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郭双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

摘　要：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张学良藏书目录中，有大量“红色”和偏左的书籍。其中既有张学良自购者，也有负责看守他的刘乙光等人代购者。在被幽禁大陆期间，张学良曾认真研读其中的部分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并对《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哲学选辑》等书和部分杂志上刊发的理论文章做了详尽摘抄，留下了大量读书卡片。就卡片呈现的内容和其所写日记看，张学良在当时不仅对马列主义有比较全面深入的理解，而且在自觉地运用其理论和方法去观察、分析问题。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了解张学良当时的思想状况，而且对理解他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某些做法也不无裨益。

引言

张学良自1936年12月25日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很快便失去人身自由，直到1990年才获得“解放”，前后达半个世纪之久。蒋介石幽禁张学良的借口是让其读书、反省，失去人身自由的张学良除了读书、垂钓、种菜、养花之外，也的确无其他事可做。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张学良都读过什么书，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因为通过研究张学良的阅读史，有助于了解其思想、行动乃至个人气质的前后变化。

以往学术界对张学良被幽禁大陆期间的读书情况关注不多，最初涉及这一问题的，多是一些曾经负责看管张学良的军统特务的回忆文字。1980年，邱秀虎在一篇文章中提及张学良被幽禁大陆期间的读书情况。1982年，卓建安说1941年春他到修文传达对张学良严加看管命令时，发现张学良当时正在专心研究《明史》，据说写了大量笔记，摘记了不少卡片。他每月要向蒋介石写一份研读《明史》的心得，需用什么参考资料，就写信向宋美龄要。[1]稍后，张严佛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说，当时蒋介石吩咐戴笠替张学良搜集了不少书籍，其中大部分是线装书，供张学良阅读，也订有《大公报》、《中央日报》和经过审查的外国杂志画报等，“只是不准看马列主义进步书籍和当时的《新华日报》”。[2]这些回忆文章后来被多次转载，产生了广泛影响。于是，张学良在被幽禁大陆期间主要研究明史，几乎成为定论。

1993年，黄文兴《从藏书题款看张学良幽禁期间的读书生活——兼记张学良捐赠藏书东海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黄文”）一文，披露了刘乙光曾代张学良购买一批马列经典著作、张学良本人曾用钢笔书写《鲁迅先生研究纲领》二事。[3]由于张学良档案当时尚未公开，所以作者无法就张氏具体读什么书、怎么读、有什么收获等问题深挖下去。

1994年，《民国春秋》第4期以《张学良在幽禁期间读的政治书籍》为名摘要介绍了“黄文”的内容，引起大陆史学界的注意。1998年《贵州社会科学》第3期刊发洪波《张学良将军在贵州的幽禁生活》一文，利用“黄文”披露的内容讨论了张学良在贵州幽禁期间研究鲁迅、阅读马列著作和研究明史的情况。 1999年《贵州社会科学》第6期刊发熊宗仁《张学良幽禁贵州期间的心路探析》一文，利用“黄文”披露的资料考察了张学良幽禁贵州期间的心路历程。

2004年贵阳《文史天地》第3期刊发窦应泰《张学良在贵州研究过辩证法——从<狱中日记>看张学良的思想转化》一文，不过作者所说的《狱中日记》，其实是张学良抄录的5张读书卡片。相比较而言，曾经帮张学良做口述史的张之宇在这方面最有条件做深入研究。但因受某种观念的制约，她在所著《张学良探微：晚年纪事》一书中只是简略地提到，张学良在贵州期间曾“颇为用心地研究辩证法、唯物论”，[4]未做进一步展开。

笔者200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期间，曾有机会全面查阅收藏于该校“珍本和手稿图书馆”（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的张学良档案。现根据其中的张学良藏书目录、日记、读书笔记和读书卡片，对其被幽禁期间的读书情况做一考察。因受篇幅限制，本文所论，时段上以其被幽禁大陆期间（1937年1月到1946年11月）为限，内容上以张学良研读的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为主。除非为方便论述，一般不超出这一范围。

一、 充满“红色”书籍的藏书目录

大凡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有一个基本素养：浏览一个人的藏书目录，能大致判断出其专业背景；泛览借阅书目，能大致推测出其最近研究的课题。如果一个人的藏书目录与其现有身份反差太大，往往会让人感到困惑。2009年9月16日，当笔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查阅张学良档案时，看到其藏书目录后，便不禁一愣：为何有如此多的“红色”书籍？

张学良档案中收藏有四种书目：（1）由张学良写在一张从1938年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抄录图书32种。（2）记在一个黑色封面的32开笔记本上，登录图书683种，即笔者首次看到的藏书目录。全部图书除个别书名后的括弧内注明著译者外，大多无著译者及版本信息。从字迹上看，主体部分既非出自张学良之手，亦非出自赵一荻之手，很有可能出自于凤至之手。如果这个估计不错的话，那么该书目应形成于1940年6月15日之前。因为于凤至此时因患乳腺癌离开贵州，经香港赴美治疗，以后再没回来。（3）樟木铁箱线装书目录，登录图书107种，由赵一荻记录在一个黑色封面的笔记本上，时间为1975年。（4）1993年张学良捐给台湾东海大学的“赠书清册”，登录图书3973册（另有三箱待点）。“赠书清册”有详细的编号、著译者、书名、版本、来源及去向，其中有许多是张学良到台湾后收藏的图书。现在我们以张学良的藏书目录（即第二种）为基础，结合“赠书清册”，来讨论一下张学良在大陆期间的藏书情况。

张学良的藏书目录将683种图书按照英文字母排列，分为12大类。其中“哲学”、“三民主义”、“社会科学”、“应用技术”、“文艺”、“史地”和“军事”又分为若干小目。具体分类情况及各类图书统计如表1。

表1 张学良藏书目录及数量统计表

注：以上图书分类是书目原有的，每类后面的数字是笔者为研究方便所统计。

如果删除政治倾向不明显的“目录索引”类、“自然科学”类、“应用技术”类的全部、“辞典”类的大部分和其他各类中的古籍[5]书目，尚余379种。现在将这379种书目的著译者及版本信息复原。复原时，凡在藏书目录和“赠书清册”中都有的图书，根据“赠书清册”将各书的著译者、版本信息移置过来。凡在藏书目录中有而在“赠书清册”中没有的图书，根据“黄文”补齐。凡在藏书目录中有而在“赠书清册”和“黄文”中均无的图书，根据《民国总书目》将各书初版信息补齐。凡著译者、版本不详或版本太多无法确定哪一种者，则只录书名。凡藏书目录中没有而“赠书清册”和“黄文”中有的书目，也不再增加。经过整理，结果如下：

“哲学”类留下35种。“中国哲学”11种，其中至少有3种是用唯物史观来解释的，即嵇文甫的《船山哲学》（开明书店1936年）和《左派王学》（开明书店1934年）、侯外庐的《船山学案》（重庆三友书店1944年）。

“唯物哲学”13种，全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即米汀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沈志远译，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38年），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傅子东译，言行出版社1938年），[6]艾思奇的《哲学选辑》（解放社1940年）、《大众哲学》（读书出版社1938年）、《新哲学论集》（桂林读者书房1939年），米定、拉里察维基等著的《新哲学大纲》（艾思奇、郑易理译，北平国际文化社1936年），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雷仲坚译，笔耕堂书店1932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吴理屏编译的《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心弦书社1930年），项英的《列宁主义研究》（斗争出版社1938年），勃鲁赛林斯基的《形式逻辑》（沈志远译，生活书店1939年），潘梓年的《逻辑学与逻辑术》（生活书店1938年）。

