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文会馆名称/主管称谓/改名时间/创办原因/第一所现代大学

    现有资料表明，创设于山东登州(今蓬莱市)的文会馆，从时间上说，无可争辩地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然而，与这所大学相关的一些重要史事，因种种缘由所致，学界至今认定仍多有牴牾，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带来了诸多困惑乃至误解。历史的真谛在于真实，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则是尽可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文会馆名称问题
    创始于山东登州的文会馆，学界一般称为“登州文会馆”，但这一称谓并不准确，随着新资料的公开发布，不免为研究者带来一些困惑。为减少困惑，有必要予以简要说明。
    从目前见到的晚清和民初中、英文文献中关于文会馆称谓来看，比较正规的至少有以下几种可靠资料记述的多种说法：
    1.登郡文会馆、文会学馆、登郡文会学馆，见1891年上海美华书馆刊行的《登郡文会馆典章》。美华书馆是美国长老会创办的出版机构，出版这份典章，显然是文会馆和美国长老会出于宣传的考虑，具有广而告之的性质。典章开宗明义称文会馆为“登郡文会学馆”，指明这是一所学校；阐明之所以要创办这样一所学校，“原欲学者洞悉各种要学，借以鼓舞后生，振兴学校，而为利世有用之士也”。而“文会学馆之所以为名者，因此馆将天下至要之学会聚于兹，取以文会友之意也”①。
    在中国印刷品竖排版时代，典章封页“登郡”二字为小字横排，“文会馆典章”为大字竖排，其意指很明显：“登郡”为该学馆所在地，“文会馆”为学馆名称。典章正文中的“登郡”自然也是表明学馆所在地，而正文中的“文会学馆”与封页上的“文会馆”一字之差，则一如今天之某某大学，实乃某某大学校之简称和习称。因此，文会馆和其所属长老会公开印行的狄考文创办的这所学校的名称是“文会馆”，“登郡”是文会馆的所在地。
    2.文会馆、山东文会馆、山东登州文会馆，见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该志书的作者为文会馆毕业生，他们编纂这部志书源于文会馆1904年迁址潍县，与英国浸礼会的广德书院大学班合并重组，使原本是“中国第一所基督教大学”的文会馆“作为独立的教育机构身份消失了”②。为了留住一份“虔敬”的“记忆”，一些学生大致在文会馆迁址潍县后即酝酿编纂一部关于文会馆的志书，经“数年”多方努力才终于得偿所愿③。该志书的书名即指明了文会馆的名称，但正文中又有“山东文会馆”称谓④，书的目录和每一页页眉则明确标有“山东登州文会馆”字样。
    显然，文会馆学生编纂的自己学校的志书也明确告诉人们，狄考文创办的这所学校的名称是“文会馆”，行文中的“山东文会馆”和目录以及志书页眉上的“山东登州文会馆”中的“山东”或“山东登州”字样，都是旨在说明这所学校的所在地是在山东登州。
    3.山东书院，见费丹尼著《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这个名称源于美国长老会山东差会1881年2月14日寄信美国差会本部，“正式请求将狄考文博士创建和培育了近20年的登州文会馆更名”。申请书所附的“计划”，将狄考文在登州创办的学堂更名为“山东书院”——The College of Shantung⑤，因此此后海外人士的英文文献或著述中遂有称登州文会馆为The College of Shantung，或Shantung College，即“山东书院”者。应该指出的是，“山东书院”这一英文汉译名称，一方面汉译是可以商榷的，另一方面则汉译名称本身并没有流传开来，为人们广泛使用，而仅仅是英文申请书中所附的“计划”中的称谓，事实上不具有实际名称意义。
    4.登州府学馆——The Teng Chow Fu College，见《美国长老会山东差会工作纪实》⑥。这份1913年刊行的工作“纪实”资料标明是“第二版”，其所记载的名称虽然英文写法与上述流行的“登郡文会馆”、或“登郡文会学馆”略有不同，但其实际中文含义完全一致。
    综上可见，登州文会馆，本名“文会馆”，即“文会学馆”之简称；“登州”、“登郡”、“登州府”、“山东”、“山东登州”等都是标示文会馆设在晚清时期的山东登州，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设在中国山东登州的“文会馆”，在当时中国“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是以在登州本地和文会馆的学生那里的学校名称就是“文会学馆”，简称“文会馆”，无须像今天这样由于各种大学各地都很普遍，要加地名以示区别。至于英文在提到这所学堂时，总是连同地名一起冠名，且大多难以拆分，那是在更为广大的范围内针对外人表述的需要，并非是这所学校的真实名称。事实上，中文在大范围广为宣传时，有时也冠以地名，如“登郡文会馆”、“山东文会馆”、“山东登州文会馆”等。今天我们在提到这所学校时，为了清楚而明白无误地标明所指，称其为“登州文会馆”是可以的，且已基本约定俗成了。但约定俗成不等于原本如此，在引用文献资料或特别场合提到学校名称时，还是应该称“文会馆”，如《文会馆志》不能改写为《登州文会馆志》。而论说文会馆的具体问题时，仅写“文会馆”就很清楚了，非写成“登州文会馆”则既不准确也显得多费笔墨了。
    二　文会馆主管称谓
    关于文会馆主管的称谓，大多数研究者由于没有看到较早的原始资料，或看到了部分原始资料而没有仔细审读推敲，以致借错而错。一般涉及文会馆研究者自不必说，台湾著名学者(也是研究山东问题的大家)张玉法先生在其所著《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山东省(1860-1916)》一书中即称文会馆主管为“监督”，谓“1900年，袁世凯就在省城创设大学堂，聘美人赫士(Rev. W. M. Hays, D. D，登州文会馆第二任监督)为总教习，次年正式开办”⑦。周霞在较早发表的《袁世凯与山东近代化》一文中又援引张玉法先生的论说⑧，从而给人以文会馆主管确实就称“监督”的印象。时至今日，几乎所有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著或通俗文章，都称文会馆主管为“监督”，这实在是对文会馆历史知之不详或未仔细审读推敲史料的结果。
    查张玉法先生是读过《文会馆志》的，“监督”称呼正是《文会馆志》“赫士先生行年事略”一文中所用的称谓。不唯如是，《文会馆志》中“狄考文先生传”、“柏尔根先生行年事略”以及其他凡是提到文会馆主管的行文均称为“监督”。如此看来，似乎张玉法先生与学界大都称文会馆主管为“监督”有凭有据，文会馆主管称为“监督”确凿无疑。但事实远非这么简单。
