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夏晓虹，女，安徽和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发信息：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内容提要：

中国女学会是近代第一个由中国女性组织的团体，不过由于史料稀缺，对这一社团从出现到涣散的过程及其影响，始终缺乏完整的考察。通过利用与中国女学会同气连枝的中国女学堂以及《女学报》的散碎史料，从中可钩稽出中国女学会的始末：创意始见于1898年3月初；在问世过程中，受到了《法国女学会》一则新闻的影响；在与女学堂、《女学报》三位一体的关系中，女学会本为根本，却未开展过独立的活动；会员主体为中国女学堂的教职员、内董事及《女学报》主笔；1898年10月，因受到慈禧严禁立会、查拿入会者懿旨的政治压力而消歇；但其精神尚遗传至1902年5月成立的上海女学会，甚至1911年2月创建的世界女子协会，仍可视为其余响。

中国女学会是近代第一个由中国女性组织的团体，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过，由于史料的稀缺，至今未见发起宣言、组织章程与解散通告，因此，有关这一社团从出现到涣散的过程及其影响，始终缺乏完整的考察。笔者1995年撰写《晚清文人妇女观》时，曾在“女子团体”一节略加讨论；今年初，此书增订本出版，又根据若干新资料稍作扩充①，但仍嫌不足，故再以专文考论之。

中国女学会的出现

笔者在《晚清文人妇女观》已阐明，中国女学会与1898年5月创建的中国女学堂一体相关。就目前可见的史料，“中国女学会”的名称首次出现在《中国女学会书塾章程》刊载之时。为了和最早的一份《女学堂试办略章》(《时务报》发表时题为《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相区别，这份后来被称为《女学会书塾开馆章程》的文件，于1898年3月17日率先在上海的《新闻报》连载②。而将“中国女学堂”易名为“中国女学会书塾”，至少表明了同人此时已有兴办学会的意向。

引人兴味的是，在此期间，由中国女学堂主持人经元善辑印的《中国女学集议初编》中，对前已刊发的相关文献也做了修改。最明显的是，1897年12月3日初刊《新闻报》的《中国女学堂大会中西女客启》，在此卷中已改称《中国女学会大会中西女客启》；与之相应，启事中之“本学堂”“本堂”，也均易为“本学会”“本会”。次日《申报》刊登此广告时，文字自与《新闻报》同，惟多出具名人“中国女学堂公启”，这在书中照样也做了更改③。另有发表在12月7日《新闻报》的报道《巾帼多材》，录入《初编》之际，也将原文中的“昨日中国女学堂假座张园安垲第大会中西女客”一句进行了类似改动④。而旨在保存创办中国女学堂重要文件的《中国女学集议初编》，本深为经元善看重。其修改历史文献，以“中国女学会”取代“中国女学堂”，可证实经氏关于女学会的设想此时已然形成。由该书内封康有为于“光绪戊戌仲春”题写的书名，特别是经氏《附录集说小引》末后所署“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仲春月之上浣”⑤，可知《中国女学集议初编》的编成时间最迟当在1898年3月初。由此也可明了，经元善有意结成“中国女学会”实在此际。

更明确透露了女学会动态的是《中国女学拟增设报馆告白》。此件仍由《新闻报》最先刊出。1898年5月17日见报的这则广告，原是为7月24日发刊的《女学报》预作宣传，其中除了通告中国女学堂“现定四月十二日(按：即5月31日)开塾”外，以下又依次叙说了“欲再振兴女学会，更拟开设《官话女学报》”二事。此说不但证实了办学诸人确有创立学会的动议，而且，这样的排列次序，也暗含了女学堂、女学会与《女学报》发生的先后。也就是说，在中国女学堂筹建的过程中，中国女学会先于《女学报》被议及。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这也是学堂、学会与学报三位一体的想法首次呈现。当然，对于女学会而言，其意义更在于将此组织正式公告天下。

随后，《女学报》创刊，主笔之一的潘璇发表了《上海〈女学报〉缘起》，畅言同人“虚心下怀，集思广益的，定了女学堂、女学会、《女学报》，三件事情，一并举行”，赞美这“真是天下女子的福气”。而三事并举，方可成功，在潘文中是借一个生动的譬喻作了表达：“这女学会、女学堂、《女学报》三春[桩]事情，好比一株果树：女学会是个根本，女学堂是个果子，《女学报》是个叶，是朵花。”如此，三者不但是同气连枝，彼此间的关系也梳理得十分清楚。即如《女学报》作为花、叶的作用，就是要把“女学会内的消息，女学堂内的章程，与关系女学会、女学堂的一切情形”“淋淋漓漓的写在那里”⑥。

而女学堂既已大张旗鼓地筹建，为何又动念创设女学会？实则此议与兴办《女学报》用心相同。办学诸人因“女塾初开，仅此一隅，终虑不足振动遐迩”，故“又有《女学报》之举”⑦。而《女学报》主笔之一的“梁溪志学女史沈翠英”所言更为明白：“但女学堂经费不足，中国各行省阴教未能遍及。惟这《女学报》，各处都能购阅，是《女学报》所以扶助这女学堂的不足。”⑧此一超越上海地域的限隔，将中国女学堂的模范推广、影响到全国的心愿，也为“振兴女学会”之举所涵括：

