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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平:新发现王国维致沈曾植手札七通考释
来源: 作者: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1-09-19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112期第9198

作者简介: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沈曾植是对王国维后期学术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王国维从1916年初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仅时时造访海日楼以请益学问,而且彼此通信也不少。而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书信》仅收录1通,此后20余年间,续有发现。20109月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国维全集》第15卷共辑录10通。但遗珠仍然不少。笔者2009年赴国家图书馆访书,意外发现7通未经公布的王国维致沈曾植手札,因考订其内容及背景,或有助于进一步考量王国维与沈曾植之学缘。

关 键 词:王国维/沈曾植/手札

 


    
一、王国维致沈曾植手札存佚情况
    
国学大师王国维与清末大儒沈曾植,自1915年春经罗振玉介绍认识后,交往渐多。特别是1916年初,王国维应上海仓圣明智大学邀约担任《学术丛编》主编,从日本京都回国,定居上海后,与沈曾植居处相距甚近,访谒沈曾植成为王国维居沪时期的重要内容。其《丙辰日记》及这一时期与罗振玉的大量通信,都在在见证王国维与沈曾植的密切交往。交往的内容除了商榷学术,也有观赏书画文物、清议政治人物等内容。可以说,与沈曾植交往构成了王国维居沪时期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沈曾植1922年在上海去世,1923年,王国维因升允推荐而进京担任末代皇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所以王国维与沈曾植在沪上的交往有7年之久。或许因为王国维与沈曾植居地相近,走访方便,故两人往返信件不多,这为详细考证两人交往带来了困难,仅可于王国维致罗振玉等他人信件中略窥交往痕迹。
    
据笔者初步考察,在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的《王国维全集》出版之前,已经披载的王国维致沈曾植信当有5通。现存最早的王国维致沈曾植手札作于1914(4月之后),大约因为罗振玉在同年3月间将《殷虚书契考释》寄赠沈曾植,沈曾植对王国维所作序言印象深刻,1914327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即曾提及此事云:“乙老深赞大序□□之考证。斯世竟得知己,然恐无第二人也。”[1](P12)可能是王国维接闻罗振玉此言后,遂主动致信沈曾植,略表向往之意,信云:“乙庵乡先生大人尊鉴:里闬相望,不及百里,向往之切,又逾十年,而踪迹睽违,未得一奉几杖。其为企仰,何可胜言!”①191868日,王国维将光宣年间所作词六七十阕,删减为24阕,易名《履霜词》,写赠沈曾植,并附信云:“病中录得旧词二十四阕,末章甚有‘苕华’‘何草’之意。呈请教正并加斧削之幸。”[2]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收录1通,作于1919330日,原件藏浙江省海宁县博物馆。国家图书馆藏有王国维与沈曾植关于《和林三碑跋》往返通信各1通,时在19198月,许全胜撰《沈曾植年谱长编》有迻录。②1919109日,王国维北上天津罗振玉处医治脚气病之前曾致信沈曾植,言及沈曾植所撰《穆天子传书后》及其自撰《回鹘碑跋》等事。③以上盖为王国维致沈曾植信已披露部分。但据有关材料,王国维致沈曾植信绝非仅此5通,至迟于1912720日,王国维即可能已经与沈曾植通信联系了,当日王国维致信缪荃孙云:“……乙老校本《岛夷志略》如能借到录副更妙,前由邮局寄上藤田君所撰《慧超传笺释》,一寄先生一寄乙老者,想均收到矣。”[3](P28)既是寄赠书籍,则想必是此前或寄赠之时即已有通信,但目前尚未发现信件原件。
    2010
9月,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的《王国维全集》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联袂出版,其中第15卷即为书信、日记专卷,收录王国维致沈曾植信10通,除了将此前所公布的5封书信全部收录之外,又从被拍卖的王国维书信图录等辑得5通,这已经是目前正式公诸于世的全部了。笔者20094月初赴国家图书馆访书,曾意外发现7封王国维致沈曾植手札,经与刘寅生、袁英光所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及房鑫亮分卷主编的《王国维全集》第15卷对照,均未发表过,而且其内容涉及到王国维与沈曾植之间关于诗歌、绘画的评论及其与日本学者的交往等事,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因将文字迻录于下,并略作考释,希望对关注王国维、沈曾植研究的学者有所助益。
    
二、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致沈曾植书札七通考释
    (
)手札一
    
敬陈者:顷将尊约函知富冈君,而富冈君函答明日有苏州之行次,以后日返(盖与人约定),尊局可否停止持此举?
    
