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安徽史学》2009 年第5 期，63-71页

作者简介：何卓恩（1963- ），男，湖北安陆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武汉，430079）

内容提要：胡适对《自由中国》的参与和在《自由中国》的言论，表现出很明显的矛盾心态。这种心态主要归因于胡适身负自由主义领袖和流亡“政权”同盟者的双重角色，体现出在非常情势下一个老派自由主义者思想意识中“国权”与“人权”的紧张。

关键词：胡适；《自由中国》；参与；思想；角色

胡适对于中国政治的言论参与，五四以来，除了抗战期间担任外交工作一度无暇顾及外，几乎没有间断过。他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主要通过创办、主持言论刊物来实现。他创办或改组的《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都已为人熟知，有关这些刊物的专门研究亦日见丰富。不过，对于离开大陆之后胡适等人在台湾建立的“最后一个思想据点”《自由中国》，大陆学界的研究要少一些[1]。《自由中国》连续出版十年又十个月；而胡适离世也在该刊结束两年之内，且直接受到该刊关门的影响。所以胡适在《自由中国》的言论（《胡适全集》未收录者多篇）和活动，实际上很能反映他晚年的主要思想取向和心理状态，值得学界注意。鉴于此，本文准备以胡适在《自由中国》发表的言论为主要素材，解析晚年胡适的思想与角色及其背后的意涵。

一、积极与消极：胡适对《自由中国》的文字参与

《自由中国》1949 年创刊，其时胡适寓居美国；1958年胡适回到台湾任职，两年后《自由中国》因雷震案封馆。《自由中国》在总共23 卷中，发表的胡适文章计有31 篇：

1、《< 自由中国> 的宗旨》，拟于1949 年4 月，刊于第1 卷第1 期（1949.11.20）。

2、《民主与极权的冲突》，根据1941 年7 月在密歇根大学演讲翻译，刊于第1 卷第1 期（1949.11.20）。

3、《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 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作于1950 年1 月，刊于第2 卷第3 期（1950.2.1）。

4、《史达林雄图下的中国》，原刊于美国《外交季刊》1950 年10 月号，同时授权《中央日报》和《自由中国》翻译发表，载第3 卷第10 期（1950.11.16）。

5、《致本社的一封信》，作于1951 年8 月，抗议国民党当局压制言论，刊于第5 卷第5 期（1951.9.1）。

6、《十年来中美关系急趋恶化的原委》，根据1951年4 月在美国哲学会年会上的演讲译出，刊于第5 卷第5 期（1951.9.1）。

7、《< 自由中国> 杂志三周年纪念会上致词》，刊于第7 卷第12 期（1952.12.16）。

8、《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1952 年11 月30 日应台湾八学术团体之邀所作公开演讲，刊于第7 卷第12 期（1952.12.16）。

9、《东亚的命运》，新年特刊约稿，刊于第8 卷第1期（1953.1.1）。

10、《三百年来世界文化的趋势与中国应采取的方向》，1953 年1 月3 日新竹讲演，刊于第8 卷第3 期（1953.2.1）。

11、《追念吴稚晖先生》，百号纪念和新年特刊约稿，纪念吴稚晖去世，刊于第10 卷第1 期（1954.1.1）。

12、《从< 到奴役之路> 说起——在“自由中国社”欢迎茶会上讲词》，刊于第10 卷第6 期（1954.3.16）。

13、《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看法》，1954 年3月在台湾大学讲演，刊于第10 卷第7 期（1954.4.1）。

14、《介绍一本最值得读的自传》，新年特刊约稿，刊于第12 卷第1 期（1955.1.1）。

15、《“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纽约读书笔记，刊于第12 卷第7 期（1955.4.1）。

16、《胡适之先生的一封信》，关于近作计划（《丁文江的传记》、《论中共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情况，刊于第14 卷第8 期（1956.4.16）。

17、《丁在君与徐霞客》，《丁文江的传记》第九章，刊于第14 卷第9 期（1956.5.1）。

18、《丁文江留英纪实》，《丁文江的传记》第四、五章，刊于第15 卷第5 期（1956.9.1）。

19、《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原应《中央日报》之约而写，刊于第15 卷第9 期（1956.10.31祝寿专号）。

20、《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1958 年5 月在“自由中国社”演讲，刊于第18 卷第11 期（1958.6.1）。

21、《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刊于第19 卷第2 期（1958.7.16）。

22、《关于言论自由和反共救国会议》，1958 年12月22 日在台北《民主潮》社讲演，刊于第20 卷第1 期（1959.1.1）。

23、《林肯一百五十年的生日纪念》，在美国之音举办的林肯纪念庆典上的讲演，刊于第20 卷第4 期（1959.2.16）。

24、《容忍与自由》，为《自由中国》文祸作于1959 年3 月12 日，刊于第20 卷第6 期（1959.3.16）。

25、《给本社编辑委员会一封信》，为《自由中国》文祸作于1959 年3 月5 日，刊于第20 卷第7 期（1959.4.1）。

26、《论初唐盛唐还没有雕板书》，刊于第21 卷第1期（1959.7.1）。

27、《杜威在中国》，根据1959 年7 月16 日在美国夏威夷大学演讲译出，刊于第21 卷第4 期（1959.8.16）。

28、《记美国医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改造者弗勒斯纳先生》，十年纪念特刊约稿，纪念弗勒斯纳去世，作于1959 年11 月9 日，刊于第21 卷第10 期（1959.11.16）。

