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史林》2008年第2期，58-70页

作者简介：常建华，教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内容提要：清朝巡抚、学政等官员有整饬士习、振兴文风的职责，皇帝要求他们以奏折报告有关生童岁试、录取举人乡试的情形，乾隆朝奏折保留了这方面的资料。清朝把科举考试中整饬士习、振兴文风作为移风易俗看待，乾隆帝对此尤为强调，旨在将科举考试以及士子的行为纳入国家政治文化的范畴。

关键词：清代科举考试；士习文风；移风易俗；乾隆朝奏折

科举考试是清代选拔读书人出仕的重要制度，清朝既重视读书人的品行，也强调文章的醇正，道德文章兼备，属于士习文风的范畴。用风习来表示科举制度对士子的要求，反映出传统的移风易俗政治文化，笔者感到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乾隆帝尤其重视整饬士习文风，清实录多有记载，而新公布的《乾隆中晚期科举考试史料》又提供了督抚学政处置此类事情的奏折，将制度与实践、皇帝与大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联系起来考察科举考试，使我们对清朝科举考试中得社会控制有更多的认识，因此笔者试从移风易俗的视角剖析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士习文风问题[1]。

一　关于《乾隆中晚期科举考试史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历史档案》连续三期刊发了《乾隆中晚期科举考试史料》，选自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其中2002年第3期刊发了40件， 2002年第4期刊发了16件， 2003年第1期刊发了26件，总计为82件(其中掺入1件上谕，奏折实为81件) 。这批奏折中时间最早的为乾隆四十四年，最晚的则为乾隆六十年。

这些奏折的具折人分别为学政、巡抚、总督。其中总督奏折2件，巡抚奏折6件，学政奏折73件。乾隆后期加大督抚管理学政的责任，五十三年四月规定：“嗣后各督抚惟当益励廉隅、正己率属，设遇学政有贪污实迹，即应指名纠参，若仍事徇隐、緘默不言，或别经发觉，除将该学政按例治罪外，必将该督抚一例从重问拟，决不姑宽，并令督抚于年终将学政等有无劣迹陈奏一次。”[2]五十四年十一月又规定：“嗣后务须将学政考试实在有无弊窦及士子舆论是否翕服之处，据实详细奏闻，毋得稍有瞻徇”[3]。《历史档案》2002年第4期中的《两广总督福康安为报两广学政考试无弊事奏折》就是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年终有关学政的汇报。从该奏折看出，总督是通过学政汇报考试情形，自己“密加咨访”，“复密询两省考过之各道府”得出自己的看法。另一份奏折是《历史档案》2003年第1期发表的《直隶总督梁肯堂为遵旨审拟冀州童生李人恒科试雇倩事奏折》，奏折中说梁肯堂遵照皇帝“严审定拟，以整饬士习而杜弊端”的谕旨审理此案。

巡抚有整饬士习的职责。如乾隆二十年五月江西巡抚胡宝q 奏请端士习以厚民风，其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一、刊刻免停科举恩旨及屡次钦奉训士上谕，凡士子人给一帙，俾感激奋兴以臻驯善；一、道员有分巡之责，所至之处，悉令召集士民于明伦堂，谆复开导，使咸知大义；一、教职与士子最亲，每逢月课实行面试，并随时诰诫，以率不谨；一、江西士民多聚族而居，责成族正就近稽察，倘有品行卑下、文字诡僻者，呈明州县，分别劝惩；一、文根于性最忌怪险，臣与学臣商定，加意持衡，即素号能文而喜诡异者，概不取录，以端始进；一、标名干进之习急宜杜绝，倘有不遵正学，妄行著述，思以夤获科名交结当事者，立即查拿；一、江省风气，非藉文墨以逞狂，即假星卜以愚众，一二多事生监从中簸弄，勾引诪张，最易流为刁健，必应痛惩”[4]。乾隆帝指示当行之以实，要之以久，不可出于一时整顿观瞻而已。我们从中看到江西整饬士习的内容。乾隆四十九年五月谕旨，强调巡抚“于各府士风，尤宜随时整饬”[5]。

清朝制度巡抚有监临乡试并奏报的责任。《历史档案》发表了6件巡抚的奏折，其中5件是关于这一方面的，下面考察其内容。清制三年举行一次省级考试，考取举人，分三场。第一场四书题文三篇，五言八韵排律诗一首；第二场经题文五篇；第三场策五道。子、卯、午、酉是乡试之年。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为庚子年乡试，《江西巡抚郝硕为报庚子乡试首场生监违例事奏折》，反映了巡抚监临、奏报乡试的基本制度。该折题名为“为奏明科场搜检Þ一切情形折”，开宗明义：“窃照科场有无怀挟，例于出闱之日具折奏报。今届庚子乡试，臣先将历奉谕旨Þ科场条例胪列出示，谆切告诫。临场之日，督率文武员弁严加搜检。”接着讲述考试情况，还谈了号舍防火问题：“R 三场事竣，臣于二十一日出闱，照例留提调、监试二道在闱料理，并委臣标中军参将、带领弁兵驻扎贡院外弹压防范。”[6]《福建巡抚富纲为报庚子乡试考试情形事奏折》讲巡抚办理科场事宜更为具体。该折开头说：“窃照本年庚子科乡试，所有场前应办事宜及臣出闱日期，业经恭折奏闻，嗣将入场内外帘官，并执事人员、随带行李家人、吏役，以及誊录、对读号军人等，逐一严搜，并无违禁夹带。”“所有臣办理科场事宜及出闱日期，理合恭折奏闻，并将三场题目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7]。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巡抚富纲办理乡试受到皇帝的重视。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搜检王大臣奏，顺天乡试拿获怀挟传递及顶名代倩，不一而足。乾隆帝针对巡抚等职任监临，摘弊防奸是其专责。历年披阅各巡抚奏折，惟今年富纲奏称先于场前访查积习，出示禁谕，并增筑夹墙，另开更道。于抬运人夫逐加搜检，印用号戳，并不假手吏胥等语，办理较属认真。此外则均以三场无弊一奏塞责，并未见有查出怀挟传递顶冒之事。于是规定：“嗣后各省巡抚凡遇大比之期，必须实力稽察，慎密防闲，如有前项弊端，即当立时查获，严加究治，从重核办。务令闱中积弊肃清，士子怀刑自爱，庶足以甄别人材，振兴士习。将此通谕知之，并令于每科引此旨覆奏，著为例”[8]。这一规定强调各省巡抚每次乡试必须实力稽察考试情形，并引用此谕专折奏报，更加制度化。

两件乾隆五十一年丙午科乡试巡抚的奏折，证明了援引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二日的谕旨。其一是署理山西巡抚福崧的，还谈到“入闱后，先将誊录、对读号军人等逐细搜检，分别封闭各所，不许一人潜出。臣亲督提调、监视将试卷号戳逐一搅匀，督令外廉各官亲身分手印盖，不令书役经手，以杜联号之弊。”[9]采取了富纲“印用号戳，并不假手吏胥”的措施。其二是江西巡抚何裕城的奏折，也谈到：“其举子座号戳记及弥封红号，均经臣亲诣至公堂，督率外廉各官亲手印用，不许胥吏经手，并不许其窥视”[10]。同样是符合谕旨要求的做法。

另外两件奏折是专门办理科考舞弊的奏折。一件是《署江西巡抚姚　为遵旨查明兴国童生雇倩抢手情形事奏折》，乾隆五十七年上奏；另一件是《云南巡抚江兰为报搜获知县家人误代刻本文章入闱事奏折》，乾隆五十九年上奏[11]。

