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安徽史学》(合肥)2011年5期第30～37页

【作者简介】刘超(1970-)，男，安徽六安人，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　蚌埠　233030

【内容提要】教科书编写过程是政府与学界共同制造知识的过程，双方在生产一种“合法”知识过程中充满了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清末政府希望新教育培养既能维护清朝统治、又能振发国民志气的新式国民。作为学校教育主要载体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与政府教育目标有所分合：在振发国民志气方面有相同之处，能够配合政府实现培养新式国民的教育目标；但对“忠君”与维护清朝统治有不同看法，更多反映的是编者对培养新式国民的理解。学者们在编写教科书时，一方面会在某种程度上配合政府的教育目标，一方面又与国家意识形态有所疏离，这使得教科书和政府与学界的期许都有一定的距离，从而影响到通过学校教育而形成的民众知识观念，也蕴含着社会意识演变的多种可能性。

【关 键 词】历史教科书/知识生产/政府/编者

    近代教科书编写受到国家教育方针与政策的影响，也受到编者知识结构与政治素质的影响，政府要通过国民教育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编者(学界)也希望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教科书编写过程实际上是政府与学界共同制造知识的过程，双方在生产一种“合法”知识过程中充满了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教科书往往成为政治与文化冲突的一个核心①。历史教科书是一般国民普遍历史观的重要来源，通过政府审定和由政府颁行的教科书，是一个国家向其人民宣示其国家统治正当性及国家主权正统性的重要工具。历史教科书编写反映了政府、学者对历史资源与历史知识产生的态度，也是沟通政府、学界与民众的桥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近年来，中国历史教科书逐渐引起研究者关注，在教科书编写与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都有较多的讨论②。这些研究对认识教科书编写很有助益，但相当多的教科书编写研究都是仅从政府教育政策出发来讨论教科书，没有把教科书编者、教科书内容与政府教育政策有效地结合起来，以致存在某些不足：一是研究结果与教科书具体内容相去甚远，二是忽略了教科书知识生产过程中政府与学界(编者)的权力关系与利益冲突。本文尝试以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为中心，从政府教育政策与教科书编者、教科书内容等方面，讨论在历史知识生产过程中，国家统治者与学界的史观与立场如何得以体现，以及双方教育目标的实现程度。政府与学界(编者)对历史资源与历史教育的态度，关系到历史知识的生产，也关系到社会意识的演变。
    一
    清末新政，把教育国民、培养新式人才看做是救亡图存的关键。1901年，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鼓励兴办学堂③。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新学制的开端，虽然没有实施，但其注重国民教育与实业教育的思想对中国教育影响很大。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学制系统文件，把中国教育推上了近代化轨道。《奏定学堂章程》确立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④围绕这个立学宗旨，《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各级学堂的办学要求，在坚持“忠孝为本”的前提下，将培养爱国奋发之心作为中小学堂教育的重要目标⑤。1906年，清政府正式颁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⑥。
    1906年教育宗旨体现了清末流行的“中体西用”精神，是对此前清政府教育目标的总结与继承。这五项宗旨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忠君、尊孔，这是对学生与国民的政治要求，体现了维护清朝统治的目的；二是尚公、尚武、尚实，这里注重振发国民志气，侧重于技能训练。清政府将“崇敬国主以为政治之本”，通过学校教育向国民灌输忠君意识，“务使全国学生每饭不忘忠义，仰先烈而思天高地厚之恩，睹时局而深风雨飘摇之惧，则一切犯名干义之邪说皆无自而萌。”倡导孔子之道，“务使学生于成童以前，即以熏陶于正学，涉世以后，不致渐渍于奇邪。国教愈崇，斯民心愈固。”清政府用“忠君”、“尊孔”来抵御清末流行的排满、民权等“异端邪说”，同时体现时势特征，提出“尚公、尚武、尚实”要求：“忠君尊孔二义，固尽人皆当知而行之矣；惟中国当列强雄视之时，必造就何等之国民，方足以图存之具，此不可不审者也。中国之大病：曰私，曰弱，曰虚，必因其病之所在而拔其根性，作其新机，则非尚公尚武尚实不可也。”清政府的教育注意要培养新式国民，但将“忠君”列为首要目标，显示出新教育首先是为清朝统治服务。