29、《容忍与自由——< 自由中国> 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词》，刊于第21 卷第11 期（1959.12.1）。

30、《虚云和尚年谱讨论》，致《中央日报》胡健中和《自由中国》雷震论学函各一通，刊于第21 卷第12 期（1959.12.16）。

31、《赫尔回忆录序》，序美国国务卿赫尔回忆录中译本，刊于第22 卷第6 期（1960.3.16）。

从上述罗列中可得出几项有趣的数据：

1、根据体裁分析，总数31 篇中，宣言1 篇（1），演讲辞12 篇（2、6、7、8、10、12、13、20、22、23、27、29），时文11篇（3、4、9、11、14、15、17、18、19、24、28），书信4 篇（5、16、30、25），书序2 篇（21、31），学术论文1 篇（31）。

2、根据文字背景分析，31 篇中，主动投寄4 篇（1、5、24、25），被动刊载11 篇（2、7、8、10、12、13、16、20、22、29、30），应约专稿7 篇（3、9、11、14、15、26、28），外用稿寄载9 篇（4、6、17、18、19、21、23、27、31）。

3、根据主旨分析，31 篇中针对共、俄者4 篇（1、2、3、4），针对美国和西方社会者3 篇（6、8、9），针对国民党当局者2 篇（5、19），针对自由派同人者8 篇（7、12、15、20、22、24、25、29），无针对性的学术、追思文字最多，达14 篇（10、11、13、14、16、17、18、21、23、26、27、28、30、31）。

4、根据时段分布，31 篇中，2 篇作于《自由中国》创刊之前（1、2），发表于该刊创刊号（1949 年）；1950- 1955 年比较均衡，每年约发表2 篇（只有1954 年多1 篇）；1956年后起伏较大，1956 年发表4 篇，1957 年未见文字发表，1958 年2 篇，1959 年达9 篇，终刊年1 篇。1951 年之前主要是反共抗俄文字；1951 年开始针对西方世界、国民党当局、自由派同人发言，但文字总量并不多，学术、追思性文字反而比较多；从1953 年到1960 年，相对均匀分布。

从以上量化分析不难看出，胡适对《自由中国》的参与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勉强的方面。他为《自由中国》确定宗旨，每次回台均到社讲演，每当刊物遭遇政治麻烦时他都出面设法平息，表明他对该刊起码是有热心、有认同感的。但另一方面，他在《自由中国》发表的文章与编委会其他成员相比并不多，与该刊政论格调一致的专文为数更少（发表篇数最多的1959 年，针对国民党当局的政论也阙如），许多文字并无多少思想性，乃碍于雷震反复约稿的情面勉强而为；思想性的文字大多是演讲辞，属被动发表，显示出他对于该刊的热心和认同感又有其限度。

这两点，乍一看，相互抵触，难以置信。但实际情形确实如此，《自由中国》同人和胡适本人也都谈到这两个方面。

“自由中国社”同人对于胡适积极发起《自由中国》的功绩一直倍加赞赏。1950 年《自由中国》社第一次座谈会上，总编辑毛子水致辞说：“胡适之先生从北平出来，想从文化上与共产党斗争，去年三月在上海，后来又在台北，打算除出版丛书及定期刊物外，在上海办一个日报，嗣以京沪沦陷得太快，除丛书早已出版七种外，定期刊物迟到去年十一月才出版《自由中国》半月刊。《自由中国》社想以《自由中国》这个刊物造成一个自由中国运动。”[2]这既是说明《自由中国》的创刊缘由和过程，也是交代胡适的缔造之功及其意图。《自由中国》出刊十年后，负责人雷震仍在文章中陈述《自由中国》筹备阶段胡适在刊名上的坚持[3]。正因为胡适是《自由中国》最主要的发起人和精神领袖，刊物创刊时同人一致要求借其名义发行[4]。

《自由中国》刊物上很少看到因胡适参与太少而不满的文字，但从同人特别是雷震给胡适的信中，却很能体会到一些抱怨。例如1949 年12 月8 日雷震致胡适：“明年新正，拟出新年特大号，务恳先生惠赐宏文一篇，……先生必须有一长文，本刊在社会上已发生相当号召力，这都是由于先生为发行人之故，如先生专号不来文，不独减低编辑人之勇气，我们对社会不好交代，因此请先生千万千万寄来。”1950 年3 月23 日又函：“本社同人希望先生至多二个月来文章一篇，国内人士均希望能读到先生文章。”4 月18 日函：“顷接各方来函，询问先生何以不写文章，因为大家非常喜欢读到你的文章。”5 月14 日函重申此点，并表示对这些询问“震实无法回答”。7 月11 日函：“先生不写文章来，我们实在感觉难以应付也，务盼先生最近写一文章寄来，公私均感。”1951 年1 月4 日函：“《自由中国》发行已十四个月，海外销场日增，读者日众，惟一般读者，渴望读到先生文章，弟一再函请，未蒙赐稿，不仅弟个人失望而已也，闻先生在美演讲，至恳将演讲稿寄下（英文亦可，由本社觅人翻译）发表，以馨读者之热望，千万拜恳。”1952 年4 月27 日函云：“尚有一最苦而最无法自解之事，即先生不大为本刊撰稿子，本刊系先生之（为）发起人，大家都希望读到大作。”“本刊先生总是发行人，尽管先生心中有多少不愿意，但是如非先生为发行人，此刊不易支持，顷先生念弟等编辑之苦，多多为本刊撰稿子，一年中希望先生写二篇稿子，则要求总不算苛刻吧！”[5]《自由中国》同人从最先希望胡适经常有文章来发表，到最长两个月一篇，到变成一年之内两篇，其间既能体现对胡适支持本刊的坚执信赖，也包含着一再失望的怨意。