学政掌一省学校、教习及教育行政、考试诸事，为钦差之官，三年任满更代，所以有关科举的奏折学政最多，主要是学政每年考试生童岁试后的奏折[12]。我们阅读学政的这些奏折，就会感觉到学政的职责主要是督察士习文风。如《湖北学政洪朴为报襄阳等地生童科试情形事奏折》说：“臣维文风、士习相为表里，文风之卑下，由于士习之苟安”[13]。指出文风与士习的关系。再如《陕甘学政温常绶为报凤翔等地生童岁试情形事奏折》奏报：“所有各属文风，西安、同州、凤翔、乾州四属士子资性聪颖，读书认真，其中文理足资造就颇不乏人，惟邠州稍逊。臣惟学臣责任以振兴文风为先，而整饬士习尤为要务。陕省民风虽素称淳朴，尤当悉心整顿，加意劝惩。臣到任之初，即谆切告诫各生童，务须安分读书，潜心学业，并通饬各属教官按月督课，严加约束，不得稍涉因循。至考试场规，尤宜严肃，一切枪冒诸弊，或先时留心察访，或临时设法究治，中有怀挟文字、不守场规者，即随时查出，枷号示儆，并先后拿获招摇撞骗顶冒代倩之贾元福等，立交提调官分别按律严行究办，余俱循谨畏法，恪守条规。臣每按试一棚，必敬宣圣训，勖以立行敦品，并示以作文规范，务须清真雅正，诸生童颇知领会”[14]。明确指出学政以振兴文风为先，整饬士习尤为要务。又如《湖北学政李长森为报应城等地生童科试情形事奏折》讲到：“现在岁科两周，通省文风，黄州、汉阳、武昌、荆州、安陆、德安为上，襄阳、宜昌稍次，郧阳、施南又次之。诸生文艺，切实通畅，能运用经书者居多，尚少空疏之卷。臣谨随时敬宣皇上清真雅正之训，令其共知恪守，日进深醇。至考试经解诗赋生童，每栅先期严试，其有经义通晓、风调谐畅者，俱就地拔取，以示鼓励，俾各奋力经学，仰副皇上加惠士林、五经并试之至意。至楚北士习不淳，恃衿滋讼，所在皆有。臣俱随时随事认真整饬，臣自到任以来，据府、州、县教官禀报及经历访闻者，俱当交地方官秉公讯结，计黜革文武生员六十余名，以劣行注册、严饬教官查察能否改过自新者文武生员四十余名，趁惟有凛遵圣训，一切勉为，不敢终懈，以冀稍答高深”[15]。先谈文风，后讲士习。

其实学政考察士习文风，正是清朝的制度。乾隆时期当学政差满三年更换，实录记载皇帝的谕旨有固定格式，都要说：“学政之职，惟在公慎自矢，整饬士习，兴起文风，此外更无可训谕”[16]。整饬士习，兴起文风，是学政的职责，概括起来就是负责士习文风。反之，则是失职，如“胡高望身为学政，乃于士习文风毫无整顿，每考一处，竟视为照例办理之事，全不留心觉察，胡高望著明白回奏”[17]。再如“学政职司训课，一切士习文风皆须整饬，自有任内应办事件。该学政(指费振勋)到任以来，于陈奏考试各折，并未见有实力整顿之处。乃仅于谢恩折内填砌肤词，徒为虚颂，希冀藉此见长……费振勋着传旨申饬”[18]。学政失职，受到皇帝的问责。既然学政的职责为整饬士习、振兴文风，他们的奏折自然是有关此项工作的汇报。

清朝要求学政以身作则，因为他们的行为联系着士习。雍正帝登基后即向督学颁发专门谕旨[19]：“督学一官，尤人伦风化所系，遴选各省学臣，倍加郑重。尔等须廉洁持身，精勤集事，实行、文风两者所当并重。若徒事文华而不敦崇实行，犹未为尽职也⋯⋯必士品端而后文风正，他日为国家柱石。”[20]乾隆三年覆准：“教官为多士之楷模，宜洁清自爱，不得因循旧习，令吏胥门斗索取生员贽见节仪。至举报优劣乃甄别大典，如有冤滥，于士习关系匪轻。嗣后各省教官有仍前勒索贽见规礼，以致举报优劣不公者，令督抚学政核实严参，照藉师生名色私相馈送例革职，傥别经发觉，将督抚学政照例议处”[21]。清廷禁止学政接受生员贽见规礼以致举报优劣不公，防止士风受染。

二　整饬士习

清朝十分重视推行教化，移风易俗。康熙九年三月策试，圣祖命题中谓：“今既崇经学以正人心，重制科以端始进，乃士风尚未近古，以致吏治不清、民生未遂，果陶淑之未善欤? 抑风俗人心习于浮伪，徒徇名而失实欤? 必如何而能返　朴作人之盛，以几时雍之化也”[22]。向士人征求对有关士风与吏治不清、风俗与徇名失实关系的见解。同年十月颁布“上谕十六条”，标志着清朝治国从武力镇压转向“尚德缓刑，化民成俗。”其中的第六条为“隆学校以端士习”[23]，提出了整饬士习问题。雍正帝的《圣谕广训》对此解释道：“士为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则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轻，士习端而后乡党视为仪型，风俗由之表率，务令以孝弟为本，才能为末，器识为先，文艺为后。”指出了十习与风俗的关系。雍正帝还明确指出：“学政一官，所以化导士习，养育人材，职任甚重。”[24]乾隆帝登基伊始，就强调端正士习移风易俗。他在元年首科策试题目中说：自己受世宗宪皇帝付托之重，践阼之初，孜孜求治。因风俗非旦夕可淳，询问应试士人对“士习何以端，民生何以厚”[25]的看法。又说：“朕临御方始，特开恩科，深期士风醇茂，人才日兴。亦望尔臣工恪恭厥职，各知自爱，以襄盛典。自今以后，凡与校文之任者，务各痛洗旧习，杜绝请托之私，矢慎矢公，无负朕之简用。倘有丝毫未改，不能谢绝亲友情面、勾通关节者，国法具在，朕不能为若辈宽也。至于士子读书稽古，将以应嘉宾之选，尤宜立品端醇，居心恬淡。岂可奔竞钻营，妄生愤懑，与不肖无赖之徒相等耶。倘有场前钻剌，豫报元魁及榜后生事，捏造歌谣，为人心风俗之害者，著步军统领衙门及五城御史密访严拿，按法治罪，以昭尚贤简不肖之典”[26]。同时采取具体措施，命选颁四书文。由工于时文的学士方苞司选文之事；弛坊间刻文之禁，“不拘乡会墨卷房行试牍，准其照前选刻”[27]。乾隆帝认为：“民俗之厚薄，视乎士风之淳漓，士习之不端，由于士志之不立”[28]。要求士人立志向学，端正士习，表率民俗。而“学政职司课士，整饬士习是其专责”[29]。

乾隆帝要求地方上整饬士习。乾隆四年六月命各省督抚学政训饬士习，“以端士习而厚民风”[30]。乾隆五年十月又训饬士习流弊，申明为己之学[31]。乾隆七年八月针对广东：“每遇生童齐集考试之时，或赴摊铺短价强买什物，或与市人扭结稟官。稍不遂意，即恃嚣喧，挟制罢考。”要求“该督抚学政等董率有司教官，严切训谕，务令士子等洗心涤虑，痛改前非。倘冥顽不灵，仍不率教，即按律惩治，不稍宽贷。如官员等有徇隐姑纵者，一经查出，定行分别处分”[32]。