“哲学家们”6种，其中至少4种属“红色”书籍，即《列宁传略》，《列宁》，曼努意斯基的《恩格斯及其事业》和列宁的《马克思及其学说》（王唯真译，1938年）。

如果加上“辞典”类中沈志远编的《新哲学辞典》（北平笔耕堂1933年）和米定•易希金柯编著的《辩证法唯物论辞典》（平生、执之、用刚、麦园合译，生活出版社1939年），“历史”类中巴比赛等人的《斯大林及其事业》（王唯真译，1938年）等3种，“哲学类”至少有23种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

“三民主义”类未予删减，计25种，实际为24种，因“总理言论”目下的《孙中山的思想与学说》（汉口1938年）一书，系艾思奇等人所著，曾遭国民党政府查禁。

“社会科学”类留下62种。其中至少有33种是马列经典，或共产党人、左翼人士著译的著作。属于马列经典的有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明华出版社1938年），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纪华译，中国出版社1938年）、《帝国主义论》（吴清友译，桂林新知书店1937年）、《列宁选集》第8册（即《帝国主义论》），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张仲实译，生活书店1939年）。

译自苏联的其他社会科学著作有布鲁克等人的《帝国主义论》（钟原昭译，上海杂志公司1937年），E.瓦尔加的《现阶段资本主义的研究》（章汉夫、贝叶等译，世界学术社1937年）,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施存统译，大江书铺1929年），彭巴克的《剥削论批判》（黄曼如译，中国文化服务社1940年），科萨列夫的《苏联青年的生活与斗争》（莫师古译，汉口顽强社1938年），李昂吉叶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张仲实译，生活书店1937年）。

译自欧美的社会科学著作有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上下卷，杨东蒪、张栗原合译，昆仑书店1933年），威尔基的《天下一家》（刘尊棋译，重庆中外出版社1943年），曼努意夫斯基的《为统一战线而斗争》（伊黎译，1939年），杜德的《世界政治》（张弼等译，生活书店1940年）。译自日本的有川上贯一的《通俗资本论读本》（林文译，潮锋出版社1937年）。

中国人自著的有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生活书店1939年），夏征农的《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一般书店1937年），王右铭的《大众资本论》（生活书店1938年），孙怀仁的《中国财政之病态及其批判》（生活书店1937年），狄超白的《通俗经济学讲话》（新知书店1936年），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北平经济学社1938年）、《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对策》（重庆峨嵋出版社1944年），沈志远和张忠实编著的《二十年的苏联》（生活书店1937年），何干之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国文化社1939年），翟放的《论政党》（汉口中国出版社1938年），柳湜的《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生活书店1937年），彭迪先的《实用经济学大纲》（生活书店1940年），王亚南的《中国经济论丛》（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钱亦石的《紧急时期的世界与中国》（生活书店1937年），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40年），田嘉谷的《国际政治上两条洪流》（汉口明日出版社1938年）等。

在留下的113种“文艺”类书目中，“文学一般”8种，其中高尔基等著的《给青年作家》（绮雨、靖华等译，生活书店1939年），《高尔基评传》，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生活书店1939年），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以群译，读书出版社1942年），欧阳山等的《文艺阅读与写作》（重庆学习生活社1943年），孙伏园的《鲁迅先生二三事》（作家书屋1945年）等6种政治倾向比较明显。

“美学美术”4种，其中一种为卢那卡尔斯基的《实证美学的基础》（齐明、虞人译，世界书局1939年），另一种为苏联康敏（Communist）学院文艺研究所编《科学的艺术论》（适夷译，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1940年）。

“文学作品”103种，其中绝大多数是“红色”或带有左翼色彩的书籍。在翻译的文学作品中，以苏联为主，其中又以高尔基的作品最多，包括《草原故事》（巴金译，马来亚书店1931年）、《夏天》（何素文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英雄的故事》（华蒂译，天马书店1933年）、《和列宁相处的日子》（罗稷南译，生活书店1938年）、《三人》（钟石韦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母》（孙光瑞译，开明书店1936年）、《燎原》（罗稷南译，生活书店1936年）、《爱的奴隶》（任钧译，桂林上海杂志公司1942年）、《我的大学》、《苦命人巴威》（洪济译，桂林春草书店1943年）、《我的旅伴》（程之译，桂林育文出版社1942年）、《在人间》（王季愚译，读书出版社1936年）、《没用人的一生》（夏衍译，桂林春草书店1943年）、《老闆》（适夷译，文艺新潮社1940年）等。这种情况的出现，和当时苏联将高尔基神圣化及国内左翼文学界的跟进有关。

除此之外，著名的“红色”文学作品如A.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曹靖华译，北门出版社1946年）、卡达耶夫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曹靖华译，重庆生活书店1940年）、富曼诺夫的《夏伯阳》（郭定一译，生活书店1936年），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靖华译，生活书店1938年）、《荒漠中的城》（金人译，香港海燕书店1940年），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暴风雨里所诞生的》（王语今译，重庆读书出版社1943年），肖洛霍夫（又译邵洛霍甫、梭罗诃夫）的《死敌》（曹靖华译，生活书店1939年）、《静静的顿河》（金人译，光明书局1941年）、《被开垦的处女地》（立波译，文学出版社1943年），法国巴比塞、库勒拉编的《列宁家书集》（徐懋庸译，生活书店1937年）等。

苏联短篇小说集有高尔基等著的《二十六个和一个》（陈节等译，生活书店1935年），拉甫列涅夫等著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曹靖华译，生活书店1939年），西维尔加等著的《饥民们的橡树》（秦似、庄寿慈译，桂林文献出版社1942年），瓦希列夫斯卡等著的《在乌克兰的草舍中》（林举岱译，桂林文光书店1944年），新中国文艺社编译的《高尔基与中国》（1939年），曹靖华编的《剥去的面具》（文林出版社1942年）等。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方面，以鲁迅的著作最多。除“丛书”类中的《鲁迅全集》（廿册，鲁迅全集出版社1938年）外，尚有《且介亭杂文初编》、《二编》、《末编》（鲁迅全集出版社1940年）、《译丛补》、《呐喊》、《古小说钩沉》。何凝（瞿秋白）编的《鲁迅杂感选集》（青光书局1933年）、沙路编的《鲁迅杂感集》，宋云彬辑的《鲁迅语录》（桂林文化供应社1940年）等。

此外，有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初集（生活书店1937年）、二集（生活书店1934年）、《经历》（生活书店1937年）、《展望》（1938年著者自刊），王研石的《被日寇囚系半载记》（生活书店1938年），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生活书店1938年），胡兰畦的《在德国女牢中》（生活书店1937年），范长江的《西线风云》（上海大公报馆1937年），萧红的《生死场》（容光书局1938年，郭沫若等著的《孟夏集》（桂林华华书店1942年），景宋的《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他》（重庆读书出版社1942年），姚雪垠的《红灯笼的故事》（大路出版公司1940年）等。

