里的霍乱杆菌传播到没有保护的食物上。此种归因传染病的方式充分体现出现代“卫生”的特色在于对“物质”性因素的科学认识。这个“物”尤其指肉眼看不到的病毒与细菌。基于这种认识，各国在租界内普遍采取了杀菌消毒、隔离检疫、清洁环境、驱灭蚊蝇、过滤饮用水等管理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在华传教士群体在普及卫生知识方面也付出诸多努力，较早将苍蝇与疫病关系的知识传播开来。为了说服中国人改变“蝇不刺人以为蝇者无害于人类”的观点，基督教会主办的《通问报》多次宣传苍蝇之害，并对苍蝇传播疫疾的途径予以揭示：“霍乱等症之传染多因蝇落病人所泄污物上，后又飞集无病人家食物，遂使其病之微生物落于其中，随人之食而入其腹，其毒遂发为病症”，因此对蝇“不可不随时慎妨也”。英国传教士孟合理还特别强调了两种有效传播卫生知识的途径：一是公开演讲，二是发行卫生读物。此一时期，传教士对西方细菌理论已经做了初步的引入与诠释。

在卫生“东渐”的背景下，一些城市陆续建立了卫生行政机构。卫生警察制度开始推行，其职责包括防疫、监督、隔离、种痘等。京师卫生警察工作的重点便是检查道路是否清洁、污秽是否清理、食品是否有苍蝇集结等。地方政府开始认识到驱蝇防蝇对于公共卫生的重要性，驱蝇“虽属琐屑之事，于卫生为最近”。然而，民间社会尚未对现代卫生抱以欢迎的姿态，特别是底层民众懵懂迷信、固守风习，不知清洁环境、驱蝇防疫的重要性。瘟疫爆发时，在慌乱无助之中，人们多诉诸鬼神迷信。1909年秋，湖南常德发生瘟疫，民众“每乞灵于某县城隍出銮，某乡天符收灾，而不知疏通沟渠、洁净饮食，以治病源，殊可哀已”。民众在医学智识上的不觉醒严重阻碍了政府的卫生行政工作。1902年，江苏常镇道观察大力提倡卫生防疫，严令清洁街衢，但屡屡推行不畅，民众皆“视若具文，绝不加意，惟相率延请僧道希冀禳疫，疫乃有加无已”。毫无疑问，这些搭台演戏、祈求鬼神的活动，不仅于病无补，反而加速了疫情的扩散。

清末，“现代卫生”的传入对国人传统的疾病观念造成很大冲击，特别是细菌理论使“环 境—虫 媒—疾病”之间产生了密切关联性，苍蝇因其极强的吸附、转移、传播病菌的能力而受到关注。不过，鉴于当时存在着中西两种明显不同的疾病解释系统和归因方式，知识精英对苍蝇与疫病的联系并未形成清晰的认知，遑论普通民众，苍蝇依然是“渺然小物”，驱蝇依然是“蝇头小事”。事实上，对现代卫生知识的认知与接纳存在着上下阶层的异步性，这使得渐次普及宣传成为必要。

二、苍蝇传疫：北京政府时期的蝇害宣传与卫生运动

北京政府时期，中央和地方建立了卫生行政机构，由于军阀混战，这些机构所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民间团体在现代卫生知识普及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通过“放大”蝇体、夸大蝇害、丑化苍蝇等方式进行卫生宣传，发起灭蝇活动，使苍蝇传疫学说传播于民间。此一时期的卫生运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1912－1920年前后，由传教士主导，侧重对知识阶层的卫生启蒙；后一阶段为1921－1927年前后，本土民间团体逐渐壮大，转向对普通大众的卫生动员。

（一）“放大”蝇体与针对知识阶层的卫生启蒙

民国初期，各地疫疾频仍。例如，《吴虞日记》记载，1915年，蜀中病痢盛行，死者甚众，当地医学传教士将之归咎为“蚊子、苍蝇之毒传染成疟痢故也”，但当时绝大多数国人并未意识到虫媒传疫的危害。以博医会为代表的传教士团体在卫生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医学传教活动迎合了中国社会对现代卫生的迫切需求，得到了城市管理者的大力支持。

