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11年2期第91～98页

作者简介：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沈曾植是对王国维后期学术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王国维从1916年初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仅时时造访海日楼以请益学问，而且彼此通信也不少。而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书信》仅收录1通，此后20余年间，续有发现。2010年9月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国维全集》第15卷共辑录10通。但遗珠仍然不少。笔者2009年赴国家图书馆访书，意外发现7通未经公布的王国维致沈曾植手札，因考订其内容及背景，或有助于进一步考量王国维与沈曾植之学缘。

关 键 词：王国维/沈曾植/手札

    一、王国维致沈曾植手札存佚情况
    国学大师王国维与清末大儒沈曾植，自1915年春经罗振玉介绍认识后，交往渐多。特别是1916年初，王国维应上海仓圣明智大学邀约担任《学术丛编》主编，从日本京都回国，定居上海后，与沈曾植居处相距甚近，访谒沈曾植成为王国维居沪时期的重要内容。其《丙辰日记》及这一时期与罗振玉的大量通信，都在在见证王国维与沈曾植的密切交往。交往的内容除了商榷学术，也有观赏书画文物、清议政治人物等内容。可以说，与沈曾植交往构成了王国维居沪时期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沈曾植1922年在上海去世，1923年，王国维因升允推荐而进京担任末代皇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所以王国维与沈曾植在沪上的交往有7年之久。或许因为王国维与沈曾植居地相近，走访方便，故两人往返信件不多，这为详细考证两人交往带来了困难，仅可于王国维致罗振玉等他人信件中略窥交往痕迹。
    据笔者初步考察，在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的《王国维全集》出版之前，已经披载的王国维致沈曾植信当有5通。现存最早的王国维致沈曾植手札作于1914年(4月之后)，大约因为罗振玉在同年3月间将《殷虚书契考释》寄赠沈曾植，沈曾植对王国维所作序言印象深刻，1914年3月27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即曾提及此事云：“乙老深赞大序□□之考证。斯世竟得知己，然恐无第二人也。”[1](P12)可能是王国维接闻罗振玉此言后，遂主动致信沈曾植，略表向往之意，信云：“乙庵乡先生大人尊鉴：里闬相望，不及百里，向往之切，又逾十年，而踪迹睽违，未得一奉几杖。其为企仰，何可胜言！”①1918年6月8日，王国维将光宣年间所作词六七十阕，删减为24阕，易名《履霜词》，写赠沈曾植，并附信云：“病中录得旧词二十四阕，末章甚有‘苕华’‘何草’之意。呈请教正并加斧削之幸。”[2]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收录1通，作于1919年3月30日，原件藏浙江省海宁县博物馆。国家图书馆藏有王国维与沈曾植关于《和林三碑跋》往返通信各1通，时在1919年8月，许全胜撰《沈曾植年谱长编》有迻录。②1919年10月9日，王国维北上天津罗振玉处医治脚气病之前曾致信沈曾植，言及沈曾植所撰《穆天子传书后》及其自撰《回鹘碑跋》等事。③以上盖为王国维致沈曾植信已披露部分。但据有关材料，王国维致沈曾植信绝非仅此5通，至迟于1912年7月20日，王国维即可能已经与沈曾植通信联系了，当日王国维致信缪荃孙云：“……乙老校本《岛夷志略》如能借到录副更妙，前由邮局寄上藤田君所撰《慧超传笺释》，一寄先生一寄乙老者，想均收到矣。”[3](P28)既是寄赠书籍，则想必是此前或寄赠之时即已有通信，但目前尚未发现信件原件。