    学制与教育宗旨既定，教科书编写也有了相应的要求。清政府对教科书编纂较为重视，成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并颁布了一系列章程。1902年，京师大学堂附设编书处，编写中国经史、诸子、修身、伦理课本，确定编纂宗旨为：“一曰端正学术，不坠畸邪；二曰归于有用，无取泛滥；三曰取酌年限，合于程途；四曰博采群言，标注来历。”⑦1904年，总理学务处成立，所属的编书局负责教科书编纂。1905年学部成立后，将学务处编书局改为编译图书局，研究编纂各种课本⑧。关于新式教科书编辑，图书局章程规定，“宜恪遵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之宗旨，以实行国民教育，所编之书务使程度相宜，教育进步。”⑨
    为了保证体现教育宗旨的要求，清政府试图规范教科书编写，如上述编书处、编译图书局等都是政府专门的教科书编写机构，但是，政府编译的教科书却受到了朝野内外的批评与指责⑩，原拟部编教科书为国定教科书的设想落空，转而采取审定方式，即对民间自编教材进行审定。审定教科书，除一般质量问题外，政治标准是首要原则(11)，是否遵循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是个重要参考，教科书中出现“平等”、“民主”、“革命”等字样与思想时，一般会遭到查禁。如何琪编著的《初等女子小学国文》中因取材有“平等”字样，遭到查禁取缔；文明书局出版的《中等伦理学》，“学部谓中西学说杂糅其中，且有蔡元培序文，尤多荒谬，下令查禁。”(12)直隶总督陈夔龙对留学生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书报大为恼火，奏请“饬下学部，将一切教科书籍精心审订”，以维护和巩固三纲五常为准绳，学部所审书籍中，一旦发现蔑视礼教、倡言平等、鼓吹自由结婚等内容，均予严禁(13)。
    中国历来注重历史教育，近代新学制建立后，对历史教育的重视并未稍减，中小学校的历史教学一直占有一定的比例(14)。清政府意识到历史教育对培养新式国民的意义，强调历史教学“注意在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15)。《奏定学堂章程》对各级学堂历史教育要义作了规定，初等小学堂要“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德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政德，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高等小学堂“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变迁，邻国日多、新器日广；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中学堂“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弛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中小学堂历史教学都注重对本朝历史的讲述，特别是强调本朝“仁政德泽”，对忠君要求极为重视。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宗旨与历史教育目标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为专制君主服务、养成忠孝国民；二是注意到要从历史中找出中国衰败之原因，振发国民的志气。这两方面在理解清末教育宗旨与教科书编写上不可分割。体现在历史教科书上，清政府的希望是“把既存的历史知识规训为既符合统治要求，又不违背竞争时代潮流的‘近代化’知识”(16)。从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编纂的实际来看，由于编者对历史教育目标有不同理解，从而使教科书对政府教育宗旨遵循互有异同。
    二
    “教科书”一般是指按照教学大纲选编的教学用书，晚清教科书是一个泛称，不仅包括现在所理解的课堂教材，举凡具有启蒙性质、能够供教学参考，以及许多介绍新知的书籍，都被称为教科书(17)。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最初是从日本编译而来的。清末实行新式教育，传统教材已经不适应需要，编写新式教科书成为当务之急，但一时之间难以有大量的适合新教育的教科书，编译外国教科书成为一种可行的救急办法。日本教科书尤其受到重视，清末各科教科书中，由日本人编辑、后译为中文的教材，占到20%左右(18)。就中国历史教科书而言，1903年以前几乎都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19)。
    编译日本教科书暂时缓解了中国新办学堂的教科书需求，也把近代新观念输入到了中国；但其风行及其流弊，引起了国人的担忧。首先是许多质量低劣的日译书籍充斥市场。编译日本教科书较为便捷，有利可图，许多地方编译机构和民间社团也都组织翻印日本学校教科书，“甲午我国与日本搆衅，明年和议成，留学者咸趋其国，且其国文字迻译较他国为便，于是日本文之译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学校。”(20)许多稍通日文的人也从事日文教科书的翻译，不合规范之处颇多：“上海小书贾所译东文各书，并不注明著者、译者姓名，多有摘取原书一段与一己私意相合者译出流布，并不顾本书宗旨。”(21)如会文学社的范迪吉，一个人就译了100种，从《初等算术新书》、《肥料学》、《商业经济学》到文史类，什么都译，不加筛选，质量不高(22)。
