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近代史研究》2010年4期

作者简介：於梅舫,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后。上海, 200433。xiakeyu@ sohu. com

内容提要：沟通汉宋以达学问胜境乃有清一代直至民国时期学界前贤一直努力的志业,因各家学力深浅与贯通程度不一,其眼中的汉宋实有不同,故兼采汉宋的做法往往各异。认识各家的异同高下,须在其所持言论之外,探求其人在兼采汉宋时取径与办法的不同。晚清学人治学,沟通汉宋蔚为风气,尤以江浙、广东为盛,后者颇渊源于前者,而又自具特色。晚清名儒朱一新,学出浙江诂经精舍,主讲于广东端溪、广雅等书院,与浙、粤两大学术圈关系极深,其学问交往,可资认识浙粤学人兼采汉宋的异同。朱氏治学路向以回复不分汉宋为高明,同时代的学人不加辨析,多把他看作广东陈澧一派,未必符合朱一新的自许。后人受此观点影响,所写学术史,难免偏差。以朱一新的言论为据,探寻其论学的语境与针对的事实,接近其论学的旨趣与本意,可以显现朱一新对于浙粤学术的认同或疏离,进而借此展现浙粤学人汉宋见解的同异与处理汉宋办法的高下。

关键词：朱一新/陈澧/《无邪堂答问》/沟通汉宋/不分汉宋

汉宋分争、兼采是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大关节。乾嘉之后,汉宋门户已立,纷争不断,因而沟通汉宋、兼采两长以求回复不分汉宋的境地,达到学问的胜境,成为不少学人的至高追求。此种学风,尤其以浙、粤两大学术圈为盛。粤学以陈澧为旗帜,陈澧之学出于阮元所办学海堂,渊源于浙学,因而前人多不见浙、粤学人兼采汉宋的差异,实际浙、粤颇有差异。朱一新出生于浙江义乌,青年时问学于杭州诂经精舍,中年辞官后即一直主讲于广东端溪、广雅诸书院直至过世,出入浙、粤学术圈。朱氏治学主张不分汉宋,意图回复乾嘉之前治学不分门户的胜境,貌似陈澧之学,同时代的学人不加考辨,多视其为广东陈澧一派,其实未必符合其自我认同。民国学人又因所资文献不足征,无法全盘统观,掘其底蕴,往往只能借助前人言说以为凭据,以此认识当时学术史,难免发生偏差。①后人受此影响,考察朱一新的论学主旨,往往牵连其在浙、粤之间

①光绪十五年(1889),吴虞便听廖平称朱一新为陈澧一派(吴虞:《爱智庐随笔》,发表于1915年10月,后收入《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页。此书承蒙中山大学张凯博士提示,此致谢意)。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直接说朱一新为陈澧一派的最早记载。吴虞《爱智庐随笔》初刊于《国民公报》,挟报刊之力,影响极大。发表之后, 1917年,钱基博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原称《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其中论及廖平一节时引录了这一段话(钱基博著,傅道彬点校:《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这句话显然影响了钱基博的看法。1930年钱氏撰著《后东塾读书记》(即《古籍举要》)时,称清学史中有一派,“兼宗汉宋,不为墨守,以为清学出朱子之道问学,以上窥许、郑。又谓汉儒亦明义理,力去汉宋门户之见。于是南海朱次琦子襄及陈澧开宗于粤,义乌朱一新鼎甫、定海黄以周元同桴应于浙,前唱后喁,蔚成学风。”(《后东塾读书记·序》,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1页)之后,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书是他在北大所开选修课讲义,开讲时间在1931年秋冬间,初版于1937年),内称:从朱一新“论学之态度言之,尚不能跨出兰甫以至实斋范围之外”(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00页)。另外,在钱基博之前,支伟成出版《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海泰东图书局1925年版),列有“浙粤派汉宋兼采经学家”,其中陈澧、朱一新皆在其列。

的倚重取舍,且多落实于比较朱一新与陈澧一派在沟通汉宋或不分汉宋上的观点异同。①然而,中国学人言说往往意蕴深刻,多有具体所指,仅从表面文字着手辨析其间异同,不追究言语背后所蕴含的事实,很难得其真意。与其纠缠于两者在论学语言文字上的异同,不如从朱一新的言论出发,剖析其论说的语境与针对的事实,更能接近朱一新的论学宗旨及其对于浙、粤学术的认同或疏离。更重要的是,朱一新出入浙、粤,关系当时浙、粤学人与学术极深,深入解析朱氏的指向与意涵,能够据此展现浙、粤学人所认识的汉宋的差异,以及他们在处理汉宋问题时所取办法的高下。其中,朱一新撰述《无邪堂答问》一事颇为关键。朱一新早年“博文而无心著述”②,晚年一反前行,抄录与广雅诸生问答之语定为《无邪堂答问》五卷,四处与友人通信,告知《无邪堂答问》之作与写作宗旨,最终又把这些信函收录于生前自定文稿之中,可见对于此书十分有心。此书的撰著,一定程度上便在应对浙、粤学人对汉宋兼采的不同态度与做法。解析《无邪堂答问》之旨趣,既可观照朱一新论学的宗旨,也能展现浙、粤学人在认识汉宋与兼采汉宋上的分歧与特质。厘清相关史实,可资认识清代以至民国学术史的深浅,并影响后学继承固有学术的路径正误与气度大小。

一、“吾与江浙学者之言,尤多不合”?