    2010年9月，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的《王国维全集》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联袂出版，其中第15卷即为书信、日记专卷，收录王国维致沈曾植信10通，除了将此前所公布的5封书信全部收录之外，又从被拍卖的王国维书信图录等辑得5通，这已经是目前正式公诸于世的全部了。笔者2009年4月初赴国家图书馆访书，曾意外发现7封王国维致沈曾植手札，经与刘寅生、袁英光所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及房鑫亮分卷主编的《王国维全集》第15卷对照，均未发表过，而且其内容涉及到王国维与沈曾植之间关于诗歌、绘画的评论及其与日本学者的交往等事，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因将文字迻录于下，并略作考释，希望对关注王国维、沈曾植研究的学者有所助益。
    二、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致沈曾植书札七通考释
    (一)手札一
    敬陈者：顷将尊约函知富冈君，而富冈君函答明日有苏州之行次，以后日返(盖与人约定)，尊局可否停止持此举？
    专肃，敬请
    乙庵先生大人颐安。
    国维再拜　初五晚
    富冈谦藏，字君 ，乃日本名画家富冈百炼(铁斋)之子。1910年8月，曾与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赴北京了解敦煌遗书的情况，时供职学部的王国维参与了相关的接待工作。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率王国维等寓居东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狩野、内藤、富冈等的极意邀请。王国维赴东后曾作诗《定居京都答铃木豹轩枉赠之作并柬君山湖南君 诸君子》略表心意和赴日后的感慨。因为有这样一份交谊，所以对于富冈君 的再次访华，王国维自然格外重视，更未遑其持有罗振玉的介绍信函了。故其中国境内行程都是由王国维安排的，王国维在致罗振玉信中说：“富冈君到后因语言不便，将一切介绍事尽由维办理。”[3](P186)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富冈拜访沈曾植、缪荃孙、徐积馀、刘翰怡等，都是王国维安排并陪同的。如富冈因为对古镜素有研究，故王国维便通函藏有不少古镜的徐乃昌，请其为富冈提供观赏的机会。其1917年3月20日(二月廿七日)致徐乃昌信云：“顷有日本友人富冈君 (名谦藏，日本京都大学讲师)游历来沪，夙闻收藏之富，拟诣前一观。富冈君于古镜甚有研究，所收藏亦不少，拟尽览尊藏古镜，其余金石古籍亦所笃嗜，亦请检示便于检寻者若干件。叔言参事有示介绍，附呈左右，如蒙允诺，请示一日期，当偕富冈君造谒。”[3](P185)3月22日便陪同富冈去参观了徐乃昌所藏古镜及铜器。即此一信，可见王国维对富冈此行的重视。
    此信当是王国维偕富冈拜访沈曾植未遇后，对沈曾植来函的答复。国家图书馆藏沈曾植致王国维信云：“昨晨忽发寒热，眩不能起，至晚十钟乃定。台从偕富冈君来时，正在呻吟时，失迓为罪，千万代致不安。”[4](P444)盖言富冈初访未值之事。王国维将沈曾植函转交富冈，才知道他要去苏州。可能沈曾植所约见面时间不克实现，故致信沈曾植说明情况。富冈去苏州的时间似难确考，因为3月23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言及“已与之同访乙老”，[3](P186)则沈曾植的约函或为第二、第三次。富冈访苏州，当在3月23日之后，当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云：“……瞿良士去做议员，故富冈君至常熟恐不得观书耳。”[3](P186)瞿良士乃常熟铁琴铜剑楼主人，王国维担心因为瞿良士不在常熟，富冈难副观书之愿。此信署“初五晚”，当为三月初五(1917年3月25日)，则富冈访苏，当为三月初六，即3月26日。