    清末民初，社会急剧变革，各种机构及其主管称谓变化多端，而今天我们见到的记录那时的历史资料却成书时间不一。一般说来，一些著述的作者多用写作时各种机构及其主管的流行称谓替代旧称，对清末变化的名称尤其如此。《文会馆志》刊行于民国二年，其实际编纂时间则历时“数年”，用清末以来流行的学校主管称谓不足为奇。考诸史实，学校主管称“监督”始于清末推行新政时期。监督称谓最早用来称呼学校管理人员出现于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奏办山东大学堂》的奏折里，虽然这个奏折里的称谓不具有全国性普遍意义，但山东大学堂是清末教育改革时期第一所省级政府设立的大学堂，获中央政府嘉奖，具表率意义。不过，山东大学堂里的“监督”，还不能说是学校的主管。袁世凯奏折所附的“学堂办法”里称“拟派总办一员，总教习一员，监督一员”；规定“监督一员，督饬堂内学生恪守规约，会同中西教习，随时考核课程，按季会考，统计分数，区别优绌，呈候总办、总教习附加考验，以定等级”⑨。显然，山东大学堂最初的主管是“总办”，“监督”并不是学校主管，仅是负责管理学生的重要行政管理人员之一。
    监督这一称谓真正成为学校主管用语，始于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的颁行。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时曾制定过两个学堂章程，即人们所熟知的《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并未实行，且其时制定的章程中无论高等学堂还是京师大学堂主管均无“监督”称谓，这一章程规定高等学堂主管称“总理”，大学堂主管称“官学大臣”⑩。《奏定学堂章程》是中国由国家颁布施行的第一份规定现代学制的系统文件，其中《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学堂主管为“监督”，《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学校主管为“总监督”、分科大学主管为“监督”(11)。自是，中国大学、高等学堂主管有了统一称谓，直至辛亥革命以后学堂改称学校，各级学校主管再次改变称谓。文会馆1904年秋迁移潍县与广德书院大学班合并改称广文学堂，是年恰值清政府在年初颁行了《奏定学堂章程》，学堂主管自此也依照清中央政府颁行的统一学制规定，改称监督，原文会馆第三任馆主柏尔根出任广文学堂第一任监督。
    1904年迁址潍县之前，文会馆主管并不称“监督”，而是称“馆主”，《文会馆典章》中所有关于学堂主管的称谓包括学堂与学生家长“具保立凭”的“凭据”的签名、“文会学馆文凭”上学堂主管的称谓，无一例外都是“馆主”。《文会馆典章》刊行于1891年，那时学校没有“监督”这一称谓。学校主管称为“监督”最早出现于“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颁行之后。因此，我们不能根据《文会馆志》的作者用编写此书时根据后来的名称称呼狄考文、赫士、柏尔根三任馆主为“监督”，认为“监督”就是文会馆时期的学堂主管的称谓。当然，文会馆主管登州时期的称谓是什么似乎没什么要紧，但这一问题牵涉解读历史资料的审慎严谨，以及由此涉及的史学研究叙事的准确可靠性、历史性问题，是以不能不严肃对待。
    三　关于创办文会馆的原因
    文会馆是由创办于1864年9月的一所寄宿小学堂发展而来。关于创办学堂原因的问题，有研究者曾指出：“狄考文总是说开办这所学校是他妻子的主意，后来因为这所学校的成功使他声誉日隆，其他传教士也强调这一事实。各种报道都宣称1873年之前一直是朱莉娅(Julia，狄考文夫人婚前名字——笔者)独自经营这所学校，承担着该校三分之二的工作。据后来的一位助手说，朱莉娅主张开办学校是因为她预感自己不能生育，因而要扮演一个保姆的角色。”(12)这似乎在告诉人们两点：一、狄考文夫妇在登州创办现代学校最初是狄考文夫人的主意，与狄考文没有关系；二、狄考文夫人之所以要创办一所学校，是因为她早就预料到自己不能生育了，于是找一帮孩子来看着借以品尝做母亲的感觉。虽然这位研究者接下来说对这样一些说法“不应做过分的解读”，“只能作为登州文会馆的一些背景材料来理解”(13)。但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些说法很容易引起误解，不能不辨析清楚。
    首先，所谓创办学校只是朱莉娅的主意一说绝非事实，创办学校与她到中国来之后预感自己能不能生孩子毫无关系。早在1864年4月2日，狄考文在他们夫妇到登州还不足三个月的时候，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已经计划开办一所学校。”(14)狄考文日记中的“我们已经计划”当然包括狄考文本人的意见，丝毫没有朱莉娅自己要办学的意思。据也在山东长期传教的狄考文的弟弟狄乐播说，狄考文夫妇到中国当年秋天即“经过反复虔诚考虑，在学习了6个月的汉语之后，创办了一所男子小学。夫妇二人到中国来之前就有创办学校的想法，认为这是建立宣教会的有效途径，而且之前也都有过教学经历。这所男校后来发展为一所大学绝非偶然，因为从一开始，夫妇二人就怀抱把该校办成大学的理想”(15)。狄乐播非常崇敬朱莉娅，也知道学堂开办初期，他的哥哥“长期到农村去巡回布道”，“大部分时间把学堂丢给了”朱莉娅一个人，“学堂三分之二的实际工作”都是由朱莉娅一个人“负责”(16)，如他哥哥原本没有开办学堂的想法，他不会把朱莉娅一个人的主意说成是夫妇二人的共同想法，而且是“到中国来之前就有”的想法。不仅如此，他还直言不讳地引用了朱莉娅本人的话，说她“在心理上，更愿意准备去传布福音，而不大情愿定下心来长期投身于呆板、艰苦的教育工作”(17)。没有一点因为自己不能生育而要凭借看护学堂里的孩子体验做母亲感觉的意思。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创办学校、全力教育中国的孩子并非是朱莉娅本人心底里的意愿。凡此种种，都说明创办学校是狄考文和朱莉娅早在来中国之前就决定了的事情，并非是朱莉娅一个人的主意，更是与朱莉娅预感自己能不能生孩子没有关系。
    其次，进一步说，朱莉娅主张创办学校的原因，应该是和狄考文一致的，从他们接受到中国来的任务和到中国创办学校的时间来看，朱莉娅也不可能因为预感到自己不能生育才创办学校教孩子们读书寻求做母亲的感觉。查朱莉娅1862年12月27日在特拉华其舅父家与狄考文结婚(其时狄考文在这一地区担任牧师，等待出国传教的机会)，婚后忙着走访亲戚的时候接到了美国长老会本部批准他们到中国山东传教的信函，随即投入了紧张的出国前的准备工作，东奔西走拜访各自的亲友，向他们一一道别。一切基本就绪后又赶赴纽约，1863年7月3日在纽约登船出发奔赴中国，经过167天的海上行程，于1863年12月16日抵达上海。随后乘船赴烟台，水陆奔波，终于在1864年1月15日抵达登州。值得指出的是，近六个月的海上行程，由于船长歧视传教士，故意虐待他们，甚至让他们吃变质的食品，致使同船所有奔赴中国的传教士都生了病，为此狄考文还写了控告信递交给美国驻上海领事。到登州后，生活状况并没有改善，初来乍到，没有居所，狄考文夫妇与同来的郭显德(Hunter Corbett)夫妇和先来的梅理士(Charles Rogers Mills)夫妇三家人同住在废弃的破庙观音堂里。时值严冬，且语言不通，又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与中国人难以交往，吃住条件十分艰苦(18)。试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上所述狄考文于1864年4月2日就在日记中写下了“我们已经计划开办一所学校”，从结婚到这时为时仅一年多，有这样一些经历，朱莉娅怎么就能预感到自己不能生育了呢？况且，朱莉娅预感自己不能生育是“据后来的一位助手说”，这位助手一般来说应该是中国人，“后来”到底后在什么时候呢？一位中国助手的这种说法的依据又是什么呢？目前没人能给出答案。事实上，朱莉娅终身未育的原因是到登州后各种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及她舍身忘我的奉献造成的(19)。
