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

作者简介：刘雅军，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河北，石家庄，050091

孙宝瑄（１８７４～１９２４），字仲玙，杭州（今浙江钱塘）人，因生于晚清官宦世家及其博览群书而享誉政坛与思想界。本文根据１８９４～１９０８年间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所记读书情况，分析他的世界历史认识，探讨其变革观的转变与世界历史认识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清末士大夫思想的转变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  初识西方议院与民权（１８９４～１８９８年初）

现存《忘山庐日记》中第一次出现的世界史地书目，是光绪二十年正月十三日（１８９４年２月１８日）孙宝瑄阅读魏源的《海国图志》（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２８页）。第二次出现是同年十二月十五日（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０日）。这一天，孙宝瑄购得《中西纪事》和《万国史记》（同上，第６３页）。《忘山庐日记》中最早出现西方议院的内容，是十二月二十九日（１８９５年１月２４日）有关议院弊端的记载。他写道：“《西事类编》谓：西人议院之设，亦多流弊。每树立党援，挟持朝政，不论理之是非，而一二有识之士，或以寡不敌众，引身乞退，如是者比比。故西人亦有称中国法制为善者。天下无无弊之政，信然。”（同上，第６７页）

由于丢失光绪二十一年和光绪二十二年的日记，我们无法了解这两年孙宝瑄思想认识的变化。

从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年初起，孙宝瑄勤于“录西史”，他对西方民权开始有赞叹之语，认识到西方民权是民智进步到一定程度后，较为适宜的政治制度。他说：“泰西能扶植民权者，始于法兰西王腓立第四创民会也，而路易第十、腓立第五继之。夐绝哉，宜今日变法兴盛之暴也！”（同上，第７６页）“美之立为民主者，赖欧洲诸国开其智于先，已人人化其野蛮之气习，故能一变至道。”（同上，第９５页）他认为君主制度和民主制度无绝对的优劣之分，只要符合民智的水平，实现治效，就是达到了政治统治的目的。鉴于中国的民智程度，他主张先开民智，后兴民权。他说：“君主、民主，政异治也。民愚不能自主，君主之，唐虞三代是也。民智能自主，君听于民，泰西是也。而凡所以为民，是政通矣。”（同上，第８０页）“民智未开而即创自主之说，是导四百兆民尽为乱党，而依然强陵（凌）弱，众暴寡，为血肉相糜之天下，何补于世耶……若中国之民，受嬴秦后数千年压力，愚蠢昏昧，至无复加，乃骤欲谈民主之高论，是执久饿者而饱以粱肉，非不美也，其死可立待，无渐引之法也。”（同上，第９５页）

到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１８９８年１月１１日），孙宝瑄已经“录外史中古纪终，计一千年。罗马衰灭，诸国强盛，皆略可见”（同上，第１５９页）。不过日记中所列西史书目仅有《万国近政考略》、《列国岁计政要》、《探地名人传略》、《罗马古传》几部。新报新书有《万国公报》、《格致汇编》、《知新报》、《时务报》、《各国交涉公法论》、《万国公法》、《百年一觉》、《心灵学》、《天演论》等。

二  日本历史认识及变革观转变（１８９８年）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下半年，孙宝瑄的变革观从前一年的先开民智转向先设议院、兴民权。转变的动因有：１．对日本历史的认识及其友人宋恕的影响；２．开民智潜在引发的民乱。

这一年，孙宝瑄仍然坚持“录外史”，“治西史如常课”。同时，他开始重点阅读日本历史及新学书籍，如《日本政纪》、《日本外史》、《日本国史略》、《明治新史》、《西学述略》、《国闻汇编》等。

