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被视为中国的“四大发明”，在史学界以及科学界广为传颂，成为写入历史教科书中的权威知识。这种表述最早滥觞于民国。民国的历史教科书编纂者群体，发挥了前人的说法，在20世纪初首次将其写入到历史教科书中，接着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由“三大发明”说发展到“四大发明”说，遂成为以后撰写中西交通史的必选历史知识。这种将有待证实的历史知识镶嵌进教科书的做法是民国知识精英建构民族国家新秩序的需要，也是民族主义思想对教科书知识建构的影响。

【关 键 词】“民族主义”/“三大发明”/“四大发明”/民国/历史教科书/民族主义

    一、知识精英对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
    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是在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进行全球扩张的过程中被迫生成的。“海外之新思想随列强侵略之势力以入中国，始为一二人倡之，继焉千百人和之”。①传统的“天下观”、“夷夏观”在处理新的国家关系时已经失去原有的效果，只会带来嘲笑与屈辱。于是严复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并按照西方思维模式处理国家间关系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思考的主要问题之一。有学者指出，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思想界需要突破两个认知瓶颈。“首先，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主义观念要打破，要认识到中国不过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形成以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区域为基础的国家观念和主权原则，从而完成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变。其次，中国在此过程中通过与诸列强的多次交战和外交博弈中认识到国际社会的‘丛林法则’，把国家利益置于最为重要的位置，实现从王朝利益到国家利益的转变”。②而西方民族主义思想是突破这个认知瓶颈的重要工具。正如乔伊斯•阿普比尔等所说，“有了民族主义为政治，社会改革的推动力以后，人们便希望能从民族历史中找到灵感，指出曾经造就现代化民族的进步之路”。③现在学界普遍认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思想首先将其传入中国的学者是梁启超。随后，在《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新湖南》等杂志上出现了大量论述民族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解释和宣传民族主义思想，反复强调团结的重要性，唤起民众对国家危亡的关注。从清末到民国末年的这一长时段来看，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经历三个阶段的流变。④清末民初是第一阶段，民族主义关照的主要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换句话说，改良派主张建立以国家为主导的民族国家，而革命派主张建立以汉种族为主的民族国家。这是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论战的主要议题之一。参与的人物有梁启超、杨度、孙中山等社会活动家与政治家。第二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精英对民主主义的理解受到国际“民族自决”思想的影响，参与讨论的人物有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等等。第三阶段是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结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讨论中国在受到日本侵略的情况下，是否有“复兴”的可能，“民族复兴”思想成为主要议题。参与讨论的人有张君劢、吴泽霖、潘光旦等等。总之，民族主义思潮传入以来，逐渐成为中国精英群体思考世界及中国问题的主要知识工具。