专肃,敬请
    
乙庵先生大人颐安。
    
国维再拜 初五晚
    
富冈谦藏,字君 ,乃日本名画家富冈百炼(铁斋)之子。19108月,曾与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赴北京了解敦煌遗书的情况,时供职学部的王国维参与了相关的接待工作。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率王国维等寓居东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狩野、内藤、富冈等的极意邀请。王国维赴东后曾作诗《定居京都答铃木豹轩枉赠之作并柬君山湖南君 诸君子》略表心意和赴日后的感慨。因为有这样一份交谊,所以对于富冈君 的再次访华,王国维自然格外重视,更未遑其持有罗振玉的介绍信函了。故其中国境内行程都是由王国维安排的,王国维在致罗振玉信中说:“富冈君到后因语言不便,将一切介绍事尽由维办理。”[3](P186)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富冈拜访沈曾植、缪荃孙、徐积馀、刘翰怡等,都是王国维安排并陪同的。如富冈因为对古镜素有研究,故王国维便通函藏有不少古镜的徐乃昌,请其为富冈提供观赏的机会。其1917320(二月廿七日)致徐乃昌信云:“顷有日本友人富冈君 (名谦藏,日本京都大学讲师)游历来沪,夙闻收藏之富,拟诣前一观。富冈君于古镜甚有研究,所收藏亦不少,拟尽览尊藏古镜,其余金石古籍亦所笃嗜,亦请检示便于检寻者若干件。叔言参事有示介绍,附呈左右,如蒙允诺,请示一日期,当偕富冈君造谒。”[3](P185)322日便陪同富冈去参观了徐乃昌所藏古镜及铜器。即此一信,可见王国维对富冈此行的重视。
    
此信当是王国维偕富冈拜访沈曾植未遇后,对沈曾植来函的答复。国家图书馆藏沈曾植致王国维信云:“昨晨忽发寒热,眩不能起,至晚十钟乃定。台从偕富冈君来时,正在呻吟时,失迓为罪,千万代致不安。”[4](P444)盖言富冈初访未值之事。王国维将沈曾植函转交富冈,才知道他要去苏州。可能沈曾植所约见面时间不克实现,故致信沈曾植说明情况。富冈去苏州的时间似难确考,因为323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言及“已与之同访乙老”,[3](P186)则沈曾植的约函或为第二、第三次。富冈访苏州,当在323日之后,当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云:“……瞿良士去做议员,故富冈君至常熟恐不得观书耳。”[3](P186)瞿良士乃常熟铁琴铜剑楼主人,王国维担心因为瞿良士不在常熟,富冈难副观书之愿。此信署“初五晚”,当为三月初五(1917325),则富冈访苏,当为三月初六,即326日。
    
富冈君 回日本年余即病卒,王国维作诗《哭富冈君 》悼之,诗云:“摇落孤生本易伤,穷冬急景去堂堂。亲知聚散随流水,文献凋残到异方。豪气未应浇酒去,奇书须遣凿楹藏。海西一老同垂涕,千载唐音待报章。”诗中“海西一老”即指沈曾植,“同垂涕”的原因除了与富冈君 访沪时相谈甚欢之外,也与沈曾植曾嘱富冈君 在日本为访唐代乐谱之事有关,而今天人暌隔,故思之尤为悲切。
    (
)手札二
    
乙盦先生大人尊鉴:
    