整饬士习有一些具体措施。九年八月高宗指出：“近来士习不端，不惟文风未见振起，抑且怀挟作弊，行类穿窬，诡计百出，竟有意想所不到者。朕早已闻知，屡行训饬。今年顺天乡试，特遣亲近大臣严密稽查。头场搜出夹带二十一人，其四书三题系朕亲出，不过取其略冷，不在外间拟议之中。而场内多人遂尔阁笔，交白卷者六十八人，不完卷者三百二十九人，真草违式及文不对题者二百七十六人。头场如此，伊等尚不知儆。二场仍有搜出夹带者二十一人，及见稽查严密，临点名时散去者竟至二千八百余人之多。士子品行如此，学问如此，是全仗怀挟作弊，以为应试取功名之具。”[33]于是将直省解额酌减十分之一，以示惩罚。同年“礼部议覆：署贵州按察使宋厚奏黔州民情好讼，士习未端，请饬学臣，令各属教官严加月课，不得视为具文。应如所请，每月集文武生员于明伦堂，恭诵圣祖仁皇帝《训饬士子文》及《卧碑》所载各条，并按月月课，书文之外兼试策论。教官训迪有方，著有成效，督抚学臣核实保举，否则分别议处。生员内如托故三次不到，及无故终年不到，该教官详明学臣，分别惩戒斥革。从之”[34]。整饬士习，特别针对考场存在的种种弊端。如冒籍[35]顶名，据崔纪奏称：江苏童生应试，有一人冒考数处，或多做重卷数名，以为院试时售卖之地，通省皆然，而松江府为尤甚。乾隆帝认为此种弊端所关士习非浅，于州县考试之时，童生报名，应查对烟户册籍，烟户无讹方许廪保填结，府考县考俱令原保廪生识认，则冒籍顶名之弊可除，于士习不无裨益。要求“督抚转饬所属实力奉行，不得视为故事，该学政亦不时稽查。如有仍蹈前辙者，查明按例究治”[36]。再如考生怀挟，乾隆帝说：“向来怀挟之弊，京闱尚少，而外省最甚。虽经屡颁谕旨，令严加厘剔，而士子狃于积习，监临等官未免尚存姑息之见，未能翕然丕变。即如江西一省，三场多至十六人，可见各省此风尚未悛改。其未经搜出者，非奉行不力则有心邀誉耳。夫始进不正，则士习不端；宿弊不清，则真才不出。嗣后各省监临务必实力严搜，使弊绝风清，以裨文治”[37]。

直到乾隆中叶，怀挟、顶名仍是考场的痼疾。乾隆三十年谕旨：

考试为抡才大典，必须弊窦肃清，方可以拔真才而杜侥幸。近年以来加意整顿，从前怀挟诸弊虽渐次厘剔，但闻应试士子，竟有因搜捡严密，复遁而雇觅枪手代构者，或私联坐号，或顶名入场，或临时换卷，种种难以枚举⋯⋯此等弊端所关于士习科场者匪浅，不可不设法防范，以绝根株。本年顺天乡试届期，场中印用坐号，著提调监试等按例亲身详慎办理，勿仅虚应故事，仍假手吏胥，致滋奸弊。临期该部请旨，于点名时，朕当特派大臣，会同顺天府尹，于龙门内严加查察，以防接谈换卷乱号之弊。至榜后填写亲供，校对试卷笔迹是否相同，以稽顶替代倩，立法至为周密。乃相沿日久，视同具文，犯法者无所忌惮。嗣后乡试中式举人，务令当堂填写亲供，并默写闱中首艺七八行。该学政等亲加封固，汇齐奏闻。候朕另派大臣，逐卷校勘。如有笔迹不符之处，即举出请旨，交部严讯，以示炯戒。倘核对时草率疏漏，别经发觉，惟派出之大臣是问。将此通谕各该衙门知之。[38]

该谕旨重在治理顶名问题。奏折中有不少顶冒的事例，如山东“东昌府堂邑县生员乔汝襄代荣舒元顶名赴考，缘乔汝襄以家贫游食，于本月初九日至汶上县，与曾经考过武童之王浩然相识，王浩然代为说合，童生荣舒元年貌相似，雇倩顶名代考，若得取进，许给银六十两。乔汝襄应允，希图蒙混入场。比及点名接卷，即被廪保认出发审，荣舒元、王浩然闻拿逃匿，现在选役上紧缉拿”[39]。

按照清朝的标准衡量，生员的劣行多种多样。江苏学政胡高望说：“其生员中有不遵约束及恃符滋事者，臣严饬各学及地方官，随时随事即行详革。如吴江县学生员黄翀藉词捏控无锡县学生员顾凤楼唆孀卖产；金坛县学武生许维城唆讼有据；阳湖县学生员吴一谔好讼滋事；常州府学生员何溶代作词状；昭文县学生员郑梦兰、周之德不安本分，干预他事。俱经先后斥革，交地方官按律办理在案”[40]。据此江苏士子有好讼之风。

学政奏折中类似整饬士习记载还有不少。如《福建学政吉梦熊为报永春等地生童岁试情形事奏折》说：“至闽中地处海滨，士子为四民倡率，必倍加整顿，务令读书砥行，循规蹈矩，悉归驯谨，方足以端士习而改浇风”[41]。《湖北学政李长森为报黄州等地生童科试情形事奏折》记载：“臣于考期封门后，常在堂上察看，复亲身挨查号舍，以清弊端。每于诸生发落时，敬宣我皇上崇实黜浮、整饬士习之至意，令其共知恪守。其有州县并教官禀报文武生员劣迹及臣自行访实者，分别轻重，斥革究惩”[42]。《湖北学政查莹为报德安等地生童考试情形奏折》讲：“伏查，楚北士习浇漓，讼风最炽，约束士子，尤视较艺为要。臣于举行优劣，严饬各属教官核实办理。每遇下乡讲书，生童齐集时，谆谆以恪守卧碑、畏法保身为训，其余干讼滋事、不守学规者，如⋯⋯臣一经访闻得实，立予斥革，交地方官严行究办。以示惩儆，不敢稍事姑息。至校阅试艺，一遵圣训，以清真雅正为准，并晓谕各生童诵习全经。其坊刻相沿删节诸本，遍行出示严禁，迩来剽窃、拟题陋习咸知改革”[43]。

三　振兴文风

雍正帝强调：“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材为念，但期实有益于学校，不肯虚务课士之美名。盖欲使士习端方，文风振起，必赖大臣督率所司，躬行实践，倡导于先，劝学兴文，孜孜不倦，俾士子观感奋励，立品勤学，争自濯磨，此乃为政之本”[44]。从雍正的话来看，士习是文风的基础，文风的含义主要是两项：一是重视文化教育，科举兴盛，所谓“劝学兴文”即是这个意思；二是学风纯，写作规范，不“徒事文华”正所谓也。关于后者，雍正帝有长篇议论：

谕礼部：制科以四书文取士，所以觇士子实学，且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语云：言为心声。文章之道与政治通，所关巨矣。韩愈论文云：惟陈言之务去。柳宗元云：文者所以明道，不徒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况四书文号为经义，原以阐明圣贤之义蕴，而体裁格律先正具在，典型可稽。虽风尚日新，华实并茂，而理法辞气，指归则一。近科以来，文风亦觉丕变，但士子逞其才气辞华，不免有冗长浮靡之习。是以特颁谕旨，晓谕考官，所拔之文，务令雅正清真，理法兼备，虽尺幅不拘一律，而支蔓浮夸之言，所当屏去。秋闱期近，可行文传谕知之。[45]

雍正帝将作文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要求按照《四书》阐明圣贤的思想，用规定的“体裁格律”表达出来，反对辞华冗长的文风，去“支蔓浮夸之言”，将“雅正清真，理法兼备”文章作为标准。