惟公学设立上海地方，虽当南北海道之冲，而于内地省分，尚不免风气隔阂。全赖同志会友，随处关怀，风动四方，庶能广树风声，昌明学业。何况，同志诸人早已意识到，“规复三代妇学宏规，兹事体大，必须藉宇内五洲贤淑闺秀，同德同心，并力赞助，方能集思广益，众擎斯举”。而为了联络、借力国内外女界同仁，共谋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必要“开设女学会、女学塾、女学报”⑨三者并立的体制。

而适当中国女学会发轫之际，外国典范亦及时输入，自然令其人兴奋不已。1898年4月1日出刊的《时务报》第56册，登载了一则译自1月15日《法国时报》的通讯《巴黎新开女学会》。这篇文言报道，在《女学报》创刊号上即作为第一条“新闻”，加以及时转载，且依照初期报纸的体例，译为官话。文述：

巴黎斯京城，有一位贵妇，姓名叫做盎那·郎贝利埃尔的，曾经创立女学的新议，至今人都不能忘记了他。他所发的议论，设立女学堂，试办各节情形，人都佩服的了不得。前天众人聚集在所立的初等学堂内，就是李洫利庵街，第二十九号门牌，众人议论定妥，即刻要设立女学会。会中的章程，刊印成本，所有一切规模，都已商议妥当。把稿纸送进内部，请准施行。想内部大臣，必定算这桩事情，有益于人，谅必乐意准给凭据的。他们的会章，语意很周到，没有浮泛无用的话，我们抄录几条在底下。应该是为了与“中国女学会”的命名对称，此条新闻的题目也径直改为《法国女学会》⑩。我们正不妨把它当作中国女学会的取法样本来阅读。

依照《时务报》的译文：“会中宗旨，乃读书，凡有关造就妇女，以成世上有用之人之书，皆宜专读。再宣讲本会大意，即欲使妇女在人间得踞确实之位置，而能举办诸事，以省男子事事躬亲办理。”(11)此节译为白话时，《女学报》诸人最关切之点，显然落在妇女“能成就世界上有用的人”，“料理凡事，那妇女所应当为者，妇女都能彀为的”(12)。看重女子的有用、自立，显然与中国女学堂的办学宗旨相符。例如令经元善大为佩服、并以之为创办女学起源的梁启超作《变法通议·论女学》，篇中对女子教育的推重，也在“讲求实学，以期致用”。以西人之学为例，梁氏称道：“农业也，工作也，医学也，商理也，格致也，律例也，教授也(谓教授之法)，男子所共能，抑妇人所共能也。其学焉而可以成为有用之材，一也。”(13)而在女学堂勤谨任教、始终其事的蒋兰(畹芳)，撰文称说创兴女学为“补救时局之一大助”，也极言：“特是事当创始，一切章程，当以讲求实效为务。”在课程设置上，她强调的是，在具有基本的文字能力与理解力后，“再课以专门之学，如医学、算学、法学、杂学等，俾之各专其一，而针黹、纺织、烹饪之事兼之”。凡此内容，在先后两个女学堂章程中都可见相关规定。经过这样的实学教育，蒋兰相信，以泰西女子“学成后亦可行事谋利”，国家“是以富强立见”为范例，中国“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之机，虽未必尽由于此，而要亦救弊扶衰之一大关键也”(14)。因此，让女子学能致用，以富强国家，也成为中国女学会致力的首要目标。

就女学会的本义来说，推进女子教育当然是本务，且在《时务报》介绍巴黎女学会之前，中国女学堂的各项筹备工作已切实展开。甚至为了显示女学堂乃是后出的女学会所办之事业，经元善也通过更易“中国女学堂”名称为“中国女学会书塾”，凸显与明确了学堂隶属于学会的这层关系。只是，巴黎章程第四条所言，为落实学会宗旨拟采用的三项办法，其中第二项“立高等女学堂”，在当日中国实无施行的可能，最多不过设想在女学堂的普通教育之上，添加诸如算学、医学、法学等“颛门之学”的课程。因此，来自法国的示范意义，更多还是显示在第一项“设报章传示远人，定会期听讲会旨”(15)上。

几乎可以肯定，《女学报》的创办与《巴黎新开女学会》的报道直接相关。如上所述，起码在1898年4月之前，经元善尚只有女学会的构想；而到了5月中旬，中国女学堂才发布增设报馆的消息。其间刚好插入这则通讯，自然不是偶合。并且，在《女学报》转译为白话之时，法国女学会的章程也配合着中国现实，于措辞上做了适当调整。本来设报与开会是两桩事情，到此不仅合并为一，官话译本更将原文并非特指的“报章”，直接以诸人正在操办的《女学报》之名称移赠：

设立《女学报》，将会中所讲论的意思，传流远方，使人家都能知道。(16)由此使得这段文字，看起来直如《女学报》同人的夫子自道。应该说，它也确实说出了《女学报》在作为中国女学堂校刊的同时，亦为中国女学会机关报的事实。