以上书籍的著译者，绝大多数为中共党员或左翼人士。

在留下的71种史学著作中，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者甚多，有些则为中共党员或左翼人士所编译。比较明显的如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37年），博古翻译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下册，中国出版社1939年），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两册，开明书店1939年），俾百德、巴格力的《美国史》（魏野畴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马恩论中国》（方乃宜译，中国出版社1938年），斯诺的《红旗下的中国》（赵文华译，大众出版社1937年），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桂林文化供应社1942年），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梁纯夫译的《战时的苏联》（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2年），吴泽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重庆峨嵋出版社1942年），张健甫的《中国近百年史教程》（桂林文化供应社1940年），林楚的《怎样研究历史》（桂林文化供应社1942年），翦伯赞的《中国史论集》（重庆文风书局1943年），《中国史纲》第1、2卷（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大呼出版公司1946年），韩启农的《中国近代史讲话》（张家口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5年）等。

在“军事”类书目中，也有许多“红色”或左翼书籍。如焦敏之翻译的《列宁战争论》（读书出版社1940年），强伯玉的《苏联红军新战术》（大众出版社1938年），嘉洛夫的《苏联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杨未华译，大众出版社1938年），朱德等人的《第八路军》（汉口抗战出版社1937年），《第八路军将领抗战回忆录》（怒吼出版社1938年），朱德和彭德怀编译的《抗敌的游击战术》（长沙抗敌救亡出版社1938年），任淘的《抗战中的军事动员》（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赵康的《民族革命的游击战》（南京国民书店1937年），列宁的《社会主义与战争》（徐冰译，读书生活出版社1940年），以及《陕北红军全貎》、《抗日的第八路军》等。

至于“杂类”的11种图书中，至少有6种是“红色”或偏左的书籍，包括《救国无罪——七君子事件》（时代文献社1937年版）、田嘉谷编著的《抗战教育在陕北》（汉口明日出版社1938年）、艾思奇的《知识的应用》（读书生活社1936年）等。

以上诸类合计，“红色”或偏左书籍达180多种。如果从出版社方面来统计，仅生活书店出版的图书就有近60种。

根据张学良“赠书清册”的注录，其大部分藏书都是别人赠送的。这明显不对。据曾经负责看管张学良的邱秀虎说：“张将军在溪口时，书房里有三个书架，六尺高，分三层，都摆满了书；大多是哲学书籍，另有很多外国画报和外文杂志。这些书籍画刊，都是他上海住所运来的。我们也给张订了几种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时报》和外文的《字林西报》等。……张还经常开书单，趁我们去宁波购买物品时，叫我们替他买。前一段时间，于凤至和赵绮霞轮流来时也给他带些书刊来。凡是给他的书报杂志，多是由军统局转寄来的。”[7]也就是说，张学良的藏书，有些是别人赠送的，有些则是自己花钱买的。这从其日记中也可以看出来。如1937年4月16日他在大本日记中写道：“邵力子先生送来《王船山集》一部。”同年10月30日又写道：“家中送来衣服水果，并有徐永昌送的书等”。徐永昌送的什么书未说明。11月24日在江西萍乡，张学良曾接受大成图书馆所赠“小书四册”。[8]1944年3月20日他在袖珍本和大本日记中同时写道：“王公简送来木版《明史纪事本末》一部。”[9]看来也是赠的。

不过张学良也喜欢买书，有时自己买，有时托人买。如1937年3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发南京军用图书社函购书”。12月5日又写道：“童连长由长沙返，托买之书、药等带来。”[10]1938年4月17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早八点由湘潭起身，约十点许抵长沙，入市购物购书。”[11]1942年7月26日，刘乙光用2500元法币从贵阳为其买到一部二手的《鲁迅全集》，这让张学良喜不自胜，除在袖珍日记中写道：“老刘由贵阳返，给我买来一部《鲁迅全集》。余喜甚。”[12]同时还在大本日记中写道：“老刘从贵阳回来，给我带回来《鲁迅全集》，这是我两年来所梦想的东西，到底到手了。那是多们［么］高兴哪！”[13]

此外，有时赵一荻或其他人还给张学良送来一些杂志、书籍等，未说是赠是买。如1940年5月6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Edith来信两封，附……什［杂］志书物等。”9月25日又写道：“香港带来棉衣、什［杂］志、鱼具等等。”[14]1940年1月1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由贵阳回来人，带来些许刊物，内有《反攻》、《时与潮》。”[15]保存至今的部分卡片就是从这些杂志上抄录的。

张学良是如何得到这些“红色”书籍的？根据“黄文”可知，夏征农的《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系1937年12月24日路经长沙时所购；曼努意斯基的《恩格斯及其事业》、列宁的《马克思及其学说》和《左派幼稚病》、《马恩论中国》，巴比塞、库勒拉辑的《列宁家书集》、嘉洛夫的《苏联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系1938年4月17日路经长沙时所购。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起源》、柳湜的《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李昂吉叶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1938年9月11日由刘乙光代购于湖南沅陵。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于同年9月19日由刘乙光代购于沅陵。何干之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米汀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分别于1939年5月4日、6月15日、9月18日购于修文。周宪文的《经济学辞典》于1940年1月19日由老表代购于长沙，艾思奇的《哲学选辑》于同年3月19日由他人代购于重庆，杜德的《世界政治》于同年5月17日购于修文。嵇文甫的《船山哲学》1941年9月13日购于灵山养病时。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景宋的《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它》1943年1月17日购于刘衙，吴泽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同年4月28日购于刘衙。列宁的《社会主义与战争》、林楚的《怎样研究历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1卷分别于1944年1月24日、2月22日、7月12日购于刘衙。米定、拉里察维基等著的《新哲学大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只写了阅读时间，未写购买的时间与地点。

张学良之所以收藏如此众多的马列经典或带有左翼色彩的书籍，与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当时在知识界的广泛传播有密切的关系[16]，同时与其对救国道路的探索也密不可分。

二、 读书卡片——透视张学良政治思想倾向的窗口

当然，藏书是一回事，读书是另一回事。有些人藏书甚富而从不读书，从其日记和读书笔记、读书卡片看，张学良不是这样的人。

张学良不仅喜欢读书，而且悟性不错。早在1936年4月30日，他就在一则读书笔记中写道：“我看了《饮冰室集》、《梁任公近著》内的散篇，我不敢说一句不好，但是总觉得牠有点不大舒服处。”同一时期他在另一则读书笔记中写道：“任公硕见，实有高出于过去的中国士大夫处，但惜乎仍不能跳出孔老的巢［窠］臼，真如鲁迅所说的那样：旧日枷锁害人之深也。读任公的著作使我联想到谭嗣同，此公如不早死，一定也有珍贵遗产给后人。因此念——更使我痛恨摧残思想界的罪大恶极！”由此看来，他喜欢读的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书籍，而非古圣先贤之书。他还有一则读书笔记名字就叫《读“圣”“贤”书如吞砒霜》。

遭到幽禁之后，张学良获得了更多的读书时间。1937年1月1日他在大本日记中写道：“读《旧约》‘创世纪’一篇。”2日又写道：“读《三朝名臣言行录》韩琦一篇。”3日写道：“读《三朝名臣言行录》张詠一篇。读庄适选《吕氏春秋》卅三篇，爱之不愿释手。”不过此时他对宗教书籍兴趣不大，因此5日在日记中写道：“对于《圣经》，读之不觉兴趣。”通过日记可以知道，张学良在1937年还读过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李石岑的《哲学十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英国欧脱莱女士的《日本的透视》、塔宁和约翰合著的《当日本作战的时候》、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明儒学案》、《孙子兵法》、《兴登堡自传》、《总理全书》等，其中《孙子兵法》是先点读，后抄录。