时人卫生意识的匮乏从其对待苍蝇的态度上亦可见一斑。即便苍蝇传疫学说出现以后，许多知识界人士依然将信将疑或心不在焉，以致有报文指陈：“吾人竟乐于优游不稍介意亦大惑矣。”至于其中原因，有人强调“吾人于蝇大都习见而不之怪，是未明蝇类之患”。自然，“未明蝇患”的背后是对细菌知识的无知与不解。一些知识分子对苍蝇的暧昧态度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依然存在。当 然，对部分知识界人士的“缓知缓觉”，不宜简单归咎为无知和保守。须知西方人对微观世界的认知，从启蒙时代的理论架构到工业革命时期的实验观察，亦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历史。细菌理论和现代卫生知识在中国本土的传播必然要经历一个逐步消化、逐级递进的过程。基于此，传教士在民初卫生宣传过程中更侧重一种上层路线，即先影响知识阶层，然后再通过他们启蒙普通民众。

鉴于中国多数民众都未受过教育，美国传教士毕德辉认为，卫生宣传应针对上层人士，如学者、官员、商人等，说服他们参与卫生运动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宣传，因为这些精英人物有着极强的社会号召力和影响力。博医会在北京开展的公共卫生活动先后得到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支持，在广东则受到省长朱庆澜的热情欢迎。这些地方性的支持都为卫生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毕 德 辉 仅 在1915－1916年间便到访过近30个城市，举办了９次公共卫生活动，召开了248次集会，演讲139次，指导志愿者开展演讲109次，听众累积达12.8万人。除了集会演讲，卫生宣讲团体还经常组织游行活动。在福州的卫生游行吸纳了1847名志愿者，主 要是官员、商人和学生，他们一周内走遍了福州90％的街道，散发预防霍乱的画刊约30万份。同样，英国传教士怀恩光在山东也得到各界支持，特别是“与教育界颇相浃冾”，其卫生演说，如“病之来源，治病之法，微生物之可以致病”等内容“最为众所嗜听”，“各校教师皆往听”。蝇害宣传作为这些公共卫生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遵循了由西入东、由上及下的启蒙路径。

西方人对细菌理论的广泛接受是建立在无数次微生物观察与实验的基础之上，而将这些实验结论直接“嫁接”于经验主义的东方土壤，则面临根系不固而难以开花结果的困境。当时，大部分国人并不知“细菌”为何物，亦难以真正理解细菌与传染病之关系。在这一阶段的卫生启蒙中，苍蝇成为启发人们认识肉眼不可见之细菌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宣讲者借助于显微镜、幻灯片、图画等将苍蝇放大审视，力求模拟还原西方实证观察、认知微生物的大体过程。

引导人们观察“放大”的蝇体实则是通过科普促使国人普遍接受细菌理论和苍蝇传疫的原理。卫生宣讲者每次组织活动都会“携带各种图表、仪器、电戏、影片、幻灯前往，以供众览”。洛氏基金会驻华代表祁天锡将从美国带来的苍蝇幻灯片在苏州各学校播放，“片中皆表示各种飞蝇之肢体，如手足、食道、足掌等，及传播疾病之缘由，除蝇之法，毒蝇之药等”。归国留学生群体及本土人士也通过宣讲、办报等方式向国人传播现代卫生理念。留美归来的医学博士胡宣明1917年在厦门的卫生演讲吸引听众多达３万人，组织者设置了数十间陈列所，展览各类图画以解说蝇虫结构、肺病、传染病等，“晚间特张电影，如蝇虫生殖之理，蚊蚤除灭之方，肺菌蔓延之故”。许多报刊杂志更是以多种方式不厌其烦地从微观细节描绘苍蝇的形体与特性。《少年》杂志曾附上蝇体及蝇头的放大图片，清晰地展现了苍蝇带有粘膏的毫毛，以说明其容易沾染污秽和传播疾病。一篇译自美国卫生杂志的文章配有显微镜下的苍蝇全身图、苍蝇的姿势图等，极为形象地呈现出苍蝇的身体构造。不言而喻，这些生动、直观的图文意在启蒙读者，苍 蝇“与我们的性命有绝大的关系，而人皆漠然视之，并不注意，真是大误”。通过蝇体的放大展示，观众与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到苍蝇的身体结构及特性，苍蝇因作为四处飞动的病菌携带者而越来越引起警惕，如此，“苍蝇—病菌—疾病”之间的关系逐渐明晰起来。