中国女学会成员的考订

仿照法国女学会构造的三位一体模式，固然使中国女学会在这一结构中居于最高位置，但由于产生的程序是倒置的，即先有女学堂，后有女学会，由此使得女学会始终缺乏独立的机会。尽管经元善通过编印《中国女学集议初编》，将对于中国女学堂建立至关重要的张园中西女士大会追认为由中国女学会主办，亦无法改变女学堂诞生在前、女学会并非其母体的事实。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在依托女学堂与《女学报》之外，女学会从未独自展开过活动。而考索其成员构成，也可明了其不能独立的原因。

至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中国女学会有明确的入会登记，或如不缠足会一样，在报刊公布其董事名单。因此，对会员的考定不得不另寻途径。而当年真正以中国女学会名义发表的文献，只有一封《中国女学会致侯官薛女史绍徽书》，乃是女学会同人与嗣后担任第一主笔的薛绍徽具体商讨筹办《女学报》事宜(17)。具名者六人，实可分为两组：其中沈瑛为中国女学堂最先聘任的华提调，刘靓和蒋兰则为中学兼绘事教习；其他三位魏媖、李端蕙和廖元华，分别为经元善、梁启超与龙泽厚(康有为弟子)夫人，此时的身份为中国女学堂内董事，因按照《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的规定，创办之始，“倡议诸命妇，权充内董事之职”(18)，三人即是以此资格参与了女学堂的创立。

不过，依据上文所说，经元善在编辑《中国女学集议初编》时，已将先前用“中国女学堂”名义发布的文件改署为“中国女学会”，由此，初期参与创办中国女学堂的内董事、提调与教习，也自然成为中国女学会的会员。也正是基于早期女学堂与女学会成员不分彼此的理由，梁启超于流亡日本之后撰写的《戊戌政变记·殉难六烈士传》，在提及谭嗣同夫人李闰与康广仁夫人黄谨娱时，才会表记二人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19)。更进一步，若以隶属关系而言，《女学报》本为中国女学会的会刊，则该报主笔也应被视为女学会会员。

整理由内董事主持的第三、四次女学堂筹备会议记录，以及中国女学会书塾第一年的教员任职情况，再加上现存《女学报》刊出的主笔名单，中国女学会至少应有下列成员(为保存各文献完整性，人名有重复者)：

赖妈懿、陈骞、陈超(陈季同夫人及二女)；康同薇(康有为长女)；魏媖、朱莳兰、葛梅莹(经元善夫人、妾及儿媳)；华氏(淑媛？)；孙氏(赵元益夫人)；李端蕙(梁启超夫人)；吴蓬仙；彭寄云；沈瑛；经氏(袁梅夫人)；王氏(严信厚妾)；章兰(沈敦和夫人、沈瑛内侄媳)(20)

提调、总监院沈瑛(第一学期)；帮提调、监塾卜守真；中学兼绘事教习刘靓、蒋兰(自第二学期，刘兼任南塾提调，蒋兼任城塾监院)：中学教习龚慧蘋、叶素清、王范贻、华淑媛；西学教习丁慧、徐贤梅；华医教习吴蓬仙；针线教习曹钟瑛(21)

薛绍徽(男姒)、裘毓芳(梅侣)、潘道芳(少兰)、沈瑛(和卿)、蒋兰(畹芳)、刘靓(可青)、丁素清、章兰(畹香)、龚慧蘋、文静芳(芸英)、康同薇(文僩)、李端蕙(蕙仙)、廖元华(佩琼)、睢念劬、沈静英、沈翠英、朱莳兰、潘仰兰、狄宛迦、宗恒宜、张静仪(蕴华)、周莲(远香)、吴逸(亦秋)、谢佩兰、谢芝(墨卿)、朱芳(沁芬)、吴蓬仙、程漪(湘蘅)、钟茜君、姜讱秋、林玛莱(22)删去重复，已得四十余人。而上述诸人都与女学堂或《女学报》相关，在此之外，中国女学会并没有另外的成员，自然也不可能独自运作。

学会中最值得一说的是林玛莱(又称林梅蕊)，与其他《女学报》主笔冠以中国籍贯不同，在林氏这里所记为“美国”。其人英文名为Mary Louise Allen，乃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之女，曾在其父开办的上海中西女塾执教。1898年10月5日，中国女学堂(此时改称“中国女公学”)与林玛莱订立合约，聘其担任该校“南、北、城中三塾西学总教习”(23)。而女学堂当时尚只有南塾即桂墅里总塾一处，城中分校(城塾)至10月31日方才开张(24)，北塾则终未办成。

更重要的是，在签订聘约前数日，林玛莱也接受了中国女学会颁予的证书，由此获得了中国女学会名誉会员的荣名。这份由经元善夫人签署的文件以英文本存世，从而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证书全文如下：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KNOWLEDGE AMONG CHINESE WOMEN."

The work of this Society is in the same line as that of the Chinese Girls School and the Chinese Girls Progress(periodical),and has for its object the restoration of female learning as it was in the time of the "Three Dynasties".As the work is great it is necessary to solicit help from the public,especially from ladies.

Miss Mary Louise Allen has been elected an honorary member of this Society,and this diploma is presented to her as a mark of esteem and respect.