当年六月二十八，孙宝瑄与宋恕一起讨论阅读《明治新史》的感受。二人对于日本和俄国设立“议院”的情况很感兴趣。关于先开民智还是先设议院的问题，孙宝瑄犹疑不定。宋恕则将设立议院视为日本变法的根本和实现富强的本因，认为议院能促进民智，主张中国从速设立议院。他说：“日本变法之初，先设议事所，举国人议事，盖真得变法之要诀矣。俄虽仅图富强，不伸民权，然仍设上院议士，惟所举者皆贵族耳。可知欲振兴诸务，实事求是者，非议院不能有成。今之操议院缓立之说者，皆大误天下也。”“有议院，则天下之学使、乡会试考官、书院山长，必由公举矣。所举者虽不必骤获硕学渊德之士，而庸劣陋恶顽暗之人必渐少，天下之为时文者必有进无退……民智渐开，公理日明，必有废八比之一日。今不开议院，仅改时文为策论，虽足一新耳目，而主试非人……仍无补于天下。”（同上，第２４２页）七月初一二人再次讨论。宋恕坚持：中国变革务必从根本处着手，若开议院，中国进步将必然非常可观，定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治效”。他说：“夫今日之人，特患无进步之权·１３４·耳；使假其权，则无不日思进步者，且日进而无退矣。故吾谓中国能大开上下议院，自宰相督抚以至州县，咸由公举，行之十年，则十八行省必可进至倭人未变法以前局势；行之四十年，必可进至日本今日局势，可决也。”（同上，第２４３页）次日，孙宝瑄被说服，明确表示中国变革非先扶民权不可。他说：“余昔谓先开民智而后扶民权，今始悟非先扶民权不可。开民智，民皆有争自主之心。今重抑之，而皆伈伈睍睍，俯首下心者，以尚愚也。稍智，则必起而相争。争之不能得，必酿大变，如孙逸仙是已。惟先设议院，以伸其权，而后徐辟其智，则民心已平，而无所争。无争则自不为乱。”（同上，第２４３页）

除了宋恕所坚持的以议院促民智进步外，孙宝瑄接受先设议院，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他认为：民智的进步必然伴随着民众对自身权利的觉醒，如果民智已开，却缺乏疏导民意的机构，必然会引起民乱。而且，与以往历史上因为水旱饥馑、冻馁穷困等被迫起来的反抗不同，民众觉醒后对自身权利、对社会不公正现象提出的主动要求，后劲必足。假若官府“欲讨而歼之，有不出于死斗者乎？大乱作矣，民与君树敌国矣”。如果“乱而果成”，“中国之君权去，非不深幸也”。但是，现实情况下，他认为反抗必不能成。因为如果中国自己不能平乱，那么，“欧洲强国必代平之”，从而“瓜分之局定矣”。“瓜分已，则欧人必重抑吾民，重愚吾民，而黄种将为黑奴矣”。出于对亡国为奴的忧虑，孙宝瑄认为必先开议院，他说：“苟开议院，则无论民智民愚，皆可不乱。何也？议院开而行公举，则贪虐之吏必尽去，而民之贫困者渐少，盗贼不起，乱何由作乎？”（同上，第２４３页）

到九月十四，日记显示出孙宝瑄对“议院”的评价完全是积极的。他将其作用阐释得淋漓尽致，似乎有了议院，就一定能够实现“民智日进，公理愈明”。他说：“无议院，则士夫上书者，各竞意气，并尚私智，徒乱人主之耳目，而无所折衷，其害愈甚。有议院，则公举有法，辨难有规，采访有使，总制有人，从违画一，意气无所施，私智不得逞，收广益之效，无盈庭之弊，民智日进，公理愈明，尚何虞乎？”他认为日本人深山虎大郎的看法，即“公议之国，人人皆爱国之人；独裁之国，爱国者惟有一人，即其君耳”（同上，第２６９页），非常有道理。

三  西方历史认识与变革观再变（１９０１～１９０２年）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１９０１年６月６日）的日记中，孙宝瑄明确记下了自己变革观的又一次转变：由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的设议院、兴民权转向君主立宪政体，主张君民共治、纳君权与民权于法中。其转变原因，主要是从西方历史中了解到“民权不能无弊”。他写到：“余当甲午、乙未之交，始谈变法，今越四五年矣，论议盖凡数变。初则注意于学堂报馆，继则主张民权，以为非先设议院，许公举，则一切法不可变，变之徒滋扰；卒又知偏于民权之不能无弊也，遂主持立宪政体，纳君权民权于法之中，而君民共治，为数年立论之归束。”（同上，第３５０页）