    民族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也深深影响了历史著作的撰写和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我们以清末民国时期颁布的历史课程标准为例，简要说明之。《奏定中学堂章程》(1904年)规定：“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小学校教则及课程标准》(1912年)：“本国史要旨，在使儿童知国体之大要，兼养成国民之志操……教授各科时，常宜指出本国固有之特色，启发儿童之爱国心、自觉心、并引起审美观念。”《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1929年)：“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变迁的概况，说明近世中国民族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以激发学生民族精神，并唤醒其在中国民族运动上责任的自觉。”《高级中学普通科本国史暂行课程标准》(1929年)：“陈述本国民族的分合，政治制度的沿革，民生经济的利病，以说明今日中国民族形成的由来与各种政治社会问题发生的源流，而阐发三民主义之历史根源。”《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1932年)：“研究中国民族之演进，特别说明其历史上之光荣，及近代所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与其原因，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且培养其自信自觉发扬光大之精神。”1936年《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仍然沿用1932年的规定。《修正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1940年)：“叙述中华民族之演进，特别注意各支族间之融合与其相互依存关系，以阐发全民族团结之历史的根据，而于历史上之光荣，以及近代所受列强之侵略与其原因，尤宜充分说明，以激发学生复兴民族之意志与决心。”“叙述中国历代大事，并略论文化之演进及其对于世界之贡献，使学生明了我先民之伟大，以养成继往开来之志操与自强不息之精神”。《六年制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草案》(1941年)：“叙述中华民族之起源，形成及其疆土拓展之经过，而各支族在血统上与文化上之混合情形，及其相互依存之关系，尤应加申述，使学生对于中华民族有整个之认识与爱护”。“叙述我国历代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之变迁，尤其足以影响于现代社会生活之史迹，应特别注重，藉以说明我国立国之精神，而于古代之光荣与近世外力压迫，以及三民主义之历史背景，尤应加意申述，以启示学生复兴民族之途径，及其应有之努力”。《修订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1948年)：“从建国悠久，文化灿烂史实中，激发爱国家爱民族之精神与光大之责任。”⑤
    由此观之，历史教科书是灌输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在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中，编纂者们为了充分表达这一时代诉求，对中国历史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与发明。乔伊斯•阿普比尔等认为：“在历史从诗歌、年代纪转向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历史学者担负起筛选往昔事实的责任，要找出足以造成社会发展路线的潜在逻辑。他们因受赫尔德和黑格尔的影响，认为新的政治实体——民族——能够体现人类目标，因此应当从研究民族中寻找历史事件涵义的蛛丝马迹。”⑥下文主要探讨在民族国家主义的诉求下，“四大发明”的叙述在历史教科书中的建构过程，并体察历史教科书对民族国家主义思想的传播。
    二、“三大发明”以及“四大发明”在教科文献中的流变
    从现有掌握的教科书文献来看，民国前的历史教科书中我们几乎未发现关于“三大发明”或者“四大发明”的记载。民国建立后，“三大发明”以及“四大发明”才在历史教科书中出现，而且出现频率逐渐增多，成为一种必然书写的知识。
    (一)“三大发明”
    在现存历史教科书中，我们发现最早记载“三大发明”的是商务印书馆1913年出版、傅运森编撰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编纂者称：
    中国技术有功世界者三事：一为罗盘。黄帝周公造指南车，为罗盘所自起。唐宋之世，海上贸易极盛，置市舶司于广杭诸州，华人航海日多，罗盘更为航海之用。二为印版术。三代文字，或刻字竹木，或写于缣帛，汉时始有纸，然抄录费工，得书不易，至五代而印版之术试行。三为火药。我国古来，以弓弩炮石，为射远之利器，宋时炮仗烟火火药之属始盛兴，并已用于战事。此三者旋皆输入欧洲，遂开欧美今日之文化。⑦
    除此之外，还有中华书局版1913年章嵌编著《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认为“罗盘火药印刷术之发明”⑧在唐宋时期。1913年汤存德编《新制中华历史教授书》也表述为，中国“技术有功于世界，发明于斯时者，则有三大端，即罗盘、印刷术、火药是也”。⑨至于这种说法从何而来，中华书局的编辑潘武在1913年明确说，这些都是西人之说，“今时活字排印之权，与西人称活版为东来法，盖自吾国传之也”。⑩至于“三大发明”的影响，1928年徐景新编辑的《新时代历史教授书》中说：“印刷术、火药、罗盘针这三样的发明，于世界都有绝大影响，这是中国文化上最光荣的事情。”(11)1915年北京教育图书社编纂的《实用历史教授书》，“近古之文化”中所说“若罗盘之利航海，印刷术之代抄写更足为输导文明之利器”。(12)