    再次，1873年之前朱莉娅几乎独自承担经办学校重任的原因，绝非是狄考文最初没有办学的意愿，而是另有原因。一方面，狄考文虽然认为到中国传教，“不能单纯地将基督教引入中国”，而要“依靠教育这样的武器和支持，确保基督教不受侵蚀，维护它的纯洁，保护它不受所有魔鬼的侵犯”(20)，但也不能不受当时传教士圈子总体氛围的影响而一心扑在办学上。早期来华传教士大多“认为他们的唯一工作就是传教”(21)，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受命做牧师的人在学校里教书，不合天职”(22)。另一方面，也是最初十年学堂几乎完全由朱莉娅独自经管的根本原因，即后来狄考文在与上海长老会传教士费启鸿(Fitch)夫人的一次谈话中透露的信息。他对费启鸿夫人说，朱莉娅在登州开办寄宿学堂之初，我认为那是相对说来不费力气的一项工作；但随着学堂的发展和影响的扩大，我看到那不再是她独自所能承担的工作。我知道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精力都放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了，我能做的只是她以前做的一些工作(23)。
    问题很清楚，上面这段话除了表明狄考文对妻子的尊敬、佩服和为她所取得的成就的骄傲之情外，明确地说明了办学初期他本人并未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校的原因，并非是因为办学是朱莉娅自己的事情，与他无关，而是他觉得那时的工作很简单，朱莉娅一个人经办就够了。
    最后，1877年狄考文在上海传教士大会上宣读的题为《新教差会与教育之关系》的著名论文，应该说清晰、准确而深刻地阐明了他本人其实也是朱莉娅创办文会馆的根本原因。在这篇文章中，狄考文针对当时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反对办学、部分主张办学的传教士在办学目的上尚有意见分歧的局面，阐明了“他自己在开办学校之初就已经确立并终生恪守的坚定信念”。他不同意“教育作为传教媒介比其他媒介重要的观点，尤其反对把兴办教育凌驾于传布福音之上”。他从教育的特性和自己的经验出发，“提出并详细阐述了一些主要原则性意见”，指出：“为了培养高效可靠的牧师，为了造就基督教学校的教员，并通过他们向中国引进西方先进教育；为了培育带头引进西方文明中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人才，作为接近中国上等阶层的最好途径，使本地教会自力更生、坚定其抗御内部迷信习惯的侵蚀和外部有教养阶层怀疑宗教论者攻击的信念，应重视教育工作。”在他看来，当时中国“五花八门的迷信在人们心中有共同的土壤，迷信形式时常变换，但本质不变。中国形形色色的迷信不易消亡，除非经常地对其进行抵制、搜寻和揭露，不然它们就会混杂于基督教之中并损害基督教的名誉”。而随着传教工作的不断进行，中国信徒会越来越多，总有一天，中国的基督徒“将日益摆脱外国传教士的直接教诲和控制，因而将出现遭受异教迷信侵袭和中国经典有害影响的危险”。因而“中国急切需要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本土传教士，这些人要能够著书立说，保卫和强化基督教义，并将其运用到中国的教会实际工作中去”。他预言：“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不会太久，西方文明在中国广泛而迅速传播的日子，将会很快到来。”但是，要保证基督教和西方文明在中国迅速广泛传播，有效抵制中国迷信和异教的影响，单纯的传教工作无法做到，因为“没有文化的基督徒能够抵御没有文化的异教徒，但却不能抵御有文化的异教徒”。因此，传教士们的任务，绝非是“单纯地将基督教引入中国”，而“要依靠教育这样的武器和支持，确保基督教不受侵蚀，维护它的纯洁”；教会学校不仅要进行初等教育，更要进行高等教育，“自然科学在学校教育中应置于突出地位”。他强调说，传教士开办学校“对当地学生实行智力、道德、宗教方面的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要使他们皈依上帝，而且要使他们在皈依上帝后，能够成为上帝手中保卫真理事业的有效力量”(24)。
    由上可见，创办文会馆绝非是朱莉娅一个人的主意，更不是因为朱莉娅预感自己不能生育才主张办学校来体验做母亲的感觉，而是狄考文夫妇的共同意愿；狄考文夫妇在到中国来不久即创办学校，源于他们在来中国之前就有这一念头；他们创办文会馆的真正原因，是要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保证基督教的纯洁，使中国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文明”国家。
    四　关于文会馆成为大学的时间
    关于文会馆成为大学的时间，中、英文史料记述，以及研究者所据史料不同或对史料的不同解读认定其成为大学的时间，颇多歧异。目前虽有研究者做过一定考察辨析(25)，但问题依然不很清楚，有必要进一步详细梳理。
    事实上，人们通常所谓文会馆成为大学，细究起来，指的是两件事情。其一是文会馆改名的时间，也就是狄考文自己认为他办的学校具有大学资质要办大学的时间；其二是成为具有法定意义大学的时间，也就是得到美国长老会本部批准的时间。
    文会馆改名的时间，也是其首届学生举行毕业典礼的时间(26)。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述，较早的文会馆自己留下的第一手英文资料《登郡文会馆要览》记述说：“1877年1月，首批三名年轻人毕业，他们学完了现在开设的绝大部分课程。”(27)同年刊行的文会馆第一手中文资料《登郡文会馆典章》则谓“耶稣降世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即设定规条，立成一文会学焉”(28)。齐鲁大学早期档案资料《合会学局》也记载说：“文会馆第一届学生于1878年毕业。”(29)而民国二年刊行的《文会馆志》记述这一事件为“1876年即光绪二年间事”(30)，《美国长老会山东差会工作纪实》亦记载说：“1876年，高等学堂(high school)第一批学生毕业。”(31)再有1912年刊行的可靠记述是狄考文的弟弟狄乐播撰写的《中华育英才：狄邦就烈传》，记述谓：“1876年底，文会馆举行了一次正式的毕业典礼。”(32)说其为可靠资料，是因为狄乐播1881年来山东后，先在登州学习汉语和见习布道近两年时间，对文会馆的历史当很熟悉。