前面提到，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年末，孙宝瑄就曾记下《西事类编》中讲到的“议院之弊”。那时，他相信“天下无无弊之政”，认为：适宜民智程度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中国的民智只有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开设议院、兴民权。但是，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日本立宪一事促使他改变了态度，他将“议院”视为万能的法宝，以为日本变革因立宪而致富强。

孙宝瑄通过西方政治、历史书籍，再次认识到民权的弊端。他读到《万法精理》中关于民权之弊的看法，即“论民权政治或丧其德，则其国必乱，且不可救药”。他觉得这个道理自己从前没有想到，读了希腊史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他写道：“希腊之衰也，士帕太王亚治士年少，励精图治，悯国法紊乱，欲复利古尔厄旧宪。国人偷惰，不悦新法，竟捕王杀之。”那么，该如何消除民权之弊呢？他认为：或许可以通过立宪，确定君民各自的权限，纳君民于法律。他写到：“纯用君权，与纯用民权，皆有弊也。折衷之道，其惟立宪乎？立宪者也，纳君民于法律，而莫敢不遵者也。”（同上，第３３３页）通过和友人的研究讨论，他认为“分权”、“利专”是今日东西方文明国政治学术迅速进步的重要原因。他说：“权分，则人互结其团力，求政之不平等而不得也；利专，则人各奋其聪明，求学之不造极而不得也。学，知也；政，行也。知行并进，所以去野蛮日远矣。”（同上，第３３９页）

显然，此前孙宝瑄认为的议院只是以公举赋予权利的方式，并不了解议院还与法律限制权利相关。这时他认识到：立宪的目的是将各方的权利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各方享有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和权利。由此，他认为：改革必须各方上下一心，实事求是，才能振作自强，否则只能是自欺欺人。变法的关键在于切实改进政体，以立宪代替专制。他说：“不改政体，何由而能上下一心，实事求是……今欲通之，惟有改专制为立宪，设上下议院，万机决于公论，庶几朝野君民之间，无壅闭隔阂之患，人人自能实力奉公矣。”（同上，第４８８页）

由于缺失光绪二十五年和光绪二十六的日记，我们不能确切知道孙宝瑄上述转变发生的时间、原因。然而，我们知道在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到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间，他除了继续阅读历史书籍（如《日本政党小史》、《欧洲财政史》、《西学探源》、《罗马史》、《英雄传》、《经国美谈》等）之外，还阅读大量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译著，如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伯盖内《政治学》、斯密《原富》、李士德《理财学》、井上毅《各国国民公私权考》、乌谷部铣《政治学提纲》、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加藤弘之《物竞论》等等。同时，他还关注中国知识界的报刊和著作，如《饮冰室自由书》、《清议报》、《译书汇编》、《仁学》、《南海传》、《中国最新度支》、《新民报》等。对于这些历史、政治、哲学著作的研读，不仅使·１３５·他的知识范围大大扩展，无疑也使他对西学知识的掌握更加丰富和深刻，对西方历史的认识也逐步深化。

四  西方历史认识深化与变革观又变（１９０３～１９０７年）

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之后，孙宝瑄的思想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他逐渐放弃自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起就积极倡导的先开议院的主张，也不再坚持以往的君主立宪主张，而是退求官制的改进；至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官制改革也被认为不合时宜，转而支持立大公司为改革的第一义。

这种转变，起因于他逐渐发现西方民权制度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四月以来，他读了《英国工商业发达史》、《万国商业志》、《政教进化论》等书之后，发现西方“议院”的设立与国民纳税密切相关，国民纳税才有权利。也就是说，百姓农、工、商等实业达到一定程度，能够负担相当的重税之后，议院才有设立的可能。他写到：“盖农工商不大兴，百姓无实业，富户太少，不堪纳重税之时，议院无从而设。盖凡民有举人及被举之资格者，必每年能纳重税于国家，纳重税则义务尽，而有益于其群，然后可予以权利，此宇宙之公理也。”（同上，６８６页）之后，上述看法进一步明确。他发现：西方商业的兴盛，是立宪和民权的根基，民权必在商权之后才能发达。由此，他认为：当今士夫高谈宪政变革，却没有实业根基，很难成功。他说：“今人动曰民权民权，不知有商权而后有民权。商权者，民权之基也。吾读欧洲史，知中古世商业市府之发达……遂为今日立宪之根基……今我国士夫高睨大谈，不营实业，不求商权，不握财权，而妄希民权，是未弹而求炙雀，未卵而求时夜也。不其难乎！”（同上，第７９９页）

