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戴东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1期，本文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终于正式刊行。与此同时，汇集《日本国志》31篇“外史氏曰”的单行本《日本国志序》同步问世。“外史氏曰”因浓缩黄遵宪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政治沿革、制度损益的见识，又便于流传，而备受关注。现存《日本国志序》有4种版本，加上《日本国志》初刻本和改刻本，各版本的“外史氏曰”部分虽然亦一定程度涉及文意修改，但比较《日本国志》改刻本对初刻本正文部分的增订，微不足道。“外史氏曰”所反映的，是黄遵宪19世纪90年代之前已经成形的思想，与《日本国志》正文部分不同，这在敏感的政体问题上表现尤其明显。进入民国以后，彰显黄遵宪时政主张的“外史氏曰”仍受关注，关注层面则从政治制度转向了时论、民俗学、历史学、文学等，影响至今。汇集“外史氏曰”的《日本国志序》，有重新挖掘、深入研究的价值。

黄遵宪著《日本国志》是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集大成之作，早已名扬天下，至今影响不绝。在国家图书馆检索系统中检索《日本国志》时，不时会看到“日本国志序”字样的书目。《日本国志》篇首有著名外交官薛福成所作“日本国志序”，所以，一般会认为，《日本国志序》一书，大概就是薛福成的“日本国志序”，或者加上黄遵宪的自叙，以及全书最后梁启超的“日本国志后序”汇集而成的单行本。的确，检索系统中《日本国志序》的著者多有写成“薛福成”的。古籍借阅本来不便，薛福成所作“日本国志序”和黄遵宪自叙等在《日本国志》各大版本均有收录，于是，对于《日本国志序》一书及其价值，也就不再特别深究了。

最近，笔者在研究黄遵宪的日本明治维新观、研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中黄遵宪上李鸿章、张之洞书时，惊喜地发现，黄遵宪是将《日本国志》专门分成两大部分予以介绍的：一是“凡为类十二，为卷四十”的正文部分；另一则是职官、食货、兵刑等各志中的“论说”，即穿插在《日本国志》各卷卷首、卷中和卷尾的“外史氏曰”，他称后者是他“确陈时政，伸为论说”，是“胪举新政，借端伸论”，总字数多达五六万字。“外史氏曰”在《日本国志》中这一有别于正文的独特价值，是学界此前未予特别关切的。而《日本国志序》一书，主体内容恰好是黄遵宪数量可观的“外史氏曰”。薛福成的“日本国志序”，有些本子反而不收。梁启超的“日本国志后序”，各本子则均未收录。

目前，《日本国志序》分藏全国各大图书馆古籍部，版本繁杂，最早刊行于甲午战后、戊戌维新运动蓬勃发展时，与《日本国志》问世时间相当，至民国年间仍有新版本问世。众多本子中有不少名家藏本，有周作人旧藏，郑振铎旧藏，陈垣旧藏，以及王荫泰赠送本。旧藏本上还留有诸多珍贵的笔记。《日本国志序》曾与《日本国志》一起“风行一世”，但百余年间，《日本国志》重印本层出不穷，相形之下，《日本国志序》似乎已被遗忘在浩瀚书海之中。

被视为“救世法宝”的《日本国志》，是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顺应时事需要刊行的。那么，在《日本国志》刊行的同时，为何还发行《日本国志序》单行本？它有哪些独特的价值？目前《日本国志序》藏本数量众多，版本不一，各版本之间关系如何？其核心内容“外史氏曰”又分别反映了黄遵宪哪一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内容？历史影响如何？本文试以全国各大图书馆古籍部所藏十余个《日本国志序》本子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做一深入探究，以期推进《日本国志》的研究，也为戊戌变法史研究和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提供一些线索。

一、单独发行之缘起

中日甲午战争，天朝上国清王朝败于“蕞尔小国”日本，举国震惊。当时的中国人“寡知日本”，对于日本情形如“隔十重云雾”，一时间，了解这位后起劲敌成为当务之急。由晚清首届驻日使团参赞黄遵宪完成于光绪十三年（1887）夏，次年曾由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先后向总理衙门推荐、后被总理衙门“久束高阁”的日本研究巨著《日本国志》，很快受到关注。光绪二十一年（1895）底，《日本国志》历经坎坷，终于刊行。光绪二十三年（1897），应时事需要，黄遵宪对《日本国志》加以增补，改刻本与初刻本并行于世。《日本国志》刊行后，“为海内通人所宝”。其间，黄遵宪本人也几次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命将所著《日本国志》等进呈。戊戌变法纲领性文件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及其百日维新期间若干重要奏文，更多从《日本国志》中汲取素材。报刊上也出现了一系列推崇《日本国志》的文章。光绪二十三年二月，《时务报》第21期刊发梁启超的《日本国志后序》一文，称颂《日本国志》是了解日本“之所以强”的不二之书。这篇后序后被收录到《日本国志》改刻本，置于全书最后，与卷首的薛福成序文遥相呼应。同年十月，《译书公会报》发表章太炎的《读日本国志》一文，探索日本实现尊王攘夷、建立明治新政府的历程，分析其成功的内外历史机遇，对于日本“以小弱为强大”这一“壮举”，给予充分肯定。文中，章太炎对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所书内容妥切与否未做任何批评，显然他是将它作为信史来阅读的。《日本国志》一时间声震朝野。值此之时，《日本国志序》单行本应运而生。