    上述文会馆改名时间似乎有三个，即1876年、1877年、1878年。然而，仔细推敲起来实际上是两个，即1876年和1877年。因为《登郡文会馆典章》说得很清楚，1878年是“设定规条”的时间，亦即制定和完善文会馆作为大学的各种规制章程的时间，与1877年1月改名称的时间并无矛盾。齐鲁大学早期档案资料《合会学局》关于文会馆的历史其实是追述，并非档案资料，其档案第一手资料中部分是关于合会学局的。这一资料根据档案性质的资料《登郡文会馆典章》，误解并沿袭下来，其实记述的也是制定和完善文会馆作为大学的各种规制章程的时间。如是，则剩下的两个时间孰是孰非？
    事实是，在清末民初西方文化广为传播之际，在纪年纪月问题上很多人使用的是一种中西合璧的纪年纪月法，即纪年中(农)、西(公)历混用、合用，但在中(农)、西(公)历年度换算时，忽略了年底和年初的月份，甚至是纪年用西(公)历或民国纪年，纪月用中(农)历。教会学校的学生尤为严重，在华时间久的传教士也入乡随俗。像《文会馆志》一书在标示某个历史事件时间时基本都是既标注西(公)历，同时也附带皇帝年号纪年或民国纪年。民国纪年本来是公历，但在那时的很多文人笔下，却是事实上的中西历混用。如：“狄公于1863年即同治二年洁除东廊权作校舍，自居于寺之正殿。”(33)又如：“学堂基础于是已巩，乃定其名曰文会馆，此1876年即光绪二年间事也。”(34)再如，《文会馆志》编纂者的《跋》后标注的写作时间，用的是“民国二年七月朔”。明乎此，上述文会馆改名时间记述歧异，就不是问题了。查文会馆正常办学时期，年终约农历腊月中旬放年假即今日之“寒假”，“正月底开学，暑时放学月余，年节放学月余”(35)。如是，问题就很清楚了，文会馆改名并举行第一届毕业生典礼的时间，按当时的中(农)、西(公)历混用的学年算是1876年即光绪二年年底，但按西(公)历时间算，则是1877年年初。这种中、西历混用不计月份模糊对应年份情形，一些著名现代学者也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习以为常，比如著名近代教育史家舒新城在编纂《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时，就简单地将《奏定学堂章程》中各级各类学堂章程颁行的时间标注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字样(36)，但完全按照公历则应该标注为“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1月)”，以致时至今日人们在提到这个章程颁行的时间时有说是1903年的，也有说是1904年的。如此看来，关于文会馆改名的时间，当时人们的记载就那时人们的习惯而言，1876年、1877年两种说法两个时间都没有错，需要注意的是，今天的研究者在查阅这一类史料时，应当多加考求，谨慎辨别其纪年纪月等纪时方法，统一准确地表述，以免造成歧义。时间以及时间逻辑，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太重要了。
    至于今人著述关于文会馆改名的时间，都是根据不同史料上的说法，无需一一列举辩驳。但山东有一种说法与上述两个时间均不相同，且影响较大，也牵涉这所学校另外一次改名问题，需特别提出来论说清楚，尽管这次改名仅仅是教会内部的事情。这一说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山东乃至全国基督教界权威人士王神荫在《登州文会馆——山东最早的一所教会大学》一文中提出来的，后大型资料书《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又收入《王神荫记齐鲁大学校史》一文，认为文会馆改名是在1872年，且肯定地认为这一年“定名”中文名称为“文会馆”，英文名称是“登州书院(Teng Chow College)”(37)。据相关史料推断，这一年抑或根据完全公历纪年纪月法是1873年，狄考文创办的学堂的确改过名称。美国长老会山东差会1881年2月向差会本部申请办大学的报告所附的“计划”第一条，明确写明：“That the Tengchow Boys' High School be organized into and constituted a college, to be called 'The College of Shantung'。”(登州文会馆组建为大学，取名“山东书院”)(38)狄乐播在记述文会馆改名前的原学堂名称也是“the Tengchow Boys' High School”(39)。显而易见，the Tengchow Boys' High School与初创时的the Tengchow Boys' Boarding School不是一个称谓，表明学堂的层次发生了变化。可惜的是，目前所见中文资料没有留下这时蒙养学堂改名后的名称，更没有说是这时改名为文会馆了。那王神荫为什么会认为是改称文会馆了呢？
    查《文会馆志》曾谓学堂办了“九载而后，学生之程度渐高，其品德日益进，来学者亦日益多。狄公知六年之期太迫，不足以竟造就，遂毅然议添高等科。于是，因时制宜，分置正、备两斋。正斋视高等学堂之程度，即隐括中学之程度于内；备斋视高等小学堂之程度，而隐括蒙学于内”(40)。添高等科并分设正、备斋之后就不再是蒙养学堂了。1864创办学堂“九载而后”，按民间照年头算法的话，也可以说是1872年以后就不再是蒙养学堂了(但实际未必就一定是1872年，也可能是1873年)，而是增加了学习年限，逐渐向大学过渡。王神荫很可能是据此推定蒙养学堂1872年改称文会馆，而忽略了下文中“斋舍略为增葺，规模少加扩充，学堂基础于是已巩，乃定其名曰文会馆，此1876年即光绪二年间事也”的记述，也没有仔细考察蒙养学堂到文会馆是有一个过程的问题。
    综上所述，狄考文创办的登州蒙养学堂改过两次名字，一次是1872年或1873年，一次是1876年或1877年。以往学界关注的只是蒙养学堂改称文会馆，并不了解曾改为“高等学堂”一说，事实上恐怕改称高等学堂一事也仅仅是长老会登州差会、至多是山东差会内部的事情，当时并未在社会上公开、流传。当然，也有可能是中文名称并没有明确改过，只是为了区分办学层次而英文表述有所区别而已。