(Signed) Mrs.KING LING-SHAN,Chairman of Committee.

SHANGHAI,China,28th September,1898.(25)据此，我们也可以知道，“中国女学会”的英文名称为“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Knowledge Among Chinese Wowen”，这与《女学报》报头标记了英文报名“Chinese Girl's Progress”一样，展示出学会同人迥出时流的世界眼光。

而透过这张授予林玛莱的英文证书，更让我们窥见了中国女学会背后真正的创办人与主事者实为经元善。证书上标明的经夫人身份是中国女学会主席，正如诸多以中国女学堂名义发表的文书实出经元善之手，中国女学会自最初的创意起，便一直在他的推动下步步展开。如此说来，固然会折损女学会中女性的自主意识，但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女性在男性的启蒙下开始觉悟和发出群体的声音，并非羞耻之事，妇女的自立与自强却正是由此开端。

中国女学会的消歇

中国女学会的消失也与其兴起相似，并没有昭告天下的明确日期，仍须从蛛丝马迹钩稽，方能还原背后的隐情。其间，在《女学报》刊登的《女学会书塾开馆章程》标题的变化，可视为一个重要的信号。1898年10月19日发行的第10期上，连载至第三回的章程突然改称《女公学书塾开馆章程》，并且，同期发表的“馆课章程”，也用了“女公学书塾”之名。校名的改变显然与政局相关，此处，更直接的威胁来自10月11日颁布的懿旨：

联名结会，本干例禁。乃近来风气。往往私立会名，官宦乡绅罔顾名义，甘心附和，名为劝人向善，实则结党营私，有害于世道人心。实非浅鲜。着各直省督抚严行查禁，拿获在会人等，分别首从，按律治罪……庶使奸党寒心而愚民知所儆惧。(26)这道发自慈禧太后、以禁止立会为主旨的谕旨，10月14日见于《申报》(27)，对于已改为五日刊的《女学报》来说，19日报中的祛除“学会”字眼，应算是最及时的反应。

不过，被迫中止与取消女学会，同人、或者说是经元善显然心有不甘。于是我们看到，在第11期《女学报》“论说”首篇的位置上，第一次刊出了关于女学会的专论——《女学会说略》。文章开宗明义即断言：“立女学会宗旨，为振兴女学大纲也。”这确实是中国女学会一贯努力的目标。接着谈到：“惟中国系初开未有之局面，创始之际，入会者学问不一，习见各异，其章程未能如泰西女学会之一律。”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中国女学会没有发表过宣言与章程一类文字。随后，针对中国特有的国情，作者提出了逐步推进与完善女学会的设想，即是先成立“约游观或叙谈”的“亲睦会”，以使“彼此晤面，欢若一家”；其次，举办“赛艺会”，其“法取中外”，将各种刺绣、绘画、照相、蚕桑、织纴、梳洗、烹饪、抚育、医治、铁裁缝(即缝纫机)等“罗列一室，分门别类”，以利会员“精心研究”；第三“当行女红会”，推广“针线一道”，不只“学成者颁以文凭”，而且可如“泰西此会”，“日夕来做工”，以赚取薪酬，故“无论识字与否，皆可为之均沾利益”，亦“可以扩充女学会办事之权力”；第四应办“女书会”，以刊行“闺阁通才”的“佳著作”，以及“东西洋女学书善本”的译本；第五当立“评议会”，举凡聚会规模，讨论题目，发言人的派定与发表形式，会长、文书、募捐人、会计等执事的选任，所谓“千头万绪，皆从此发生”；而排在第六位的“女书塾”与第七位的“女学报”，“现均先行”(28)。由此看来，中国女学会似乎违逆了应有的展开顺序，有必要加以调整与补充。

但若考究其实，诸会的起源仍可追溯至《法国女学会》的报道。“会章”第四条列出了该会的三项举措，除前述办女报和设立高等女学堂外，第三即为“创立各种学会”，例举其名，则“如女红会、亲睦会等”。可见，法国女学会始终是中国女学会追摹的典范，只是限于后者存在时间短暂，许多规划未及施行。

尤应注意的是，《女学会说略》末后尚开列了五则“条目”。因其可代替此前一直缺席的中国女学会章程，史料难得，且关系重大，特全部移抄于后：

一、女学会虽宗旨甚大，然今开首试办，则又可从极省处入手。拟先集款五百金。凡亲睦会、赛艺会、女红会、女书会、评议会，得能皆有起点。

一、租屋一处，公举四人，七日一聚，五日一聚，择日轮流。四人一处办理五事，除略买器具外，月支不过二十余元。计入会女友，有五六十人。每人捐三四角，便能开销足用，无虑支绌矣。

一、凡捐款有账，出入有账，买物印书有总登，信札议论、聚会时日、来客姓名有日记。择新要者，登之《女学报》，传之海内。

一、来会者宜脱尽俗礼官派，不许谈家事琐语。如入经堂，肃然无哗；如居学舍，励志向学。衣饰各便，语言互用，讲学不讲教，称母家姓不称夫姓。有会职者，称会职以示敬；馀则不分老幼，相见总称女史，以期通便，且示平等之义也。