前奉 教言,欣慰无似,归和尊诗,极穷二日之力始成,思想之穷乏,笔意枯涩,无可言者,率录呈 几杖诸有以启发之。
    
专肃,敬请
    
颐安不备。
    
国维再拜 七夕
    
此信涉及到王国维与沈曾植的诗歌唱和问题。时间署七夕,当为1916年七月初七(191687)。按照此信函,则知在1916年七夕之前,王国维即将和诗四章写就,《王国维全集·书信》收录致罗振玉信云:“索乙老书扇,为书近作四律,索和,三日间仅能交卷,而苦无精思名句,即乙老诗亦晦涩难解,不如前此诸章也。”王国维在信末署“初二日”,当为七月初二,即作于复沈曾植信之前5日,而《王国维全集·书信》将此信系于八月初二,当误。王国维在致沈曾植信中只说自己和诗思想穷乏、笔意枯涩,在和沈曾植诗中则誉沈曾植原诗“篇篇妙入神”,而在致罗振玉信中则亦不避对沈曾植诗歌“晦涩难解”的批评。沈曾植在接获王国维和诗后,更作一七律称赞王国维和诗:“辞意深美,而格制清远,非魏晋后人语也。”则两信对读,兼及沈曾植此评,颇有意味。附录沈曾植与王国维唱和诗歌于下。
    
沈曾植《伏日杂诗简静安》:
    
伏伏今年雨,湫湫后夜凉。芸生三有业,缺月一分光。
    
象意籀重识,虫生患未央。微风频末起,平旦更商量。
    
天河低案户,星气烂如云。巧拙时难定,婵媛夕有亲。
    
福缘祈上将,绮语属词人。中夜危楼影,披云望北辰。
    
寂寞王居士,江乡寄考槃。论宜资圣证,道不变贞观。
    
沤鸟忘机喻,鹪枝适性安。善来寻蒋径,何处有田盘。
    
远书兼旧事,理尽独情悲。蓍蔡言终验,筠心贯不移。
    
药炉修病行,讲树立枯枝。万里罗含宅,弥襟太息时。
    
王国维《和巽斋老人伏日杂诗四章》:
    
春心不可掬,秋思更难量。雨蚁仍争垤,风萤倏过墙。
    
视天殊澶漫,观化苦微茫。《演雅》谁能续,吾将起豫章。
    
风露危楼角,凭栏思浩然。南流河属地,西柄斗垂天。
    
匡卫中宫斥,棓枪复道缠。为寻甘石问:失纪自何年?
    
平生子沈子,迟暮得情亲。冥坐皇初意,楼居定后身。
    
精微存口说,顽献付时论。近枉秦州作,篇篇妙入神。
    
清浅蓬莱水,从君跂一望。无由参玉箓,尚记咏霓裳。
    
度世原无术,登真或有方。近传羡门信,双鬓已秋霜。
    
沈曾植《静安和诗四章,辞意深美,而格制清远,非魏晋后人语也。适会新秋,赋此以答》:
    
木落归根水顺流,老翁无感长年秋。荣桐叶有先雕警,腐草光成即炤游。
    
吟比鱼山闻梵入,身依鸽寺怖情收。王筠沈约今焉向,判作琅书脉望休。
    
王国维《再酬巽斋老人》:
    