    其次，从历史教育的特殊性来看，采用外人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不利于爱国主义教育。清末编译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最有影响的当属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市村瓒次郎《支那史要》与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等。罗振玉在《支那通史》序中明说：“以吾国之史，吾人不能作而他人作之，是可耻也，不耻不能作，而耻读他人所作之书，其为可耻，孰过是也？故序而重刊之，世之君子以览观焉。”(23)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有悠久的历史编纂传统和丰富的文献记录，现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居然要假手外人，不免让国人难以接受。梁启超认为市村的《支那史要》“此书极简略”，内容编排上，“不过顺时代叙下，无有特别结构，但颇能提要钩元，且稍注意于民间文明之进步，亦中国旧著中所无也。若我国学校据为教科书，则有所不可。盖日人以此为外国史之一科，则此简略似此已足。”梁启超的批评主要着眼于历史教育在塑造国民精神方面的特殊作用：“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皆于是乎在，不能以此等隔河观火之言充数也。”(24)
    罗振玉与梁启超的看法大致代表了时人对编译日本教科书的态度。一些人从教科书独具的教化功能考虑，劝诫中国学堂“勿沿用洋人课本”，因为它们“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亦取径迥别，与中学绝无关合”(25)。东新译社认为，编译外国教科书以充国民读本，“于学界之进化、国魂之发达，无丝毫影响，而反生大障碍者也。”(26)文明书局也持同样的看法：“以彼人之口吻，取吾国史料为彼学校外国历史之科，吾率取其书用之，勿论程级之不审，而称谓辞气之间，客观让作主位，令国民遂不能兴其历史之观念，可忧孰甚焉。”(27)翻译改编日本教科书，甚至被认为是清末教育“最错误者”：“盖本国历史，原有其特别的目的和效用，教科书正为实现其目的的工具。外人著述，无论如何，必不能准其目的也。”(28)翻译过来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尽管给国人许多启发，但其“本身并不具备国人所要达到的爱国主义旨意”(29)。时人对教科书的这种认识，推动了中国自编历史教科书的兴起。
    从对汉译历史教科书的态度以及中国自编历史教科书的要求可见，国人对以历史教育来培养新式国民与爱国精神的重视。清末，文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编写发行上有很大影响。1902年，文明书局就开始出版讲述新学的《蒙学读本》全书，当时清政府尚未颁布新学制，是清末较早推出新学教科书的书局。《蒙学读本》曾风行一时(30)，激发爱国之心是其编辑要旨，如以地理知识激发学生“宝爱土地之思，知我国与全球相关之形势，而后有强国保种之志气”；汇录历史上豪杰故事，使学生“共有爱国敌忾气象，以成完全之国民”(31)。文明书局编印有数种历史教科书，如《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在编辑大意中指出：“以示古来合并之由，以起近今丧亡之痛。长学识，雪国耻，是在吾党。交通愈广，畛域愈廓。今黄种与白种竞争，犹昔汉族与非汉族竞争也。是编以卫种族张国威为主，凡遇有卫我同种、力捍外侮者，必称道勿衰，以壮吾幼年之气。”(32)《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以“发育爱国精神”为宗旨，对于“近世国权之得失，一一加意，务令儿童有所感发”(33)。东新译社谈到其开办原由及其特质时说道：“痛国家之脔割、愤种族之犬羊，怜然创办东新译社，就我国之性质上习惯上编辑中学校各种教科书，熔铸他人之材料而发挥自己之理想，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坚确不拔之宗旨。虽算术几何，亦多合爱国爱种之分子焉。”(34)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在上海创办，编辑中小学教科图书是其重要业务，从1903年后直至民国时期一直是教科书编辑发行的龙头(35)。商务印书馆把培养爱国精神作为编辑教科书的要旨：“谨遵教育宗旨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主而尤详于宪政。凡立法、司法、行政以及议院、地方自治、军情、教育之要政，无不详言，其表彰国粹，纠正陋俗，亦再三致意。至于爱国、合群、进化、自立等事，尤言之至详，以期养成立宪国民之资格。”(36)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最有影响的当属被誉为“中国第一本新式通史”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谈到该书编辑用意为“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内容上详述三个方面：关乎一代兴亡之所系政治事件、外族交涉、社会宗教与风俗等(37)。夏曾佑要从历史中探讨造成民族危机深重的原因，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思考民族的前途，以为救国之道(38)。