一、女学会，即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中国人材乏绝，由此可以复盛。久久行之，必能切磋成材。曰师范科，曰医治科，曰工艺科，曰办理主笔科，济济人才，用之不胜用矣。(29)这些条例尽管仍嫌粗略，毕竟已颇多新意。其中如第三条所言，《女学报》中刊载的中国女学堂每月收付清账、狄宛迦与朱莳兰的书信(30)，以及《中国女学集议初编》中所收四次女学堂筹备会议纪要等，均为先例。至于会中礼仪的规定，尤属创举。将“脱尽俗礼官派”，具体化为“称会职”，在今日看来是俗套，当日却正是新礼。尤其是“称母家姓不称夫姓”，以体现对妇女的尊重及其独立性，此一做法也贯彻在经元善所拟女学堂所有的报道以及《女学报》主笔的署名上。而打破辈分、一律称“女史”的做法更为新派，这在讲究礼法的中国社会中，无疑表现出对平等意识最热切的追求。以此体贴《女学报》主笔名单只署籍贯与人名而免去尊称，方得正解。故可断言，中国女学会确已在诸多实践中开创了新风尚。

依上所言，《女学会说略》既是在为中国女学会的未来做规划，也是在为女学会的既往历史做总结。经其指点，女学会先前的所作所为意义尽显。而文中设想的多种女性组织形态，在后来者那里也多有落实。“亲睦会”之与具有互助性质的女留学生会，“赛艺会”之为日后在各女校普遍流行的学艺会、展览会，“女红会”之演变为女子手工或女工传习所，“评议会”之办事原则在各女性社团中的呈现，都令人赞叹此文作者之高瞻远瞩，有先见之明。

可惜，《女学会说略》发表时并未署名，这在《女学报》“论说”栏中算是特例。既然此前该栏发表的另外一篇未记作者的《修昏礼以端风化说》尚注明为“征文”(31)，这使我们有理由将本文视为报社内部人的写作。特别是文中所论处处关合着中国女学会的现实，让人不能不疑心作者正是女学会的背后推手经元善。何况，此文实为关于中国女学会的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稿，若非出自该团体的缔造者经氏笔下，实在也难以想象。

尽管《女学会说略》一文对中国女学会的将来多有设想，但统观全文，这样一份后出的女学会蓝图，更像是在自证清白。申明其宗旨仅限于“振兴女学”，命名也取义于“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均见此意。特别是在原来的三位一体结构中，再平添出“五事”即五会，使学会的功能更为齐备的同时，也对原先未明确活动范围、因而可能引起猜疑的联想作了切割。只是，随着时事的演进，这一补救性措施并未发生作用。文章的发表不但未能带来中国女学会的扩张与发展，相反，随着政变后社会控制的逐步加紧，女学会已完全丧失了生存空间。

而以中国女学堂创办之初维新派人士的介入之深，如具有关键意义的《倡设女学堂启》与《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执笔人均为梁启超；《章程》末后也明记由经元善“总其成”的女学堂，“董助其事者”有康广仁与梁启超，康有为则为“局外竭力匡赞”(32)；1897年12月6日在上海张园举办的有121名中西女士参加的中国女学堂第四次筹备会，梁启超夫人李端蕙与康有为长女康同薇系以内董事身份充当大会主人，康广仁亦“在园局外照料”(33)；经元善编辑的《中国女学集议初编》由康有为题字，附录特别收录了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女学》与江标为《日本华族女学校规则》所作《叙》；康有为、康广仁的母亲，梁启超、江标的母亲与夫人，文廷式、黄遵宪、谭嗣同、陈三立的夫人等，均为捐款人(34)。而上述男士于9月21日政变发生后或被杀，或被通缉，或被革职。反映在1898年9月26日之后出刊的《女学报》上，即是第八期“女主笔题名”中，撤下了李端蕙、康同薇、廖元华。虽然采取了包括紧急邀请林玛莱加盟等保护性措施，但中国女学堂连同女学会、《女学报》之为康梁等人鼎力支持的维新事业，已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

政变发生当日，慈禧太后发布的下令逮捕康有为与康广仁的上谕中，指控康有为的罪名即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35)。而10月11日颁发的懿旨正以“结党营私”为禁会理由，则与康有为及其家人直接相关的中国女学会自然也脱不了干系。经元善虽然试图为女学会开出一条生路，毕竟独木难支。随着嗣后地方官的重申禁令以及《女学报》的停刊(36)，中国女学会终竟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中国女学会的后续影响

中国女学会受到政治的牵连，在戊戌政变发生后的10月间，不得不终止了活动。不过，作为其果实的女学堂仍在勉力维持。直到1900年1月，主办人经元善因领衔发起联名通电，反对慈禧太后为废黜光绪皇帝而另立大阿哥，遭到通缉，逃亡澳门，女学堂撑持到当年中秋后，也只得停办(37)。

不过，凝聚女性力量的女学会机关一经发动，虽可沉寂一时，但机缘合宜时，必定会卷土重来。1901年4月，中西女塾学生吴孟班尝试发起上海女学会，即为牛刀小试(38)。次年，吴氏因早逝未了的心愿终得实现。察蔡元培日记，1902年4月1日记有：“上海女学会在高昌聚星里钟寓。欲看章程者，到南池胡同孙寓。”(39)可知此会已在筹办中，并且也与吴孟班一样，拟定了章程(40)。只是，这两份章程目前尚无缘得见。至5月18日，上海女学会即在蔡元培家中举行了第一次会议(41)。而细勘此会，实与中国女学会一脉相承。