八月炎蒸三伏雨,今年颠倒作寒温。人喧古渡潮平岸,灯暗幽坊月到门。
    
迥野蟪蛄多切响,高楼腐草有游魂。眼前凡楚存亡意,待与蒙庄仔细论。
    
10首诗,作为王国维与沈曾植两人交情和人生意趣的见证,应该说是比较充分的。
    (
)手札三
    
赐书敬悉,遵 教于十一日往观,昨访君直,已返松江,当一人往观。好在现此事已告 善化,毋庸遇秘密也。明后当诣 前面聆一切。善化函附呈。
    
专肃,敬请
    
乙盦先生大人颐安。
    
国维再拜
    
此信涉及到19168-12月间关于一桩书、画、像的买卖问题。1916829(八月初一),王国维致罗振玉信曾提及此事缘起云:“顷晤乙老,知黄子寿方伯家有大宗书画出售。子寿方伯之媳即黄再同之夫人,乃瞿玖老之姨。其画均请乙老看过,且令定价。”[3](P110)信中提及的“瞿玖老”,即指晚清重臣瞿鸿禨,因其字子玖,故有瞿玖老之称。此信中提及的“善化”也是指代瞿鸿禨,因其祖籍湖南善化而称。按照王国维信中所说,瞿鸿禨虽然为黄彭年这批书画的代理人,但并不能在价格上作主,而沈曾植的估价则显得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而且沈曾植希望由清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与黄彭年同籍贵州的陈筱石悉数购下。但事实上这批书画引起的关注非同寻常,康有为、陈夔龙等纷纷介入竞价行列,远在日本的罗振玉听闻此事后即有意参与。《王国维全集·书信》收录王国维与罗振玉这一时期的彼此信札,颇多这方面的消息传递。
    
此次拟售书画虽多,但诸家关注的焦点在巨然的《江山秋霁》大卷、圉令赵君碑、王文成像、华秋岳画兰卷4种,康有为、刘蕙之、陈筱石、罗振玉则是主要的竞价者。其中更大打心理战术,如19161014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云:“十五日往观展览会时遇刘蕙之,闲谈黄再同家书画,渠谓巨然画不甚真,其款乃云某某寺僧巨然。……又询以他物,则谓大约如黄陶庵字之类,并无绝异之品也。”[3](P132)但事实上,刘蕙之的竞价热情仍是颇为突出的。出以此语,不过竞价策略而已。经数月之久的价格之争,王文成像最终为陈筱石所得。而所余书画中,巨然之《江山秋霁》画卷便成为众所瞩目之物,而对此主要的竞争者正是刘蕙之与罗振玉二人。从沈曾植的态度来说,似乎倾向于罗振玉。王国维自称对明以后之画毫无把握,但对董源、巨然之作涵泳已久,或能知之,并认为从气象、墨法二者可定其真伪。这样就自然带出亲观画卷的话题了,因为此前王国维通函罗振玉,所介绍的巨然此卷,多是转述沈曾植的看法而已。“要之总须见画乃可决”,[3](P140)大约是因王国维的这一明确态度,便有了沈曾植约王国维十一日观画之事。此信开笔“遵教十一日往观”云云,即指此事耳。
    
而信中“好在现此事已告善化,毋庸遇秘密也”,则涉及到沈曾植在这场买卖当中,对罗振玉的偏袒之意。1916111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云:“现由乙老将单并价通知瞿中堂,与之约期先属维一看。……乙老读公函,谓仁者用心不同,公此意想亦必达诸瞿玖老也。乙又谓惠之将来知此事不致来破坏否?因沪上事易惹人耳目,维往观必疑及公,现在虽秘密,终不能久也。维意惠之尚不至为此事,不过经掮客手有利有害,如索目看画等事,反益掮客为之较速也。”[3](P140)在王国维看来,沈曾植对罗振玉“仁者”的评价谅必曾告之瞿玖老,则此画若经王国维观赏后,能确定真出巨然之手,则罗振玉购得的几率就很高了。所以观画一事,就尽量隐瞒另外一个竞争对手刘蕙之(其实康有为也是有意竞购的)5日后,王国维再致书罗振玉云:“初八日乙老告之约十一日看画,并附瞿中堂书,并公致惠之书,言其中之巨然数件已由公向惠之问价,乙老恐太秘密或生枝节。适初九日乙、玖相见,因实告之,玖亦欣然,惟于价尚欲有所商榷。”[3](P141)换言之,在王国维十一日观画之前,原本秘密的观画计划,因为王国维已先行告之瞿玖老,也就变成了一种近乎公开的行为了。十一日当天王国维原拟约同曹君直同往,但因为曹去了松江,王国维遂一人前往,从午后一时一直看到天黑。据当天王国维看毕画后致罗振玉信云:“巨然卷,末题钟陵寺僧巨然六字,略似明人学钟太傅书者,似系后加。……全卷石法树法全从北苑出,树根用北苑法,石有作短笔麻皴者。……窃谓此卷若以画法求之,则笔笔皆是董、巨,惟于真气惊人处则比《秋山行旅》、《群峰霁雪》、《云壑飞泉》诸图皆有逊色,用墨有极黑处,当是宋人摹本,未敢遽定为真。”[3](P142)王国维的这一“结论”可能是他观画之前没有想到的。
    