以上层路线为主导的卫生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使“中国各界知识阶级（对卫生）表示了日益增长的兴趣”，人们对苍蝇与疾病关系的认识亦在放大蝇体、呈现蝇害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加深。这些活动“布下了卫生的种子”，并以星火燎原之势渐次传播开来。需要强调的是，民国初期的医学传教之所以获得上流社会的支持和知识分子的积极配合，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管理者力图藉此改善卫生环境和治理水平，以抑制时疫传播，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则希望藉此促进民众卫生意识的觉醒，实现卫生救国、强国保种的目的。然而，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传教士开展卫生活动的动机开始受到广泛质疑。毕竟，他们仅将卫生活动作为布道的重要途径而非目的。博医会主席达文曾公开强调：“在开展这些有价值工作之时，亦不能忘记首要任务是传播福音。”中国的公共卫生倡导者逐渐意识到本土化努力的必要性，对“以民命攸关之重大卫生问题，国人皆漠视不关心”，“而必待他人之旁观者怜其疾苦起而代为之谋”的现状愈加不满。

（二）“人蝇大战”与大众卫生启蒙

20世纪20年代，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历史背景下，本土民间组织逐渐成为卫生运动的主力军，他们深感卫生事业“颇关重大，非由本国人士提倡，未足以收大效”。中华卫生教育会、中华慈幼协济会、青年会、卫生会以及各教育团体等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前期“审视蝇体”的基础上，这一时期卫生启蒙对苍蝇的形象进行了有目的的建构和演绎，为发动广泛的灭蝇运动奠定了舆论基础。为了动员社会力量，卫生启蒙的对象亦不再聚焦于知识阶层，逐渐面向普通民众。

随着本土卫生团体、医疗队伍的不断壮大，国人自主开展的卫生活动、创办的卫生读物也都持续增多，这为进一步推进现代卫生启蒙提供了条件。1922年１月至1924年11月，中华卫生教育会共售出卫生书册627271册，其中达２／３的购买者为宣讲师。这一时期已经出现有关细菌学理论与苍蝇传疫学说系统而专业的本土化阐释。例如，1922年，姜白民在《实用细菌学》中详述了细菌知识的方方面面，其中有言：“细菌之为物，为渺之至，其体大都无叶绿质，故不能藉日光之力，制成碳氢化物以自营养，而必寄生于他生物体”，“人生之安危，可为左右”。中华教育卫生联合会编纂的《卫生丛书》对细菌、苍蝇与疾病之间的关系予以细致揭示，该书还详述了蝇之构造、蝇之食物、蝇之消化、蝇之习性、蝇之带菌方法等。

诚然，这些科普读物能够将卫生知识普及于知识分子，但对于粗识文字或大字不识的下层民众来讲却仍然有些艰涩难懂。普通百姓经常以经验主义的论据来反讥卫生倡导者：“吾祖之时有蝇虫，吾父之时有蝇虫，至吾之身又有蝇虫，然皆高年矍铄，克享遐龄，未尝因之而短寿也。”乡间更有各种流俗传说使人对苍蝇毫不在意。比如，地方社会有“苍蝇饭，饭苍蝇”的说法，认为苍蝇接触过的饭菜并不脏，甚至有乡民称，“夏天的饭有毒，必须经苍蝇落过，人吃了才无害”。在这种情况下，对普通民众开展卫生启蒙则实为必要。

鉴于普通民众多将苍蝇视为渺然小物，毫不介意，适度夸大蝇害以提高民众的警惕性似乎是一种有效的宣传策略。有卫生宣传文章写道：“虽说苍蝇是很小的动物，但是他的害处，较森林中的猛虎还厉害的多，若说他是杀人的凶犯，也无不可。”有人指出，“苍蝇的为害，真十百倍于兵和匪”；“人类传染病之孽媒，而动物中之最危险者也”。可以看出，在通俗化的宣传中，苍蝇已然成为最危险的戕害人类的“残暴杀手”。这些夸大与类比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的宣传效果，目的是“为唤起群众灭蝇观念起见”，瑏瑠使不懂传疫原理的民众亦能警醒。

为了动员人们进一步与蝇“开战”，积极参与各种灭蝇与卫生活动，各类报道还对苍蝇形象进行了丑化和建构，使其成为国人同仇敌忾的目标。“那跳梁小丑的苍蝇，居然带着这许多菌子，去广泛的传搬，是何等可怕呀！”它们“身带百万病菌，到处飞扬鼓舞，不问你老小男女，穷富智愚，总会平等光顾的，一遇时疫发时，更大施其拨弄手段”。1925年《时兆月报》上的一幅漫画显示，一名身着军装的士兵正手拿大刀朝一只几乎和人等大的苍蝇砍去，渲染出一种人蝇势不两立的对峙局面。瑏瑣 因此，“我们大家要保持生命，就不能不同这恶魔宣战”。经过媒体的反复描摹，苍蝇俨然成为传播病菌的“小丑”、“恶魔”，让人不能不灭之而后快。