朱一新对于江浙学术的看法,仅从表面文字判断,似乎前后矛盾,言行不一。朱氏曾在写给儿子萃祥的信中回忆少年求学的经历,肯定在诂经精舍的学习过程,称自己“在金华时,竟无大进益,在杭州乃觉眼界稍宽”。又从自己的治学经验出发,教导萃祥读经作经解须体会高邮王氏著作的精义,指出:“《皇清经解》中有王氏《经义述闻》最好,当先阅之。”③朱氏还在答复妹婿傅敏生问治学门径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称赞高邮王氏“三世经学,卓然不磨”,可资为师。④此即为诂经精舍治学规矩。俞樾教人治朴学有两途,其一为训诂之学,应“潜研沉思,务期心得,必自小学始,

①今人多是在认同陈澧与朱一新学问相近的情况下考察两者的异同,如朱稚华《陈兰甫与朱鼎甫汉宋调和说之比较》,硕士学位论文,台北,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 1984年;杨雅婷《陈澧与朱一新之学术观的异同比较》,《中国文学研究》第3辑, 1989年5月;胡楚生《经生与烈士———试论陈兰甫与朱鼎甫之为学路向》,收入氏著《清代学术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93年版;傅莉雯《朱一新经世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 2005年。仅见曹美秀《论朱一新与晚清学术》(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 2004年)推测朱一新存有心与陈澧立异之处。

②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三),《历代日记丛抄》总第70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页。

③朱一新:《示儿萃祥》,《佩弦斋杂存》卷上,光绪二十二年《拙庵丛稿》本(下引朱一新著作除已注明版本者外都采用该版本)。

④朱一新:《复傅敏生妹婿》,《佩弦斋杂存》卷上。

高邮王氏书至精,此门径也”①。朱一新教人便循俞樾治经门径,其所教二人都为极亲近之人,自然无需曲折为说。奇怪的是,在其生平最为有心而作的《无邪堂答问》写成后,朱立即致信龚菊田谈论该书宗旨,称《无邪堂答问》“与吾江浙学者之言,尤多不合”②。此言很容易引起误会,也是判定朱一新撰写《无邪堂答问》旨趣的重要因素,若以此认定朱一新论学取向发生重大改变则大谬。钱基博对朱一新言说深有体会,认为“其言皆有为而发,非于晚清学风史实,烂熟心胸,未易晓其端绪”③。此语启发后人应关注与其相关的人事,以了解言外之意。比勘当时学人的各类记载和相关史料,始知此事与朱一新求馆江浙受屈有关,因而影响他对于此时江浙学人的判断。

光绪十二年(1886)八月,朱一新参奏慈禧太后当前红人李莲英,谏言不纳反而遭到降官的处置,随即辞去了官职。④之后,朱氏出于谋生与归省父母方便的考虑,急欲获得一个在江浙书院的讲席。次年年初,朱一新开始访馆,复张少玉的信谈到访求书院的经过,说曾“一至武林,泛舟黄浦,欲游金陵而未果”⑤。武林代称杭州,黄浦借指上海,两地访馆都没有结果。

朱一新“欲游金陵而未果”,金陵指南京,可能是想去访求位于江阴的南菁书院。南菁书院是与诂经精舍、学海堂齐名的东南名书院,由督学江苏的浙江瑞安人黄体芳创建,当时的院长是浙江定海大儒黄以周。二黄都是浙江籍,且与诂经精舍有莫大渊源,黄以周又与朱一新之师俞樾多通音讯,学兼师友。最主要的是,此时督学江苏的王先谦,曾是朱一新甲戌会试的荐卷师,据说对朱甚为器重。基于这些情况,朱一新大概以为此事十之八九可成。光绪十三年(1887)夏间,朱写信给王先谦,希望能代为筹划,为其在南菁谋一讲席。⑥目前无法得知王有否回信,或作何答复,确知的是此事最终还是未能如愿。朱一新不得不接受了远在岭南的端溪书院之约,内心非常失望。朱在感谢好友黄在同为其谋得张之洞端溪书院讲席的信中感叹道:“初欲于江浙近地,觅一位置之区,藉资菽水,亦便归省,而事与愿违,迄难就绪。”⑦等到朱氏身临广东之后,更感受到当地阴霾的天气与常作熟梅的湿热,不仅归省不便,更危及生命,影响赖以安生立命的读书治学。朱一新青年时与友人偕游西山,“遇雨酿疾发狂”。之后,又因患湿疾几乎丧命,从此落下顽症,极不适应潮湿多雨的环境。任教广东后,“每春夏之交,宿疴必发,恃药为命,与命为仇”⑧,颇难抵挡粤地卑湿的气候。朱氏对江浙书院不能容他一席,不可能没有一丝怨气。

凑巧的是,不久之后南菁就迎来了一位新院长。其实新院长缪荃孙对于接受这个席位未免犹豫,几乎是王先谦硬塞到其手里的。光绪十四年(1888)二月,缪荃孙的继母去世,四月初王先谦就积极地为缪筹划起来,说:“弟既遭大事,更不可无馆,决计于南菁增设一席,请弟主讲。”缪荃孙不无犹豫,王又请费幼亭致信敦促。⑨即便如此,缪仍在左右思虑之中,担心两院长同处,“恐未必无

①俞樾语,引自费念慈与缪荃孙信,收入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8页。

②朱一新:《答龚菊田刺史书》,《佩弦斋文存》卷下。

③钱基博:《后东塾读书记·序》,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2页。

④详情可参看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四),《历代日记丛抄》总第71册,第255页;廖廷相《奉政大夫陕西道监察御史朱君行状》,收入朱一新《佩弦斋杂存》卷下。

⑤朱一新:《复张少玉同年》,《佩弦斋杂存》卷上。

⑥分别见廖廷相《奉政大夫陕西道监察御史朱君行状》,朱一新:《佩弦斋杂存》卷下;朱一新:《上王益吾师》,《佩弦斋杂存》卷上。

⑦朱一新:《答黄再同同年》,《佩弦斋杂存》卷上。

⑧尹恭保:《陕西道监察御史朱公一新传》,《佩弦斋杂存》卷下;朱一新:《答濮止潜同年书》,《佩弦斋文存》卷下。

⑨王先谦致缪荃孙函,收入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第27页。缪荃孙在光绪十四年四月九日记道:“接王一梧师信……约南菁讲席。”(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光绪十四年四月十一日又记道:“接费幼亭世丈信,代一师约南菁讲席。”(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第17—18页)

间话”①。其实这一层王先谦也细心地体察到了,他在约书中早已解释明白:“元同品学实好,经术甚深,特不解词章。诸生尚佩服,兄亦敬之。明年则后任主持,非兄所能预知耳。”②一边解释南菁书院本是古学、词章并立,两院长可同时兼顾,一边暗暗警告今年错过此席,明年便无法确定,大有过此村便无此店的意味,语重心长,颇可见“长者”风范。