参诸以上事实,沈曾植初八约请王国维看画,初九王国维造访曹君直,适其外出松江,同日将看画之意与瞿玖老作了沟通,十一日即去观画,此信作于访君直次日、观画前一日,故此王国维致沈曾植信必当作于初十日,即1916115日,为观赏巨然画前一日也。
    (
)手札四
    
赵卷匆匆题三绝句,污损名迹,罪甚,罪甚。请先生自题数首以正其失。又此卷人物、宫室、桥梁,均出北苑,诗中不能言之,甚憾事也。
    
集稿请于便中一检,维处尚拟录副本,请勿吝为感。前奉和四律,有所改易,并写呈教。专肃,敬请
    
乙庵先生大人颐安。
    
国维再拜
    
此札未署日期,但提及为“赵卷”题诗一事,则当作于1916年八月中旬(95日之后)前后。所谓赵卷,即沈曾植所藏南宋初年画家赵千里所作《云麓早行图》。《王国维全集·书信》收录王国维八月初七(94)致罗振玉信云:“乙老之赵千里卷属题数语,今日在斋中,景叔见之,极诋为明人伪作,殊可哂也。”[3](P114)则此时王国维尚未题诗。此信则作于王国维题写三绝句之后,所以当是八月初七致罗振玉信后所作。录王国维所题三诗如下:
    
华原石法河阳树,都入王孙盘薄中。千载只传金碧画,谁知衣钵是南宗。(其一)
    
同时刘李并精能,马夏终嫌笔有棱。一种高华严冷意,百年嫡嗣在吴兴。(其二
)
    
残缣风雪凌竞处,几度高斋拂拭看。至竟装潢无圣手,却将明丽变荒寒。(其三
)
    
其实王国维在191656(四月初五)即在沈曾植府上似乎即已看过此卷。191657日,王国维在致罗振玉信中说:“昨朝在乙处见二画……又有一卷雪景,树仿郭河阳,山石仿范中立,气象甚大,末有‘千里伯驹’四字隶书款(款亦佳),乍观之似马、夏一派,用笔甚粗而实有细处。向所传千里画皆金碧细皴,惟此独粗,盖内画近景与远景之不同。此恐千里真本,不观此画不能知马、夏渊源。(惟绢甚破碎)乙甚赏此画,又甚以鄙言为然,谓得后乞跋之。恐北宗流别中当以此为压卷(图中人物面皆傅朱)也。”[3](P174)沈曾植既言“得后乞跋之”,则至少在191656日前,沈曾植尚未取得拥有权,或仅为借阅观览而已。而且此既曰“跋之”,而在致罗振玉信中也仅言“属题数语”,盖沈曾植初意不过请王国维题跋。王国维此题三绝句,盖因自发诗兴而已。