读完一部书，张学良会发表一些议论。读完李石岑的《哲学十讲》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李石岑《哲学十讲》，可代表一班人只趋时尚，而不重实际，也可说一时之风尚，有令人不可当之势。”读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后又写道：“甚有条理，良归之参考书也。”读完《日本的透视》后写道：“甚精彩，实为关于日本问题余所见最精者。可再读。”读完《当日本作战的时候》后，他在日记中肯定此书“甚好，同《日本的透视》参看，得益不少”[17]。看来张学良并非学而不思。

有时一天不读书，张学良会自责。1937年1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一日闲谈，未读书。”一旦获得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他会感到很惬意。1937年12月走到湖南郴县（今郴州市）苏仙岭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山中甚静，又恢复读书生活了。”[18]据负责看守的邱秀虎说，当时“他以为这就是目的地，以后都在山上度过，情绪比较安定，很多时间都是看书看报”。^[19]从日记中可以知道，这一时期张学良读过的其他书籍尚有邹韬奋的《萍踪忆语》、卢那卡尔斯基的《实验美学的基础》、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戴震的《原善》等。

不过，张学良当时读得最认真的书籍是米汀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和艾思奇的《哲学选辑》，这从其保存至今的读书卡片中可以看出来。

张学良的读书卡片保存在两个盒子里，共1693张，除去126张目录卡，实际抄录各种内容的有1567张。每个卡片盒前面，有抄在纸上的类目录，同时用红色目录卡标出，写明本类卡片包含的子目。类目录下为子目录，系用普通卡片做成，并予以编号，如“哲1”、“哲2”等。张学良最初设计的类目录包括“哲学”、“理论”、“唯心哲学”、“学习”、“杂项”、“读史参考”6项内容，实际抄录的则有15项，看来其他11项是在读书过程中临时加进来的。现在按照分类情况将全部卡片的数量统计如下：

表2 张学良所抄读书卡片类目及数量统计表

看了这个卡片分类目录，人们或许会问：这是张学良做的吗？从笔迹上看，回答是肯定的。由此看来，张学良在做这个卡片目录之前，已经有了相当的哲学和理论素养，因为在这一套概念体系背后，隐藏的是整个知识和理论体系。[21]另外，当时外界传言张学良以主要精力研究明史，现在看来是误传。因为从以上统计数据看，张学良抄录的明史卡片只有63张，远不能与抄录的哲学和理论卡片相比。

从阅读对象上看，各书的摘抄情况如下：米汀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861张，艾思奇的《哲学选辑》446张，博古翻译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册）21张，《理论与现实》季刊56张，《读书月报》21张，《时与潮》19张，《文史杂志》19张，《文摘战旬》12张，《东方杂志》10张，“剪报第2号”即《列宁论青年的学习问题——1920年10月2日在苏俄共产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一文抄了9张。其他零星的摘抄90张。

米汀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沈志远译）分上下册，约72万字。上册《辩证唯物论》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到1950年共出了18版。下册《历史唯物论》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到1950年共出13版。因此，该书在马列主义哲学著作理论体系传入中国的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该书上册共491页，张学良竟摘抄了861张卡片，几乎平均每页两张。

艾思奇的《哲学选辑》共37万多字，是延安新哲学研究会为了配合广大干部学习哲学理论而委托艾思奇编辑的一部哲学著作选集。1939年5月由解放社出版，以后多次重版。毛泽东曾经认真研读该书，中共中央领导层开始整风时曾被指定为中央研究组和各地高级研究组必读的书籍之一。该书共467页，张学良竟摘抄了446张卡片，几乎平均每页一张。

《理论与现实》（季刊）于1939年4月15日在重庆创刊，沈志远任主编，生活书店出版，是当时“国内唯一的高级学术杂志”。出至2卷3期因皖南事变而停刊。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复刊，1947年3月出完3卷4期后停刊。张学良从该刊抄录的56张卡片主要摘自皮丘金（S.Pichugin，沈志远译）、侯外庐、潘梓年、钱俊瑞、向林冰（赵纪彬）、许涤新、张铁生[22]、仲道、艾思奇、李达、李何林、雅洛斯拉夫斯基（吴敏译）、西特科夫斯基（沈志远译）、S．巴橧赛夫（陈仲道译）、伯那丁涅（何凯丰译）、胡克峰、吕振羽、哲夫等人的文章，著译者许多是共产党人。

《读书月报》于1939年2月1日在重庆创刊，1941年2月出版到第2卷第11期停刊，共出版23期。胡绳主编，重庆生活书店出版。张学良从《读书月报》抄录的21张卡片出自艾寒松、邹韬奋、康司坦丁诺夫、王礼锡、力永、唐小川、孔罗荪、何鹏、华岗、关吉罡、禹、企程、廖庶谦、翦伯赞、吴泽、吕振羽等16人的文章，作者也大多是共产党人。

如果再加上其他几张抄自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等书刊上的卡片，在保存至今的1567张卡片中，至少有1420多张抄自“红色”书刊，约占全部卡片的91%。

属于“三民主义”类的3张卡片，分别摘自E.希金贝尔的《论孙逸仙》（《中苏文化》第6卷第6期）、吴克坚的《孙中山先生的宪政观》（《新华日报》1939年10月30日）、钱俊瑞的《论民生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乎?社会主义乎?》（《理论与现实》第1 卷第1 期）。

在所有卡片中，有10张内容涉及法西斯主义，除“杂1—3”[23]抄录了意大利法西斯党新任秘书长穆弟的一段话外，其他9张均为批判法西斯主义的内容。

由此可见，在救国道路的选择上，张学良很明显倾向于马列主义。

三、 读书卡片抄写的时间与方法

张学良何时开始阅读以上书刊并摘抄其内容的？

根据张学良赠给台湾东海大学的藏书题款内容，可知他在贵州阳明洞期间最先阅读的“红色”理论书籍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时间为1939年6月1日。[24]

早在武汉时期，张学良就请人为他讲解过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1939年6月11日，他开始再次研读该书。当天他在一张卡片上写道：“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随笔。”7月2日，张学良读完第一章后又在一张卡片上写道：“相［像］我这样出身的人，研究哲学，狠［很］容易陷入观念论或机械唯物论。应当注意到康德、黑格尔等之缺陷，如鲁宾、德波林等之错误，时时加以反省。更应当留心新康德新黑格尔派之反动理论。”9月18日，张学良在卡片中抄录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536页列宁的一段话后写道：“这话说的多们［么］有价值，一切事情，都应该如此的办法：调查、研究、探求、考察、把捉，才可以从之。”他还表示：“关于本教程，我只能矇［模］糊的［地］明白，我必须再度研究，有机会向人领教，因为有些句子，我不明白其深意，必须切实说明才能明白。”[25]《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共600页，可见，到此时张学良已基本读完该书。

1939年9月20日，张学良开始研读米定和拉里察维基等著的《新哲学大纲》。1937年张学良被幽禁于奉化溪口雪窦山时曾将此书读过一遍，这是第二遍。不知是何原因，在现存的一千多张卡片中，无一张抄自此书。