乾隆皇帝重视训正文体，对于科举文章也提出类似雍正帝的主张，指出：

近今士子以科名难于幸获，或故为艰深语，或矜为俳俪词，争长角胜。风檐锁院中，偶有得售，彼此仿效，为夺帜争标良技。不知文风日下，文品日卑，有关国家抡才大典，非细故也。夫古人论文，以浑金璞玉、不雕不琢为比，未有穿凿支离可以传世行远者。至于诗赋，　藻敷华，虽不免组织渲染，然亦必有真气贯乎其中，乃为佳作。今于四书文采掇词华以示淹博，不啻于孔孟立言本意相去万里矣。先正具在，罔识遵从。习俗难化，职此之故。嗣自今其令各省督学诸臣时时训饬，乡会考官加意区择。凡有乖于先辈大家理法者，摈弃不录，则诡遇之习可息，士风还淳，朕有厚望焉。该部通行晓谕中外知之。[46]

乾隆帝强调的是科举文章乃阐释孔孟立言本意，提倡朴实的文风，反对故为艰深语，或矜为俳俪词，使士风还淳。

我们从学政的奏折中可以把握到文风的内涵。如说“湖北各郡文风，其中尚有留心文体、谨守绳墨之士，惟于经史实学多未能考求淹通”[47]。文风包括对于经史文的全面掌握，湖北学政洪朴认为湖北文风只是“留心文体”而已。而江苏“苏州、松江、常州各属，素为文风最盛之区，文体雅驯，兼有书卷。惟太仓州属崇明稍次，而气机顺畅，理法亦合”[48]。文风讲究文体雅驯，兼有书卷气，其次也要行文顺畅，合乎文理。山西“文风，平定州、代州两属诸生见闻稍广，文艺较优，间又娴习诗赋之士。其省北各属，人文俱系中平”[49]。文艺较优、娴习诗赋也是说明文风的内容。

学政的责任就是要选拔文气、文理好的考生。广东学政平恕上奏：“伏查粤东文风，以广、潮、肇庆、嘉应等府州为最，惠、高、雷、廉、罗定次之，琼州虽隔海洋，涵濡文治日久，实与广、潮诸府相埒，其琼山、文昌、会同等县，颇知留意经籍，文理较优。惟陵水、昌化、感恩三县僻远尤甚，尚属弇陋。臣就其文气可造者，详慎遴选，仍于点名时亲督搜检，核对年貌，封门后逐号清查，取进后严加复试，务取文理与正场原卷相符，不使一名冒滥”[50]。文气可造、文理较优是平恕衡量文气的重要标准。

厘正文体是振兴文风的重要方面。乾隆四十六年御史董之铭条奏，请饬下儒臣仿照钦定本朝四书文初编体例，详慎选择刊定续编，并简派大臣于每科中式乡会试卷内，覆加甄校进呈，钦定后由部刊颁，发坊通行。高宗认为：乾隆初年《钦定四书文》刊刻颁行，典型具在，一切可奉为法程。“无如近日士风专为弋取科名起见，剽窃浮词，不复研穷经史，为切实根柢之学，以致文体日就卑靡，虽屡经降旨训饬而积习难回，仍不免江河日下之势。惟在司文柄者随时甄别，力挽狂澜，以期文风渐归醇正。若多为选刻颁行，而习举业者仍束庋高阁，不能潜心研究，虽多亦奚以为。”命大学士九卿等公同详议具奏，续编之议被否，但“将坊间造作文字，妄称新科墨卷例，申明禁止”[51]。乾隆帝为训正文体，定制义七百字之限。这是针对大臣反映“近年风气善为长篇，又多沿用墨卷肤词烂调，遂尔冗蔓浮华，即能文者亦不免为趋向所累”而制定的。乾隆帝指出：“作文尤须体会儒先传说，以阐发圣贤精蕴，独出心裁，屏除习见语，其文自然合度。何必动辄千言，因陈不察耶”[52]。

清朝乡会试后对试卷进行复核称作磨勘，磨勘的重要内容是考察文风。前面提到雍正帝要求作文“雅正清真”，乾隆帝对此也很重视，不过他将这四个字的顺序调整为“清真雅正”。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秦蕙田等进呈磨勘顺天等五省乡试卷，所有签出应行处分各卷颇见详慎，乾隆帝很赞赏，并指出：“惟试卷内有词意纰缪之甚者，于文风共知之，制义一道代圣贤立言，务在折衷传注、理明辞达为尚。前因士子多喜为剽窃蹖驳之词，不惜再三训谕，俾以清真雅正为宗，并将选定四书文颁贮内帘，令考官知所程序”，要求“衡文作文者。咸以正风尚、厚人心为务”[53]。同时对学政提出要求：“第念别裁伪体，以端风尚，固在考官临时甄拔公明，而平时之造就渐摩，使士子皆知崇实黜浮，不堕揣摩恶习，则学政责任尤重⋯⋯为学政者果能以清真雅正为宗，一切好尚奇诡之徒无从幸售，文章自归醇正。否则素日趋向纷歧，一当大比，为试官者锁闱校拔，不过就文论文，又何从激劝而惩创之。且学政按临，谒庙讲书，原与士子相见，非考官易书糊名，暗中摸索者比。文字一道，人品心术即于此见端，自应随时训励整顿，务去佻巧僻涩之浇风。将能为清真雅正之文，而其人亦可望为醇茂端谨之士。由此贤书释褐，足备国家任使，斯士子无负科名，而学臣亦不负文衡之任。但不得因有是旨，徒以字句疵颣，易为磨勘指摘，遂专取貌似先正之文，于传注无所发明，至相率而归于空疏浅陋。此又所谓矫枉过正，救弊适以滋弊。不独舆论难诬，一经朕鉴察，亦惟于该学政是问”[54]，并将此旨录于学政公署与各府州县学明伦堂，以触目警心。我们可以看到大臣在奏折中谈到考核情形时，往往以“清真雅正”报告文风，反映出这四个字的重要性。乾隆二十五年，高宗再次指出：“乡会磨勘试卷，盖以防弊窦，正文风，所关綦重⋯⋯嗣后乡会典试诸臣务择清真雅正、文义兼优之作，为多士准绳，不得因磨勘周详，反以庸才塞责，更不得因有此旨，遂借口瑕瑜不掩，以致怠忽从事”[55]。乾隆三十年，高宗命大学士会同礼部详悉定议，决定：“科场条例内应加删正各条：一、旧例举子文体不正者褫革，疵蒙谬戾者罚停会试一科。查文体不正者或显违格式，引用怪僻，书理全违，自属易见，若疵蒙谬戾，多有影响近似者，在考官固当精择，磨勘官尤宜慎重别裁，至文内引用诸史子集者，务以平正切当为宗，但语似有本，即应体玩文气，广为咨询，不得轻加訾议。一、例载三抬、双抬各字，应敬谨遵写，误者以违式论，至恩膏德意等字，偶误单抬，尚非玩亵，应予免议。一、试卷后填写添注涂改，原防誊录改易之弊。查例载举子试卷，涂改过百余字者贴出，数十字中，原不能化劣艺为佳构，防弊已极严密，不须自为注明。徒使耄年之人动多罣误，应即停止”[56]。