王先谦为缪荃孙如此热心谋划,朱一新应该知道大概情形。朱在缪荃孙获得南菁讲席之后曾致信王先谦,说“屡从叶槐生处询悉近履,慰藉远怀”;抱怨“粤地卑湿,入春以后,长作熟梅天气,夙苦脾疾,近复浸淫四支〔肢〕,久恐成为症”。朱还告知“筱珊来粤小住兼旬,相去一衣带水,竟未及晤”。③据《艺风老人日记》,可知缪荃孙在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中旬到达广东,明年三月中旬返回南京。④据此,朱一新该信当作于光绪十五年的四、五月份,正是岭南“长作熟梅”的时候。素苦湿疾的朱一新在如此节气于未通书信一年后突然又致信王先谦,内容看似无关紧要,不写亦可,实则别有深意,表明朱已从叶槐生处了解王以及南菁的大致情况,包括王为缪谋划南菁讲席的事情。又因缪荃孙“来粤小住兼旬”,与广州名士学人交游雅集,朱自然也有机会得知缪的现状。

朱一新人品、才识、学问都有过人之处,向来在江浙士人中口碑极好。早在同治九年(1870),钟慎斋便称朱一新“年少有美才,能为汉学”。眼高过顶的李慈铭也赞他“年少好学,经史皆通,辞赋亦有才气”,乃“浙东佳士”。⑤光绪十一年(1885),吴大澂询问袁昶“当今人材为谁”?袁的答复就以朱一新为首,当时已极富时名的沈曾植、王颂蔚尚在其后。⑥不仅时人多看重朱一新,朱本人也自识颇高,史学直比钱大昕、王西庄,其他诸人更不在话下。⑦如此高的声誉与自视,苦求江浙近地的讲席却不可得,内中的委屈与不平可想而知。朱一新的苦怨估计并非闷在肚中,对于亲近的人还是会有所吐露。朱怀新在编辑哥哥的散稿时,便做了一个有意思的安排:他在朱一新致王先谦的求馆信后附录了兄长婉言辞谢各地书院聘约的一系列信函,计有张少玉邀至湖北某书院信、关季华约至经心书院信、李芍农荐书、袁昶芜湖中江书院聘书等,以见朱一新学识颇为众人所推崇,朱怀新可谓深明朱一新的痛处。⑧散稿编辑好之后,朱怀新颇发巧思,把此书邮寄给了王先谦,更可见其中意思。⑨

有意思的是,王先谦没有接纳朱一新,未必由于学问的高下,或势有不能,而是另有原因。据《清稗类钞》记载:“王益吾祭酒先谦之督学江苏也,名与黄漱兰侍郎齐,外间传其实贿李莲英而得此差。既瓜代,虑名为李污,乃疏劾之,并谓李非真阉,词颇秽亵。孝钦后览奏,震怒,解李衣而众示之,遂以是罢归。然王之直声,动天下矣。既出京,李尝语人曰:‘吾阅人多,从未见如王之狡者,昏暮而乞吾怜,明白而攻吾短,彼谓可以掩其过,吾谓适以彰其丑耳。南人多诈,王其表表者乎!’知之者则曰:‘李既衔王,故以是损其誉也。’”10此文颇多文学色彩,据王先谦《自定年谱》,此奏在光

①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第40页。

②王先谦致缪荃孙函,收入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第27页。

③朱一新:《又上王益吾师》,《佩弦斋杂存》卷上。

④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第85—116页。

⑤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九年,转引自傅莉雯《朱一新经世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 2005年,第24页。

⑥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四),《历代日记丛抄》总第71册,第120页。

⑦朱一新:《答龚菊田刺史书》,《佩弦斋文存》卷下。

⑧朱一新保留了求取江浙书院讲席及辞谢各地书院聘约的书信底稿,按照其自定文集的编辑原则,可知有关政治、学问之作才留存,因而其保留这些看似“闲杂”的书信,其实也透露出一些类似信息。这些信件俱见于朱怀新所辑《佩弦斋杂存》内。

⑨王先谦致缪荃孙函,收入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3页。

10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4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21页。

绪十四年三月上呈,所谓“李非真阉,词颇秽亵”等语句全是后人添油加醋,原奏之语气远未如此激烈。而“孝钦后览奏,震怒,解李衣而众示之”,也是无稽之谈。事实上王先谦也并未罢归,后一年学政任满,才辞归回乡。①此文虽为野谈,剔去其中荒诞之处,却也可见当时王先谦得江苏学政之位源于贿赂李莲英的传闻在京城有所流传。素知朝廷秘闻的文廷式记录王先谦上奏的情况,称“王先谦以劾李莲英去,其折则淡淡二百字耳。盖欲俟明白回奏时,列款继上也。及折入,则留中不发。闻归政之意,盖决于此,未知实否?或云王先谦得李太监之益,未知果信然否?亦足见人贵立身于早也。”②此或可佐证当时一定范围内流传着王因贿赂李莲英而获得江苏学政的传闻。揣摩文廷式称奏折只“淡淡二百字耳”的语意,似也偏向确信传闻。文廷式《知过轩谭屑》又道:“朱蓉生一新之劾李太监,其时尚萌孽耳。数年以来,势力愈张,内外各官入其彀者指不胜屈,甚且鬻学政,卖使臣矣。”③所言“鬻学政”当包括王先谦。文廷式不仅记之于纸,也宣之于口,王先谦曾在与友人信中失态大骂“文廷式狗彘”④,或许便源于其说法在当时士大夫间传播,触动其隐疮。就王先谦而言,若真正身家清白,为了挽回声誉而上“淡淡二百字”的奏折,效果远不如在学政任内接纳刚弹劾李莲英的朱一新,使“谣言”立破。反之,王先谦若因李莲英而得江苏学政,情理上确不能在学政任上接纳朱一新。等到王先谦任满回乡,值缪荃孙欲辞院长一席,便又用缪的名义为朱一新运动起南菁讲席来⑤,未免有些弥缝前疏的味道。李莲英说王先谦“彼谓可以掩其过,吾谓适以彰其丑耳”,精到而妥贴。如此,南菁书院未能接纳朱一新,并非江浙学人意愿。事后,缪荃孙向江苏后任学政杨蓉浦推荐朱一新,便是遵徇黄以周等人的意思,可见江浙学人对朱一新相当认同。⑥只是朱因王而迁怒于当时的江浙学人。