之后，张学良接着研读米汀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1939年12月26日，他在“理17—2”正面写道：“哲学阵营中不是唯心就是唯物。其余徘徊者，或企图掩饰者，那全是有形或无形帮忙了统制［治］者的唯心主义。”下面注明“自己的”及抄写时间。1940年1月14日张学良在“理19—1”正面抄录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第96页的一段话：“愈是离开当时普鲁士的现实而达于法国革命底宏伟观念，理想就愈带着迷惑性，同时它愈激起了德国唯心论者底哲学思想。”然后写道：“在中国革命现阶段，我们要十分借镜这几句话，革命行动不可以脱离了现实的。”他特别注明上述看法是“自己”。同一天他在“理19—2”上接着前张卡片上的思路写道：“我们在中国革命理论现阶段中，必须留心了康德和新康德的理论，黑格尔和新黑格尔的理论，它们在中国知识份子中，有好大的势力呀！”下面亦注明“自己”。

在所有卡片中，有229张正面文字系张学良抄录，背面及之后的文字似是于凤至的手迹，大部分抄自艾思奇的《哲学选辑》第205至332页之间，少部分抄自西特科夫斯基的《论唯物辩证法底某些范畴》一文。《哲学选辑》购于1940年3月19日，西特科夫斯基的《论唯物辩证法底某些范畴》刊于《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3期（1939年11月15日出版）。因此，张学良阅读《哲学选辑》的时间，不会早于1940年3月，也不应晚于1940年6月。

张学良在抄录卡片的过程中，对重要或比较重要的内容以下划线的方式来标识。比较重要的内容以单线标识，重要的则以双线标识。为增加对比度，大多数卡片，凡用蓝笔抄录的内容，下划线用红笔；凡用红笔抄录的内容，下划线则用蓝笔。

张学良对卡片的抄录方法也不完全相同。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原文照抄。大多数卡片采用这种方式抄录。如“理9—12”正面写道：“‘……批判底武器，当然不能来代替武器底批判，物质的力量当为同一物质力量所抛弃；但是一旦当理论为大众所把握的时候，它也变成物质的力量了’（马氏语）。”（米汀：《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26]上册第131页）此类卡片大多正面抄录主题或内容的首句，背面抄录具体内容，有的非常简短，有的则非常长。短的如“理1—6”仅在正面写道：“劳动者‘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创造贫困’（恩氏语）。”（“米书”上册第9页）长的如“哲45—4”至“哲45—15”在“归纳和演绎”这一主题下连续抄了12张卡片，并注明抄自艾思奇的《哲学选辑》第324页。此类卡片除少数由张学良一人抄录外，大部分是张学良抄录前面的主题内容，后面的具体内容由于凤至抄录。张学良抄录时经常会增减更改个别文字，[27]于凤至抄录时则一字不变，原文照抄。

第二，围绕不同的主题对一段话反复抄录，或在一张卡片上抄录内容，其他卡片只抄录主题，并以“参见”的方式出现。如“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法则、必然性和因果性等——所有这些辩证逻辑之基本的概念，都是客观实在世界之认识过程中的阶段，都是思惟［维］底形式；在这些思惟［维］形式上，我们所认识的现实得到了多种的反映。”（“米书”上册第279页）这段话，张学良围绕“思惟［维］”、“认识”、“因果”、“法则”、“本质与现象”、“形式和内容”、“偶然与必然”、“可能性与现实性”8个主题，抄了8张卡片，也就是说，围绕这一段话，张学良反复抄了8遍。每次抄录，由于关注的问题不一样，所划的重点也有差别。又如“必然与偶然，绝对与相对，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一切概念的矛盾，都是物质世界的客观的矛盾之反映。由概念的矛盾，促进概念的运动。而概念的运动是适应于客观对象的运动的。”（《哲学选辑》第192页）这段话，张学良围绕“矛盾”、“特殊与一般”、“客观的绝对的和相对的真理”、“具体和抽象”、“偶然与必然”5个主题抄了5张卡片。同一段话，围绕不同主题抄两遍三遍的现象非常多。

张学良有时围绕不同主题抄了多张卡片，但只在一张卡片上抄录主题和内容，其他只抄主题，内容则以“参见”的方式出现。如“哲21—2”在“马、恩对哲学的指示”这一主题下写道：“马、恩把他们底学说刀锋对向着使哲学脱离实在的现实和将它转变为某种独立的实质的那种办法，他俩又特别着重地指出了那根据实在生活、实在关系的分析生长出来的哲学的必然性。他们着重地指出，在这样理解之下的哲学，就失去了哲学的独立性底意义……他们指出，哲学底任务应该是总合，从人群历史发展底研究和考察中抽出来的一般的结论。”（“米书”上册第143页），“理12—18”只在卡片正面抄了“马、恩对哲学的指示”，背面注明：“详见﹝哲21﹞同题”。又如“哲6—16”正面写道：“‘认识就是人对自然的反映。——’”背面接着写道：“‘然而这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整的反映，而是许多概念、法则等等底抽象和形成底过程；这许多概念、法则等等，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着永久运动和发展着自然底普遍的规律性。……”（“米书”上册第175页）“哲7—14”、“哲8—1”、“哲9—25”、“哲30—7”4张卡片只在正面抄写“认识就是人对自然的反映”这一主题，背面均注明“详见﹝哲6﹞同题”。

第三，节录。如“哲1—2”在正面写道：“哲学和政治的联系，不是常常直接表现出来。”背面写道：“哲学和政治之间常常存在着互相不可分离的联系。这联系是由现实社会中它们底一定的社会根源来决定的。可是这种联系不是常常直接表现出来的。有各种的转变、弯曲和倾斜。” （“米书”上册第326页）如果核对原书此段内容就会发现，张学良不仅省去了“是由现实社会中它们底一定的社会根源来决定的”这句话下面的着重号，而且将“他们这一种不可分离的联系”简化为“这联系”，将“我们看到，在各种不同的哲学倾向和政治倾向底某种联系之下，有各种的转变、弯曲和倾斜”简化为“有各种的转变、弯曲和倾斜”。又如“理15—1”在“帝国主义的三大基本矛盾（约塞夫语）”这一主题下写道：“资本主义之最［基］本矛盾，就是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劳工集团和资本集团底矛盾。”“各个资本家集团间利益底冲突，各帝国主义间利益冲突。”“是极少数的几个统治的帝国主义者和殖民地民族大众之矛盾。”（“米书”上册第35页）如果核对原书就会发现，这三句话在第35至37页，是对帝国主义三大基本矛盾的概括，张学良只抄录了围绕每种基本矛盾论述的第一句话。