磨勘特别要对名列前茅考卷的文风把关。乾隆帝认为：“制艺以清真雅正为主，其在前列者尤为士林模楷，必贵理醇法密、辞语精当之作，方足以式多士而正文体。”当磨勘大臣覆勘会试中式第三名邓朝缙，首艺语意粗杂。乾隆帝说：“所奏甚是。此等题文在士子择语不精，率意填写，或所不免。此卷现据指出，而其余似此未经磨勘者当复不少，但即使舍短取长，亦止可在二三十名外，今竟高列第三名，位置殊为失当。近年因文体蹖驳，屡经降旨训饬，凡有衡文之责者尤应悉心甄拔，以期有醇无疵，使文风日臻淳雅，何至漫无区别若此，著总裁德保等明白回奏”[57]。又据磨勘试卷大臣奏，江南省第一名顾问卷，头场四书文三篇纯用排偶，于文体有关，且首艺未经点题，请将该考官及本生交部查议。乾隆帝再次指出：“制艺代圣贤立言，原以清真雅正为宗。朕屡经训谕，不啻至再至三，何得又将骈体录取，且拔冠榜首，所谓厘正文风者安在? 匡三艺俱用排偶，场中易于辨识，并不必再用字眼关通更易，滋别项情弊，殊属不合。除将该举子交部照例查议外，所有江南正考官钱载、副考官戴均元均着交部议处。并将此通谕知之”[58]。乾隆四十四年，高宗指出：“近时文风日坏，习制义者只图速化而不循正轨，无论经籍束之高阁，即先儒传注亦不暇究心，惟取浮词俗调　　求售。师以是教，弟以是学，举子以是为揣摩，试官即以是为去取。且今日之举子即他日之试官，积习相沿伊于胡底。昔韩愈起衰八代，尚思回狂澜于既倒，况有移风易俗之责者，岂可听其流而不返乎! 前曾降旨厘正文体，务以清真雅正为宗，著再明白晓谕，嗣后作文者各宜体认儒先传说，阐发题义，务去陈言，辞达理举，以求合乎古人立言之道。试官阅卷亦当严为甄别，讲究正解，一切肤词烂调概摈不录。庶趋向益真，而文化可期蒸蒸日上。若再不能仰体朕意，仍复掉以轻心，必令此等庸陋词句悉行磨勘，以示惩儆，毋谓朕不戒视成也。将此通行传谕知之”[59]。

文风与考题也相关联。程景伊条奏禁止乡试考官出题割裂小巧，建议有似此命题者。将考官议处。礼部议覆时于四川省出题牵连无理之考官置之不议。乾隆帝批评礼部所办非是，认为：“考试固当避熟习拟题，以防剿袭，然亦不可割裂牵搭，致碍文义。盖试题为制艺所由出，若务为新巧，恐士子揣摩弋获，趋入纤佻，文风纯驳之分，即士习端袤所系，而民俗之醇薄实因之，其机不可不慎。今礼部不将四川考官。即附本参处，殊属不合。所有礼部堂官，着交部察议”[60]。

乾隆后期整顿文风的重要事情是查禁删节经书。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十三日《山东学政翁方纲为报青州等地生童科试情形事奏折》谈到：

臣查，此六府内，惟登州、青州二府文风较优，余四府(华按：指曹州、沂州、莱州、登州)文风相去不远，亦尚无艰深詭僻之习。惟是现奉功令，俾士子全读《五经》，而坊间所卖经书删本，《春秋》、《礼记》二经尤甚。虽臣每到一棚严切出示晓谕，各书贾不许其贩卖删本，而访闻实尚未能彻底禁绝。臣又不便遽令地方官按铺户逐一搜查，致启滋扰，只得于考试经解默经时，多于删处出题，其未读者不能录取，庶几渐使删本之经不禁自消。其余各学月课尚皆奉行，不敢违玩。惟武生怠玩者多，每借人营食粮为济贫避考之计，虽奉有部文，入伍怠惰者，将武生咨革之例，但日久未见如此办理，其具呈情愿入伍者，皆幸得宽；目前考课而申详之教官，又不免存宽恕之见，诚恐将来该管营员因系学政咨送，稍有顾惜周旋之意，则于士习既荒，而于营务亦大有关系。臣现饬各学，凡有情愿入伍之武生，皆令就近到臣考试衙门面试弓箭技艺，如果年力精壮、技艺可观，方准咨送入伍，以免冒滥。[61]

翁方纲奏折所说的考试士子经解默经时，多于坊间所删经题内出题，其有未读全经者概不录取等语，引起乾隆帝的注意。乾隆帝认为，五经为圣贤垂教之书，士子有志进取，竟有未经全读者，可见士习之荒疏卑靡。兹公然竟有删去者岂不可鄙，是亦学术式微之一大证。经籍俱经孔子删定，岂容后人更复妄有删节。各省坊间射利之徒，往往于经书內避去不祥讳用語句，擅行刪節，标写拟题，以为习场屋者揣摩之具。而躁进之士子，遂以为快捷方式秘传，最为恶习。山东一省如此，各省当亦不免。此事于士风大有关系，不可不明为查禁。于是“通谕各督抚及学政等务须实心查察，严行禁止，俾士各通经，文风振作。其应如何立法查禁以端士习之处，著军机大臣会同礼部妥议具奏”[62]。翌年乾隆帝又指出：“前因各省士子有肄习坊间删本经书一事，降旨令各督抚严行查禁，将此项删本起出，解京销毁。节据该督抚等陆续查缴，但恐日久懈弛，不可不再申厉禁，以端士习而崇实学……想自用制义取士以来，或即有此项删本经书，亦非起于今日。然不清其源，安能禁其流人之不滋甚耶。该督抚若以此次查缴之后即视为具文，弛其禁令，则牟利书坊又复渐行出售，辗转流传，终难尽绝。嗣后仍著落各省督抚严饬所属认真查禁，并将缴过删本经书数目及有无传习之处，三年汇奏一次，俾士各通经，文风振作，以副朕敦崇经学、整饬士风至意”[63]。

学政立即执行上述规定。山西学政戈源奏报岁试情形称：“考过各府文风，平阳、潞安两府为下，缘坊间刻有不知姓名文字，称为《引蒙易知》、《学文正法》、《童子升阶》、《一说晓》、《三十艺》、二十艺》等名目，通套鄙陋，随题可钞。山僻小县，师传弟受，以致性灵汨没。现在严行饬禁，不准书贾售卖，并不许生童存留等语。”乾隆帝于是指示：“前因各省士子有肄习坊间删本经书一事，屡经降旨，令督抚等认真查禁，陆续收缴，三年汇奏一次，并将查出删本解京销毁，以端士习而崇实学。各省坊贾自不敢复蹈故辙，再为刊布流传。今戈源查出《引蒙易知》等鄙陋书本，自可归入查禁书内一体办理，俾不致转相传播，又何必为此纷扰琐屑耶。况各省山僻小县，庸陋士子不能通晓文义，以此等浅近文字转相传习，于衡文取士之道亦无关碍。若似此繁琐饬禁，转使士子无所适从，而胥役等以查禁为名，不免藉端滋扰，是欲去一弊而转滋十弊，于士习文风有何裨益。此事惟在各省督抚学政随时留心，督率查察，毋使删节陋本刊刻流传，俾士各通经，文风振作，仍不得过为繁琐，以致扰及坊肆闾阎，方为妥善。将此通谕知之”[64]。贵州学政洪亮吉按试时：“复面饬将删节经书尽行缴出，臣又购买诸经全本存贮各处书院内，以为诸生式样，一切皆照前办理，不敢以多设条教烦苦边庠，亦不敢以率略省事，姑容积习”[65]。江苏学政胡高望也认真贯彻，他说：“至查销删节经书，臣于按试各属时就近面饬教职，谆切传谕生童，以除陋习。当据各学将生童存留旧本随棚呈缴，臣俱札发各提调賚解藩司，照例申详督抚汇销”[66]。