    教育为强国之道，国民应该有一定的知识，才能做到真正的爱国。了解外情、开通民智成为新式国民的基本要求，也是培养国民爱国精神的重要条件。《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认为，“国与国文明相等，各不能肆膨胀之力，于是均以帝国主义，日经营组织于和平之中，吸彼文明，导我进步，故交通者，无形之竞争、国力消长之枢錀也。是编以交通世界互换知识为主，我国数千年以来，能具此手段者，必扬榷陈之，庶儿童不为执锁国主义者所惑。”(39)陈庆年认为今天史家，对中国国内事情或许有所了解，但对于世界大势可能懵然无知；对前代历史或许有所了解，但对当代史可能懵然无知，“其与世界之思想无所鉴观，而多所障距。一遇事变，不为狂举以凶于而国，则坐视天下瓦解以去，为括囊之腐儒。”(40)注重中西交通史与当代史是其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特色。《普通新历史》认为，近世全球交通之会，我国民渐渐与世界相见，优胜劣败即在此一二百年之间：“我国民之眼界，断不可仅注于内国数十朝之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众警醒振拔之标准。”(41)
    发挥国民爱国之心，成为编者编辑教科书的自觉行动，这与清政府振拔国民志气、培养国民爱国之心的教育目标相一致，编者与政府在借助历史教育激发爱国精神的要求上有一定的契合之处。需要注意的是，编者的“国家”与“国民”观念与清政府的要求显然不同，所以，二者的爱国意趣就有很大的差异。这体现在清政府“忠君”与维护清朝统治的教育目标上，一些编者与政府的认识差距相当明显，甚至一定程度上走到了政府的对立面。
    三
    教科书编写不仅受到政府教育政策的影响，也受到编者知识结构和专业素养的影响，而编者是教科书能否体现政府教育目标的直接因素。教科书编者，既是构成思想界的重要力量，又是联结国家与民众的重要媒介，许多政治与思想观念，实际上是经过他们的过滤与诠释，才传递给广大学生与普通民众(42)。清末相当一些教科书编者，对政府“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有不同理解(43)。
    清末新教育兴起时，上海得风气之先，许多出版机构都集中于此，成为教科书编写与发行的重镇，以书局为中心，积聚了一批教科书编者。这些编者或有留学经历，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不少人具有改良倾向、支持维新变法，甚至有的有了排满革命思想。如文明书局创办人之一的廉泉，在京任职期间，结识了不少革命党人，其中有苏曼殊、徐锡麟、秋瑾等人，后来又结识了孙中山，曾被指控为“附逆”而不顾，隐然有革命倾向。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认为欲发愤图强，必须先开民智，因此创办书局(44)。文明书局编辑的教科书受到廉泉思想的影响，如前所述的《中等伦理学》等教科书就因提倡平等而被查禁。文明书局历史教科书编者中，张肇桐即为反清志士。张肇桐与汪荣宝等留日期间，组织江苏志士发起成立革命组织青年会，主持发行《江苏》杂志。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45)，表现出鲜明的革命色彩。张肇桐以“犹太遗民万古恨著，震旦女士自由花译”的署名(46)，著有小说《自由结婚》，《自由结婚》中借新式学生之口说道：“第一句，本朝不应该做我们的皇帝；第二句，皇帝是小丑，应该杀的；第三句，革命是百姓极好的事情”(47)，号召推翻满清统治。
    在清末革命思想传播上，留日学生是个重要群体，历史教科书编者中有留日学生。东新译社《中国历史》编者横阳翼天氏即为留日学生曾鲲化(48)，曾鲲化青年时在湖南新化实学堂求学，与爱国志士陈天华结为好友，其后赴日本留学，担任湖南留日学生刊物《游学译编》编辑，并任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会长，结识蔡锷等革命人士，加入同盟会(49)。出身经学世家的刘师培1903年到上海后，结识了爱国学社章太炎、邹容、蔡元培等革命者，刘师培迅速投入到革命宣传中，“明《春秋》夷夏之防，严建卫种族之辨，激扬士气，以文字为义师先声，其功实与章君、胡、汪相伯仲。”(50)排满革命是晚清一时间刘师培革命思想的主脉。刘师培编辑有《中国历史教科书》，其时正是其用“光汉”名字时期，可见其反清态度，因为教科书需清学部审定，而改署名“师培”(51)。编著《中国历史讲义》的徐念慈早先在家乡常熟与人创立中西学社，1903年任中国教育会常熟支部主持人，以教育掩护反清革命，后加入兴中会。徐念慈与曾朴在上海创办《小说林》，专以小说鼓吹革命(52)。
    清末教科书编者的反清爱国思想影响到教科书编写，倡民权、反专制思想在教科书中较为明显。《中国历史》倡导书写民史、高扬民权，认为中国现在落后的原因实由于专制：“自秦汉而降，进化之度极迟，虽谓中国人气质，有是古非今、尊中贼外、保守照例、傲慢自大等病，然其最大之原因，未始非沉沦于专制政治之黑暗时代，而结成此腐败不堪之秽录也。”(53)李岳瑞《国史读本》注重民史书写，为此民国时期世界书局将之进行了修订：“一洗旧日神史君史之旧习性，而与吾全国国民以更始，则斯书之出，谓为吾国今日史界之明星可，谓为吾国五千年来民史结晶亦无不可。”(54)章嵚《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是因为民权思想突出，被认为是清末民初书写“民史”的代表，民国时期有论者认为，章嵚著作特色“犹有足述者，即其历史观念即由其‘君史’的立场进而至于‘民史’的立场，这在我国史学史上，可谓是个大的过渡”(55)。