    关于文会馆成为具有法定意义大学的时间，档案资料或较原始的史料计有两种说法。1.1882年说。《美国长老会山东差会工作纪实》记述说：“1876年，高等学堂第一批学生毕业，尽管其已经做了多年大学的工作，但直到1882年，在倪维思博士的提议下，人们才认可(recognized)这所学校为大学。”(41)狄乐播在《中华育英才：狄邦就烈传》中也说：“1882年，登州差会正式向美国长老会本部提出将文会馆扩建成大学的请求。长老会本部同意了这一要求，并派赫士先生和赫士夫人到登州来工作。大批良好的物理和化学仪器设备，以及一架很好的望远镜也装船运出。”(42)《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一书似乎也曾把文会馆成为大学的时间指向了1882年，书中记述说：“1882年，学堂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似乎可说是学堂创办以来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学校拥有了更多的经过考试选拔的高素质学生，设置了更充分、程度更高的课程，完成学业后可获得正式公认的学校文凭。”(43)2.1884年说。齐鲁大学早期档案记载，1864年，狄考文在登州府建了一所蒙养学堂，“二十年后——1884年，长老会本部认可(recognised)这所学堂为大学”(44)。狄考文传记的作者在叙说文会馆成为大学时也明确记述说：“美国北长老会差会本部于1884年批准(authorized)登州学堂为大学。登州蒙养学堂在此之前数年已经更名为登州文会馆，因为那些年间它已经在进行高等教育。与此同时，它依然保留了小学教育和中等教育。”(45)
    除上述两种档案资料和较早的可靠史料记述的时间外，今人著述各种不同说法，都是解读或囿于史料的问题，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考察上述两种说法，实际上都有道理。1882年说是根据倪维思博士的提议，“人们才认可(recognized)这所学校为大学”。但这里的“人们”应该是长老会山东差会的人们，也就是说在中国境内起码是长老会山东差会范围内人们认可文会馆是“大学”了。倪维思的这个提议并非是他个人的异想天开，而是由于“1881年2月14日，长老会山东差会寄信美国差会本部，正式请求将狄考文博士创建和培育了近20年的学堂更名”(46)。也就是说长老会山东差会已经认为文会馆是大学了，因而打报告给美国的差会本部请求批准。在差会本部批复函件未来之前，倪维思提议在山东差会范围内承认文会馆的大学资质，是很自然的事情。而狄乐播所言的1882年“登州差会正式向美国长老会本部提出将文会馆扩建成大学的请求。长老会本部同意了这一要求，并派赫士先生和赫士夫人到登州来工作”，很有可能是他刚来登州听说的这件事，误将倪维思的提议得到山东差会的“认可”当成是长老会本部的“批准”了。当然，也有可能是1882年登州差会再次向山东差会提出这一问题，倪维思建议山东差会认可文会馆为大学这一事实，同时将山东差会的这一认定报告寄送美国差会本部请求批准。狄乐播的这一说法并非个别，狄考文传记的作者所谓“1882年，学堂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似乎可说是学堂创办以来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学生“完成学业后可获得正式公认的学校文凭”，指的也应该是长老会山东差会根据倪维思的提议“认可”文会馆为大学的事实。这里的“正式公认”没有指明范围，显然也是长老会山东差会内部的、至多是在中国境内公认的，还不是美国差会本部认可的。而1884年说则很明确，是美国长老会本部“认可”或“批准”。这里的“认可”或“批准”，有可能是长老会本部在山东差会公认的基础上的“认可”，也有可能是其批复山东差会将文会馆“扩建为大学”请求的正式批复。囿于资料，我们对此已无从断言，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文会馆成为法定意义大学的时间，应是1884年。
    五　文会馆是否称得上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文会馆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学界已经充分认可。关于文会馆何时成为大学的问题清楚了，按说它是否称得上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问题本来也就无须再费笔墨。但事实并非如此，长期的习惯说法及思维定势，使学界及社会在这一问题上依然有不同认知。2012年夏初，人民日报主管主办的新闻杂志《民生周刊》发表标题为《谁是中国第一所大学》的文章，似乎要对这一问题做出结论。文章列举说武汉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等都有争中国“第一”所大学名号的资格。但同时又指出，由于“出发点不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必然难以统一”，认为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天津大学和北京大学各自的前身——北洋大学和京师大学堂，断言“北洋大学堂是毫无争议的‘第一所’”，而京师大学堂是中国“最早冠以‘大学堂’之名者”；而“分科大学之设，亦在1910年由该校率先创制”。文章最后指出：各高等学校为了自己学校的荣誉或地位，争相标榜“自身的‘名校’资质”去“争抢‘第一’或维护‘第一’”，远不如“将大学建设放在教育本身上”(47)。
    笔者十分赞赏这篇文章最后的观点，今天的大学确实应该把精气神投入到真正大学教育中来。但追求真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
    事实上，报刊或网络上争中国第一所大学名号的学校，远不止《谁是中国第一所大学》一文所列举的这么几所，但与笔者所要论述的主旨已经没有关系了，暂不置论。这里仅就该文作者关于“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创办于1895年的北洋大学堂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两所学校一说谈点看法。因为，这一说法显然是把上海圣约翰大学排除在外了。查上海圣约翰大学作为大学的创办时间，无疑早于北洋大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圣约翰大学原称圣约翰书院，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该校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或最早的大学，创始于1879年，“1892年始设大学课程，1895年第一班三人毕业”，1906年，“大学课程始定为四年”，同年“在美京立案，为圣约翰大学”(48)。
    很显然，“从客观建校时间上看”，笼统地说“北洋大学堂是毫无争议的‘第一所’”大学，难以全面准确地说明事实的真相。我们不能因为圣约翰大学是来华传教士办的大学，就不承认其创办时间比北洋大学堂早。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能无视自鸦片战争以来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许许多多现代新事物，大都来自西方。属于现代教育体系中的现代大学，自然也不例外。