第四，只注明内容的重要性和出处，不再抄录。如“理11—8”正面写道：“邬氏发展哲学和科学党派性学说之实质大概可以归纳为五个要点。”背面写道：“全文过多，无法再为摘录，只有看全文。”（“米书”上册第488页）“理25—2”正面写道：“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作用和应如何行动，列宁之名言。”背面写道：“过长无法录，须看全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册第118—123页）对张铁生的《从感觉到思惟谈到实践与理论》一文，张学良可能反复阅读过，但因其逻辑严密，论说清晰、简单、明瞭，竟至无法摘录，因此先后在三张卡片的正面抄录了该文的篇名，在背面留下了几乎相同的评价：“清晰、简单、明瞭，这是我给这篇著作的批评。全文无法摘录。”（“哲5—11”、“哲11—25”、“理9—22”）对西特科夫斯基的《论唯物辩证法底某些范畴》一文，张学良在“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必然与偶然”、“可能与现实”4个主题下足足抄了27张卡片，这还不满足，在每个主题的最后一张卡片上，一再肯定：“此篇文字甚好，很合式于初学者。全文太多，未能全录，看全文为是。”（“哲33—43” 、“哲34—26”、“哲35—53”、“哲36—32”）

第五，前面抄录内容，后面写下自己的读书心得，或直接写下自己的读后感。此类卡片，张学良都特别注明“自己的”或“自己”，并留下抄写的时间。对此前面介绍过，不再重复。

四、 读书卡片呈现的内容

张学良抄了上千张读书卡片，并且按照“哲学”、“理论”、“唯心哲学”、“史的唯物论”等类别进行了编排。这些卡片排列起来呈现什么样的内容？是杂乱无章的一团乱麻，还是条分缕析的理论学说？由此我们可以判定张学良究竟是否读懂了马列主义。

要讨论张学良是否读懂了马列主义，首先要弄明白他是否知道什么是马列主义。对此，卡片“理10”的“劳工专政”、“理11”的“伊里奇阶段”和“理12”的“怎末［么］研究马氏主义”涉及到这方面内容。“理12—9”写道：“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有组织、有系统的观念体系，是劳工集团底意识形态。”（“米书”上册第1页）

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理12—11”的标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底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张卡片上没有抄写具体内容，只是在标题下注明，相关内容在《辩证唯物和历史唯物论》上册第1—5页。不过在其他卡片上，还是涉及到这部分内容。如“理12—10”写道：“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三个重大的思潮底继续和完成，——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正当经济学，法国的社会主义——之合理的继承者。”（“米书”上册第1页）“理12—1”写道：“马［克思］主义对于一切旧的理论——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及一般的革命学说——原则作无情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三大主要的理论思潮底继续和发展，但同时是这些思潮底批判的改造。”（“米书”上册第3页）

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张学良只抄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对科学社会主义未见抄录。“理12—2”在“马克思的哲学学说”这一主题下写道：“最新最彻底的唯物论。这个唯物论并不停留在十八世纪底水平线上，也不停留在费尔巴哈底直觉唯物论上，它是解脱了唯心论的神秘性和批判改造了黑格尔底辩证法而后充实起来并应用于对人类社会之认识的一种唯物论。这种彻底的唯物论，是认识和改变自然与社会科学的方法；它就是辩证法的唯物论。”（“米书”上册第3页）

“理12—3”和“经—5”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学说”这一主题下写道：“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产生、发展和崩溃诸法则的学说，发现了劳动底两重性，揭露了商品拜物主义是存在于商品中底社会关系的事物化，给了一个真确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底社会关系的锁匙。揭露了建筑在布［尔乔亚］阶级对普罗［列塔利亚］阶级之削剥上的资本主义生存的秘密；这种布［尔乔亚］阶级以剩余价值底形态将工人底未偿劳动占为己有。历史唯物论——马氏天才的创见——克服了古典派经济学者的反历史观的和唯心论的理论，它使政［治］经［济］学改变为纯科学的学说了。剩余价值论就是马氏经济学说底基石。”（“米书”上册第3页）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呢？“理12—5”写道：“马、恩把三大世界观（哲、经、社）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一致体。把唯物论辩证法应用于全部政［治］经［济］学底改造，把唯物论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政治和劳工集团底策略，这是他们最伟大的进步和创造。”（“米书”上册第4页）

马克思主义和同时代的其他社会主义理论有何不同？“理12—8”在“马克思主义跟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区别”这一主题下写道：“邬梁诺夫写道：马克思主义跟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区别，就在于它把客观事物的现状和客观的进化过程底分析中之完满的科学的严格性，跟坚决的肯定大众底革命能力，革命的创造性和革命自动性底意义，十分适当的联结了起来。”（“米书”上册第29页）

什么是列宁主义？“理11—10”在“邬梁诺夫主义”这一标题下写道：“邬［梁诺夫］主义，它不仅恢复马恩底革命学说，而且把它向前推进了。这一学说适应于新的历史条件，适应于帝国主义时代底诸特点底具体化和继续发展。”（“米书”上册第34页）“理11—12”则强调：“邬氏‘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争斗底新条件之下继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邬［梁诺夫］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劳工革命时代底马［克思］主义’（约塞夫语）。”（“米书”上册第188页）

按照通行说法，列宁主义有两个中心思想：一个是哲学的党派性，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张学良知道吗？“理11—2”写道：“哲学的党派性正是邬梁诺夫对于哲学理论问题的见解所特具的重要环子或中心论点。”（“米书”上册第487页）“理10—3”写道：“邬梁诺夫主义中主要问题，即劳工专政问题。”（“米书”上册第473页） 这里的“劳工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早期译法。“理10—2”写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此时期之政治统治形式，是劳工专政。”（“米书”上册第328页）

如何研究马列主义呢？“理12—4”在“怎末［么］研究马邬主义”这一标题下写道：“马邬学说是有组织的、完整的、系统一贯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底三个组成部分，并非机械地胶糊在一块儿的部分，似乎其中一部分可以完全接受，另一部分只接受一半，一部分可以不理解而另一部分经过几年才理解的样子；这样的设想是不对的。我们必须从这么一点出发：即马［克思］主义是系统一贯的、有组织的、单一的、整个的学说，从这个学说中，什末［么］也不能够割裂下来，假使你不存心歪曲它，嘈弄它的话。同时我们又须承认，邬（梁诺夫）主义中主要问题，即劳工专政问题。”（“米书”上册第473页）

对武装革命，“理13—8”在“革命之史的必然性”这一主题下写道；“革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之必然的结果。‘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形式间的矛盾……每每一定采取革命底方式而被消除的’（马恩语）。”（“米书”上册第137页）“理13—9”在“历史底动力不是批判而是革命”这一主题下写道：“马克思一再而三地指出，旧的意识形态不能靠精神的批判来毁灭而必须靠实在的社会关系之实际的改革（即革命）来毁灭的。”（“米书”上册第137页）

谁来完成革命？“理1—15”在“马、恩、邬对劳工集团的希望”这一主题下写道：“马、恩、邬把他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于劳工集团，因为他们认为‘劳工集团这一现社会底最低阶层，如若不把构成正式社会的那些阶层底全部上层建筑爆炸到空中去的话，它要抬头，要直立起来是不可能的’（见马恩《共产主义宣言》）。劳工集团如不同时去实行解放全体人类，它自身解放是不可能的。”（“米书”上册第29页）

劳工集团如何去完成革命呢？“理9—30”和“理13—3”写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邬氏语）。”（“米书”上册第185页）“理5—5”正面写道：“党不仅是工人阶级先进的自觉的队伍，而且也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队伍，它有自己的纪律，这纪律一切党员都要遵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册第82页）。“理1—19”正面写道：“社会主义革命的实现不是由孤立无援的无产阶级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来实现”，背面写道：“而是无产阶级是领导者，他有着人民中的半无产阶级的成份，千百万的劳动者与被剥削者作其联盟。”（《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册第134页）依此看来，对革命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和工农联盟这些革命成功的要素，张学良都注意到了。