首先，女学会第一次聚会，参加者共20名中国女士，其中至少有沈瑛、章兰、蒋兰、王范贻(慕青)、丁慧(明玉)五人原为中国女学堂提调或教习，经玉娟、金兰贞、盛静英、孙有榛、赵愿荪(42)五人原为中国女学堂学生。二者相加，上海女学会最初的会员中，来自中国女学堂的成员已占一半。

其次，被推举率先发言的经元善，虽谦称乃以年长而居首，实则其人正是中国女学堂与中国女学会的创始人。经氏在演说中也回忆了“丁酉、戊戌间，沪上初倡女学”的情形，欣慰于当年播下的“第一粒粟之萌芽”，至今已成“栽种一握稻子时代矣”。而其强调：“肇端伊始，虽必藉明通男子翊佐，然终须女子自具精魂毅魄，坚忍肩任，方可期望奏绩之日。”(43)也证明中国女学堂与女学会虽由其主导，却是以妇女的自立自主为终极目标。而经氏出亡后，女学堂依靠蒋兰、周莲与丁慧，又坚持了一学期之久，亦足以见证女性独立办学的能力(44)。演说者中尚有吴保初，在中国女学堂筹建阶段，其母亲与女儿也同是捐款人，两位女儿吴弱男与吴亚男也都参加了上海女学会的成立会。吴保初在演讲中更直接称呼该组织为“中国女学会”，亦可见其前后的历史关联。沈瑛则于次日撰写了信札，表达对上海女学会的厚望(45)。诸人既参与了中国女学堂的创办，自然也会将中国女学会的精神移植过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上海女学会也继承了中国女学会三位一体的传统。只不过，这回是陈撷芬主编的《女报》刊行在先。而其于1899年冬创行，正是接续已经停刊的《女学报》而来(46)。其间虽一度中断，1902年5月8日又伴随着上海女学会的筹建而“续出”(刊名即为《续出女报》)；至1903年3月改名为《女学报》，报名更与其所从出者相同。此刊明显兼为上海女学会会刊，因第一次集会，陈撷芬即参与其事，其父、《苏报》主人陈範亦为六名男性演说者之一；并且，《女学会第一次月课》便刊登在《续出女报》，陈撷芬不只为主持人(“当社”)，其预定的奖品中无论哪一等级，也都包括了“送阅《女报》”(47)一项，足证女学会与《续出女报》关系密切。至于1902年11月开学的爱国女学校，名义上为中国教育会所办，但首任会长蔡元培日后回忆学校的发起，也正与上海女学会的筹备同时，均在1902年4月间(48)，且人员多半重合：爱国女学发起会的参与者中，如蔡元培、黄仲玉(蔡元培夫人)、经元善、林万里、林宗素(林万里妹)、吴保初、吴亚男、吴弱男、陈範、陈撷芬诸人，均出现在上海女学会成立会场，其中三位男性演说者蔡、林、陈，也是女学会第一次集会的发言人。更奇妙的是，无论爱国女学校的发起，还是上海女学会的第一次集会，地点都在蔡元培家中(49)。诸种关联，已揭示出《女报》(《续出女报》与《女学报》)、上海女学会与爱国女学校三者的有意结盟。

而上海女学会成立会上虽议决“一月一会”(50)，但其活动情形也如同中国女学会一样稀少。目前能够看到的，只有1902年11月30日印行的《续出女报》第八期刊出之《女学会第一次月课》。如果这算是上海女学会的第一次活动，那么，自5月18日成立之后，已经足足过去了半年。并且，这次女学会的月课也类似传统诗社文会的课题向公众开放，乃是面向《女报》读者的参赛活动，“限十一月内交卷，由苏报馆转交当社者阅定名次，明年正月登列本报”。区别于旧时文社、能够显示新意的是，题目除诗钟外，主体为“浅近算法问题一个，浅近化学问题一个，浅近制造问题一个”。其制造问题又与放足直接相关：“现在各省女子，皆知裹脚不好，却又有些俗见未除的人，以为大脚在裙下不雅观。问用何鞋样，方为合式？(按：此问必须绘图，或有制成新履交来者，当另酬以工资。)”并且，即使是沿用了诗钟的旧形式，规定必须镶嵌进去的词语也透出新学色彩：“天然足(即未裹之大足也)/五月花(西国女人之名，见第三期《女报》)。”(51)因此可以认为，上海女学会希望借助固有的雅集方式，更换内容，变成切磋新学知识的同道聚会。这对于未能独立展开活动的中国女学会已算是一个进步。