二、“治经不如治史之尤要”

朱一新治学宗尚江浙,循诂经精舍门径进行,却也不限于此,欲在门径之上更进一步。龚菊田曾致信朱一新,称朱“经深于史”。朱与龚谈《无邪堂答问》宗旨的信中作有答复,语气颇有调侃的意味。信中称龚“尚未为知我者”,又道:“平生经学甚浅,谬窃时名,岂敢自信。若史学则亦不敢自诬。近儒中惟钱竹汀若并世而生,谨当退避三舍。他如王西庄之徒,当与并驱中原。余子碌碌,则事我者也。”⑦朱氏对于自己的经学未必不自信,与另一友人通信时老实不客气地称“七百年来巨儒纂著,略能言其得失”,且在《无邪堂答问》中论高邮王氏之学应更进一步,不以其为登峰造极。对于钱、王二人的史学也未必那么佩服,曾说:“竹汀史学绝精,即偶有疏误,视西庄辈,固远胜之。第此为读史之始事,史之大端,不尽于此也。”⑧如此说法,大概源于龚菊田未能看到其史学的好处,更赞不到其经学的妙处。

朱一新学术追求中的经学应与龚菊田所说大不同。清代经学之名,虽在泛指的情况下统称治

①王先谦:《王先谦自定年谱》,收入《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733—735页。

②文廷式:《知过轩随笔》,收入《〈青鹤〉笔记九种》,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4页。

③文廷式:《知过轩谭屑》,此稿抄本现存于台湾王尔敏先生处,本文引自王尔敏《文廷式遗稿〈知过轩谭屑〉之史料价值》,收入李国祁主编《郭廷以先生百岁冥诞纪念史学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11页。

④王先谦致缪荃孙函,收入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第30页。

⑤可参见王先谦致缪荃孙函,收入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第28页;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第180页。

⑥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第180页。

⑦朱一新:《答龚菊田刺史书》,《佩弦斋文存》卷下。

⑧朱一新著,吕鸿儒、张长法点校:《无邪堂答问》,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5页。

经的学问,多数情况下有具体含义,大致与理学相对。顾炎武针对晚明空疏的治学取向,标举“古之经学即理学”以救其弊,也可理解为当时经学与理学已经分开而言。鲁曾煜为李绂《穆堂别稿》写序指出:“古之学者出于一,今之学者出于三,曰道学也,经学也,词学也。”①卢文弨也认识到当时“为理学者宗程、朱,为经学者师贾、孔”。可见学问已趋向专门而治。究其原因,大概如卢氏所说乃是由于“人之力固有所不能兼”。不过学术走向专门的事实,更显示出学人若能兼采各端,乃为高明之境。卢文弨在指出分治的情况后又说:“其能有所兼者,尤足贵。”②治学偏向汉学的惠栋也称:“汉人经术,宋人理学,兼之者乃为大儒。”③稍后戴震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其中“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至于理义与制数,“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他认为兼之者才能得圣人之道。④桐城派标举“义理、词章、考据”缺一不可,也近此意。因而,嘉庆年间江藩写定《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勾勒清代汉学、宋学的师承渊源,不符当时学术实情。不过,江藩本意也并非严分汉宋,因阮元一序提倡而风行天下⑤,后人因此对号入座,使得专门化一变而为分立门户,且割裂择善而从、兼采各端的通人之学为“汉学”、“宋学”,不能得其要领。末流之弊就在于此。张之洞督学四川时通观当时学风,称“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末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⑥。大概自标门户的两派都未能识得学问大体,自划畛域,走向偏锋。双方又互相诟病,时人所谓“世之袭汉学者动诋宋学为空疏,尊宋学者又以汉儒为占毕”⑦,入主出奴,破碎学问,最终于学理无法发明,于世用也毫无益处。朱一新对于如此经学极表忧虑,称“乾嘉后经学愈盛,人才愈衰。李次青作《先正事略》,求一二名臣名儒而不可得,乃不能不降格取焉,以充其数”,察其因,便在“古之儒者,通经所以致用,今之儒者,穷经乃以自蔽”。⑧朱一新所说“经学愈盛,人才愈衰”,很有讽刺意味,其意不仅指清代汉学末流“穿凿附会”,“徒沾沾名物器数,繁称博引,震炫一世,而治术学术之广大精微者,转习焉不察”,只能是“经学之蠹”,于“国事人心,亦复何补?”⑨又指“讲学家空衍性天,以汩义理”10。自限门户的两家都流于空虚无用,不能回复不分汉宋的境界。因此,朱一新别辟一境,认为“当多事之秋,则治经不如治史之尤要”11。朱一新曾向康有为道过此意,说“尝盱衡近代学术,而窃有治经不如治史之叹”12。朱一新认为“近代学术”是“汉学家”、“讲学家”割据以自限的学术,导致“学术与治术之分久矣,学与行盖亦未尝不分”的情况日益严重,“逮至近世,则汉与宋分,文与学分,艺与道分,一若终古不能合并者然”。然而,仔细考察汉

①      鲁曾煜:《穆堂别稿序》,载李绂《穆堂别稿》卷首,道光十一年重刊本。

②卢文弨:《书杨武屏先生杂诤后》,载氏著《抱经堂文集》卷11,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60页。

③惠栋:《汉宋》,《九曜斋笔记》卷2,《丛书集成续编》第9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515页。

④戴震:《与方希原书》,氏著《戴震文集》卷9,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3—144页。

⑤参见朱维铮《汉学与反汉学———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收于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戚学民《“儒林列传”与“汉学师承”———〈汉学师承记〉的修撰及汉宋之争》,收入桑兵、关晓红主编《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⑥张之洞:《輏轩语·语学第二》,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卷272,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94页。