    传教士作为西方来华势力，自然是与资本的世界范围内扩张紧密相关的。资本扩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直至今日，无论什么人欢迎与否，都是客观存在、不可避免的。人类社会走出中世纪以降，资本即开启了其全球性扩张的新时代。人类社会处在这样的历史阶段，“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封闭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49)。
    资本扩张与资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密不可分又有着明显的不同。通过平等协商、各取所需达成的资本扩张，为和平互利性扩张，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促使文明进步；以武力胁迫单方面进行的扩张，为强力的侵略性扩张，在扩大文化交流融合的同时，更为人类尤其是被侵略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我们所反对和谴责的，是强力的侵略性扩张；对资本的和平互利性扩张，则应顺应时代的潮流，持欢迎态度，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一扩张大潮中来。
    在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晚清历史上，中国门户洞开，国家主权开始不断地沦入外人之手，事实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推行强力侵略性扩张和清政府昧于时势、措置失当双重原因造成的历史结果。传教士是尾随坚船利炮而来，受不平等条约保护，与西方列强侵华自然脱不了干系。但传教士本身又不能说就是侵略者，他们不是受政府派遣来华的，而是为他们心目中的信仰服务，受所谓“神召”到异教国度拯救上帝子民，引导普天下人“归主”的。这些人在华开办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看，都是为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服务的。况且，清政府先是在中外约章中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学，继而规定外人(在中国)“设立学堂，无庸立案”，可任意设立。民国以后，随着中国自己开办的现代教育的逐步推广和普及，中国政府逐渐对教会学校学制、教学内容等提出具体要求，并最终规定外人办的教会学校要在中国政府“注册立案”(50)。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许许多多的教会大中小学校也都按照规定在中国中央政府立了案。因此，作为客观事实，我们不能对传教士开办的现代大学置之不理。更为重要是，以鸦片战争为明确分界线，中国东方古老天朝的宗藩体制逐渐为现代世界的条约体制所取代。本来，建立在不可避免的资本扩张基础之上的条约体制是反映国家之间正常、平等的相互关系的制度，是人类历史的进步。然而，事实上中国参与这一体制是被迫的，是西方列强以武力为后盾强行将中国拉入了这一体系之中，其中夹杂了诸多不平等因素，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重要标志，但那是需要另行研究的问题，与中国参与了这一体制后履行条约所产生的种种新的社会事物不能混为一谈。就像那时在条约体制下诞生的中国海关(时称帝国海关)这一现代税收机构一样，我们不能因为是条约体制的产物，且其用人、行政大权完全掌控在外人之手，就说其不是中国的海关，不承认李泰国、赫德等历届外籍人士担任的总税务司是中国的总税务司。传教士依据条约在中国开办的各级各类培养中国人的学校，当然也应视为中国的学校。最起码，应当承认其是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现代学校。准此，则显然不能将设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排除在中国现代大学起源排名之外。
    然而，“从客观建校时间上看”，圣约翰大学建立时间虽然比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北洋大学早，却也还不能说是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所现代大学。由前述可知，设在山东登州的文会馆，即便从其1884年正式成为大学的时间算起，也比圣约翰大学至少早近十个年头，文会馆才是真正的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当然称得上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加拿大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史著名专家许美德(Ruth Hayhoe)教授指出：“中国最早的新教大学是美国长老会1864年创办的登州文会馆(Tengchow College)，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圣公会1877年在上海设立的圣约翰书院(St. Johns College)。”(51)文会馆第三任馆主、广文学堂第一任监督柏尔根(Paul D. Bergen)则早在1913年6月为《文会馆志》所作序言中也认定文会馆“是中国第一所基督教大学”(52)。
    过去，人们之所以曾长期以来误认为圣约翰大学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恐怕一方面是由于它名称响亮，且因设在中国首批开放对外通商并很快成长为中国和东方繁荣大都市的上海，占尽地利的缘故；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基督教高等教育”项下第一位即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第二位是“齐鲁大学”，而作为真正最早的现代大学文会馆，只是作为“齐鲁大学前身”，以相关资料略作介绍，没有表明文会馆是大学(53)。尽管其后附有《王神荫记齐鲁大学校史》一文有论说“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是设在山东登州的文会馆(54)，但证据不足，且论说有误，加之其主要是论说齐鲁大学，因而没有引起学界重视。于是，圣约翰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外来传教士办的大学一说遂广为流传开来。