    关于三大发明传入欧洲的时间，上述教科书编纂者们大多认为是在唐宋时期，并对近代欧美产生了重大影响。除此之外，教科书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三大发明”是宋元时期发明并传入欧洲的，这种说法后来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如1915年赵玉森编纂的《简明中国历史教授书》所说：“元代混一欧亚，欧人来我国贸易者日盛，故是时天文、算术、流入我国，而指南车、印刷术、火药亦传入欧洲。”(13)1920年汤济沧编《新式国史课本》说：“蒙古建一大帝国，而欧亚之交通大盛，欧人多有仕于其朝者。其后磁针火药印刷术三者，亦渐次发明，影响于欧人之思想界甚大。”(14)1922年赵玉森《新著本国史》也说：“蒙古大汗重致远人，一切色目都准其录用……于是西方的天文、算术及炮学，概得传入于我国，我国的罗盘针及印刷术等，也在这时候传入西方。”(15)
    另外，我们对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提供的中小学教科书全文库统计所知，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历史教科书对“三大发明”关照的密度各有不同，应该说1910年代的教科书比1920年代出现的频率较高。1910年代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大约有20本左右，其中提到“三大发明”的有5本，占总数的25%；而1920年代出版的教科书大约为24本左右，其中提到“三大发明”的仅两三本，占总数的10%左右。也就是说1920年代的教科书编撰者们对这些发明的关注度并不高。个别教科书只是把纸以及印刷术等放在中国历史的纵向发展历程中考察，并不认为中国的这些发明为世界作出了贡献。比如，1920年吴研因《新法历史教科书》说：“印刷术的来历很远，汉朝人刻石经，就是一个引子，隋朝时有一种雕版，渐有发明印刷术的趋势了，到了唐朝，就有雕刻木版，印刷书籍出卖的宋朝更盛，并且有活字印书的法子。”(16)在此书中编撰者未提及其他发明，也未有涉及中国发明影响欧洲的命题。当然，从这个微妙的变化中，我们可以推测，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民国学术界以及教育界中，论及“三大发明”或者“四大发明”的只是少数学者，许多教科书的编撰者们并不认为这是教科书撰写中的必选项目。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教科书中，“三大发明”的知识频繁出现，并逐渐成为教科书撰写中必须选择的项目，“四大发明”的说法也已经产生，并且和“三大发明”之说共存，学者对该知识探讨的广度与深度逐渐增加。
    据统计，1930年代教科书的出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35年之前，这时期出版的教科书一般都以“三大发明”为主，而1935年之后出版的教科书则以“四大发明”为主。其中对于“三大发明”或“四大发明”传入欧洲的时间，编撰者群体各有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蒙古、元朝说。
    持蒙古人西征或元朝时期中西交通大开之时“三大发明”传入欧洲的观点，是20世纪30年代历史教科书编纂者们的主流看法。其中1935年应功久编著的《初级中学本国史》对“三大发明”之说的表达最为诚恳，道出了其中的困惑与所坚守的证据。他在“三大发明的西渐”一节中说：元朝“交通发达的结果，西方的文化既传到中国，中国的文化也传到西方，中国文化的西渐，最重要的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三项”：
    这三种重要发明，于何时传到西方，系何人传到西方，如何传布，路线如何，都没有明确的记载，至今还要待精密的考证，大概是在南宋传入西域或南洋，再由波斯阿拉伯人辗转传到欧洲的。总之，中国在十一世纪，即北宋时，已经完全利用，欧洲却迟到十四世纪，在中国久已盛行之后，才有发明之说。那么由中国传去之说，自属可信了！
    有了指南针，于是航船远行不会迷路，才能广开殖民地于各洲，有了火药，于是枪炮可以制造，才能整治军备，攻守称便。有了印刷术，于是知识传播有了利器，人类文化才会发达。所以欧洲中古时代末期的进步，未始不是受了中国这三大发明的影响。(17)
    从以上的论述来看，应功久的证据有二，一是元朝交通大开，东西之间的文化学术交流成为可能；二是中国使用上述发明的时间要比欧洲国家早几百年，所以从中国传入欧洲的说法是可信的，但具体何人、何时、何途径传入欧洲则缺少科学实证。应功久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此时期教科书编纂者并不关注知识的准确度与科学性，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些知识对世界的巨大影响，进而说明这是中国的贡献，民族主义朴素感情战胜了科学求证的理念。