⑦白让卿:《述朱质疑·后跋》,见夏炘《景紫堂全书》之《述朱质疑》卷末,民国十年刻本。

⑧朱一新:《答濮止潜同年书》,《佩弦斋文存》卷下。

⑨朱怀新:《佩弦斋杂存·跋》,《佩弦斋杂存》卷末。

10朱一新:《答龚菊田刺史书》,《佩弦斋文存》卷下。

11朱怀新:《佩弦斋杂存·跋》,《佩弦斋杂存》卷末。

12朱一新:《答康长孺书》,《佩弦斋文存》卷上。

宋儒者如“董、郑、程、朱之所以为学,进而求诸圣门之所以教人,则但有本末先后之分,而初无文行与学术治术之分也”。故“汉与宋”、“文与学”、“艺与道”未必不可合,朱一新着力处实在此,壮言“鄙人于此盖不敢不勉勉焉”。①

朱一新以“治史”挽救“近代学术”流弊的目标,乃在还复文行、学术、治术不分的境地,达到不分汉宋的境界,其言史学有特殊意义,与经学不能分。

光绪九年(1883),朱一新向好友袁昶畅谈对于史学的看法,说“古人所以孜孜力学,不敢弃日者,将以求立事也。两汉儒臣去三代未远,则当以经决事。后世去古远,制度文物日漓日变,非三代之旧物久矣,故当以史决事,涑水《通鉴》所以作也。先汉无史之名,《史记》百三十篇,班氏以附之《春秋》家,《史》、《汉》皆续经而作也。孝武好《公羊》,孝宣好《榖梁》,董生雋不疑以《春秋》决狱比,故其时治经学为亟。后世人事繁伪,经制、风俗代为沿革,欲裨世道,先审时宜。苟反古徇俗,指迹慕远,匪惟物情疑骇,抑亦扞格不行,故治史学为亟。此学术宜因时而权其损益,度其缓急者也。”②之后,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提到类似意思。他说:“汉时,史学未兴(此指后世史学言之,实则《书》、《礼》、《春秋》皆古史家之书也),《太史公书》、《汉著纪》之类,《班志》皆附于《春秋》,其经学即其史学。而去古未远,制度、风俗皆于经义为近,故致用在乎穷经,犹今人之言经济当读史也。史愈近者愈切实用,故国朝掌故必须讲求,《明史》亦需熟读,汉之视周,犹今之视明耳。”③朱对于经、史都看重其切近时势、有资实用的特点。其中史学的涵义,包含古今两意。一是古之史学,二是后世史学。经也就是古之史。

钱穆先生据此称朱一新“移治经为治史”,从论学态度言之,不出章学诚范围。④此说深有见地。落实于具体,朱一新确实颇借鉴于《校雠通义》。回到朱一新《无邪堂答问》的具体情景,当时的论述都从评价《汉书·艺文志》衍化推出。《无邪堂答问》说:“刘中垒父子成《七略》一书,为后世校雠之祖。《班志》掇其精要,以著于篇。后惟郑渔仲、章实斋能窥斯旨。”校雠之学的精义,便在“商榷学术,洞彻源流”。⑤此说出于章学诚,乃章在《校雠通义》中所发挥的校雠学精义,语句有略微的调整。章学诚的表述是这样的:“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刘歆《七略》亡矣,其义例之可见者,班固《艺文志》注而已。”“郑樵……真得校雠之要义矣。”“郑樵氏兴,始为辨章学术,考竟〔镜〕源流。”⑥由此可知,朱一新借用了章学诚阐发的刘向歆父子校雠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内涵,区别于“审订文字为校雠”,只是语句调整为“商榷学术,洞彻源流”而已。有了这一层认识,朱一新从“商榷学术,洞彻源流”入手,史学的古今两义便融通合一。朱又指出古无史学的名目,若以后世史学言之“实则《书》、《礼》、《春秋》皆古史家之书也”。考辨史学源流,先汉的经学即是史学,可谓是“源”。后世史学滥觞于古之经学,可谓是“流”。后世史学出于经学,自然不能与经学强分,研史也类同于穷经,只是时序不同而已。朱一新进而指出:“郑君注经,每以汉制况周制,本朝掌故之学也。注体谨严,故所及者只此,实则无事不可通。”郑玄注经便切近当时,且不背经义,宗旨不谬。因为“史之

①      朱一新:《答濮止潜同年书》,《佩弦斋文存》卷下。

②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三),《历代日记丛抄》总第70册,第496—497页。

③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2,第77页。

④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98—700页。

⑤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2,第75页。

⑥章学诚:《校雠通义》,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45、966、983、1009页。

大纲悉出于经,所不同者,特其因革损益。其义例,则经已备。”①而“生汉宋诸儒而后,《六经》大义已明,儒先之宗旨即可取以为我之宗旨”②。只需详察后世因革损益,随时体验经义,名是治史,同为穷经,好处在切近时势,利于实用,庶几可达治术与学术合一的境界。朱一新理想中的史才,乃要“读五典三坟”,“辨三科九旨”,“窥大义于春秋”,“依经训以立言”。③因此,钱基博称朱氏“治经学而得史意”④,可谓解人。

朱一新的“史学”要能由源及流,融通经史,理想的典范就是“杜君卿之《通典》、秦文恭之《五礼通考》”,皆“通经于史”,乃“振古奇作”。⑤因二书确能谨守《礼》训,因时损益,有利当下。朱一新阐释道:“礼时为大。知古而不知今,未足施诸实用。朱子早年定《家礼》,犹第增损益温公《书仪》,晚年修《仪礼经传通解》,则创前古未有之例。江慎修继之,秦文恭扩之,遂勒成一朝巨典。”“盖道者千古莫易,制度则当随时损益,艺亦古今不同……时不同也。”⑥“《礼》有文有本”,后世所“损益”的,便是“其文之委屈繁重者,非后世所能行”者,“第增”的也便是适于“时”的因素,至于礼的精义贯通而一,宗旨不偏离。⑦据此,朱认为:“成己成物之道,操之至约,恢之弥广,故可运六合于寸心。其义则备于六经,其事则详于诸史。治经、治史,皆欲穷至事物之理,以措诸用,而非摭拾细碎,傲人以所不知之谓博也。”⑧道义备于六经,可资借鉴的事例备于诸史,其中有至繁者扩充因革,也有至约者收束其中。故通经于史,实从“博文约礼”推出。如此标准之下,高邮王氏之治经、钱大昕之治史,虽然绝精,并不登峰造极。