    对“民史”的注重，实际上与清政府“忠君”与维护清朝统治的教育目标有所差距，这在教科书民族叙述中反映得更为明显。教科书对满汉民族关系的处理，可见编者对满清政府的态度。文明书局《中国历史教科书》介绍了汉人种、蒙古种、通古斯种、土耳其种、西藏种、苗种等情况，蒙古人种与土耳其人种对中国历史有重要影响，通古斯种正是当今的统治人种，但作者认为，汉人种“性质温良，体格端正，夙有政治道德之思想，脱野蛮之俗最早，创开中国之文明者也”，“中国历史者，汉人种占其主地位也”(56)。支那少年《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在叙述中国人种时，列举了苗、汉、蒙古、满和回回五种人种。支那少年对各族的评说是以汉族为参照的，对汉族的关注明显上升，认为汉族优于其他民族，是中国历史的重心(57)。清末具有强烈排满意识的《中国历史》有着鲜明的汉族中心主义立场，书中直接宣称：“今敢正告我国民曰：中国者，汉人种之中国也。自今以往，须各振其国民精神，脱外族奴隶之羁轭，恢复我汉种固有之国力之权力，发挥我汉种固有之优等文化力，抹煞外族一切界限而吞吐之，然后雄飞于二十世纪之世界。”(58)
    上述教科书的汉族立场或隐或显，但都述及满族等其他民族，而一些教科书在讲述中国民族时，则仅叙述汉族。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没有列举中国境内各人种，在谈到“中国种族之原”时，“种必有名，而吾族之名，则至难定。今人相率称曰支那。案支那之称，出于印度，其义犹边地也，此与欧人之以蒙古概吾种无异，均不得为定名。至称曰汉族，则以始通匈奴得名；称曰唐族，则以始通海道得名，其实皆朝名，非国名也。诸夏之称，差为近古，然亦朝名，非国名也。惟《左传》襄公十四年引戎子驹支之言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华非朝名，或者吾族之真名欤！”(59)夏曾佑所谓的“中国种族”当然指汉族。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是认为中国民族就是汉族，没有提及满族等其他民族。这里的汉族中心主义立场是对满清统治中国这一现实的不满，暗含排满革命思想。
    不唯如此，在“尊孔”宗旨上，一些教科书与政府要求又有所不同。1903年以前翻译日本教科书大都肯定了孔子对中国政教的影响，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和《论语》、《左传》等中国典籍中的孔子形象相近。1904年商务印书馆初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孔子的描述为：“(孔子)生而好礼，及长，博学多能。当春秋时，欲大行其道，尝仕鲁，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齐人欲去盟，孔子以礼却之，又争还汶阳之田。凡相鲁三月，鲁大治。齐人惧，用女乐之计，使鲁去孔子。由是周游列国，十余年，道终不行，乃返鲁。修订六经，以示后世。其门弟子三千人，知名者七十二人。”(60)这里只是介绍孔子的生平，没有孔子与中国历史文化关系的评述。商务印书馆另出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新体中国历史》都是采用这种“史实说明”的写法，未对孔子进行评价，没有突出孔子的地位(61)。不仅如此，有的教科书甚至对孔子采取批评态度。章嵚《中学历史教科书》写道：“(孔子)祖述尧舜，其言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为主，而归之于平天下，隐具有世界主义。而其言仍不出君主之范围。孟子名轲，宗之，以民为贵、君为轻，而归本于行井田、兴学校，又倡性善之说，以诱导世人。大抵孔孟之学说，皆以政治为前提，而归之于教育，其言颇平易可行，后世号为儒者。孔氏之说，尤为历代君主多利用。”(62)该书省略了一般教科书常见的孔子生平介绍，侧重于孔子思想评析，特别指出孔子学说与君主之关联，对孔子学说与专制制度的结合颇有不满。这里，孔子形象已经历了从“圣人”到历史人物的转变，受到了民间反孔力量的影响，没有体现政府倡导的“尊孔”要求(63)。
    从上述可见，清政府“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在一些教科书中并未得以实际体现。一些教科书标榜遵循政府教育宗旨，按照政府要求来编纂教科书，这主要是出于学部审查策略的考量，真正的教科书内容，体现的是编者对历史教育的功能与塑造何种国民的理解，在清末特殊时势下，编者的理解更多地表现为与政府的差异。从教科书内容上看，有些教科书不仅逸出了政府的教育期许，与政府教育宗旨要求差距甚大，甚至走向了政府的对立面。
    结语
    本文以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为中心，讨论了教科书与政府教育目标之间的关系，希望引起讨论的是，政府教育目标在多大程度上会得以贯彻？换言之，影响学生与民众社会意识的教科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又会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清末历史教科书编写与政府在国民教育目标上有所离合：在激发国民志气方面有相同之处，能够配合政府培养新式国民的教育目标；但是，对“忠君”与维护清朝统治有不同看法，体现了编者与政府对教育目标的认识差异。学者们在编写历史教科书时，一方面会在某种程度上配合政府的教育目标，一方面又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有所疏离，这使得教科书中充满了文化与政治的矛盾，影响到通过学校教育而形成的民众知识观念，也蕴含着社会意识演变的多种可能性。