这一时期的卫生宣传活动采取了各种浅近易解、贴近大众的传播方式。通过报刊、讲演、展览、小册子、标语、月份牌等路径，运用民间小曲、歌谣、漫画、通俗故事等文学形式，呈现防蝇、灭蝇的卫生知识，启迪民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通过大力宣传，原来被视为“渺然小物”的苍蝇被描述成致人死命的“庞然大物”，蝇害不断被演绎夸大，相关宣传报道最终成为一篇篇“讨蝇檄文”。既然这个“跳梁小丑”阴险狠毒、工于伎俩、危害至深，这便为“灭蝇之战”提供了道义上的正当性。特别是对苍蝇的声讨挞伐因加入了道德伦理和情感价值的评判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在通俗化宣传之外，具有广泛参与性的灭蝇卫生运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城市社会团体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活动。1920年６月，上海青年会童子部开展卫生运动，举行游行，军乐前导，后面各色大旗书写“苍蝇传毒，妨 害 生 命”等 字 样，展示多只放大的苍蝇模型，分发传单，“虽天雨进行如故”。1922年，天津西讲演所组织义务捕蝇队，前后８次灭蝇三百余万，活动结束时开表彰大会。在这些活动中，灭蝇不仅是重要的宣传口号，也是引导、动员、组织民众参与卫生实践的重要形式。为吸引更多民众参与灭蝇，运动组织者采取了各种激励举措，比如收买苍蝇、以蝇换券等。1922年，浙江嘉兴卫生会在夏季收买苍蝇，每两四百文，民众热情高涨，“一时捕蝇器销路为之大畅”。1924年，无锡通俗教育馆收买苍蝇，“一头换游览券一张，三头换卫生小丛书一册，十头换蝇拍一枚，三十头换五彩卫生图一张”。无疑，这些物质奖励大大提升了民众灭蝇的积极性，对底层大众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不 过，也难免有形式盖过目的之嫌，收买活蝇以及为获得奖励而捉蝇似乎与现代卫生的真意有所偏离。

综上所述，在20世纪10、20年代，藉由对苍蝇传疫的卫生宣传，“灭蝇已经被视作改善卫生状况和预防疾病的一项重要举措”，由针对知识阶层到面向普通民众，体现出卫生启蒙的阶段性与渐进性。毕竟，欲以现代卫生知识来改变积习数千年之久的传统认知与生活习惯绝非易事。通俗化的宣传和运动式的动员适应了普通民众的认知水平，使人们对苍蝇传疫有了直观认知，并积极参与灭蝇。国人与可见之苍蝇的“作战”实则是与不可见之细菌的一场较量，普通民众虽则对细菌理论一知半解，但对于被“敌对化”的苍蝇却能奋起剿灭，这与各民间团体深入的宣传与动员不无关系。诚然，这一过程也见证了国人力求将“外来科学知识‘本土化’”的种种努力。

三、“国民公敌”：南京国民政府主导下的灭蝇运动

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进一步强化卫生行政能力，卫生事业呈现新的气象，灭蝇运动经由国家倡导而得以大范围、高效率地开展起来。运动之所以被提升至国家的高度，是因为卫生启蒙不仅使民众更好地与政府合作，以顺利地实施监察、接种、检疫隔离等措施，还可有效抵制东方主义话语下的“中国人约翰”（John Chinaman）的形象，展现一个新生民族国家的风貌。