    富冈君 回日本年余即病卒，王国维作诗《哭富冈君 》悼之，诗云：“摇落孤生本易伤，穷冬急景去堂堂。亲知聚散随流水，文献凋残到异方。豪气未应浇酒去，奇书须遣凿楹藏。海西一老同垂涕，千载唐音待报章。”诗中“海西一老”即指沈曾植，“同垂涕”的原因除了与富冈君 访沪时相谈甚欢之外，也与沈曾植曾嘱富冈君 在日本为访唐代乐谱之事有关，而今天人暌隔，故思之尤为悲切。
    (二)手札二
    乙盦先生大人尊鉴：
    前奉　教言，欣慰无似，归和尊诗，极穷二日之力始成，思想之穷乏，笔意枯涩，无可言者，率录呈　几杖诸有以启发之。
    专肃，敬请
    颐安不备。
    国维再拜　七夕
    此信涉及到王国维与沈曾植的诗歌唱和问题。时间署七夕，当为1916年七月初七(1916年8月7日)。按照此信函，则知在1916年七夕之前，王国维即将和诗四章写就，《王国维全集·书信》收录致罗振玉信云：“索乙老书扇，为书近作四律，索和，三日间仅能交卷，而苦无精思名句，即乙老诗亦晦涩难解，不如前此诸章也。”王国维在信末署“初二日”，当为七月初二，即作于复沈曾植信之前5日，而《王国维全集·书信》将此信系于八月初二，当误。王国维在致沈曾植信中只说自己和诗思想穷乏、笔意枯涩，在和沈曾植诗中则誉沈曾植原诗“篇篇妙入神”，而在致罗振玉信中则亦不避对沈曾植诗歌“晦涩难解”的批评。沈曾植在接获王国维和诗后，更作一七律称赞王国维和诗：“辞意深美，而格制清远，非魏晋后人语也。”则两信对读，兼及沈曾植此评，颇有意味。附录沈曾植与王国维唱和诗歌于下。
    沈曾植《伏日杂诗简静安》：
    伏伏今年雨，湫湫后夜凉。芸生三有业，缺月一分光。
    象意籀重识，虫生患未央。微风频末起，平旦更商量。
    天河低案户，星气烂如云。巧拙时难定，婵媛夕有亲。
    福缘祈上将，绮语属词人。中夜危楼影，披云望北辰。
    寂寞王居士，江乡寄考槃。论宜资圣证，道不变贞观。
    沤鸟忘机喻，鹪枝适性安。善来寻蒋径，何处有田盘。
    远书兼旧事，理尽独情悲。蓍蔡言终验，筠心贯不移。
    药炉修病行，讲树立枯枝。万里罗含宅，弥襟太息时。
    王国维《和巽斋老人伏日杂诗四章》：
    春心不可掬，秋思更难量。雨蚁仍争垤，风萤倏过墙。
    视天殊澶漫，观化苦微茫。《演雅》谁能续，吾将起豫章。
    风露危楼角，凭栏思浩然。南流河属地，西柄斗垂天。
    匡卫中宫斥，棓枪复道缠。为寻甘石问：失纪自何年？
    平生子沈子，迟暮得情亲。冥坐皇初意，楼居定后身。
    精微存口说，顽献付时论。近枉秦州作，篇篇妙入神。
    清浅蓬莱水，从君跂一望。无由参玉箓，尚记咏霓裳。
    度世原无术，登真或有方。近传羡门信，双鬓已秋霜。
    沈曾植《静安和诗四章，辞意深美，而格制清远，非魏晋后人语也。适会新秋，赋此以答》：
    木落归根水顺流，老翁无感长年秋。荣桐叶有先雕警，腐草光成即炤游。
    吟比鱼山闻梵入，身依鸽寺怖情收。王筠沈约今焉向，判作琅书脉望休。
    王国维《再酬巽斋老人》：
    八月炎蒸三伏雨，今年颠倒作寒温。人喧古渡潮平岸，灯暗幽坊月到门。
    迥野蟪蛄多切响，高楼腐草有游魂。眼前凡楚存亡意，待与蒙庄仔细论。
    这10首诗，作为王国维与沈曾植两人交情和人生意趣的见证，应该说是比较充分的。
    (三)手札三
    赐书敬悉，遵　教于十一日往观，昨访君直，已返松江，当一人往观。好在现此事已告　善化，毋庸遇秘密也。明后当诣　前面聆一切。善化函附呈。
    专肃，敬请
    乙盦先生大人颐安。
    国维再拜