乾隆时期，清朝根据对于文风盛衰高下的判断，增减所设负责科考官员数量与考试名额，以倡导文风，有助于国家控制地方社会。乾隆九年礼部议准：

御史徐以升奏称，嗣后各学政录科时酌量变通，其文风盛者，将一二等名数从多；文风未盛者，将一二等名数从少。三等前列者，仍照例酌送。其丁忧事故游学告病未与科考，及科考未取、志切观光者，原有录遗入场之例。各省学臣，应视该处文风之高下，向来中数之多寡，通盘计算，慎选录送。从之。[67]

根据文风控制地方科举名额的事例很多。如直隶每举人一名录科80名，应取科举7920名。贡院号舍仅万间，万难容坐。因“直隶文风较江浙两省究属有间”，于是照山东省每中一名录取60名[68]。陕西因边境文风日盛，将“陕西木字号榆林等十学乡试士子隔科分合，以一科与通省士子合试，凭文取中，不必编列木字号；一科仍列木字，取中一名。”[69]山东“莱州府之灵山文风果盛，准该学政题复旧额”[70]。广西“庆远府东兰州学未设廪增，今文风渐兴，请设廪增各二名”[71]。江西“赣州府属赣县学，进额二十名，余俱十二名。惟信丰、龙南、二县十五名，文风未优，进数独多。应将该二县各量减三名，归入瑞金、石城、二县。府学额数既宽，岁科试时将信丰、龙南二县多拨三四名，以补原额。其武童照文童之例。”[72]江苏阜宁县从山阳、盐城分出，学额无多，“如此后阜邑文风渐盛，仍许学臣题复旧额”[73]。江西“宁都州文风最盛，向为赣郡属邑，学额二十名，仍酌拨府学二三名。自升州以后无府学可拨，额数转少。查所属瑞金、石城二县于乾隆二十年各增额三名，今请各减一名，拨给宁都州。武童亦照文童例。”[74]乾隆三十七年河南学政徐光文奏称：“内黄县学额进文童十八名，今应试童生仅三百八十余人，文风中平；汤阴县学额进文童十二名，今应试童生六百余人，文风较胜。应裁内黄县学额三名，拨补汤阴”[75]。礼部从之。乾隆四十五年四川总督文绶等奏称：“嘉定府属之犍为县学、潼川府属之中江县学原额取进各八名，绵州所属之德阳县学原额七名，现在文风日盛，人浮于额。其嘉定府属之乐山县学原额二十名，潼川府属之盐亭县学原额十二名，绵州属之梓潼县学原额十名，现在应试人少，文风亦属中平，应将乐山县学原额内酌减四名，盐亭、梓潼二县学原额内各酌减二名，共减额八名，即以四名拨入犍为县学，二名拨入中江县学，二名拨入德阳县学，以后均照此定额”[76]。此议得准。同年文绶又奏：“马边厅距屏山五百余里，生童赴试跋涉维艰。且设厅以来应考生童均有三百余名，文风日盛，请将屏山县学额十五名内裁五名，拨归马边。每遇岁科试，由厅送府，学臣照额取进，廪增原缺亦酌拨四名，并将越巂厅学训导改为马边厅学，铸给学记”[77]，亦被礼部批准。乾隆五十年，山西学政以“代州所属五台县文风素优，额进十二名，不能溢取。右玉县学额取进十五名，应试士子无多，且文理平常，不能足额。于是裁去五名，拨入五台县学”[78]。同年因湖南省为民苗杂处之地，衡阳、清泉文风较为出色，准于选拔之期每县各拔一名，以示鼓励。[79]乾隆五十四年，湖南学政钱沣奏称：“茶陵州学原定进额二十名，近来应试者少，文风亦属平常，应将该州学额改为十五名，其所减五名归入长沙府学，合原定学额为二十五名。将来该州文风渐振，即可于府学各额内量为拨取，以示鼓励”[80]。得到批准。同年，因山西大同府学额进二十名，该府所属州县文风平常，遵照原额取进外，再拨府学二十名未免太优。霍州所属之灵石县人文较盛，旧额十二名，未免稍少。将大同府学改为十七名，裁额三名拨归灵石县学，武童亦请照文童例裁拨[81]。乾隆五十七年，湖北安陆府额进人数，远安因文风少逊，毋庸议拨[82]。乾隆五十九年，因四川酉阳州属秀山县应试童生向附州学进取，而该县生齿日繁，文风蔚起，设立专学。将额多人少的松潘、茂州、汶州、保县各裁二名拨秀山，并移松潘厅训导于秀山学[83]。

除了学额，学官也视文风增减，如乾隆二十九年，山西巡抚和其衷等奏称：“宁武府兼辖四县，俱山邑僻壤，文风相等。内宁武、神池、五寨三县，各设教职一员，惟偏关县有教谕、训导各一员，实属闲冗，请将教谕裁汰”[84]。吏部议准。乾隆三十八年江西巡抚海成奏称：“吉安府属永新县学文风颇盛，向设教谕一员，办理殊为竭，请裁事简之永宁县学训导改设永新县学训导”[85]。得到礼部批准。

此外，考试的频度、单独考试或合试也根据文风调整，乾隆二十七年顺天学政张泰开奏称：“宣化一府自康熙五十五年定为岁科两试连考，该处士习因考试迢隔三年，试后遂营别业，致文艺生疏，取进童生每难足额。请嗣后岁科两次分考，使岁试未进者知所激励，以应科试，文风当益振兴”[86]。得到批准。三十八年因陜甘学政杨嗣曾奏称：“甘肃宁夏府乡试，向编丁字号，每科额中二名。今该府人文日盛，颇胜他属。请嗣后宁夏一府生监乡试，准其一科与通省合试，凭文录取，无庸另编字号。一科仍列丁字号，照旧额取中。俟将来文风大盛，再行题请统归大号”[87]。得到礼部批准。热河自康熙年间建立避暑山庄后发展很快，乾隆四十四年“照宣化府之例，另编承字号，每科乡试取中举人一名，俾士子知上进有阶，愈加鼓舞。俟将来文风渐盛，人数多至百余名，该督臣再行奏闻增额，以示嘉惠塞上士林多方乐育至意”[88]。

江浙文风素盛，清帝南巡，频增试额[89]。如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南巡，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本年应试文童，府学及州县大学增取五名，中学增取四名，小学增取三名。乾隆三十年南巡，先是准于本年选拔时，江南各县每学各取一人，以广教泽。后又“将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本年应试文童、府学及州县大学增取五名，中学增取四名，小学增取三名”[90]。再如乾隆四十五年南巡，高宗指示，三吴两浙文风宜循旧典，以示渥恩[91]。四十九年南巡同样增广江浙两省试额[92]。