    另外，坚持这一说法的还有下列教科书。1934年吕思勉在《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中说：“然而开发文明的利器，罗盘针、印刷术、火药，中国人所发明的，都经大食之手，而传入欧洲。给近世的欧洲以一个大变化。”(18)不过吕思勉认为是由经大食人之手传入欧洲的。1933年姚少华在《小学历史课本》中说：“现在世界上用的罗盘、火药、印刷术三种利器，都是我汉民族所发明，逐渐传至西方去的”；“十三世纪时，元朝跨着欧亚两洲建国，这三种利器，由亚拉伯人或蒙古人的媒介，相继传入欧洲。欧洲人以后，就利用罗盘来航海，并且尽力加以改良，到现在，反比我国所制的进步多了”。(19)1935年金兆梓在《高中本国史》中说：“元代混一欧亚……东西文化因得以直接沟通而交换调和。就中尤重要者，则为中华民族所发明的罗盘、火药、印刷术三大利器之西传。”(20)1934年孟世杰在《新标准高级中学本国史》中说：“中国之罗盘、火药、印刷术、皆由蒙古人传入欧洲。”(21)1935年白进彩在《高中本国史》中说：“中国之三大发明，磁针、火药、印刷等，亦于此时(元朝，作者注)传入欧洲。”(22)1934年周予同编的《新标准初中教本本国史》、1935年罗元鲲编著的《高中本国史》等，也是“三大发明”蒙元传入说的坚定支持者。
    从以上列举所知，“三大发明”蒙元时期传入欧洲之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教科书编撰中占据主流地位，这种观点被各大出版机构的编撰者们所接受，形成了广泛共识。
    第二种观点：宋、元说。
    这种观点认为宋、元时期，中国的“三大发明”皆有可能传入欧洲。1931年李云坡在《初中本国史》中说：“磁针、火药、印刷三项为近世世界的三大发明，然此三项的应用，在中国都是很早……是此三项中，在中国最晚出的亦不过北宋，约当西历十一世纪，而欧洲之用此三物，则在十五世纪，中国用此三物，较欧洲实早二百年以上。宋时海外通商，蒙古的几次西征，即都来往频繁，则此三物之直接或间接的传入欧洲，实无法可以否认。”(23)1932年赵钲铎在《初中本国史》中说：“自明中叶以来，回教国土耳其人，阻断欧亚的交通，欧洲到东洋经商的人，需另辟新航路，这时中国的罗盘针和印刷术火药于宋、元时，经亚剌波商船，展转传入欧洲。”(24)
    1933年徐映川在《复兴历史教科书》中说：
    宋在五代之后，继续唐代，发扬文化，那时有三大发明，可称为汉族对于世界的大贡献。一是罗盘指南针。据说中国古代就有磁能吸铁的发见，黄帝造指南车便是。但制度不明，不知有无指南针在内。到了北宋，指南针才应用在罗盘上、航海家和看风水的人，都拿它来定方向了。二是火药。北宋时，曾用火药做烟火和爆仗，供人娱乐。到南宋时曾用霹雳炮打败金兵。金人守城，造铁炮叫震天雷，这是炮火最初的发明。三是活字版。五代时，已有刻板书籍，流行各地。北宋仁宗时，毕昇发明活字版，其法：用胶泥刻成字模，烧硬，铺铁板上，将松脂及蜡，火烧使溶，按之使平，变成一版。印刷时，一版印，一版排，时间极省。这三项发明后来都传入欧洲。大概中国的发明品传入欧洲，要以蚕丝为最早，此三项则较后。(25)
    徐映川最可贵之处在于，他详细梳理“三大发明”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展示了指南针、火药与印刷术在中国文献中的记载，从而为此知识的真实性寻找到可能的历史证据。应该说这是对“三大发明”研究的推进，也是从盲目接受西方之说到自觉探寻真相的转变。更值得令人尊敬的是，徐映川还详细探讨了我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提出了至今仍有价值的论断：
    南宋以前，中国文化灿烂，各种发明远传欧洲。元代以后，逐渐衰落，等到近三百年，欧美各国科学勇猛进步，中国反成为落伍者，就是西洋学术传入中国，中国也不想急起直追，这样现象，科学当然不会发达，其要因不外下面的两种：(一)北方屡经外族蹂躏。辽、金、元三代统制北方，异族杂居，汉人备受压迫——以致人口稀少，生活日艰，文化亦大为衰退。(二)国家以科举牢笼知识阶级。科举起自隋唐，各代沿用。到明初，太祖利用此法，重加修订，指定用《四书》《五经》，取其一句一段为题，要以宋儒所解释的作根据，文体用排偶，分八股，俗称八股文。这种考试，毫无实用，社会上优秀分子的见闻思想，悉为所拘束。专以读书应考为正事，此外一业不能执，一物不求知。清朝循用此法，士子愈加蒙昧。因此，从明至清五百多年，为中国文化极度退步的时期。(26)
    总之，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从民国初年至1930年代，教科书撰述中主要以“三大发明”为主，虽然不同的教科书编撰者对其传播的路线有不同的认识，但对“三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与意义深信不疑。这样，通过教科书的有意识塑造，国民的自信与自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
    (二)“四大发明”
    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三大发明”的认同在民国渐成气候。但对造纸术的贡献，似乎认识不够。所以，19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认识的深化，“四大发明”说就正式进入教科书知识谱系中。从笔者掌握的现有资料来看，最早在教科书中提出“四大发明”的是陈登原先生。(27)陈先生在其1933年编著的《陈氏高中本国史》中，就冠名有“四大发明”一目。他说：“在近代中华民族似不曾对于世界有所贡献。然而在过去，确曾建立不少的丰功伟业，即以‘四大发明’而论，中国人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全人类的忙！纸与印刷，固为近代文明所必需的物件，即军事上用的火药，航海时用的罗针，何尝效力稀小？然而这四者，都是在中国史上发现得最早呢！”(28)