其实，种种历史原因所致，任何史料编辑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学术研究逐步深入，新史料不断发掘，历史的真实也必然会日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事实上，文会馆不仅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而且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最初一些年间中国最好的大学。现有中英文资料表明：文会馆毕业生在1900年以前，即有3人任教于被人们广泛认可的“中国第一所大学”圣约翰大学(55)；中国政府自办的国家级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开办之始，据英文资料称曾聘用文会馆毕业生12人(56)，经与中文等相关资料证实确切无误者为8名(57)；1902年京师大学堂整顿重建之后，共计在校6名西学教习中也还有4人是文会馆毕业生(58)。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京师大学堂首任西学总教习的丁韪良，就是因为在他看来那时“中国任何高等学校都没有像狄考文博士创建的登州文会馆那样进行完全的科学教育”(59)，才确定从文会馆聘用12名毕业生担任京师大学当西学教习。反过来看，截至1904年文汇馆迁移潍县，以文会馆为主体的广文学堂直至民国初年也没发现有圣约翰大学、京师大学堂或中国境内其他大学的毕业生任教的教师。
    综合上述历史事实，想必能说明文会馆不仅确定无疑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从总体教育水平来看，也堪称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
    近些年来，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东风，基督教在华传播史、来华传教士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事业研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并呈向纵深发展的趋势。登州文会馆得以确定为中国土地上诞生的第一所现代大学，且至少是19世纪中国最好的大学，实受惠于这一大好局面。
    然而，毋庸讳言，由于人所周知之历史、资料等原因，关于文会馆的研究还远不够成熟，甚至可以说才真正刚刚起步，很多问题有待各方共同努力探讨，令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再现于国人面前，为现代化教育事业提供历史镜鉴。
    本文以上所辨析探讨的，都是显见且易于搞清楚的问题，尚需认真探讨的问题实在太多。如：狄考文在登州城里发电燃起的电灯，是否是中华大地上第一盏标志现代文明之光的电灯？文会馆的音乐教学是否是首次系统地将西方现代音乐教育引入中国学校教育体系？文会馆开设的各门课程的具体内容、其在世界同学科中水平若何，以及基本由此决定的文会馆总体上说在当时西方大学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分布全国各地的学生在当地现代教育发展史上都做出了什么贡献？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为什么会诞生于登州而不是在比登州开埠早近20年的广州和上海等地？凡此种种，均非笔者力所能及，诚盼学界各领域方家各尽所能，携手共进。
    注释：
    ①《登郡文会馆典章》，第1页a-b，上海美华书馆1891年。
    ②柏尔根：《〈文会馆志〉序》(Paul D. Bergen, Preface to Tengchow College)，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广文学校印刷所民国2年刊，卷首。
    ③参见柏尔根：《〈文会馆志〉序》(Paul D. Bergen, Preface to Tengchow College)；《文会馆志•跋》，《文会馆志》卷首、卷尾。
    ④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第19页。
    ⑤费丹尼：《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费城：威斯敏特出版社1911年版，第207页。
    ⑥《美国长老会山东工作纪实(第二版，1861-1913年)》(A Record of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Work i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Second Edition, 1861-1913)[出版地及出版机构不详]，第81页。
    ⑦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上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专刊(43)，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2年，第402页。
    ⑧周霞：《袁世凯与山东近代化》，《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5期。
    ⑨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6页。
    ⑩(11)《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第258、248，338、387页。
    (12)(13)小海亚特：《直面海外布道生涯：十九世纪山东东部三个美国传教士》(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59页。
    (14)(18)(20)(21)费丹尼：《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第128-129、53、58、132、130页。
    (15)(16)(17)(19)(22)狄乐播：《中华育英才：狄邦就烈传》(Robert McCheyne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纽约：佛莱明•H.雷维尔公司1912年版，第40、43、40～41、173～184页。
    (23)(24)费丹尼：《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第129、128～132页。
    (25)崔华杰：《登州文会馆变迁补正资料一则》，《江海学刊》，2010年第2期.