清代科举考试竞争激烈，由于采取分区录取的方法，文风强盛地区的考生冒藉到文风衰弱地区考试，云贵川广这一现象比较突出。乾隆二十五年，广西学政鞠恺奏：粤西应试生童多有他省人冒籍，现在严行查办。乾隆帝指出：“该省地处偏隅，向学者少，他省人士未免乘机混名冒考。但自乾隆三年部议停止该省因本地无人应试，准令外省及本省异府人入籍之例，司学政者自应严为禁饬，何以尚多混行冒试者，此皆历任学臣不能查察所致。著该部查明乾隆三年以后，所有广西学臣照例议处。至该学政奏请将已经冒籍入学之各生，准照顺天冒籍生员例办理之处，并著该部定议具奏。再此等冒考弊窦，在江浙等处尚少，他如云贵川广偏僻州县文风稍陋，他省人或因父兄作幕，或因亲友贸易，遂尔乘便混考，皆所不免。并著各该学政留心查察，毋使滋弊”[93]。根据吏部转述广西学政鞠恺奏称，广西童生应试，多因亲友冒籍混考，竟有一学多至数十名的，如不急为严禁，则土著考生进取为难，边地文风日坏。清廷采纳礼部建议：“应令该学政彻底清厘，除现在查确者即勒令归籍，其未经发觉者，于部文到日，勒限一年令本生自首，由该学教官会同州县，结送学政，咨回原籍，逾限不首，发觉斥革。仍将不行详查之教官州县，照例议处。再本年现届乡试，其已经查确各生，应照例罚停乡试一科，仍行文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等省，画一办理”[94]。以贵州为例，据贵州学政陈筌说：“其在乾隆二十五年未经清厘以前者，该生不行具首应科其隐匿之罪，将衣顶褫革照违制律问拟杖责，失察教官照例议处；其在二十五年以后者，系已经清厘之后，仍敢勾通冒籍，情罪较重，除将该生治罪外，滥保之廪生，一并查究示惩”[95]。对于文风衰弱地区，孙嘉乐希望考核云南诸生、严定等第，乾隆帝认为这只可用之江浙，不宜用之滇省，因“滇黔粤西地处边陲，其人文原不及内地，学政按试各学，只须严切训谕，俾各生恪守《卧碑》，只遵功令，遇有唆讼滋事者随时究治。至考试生童惟当秉公甄拔，并严查枪冒撞骗之人，勿使滋弊。自足以昭劝惩而饬士习，其文风高下只宜因地取材，量为培养。若必求全责备，去取从严，且欲经解诗赋，事事淹通，此于江浙等大省则然，边方士子见闻浅陋，未必尽能领会。绳之太过，大率欲从末由，转不能使其心皆诚服。孙嘉乐锐意求精未免过当，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将此传谕该学政，并令广西、贵州、学政知之”[96]。

四　科举考试与移风易俗

清朝重视科举考试和士人的培养，地方官负有这方面的责任。以巡抚来说，有整饬士习的职责，朝廷要求巡抚监临乡试并奏报皇帝，这一制度在乾隆中后期得到了加强。

学政专司一省教育、科举，督察士习文风，有关科举的奏折学政最多，主要是每年考试生童岁试后的奏折。当学政差满三年更换，实录记载皇帝的谕旨有固定格式，既然学政的职责为整饬士习、振兴文风，奏折自然是有关此项工作的汇报。清朝要求学政以身作则，因为他们的行为联系着士习。

清朝重视整饬士习。乾隆帝登基伊始就强调端正士习移风易俗，命选颁四书文，特别是整饬考场存在的冒籍顶名、怀挟种种弊端，然而这些弊端始终是考场的痼疾。生员的各种劣行也是被整饬的对象。

清朝也强调振兴文风。文风的含义主要是两项：一是重视文化教育，科举兴盛；二是学风纯，写作规范。雍正帝将作文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要求按照《四书》阐明圣贤的思想，用规定的“体裁格律”表达出来，反对辞华冗长的文风， ，将“雅正清真”文章作为标准。乾隆皇帝重视训正文体，也提出科举文章乃阐释孔孟立言本意，提倡朴实的文风，反对故为艰深语，或矜为俳俪词，使士风还淳。

我们从学政的奏折中可以把握到文风的内涵。文风包括对于经史文的全面掌握，讲究文体雅驯，兼有书卷气，行文顺畅，合乎文理。文艺较优、娴习诗赋也是说明文风的内容。学政的责任就是要选拔文气、文理好的考生。

厘正文体是振兴文风的重要方面。清朝乡会试后对试卷进行复核称作磨勘，磨勘的重要内容是考察文风。乾隆帝将“雅正清真”这四个字的顺序调整为“清真雅正”。我们可以看到大臣在奏折中谈到考核情形时，往往以“清真雅正”为尺度，衡量文风。磨勘特别要对名列前茅考卷的文风把关。文风与考题也相关联。乾隆后期整顿文风的重要事情是查禁删节经书。

文风涉及诸多问题。乾隆时期，根据对于文风盛衰高下的判断，增减所设负责科考官员数量与考试名额。考试的频度、单独考试或合试也根据文风调整。江浙所谓三吴两浙地区，文风素盛，清帝南巡，频增试额。清代科举考试采取分区录取的方法，文风强盛地区的考生冒藉到文风衰弱地区考试，云贵川广这一现象比较突出。

清代科举考试与整饬士习、振兴文风密切关联，朝廷把科举考试作为风习看待，实际上旨在将科举考试以及士子的行为纳入国家政治文化的范畴，官员对于科举考试的振兴、整饬活动，是在移风易俗，从而达到上述目的。

学政负责的考试事务中，要宣传皇帝对士子的要求进行教化。如山西学政百龄奏报：“臣每至一棚，宣讲圣谕，俾各生童恪守《卧碑》，毋致生事”[97]。贵州学政潘曾起也奏道：“臣每当校毕一棚，则传集童生恭述圣训，总以读书明理、雅正清真谆谆告诫，该生等环立静听，咸知凛遵”[98]。所谓圣谕、《卧碑》是指清朝皇帝训示规条系列，即顺治九年题准，刊立《卧碑》置于明伦堂之左，晓示生员。康熙三十九年议准，将钦颁《上谕十六条》发直省学宫，每月朔望令儒学教官传集该学生员宣读训饬，务令遵守。如有不遵者，责令教官并地方官详革，从重治罪。四十一年御制《训饬士子文》，颁行直省各学。雍正三年议准，士子诵习，必早闻正论，俾德性坚定。将《圣谕广训》、《御制朋党论》颁发各省学政刊刻刷印，赍送各学，令司铎之员朔望宣诵。七年议准，令直省各督抚转饬地方官，将钦定《卧碑》、御制《训饬士子文》敬谨刊刻，装潢成帙，奉藏各学尊经阁内，遇督抚等到任及学臣到任案临，于祗谒先师之日，该教官率生员贡监等诣明伦堂，行三跪九叩礼毕，教官恭捧宣读，令其拱听。乾隆五年，钦颁太学《训饬士子文》。十年议准：钦颁《训饬士子文》已勒石太学，通行天下学宫，同圣祖仁皇帝《圣谕广训》、世宗宪皇帝《御制朋党论》，令教官于朔望日一体宣讲，永远遵行[99]。总之，清朝皇权加强了对于士人的要求与控制。

清代社会结构依然以士农工商四民为基础，传统观念士为四民之首，士人承载着正统的儒家文化，对于风俗有导向作用。移风易俗的关键，是使士人起到楷模的作用。士习文风属于整体风俗的一部分，欲使风俗淳美，士习文风也不能例外，而科举考试是掌控士习文风的重要手段，于是清朝特别是乾隆皇帝重视整饬士习、振兴文风。

官员负有保障科举考试公正规范进行的责任，将这种职责用考察士习文风表示，反映出清代的政治文化，即培养人才不是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对于人才有很高的道德要求。科举人才构成的士人应当是德才兼备，肩负表率天下的重任，他们未来也以移风易俗为使命。

注释：

[1]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尚未发现专门研究士习文风问题的成果，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五《科举制度下的民风与士习》有所涉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5 - 150页。