胡适本人在几次演讲中也都提及与《自由中国》关系的两个方面。

1952 年在为《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致词时，胡适就讲到他是该刊的发起人之一，“当民国三十八年初，大陆危急的时候，政府要我到国外去。在没有启程以前，许多朋友们在南京在上海常常谈到国家的问题，想办一种日报或杂志以振起舆论。在那个时候，大家就定了‘自由中国’这个名字。当时有几位朋友要我写一个简单的宣言。因为那时大家的心里都很乱，时间也匆促，没有机会好好的写。到了三十八年四月六日，上了船以后，在船上才有点时间想想这个问题。……现在每期在《自由中国》印出来的几条宗旨，就是那时我在船上想的。”这段话可视为他对刊物的热心和认同的说明；但同时他又表示：“我很惭愧，这几年担任了一个发行人的虚名，事实上我并没有负责任。我不但没有负发行人的责任，甚至连作文章的责任都没有负。三年当中，我写的文章只有两三篇；这是很惭愧的！”[6]1958 年演讲《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1959年《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词》，也重申了这两层意思。

二、坚守与妥协：《自由中国》里胡适思想性文字的旨趣

胡适对《自由中国》的参与，自我矛盾的情形不仅表现在参与度上，还表现在思想倾向上。

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代殿军，胡适对于自由人权，尤其是言论自由向来十分珍视，曾说“自由主义里没有自由,那就好像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7]。这一点，在《自由中国》的文字中也不例外。

胡适第一篇真正写给《自由中国》的专文《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是对1949 年5 月11 日《人民日报》上陈垣《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的回应。这封信是陈垣在建国初期见闻北京新气象，感觉“朝闻道夕死可矣”后，向老友胡适表达解放区人民有言论自由，呼唤胡适转向人民一边的文字。胡适根据此信为“很漂亮的白话文”（信由弟子刘乃和执笔初稿，以白话文写成）不合陈垣文字习惯等由，判定是受胁迫而为并经“党作家”作伪，不但不能说明“解放区人民有言论自由”，反而说明连陈垣“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并进而引伸到“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的结论。这是在反共话语中申述的“自由”。

在当时的台湾言论界，反共抗俄是最大的政治神话，在这种气氛下指责“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毫不困难，也不一定真能代表一个人对自由的坚持。胡适不仅批评红色地区的“自由”问题，对蓝色地区的“自由”问题也不客气。《自由中国》第4 卷第11 期（1951 年6 月1 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批评当局违法牟利胡作非为，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强力反弹和打压，胡适在美国看到《自由中国》变相道歉的文字，特意写信说：“‘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8]让雷震在《自由中国》发表此信表示严重的抗议。

胡适回台参加《自由中国》活动时，更直接鼓励同人争取言论自由，指出：“言论自由，只在宪法上有那一条提到是不够的。言论自由和别的自由一样，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的；法律的赋予与宪法的保障是不够的。人人应该把言论自由看作最宝贵的东西，随时随地的努力争取；随时随地的努力维持。”在他看来，无论什么政府，无论什么国家，凡是主管行政部门的，总是不十分愿意有人批评，所以要真正做到言论自由，都得人人随时随地去争取。“我们这班朋友们偶然作一点批评，至少可以养成一种习惯，可以形成一种风气。当政的人起初虽然觉得讨厌，但看惯了，就觉得批评是善意的，不是恶意的。因此，时间长了，言论多了，可以使当局者养成接受批评和容忍批评的习惯；一般人民也可因此而养成了争取自由的习惯。这样，对于国家、社会、政府、人民都有好处。”他希望无论在朝在野的都能了解，“我们”的希望，是在民主自由这一方面。在民主、自由方面的努力增加一分，就是“我们”在“自由世界”的地位抬高一分。为此，在朝的人应该极力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评；在野的人士也应该努力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这样才可以在自由世界中站一个地位而无惭愧。”[9]

胡适也有文字表现自己做诤臣、诤友的努力。最引起关注的，要算《自由中国》“祝寿专号”上的《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其述说的故事，第一个是艾氏当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时，副校长向他报告说，学校各部门首长都想见校长，谈谈他们的工作，艾氏得知仅学院首长一级就有六十三人时，急忙喊停，表示完全信任他们，无须“糟蹋了他们的宝贵光阴”。第二个故事说的是艾氏当选总统之后，一次正在高尔夫球场打球，白宫突然送一急电给艾森豪威尔批示。总统助理事先拟了两种意见，一种是总统许可，一种是不许可。艾氏看了后，一时拿不定主意，在两种意见上都签了名，另加一句话：“请狄克替我挑一个罢”(狄克是副总统尼克松)，然后继续打球。故事说完，胡适又加一则“后记”来点题。他说这两个故事表示艾森豪威尔真有“做一国元首的风度”，而蒋介石缺少的正是这样的风度。他奉劝蒋介石“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大势’的元首”[10]。这一诤谏，后来引起国民党当局狂风暴雨般的反击。