    (26)小海亚特：《直面海外布道生涯：十九世纪山东东部三个美国传教士》(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第175页。
    (27)《登州文会馆要览》(Catalogue of Tengchow College, China)，上海：美华书馆1891年版，第9页。
    (28)《登郡文会馆典章》，第1页a。
    (29)《合会学局》(Shantung union college, A college and an empire)，(按：本资料是山东轻工业学院副教授徐保安博士在华中师范大学经章开沅先生允准复制的齐鲁大学早期档案资料，出版地及出版机构不详)1906年刊行，第1页。
    (30)(33)(34)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第26、27、26页。
    (31)《美国长老会山东工作纪实(第2版，1861-1913)》(A Record of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Work i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Second Edition, 1861-1913)，第81页。按：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之前，中文中没有与“high school”相对应的学校称呼。这里译作“高等学堂”意为“较高级别学堂”的意思，与清末新政后的“高等学堂”不是一个概念。
    (32)狄乐播：《中华育英才：狄邦就烈传》(Robert McCheyne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m Mateer)，第50页。
    (35)《文会馆典章》，第4页a。
    (36)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567、578、632、638页。
    (37)《山东史志资料》第二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页；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2、473页。
    (38)费丹尼：《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第207页。按：此时学堂已改名为“文会馆”，故译为“登州文会馆组建为大学”，直译则应为“登州男子高等学堂组建为大学”或“登州男子高级中学组建为大学”。
    (39)狄乐播：《中华育英才：狄邦就烈传》(Robert McCheyne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第55～56页。
    (40)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第26页。
    (41)《美国长老会山东工作纪实》(第2版，1861-1913)(A Record of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Work i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Second Edition, 1861-1913)，第81页。
    (42)狄乐播：《中华育英才：狄邦就烈传》，第55～56页。按：这里的译文“文会馆”是沿用了国内中文习称，因为中文名字早就改称文会馆了。英文原文为Tengchow High School，也就是说，这时学堂在美国长老会差会本部那里是登州高等学堂，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高级中学，或比高级中学多开设了一些高等课程的学校。这说明，至少此前文会馆即使在狄考文心目中也没有真正成为大学，而只是在向建成真正大学的方向迈进。
    (43)(45)(46)费丹尼：《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第146～147、128、207页。
    (44)《山东基督教大学年度报告(1915)》(The Annual Register and Report of the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Shantung, China, 1915)，山东基督教大学董事会，第1页。
    (47)《民生周刊》2012年第21期。
    (48)[美]卜舫济：《记圣约翰大学沿革》，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第426～430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50)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25～26、782～787页。
    (51)许美德：《中国大学与西方学术模式》，《高等教育》(Ruth Hayhoe, China's Universities and Western Academic Models, Higher Education)，1989年第18卷第1期，第49～85页。按：关于圣约翰书院的创办时间一说为1879年，参见[美]卜舫济：《记圣约翰大学沿革》，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第426～430页。
    (52)柏尔根：《〈文会馆志〉序》(Paul D. Bergen, Preface to Tengchow College)，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卷首。
    (53)(54)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426～455、471～490页。
    (55)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同学齿录卷四•文会馆毕业生”。
    (56)狄乐播：《中华育英才：狄邦就烈传》(Robert McCheyne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第62页；詹姆斯•S.丹尼斯：《基督教差会与社会进步：国外差会社会学研究》第3卷(James S. Dennis, D. D., Christian Missions and Social Progres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Foreign Missions)，纽约：弗莱明•H.雷维尔公司1906年版，第46页。
    (57)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同学齿录卷四•文会馆毕业生”；仲维畅：《我的祖父钟伟仪》(一)、(二)、(三)，http://www.view.sdu.edu.cn/new/2010/0602/1899.html、http://www.view.sdu.edu.cn/news/news/sdrw/2010-06-02/1275443957.html、http://www.view.sdu.edu.cn/new/2010/0705/1892.html。按：仲维畅先生自上世纪50年代初即随其父到北京查访其祖父在京师人之京师大学堂教习事宜，后数十年不懈搜求文会馆相关资料，他手中的《文会馆志》即是笔者赠送的复印件。前两年，仲先生还到济南，与笔者在山东大学畅谈文会馆与中国高等教育等问题，奔走呼吁建立中国高等教育博物馆。仲先生手中保存有其祖父遗物文会馆毕业证、参与创办山东大学堂的文会馆师生合影照片等原始资料。他关于文会馆毕业生任教京师大学堂的人物和事迹，系根据其祖母口述资料和手中掌有的祖父遗物及其本人长期搜求的相关资料所得，值得信赖。
    (58)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
    (59)《合会学局》(Shantung union college, A college and an empire)，1906年刊行，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