    此信涉及到1916年8-12月间关于一桩书、画、像的买卖问题。1916年8月29日(八月初一)，王国维致罗振玉信曾提及此事缘起云：“顷晤乙老，知黄子寿方伯家有大宗书画出售。子寿方伯之媳即黄再同之夫人，乃瞿玖老之姨。其画均请乙老看过，且令定价。”[3](P110)信中提及的“瞿玖老”，即指晚清重臣瞿鸿禨，因其字子玖，故有瞿玖老之称。此信中提及的“善化”也是指代瞿鸿禨，因其祖籍湖南善化而称。按照王国维信中所说，瞿鸿禨虽然为黄彭年这批书画的代理人，但并不能在价格上作主，而沈曾植的估价则显得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而且沈曾植希望由清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与黄彭年同籍贵州的陈筱石悉数购下。但事实上这批书画引起的关注非同寻常，康有为、陈夔龙等纷纷介入竞价行列，远在日本的罗振玉听闻此事后即有意参与。《王国维全集·书信》收录王国维与罗振玉这一时期的彼此信札，颇多这方面的消息传递。
    此次拟售书画虽多，但诸家关注的焦点在巨然的《江山秋霁》大卷、圉令赵君碑、王文成像、华秋岳画兰卷4种，康有为、刘蕙之、陈筱石、罗振玉则是主要的竞价者。其中更大打心理战术，如1916年10月14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云：“十五日往观展览会时遇刘蕙之，闲谈黄再同家书画，渠谓巨然画不甚真，其款乃云某某寺僧巨然。……又询以他物，则谓大约如黄陶庵字之类，并无绝异之品也。”[3](P132)但事实上，刘蕙之的竞价热情仍是颇为突出的。出以此语，不过竞价策略而已。经数月之久的价格之争，王文成像最终为陈筱石所得。而所余书画中，巨然之《江山秋霁》画卷便成为众所瞩目之物，而对此主要的竞争者正是刘蕙之与罗振玉二人。从沈曾植的态度来说，似乎倾向于罗振玉。王国维自称对明以后之画毫无把握，但对董源、巨然之作涵泳已久，或能知之，并认为从气象、墨法二者可定其真伪。这样就自然带出亲观画卷的话题了，因为此前王国维通函罗振玉，所介绍的巨然此卷，多是转述沈曾植的看法而已。“要之总须见画乃可决”，[3](P140)大约是因王国维的这一明确态度，便有了沈曾植约王国维十一日观画之事。此信开笔“遵教十一日往观”云云，即指此事耳。
    而信中“好在现此事已告善化，毋庸遇秘密也”，则涉及到沈曾植在这场买卖当中，对罗振玉的偏袒之意。1916年11月1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云：“现由乙老将单并价通知瞿中堂，与之约期先属维一看。……乙老读公函，谓仁者用心不同，公此意想亦必达诸瞿玖老也。乙又谓惠之将来知此事不致来破坏否？因沪上事易惹人耳目，维往观必疑及公，现在虽秘密，终不能久也。维意惠之尚不至为此事，不过经掮客手有利有害，如索目看画等事，反益掮客为之较速也。”[3](P140)在王国维看来，沈曾植对罗振玉“仁者”的评价谅必曾告之瞿玖老，则此画若经王国维观赏后，能确定真出巨然之手，则罗振玉购得的几率就很高了。所以观画一事，就尽量隐瞒另外一个竞争对手刘蕙之(其实康有为也是有意竞购的)。5日后，王国维再致书罗振玉云：“初八日乙老告之约十一日看画，并附瞿中堂书，并公致惠之书，言其中之巨然数件已由公向惠之问价，乙老恐太秘密或生枝节。适初九日乙、玖相见，因实告之，玖亦欣然，惟于价尚欲有所商榷。”[3](P141)换言之，在王国维十一日观画之前，原本秘密的观画计划，因为王国维已先行告之瞿玖老，也就变成了一种近乎公开的行为了。十一日当天王国维原拟约同曹君直同往，但因为曹去了松江，王国维遂一人前往，从午后一时一直看到天黑。据当天王国维看毕画后致罗振玉信云：“巨然卷，末题钟陵寺僧巨然六字，略似明人学钟太傅书者，似系后加。……全卷石法树法全从北苑出，树根用北苑法，石有作短笔麻皴者。……窃谓此卷若以画法求之，则笔笔皆是董、巨，惟于真气惊人处则比《秋山行旅》、《群峰霁雪》、《云壑飞泉》诸图皆有逊色，用墨有极黑处，当是宋人摹本，未敢遽定为真。”[3](P142)王国维的这一“结论”可能是他观画之前没有想到的。