当然,朱一新的批评乃是出于救学弊,未必针对高邮王氏和钱大昕,而落实于那些“以此为登峰造极之事,遽欲傲宋、元、明儒者”⑨。朱一新对高邮王氏与钱大昕等人的学问还是很推崇的,他说:“大抵博文约礼分先后,不分缓急。当博文时,即有约礼之功,非俟读尽天下书而后约之以礼也。”10虽然如此,他还是认为王、钱等人实学的阶段不可或缺。朱一新曾闭门苦读,“勘遍九经三史,以及廿二史诸志,皇朝掌录,藉括名物制度之要”,便融合二王与钱大昕治经治史的好处,只是不以之为研究经史的大端而已,最终还是要“以通兴旺成败之原”。11其实他遵循的还是义理从考据出的道理。

三、“尽观其深”与“徒据一二端之近似”

当朱一新辞官后主持端溪书院时,陈澧虽已过世,却因封疆大吏张之洞的揄扬而名声远播,学风润入两湖,远被京师,广东更是盛行陈澧之学。朱一新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治学又主张不分汉宋,与力图沟通汉宋、融合郑朱的陈澧之学极为近似,且与陈澧门下弟子如梁鼎芬、廖廷相等都保持

①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2,第77页。

②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1,第14页。

③朱一新:《史有三长赋》,《佩弦斋律赋存》卷1。

④钱基博:《后东塾读书记·序》,第3页。

⑤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2,第77页。

⑥朱一新:《答某生》,《佩弦斋杂存》卷上。

⑦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4,第145页。

⑧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4,第157页。

⑨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4,第75—76页。

10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4,第144页。

11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二),《历代日记丛抄》总第69册,第4页。

良好的关系①,故而当时不少学人称其为广东陈澧一派实在情理之中。实际上,这与朱一新的自我认同相去甚远。

与朱氏同出诂经精舍的浙江黄岩人王舟瑶与私淑陈澧的文廷式谈论陈、朱两人之学,便说二人“虽不攻程朱,蹈乾嘉之陋习,然宗旨究不离乎考据,未能反求身心,直以躬行之学为天下唱”②。语含贬义,视二人同出一学。四川的廖平更直言:“陈兰甫调和汉宋,王湘潭谓之汉奸;近日朱蓉生(一新)、缪小珊(荃孙)即其一派。盖略看数书,以资谈助;调和汉宋,以取俗誉,《东塾读书记》是也。”③湖南学人皮锡瑞略不同于上述二人,不时在日记中感叹陈澧、朱一新学问通达无弊,“兼考据义理之长”,不过也是认为两人治学路数相近。④以上诸人都是当时学界的活跃分子,所说时间稍有先后,区域遍及全国各地,大概可证朱一新学近陈澧这一说法的广泛性。后人多承袭这一说法。当时,陈澧的名声大到有学子冒认东塾弟子以图获取时誉之事。⑤然而学人把朱一新与陈澧归为一派,以此或毁或誉,都不符朱一新本意。朱一新不仅与陈澧治学门径迥异,还在著作中对陈澧多有批评指摘。

乾嘉之后,江浙皖地区沟通汉宋或不分汉宋的治学取向蔚然成风,广东则因阮元开办学海堂,承此风气。然而浙、粤学人认识中的汉宋多不同,处理方式也多有差异。张之洞编定《书目答问》,后附以《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梳理“国朝人学术之流别”,以示学子读书门径。其于“经学家”一栏列有“汉宋兼采经学家”,入选者大多是江浙皖三地学人,可知编选者眼中“汉宋兼采”以江浙皖为正宗。考察入选人物,大体上处于汉宋门户分争之前。按照编选者解说,诸人乃是在治经中“博综众说,确有心得”,而未必心存门户兼容之意。⑥治学颇知宗尚江浙的皮锡瑞称清朝初期诸儒治经,“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说,择善而从”,在汉宋门户已分后之学者看来,“为汉、宋兼采一派,而在诸公当日,不过实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⑦这大概接近该说法。黄以周说清人“汉宋兼采”者以王白田为最上,王氏之学便不能以清人强分的“汉学”、“宋学”之一端来概括。⑧对“汉宋兼采”作如是观的学人,虽在清人汉宋门户分争之后,无法避开“汉学”、“宋学”之名,却也能实事求是地体认门户不分前的意境。朱一新颇能接续江浙“汉宋兼采”之意,称古来学术“初无分于汉宋,汉宋者近人自分之”,“汉学家”强分清代“汉学”、“宋学”的师承家法⑨,入主出奴,“实未得汉宋诸儒之真际,非但于宋儒凿枘,即汉儒真学术亦何尝窥见,徒取其穿凿琐碎者以哗众取宠,岂汉巨儒之学仅如斯而已乎?”他不认为清人强分的汉宋畛域符合汉、宋儒者本来情形,只是标举一端以压制彼端而已。故其自述《无邪堂答问》“与乾嘉以前儒者之言,可相印证。与乾嘉以后儒者

①朱一新去世后,灵柩将自岭南归义乌,当时梁鼎芬即欲“赴沪迎之”,可见生前颇有交谊。参见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七),《历代日记丛抄》总第74册,第64页。

②王舟瑶:《致文侍郎书》,《墨盫集》卷6, 1913年铅印本,转引自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2页。

③吴虞:《爱智庐随笔》,《吴虞集》,第90页;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0页。

④参见吴仰湘等《〈师伏堂日记〉所见皮锡瑞之经学观》,《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41页。

⑤李详:《陈兰甫先生冒籍弟子》,《药裹慵谈》,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115页。

⑥张之洞:《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张之洞著,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页。

⑦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22页。

⑧唐文治:《朱止泉王白田先生学派论》,《国专月刊》第2卷第5期, 1936年1月,转引自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收入氏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⑨朱一新《答康长孺书》说:“汉学家界画鸿沟,是狭僻迷谬之见也。”很可能指江藩勾勒清代“汉学”、“宋学”的师承渊源。见《佩弦斋文存》卷上。