胡适对自由的坚守还包含继续阐发和反思若干既有自由主义观念。在《三百年来世界文化的趋势与中国应采取的方向》中，胡适将自由民主与科学文化联系起来，认为没有科学文化，就难以实现人的价值。他引用中国经书中的“天地之性人为贵”，来说明中国在2500 年前就已经承认天地之间“人”最宝贵，但这种思想却没有制度化，仅是一句空话；现在人类有了科学文化，人的地位抬高了，就能实现了，所以“历史上三百年来民主自由的思想，同科学工业的文化、工程学的文化同时发生，不是偶然的。”[11]而在《从< 到奴役之路> 说起》中，胡适更对他过去长期信持的“平等”迷思进行当众“洗脑”，表示一切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都是与自由冲突的“奴役之路”。

类似的“洗脑”还有对中国传统思想与自由理念之关系的认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个看法》就特别提出几种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威权与自由冲突的观念和历史：第一是老子为代表的无政府的抗议，认为用不着政府，即使有政府也应无为、放任、不干涉，无为而无不为；第二是孔子、孟子一班人提倡的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教育人要有一种人格的尊严，一种使命感，参加政治、参加社会；第三是极权思想，墨家尚同说是没有机会实施的一种极权政治哲学，商鞅的法家思想则成功实行了“极权政治”；第四是汉初运用老子无为的政治哲学将极权国家打倒。“秦是以有为极权而亡；而汉朝以有意的、自觉的实行无为政治，大汉帝国居然能安定四百二十年之久。不但安定了四百二十年，可说二千年来到现在。”[12]显然，在他看来，中国古代思想中儒家、道家都有自由主义的因素，而正是这些因素成为中国历史延续的动力。

先秦诸子虽然内含了一些自由主义因素，毕竟没有直接争自由。胡适有文章进一步指出，类似“不自由毋宁死”的说法，中国历史上也有。900 年前范仲淹所说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就是这样的争自由的名言，比Patrick Henry 的名言还要早740 年。“从中国向来智识份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诤谏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动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13]这些说法包含“挖掘古典传统资源以与自由民主思想接榫”的味道，与“五四”时代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西化”胡适相比，深化不小。

可见尽管胡适实际参与《自由中国》事务不算多，但从已发表的文字中，仍然能了解到他对于自由主义的坚守和持续思考。

不过，坚守不等于坚执。胡适在《自由中国》争自由、促启蒙的过程中，既有不退让的方面，亦有妥协的表现。妥协的情况，在《自由中国》后期日益激进的情势下尤其明显。

第一件表现妥协的事项，是反对《自由中国》碰触“反攻大陆”问题。1957 年8 月开始，为反击“祝寿专号”出版以来当局对自由派的思想围剿，《自由中国》开辟“今日的问题”政论专栏，系统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以揭穿国民党在台统治遮羞布的《反攻大陆问题》打头炮。该文一石激起千层浪，当局认为已经违反了“国策”，发动官方报刊联合起来加大火力围攻《自由中国》，此外国民党主办的“干部训练班”及国防部总政治部统辖的各军种政工单位，均针对《自由中国》的言论，举办声讨会，口诛笔伐。胡适看到这个严重局面，在面对同人的讲话中，一再表示这个“招牌”性的东西，“我们不可以去碰的”[14]。

第二件事项，是对自由派同人主张的“反共救国会议”持模糊态度。包括《自由中国》同人在内的自由派人士一直力主召开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反共救国会议”，以制约国民党的独裁，胡适对此很久未发表意见，直到1958 年底才在一次讲演中表示态度。这个态度仍然是模糊的：他以美国1787 年费城会议为根据，认为几千人或八百人的会议解决不了问题，要开也只能开几十个人的会议，而且不要新闻记者参加，内容不公开，方便充分发表意见[15]。实际上是不赞成召开。

第三件事项，为“容忍与自由”的论述。《自由中国》一再因言论惹“祸”，胡适每每一方面勉力疏通，一方面转向同人灭火，越来越对同人的激烈批评文字不以为然。“陈怀祺事件”后，胡适接连在《自由中国》发表《容忍与自由》一文和《给本社编辑委员会一封信》，希望同人对当局更加“容忍”和“负责任”。

第四件事项，是对组党问题的态度。胡适原则上赞成“让教育界、青年、知识份子出来组织一个不希望取得政权的‘在野党’”，但认为最好不要用“反对党”这个名词，让当局害怕[16]。这个立场不仅跟不上雷震的步伐，跟他本人1948 年自由主义演讲中“容忍反对党”的精神，也不甚合拍。

三、自由派与联盟者：角色的困境

胡适对待《自由中国》的矛盾情形与其所载言论的两歧性究竟何以出现？或者说一个旗帜鲜明的自由主义者为何会“冷淡”他亲手发起的自由主义刊物和尊他为领袖的自由主义同道？他本人的说法中透露出一些线索，有的已经被学者注意到。

例如“发行人”问题。《自由中国》创刊时，同人为了避免党方人士控制，确保刊物由自由派掌握，并争取较多的言论空间，在未经身居美国的胡适许可的情况下，议定以其名义做刊物“发行人”。根据国民党当局法律，刊物发行人要承担法律责任，一个刊物在国内发行而要一个身在国外的人来承担责任，正常情况下当然不合情理，更不符合“言论自由靠自己争取”的原则，所以胡适很快写信向雷震表示不满，直言“我最不高兴的是你用我的名字为‘发行人’。这是作伪，不是发起一个救国运动的好榜样。我想请你老兄考虑，另请一人为发行人。”[17]回台讲演时也将其作为要求之一提出来，希望“解除我这个不负责任的发行人虚名”，“将来多作点文章，作编辑人中的一个”[18]。学者注意到这一情况对于胡适的言论参与是有影响的。