随着思想发生变化，他放弃立宪主张，退求官制改进。他说：“今者不欲革政则已，苟欲从事，当从官制起……较之高谈立宪，茫无下手处，为胜多多矣。”（同上，第８３２页）日记表明，孙宝瑄终于深切体会到英国立宪政体由历史铸成的道理。他写道：“世谓英国之政体，乃为历史所镕铸而成，斯言良不谬也。盖历史二字，即以代表千百年来演变之迹。”（同上，第８７６页）由此，他的变革观更趋保守。不久，清廷下诏立宪，海内外一片贺声。然而此时，孙宝瑄已经深信立宪必不能成功。他陷入极大的失落之中：“辉辉乎我祖国，亦有立宪之一基础乎？虽然，立宪二字，非空言可以塞人望也。必其民体育发达，能任战陈；实业炽盛，能荷赋税；智慧充周，能参政谋；材艺精致，能尽职守；道德完全，能循法律。然后聚众多分子，上自宰相，下及平民，组织酝酿，而成大立宪社会，谈何易邪！”（同上，第９３０页）显然，这种失落的情绪是被西方历史的新认识所催生，即所谓“知之愈深，忧之愈切”。他认为：立宪必须在相当程度国民“智德力”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反观中国，存在立宪的诸多基础因素么？

到了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他已经不再倡导“改官制”，而是转向“立大公司”。初七（２４日），他拜访唐景崇，与之讨论中国的变革问题。唐说：“国家之根本，在下议院，财赋由此出，有财而后兴办一切事。”孙宝瑄表示同意，说：“今变法……纷纷厘定官制，更易名称，徒然也。今欲制造新国家，吾意以招集股东，建大公司为第一要义……使其（股东）重荷赋税，举代议员，或办地方自治，或省会都邑参与要政。彼既年年出财，以佐公益，其势不能不予以决议权，理之所当然也。”（同上，第９３４～９３５页）

至此，孙宝瑄倡导的以“议院”为中心的政治变革转入以“大公司”为主的经济领域。此后到光绪三十四年年末，孙宝瑄一直坚持此见。不过，也许与个人背景有关，尽管他对中国立宪的结局感到忧心和失落，但其关注点仍然集中在政治方面，继续努力研究西方民主政治，期望能够找到适合中国未来的改革方案。

综上可见，在甲午战后的危局中，孙宝瑄始终都在积极思考着中国的变革方案。以西方历史、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等新知识为资源，以制度变革为中心，他的变革观由先开民智到先兴民权，由君民共治的立宪政体到改官制再到立大公司，总的趋势是日趋渐进和保守。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用《忘山庐日记》中孙宝瑄对梁启超的评价来说明。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学界中颇有人讥讽梁启超宗旨累变，自相反对者，不知凡几，甚至据此认为梁启超是“一反复之小人”。孙宝瑄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对梁启超表示理解。他说：“饮冰者，吾诚不知其为何如人，然据是以定其为小人，言者之过也。盖天下有反复之小人，亦有反复之君子……盖小人之反复也，因风气势利之所归，以为变动；君子之反复也，因学识之层累叠进，以为变动。其反复同，其所以为反复者不同。虽然，饮冰者吾诚不知其何如人也！”（同上，第１０４３页）清末，政治倾向由激进转向保守在学界精英中并非个别现象，除孙宝瑄外，还有梁启超、黄遵宪、宋恕等等。从认识一种制度的优越之处，继而考察这种制度的渊源，特别是思考其在中国本土的适应程度，这完全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也许，孙宝瑄的亲身体验———“君子之反复，因学识之曾累叠进，以为变动”———能够帮助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认识那些在时代巨变中不断努力探索的前辈精英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