这一时期的卫生启蒙与政治话语的日常表达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服务于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民族卫生”与“大众卫生”的提出使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融入“卫生共同体”的话语表述之中。当时，著名卫生专家金子直认为“民族卫生”意义重大：“一为防止人口之减退，助长人口之增殖”，“二为排除淘汰心身低格者，而保存优种良种”。当时有人估算，因为“不解公共卫生为何物，遂致每年枉死六百万人”。实际上，大部分传染病“可因取缔饮水及食物并灭除苍蝇与提倡个人卫生而减少至半数”。与“民族卫生”重视整体之生存壮大不同，“大众卫生”更强调个体之卫生职责。北京市第一卫生区事务所杂志《大众卫生》强调：“所谓大众卫生是没有阶级的，就是要人人都知道卫生的真义。社会上各色人等，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是男是女是老是幼，不分贵贱”，都应“躬行实践”，“能有维护与赞助公共卫生事业之观念与热心”。无论如何，作为个体之国民与作为整体之国家在现代卫生的语境下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正如著名微生物学家杨敷海在1931年指出的，“强国之策，首在强民，强民之政，以注重民众健康为唯一要务”。公共卫生已然成为塑造新国民、规范新生活、展现民族新形象的重要取径。

作为公共卫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灭蝇活动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实际上，其本身已成为政府主导下的独立卫生运动，形成了成熟的活动纲领、组织程序、实施办法和考核机制。1929年３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发布了《灭蝇办法》，对灭蝇工作的方方面面做出具体规定。河南民政厅将灭蝇小册子发给民众，认为消灭苍蝇之最要紧的办法在于“照此小册竭力推广宣传、仿印分发”，“务使家喻户晓，人人照办”。1935年５－９月间，南京共组织了12.4万余次灭蝇活动。每当活动临近结束，各城市卫生部门会实地巡察，考核灭蝇工作的勤惰情况，举办总结奖励会。为保证灭蝇工作的顺利开展，各城市政府还设有专门的灭蝇经费。1931年，南京市卫生部门原定灭蝇经费七千元，政府核准六千元，后因洪水退后的卫生清洁工作紧急，需要“添雇夫役”，又增拨一千元。在官方的大力倡导下，灭蝇已经成为季节性、常规性卫生工作，在有些城市甚至持续长达半年之久。同时，活动更加注重卫生规范，如禁止用手接触苍蝇，并经常用肥皂洗手等。

为彻底将蝇虫驱离人类的生存空间，活动强调消灭蝇蛆与环境整治相结合，以实现标本兼治。青岛市制定的灭蝇计划书指出：“治本办法，则在苍蝇未繁殖之前，即清除苍蝇产生地，以消灭蝇蛆是也。治标办法，则在苍蝇既繁殖之后，即所谓杀蝇及防蝇是也。”为了有效地剿灭蝇蛆，各地开始灭蝇的时间逐渐由过去的夏令提早至春季。大地回春之时被认为是遏制蝇虫繁殖的绝佳时机，此时灭杀母蝇有事半功倍之效。比如，在南京，春季灭蝇工作主要是“扑灭蝇蛆”，“全市厕 所、粪坑、粪缸及垃圾堆等，每星期洒百分之一五**或石灰末至少一次”。为配合灭蝇工作，政府还会施以各种环境治理的举措，如挑粪必须在清晨，粪船粪担不得在市内久留，粪缸粪坑必须遮蔽，马厩猪圈必须及时清理，住宅餐馆必须装备纱窗纱门，等等。可见，政府主导下的灭蝇运动虽则致力于“彻底剿除残害人类健康的公敌”，瑏瑤但又并非仅限于“灭蝇”本身，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综合治理和对城市秩序的重新建立。

在公共空间卫生治理加强的同时，现代卫生话语亦借助于灭蝇运动不断向家庭空间辐射和渗透，进而规范个人身体卫生。美国学者南希·托马斯（Nancy Tomes）在《细菌的福音》一书中揭示了２０世纪前后“细菌理论”如何从实验室影响到家庭空间（如厕所、厨房）的过程，以及人们如何借助细菌知识和杀菌产品来规范日常生活，以致清洁除菌日益成为家庭主妇的核心工作。在中国，这场“细菌革命”与政府的强力推动不无关系。特别是1934年新生活运动以后，“卫生”的重点转向“重塑中国人的身体习惯使中国得到新生”。在国家治理者看来，正是连日常卫生习惯“这些很小的事物我们都不能做到”，所以，“同胞要被人轻视，甚至整个民族要被人欺侮”。这场运动意在“唤起一般国民礼仪廉耻的意识”，使大众认识到，公共卫生的实现应从自身的日常生活做起，自觉摒弃诸如共食、吐痰、泻鼻涕等不卫生的恶习，被褥要及时晾晒，房间要定期喷洒石碳酸，杀灭病菌、臭虫和蚊蝇。一个接受了现代卫生启蒙的家庭妇女开始重视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来保证家人的居住环境和饮食的安全，一项重要的工作便是防止苍蝇侵入室内，避免其污染食物和接触孩童，并借助各种灭蝇杀菌产品来营造健康的家庭生活空间。