但是，这一情况所能够解释的最多只是《自由中国》第8 卷第3 期（1953 年2 月1 日）之前。从第8 卷第3 期起，发行人变更（先后为编辑委员会、雷震），雷震次日还专门致函胡适告知，并恳切要求“先生前允为本刊多写文章，至希先生实践此言”，因“本刊在名义上虽已变更了发行人，在精神上仍是先生主持的，我们仍是守住《自由中国》的宗旨而行事”[19]，但实际上，此后胡适来文的数量并没有显著改善。而且，从所载文字思想上的两歧性来看，妥协性的部分大多在1957 年之后，与“发行人”问题更不相干。

也有学者注意到《自由中国》言论对象的变化对胡适态度的影响。胡适积极发起《自由中国》时，尚身在上海，国民政府仍控制半壁江山。发起这个言论阵地，意图在于协助国民党当局“戡乱”，在军事战之外进行“文化战”、“思想战”。所以其拟定的《宗旨》，声称要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督促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抵抗“极权政治”的扩张，使整个国家成为“自由中国”。显然，“抵抗”共产党的意味要超过“督促”国民党。《自由中国》1949 年11 月在台湾实际创办时，面对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压力更大，更强化了反共的色彩。不过这个阶段很短，1950 年夏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出手防卫台湾，急遽地改变了国共军事格杀形势，国民党在台湾获得了安全保证，同时也失去了反攻大陆的可能。国民党开始重建威权体制，《自由中国》也相应地由帮闲“抵抗”共产党为主转向以“督促”国民党为重点。关注这一变化的学者认为，胡适不再担任发行人之后，《自由中国》虽每期照登其手订的《宗旨》，实际宗旨却已经向“反对党”的角色转变，这与他做诤臣、诤友的理念自有差距，所以参与不积极。

胡适本人也确曾将《自由中国》与“反对党”联系起来。《自由中国》在“今日的问题”系列社论发表后，曾汇编成册出版，胡适读后即对雷震说：“这是新党的政纲吧”[20]，雷震未加否认[21]。《自由中国》既然逐渐向“反对党”游移，而胡适不参与党派活动的立场也是一个事实（大陆时期勿论，1949 年后自由派三次组党之议——蒋廷黻组织中国自由党、雷震试图动员胡适与张君劢合作组党、雷震结合民社青年两党及本省籍人士组织强大反对党——胡适都拒不参与），如此解释胡适的消极和妥协，应有一定的说服力。不过，《自由中国》从帮闲党到反对党，并不是一天完成的，1952－1956 年这四五年，可以说处在二者之间，何以胡适照样“少写文章”？此说就难以关照。

笔者以为，胡适对于《自由中国》的矛盾态度，有着多种因素，包括上述两个因素（以及其他可能的具体因素），但还有更主要的因素。这就是老一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思想特质以及1949 年后对流亡生活时空环境的把握。

经历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尤其是五四启蒙，自由主义实际上成为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信仰之一。但由于自由主义在中国所发挥的思想功能主要在于使国家“上轨道”而从根本上挽救国运，不像西方近代市民社会语境下的自由主义那样专注于个人权利，所以给今人的印象是，他们与其说是在宣导自由主义，不如说在提倡理性民族主义，充其量相当于耶尔·塔米尔所说的“自由民族主义”（或译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其显著的特点，是他们的“自由主义言论”的终极目标多指向国家民族权利而非西人所谓个人权利，他们也讲人权，但他们笔下的人权要么服务于国权，要么平衡于国权[22]。“五四”一代，表面上“个性解放”之声高歌猛进，潜伏于思想深层的却是对于国家民族的忧虑。胡适鼓吹独立人格，就是因为“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23]。胡适曾于国民政府初建时期与罗隆基等掀起人权论战，但随着九一八民族危机的爆发，调子越来越低沉下去。直到1948 年才比较高调地讲争取作为个人权利的自由和作为自由制度保障的民主，并将自由、民主、容忍、渐进改革作为自由主义基本内涵加以阐述。但他之所以此时强调自由权利，说自由之于自由主义正如“赵子龙”之于“长板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连基本的自由都加以否认。胡适曾坦承：“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只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者而已。我们正因为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而不敢也不忍为她讳疾忌医，做她的佞臣损友”[24]。

了解了胡适这一思想惯性，再来看战后台湾所面临的形势和他的角色定位，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台湾既是国民党最后的统治区域，也是胡适等退居台湾者认为的“救国”希望所在。

胡适正视国民党统治方式问题，但非仅着眼于台湾一地，更多的是着眼于全中国。胡适在针对国民党统治方式的时候，毫不隐讳其自由主义立场，所以不仅心底支持《自由中国》争自由，而且利用一切机会发表关于自由民主的意见，曾在立法院欢迎会（1952 年12 月4 日）上说：“民主政治最要紧的基础，就是建立合法的批评政府，合法的反对政府，合法的制裁政府的机制。”[25]还在台北市编辑人协会上强调，言论自由是需要争取的，要把自由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他曾当着蒋介石面批评台湾没有言论自由[26]。但是，他又是将台湾政治放在全中国政治的视角下来把握的。他认为台湾政治上轨道有利于收拾人心“光复”大陆；他也将维持一个起码的反共抗俄的政治存在作为争自由的底线，即争自由以不动摇“政权”为限。