    
王国维在诗中说自己“几度高斋拂拭看”,则此画在沈曾植府上盘桓的时日确实较长。对照此三绝句和其致罗振玉函,应可断定两处所云,乃为同一画幅。除了画卷都有赵千里的署名之外,画的风格与画中景物也大体相似。如王国维在致沈曾植信中说:“此卷人物、宫室、桥梁,均出北苑”,而致罗振玉信也言及山、石、树、人等,又言近景与远景,则其中宫室、桥梁等,也是这一类画卷的常见之物。题诗言画卷“风雪凌竞”,致罗振玉信更是直言此画为“一卷雪景”,其季节背景略似。致罗振玉信中说此卷“树仿郭河阳,山石仿范中立”,与王国维题诗之一“华原石法河阳树,都入王孙盘薄中”正相一致。华原即范宽,原名中立,华原(今属陕西)人,北宋画家,以善画石著称。河阳即郭熙,字淳夫,河阳(今属河南)人,北宋画家,以善画树驰名。题诗首句即将赵千里在画山、石、树上兼采范宽、郭熙笔法的特点揭示出来,其实是将致罗振玉信中之言,约以诗歌句式而已。致罗振玉信有云“乍观之似马、夏一派”,“不观此画不能知马、夏渊源”,题诗也有“同时刘李并精能,马夏终嫌笔有棱”之句。马远、夏圭与刘松年、李唐在画坛上并称“南宋四家”。四家在画法上虽各有特点,都擅长使用大斧劈皴法山石等,这与致罗振玉信中所说“气象甚大”、“用笔甚粗而实有细处”,也基本上是同一意思。再如致罗振玉信中提及此画卷“甚破碎”,而题诗也称此卷为“残缣”,其残破亦相似。如果说略有不同的话,就是致罗振玉信中尚将此画卷作为画派“北宗”中的压卷之作,而题诗则以“千载只传金碧画,谁知衣钵是南宗”,将其风格归入南宗一派,这可能与王国维在观看画卷中的认识变化有关。而就是这一点不同,也在致罗振玉信中略透端倪,因为在信的开头,即言及罗振玉赐《南宗衣钵》第1卷之事。或许是王国维在观览《南宗衣钵》第1卷的过程中,对于赵千里“金碧细皴”画法的一种新的体认。
    
此信言及画中人物、宫室、桥梁“均出北苑”,“诗中不能言之”,盖限于诗歌体式也。“北苑”云云,即指南唐画家董源,因中主唐元宗时曾任北苑副使,故被称为“董北苑”。明代画家董其昌更以“吾家北苑”指称董源。董源最工水墨山水画,仕女、花鸟画亦有名声。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其后建业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体源及巨然画笔,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无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远峰之顶宛有返照之色,此妙处也。”对勘王国维在致罗振玉信中所说赵千里画卷“用笔甚粗而实有细处”,“盖内画近景与远景之不同”,从远近粗细的对照中看出赵千里与董源形同一脉。董源对宋元画家如巨然、赵孟 等影响特深。王国维观览北苑之画卷甚多,自称“平生于北苑眼福可谓至厚矣”,[3](P173)故初见赵千里此卷,即看出北苑画法的痕迹。王国维在致沈曾植信中说自己在“诗中不能言之”,只是不能直言的意思而已,题诗“一种高华严冷意,百年嫡嗣在吴兴”,其实也已委婉提及了。所谓吴兴,即指代赵孟 ,因其为吴兴人之故也。而赵孟 对董源画法的继承乃是绘画史上公认的事实,则王国维虽然说“不能言之”,其实也分明是“言之”了。
    
此信下半敦请沈曾植查检“集稿”,并表示“拟录副本”,所言当为替沈曾植编辑抄录诗稿之事。19161228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今日以维抄本付乙老,而留其原稿于维处,将壬、癸、甲三年诗取来拟续抄之,当以初十日毕此事也。”[3](P167)又言及对“奉和四律”的改易,则是对沈曾植与自己往返唱和的伏日简诗的再次修改而已。
    
东轩先生乃沈曾植别号,宣统二年,沈曾植归里隐居嘉兴城南姚家埭新居,有驾浮阁、晁采楼、东轩,故以“东轩”为号。沈曾植并作《东轩远望》诗云:“万里归来客,千灾不坏身。愿王依净域,《心史》照芳春。璎珞山櫐发,瑠琉镜槛新。逃禅禅亦剩,只作看花人。”[5](P402403)表达了明显的崇佛倾向。
    (
)手札五
    