    1940年代，“四大发明”之说逐渐传播开来，其中1940年教育总署编审会的《高小历史教科书》对“四大发明”的产生与传播进行了论证：
    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是促进人类文化的重要工具。经中国首先发明，先后传入欧洲。公元二世纪初，汉族人蔡伦发明造纸术，于五世纪末，传入中亚。到八世纪初，中亚被阿拉伯人征服，造纸术就西经非洲的埃及和摩洛哥，传入欧洲的西班牙，再传给意大利和法兰西等国。
    由抄写进化到印刷，当以公元六世纪时中国隋文帝敕令雕刻经书为始。十世纪初后唐冯道印刻九经，十一世纪时，宋毕昇造活字版，中国的印刷术已很有进步。十三四世纪时，蒙族势力西进，印刷术便传入西方。十五世纪初，德人哥登堡创金属活字，其后法士脱，昔佛尔加以改良，欧洲印刷事业，也日益精良。
    相传在黄帝时已有指南车的发明，但这并不可靠。发现磁石能以吸铁，大约在战国时候。到北宋时，看风水的人和海商，因磁针能够指南，就用他来测定方向。元时东西大通，磁针便传入欧洲，意大利人首先应用到航海方面去。北宋时，发明以火药做烟火，供人娱乐。到南宋时，虞允文利用火药做成霹雳炮，打败金兵。元时交通大开，火药的制法，便也传入欧洲。欧洲人利用他的射力，打毁了封建的城堡。(29)
    这样，经过几代教科书编撰者们的不懈努力，“三大发明”与“四大发明”之说在中国历史中逐渐成为一种常识，被普通的国人所理解和记忆，一种有待科学证实的假说，随着教科书的传播和熏陶，转化成切实的历史事实。后来，随着李约瑟研究成果影响的扩大，使得国人更加相信这些发明的所有权是中国人，虽然国际社会对此并不完全认同。应该说，中国学者为了证明这个命题的正确性，从民国至今，许多科技史学者在艰苦地寻觅答案。但客观地说，要彻底解决四大发明的起源与外传问题，并从历史事实上得到实证，目前看来还有许多的困难。
    三、“四大发明”表述的民族主义实质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概略论述了“三大发明”与“四大发明”在中国历史认识中的生成与发展历程。值得思考的是，这些结论是在未有确证的情况下，被民国教科书编纂者们写进教科书，并且一致认同是中华文化对世界的贡献。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陈方正就指出：“夸大中国传统科技成就，和贬抑西方古代科学的重要性，虽然好像能够帮助重建民族自尊心，其实是极端危险，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同时他也隐晦地批评了李约瑟，认为其一方面“对中国文化带来无可比拟的巨大贡献”，但另一方面“他相当公开和直白地宣扬中国传统科技的优越为终身职志，所以十分自然地大受国人欢迎”，所以导致“中西科学的比较更加难以客观和深入”。(30)
    总之，民国的建立为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打开方便之门，学者们纷纷从历史与现实中寻找建构新民族的证据是当时政界、学界的共同诉求，以便为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奠定基础。民国学者杨人楩在《初中本国史》中直白地说：“本书目标，在于研究中华民族逐渐形成的经历，特别说明其历史上的光荣……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的思想，且培养其发扬广大的精神，叙述我国文化演进的概况，特别说明其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使学生明了我先民伟大的事迹，以养成其高尚的志趣，与自强不息的精神。”(31)杜赞奇对此评论说：“20世纪初期的中国格外富有研究价值，这不仅是现代民族主义在此期间在中国扎下根来，同时也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启蒙历史的叙事结构，以及一整套与之相关的词汇，如封建主义、自觉意识、迷信和革命等，主要通过日语而进入中文，这些新的语言资源，包括词汇和叙事结构，把民族建构为历史的主体，改变了人们对于过去以及现在民族和世界的意义的看法。”(32)其中历史教科书中“三大发明”以及“四大发明”等知识词汇的重新组织是民族主义者使用历史知识重新建构民族的表征之一。而教科书编纂者利用这些新词汇与新话语为我们建构了一套不同于过去的中国历史的诠释范式，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向近代国家与近代民族的成功转型。霍布斯鲍姆也说：“很自然，国家会应用日益强盛的政府机器来灌输国民应有的国家意识，特别是会通过小学教育，来传播民族的意象与传统，要求人民认同国家、国旗、并将一切奉献给国家、国旗，更经常靠着‘发明传统’乃至发明‘民族’，以便达成国家整合的目的。”(33)同样，民国教科书编纂者们的民族主义诉求战胜了对科学方法的信仰，把有争议的、重构的历史知识镶嵌进历史教科书中，这是其群体在特定时空中的必然选择。现在看来虽非科学态度，但可理解。也许杜赞奇的叙述更能表达我们的意思：“虽然我的目标是批判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但是我深切地意识到，至今还没有什么能完全替代民族在历史中的中心位置。且不谈别的，不论是作为历史学家，还是普通的个人，我们的价值观都是由民族国家所塑造的。”(34)

    注释：