    参诸以上事实，沈曾植初八约请王国维看画，初九王国维造访曹君直，适其外出松江，同日将看画之意与瞿玖老作了沟通，十一日即去观画，此信作于访君直次日、观画前一日，故此王国维致沈曾植信必当作于初十日，即1916年11月5日，为观赏巨然画前一日也。
    (四)手札四
    赵卷匆匆题三绝句，污损名迹，罪甚，罪甚。请先生自题数首以正其失。又此卷人物、宫室、桥梁，均出北苑，诗中不能言之，甚憾事也。
    集稿请于便中一检，维处尚拟录副本，请勿吝为感。前奉和四律，有所改易，并写呈教。专肃，敬请
    乙庵先生大人颐安。
    国维再拜
    此札未署日期，但提及为“赵卷”题诗一事，则当作于1916年八月中旬(9月5日之后)前后。所谓赵卷，即沈曾植所藏南宋初年画家赵千里所作《云麓早行图》。《王国维全集·书信》收录王国维八月初七(9月4日)致罗振玉信云：“乙老之赵千里卷属题数语，今日在斋中，景叔见之，极诋为明人伪作，殊可哂也。”[3](P114)则此时王国维尚未题诗。此信则作于王国维题写三绝句之后，所以当是八月初七致罗振玉信后所作。录王国维所题三诗如下：
    华原石法河阳树，都入王孙盘薄中。千载只传金碧画，谁知衣钵是南宗。(其一)
    同时刘李并精能，马夏终嫌笔有棱。一种高华严冷意，百年嫡嗣在吴兴。(其二)
    残缣风雪凌竞处，几度高斋拂拭看。至竟装潢无圣手，却将明丽变荒寒。(其三)
    其实王国维在1916年5月6日(四月初五)即在沈曾植府上似乎即已看过此卷。1916年5月7日，王国维在致罗振玉信中说：“昨朝在乙处见二画……又有一卷雪景，树仿郭河阳，山石仿范中立，气象甚大，末有‘千里伯驹’四字隶书款(款亦佳)，乍观之似马、夏一派，用笔甚粗而实有细处。向所传千里画皆金碧细皴，惟此独粗，盖内画近景与远景之不同。此恐千里真本，不观此画不能知马、夏渊源。(惟绢甚破碎)乙甚赏此画，又甚以鄙言为然，谓得后乞跋之。恐北宗流别中当以此为压卷(图中人物面皆傅朱)也。”[3](P174)沈曾植既言“得后乞跋之”，则至少在1916年5月6日前，沈曾植尚未取得拥有权，或仅为借阅观览而已。而且此既曰“跋之”，而在致罗振玉信中也仅言“属题数语”，盖沈曾植初意不过请王国维题跋。王国维此题三绝句，盖因自发诗兴而已。
    王国维在诗中说自己“几度高斋拂拭看”，则此画在沈曾植府上盘桓的时日确实较长。对照此三绝句和其致罗振玉函，应可断定两处所云，乃为同一画幅。除了画卷都有赵千里的署名之外，画的风格与画中景物也大体相似。如王国维在致沈曾植信中说：“此卷人物、宫室、桥梁，均出北苑”，而致罗振玉信也言及山、石、树、人等，又言近景与远景，则其中宫室、桥梁等，也是这一类画卷的常见之物。题诗言画卷“风雪凌竞”，致罗振玉信更是直言此画为“一卷雪景”，其季节背景略似。致罗振玉信中说此卷“树仿郭河阳，山石仿范中立”，与王国维题诗之一“华原石法河阳树，都入王孙盘薄中”正相一致。华原即范宽，原名中立，华原(今属陕西)人，北宋画家，以善画石著称。河阳即郭熙，字淳夫，河阳(今属河南)人，北宋画家，以善画树驰名。题诗首句即将赵千里在画山、石、树上兼采范宽、郭熙笔法的特点揭示出来，其实是将致罗振玉信中之言，约以诗歌句式而已。致罗振玉信有云“乍观之似马、夏一派”，“不观此画不能知马、夏渊源”，题诗也有“同时刘李并精能，马夏终嫌笔有棱”之句。马远、夏圭与刘松年、李唐在画坛上并称“南宋四家”。四家在画法上虽各有特点，都擅长使用大斧劈皴法山石等，这与致罗振玉信中所说“气象甚大”、“用笔甚粗而实有细处”，也基本上是同一意思。再如致罗振玉信中提及此画卷“甚破碎”，而题诗也称此卷为“残缣”，其残破亦相似。如果说略有不同的话，就是致罗振玉信中尚将此画卷作为画派“北宗”中的压卷之作，而题诗则以“千载只传金碧画，谁知衣钵是南宗”，将其风格归入南宗一派，这可能与王国维在观看画卷中的认识变化有关。而就是这一点不同，也在致罗振玉信中略透端倪，因为在信的开头，即言及罗振玉赐《南宗衣钵》第1卷之事。或许是王国维在观览《南宗衣钵》第1卷的过程中，对于赵千里“金碧细皴”画法的一种新的体认。