实际上，由中国女学会培植的团体意识，还有更长久的回声。在1911年2月11日成立于上海的世界女子协会中，我们又看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王范贻与蒋兰列名于七位发起人(52)，且担任总务部职员，王更兼任古学部主任；丁慧则为洋文书记。该协会已具备现代社团应有的组织形态，成立不久，即公布了章程。会章第一条“命名”，已对会名中的“世界”作出明确解释：一因“女子为国民之母，须有世界观念”；二因“本国女学幼稚”，“急宜采集世界之所长而祛其短”。由此可见，女子教育仍为世界女子协会最初关注的重心。这在关于“宗旨”的说明中也有体现：“以联络世界情谊、振兴女权、结合团体、互相维持保护，并练习技能、交换智识、切磋学问、陶熔德性为宗旨。”(53)后半句所言均关乎女学。而该会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还在发声，要求政府“惩国贼”“废秘约”(54)。其活动时间逾清季、入民国，历时之久，在近代女性团体中当首屈一指。回顾既往，诸人自中国女学会结下的同志情谊，不但延续到上海女学会，更绵延至世界女子协会，实为中国近代史留下了一段佳话。

总结上文，若以现代社团的规制衡量中国女学会，当然会发现她有诸多欠缺，如没有明确公布宗旨，组织松散，未进行独立的团体活动，甚至男性在背后起了主导作用。不过，我们仍然必须承认，中国女学会已是超越血缘与地域的组合，有中国女学堂作为运行实体、《女学报》作为言论机关，在政治上认同于维新派的变法改良，并因此在政变发生后，受牵连而被迫消失。凡此，已足够显示其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女性团体的资质。而承继其事业的上海女学会以至世界女子协会，则逐步完成了从传统社集到现代社团的过渡，并从以女子教育为中心，逐渐扩展到参与国事。因此我们有理由欣慰，中国女学会虽然过早消亡，但其精神不死。

*本文为作者2016年10月29-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女性/性别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问题”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

注释：

①参见笔者：《晚清文人妇女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6页；《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0-43页。

②《中国女学会书塾章程》初刊1898年3月17、19-20日《新闻报》；后改题《女学会书塾开馆章程》，载《女学报》第8-10期(1898年9月-10月19日)。《女学堂试办略章》初刊1897年11月18日《新闻报》，后以《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之名，发表在1897年12月4日出刊的《时务报》第47册。本文所用《女学报》资料，乃由钱南秀、吕美颐与和宏明三位教授提供，特此致谢。

③《中国女学堂大会中西女客启》，《新闻报》，1897年12月3日；《申报》，1897年12月4、5日。《中国女学会大会中西女客启》，《中国女学集议初编》，自刊本，1898年，第10A-11A页。此项资料的使用受到了林辉锋、周云《中国女学会到底成立于何时？》(《文史知识》2009年第2期)一文的启发。

④《巾帼多材》，《新闻报》，1897年12月7日；《附录十四日〈新闻报〉一则》，《中国女学集议初编》，第18A页。

⑤经元善《附录集说小引》称：“《集编》既排成，爰取三君之文(按：指该书附录所载郑观应《盛世危言·女教》、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江标《〈日本华族女学校规则〉叙》)录殿卷后。”(《中国女学集议初编》，第53A页)

⑥潘璇：《上海〈女学报〉缘起》，《女学报》第2期，1898年8月3日。

⑥沈瑛、魏媖、李端蕙、廖元华、刘靓、蒋兰：《中国女学会致侯官薛女史绍徽书》，《知新报》第59册，第8B页，1898年7月。魏媖原误作“魏瑛”。

⑧沈翠英：《论〈女学报〉所以扶助女学堂之不足》，《女学报》第10期，1898年10月19日。

⑨《移文照录》“为移请事”“中国女公学为赠送执照事”，《女学报》第9期，1898年10月。

⑩《法国女学会》，《女学报》第1期，1898年7月24日。盎那·郎贝利埃尔(Anna Lampérière,1854-?)1898年建立了女性研究协会(La Société desétudes féminines)，是印文中所说女学会。感谢罗湉博士提供了相关资讯。

(11)潘彦译：《巴黎新开女学会》，《时务报》第56册，第22A页，1898年4月。

(12)《法国女学会》。

(13)梁启超：《论学校六(变法通议三之六)：女学》，《时务报》第25册，第2B、1B页，1897年5月。经元善《附录集说小引》言：“新会梁卓如孝廉《时务报》第二十三册、二十五册刊登《女学论》，有未经人道之处，读者成服其精详。沪上女学之设，导源实肇于此。”(《中国女学集议初编》，第53A页)

(14)蒋畹芳：《论中国创兴女学实有裨于大局》，《女学报》第9期，1898年10月。

(15)潘彦译：《巴黎新开女学会》，《时务报》第56册，第22A页。参见《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时务报》第47册，第8A页，1897年12月。

(16)《法国女学会》。

(17)参见沈瑛等：《中国女学会致侯官薛女史绍徽书》，《知新报》第59册，第8B-9A页。

(18)《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时务报》第47册，第9B页。

(19)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之《谭嗣同传》《康广仁传》，《清议报》第4、6册，第7A、7A页，1899年1、2月。

(20)参见《内董事桂墅里会商公宴驻沪中西官绅女客第三集》(十一月初八日)、《内董事张园安垲第公宴中西宫绅女客会议第四集》(十一月十三日)，《中国女学集议初编》，第8A、12A-16A页。同时参考《中国女学堂捐款章程》。