    清末中国近代教育与新式历史教科书产生之时，正是中国新史学兴起之时。“新史学”提倡书写新的国民历史，“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64)历史被赋予了拯救民族国家的重任，“发挥光明正大之民族主义，激动爱国精神”(65)，成为编写历史教科书的一个自觉要求。清政府的教育宗旨强调培养新式国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趋新改革人士对教育在国家、民族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的思考，以及积极推动社会新旧更替的追求与努力(66)。学者们希望运用历史来实现国家的富强，与政府在依靠历史教育来“振发爱国志气”这点上基本相同，这使编者——知识精英与政府对历史知识利用上有着某种一致性。其实，这种一致性更多是形式上的一致。在晚清新思想与新教育的影响下，很多知识观念与传统意味已有了很大不同，清政府力主倡扬的道德标准，尽管在教科书中出现与讲述，但是在新式教科书中已经被赋予了新的意义(67)。
    编者——知识精英与政府在历史资源运用上某种共识，只是暂时达成了一种知识处理方式，并不能缩小他们在教育目标上的分歧。比如对“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清末即有反对声音：“学部所大书特书之兴学宗旨，尊王尚孔四字而已。夫尊王尚孔之主义，若发生于下，则出于公，盖以尊重国权论，王固当尊，以保存国粹论，孔亦宜尚也。若倡之自上，则不过借孔教中尊上损下之说，以隐庇君权、潜夺民权而已。且在欧美诸邦，天赋人权，视同神圣。信教自由，垂诸宪法，乃吾国之司教育权者，其用意正与相反，此精神上之奴隶教育也。……故虽谓吾国所有之学堂，悉为制造奴隶之大工场，未为过也。”(68)教育宗旨由于将忠君放在第一位，显得与新学传入中国的民众启蒙诉求格格不入，因而这种教育被指斥为奴隶教育。培养新式国民既是编者——知识精英的目标，也是政府的希望。晚清的“国民”论述在“救亡图存”民族危机中，难以摆脱国家的影响，但是，编者——知识精英与政府对“国民”的理解不同还是相当明晰：清政府希望养成的“国民”还是传统意义上的“臣民”，编者——知识精英的“国民”开始注意到个人在国家政治过程中的主体性以及各项权利与义务(69)。与之相关联的是，编者与清政府的国家观念不同。清政府的“国家”更多是指朝廷，爱国首要是维护清朝统治；而编者的国家观念显然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朝廷意识，具有近代的国家意识。
    从本文的讨论来看，尽管遵循政府教育政策是教科书编写的基本要求，但是教科书编者与政府的教育目标的差距甚至是根本的对立，使得教科书内容可能既不完全同于政府政策，也不完全同于编者的认识。政府和学界合作编写的教科书，实际上已经成为独立于政府与学界之外的另一种知识，这种生产出来的“合法化”知识具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隐然成为另一种力量，对学生与民众发生影响。因此，民众通过学校教育或其他途径获得的教科书知识，与政府或学界的要求都有所不同，蕴含着社会意识演变的多种可能性。

    注释：
    ①(美)阿普尔等著、黄忠敬等译：《国家与知识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②中国教科书编写研究较多，一般中国教育史、史学史以及文化出版机构研究中都会提及教科书。如王建军著《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从清末西方教科书传入、清末自编教科书、民初自编教科书等几个方面，对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做了初步的考察。毕苑著《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讨论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缘起、发展、近代教科书制度的演变、教科书与近代文化关系等。汪家熔著《民族魂——教科书变迁》(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探讨了清末与民国时期教科书的发展变化，对一些门类教科书与出版家进行了分析。李孝迁著《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考察了清季汉译日本教科书的编撰形式对国人自编本国史教科书的影响，以及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意义。关于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情况，可参阅朱煜：《六十年来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研究》，《课程·教材·教法》2010年第1期。
    ③《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谕切实举办京师大学堂并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④《奏定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298页。
    ⑤《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小学“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00、315页。