    此信言及画中人物、宫室、桥梁“均出北苑”，“诗中不能言之”，盖限于诗歌体式也。“北苑”云云，即指南唐画家董源，因中主唐元宗时曾任北苑副使，故被称为“董北苑”。明代画家董其昌更以“吾家北苑”指称董源。董源最工水墨山水画，仕女、花鸟画亦有名声。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其后建业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体源及巨然画笔，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无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远峰之顶宛有返照之色，此妙处也。”对勘王国维在致罗振玉信中所说赵千里画卷“用笔甚粗而实有细处”，“盖内画近景与远景之不同”，从远近粗细的对照中看出赵千里与董源形同一脉。董源对宋元画家如巨然、赵孟 等影响特深。王国维观览北苑之画卷甚多，自称“平生于北苑眼福可谓至厚矣”，[3](P173)故初见赵千里此卷，即看出北苑画法的痕迹。王国维在致沈曾植信中说自己在“诗中不能言之”，只是不能直言的意思而已，题诗“一种高华严冷意，百年嫡嗣在吴兴”，其实也已委婉提及了。所谓吴兴，即指代赵孟 ，因其为吴兴人之故也。而赵孟 对董源画法的继承乃是绘画史上公认的事实，则王国维虽然说“不能言之”，其实也分明是“言之”了。
    此信下半敦请沈曾植查检“集稿”，并表示“拟录副本”，所言当为替沈曾植编辑抄录诗稿之事。1916年12月28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今日以维抄本付乙老，而留其原稿于维处，将壬、癸、甲三年诗取来拟续抄之，当以初十日毕此事也。”[3](P167)又言及对“奉和四律”的改易，则是对沈曾植与自己往返唱和的伏日简诗的再次修改而已。
    东轩先生乃沈曾植别号，宣统二年，沈曾植归里隐居嘉兴城南姚家埭新居，有驾浮阁、晁采楼、东轩，故以“东轩”为号。沈曾植并作《东轩远望》诗云：“万里归来客，千灾不坏身。愿王依净域，《心史》照芳春。璎珞山櫐发，瑠琉镜槛新。逃禅禅亦剩，只作看花人。”[5](P402—403)表达了明显的崇佛倾向。
    (五)手札五
    顷从　高斋归接雪堂来书，有上长者书，并书四册，兹特送呈，请詧收为幸，专肃，敬请东轩先生大人颐安。
    国维再拜
    此札未署日期，而罗振玉与沈曾植的通信又颇为频繁，难以确断，惟信中提及罗振玉赠书4册，略可用以推断时日。检王国维、罗振玉往来书札，罗振玉可能赠书沈曾植的时间主要有两次：一次是1916年7月11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昨晨，由蟫隐交来《书契后编》三书各二部，《南宗衣钵》册二卷二，《大云经》一册。以《书契》等三书、《大云经》、《南宗衣钵》册一卷二送乙老处，渠回书属先行于函中谢。”[3](P89)此言及赠书一事，但是否恰为“四册”？待考。另一次是1916年9月9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高昌壁画》及《石鼓考释》，今晨持送乙老。”[3](P115)参诸1916年8月29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信所云：“前托八幡丸携《高昌壁画菁华》二册、《石鼓文考释》二册交纬君，由纬交公，一分系奉赠，又一分祈转赠乙老为荷。”[1](P141)4册析为两份，则此次赠送沈曾植之书仅为2册而已。将这两次赠书对勘，此信作于1916年7月10日的可能性居多，即蟫隐(罗振常)交来书册当天。
    (六)手札六
    日本内藤博士(虎次郎)漫游赤县，自齐鲁南来，访余海上，出赠唐写本古文《尚书》景本，欢然道故，复将泝江西行遵陆北上，赋诗志谢，并送其行。
    安期先生来何许……(诗略)
    录呈东轩先生大人削正。
    国维