劳工集团不仅是阶级革命的主力军，也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柱石。“理1—16”正面写道：“劳工集团是民族运动中的负战斗任务者，迩后更是民族运动中的柱石。”背面写道：“民族运动在最初期是由土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集团来领导的；但是在这运动中，负战斗任务的，却是劳工集团和它所领导的农民大众，等到民族资产集团变节之后，它就来领导这一全民革命。这就是殖民地和附属国底广大的革命运动的基础。”（“米书”上册第37页）

当然，张学良最感兴趣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12—19”正面写道：“马克思主义底哲学是一切过去科学和哲学底发展之历史的总结或结论。”背面接着写道：“但是马克思主义并非简单地、机械地把过去一切学说结合为一体，它决不是（像孟塞维化的唯心论者所设想那样）过去一切理论底简单的、机械的综合，而是那一切理论学说之批判的改制。它是一种新的、完整的哲学学说，根据自然、历史和社会实践之研究结论的哲学学说。”（“米书”上册第141页）

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哲27—11”在“辩证法唯物［论］是什么”这一主题下写道：“辩证法唯物［论］是一个新的社会集团底宇宙观，是劳动阶级做斗争和谋解放的精神武器，是它底各种见解底哲学基础。是跟剥削集团底观念形态公开而彻底对抗着的唯一的哲学学说。”（“米书”上册第141页）“哲27—10”进一步强调：“辩证法唯物论这一种宇宙观，只是当我们从劳工集团底立场去认识世界的时候，才能够被我们正确地和完整的把握住。”（同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具体说来这一问题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思维和存在什么是第一的问题，二是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问题。对前者的不同回答，将古今中外的哲学分成了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阵营；对后者的不同回答，则将哲学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对此，张学良知道吗？回答是肯定的。

“理17—5”在“哲学中两大基本派别底根本区别在那［哪］里？”这一主题下写道：“这基本问题就是思惟对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把自然、物质、实体的外界看作根本原素，而认定意识、精神、知觉、心理等等为附属原素——这就是实际上将哲学划分为两大营垒的一个根本问题’。（邬氏语）”（“米书”上册第42页）“哲10—19”和“哲20—4”写道：“不是人类底意识决定他们底存在，而是相反的，他们底社会存在决定他们底意识。（马氏语）”。（“米书”上册第22页） “理12—20”则强调：“承认物质世界，承认意识对于存在的依赖关系和承认物质底基源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基石。”（“米书”上册第146页）

在认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主张能动的革命反映论，即实践论。 “哲6”的“反映”、“哲9”的“认识”等类卡片主要抄录了这方面内容。“哲9—46”在“认识论底基本立论”这一主题下写道：“马、恩、邬他们教导我们要历史地去观察物质世界在人意识中的反映过程，要从人类劳动活动之历史的实践过程中，从人类社会底阶级战斗过程中去观察这种物质世界在人类意识中的反映过程。一般地说，意识总是反映着物质，而具体历史底社会意识总是反映着社会生活之历史的物质生产过程，——这是马恩主义的认识论底基本立论。”（“米书”上册362页）“哲6—17”和“哲10—18”在“意识总是反映着物质”这一主题下抄录了同样的内容。“理9—31”和“哲9—33”同时写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当看作认识论底第一基本的观点。”（“米书”上册第182页）

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是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法则。什么是对立统一？“哲15—10”写道：“照邬氏所下的定义，对立体底一致这一法则，就是承认（发见）一切自然（精神和社会也在内）现象和过程中的矛盾的、互相排斥的对立倾向。”（“米书”上册第203页）“哲15—2”写道：“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法则，包摄着辩证法的其余的法则……至于其他一切辩证法的法则，都是这个根本法则的显现形态。”（《哲学选辑》第199页）“哲15—3”和“哲15—4”还围绕“怎末［么］应用对立统一的法则”这一主题对艾思奇的《哲学选辑》中的相关论述做了连续摘抄。

对质量互变法则， “哲16”的“质量互变”类的43张卡片主要抄录了这方面的内容。如“哲16—5”在“对立统一法则的一种显现形态，是由量到质及由质到量的转变的法则”这一主题下写道：“根据对立统一法则的发展，在逐渐的量的变化的形式中显现；这种变化，结果引起飞跃质的转变。质的转变显现之后，更依据于新质而再回到逐渐的量的变化。辩证法的这个法则，简称为由量到质及由质到量的转变的法则。”（《哲学选辑》第201页）“哲15—26”则在同一主题下以“参见”的方式出现。

对否定之否定法则， “哲17”的“否定之否定”类的24张卡片主要抄录了这方面的内容。如“哲17—21”的主题即“否定之否定底法则”，下面写道：“事物在其矛盾发展过程中，下级的发展阶段，准备它自身的自己否定阶段，即准备转变为对立物的、新而较高的阶段。这就是后起阶段克服先行阶段的否定。这个否定，在这两个阶段之间造出内在的联系，在后起阶段上保存先行阶段的积极的结果。但是第二阶段由于新的对立而推移到后起的第三阶段时，事物的发展，就把最初低级阶段的一定的特征和性质，再行重演，而在外观上这第三阶段好相［像］再回到第一阶段。可是发展的过程因后来的发展，变得更为丰富，把那些重演的性质和特征在较高的基础上再生出来，于是当作全体看的发展过程，就描成螺旋线而发展。这样，第一阶段被第二阶段所否定，第二阶段再被第三阶段所否定。这第二的否定是否定之否定。这种采取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发展的法则，叫做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哲学选辑》第220页）、“哲25—16”在同一主题下以“参见”的方式出现。

此外，“哲27—18”在“唯物辩证法之三大法则简单说明”这一主题下就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三大基本法则做了进一步说明。 “哲15—7”、“哲16—42”、“哲17—1”则在同一主题下以“参见”的方式出现。

卡片摘抄的内容还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其他哲学范畴，以及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等哲学流派和理论的批判。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

五、 张学良对马列主义理论方法的接受和运用

马列主义不是一种空洞的理论，而是一种系统完善的思想体系，是指导人们观察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和方法。从上面的分析看，张学良在被幽禁大陆期间曾系统研读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他是否接受了这种学说，并运之于实践？这需要从其行动中去考察。当然，语言也是行动。

张学良在被幽禁初期，因迁徙不定，留下的相关资料不多。到贵州以后，由于生活相对稳定，他在日记中经常会有意无意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1938年3月他和于凤至到修文县观音岩游玩，看到那些穷苦的乡民到山上去上香，便在日记中写道：“同凤至至观音岩游玩，见愚夫愚妇在穷苦之中，被人欺骗，将血汗得来微许金钱，而甘心供给泥偶，转而供养了万恶的所谓‘和尚’、‘道士’、‘斋公’们，余大大有感焉！”[28]在此，他将“穷苦之中”的“愚夫愚妇”与“万恶的所谓‘和尚’、‘道士’、‘斋公’们”对立起来。