《自由中国》发刊不久，他致函雷震，表示几个月前拟的《宗旨》现在已经不够用，“因为那时候中国还保存着三分之二的河山，所以我那四条里，就没有提国家的独立”[27]，显然他认为“赤化”的大陆，处于“苏俄的控制”之下，失去了国家的自由，需要“政府”去“光复”。也许因为如此，他的争自由演说引发国民党党报与《自由中国》之间持续数年的有关“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大争论时[28]，胡适本人反而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他既不能同意党报主张牺牲个人自由以争得国家自由，也不愿打击《自由中国》同人对个人自由的顽强坚持；也正因如此，胡适会对《自由中国》触碰“反攻大陆”问题不以为然，神情严重地告诫同道：“‘反攻大陆’是一个招牌，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希望和象征，不但是台湾一千万人的希望的象征，而且是海外几千万侨胞的希望的象征，还可以说是大陆上几万万同胞的希望的象征。这样一个无数人希望的象征的一个招牌，我们不可以去碰的。我们要知道，凡是有希望象征的招牌，都不应该去碰的。况且，我觉得‘反攻大陆’并不是那样的没有希望。”[29]

第二，胡适既是自由主义领袖，也是国民党形式上的联盟者，要为其在台维持统治提供“道义上的支持”。

因失掉人心而失掉整个大陆之后，国民党在台湾孤岛维持一个“政权”，特别需要道义上的支持。内战后期蒋介石托付胡适赴美的主要使命，就是争取美国维持道义支持，曾在信中明言：“此时其缺乏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于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30]美国的道义毕竟不太可靠，而且对内政影响有限。其实国民党充分了解，最方便的道义力量便是胡适本人。蒋介石在大厦将倾之际屡次派专机将胡适从北平“抢救”过来，极尽礼遇，无非因为胡适有代表“道义”的力量。《中央日报》公开说：“胡先生这次南来，应该是国家民族存亡之秋以及历史与文化绝续之交，自由主义者起而正视事态并且亟谋有以挽救国运的象征。”[31]国民党“政权”到了台湾之后，更多的人看到胡适的道义价值，认为“今日出来号召，只有适之先生这块招牌有力量，而实际负担反共抗俄，又非介公则不可”[32]。

对于国民党当局和社会人士的期许，胡适本人心知肚明，而且也有尽道义的意愿。他动议创办《自由中国》，“督促”当局之旨有之，更主要的却是“支持”当局。1949年4 月下旬，胡适到达美国后向新闻界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33]他一直以自由主义价值批评当局，但当国民党权势集团不能容忍而指责其为“毒素思想”加以攻击时，仍委曲求全，一笑置之。雷案发生后，胡适不满之余依然没有改变这种“道义”的支持，理由是“因为我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34]。

胡适的角色既是自由主义领袖，也是国民党形式上的联盟者，而当时国民党的基本性格却是威权主义的。这就使得胡适对进退分寸须有所拿捏。就《自由中国》来说，当初期过于保守时，他励之以自由要“争取”；当后期日趋激烈时，他戒之以“容忍”更重要；而无论前期、中期或后期，他都不愿作第一线的旗手而为一刊物所囿限。他要让自己站在更超越的位置。他坚辞发行人名义，并将此作为抗议国民党的方式（意在表示国民党破坏了合作的起码基础），写稿也不够主动，应该与这种拿捏有关。他不太热心于国民党所忌讳的“反共救国会议”和“反对党”[35]，对救援触及“颠覆政府”罪名而入狱的雷震似乎“尽力不够”，也可以从中得到解释。

论者常常只注意到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领袖，忽略他也是台湾“政权”的一个支撑力量，一个联盟者。实际上胡适在《自由中国》的矛盾态度主要与后者角色有关系（当然这不意味着理念上胡适与《自由中国》同人没有差别和歧见）。正是后者的角色拉开了胡适与《自由中国》同人的距离：胡适着眼于全中国而对逃亡中的国民党当局既护持又批评，《自由中国》同人则越来越站在台湾政治的角度瞄准执政的国民党猛烈批判；胡适的批评是一个联盟者的批评，批评以不决裂为前提，《自由中国》同人则并无联盟的前提，越来越向反对党迈进。这个距离可以从殷海光与胡适的互不认可中得到印证。胡适是《自由中国》的精神领袖，殷海光则是《自由中国》中后期主要的思想代表。殷海光以五四为旗帜开展启蒙，“胡适思想”是他的方向[36]。但是，殷海光与胡适发生观点的摩擦也很突出。在经历吴国桢事件之争[37]、“反攻大陆”能否碰之争[38]、容忍与自由之争[39]、救援雷震的分歧[40]等事件之后，胡适认为殷海光是“书呆子”，殷海光则暗下认为胡适在“倒退”。殷海光在去世前不久写给学生的信中说，胡适虽然曾经是“时代的宠儿”，却“始终跟现实的政治权势纠缠不清，所以难免作权势的工具”，“在我同胡适私人接触时，我的内心立刻产生二人相距千里之感”[41]，甚至指责胡适是个“大乡愿”[42]。