国民政府一方面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灭蝇运动来推进大众的卫生启蒙，规训人们的卫生习惯，加强公共空间的卫生治理；另一方面，也力求通过“全体国民之生活革命”——新生活运动来推动民众在日常实践中自觉自律地讲求卫生，在家庭空间中改良生活风习，进而“扫除社会上污秽之恶习”，“培养社会上之生机与正气”。这些努力促进了城市卫生状况的改善和民众卫生意识的提升。民俗学家邓云乡在回忆抗战前北平市的灭蝇成效时指出：“古城的苍蝇顿时消灭了不少”，“房间里收拾干净没有苍蝇，就是外面公厕中也很少见到苍蝇”。1933年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在白沙镇的灭蝇运动使“街民大大的为之感悟”。北京青年会与丙寅医学社针对1170人开展的灭蝇常识测试显示，82％的民众答对率在90％以上。可以说，灭蝇运动与卫生启蒙产生了一定成效。正所谓“洁净成了风俗，不知不觉，人民的品格高尚，必有一副特别不同的精神，影响于国家，实为不浅”。国民一旦可以自治其身体，便可向世人证明能够自治其国家，以致最终摆脱“中国人约翰”的消极面相，进而展现健康、独立、自信的国民新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在国民政府主导、规范灭蝇之际，民间社团的角色亦不容忽视。比如，在平民教育运动背景下，蝇害启蒙也逐渐向基层渗透。灭蝇与拜访农家、通俗讲演、拒毒运动等皆为平民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抗战爆发后，卫生宣传还随着知识群体的转移而发生了空间上的变化。朱自清曾提到西南联大的学生在云南蒙自的活动，“民众相当乐意接受宣传”，“灭蝇运动后，街上许多食物铺子，备了冷罩子，虽然简陋，不能不说是进步。”

四、结语

正如南希·托马斯指出，现代卫生观念、制度以及生活中“细菌的福音”（如灭菌清洁产品）是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的启蒙过程之后才出现的。清末至民国，卫生启蒙亦经历了由上及下、由公共空间到家庭空间的渐进传播过程。由不足挂齿的“蝇头小事”到令人痛恨的“国民公敌”，对苍蝇认知的变化体现着国人疾病认识、防疫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苍蝇传疫学说被广为接受之前，人们对苍蝇虽则厌恶但并不敌对，人与蝇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平共处”的。此种“后知后觉”不仅仅因为科学技术上的落后和生活上的困顿所致，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深层原因。传教士群体的早期卫生宣传虽有引领之功，毕竟影响的是少数群体。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下，中国本土民间团体逐渐成为卫生启蒙的中坚力量，对西方医学知识进行了本土化、通俗化和常识化的普及，形塑了民众的卫生观念和卫生行为。灭蝇宣传在某种程度上促生了一个“卫 生 共 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与蝇是交锋的双方，只有整个社会协力合作才能开辟健康的生存空间。故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灭蝇事宜被上升**度，苍蝇从“渺然小物”变为“民族大害”。

小小飞蝇竟然引发全民“大动干戈”，甚至由政府统一部署、宣传与督战，的确是史无前例的社会现象。诚然，“人蝇大战”的背后是国人与细菌、疾病的抗争，是对民族生命体的捍卫。蝇害是公共卫生问题的一个缩影，卫生防疫不仅关涉公众健康问题，而且影响社会之秩序、公 共 之 财 政、健 康 之 兵源、民族之存亡，如此看来，国家的强力介入实属必要。卫生启蒙是近代中国无法绕过的一道重要命题，它是一个民族、国家融入现代文明，跻身世界之林的必由之路。可以说，灭蝇运动及其宣传教育活动不仅是卫生观念的启蒙，也是现代国民的形塑与民族现代性的缔造。

不过，我们也要认识到灭蝇运动对卫生改良的限度。一方面，虽则灭蝇运动波及全国，但并非均质铺陈，而是以点代面，在各省主要城市开展，乡间社会的卫生环境并未明显改变。另一方面，尽管灭蝇已经成为政府与社会的惯例性工作，但有些方面依然流于形式，过分注重功利而忽视实际效果。更深入的爱国卫生运动，还有待着后来的有力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