(21)参见《中国女学会书塾》，《时务日报》，1898年6月19日；《桂墅里女学会书塾公启》，《中外日报》，1898年8月30日；《两书塾中西经史启蒙笔算医学绘事诸教习监院题名》《戊戌散馆会考记》《中国女学堂戊戌十一月底止收付清账》《中国女学堂戊戌十二月底止收付清账》，《女学报》，1899年3月6日。叶素清亦记作丁素清，因夫家姓丁。

(22)见《女学报》第1-10期，第11、12期主笔名单与第10期同。另，潘仰兰与潘璇当为一人，因署名中未见连用，故不列入。

(23)《女公学聘请总教习关书条约》，《女学报》第10期，1898年10月19日。

(24)见《女学分塾开办》，《中外日报》，1898年11月1日。

(25)见Mrs.Timothy Richard(李提摩太夫人)"History and Working of the First Girls School Opened by the Chinese"后Dr.Young J.Allen(林乐知博士)的补充，Records of the Thir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May 17-20,1899,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ton Press,1900,p.161.译文如下：《中国女学会》：“本会与中国女学堂、《女学报》取向相同，以恢复三代妇学为目标。作为一项伟大的事业，有必要从公众、尤其是女界求得帮助。/为此，林玛莱小姐获选为本会名誉会员，特授此证书以表尊崇与敬意。/主席：经元善夫人/1898年9月28日于中国上海”。

(26)《慈禧懿旨》(八月二十六日)，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1页。

(27)《本馆接奉电音》，《申报》，1898年10月14日。文字略有出入。

(28)《女学会说略》，《女学报》第11期，1898年10月24日。

(29)《女学会说略》。

(30)见《中国女学堂戊戌八月底止收付清账》、狄宛迦《狄女士书》、朱莳兰《女公学内董事朱女史复吴女史书》，《女学报》第12、3、6期，1898年11月、8月15日、9月6日。

(31)《修昏礼以端风化说》(征文)，《女学报》第8期，1898年9月。

(32)参见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时务报》第45册，1897年11月15日；《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时务报》第47册，第10A页。后文刊出时未署名，据经元善《附录集说小引》言，“撰公启、定章程、倡捐助，皆出孝康(按：指梁启超)大手笔”(《中国女学集议初编》，第53A页)。

(33)《女学堂中西大会记》《四续女学堂中西大会记》，《新闻报》，1897年12月9、12日。

(34)参见笔者：《上海“中国女学堂”考实》，《中国文化》第31期，2010年春季号，第126页。

(35)《上谕》(八月初六)，《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46页。

(36)《申报》于1898年11月20、23日连续刊登上海县令与华亭县令转发的10月11日禁会懿旨(《示禁立会》、《谕禁结会》)。目前所见的《女学报》至12期(1898年11月出刊)，1899年3月另存一期。

(37)参见笔者：《上海“中国女学堂”考实》，《中国文化》第31期，第122页。

(38)参见笔者：《吴孟班：过早谢世的女权先驱》，《文史哲》2007年第2期；收入《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为第五章。

(39)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0页。

(40)吴长姬《致汪康年书》末后提及，“并附上章程一卷，苟有谬妄，请加匡正”(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34页)。

(41)见《女学会题名录》，《续出女报》第2期，“女报新闻”第6A页，1902年6月。

(42)见《女学会题名录》；《两书塾中西经史启蒙笔算医学绘事诸教习监院题名》、《戊戌散馆会考记》，《女学报》，1899年3月6日；《中国女学堂戊戌七月底止收付清账》，《新闻报》附张，1898年9月25日。其中“盛静英”“孙有榛”“赵愿荪”三人姓名依据《女学报》，《续出女报》记为“盛晴英”“孙有蓁”“赵愿孙”。王范贻，字慕青，见1919年7月《妇女杂志》第5卷第7号“文苑”第6页。

(43)剡溪聋叟(经元善)：《第一次女学会演说》，《续出女报》第2期，“女学会演说”第1B页，1902年6月。

(44)参见笔者：《上海“中国女学堂”考实》，《中国文化》第31期，第122-124页。

(45)参见吴彦复：《第一次女学会演说》《附沈和卿女史来稿》，《续出女报》第2期，“女学会演说”第5A、6A-B页。

(46)参见笔者：《晚清两份〈女学报〉的前世今生》，《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1期，第28-31页。

(47)《女学会第一次月课》，《续出女报》第8期，卷首，1902年11月。

(48)参见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236页。

(49)参见蔡元培：《〈爱国女学三十二周年纪念刊〉导言》，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37-338页；《女学会题名录》。

(50)《女学会题名录》。

(51)《女学会第一次月课》。《续出女报》第3期转载《批茶女士传》，即《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斯托夫人的传记。其中提及“五月花”，但语焉不详，陈撷芬误以为人名，实则为斯托夫人早年一部作品集的书名。

(52)《世界女子协会成立》，《申报》，1911年2月12日。

(53)《世界女子协会职名章程》，《申报》，1911年3月3日。

(54)《汇纪请惩国贼援救学生电·世界女子协会电》，《申报》，1919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