顷从 高斋归接雪堂来书,有上长者书,并书四册,兹特送呈,请詧收为幸,专肃,敬请东轩先生大人颐安。
    
国维再拜
    
此札未署日期,而罗振玉与沈曾植的通信又颇为频繁,难以确断,惟信中提及罗振玉赠书4册,略可用以推断时日。检王国维、罗振玉往来书札,罗振玉可能赠书沈曾植的时间主要有两次:一次是1916711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昨晨,由蟫隐交来《书契后编》三书各二部,《南宗衣钵》册二卷二,《大云经》一册。以《书契》等三书、《大云经》、《南宗衣钵》册一卷二送乙老处,渠回书属先行于函中谢。”[3](P89)此言及赠书一事,但是否恰为“四册”?待考。另一次是191699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高昌壁画》及《石鼓考释》,今晨持送乙老。”[3](P115)参诸1916829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信所云:“前托八幡丸携《高昌壁画菁华》二册、《石鼓文考释》二册交纬君,由纬交公,一分系奉赠,又一分祈转赠乙老为荷。”[1](P141)4册析为两份,则此次赠送沈曾植之书仅为2册而已。将这两次赠书对勘,此信作于1916710日的可能性居多,即蟫隐(罗振常)交来书册当天。
    (
)手札六
    
日本内藤博士(虎次郎)漫游赤县,自齐鲁南来,访余海上,出赠唐写本古文《尚书》景本,欢然道故,复将泝江西行遵陆北上,赋诗志谢,并送其行。
    
安期先生来何许……(诗略)
    
录呈东轩先生大人削正。

    
国维
    
此札未署年月,但《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一诗作于191710月间,则此录奉沈曾植当在此后不久。内藤虎次郎为东京大学教授,19173月间与弟子高桥及富冈谦藏等来华考察,但与富冈考察路线略有不同,且内藤在华停留时间更长。当年10月,内藤从上海北上继续考察,王国维赋诗以赠。此信前小序与后来定本略有不同。定本云:“湖南先生北游赤县,自齐鲁南来,访余海上,出赠唐写古文《尚书》残卷景本,赋诗志谢,并送其北行。”定本的措语显然更为讲究了。所录诗歌文字之不同,则不暇细校也。故此札文字也略有校勘价值。
    (
)手札七
    
常雨常阴卅日徂,端居兀自感睽孤。天行未必愆终始,云物因谁纪有无。万里玄黄龙战野,一车寇媾鬼张弧。炉灰拨尽寒无那,愁看街头戏泼胡。
    
戊午短至一首
    
东轩先生大人削正。
    
国维草
    
此札未署日期,但戊午短至,即戊午年冬至日,时为19181223日,则诗当作于此日,而录奉沈曾植当是稍后数日,必不远也。此诗盖为初稿,后收入文集时,语句多有变化,如“卅日徂”改为“ 下都”,“端居兀自”改为“佳辰犹自”,“寒无那”改为“寒无奈”,等等。这些改动痕迹,可以见出王国维的斟酌之意,此信也因此具备了一定的校勘价值。王国维书赠沈曾植后,沈曾植作《静安录示短至诗和韵奉教》二首回奉,而王国维复作《东轩老人两和前韵再叠一章》,二人数相奉和,而情谊自见。
    
以上手札本散漫夹杂于他书中,故7通顺序乃大致厘订而已。
    
三、夹存王国维手札之《壬癸集》略说
    
王国维这数通手札最初是由谁收藏的?暂时无法得以确证。但据夹杂于同一书中的跋文,知此《壬癸集》乃是近代收藏家孙祖同④故物。其跋文云:“庚辰腊月中澣,祖同道兄出示《壬癸集》,因随手书此。”“庚辰”为1940年。此王国维数封手札是否亦为孙祖同所收藏?有待进一步的考订。但孙祖同居沪甚久,且精书画等鉴识、收藏,与同样精通此道的沈曾植自然有交往的可能,然此数札是得之于沈曾植本人,还是在沈曾植去世后从其他渠道获得?一时也难明判。
    