总之，胡适对《自由中国》的参与情况和在《自由中国》的言论，表现出很明显的矛盾心态，这主要应归因于胡适身负的自由主义领袖和流亡“政府”同盟者双重角色，体现出在“国难”情势下一个老派自由主义者思想意识中“国权”与“人权”的紧张。老一代的自由主义者，在民族危亡的时代揭橥自由主义理想，不可避免地会陷于人权与国权的两难。当政治制度尚处于威权的局面，牺牲国权而成全人权为他们所不忍，牺牲人权而成全国权亦为他们所难受。胡适明知国民党当局专断腐败，但为了“救国”，又不愿意“搞垮”它。他自认地位很特殊，更加自我节制，所以既表达对当局的诤谏，也不断对自由派同人提出警示。然而，这种紧张在朝强野弱的局势下，往往会加剧内心的痛苦。雷震为民主而坐监，实际上也是为胡适服膺的自由主义价值而坐监，这个巨大刺激，使胡适陷入极度精神苦闷之中，心脏病屡次复发，1962 年2 月24 日，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代大师胡适终于在一次激动的演讲中猝然去世。

注释：

[1] 专门研究胡适与《自由中国》关系的成果虽然不多（2004 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有汪幸福著《胡适与< 自由中国>》一书，为纪实文学著作，未从胡适在《自由中国》的言论统计分析入手来考察晚年胡适自由主义性格），但对晚年胡适思想的研究，胡适研究专家则都有涉及（耿云志、易竹贤、胡明、沈卫威、欧阳哲生等学者的通论性著作中皆不乏论述），还有专著出版（如杨金荣著《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三联书店2003 年版）。期刊也有一些论文发表，如马瑞：《胡适晚年（1949－1962）政治生活述评》（《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 年第4 期）、聂华苓：《雷震与胡适》（《读书》2004 年第1 期）；李传玺：《中西文化论战———胡适最后的关注》（《江淮文史》2006 年第2 期）；魏邦良：《胡适与吴国桢：谁在说谎？》（《开放时代》2007 年第3 期）；王刚：《思想的承继：李敖与胡适》（《探索与争鸣》2007 年第6期）；蔡波：《为宪政与自由而一搏的晚年胡适》（《兰台世界》2007 年第13 期）等。

[2]《自由中国社第一次座谈会记录》，《自由中国》第2卷第4 期。

[3]雷震：《重申我们说话的态度》，《自由中国》第21卷第10 期。

[4]马之骕的《雷震与蒋介石》叙述道：“《自由中国》社的人事问题，在雷震方面来说，他的想法很简单，他认为‘大家一起来，一切为反共，一切为救国’。但在毛子水、王聿修、张佛泉、崔书琴等人来说，他们的想法，则认为雷震是国民党里的强人，也是政治核心人物，所以对雷存有戒心，惟恐受政治人物利用，要划清界限，于是私下计议确定一原则，就是《自由中国》刊物，如果能办成功，一定要请胡适做发行人；如果要发起反共运动组织，一定要请胡适领导，否则就‘不参加’。”（马之骕：《雷震与蒋介石》，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3 年版，第101 页。）

[5]均见万丽娟编注：《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版。

[6][9]胡适：《< 自由中国> 杂志三周年纪念会上致词》，《自由中国》第7 卷第12 期。

[7]胡适：《自由主义》，《世界日报》1948 年9 月5 日。

[8]胡适：《致本社的一封信》，《自由中国》第5 卷第5期。

[10]胡适：《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自由中国》第15 卷第9 期。

[11]胡适：《三百年来世界文化的趋势与中国应采取的方向》，《自由中国》第8 卷第3 期。

[12]胡适：《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个看法》，《自由中国》第10 卷第7 期。

[13]胡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自由中国》第12卷第7 期。

[14][16]胡适：《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自由中国》第18 卷第11 期。

[15]胡适：《言论自由与反共救国会议》，《自由中国》第20 卷第1 期。

[17]《胡适致雷震》（1950 年1 月9 日），万丽娟编注：《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

[18]胡适：《< 自由中国> 杂志三周年纪念会上致词》，《自由中国》第7 卷第12 期。

[19]《雷震致胡适》（1953 年2 月2 日），万丽娟编注：《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

[20]《雷震全集》，第14 卷《雷震与政党政治》，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 年版，第95 页。

[21]1957 年8 月2 日，雷震曾给后来七论《反对党》的作者朱一鸣写过一封约稿长信，最后一段更明确说：“本刊自八月一日起，拟连续讨论‘今日的问题’，先生看了八月一日这一期社论即可明白。这就是反对党的政纲，因此反对党的文章务请先生拨冗写好寄下，千万千万。他们愈顽固，我们愈要干，今日打开局面，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千万盼先生不必愤怒，不要消极，先把‘再论’与‘三论’寄来发表，我已下决心与他们奋斗到底，早已准备坐牢了。”范泓：《久违了，朱养民先生》，原载《温故》第4 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22]本文所谓“人权”、“国权”取其广义，即个人权利和民族国家权利。

[23]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 卷第6 号），《胡适全集》第1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615 页。

[24]胡适：《致陶希圣》（1935 年6 月12 日），《胡适全集》第24 卷，第232 页。

[25]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社1984 年版，第2247 页。

[26]《胡适日记全编》（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277 页。

[27]《胡适致雷震》（1950 年1 月9 日），万丽娟编注：《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