1939年10月5日晚，修文县下了一夜暴雨。次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昨晚上倾盆大雨，老百姓们辛苦了三四个月眼看就要到家的谷子，大约着得损失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他为此感到非常痛心。张学良不仅对遭受涝灾的当地农民抱以满腔的同情，而且在日记中继续写道：“关于这件事情，我自己的观察，发生了无限的感想”。什么感想呢？在他看来，当地农民首先是工作力太弱。这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饮食不好，营养不够；住的地方不好，不能恢复体力；精神上不快活，自然身体要受损失；鸦片烟使他们经济、身体、精神上受了损失，并养成了懒惰的习惯；穿的没有，不能遮寒暑；卫生不良，常有疾病。其次是工具不良，包括收割水稻的镰刀太落后、晒谷场不好也不够、收割的镰刀打稻的木斗太少、搬运只限于人力等。

有什么改善的办法吗？张学良认为可以从耕种和收割两方面来考虑。不过在此他只讲了收割方面的意见：“积极方面，自然是政治问题了！咱们暂切［且］不讲，单就消极方面来说吧！农民的衣、食、住不好，工具不良，设备不周，这全是经济问题——和知识问题。地主们作［坐］食收获的一半，其他是一切不管，佃农们所得的一半，连一家的吃饭全不够，还能讲到别的吗？一般农民，没有农作的科学知识，守旧、迷信是在那毒害他们。假如给予农民以相当的普遍的关于农业的知识，而地主们拿出钱把工具改良——如镰刀、晒谷场等等，把佃农的住处和衣食加以顾虑（这是我的‘乌托邦’的想法——那是不能够的事情），我想一定好些。呵！说来说去，还是政治问题哟！假如政治上了轨道，自然可以实现的；政治不上轨道，谁去管他妈的农民痛苦哪！”[29]张学良本来不准备讲政治问题的，但讲来讲去还是把粮食收割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引向了政治，有些话虽糙了点，但其阶级意识是显而易见的，阶级立场也十分鲜明。

一年之后，张学良在日记中对如何改良农业耕种问题做了思考：“关于贵州修文县一带我所看见的土地，并不十分坏，可是农作物结果并不好，表面看起来确是耕种者不得力，就是说如果好好的去耕种一定比现在所收获的多；可是，同几个佃农一谈，发现了其中主要的关键——人与人关系之矛盾，就是地主与佃农间利益之矛盾。因为佃农们并不愿意把地耕种的好，因为有夺佃、增租种种的不利。总之要是把地土耕种的好，佃农是徒劳无功，反而得不到好处。这样的下去，贵州一定会有大饥荒，地土一天比一天，有不可想象时。恐怕旁的省份也是大同小异吧！地主的存在，才是中国农村中最大的危机。”[30]在此，张学良再一次把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引向了政治领域，并把地主的存在视为中国农村最大的危机。

马克思主义者始终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殖民主义侵略和奴役，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熟读马列著作的张学良对此了然于胸。1939年12月27日，他非常气愤地在日记中写道：“读Harold Butler，C.B.著《东方的劳工问题》（见《时事类编特刊》四十四期），使我更认清帝国主义者们对于殖民地的人们真不拿他们当人看。在帝国主义者们所看见的只有利润！利润！额外的利润！”

1942年8月8日，印度国大党在甘地的领导下发起英国“退出印度运动”，遭到英印殖民政府的镇压。张学良了解情况后，8月14日在日记中写道：“连日来印度问题，展开了激烈底冲突，这不是英国人的不聪明，这乃是被压迫者与统治者矛盾结果必然之现象。英国印缅大臣亚利梅演说说印度的要求‘违反了民主习惯’，这真是不要脸。我觉得他说印度的举动，危害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权，那还是光明些；他又说甘地们这种举动是想提高自己的人们声誉，亚利梅这些话不但不能使世界上人们对甘地他们引起反感，倒是使世界人们对英国人引起反感，而对甘地、尼赫鲁等等引起了同感。”[31]态度和立场十分鲜明。

1939年9月17日，苏联红军借德国入侵波兰之机越过边界，进入波兰东部地区。苏军的这一行为让张学良极为困惑。9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苏联军队占领波兰领土，她要作什末［么］？同希特拉勾结，瓜分波兰吗？不是；如果她那么办，还称得起什末［么］社会主义国家哪！是为防备德军侵入乌克兰，或怕大批波兰败兵入境？又何必动员四百万大军呀！要说波兰是俄国领土的一部？波兰有自己的民族，帝俄时候拿到波兰领土，那不是正当行为哟。要是为了将要一定崩溃的、现在的波兰，苏联捡一下子便宜，否则也是给德国，那末［么］在波兰害［还］没完全失败哪，而苏联这种举动，是逼迫波兰快亡，等于帮小希特拉的忙。要是为报波兰在革命时候战败的仇，或是为报英、法在莫尼黑会议时，不睬苏联的耻辱，那末［么］牺牲人家的民族，逞一时的愤，与社会主义，是不是违背哪？那末［么］，为了援助波兰工农大众，建起一个新波兰！或是另有别的用意，非等再看一看，才可晓得哪！”这件事始终在张学良的脑子里盘旋，让其难以释怀。23日，张学良又在日记中写道：“这几天，把苏联动兵这个问题，常在我脑子中打转转。想找几本关于苏、波历史上的书籍，又找不到，我很想知道，苏联这种举动，有何根据。” 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苏联进兵波兰问题，也许是这样？——她对英、法、德、波全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不过形态有些不同罢了，无所谓帮谁；苏联拿到波兰的一部，这一部土地上的劳苦大众，得脱离了资本家的榨取了！——是不是这样，我害［还］不敢肯定呢。”这分明是用世界革命理论来解释苏联入侵波兰一事。26日，张学良又在日记中写道：“苏、波问题——昨得外国历史——在苏联大革命时，现波兰之一部，为俄之领土。英、法之扶助波兰，是为了防苏联（自然也有防德的成份）。苏联只要不违反社会主义，用‘实践去转变事物的现存状态’，无所谓是帮谁呢。”[32]看来历史知识帮了张学良的忙，因为通过外国历史，张学良得以知道，苏联红军所占部分，原来就是俄国的领土。

此外，《读书月报》第1卷第11期曾刊登过朱本源的《中国传统文化（儒家）的中和性及其克服》一文，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而“中和”二字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要完成以抗战建国为内容的新文化建设，就必须将传统文化加以“扬弃”。张学良看到此文后在所作的一则笔记中写道：“朱先生——我认为‘中和’是唯心的均衡论。科学中国化，是把科学适用与［于］中国——不是把古旧的东西硬教它科学化，这是使小脚的老太婆穿上一套女人的西装呀！”很明显，张学良认为朱本源犯了唯心论和机械论的错误。

由上可知，处在幽禁中的张学良虽然只能有限地接触社会，讲话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但他已在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

结语

综上所述，就藏书情况看，除古籍外，张学良的藏书以左翼书籍为主，其中不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与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当时在知识界的广泛传播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张学良对救国道路的探索与选择有关。就读书情况看，张学良在被幽禁大陆期间，系统研读了米定和拉里察维基等著的《新哲学大纲》）、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博古翻译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汀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艾思奇的《哲学选辑》等理论著作，尤其是对《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和《哲学选辑》等著作做了详尽摘抄，留下了1400多张读书卡片。从对全部卡片的编排看，张学良在此之前已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定的了解。从卡片呈现的内容和所写日记看，张学良在当时不仅对马列主义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理解，而且能够自觉运用其理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