夹杂于这本《壬癸集》中,除7通王国维手札之外,另有王国维抄录诗词若干及一他人所书之《壬癸集》跋文,皆散乱无纪,视之可惜。《壬癸集》大16开,录古今体诗20首,乃王国维辛亥后东渡日本所作诗歌汇集,目次:颐和园词、读史二绝句、送狩野博士奉使欧洲、蜀道难、观红叶一绝句、壬子岁除即事、泳史五首、昔游六首、孝定景皇后挽歌辞九十韵、癸丑三月三日京都兰亭会诗。末署:大日本京都圣华房以江州旧木活字印行。1913513日,王国维致缪荃孙信云:“至东以后得古今体诗二十首,中以长篇居多,现在拟以日本旧大木活字排印成册,名曰《壬癸集》。”[3](P36)则此集拟编订时间甚早。集中《癸丑三月三日京都兰亭会诗》写作时间最晚,191324日,致缪荃孙信云:“春间,此间日人有兰亭会之举,因系永和后第二十六癸丑之故。”[3](P35)则此时兰亭诗尚未草就,仅知将有此事而已。而《孝定景皇后挽歌辞》则是到了19143月前后才在日本报刊发表的。君□(此字难以辨认)题跋称《颐和园词》、《蜀道难》、《读史二绝句》、《孝定景皇后挽歌辞》等,“皆俯仰宇宙,弥深易代之思”。此自是不易之论。王国维自称《蜀道难》为端方所作,[3](P32)《颐和园词》“于觉罗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3](P27)《隆裕皇太后挽歌辞》“非为一时而作”,[3](P36)等等。无论是诗歌对象或内容,都以“易代”为基本背景,则其思自可想见。但君□同时又认为王国维宦游满人,以遗老自居,“应是知己之诚,深于家国之情”,与其他封建遗老颇有异趣,王国维是“华生志学”之人,原其迹象,应作如是理解。⑤细味君□此跋,似是对王国维知之甚深之人。王国维自己也称在《颐和园词》之外,拟作《东征赋》来探讨觉罗氏一姓之外,“全国民之运命,与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并认为这是比觉罗氏一姓“更可悲”者,只是因感手腕尚未成熟而搁笔。[3](P27)所以将王国维“遗老”情结中的“知己”之情彰显出来,笔者认为是契合王国维心境的。然“君□”者究为何人?笔者亦莫辨其谁矣。

 


    注释:
    
①此信原件现藏浙江省嘉兴市博物馆,葛金庚《王国维与沈曾植》一文曾节引其文,但文字错漏甚多。葛文刊《嘉兴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此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1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8页。
    
②二信均藏国家图书馆,参见许全胜撰《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81页。
    
③原件藏国家图书馆,袁英光、刘寅生编著《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有迻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7页。
    
④孙祖同(1878?—1943),字伯绳,原籍浙江绍兴,后寄籍江苏虞山(常熟),毕业于东吴大学,曾主事中国书店,为清末民国时期收藏家,名其藏书处为“虚静斋”。少能诗,撰有《虚静斋诗初定稿》(1910年印本),编有《虚静斋宋元明本书目》(1961年印本),与俞鸿筹补《干禄字书笺证补》。癸未(1943),钱小钱、永孙、孙祖同合作花鸟画《甲午同庚》,孙祖同并楷书《自作诗四首》于扇背面。正面有孙祖同题款:“甲午同庚。腾云驾雾任空行,天马成群耀彩明。相得益彰分五色,无疆万里寿前程。癸未七月中浣之吉,健行老友五旬大庆,石巢钱云鹤命永孙画马,余为题诗。时年六十有五,重客沪滨寓楼之南牖,并记。”扇背面并书:“录旧作《次原韵和稼西感怀》四首,即奉健行仁兄两政。弟孙祖同。”此扇曾由北京长风拍卖有限公司举办的2007年春季暨首场拍卖会“上善草堂收藏成扇专场”进行拍卖。
    
⑤此跋今藏国家图书馆。

 

【参考文献】  

[1]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

[2]周一平.王国维的号人间辨析[J].近代史研究,1985(4).

[3]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许全胜撰.沈曾植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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