    ①梁启超：《论私德》，见《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18页。
    ②张淑娟：《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理论的生成与外来关键因素》，《世界民族》2010年第2期。
    ③乔伊斯•阿普比尔等：《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④郑大华：《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过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⑤上述引文均来自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10、21、30、43、77、88、97页。
    ⑥乔伊斯•阿普比尔等：《历史的真相》，第77—78页。
    ⑦傅运森编纂：《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第6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1922年，第7页。
    ⑧章嵌编著：《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第8册，上海：中华书局，1913-1915年，第11页。
    ⑨汤存德编：《新制中华历史教授书》第8册，上海：中华书局，1913-1915年，第29页。
    ⑩潘武编：《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下册，上海：中华书局，1913年，第149页。
    (11)徐景新编：《新时代历史教授书》第2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1929年，第11页。
    (12)北京教育图书社编纂：《实用历史教授书》第5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1916年，第38页。
    (13)赵玉森编纂：《简明中国历史教授书》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28页。
    (14)汤济沧编：《新式国史课本》下册，上海：国光书局，1920年，第2页。
    (15)赵玉森编纂：《新著本国史》上册，上海：中华书局，1922-1923年，第149页。
    (16)吴研因编著：《新法历史教科书》第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1922年，第2—3页。
    (17)应功久编著：《初级中学本国史》第2册，南京：正中书局，1935-1936年，第127—128页。
    (18)吕思勉编著：《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第3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57页。
    (19)姚少华编：《小学历史课本》，上海：中华书局，1933-1934年，第27、28页。
    (20)金兆梓编：《高中本国史》中册，上海：中华书局，1935-1936年，第138页。
    (21)孟世杰编著：《新标准高级中学本国史》第2册，北平：北平文化学社，1934-1937年，第91页。
    (22)白进彩编：《高中本国史》上册，北平：北平文化学社，1935年，第350页。
    (23)李云坡编著：《初中本国史》下册，北平：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第99—100页。
    (24)赵钲铎编：《初中本国史》第3册，上海：民智书局，1932年，第2页。
    (25)徐映川：《复兴历史教科书》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5—47页。
    (26)徐映川：《复兴历史教科书》第3册，第29—31页。
    (27)有学者认为“四大发明”是李约瑟提倡后才进入教科书的，这种说法缺乏依据。参见江晓原：《关于“四大发明”的争议和思考》，《解放日报》2011年9月11日。
    (28)陈登原编著：《陈氏高中本国史》，上海：世界书局，1933-1935年，绪论第5页。
    (29)教育总署编审会著：《高小历史教科书》第2册，北平：新民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40-1942年，第29—31页。
    (30)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自序第2页。
    (31)杨人楩编：《初中本国史》第1册例言，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
    (32)(34)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民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导论第3、4页。
    (33)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