之言,则多不合。”①原因便在于乾嘉之前儒者门户未开,治经崇尚博采兼得,颇合古来学术真相。

陈澧多有不同。陈虽学出学海堂,与江浙学术渊源极深,有人称其“学出仪真而精纯过之”②,其实未必符合江浙学人的看法。黄体芳曾巧妙地评价阮元创办学海堂,后期得桂文灿,才最终不负其堂。③言外大不以当时极富时名的陈澧为然。同样主张打破汉宋门户的黄以周批评当时一些学人持平汉宋不过是调停两是,道:“今之调停汉宋者,有二术:一曰两通之,一曰两分之。夫郑、朱之说,自有大相径庭者,欲执此而通彼,瞀儒不学之说也。郑注之义理,时有长于朱子,朱子之训诂,亦有胜于郑君。必谓训诂宗汉,义理宗宋,分为两戒,亦俗儒一孔之见也。”④这看似泛称,实有针对。其门下弟子唐文治请教汉宋兼采学人应当以何人为最佳,黄答道“王白田先生是已”⑤,根本不以沟通郑朱、融合汉宋闻名于时的陈澧为上选。私淑黄以周的章太炎说得更直接,称陈澧“鸠合汉、宋,为诸《通义》及《读书记》,以郑玄、朱熹遗说最多,故弃其大体绝异者,独取小小翕盍,以为比类。此犹揃豪于千马,必有其分刌色理同者。”⑥章太炎之说其实指明了黄以周所斥“调停汉宋”的内涵与针对对象。

无巧不成书,江浙学人批评陈澧一派沟通、调和汉宋不通,素来治学以博通自负又以为江浙学人对其学问不表认同的朱一新,却在与友人通信时自嘲《无邪堂答问》“不通”,说“使今之名士见之,必有骂我不通者”。朱在致另一人的信中,又龂龂自辩,力图区别于一些沟通汉宋的学人,说“近儒欲沟通汉宋,亦徒据一二端之近似,而未能尽观其深”。⑦截然区分“徒据一二端之近似”与“尽观其深”两种境界,以“尽观其深”者自居,与“不通”者相对,前后对照,颇有自解的味道。曹美秀推测朱一新批评“徒据一二端之近似”的调和者针对陈澧,不为无因。⑧

朱氏所分境界,与黄以周所言相通,大致反映了浙学与粤学处理汉宋的差异。“徒据一二端之近似”,内涵与黄以周辨析的“两分之”、“两通之”相通,皆为两是的调停之学。“两分之”似分实不能分,“两通之”似通实不能通,如此沟通汉宋,往往只是摭拾类似曲加附合,门户仍旧横亘当中。这自然不能“尽观其深”而博观约出,只能“徒据一二端之近似”,就像章太炎所说的“犹揃豪于千马,必有其分刌色理同者”。时在朱一新之后的江苏学人刘师培评陈澧学说,称其“崇郑学而并崇朱学,惟不能察其异同之所在,惟取其语句之相同者为定,未必尽然也”⑨。分析问题所在,大概便是朱一新所指出的汉宋大儒大旨上固然相合,“节目不同处”也很多,学人不仅应该“知其所以合”,“又当知其所以分”,“事事求合,窒碍必多,斯穿凿附会之说起”。10后世门户既分,若不能分清汉宋原来面目与清人后设汉宋之见的差别,又欲突破门户、融通二者,自然只好“徒据一二端之近似”了。

此事要求极高,若之前学养不够,往往不能得其要领。陈澧出身下级官僚、幕友之家,早年没有

①      朱一新:《评某生论科举》、《答龚菊田刺史书》,《佩弦斋杂存》卷下。

②尹炎武致陈垣函,收入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131页。

③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78),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28页。

④黄以周:《南菁书院立主议》,《儆季杂著·文钞》卷6,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⑤唐文治:《朱止泉王白田先生学派论》,《国专月刊》第2卷第5期, 1936年1月,转引自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收入氏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32页。

⑥章太炎:《清儒》,收入《訄书初刻本重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1页。

⑦朱一新:《答龚菊田刺史书》、《答濮止潜同年书》,《佩弦斋文存》卷下。

⑧曹美秀:《论朱一新与晚清学术》,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 2004年,第9—10页。

⑨刘师培:《汉宋异同论》,收入朱维铮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09页。

10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3,第116页。

接受很好的学术训练。①入学海堂肄业,虽于音韵小学颇有深究,而创办学海堂的阮元也说广东学问尚不如当时水平亦不高的福建②,实际上缺乏名师高人的指教。陈澧自述35岁方读朱子文集,更别说其他宋儒著作了,对于汉宋学术很难有深入的探究。③故而陈氏眼见当时汉宋门户分争之后学术的萧条与弊端,意欲调和汉宋、不存门户,便被虽为湘人而素以江苏人自居的叶德辉批驳,称:“东塾似接亭林之传,而实非亭林之正脉。亭林之世无汉宋,则有意兼通汉宋者,不得谓之师法亭林。”④叶的意思是说陈先已存有后世汉宋门户,再从门户观念出发以求合辙,而不是按学术发展的自然趋势顺流而下,因而很难符合本来状况。故陈澧以此出发说“汉学以郑康成为大宗,宋学以朱元晦为大宗,二人皆兼考据性理,未可偏废”,便被费行简指责为“是论人,非治经”。虽然看似博洽,实际是未能深明家法,不足以名家。⑤朱一新在这一点上优于陈澧,“少嗜濂洛关闽之书,数百年来巨儒纂述,皆能言其得失”⑥。且学有师承,为诂经精舍俞樾高徒,受当时高水平的学术训练,“年少有美才,能汉学”,本身学兼汉宋。故被极挑剔且对学海堂、诂经精舍都无多大好感的费行简称为“洞知两汉及宋明儒者家法”。⑦费行简分别陈澧与朱一新的高下,颇能体现“徒据一二端之近似”与“尽观其深”两层境界的对比。