    ⑥学部：《奏陈教育宗旨折》，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43页。下一段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出自该折。
    ⑦《中小学教科书编辑方针》，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
    ⑧《学部奏酌拟学部官制并归并国子监事宜改定缺额折》，朱有瓛、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⑨《学部编译图书局备览》，载《学部官报》1908年10月5日—25日，第68—70期“附录”。
    ⑩参见江梦梅：《前清学部编书之状况》，《中华教育界》第3卷第1期，1914年1月。
    (11)参阅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张运君：《清末教科书审定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9年第2期。
    (12)《教科书之发刊概况(1868-1918年)》，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近代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页。
    (13)《学部奏遵旨核复直督奏敬陈管见折》，《盛京时报》1910年10月6日。
    (14)参阅吕达：《课程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312页；王伦信：《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5—116页。
    (15)《奏定中学堂章程》，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材大纲汇编·历史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16)孙江：《连续性与断裂》，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17)张运君：《京师大学堂和近代西方教科书的引进》，《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18)徐冰：《中国近代教科书与日本》，《日本学刊》1998年第5期，第106—114页。
    (19)关于汉译日本历史著述是否被用作学校教科书情况，参阅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附录”一、二。
    (20)诸宗元：《译书经眼录序》，王韬、顾燮光等：《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399页。
    (21)《奏定学务纲要》，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09页。
    (22)谭汝谦：《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2页。
    (23)罗振玉：《重刻支那通史序》，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第1册，东文学社1899年版。该序被认为是由王国维代写。
    (24)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9页。
    (25)张元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第384页。
    (26)“东新译社开办之原由及其特质”，东新译社编纂，横阳翼天氏编辑：《中国历史》上，东新译社1903年版，“书后附录”。
    (27)《文明书局编辑蒙学中外历史教科书约旨》，《大公报》1903年10月19日。
    (28)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与批评》，《师大月刊》1932年第5期。
    (29)李孝迁：《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译介初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30)周利荣：《文明书局考》，《出版史料》2007年第2期。
    (31)子冶辑注：《蒙学读本全书卷端》，《出版史料》2003年第2期。
    (32)(39)丁保书：《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文明书局1906年3月第20版，“编译大意”。
    (33)《新书广告》，《江苏》第1期，1903年4月。
    (34)“东新译社开办之原由及其特质”，东新译社编纂、横阳翼天氏编辑：《中国历史》上，“书后附录”。
    (35)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36)《商务印书馆根据“忠君、尊孔、尚公、尚实、尚武”教育宗旨编辑出版初等小学教科书》，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页。
    (37)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2册“凡例”，商务印书馆1906年第7版，第1页。