[28]论战中《自由中国》发表的主题文章包括：第8 卷第1 期罗鸿诏的《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第8 卷第6 期罗鸿诏的《思想上的自由主义与统制主义》，第9 卷第2期许冠三的《关于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第9 卷第6 期傅中梅（傅正）的《个人自由乎？国家自由乎？》，第10 卷第2 期殷海光的《政治组织与个体自由》，第10 卷第2 期许冠三的《政府权威与公民自由》，第10 卷第9 期罗鸿诏的《个体主义与全体主义》，第11 卷第1 期曾子友的《西方“国家”概念的演变》，第13 卷第6－7 期连载傅正的《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第14 卷第6 期蒋匀田的《国家与个人》，第14 卷第8 期东方既白（徐訏）的《论个人主义》，第15 卷第7 期傅正的《国家要把人当人》，第16 卷第3 期东方既白的《个人主义的观点与态度》，第16 卷第9 期崇志诚的《国家和个人》，第16 卷第12 期东方既白的《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第17 卷第1 期许冠三的《政府权力与公民自由》等。此外还发表了一些相关社论，如：第10 卷第3 期《自由日谈真自由》，第14 卷第4 期《国家应为个人利益而存在》，第14 卷第5 期《个人为国家之本》，第16 卷第4 期《对构陷与诬蔑的抗议》，第18 卷第3 期《救国主义与亡国主义的对照》等。

[29]胡适：《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自由中国》第18 卷第11 期。

[30]此信为1949（或1950）年5 月28 日蒋介石手书胡适，保存在台北胡适纪念馆，笔者有影印。另可见于陈漱渝：《飘零的落叶》一文，载北京《新文学史料》1991 年第4期。

[31]殷海光：《论胡适南来》，《中央日报》1948 年12 月19 日第2 版。

[32]《雷震日记》（1950 年2 月2 日），《雷震全集》第32册，第31 页。

[33]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092－2093 页。

[34]《胡适日记》（1960 年11 月15 日），《胡适全集》第34卷，第678 页。

[35]国民党对于在野党只允许“友党”而决不允许反对党。雷震被逮捕后，胡适在接见外国记者时，一面盛赞“雷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精神，实在可佩可嘉，对得住自己、朋友，也对得住国家”；一面表示“在这个天翻地覆的时候，我觉得要组织在野党要更加慎重”。（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337－3338 页）。参见智效民：《胡适与蒋介石——从胡氏日记看二人的交往》，《东方文化》2003 年第2 期。

[36]殷海光为《自由中国》撰写的以“五四精神”、“胡适思想”为指针的社论和专文，如《重整“五四”精神！》（第16 卷第9 期）、《跟着“五四”的脚步前进》（第18 卷第9期）、《共党为什么清算“胡适思想”？》（第18 卷第10 期）、《展开启蒙运动》（第20 卷第9 期）、《胡适与国运》（第20卷第9 期）、《“五四”是我们的灯塔！》（第22 卷第9 期）等。

[37]1954 年曾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因受蒋经国排挤而辞职逃亡美国后，公开批评国民党不民主，台湾已沦为“警察国家”。胡适一开始就认为吴国桢的行为有损“国家”尊严，撰文指斥吴国桢“说谎”。殷海光听到吴国桢的揭露却有“如饮琼浆”之感，致信胡适埋怨其不该为“反共不足，残民有余”的国民党护短。二人后来还发生当面的争执。

[38]《自由中国》“今日的问题”政论专栏打头炮的《反攻大陆问题》，是殷海光所撰。胡适提出“不可以去碰”说之后，殷海光不服气，写了一篇与胡适“讲理”的文章《与胡适先生论“反攻大陆”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关系乎大家的前途太大了，每个待在台湾的人有去‘碰’的权利与必要”，并直言“说‘反攻大陆’这块招牌不可去‘碰’，如果这话系出自这里的大政治家或大宣传家之口，那么作者只有‘予欲无言’。可是，现在却出自数十年来提倡科学方法的胡适先生之口，那么作者以为颇可认真计较”（殷海光：《与胡适先生论“反攻大陆”问题》，《殷海光全集》第12 卷，第617、616 页）。还说自己希望有“讲理的自由”，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都是为的讲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讲理以外，没有东西能打动自己的心了。隐然认为胡适也有点不讲理。

[39]胡适在《自由中国》发表《容忍与自由》一文后，殷海光发表读后感认为，提出容忍问题总体上是很有意义和值得细读深思的，不过容忍应该多向统治者和有权有势的人讲，因为“同样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殷海光：《胡适论< 容忍与自由> 读后》，《殷海光全集》第12 卷，第788 页）。胡适则回应殷海光说“拿笔杆子的人”也是有权有势的人（胡适：《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 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词》，《自由中国》第21 卷第11 期），也应在容忍之列。

[40]1960 年“雷案”发生，殷海光极感愤怒，除了在《民主潮》连续发表《我看雷震与新党》和《法律不会说话——因雷震案而想起的》以资声援外，为了救雷震，联合《自由中国》其他主笔，在台湾各报发表声明，自揽罪责，表现出了战斗的烈士气概。殷海光内心很希望胡适能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对雷震有更关键性的帮助，曾亲自到胡适家求其尽力。胡适也公开表达抗议，并暗地作了争取，但被蒋介石呛回后没有再作努力，也没有去监狱探望，令殷海光很失望。

[41]殷海光：《殷海光致何友晖函·第二封》，《明报月刊》第47 期，1969 年11 月号，第82 页。

[42]韦政通：《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殷海光全集》第18 卷，第5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