不过,既然汉宋门户已分,亦应入其室操其戈,辨析被时人称之为“汉学”、“宋学”的学说是否

真符合汉、宋儒者的家法宗旨,以打破清人叠加自设的门户之见。朱一新在这一层次,与陈澧多有抵牾,甚至针锋相对。

清人真正明确标举汉学自惠栋始,标志性的是他对《易》汉学的提倡。江藩《汉学师承记》勾勒清代“汉学”师承,便以惠栋一派为主线,自此影响更大,朱一新直称其为“汉学祖师”⑧。故朱氏于《无邪堂答问》中辨析惠栋《易》汉学与汉儒家法之异同,指出“惠氏经学虽深,未免寡识。其言《易》庞杂无绪,未得汉儒家法。”因“家法不宜太拘,独治汉《易》则不能不拘守一家之学。汉《易》若卦气、纳甲、爻辰,皆阴阳灾变之说。阴阳消息不可见,以日法月象分野明之,卦变互体之说犹有可相通者。此三家则师说不同,用法亦异。李资州《易解》博采兼收,虽多存古义,实未明《易》理。然其意主荀、虞,取纳甲而不取爻辰,尚有抉择。惠氏乃混举以言《易》,非也。”⑨朱指出清代“汉学家”尊奉为祖师的惠栋并非深得汉人家法,可谓釜底抽薪。其称李资州“主荀、虞”尚有抉择,因虞氏传《易》颇得汉人家法。10陈澧主张兼采汉宋,破除后世偏弊的门户观念,其对惠栋也多加指摘,此处与朱一新相通。但其指摘惠栋多立足于对虞氏《易》的批评11,还重新解释郑玄融通的家法来

①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763),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6—13页。

②《仪征阮宫保尚书札》,收入陈寿祺《左海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49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③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第35页。

④叶德辉:《与戴宣翘校官书》,收入《郋园论学书札》,《丛书集成续编》第198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619页。

⑤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78),第26—27页。

⑥廖廷相:《奉政大夫陕西道监察御史朱君行状》,朱一新:《佩弦斋杂存》卷下。

⑦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第184页。

⑧朱一新:《复傅敏生妹婿》,《佩弦斋杂存》卷上。

⑨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1,第4页。

10钱大昕《与王德甫书一》说:“《周易》李氏《集解》,罗荀、虞之说最多,古法尚未尽亡。”(钱大昕:《潜研堂文集补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1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柯绍忞也说张惠言讲周易用虞氏,深得家法,是上乘之作,颇代表清人一般见解(牟润孙:《蓼园问学记》,收入《学林漫录》第9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页)。

11详见陈澧《易》,《东塾读书记(外一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2—83页。

通观各家,然而“汉人与汉人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①,不能以一家通各家之邮,其做法与重家法者正好相反,自然不能得朱一新认同。

惠栋虽提倡汉学,却也不排斥宋学,朱一新称其“各尊所闻,与宋儒不相扼”②。惠栋本身未必是朱氏批驳的重心,其针对乃在“谬托汉儒之义,以诋宋儒,而实失汉儒之真者”③。阮元是其中代表。阮元被其私淑弟子陈澧称为“纯汉学”,认为“可以诋汉学”,却多被人指为欲夺朱子之席。④作为提倡士风的封疆大吏,以持平汉宋的形象出现,又不时对儒学中重要概念如“性”、“命”、“仁”等,借用汉儒经解发挥新意,提出不同于宋儒的看法,阐发又未必符合本意。故朱一新称其学问“可希踪前哲,但语及心性时喜为异说”⑤。阮元在发挥“新义理”的一系列文章中对论“仁”的两篇文章最为自负,称“内庐山一段,乃千古学术关键,不足为外人道也”⑥。朱一新的炮火便集中于此。他从郑《注》与《说文》“读如”之例不同、许慎论学宗旨、造字之初况及许书古义、孔孟本义四个方面驳斥阮元解“仁”不符家法宗旨。⑦总结定论,朱一新指出阮元只“知与宋儒立异,不恤与圣言相悖”。且“郑君之说,朱子早取之,而近人反执此以攻宋儒,可乎?”⑧陈澧与朱一新恰相反,认为阮元所作诗书古训诸解,“后之讲经学者当以为圭臬”,乃是“真古之经学,非如宋以后之空谈,亦非如今日所谓汉学之无用也”。⑨本陈澧之意,阮元乃超越了汉宋门户,回复到顾炎武“古之经学即理学”的不分汉宋境界。更有意思的是,陈澧对于高邮二王之学深表批评,认为强通其不可通,以致“一字之义不同,而害及一句;一句之义不同,而害及一章”10。对于学《经义述闻》者更表不满,其实针对当时学二王最著名的俞樾。11朱一新虽然也以为《经义述闻》存有弊端,还是认其精审无匹,为治经不二门径。12两人治学途径不仅迥异,且相冲突。巧的是,朱一新力辨阮元既非汉学,又宗旨大谬,与墨氏无殊,实际上推倒了陈澧治学的偶像,颇有一报还一报的意思。以朱一新的眼光看去,浙、粤学人兼采汉宋的做法不仅大异,且此类差异乃源于见识与学养的高下有别。

①龚自珍:《与江子屏牋》,《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7页。

②朱一新:《复傅敏生妹婿》,《佩弦斋杂存》卷上。

③朱一新:《答龚菊田刺史书》,《佩弦斋文存》卷下。

④叶德辉:《与戴宣翘校官书》,收入《郋园论学书札》,第619页。

⑤朱一新:《复傅敏生妹婿》,《佩弦斋杂存》卷上。

⑥《仪征阮宫保尚书札》,收入陈寿祺《左海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496册,第58页。

⑦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1,第31—32页。

⑧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1,第31—32页。后世的研究,也指向阮元之说不确,参见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收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⑨杨寿昌编:《陈兰甫先生澧遗稿》,《岭南学报》第2卷第3期, 1932年6月,第192页。

10杨寿昌编:《陈兰甫先生澧遗稿》,《岭南学报》第2卷第3期, 1932年6月,第211页。

11杨寿昌编:《陈兰甫先生澧遗稿》,《岭南学报》第2卷第3期, 1932年6月,第190页。有关陈澧对于俞樾学问的看法,笔者另有专文讨论。

12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2,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