    此札未署年月，但《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一诗作于1917年10月间，则此录奉沈曾植当在此后不久。内藤虎次郎为东京大学教授，1917年3月间与弟子高桥及富冈谦藏等来华考察，但与富冈考察路线略有不同，且内藤在华停留时间更长。当年10月，内藤从上海北上继续考察，王国维赋诗以赠。此信前小序与后来定本略有不同。定本云：“湖南先生北游赤县，自齐鲁南来，访余海上，出赠唐写古文《尚书》残卷景本，赋诗志谢，并送其北行。”定本的措语显然更为讲究了。所录诗歌文字之不同，则不暇细校也。故此札文字也略有校勘价值。
    (七)手札七
    常雨常阴卅日徂，端居兀自感睽孤。天行未必愆终始，云物因谁纪有无。万里玄黄龙战野，一车寇媾鬼张弧。炉灰拨尽寒无那，愁看街头戏泼胡。
    戊午短至一首
    东轩先生大人削正。
    国维草
    此札未署日期，但戊午短至，即戊午年冬至日，时为1918年12月23日，则诗当作于此日，而录奉沈曾植当是稍后数日，必不远也。此诗盖为初稿，后收入文集时，语句多有变化，如“卅日徂”改为“ 下都”，“端居兀自”改为“佳辰犹自”，“寒无那”改为“寒无奈”，等等。这些改动痕迹，可以见出王国维的斟酌之意，此信也因此具备了一定的校勘价值。王国维书赠沈曾植后，沈曾植作《静安录示短至诗和韵奉教》二首回奉，而王国维复作《东轩老人两和前韵再叠一章》，二人数相奉和，而情谊自见。
    以上手札本散漫夹杂于他书中，故7通顺序乃大致厘订而已。
    三、夹存王国维手札之《壬癸集》略说
    王国维这数通手札最初是由谁收藏的？暂时无法得以确证。但据夹杂于同一书中的跋文，知此《壬癸集》乃是近代收藏家孙祖同④故物。其跋文云：“庚辰腊月中澣，祖同道兄出示《壬癸集》，因随手书此。”“庚辰”为1940年。此王国维数封手札是否亦为孙祖同所收藏？有待进一步的考订。但孙祖同居沪甚久，且精书画等鉴识、收藏，与同样精通此道的沈曾植自然有交往的可能，然此数札是得之于沈曾植本人，还是在沈曾植去世后从其他渠道获得？一时也难明判。
    夹杂于这本《壬癸集》中，除7通王国维手札之外，另有王国维抄录诗词若干及一他人所书之《壬癸集》跋文，皆散乱无纪，视之可惜。《壬癸集》大16开，录古今体诗20首，乃王国维辛亥后东渡日本所作诗歌汇集，目次：颐和园词、读史二绝句、送狩野博士奉使欧洲、蜀道难、观红叶一绝句、壬子岁除即事、泳史五首、昔游六首、孝定景皇后挽歌辞九十韵、癸丑三月三日京都兰亭会诗。末署：大日本京都圣华房以江州旧木活字印行。1913年5月13日，王国维致缪荃孙信云：“至东以后得古今体诗二十首，中以长篇居多，现在拟以日本旧大木活字排印成册，名曰《壬癸集》。”[3](P36)则此集拟编订时间甚早。集中《癸丑三月三日京都兰亭会诗》写作时间最晚，1913年2月4日，致缪荃孙信云：“春间，此间日人有兰亭会之举，因系永和后第二十六癸丑之故。”[3](P35)则此时兰亭诗尚未草就，仅知将有此事而已。而《孝定景皇后挽歌辞》则是到了1914年3月前后才在日本报刊发表的。君□(此字难以辨认)题跋称《颐和园词》、《蜀道难》、《读史二绝句》、《孝定景皇后挽歌辞》等，“皆俯仰宇宙，弥深易代之思”。此自是不易之论。王国维自称《蜀道难》为端方所作，[3](P32)《颐和园词》“于觉罗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3](P27)《隆裕皇太后挽歌辞》“非为一时而作”，[3](P36)等等。无论是诗歌对象或内容，都以“易代”为基本背景，则其思自可想见。但君□同时又认为王国维宦游满人，以遗老自居，“应是知己之诚，深于家国之情”，与其他封建遗老颇有异趣，王国维是“华生志学”之人，原其迹象，应作如是理解。⑤细味君□此跋，似是对王国维知之甚深之人。王国维自己也称在《颐和园词》之外，拟作《东征赋》来探讨觉罗氏一姓之外，“全国民之运命，与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并认为这是比觉罗氏一姓“更可悲”者，只是因感手腕尚未成熟而搁笔。[3](P27)所以将王国维“遗老”情结中的“知己”之情彰显出来，笔者认为是契合王国维心境的。然“君□”者究为何人？笔者亦莫辨其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