    (38)参阅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吴怀祺：“前言”第3、4页。
    (40)陈庆年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1年第5版，“序”。
    (41)普通学书室编纂：《普通新历史》，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凡例”。
    (42)程美宝：《由爱乡而与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43)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者有日本人与中国人两种。日本人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因为中国民族感情等原因，在1903年后多被弃用或改编。本节讨论的主要是中国编者。
    (44)张梅：《文明书局教科书出版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6页。
    (45)冯自由：《秦毓鎏事略》，冯自由：《革命逸史》上，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46)冯自由：《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冯自由：《革命逸史》中，第442页。
    (47)犹太遗民万古恨、震旦女士自由花：《自由结婚》，董文成编：《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之六》，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41页。
    (48)参见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注释10。
    (49)兆蓉：《记曾鲲化先生》，黄昌勇、陈华新编著：《老交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页。
    (50)汪东：《序》，《刘申叔遗书》上，凤凰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51)郑裕孚：《刘申叔遗书后序》，《刘申叔遗书》下，第2048页。
    (52)时萌：《周桂笙与徐念慈》，时萌：《中国近代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51—262页。
    (53)东新译社编纂、横阳翼天氏编辑：《中国历史》上，第3页。
    (54)李岳瑞原编、印水心修订：《评注国史读本》第1册，世界书局1926年版，第3页“支序”。
    (55)吴景贤：《近代中国历史研究法与通史之检视》，《教与学》1935年第4期。
    (56)陈懋治：《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文明书局1904年版，第4—5页。
    (57)支那少年编译：《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上海支那翻译会社印行，广智书局1906年第4版，第5—7页。
    (58)东新译社编纂、横阳翼天氏编辑：《中国历史》上，第19—20页。
    (59)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06年第7版。第2—3页。
    (60)姚祖义：《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商务印书馆1906年第6版，第7页。
    (61)参阅姚祖义：《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商务印书馆1904年版，第22页；吕瑞庭、赵征璧：《新体中国历史》卷1，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48—49页。
    (62)章嵚：《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文明书局1908年版，第50页。
    (63)参阅刘超：《孔子形象：历史知识与社会意识》，《安徽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64)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7页。
    (65)东新译社在介绍《中国历史》的广告，《游学译编》1903年4月12日。
    (66)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4页。
    (67)参阅(美)Joan Judge著，孙慧敏译：《改造国家——晚清的教科书与国民读本》，《新史学》第12卷第2期。
    (68)《社说——论近日奴隶教育之进化》，《民呼日报》1909年5月28日，马洪谟编：《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1)，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58页。
    (69)参阅沈松侨：《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4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