[2][3]两广总督福康安为报两广学政考试舞弊事奏折，《历史档案》2002年第4期，第19页。

[4]《清高宗实录》卷489，乾隆二十年五月下。

[5]《清高宗实录》卷1207，乾隆四十九年五月上辛巳。

[6]《历史档案》2002年第3期，第33页。

[7]《历史档案》2002年第3期，第33 - 44页。

[8]《清高宗实录》卷1114，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上丁亥。

[9]《历史档案》2002年第3期，第47 - 48页。

[10]《历史档案》2002年第3期，第48页。

[11]分见《历史档案》2003年第1期，第55页、第61页。

[12]关于清代童生、生员的考试以及与学政的关系，请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一章第一、二两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 - 21页。

[13]《历史档案》2002年第3期，第32页。

[14]《历史档案》2002年第3期，第34页。

[15]《历史档案》2003年第1期，第53页。

[16]《清高宗实录》卷892，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上己亥；卷966，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上辛亥；卷1039，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下壬子。

[17]《清高宗实录》卷1207，乾隆四十九年五月上辛巳。

[18]《清高宗实录》卷1370，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上乙酉。

[19]清初沿明制，各省设督学道，凡由翰林科道出身任用者为学院，由部属等官任用者为学道。参见《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学政”，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页。

[20]《清世宗实录》卷3，雍正元年正月辛巳。

[2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369《礼部·学校四·教职考核》。

[22]《清圣祖实录》卷32，康熙九年三月戊午。又士风也是一种风度气质，如雍正帝说：“大约豫省士风，器量谨厚有余，而才具明通不足。”见《清世宗实录》卷79，雍正七年三月丙午。

[23]《清圣祖实录》卷34，康熙九年十月癸巳。

[24]《清世宗实录》卷58，雍正五年六月丁亥。

[25]《清高宗实录》卷16，乾隆元年四月上丙寅。

[26]《清高宗实录》卷22，乾隆元年七月上庚子。

[27]《清高宗实录》卷21，乾隆元年六月下己卯。又乾隆帝说方苞所选四书文“皆取典重正大，为时文程序。”见《清高宗实录》卷460，乾隆十九年四月上庚寅。

[28]《清高宗实录》卷461，乾隆十九年四月下乙巳。

[29]《清高宗实录》卷459，乾隆十五年三月下庚午。

[30]《清高宗实录》卷95，乾隆四年六月下戊戌。

[31]《清高宗实录》卷129，乾隆五年十月下丙寅。

[32《清高宗实录》卷172，乾隆七年八月上丁亥。

[33]《清高宗实录》卷223，乾隆九年八月下庚申。

[34]《清高宗实录》卷224，乾隆九年九月上丁丑。

[35]关于清代冒籍跨考问题，参见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辩》，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 - 27页。

[36]《清高宗实录》卷246，乾隆十年八月上乙巳。

[37]《清高宗实录》卷300，乾隆十二年十月上戊辰。

[38]《清高宗实录》卷740，乾隆三十年七月上己卯。

[39]山东学政赵佑为报兖州生员乔汝襄代荣舒元顶名赴考事奏折，《历史档案》2002年第3期，第45页。

[40]江苏学政胡高望为报淮安等地生童科试情形事奏折，《历史档案》2003年第1期，第49 - 50页。

[41]《历史档案》2002年第4期，第12页。

[42]《历史档案》2003年第1期，第50页。

[43]《历史档案》2003年第1期，第58页。

[44]《清世宗实录》卷43，雍正四年四月乙亥。

[45]《清世宗实录》卷121，雍正十年七月壬子。

[46]《清高宗实录》卷238，乾隆十年四月上丙午。

[47]湖北学政洪朴为报襄阳等地生童科试情形事奏折，《历史档案》2002年第3期，第32页。

[48]江苏学政胡高望为报常州等地生童岁试情形事奏折，《历史档案》2002年第3期，第50页。

[49]山西学政戴衢亨为报大同等地生童岁试情形事奏折，《历史档案》2002年第3期，第40页。又，此后山西学政茹　奏称：“臣查文风，省南较省北为优，习俗相沿，诸生多经营外出，科试赴考者较少。”《历史档案》2003年第1期，第48页。

[50]广东学政平恕为报廉州等地生童岁时情形事奏折，《历史档案》2002年第3期，第40页。

[51]《清高宗实录》卷1124，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上丙辰。

[52]《清高宗实录》卷1054，乾隆四十三年四月上辛丑。

[53]《清高宗实录》卷601，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下癸酉。

[54]《清高宗实录》卷602，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上辛巳。

[55]《清高宗实录》卷621，乾隆二十五年九月下庚午。

[56]《清高宗实录》卷748，乾隆三十年十一月上甲申。

[57]《清高宗实录》卷1105，乾隆四十五年四月下戊辰。

[58]《清高宗实录》卷1119，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下戊戌。

[59]《清高宗实录》卷1091，乾隆四十四年九月下丁酉。

[60]《清高宗实录》卷976，乾隆四十年二月上己卯。

[61]《历史档案》2003年第1期，第56页。

[62]《清高宗实录》卷1407，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下癸巳。

[63]《清高宗实录》卷1433，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下辛亥。

[64]《清高宗实录》卷1433，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下戊午。

[65]贵州学政洪亮吉为报思南等地童生岁试情形事奏折，《历史档案》2003年第1期，第59页。

[66]江苏学政胡高望为报沭阳等地生童岁试情形事奏折，《历史档案》2003年第1期，第60页。

[67]《清高宗实录》卷225，乾隆九年九月下癸巳。

[68]《清高宗实录》卷286，乾隆十二年三月上戊戌。

[69]《清高宗实录》卷308，乾隆十三年二月上癸亥。

[70]《清高宗实录》卷383，乾隆十六年二月下乙酉。

[71]《清高宗实录》卷495，乾隆二十年八月下辛酉。

[72]《清高宗实录》卷497，乾隆二十年九月下戊戌。

[73]《清高宗实录》卷533，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下戊子。

[74]《清高宗实录》卷573，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下癸酉。

[75]《清高宗实录》卷923，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下己卯。

[76]《清高宗实录》卷1108，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上壬戌。

[77]《清高宗实录》卷1121，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下癸亥。

[78]《清高宗实录》卷1233，乾隆五十年六月下丙午。

[79]《清高宗实录》卷1240，乾隆五十年十月上丁亥。

[80]《清高宗实录》卷1322，乾隆五十四年二月上己亥。

[81]《清高宗实录》卷1336，乾隆五十四年八月上甲寅。

[82]《清高宗实录》卷1418，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上丁卯。

[83]《清高宗实录》卷1466，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上癸亥。

[84]《清高宗实录》卷724，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上庚寅。

[85]《清高宗实录》卷943，乾隆三十八年九月下壬午。

[86]《清高宗实录》卷674，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上壬戌。

[87]《清高宗实录》卷941，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下己酉。

[88]《清高宗实录》卷1083，乾隆四十四年五月下丁未。

[89]《清高宗实录》卷655，乾隆二十七年二月下癸巳。

[90]《清高宗实录》卷730，乾隆三十年闰二月上庚戌。

[91]《清高宗实录》卷1100，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上壬戌。

[92]《清高宗实录》卷1199，乾隆四十九年二月下戊寅。

[93]《清高宗实录》卷614，乾隆二十五年六月上戊寅。

[94]《清高宗实录》卷616，乾隆二十五年七月上甲辰。

[95]《清高宗实录》卷789，乾隆三十二年七月下辛卯。

[96]《清高宗实录》卷1009，乾隆四十一年五月下丁酉。

[97]山西学政百龄为报平阳等地生童科试情形事奏折，《历史档案》2002年第3期，第33页。

[98]贵州学政潘曾起为报贵阳等地生童岁试情形事奏折，《历史档案》2002年第3期，第34页。

[99]以上均出自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389《礼部·学校·训士规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