光绪丁酉（1897）孟夏，绍郡中西学堂开始发行《日本国志序》，是为该书的最早版本。为何专门刊行《日本国志序》单行本，各本子并无序跋之类加以说明？不过，细察开创这一先河的绍郡中西学堂及其创始人背景，可以发现，此举并非偶然。

绍郡中西学堂创办于光绪二十三年春，是戊戌变法前夕浙江省新式学堂中的第一所中西学堂。创办者徐树兰和胞弟徐友兰不仅是闻名遐迩的藏书家，还受新思潮影响，热衷传播新学。学校开办次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月底，徐树兰举荐时任翰林院编修、因戊戌变法失败回到故乡绍兴的蔡元培担任监督（校长），徐氏家族之趋新可见一斑。蔡元培此时回乡，是怀抱远大理想的。作为戊戌变法的坚定支持者，他于政变爆发次月即“请假出京”，乡人“以康党疑之”，他也“不与辨”。在蔡元培看来，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之故。他既对顽固守旧的北京政府彻底失望，所以“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受聘绍郡中西学堂后，他在校内“提倡新思想”，“提倡民权”。徐氏家族与蔡元培的交情远不止于此。蔡元培20岁开始，曾在徐家读书数载，兼为校所刻书，徐家藏书丰富，蔡元培“因得博览，学大进”。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称，“徐氏故孑民居亭主人”，说的就是此事。20世纪初，徐氏藏书开始散出，经蔡元培牵线，镕经、铸史斋之书介归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与蔡元培同龄的徐树兰之侄、徐友兰长子徐维则（1867—1922），与蔡元培性情相投，交情更笃。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后，还曾邀约徐维则到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任职。两人所交游常有交集。如均与浙江光复会成员徐锡麟、陶成章，同乡故旧鲁迅交情不浅。尚未看到蔡元培或者徐氏家族与黄遵宪有直接交往，但两人均与曾跟黄遵宪携手创办《时务报》的汪康年颇有往来。蔡元培曾为黄遵宪《人境庐诗草》题词，称“实为杰出冠时之作”，敬重之情溢于言表。可以推知，蔡元培对于深刻影响戊戌变法领导者思想的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一定既了解，又认同。而某种意义上说，最初发行《日本国志序》的绍郡中西学堂及徐氏家族，也算得上是维新人士的“圈内人”。其率先将当时被视为“救世法宝”的黄遵宪《日本国志》中的“外史氏曰”特别辑出，单独刊行，有出于藏书家的独到眼光，也与他们身处风气开化的江浙地区，积极吸纳、主动传播新思想的理念有关。

《日本国志序》初刊时间与绍郡中西学堂创办时间同期。光绪二十六年（1900），该书又收录到徐维则编辑、以徐家藏书楼“铸学斋”冠名的“铸学斋丛书”中，可见对该书的珍视。后续出现的《日本国志序》各版本，或多或少与徐氏绍郡中西学堂本情形类似。或也发行、收藏于江浙，或编者也是支持乃至曾直接投身戊戌维新的人士。如编辑“通学斋丛书”的邹淩沅就曾参与康有为等“公车上书”，又名列保国会。

《日本国志序》之产生并流传，湖南维新派刊物《湘学报》上一篇文章所论，从另一个层面给予了启示。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湘学报》刊文专门推送《日本国志》“志序”，即“外史氏曰”，内称：

是书（即《日本国志》）黄公度廉访箸〔著〕为类十二，为卷四十，都五十余万言。自日本维新以来，凡政治之沿革，制度之损益，靡不详载，悉以明治十三、四年为断。是编刊出，早为海内通人所宝。湖南局于偏隅，学者罕见此书。本报不及详刊，兹先刊其志序。欲变法自强者，读此可以鉴矣。

文中一一列举《日本国志》12类，即各志的名称，又将卷一“国统志一”开篇的“外史氏曰”全文转载，最后录“邻交志”开篇第一行。由此可见，“志序”之受有识之士青睐，大约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日本国志》部头过大，流通不便，“学者罕见此书”。为方便传播，在有限的篇幅内“先刊其志序”了。二是由于“志序”浓缩了黄遵宪对日本“自日本维新以来，凡政治之沿革，制度之损益”之见地，对于“欲变法自强者，读此可以鉴”。其时，正当黄遵宪在湖南按察使任上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这篇专门推送志序的文章，黄遵宪应当知晓。的确，《湘学报》的论析与黄遵宪本人的旨意是一致的。

黄遵宪自抵达日本2年后，开始着手撰写《日本国志》，光绪八年（1882）奉命充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前完成初稿。在美3年半，他“政务靡密”，无暇继续《日本国志》的编撰工作。乙酉（1885）秋，他从美国回国，闭门两载，于光绪十三年（1887）最终完成《日本国志》。次年年底和光绪十五年（1889）七月，他先后上书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希望代向总署推荐，“以备查考”。上书中，他特别提到，“外史氏曰”部分是他“确陈时政，伸为论说”，是“胪举新政，借端伸论”，相比不取春秋笔削、微言大义之法，“务从实录”的正文部分，更鲜明地展示他的各种时政主张，实也是了解《日本国志》思想内涵最直接明了的部分。

《日本国志》中的“外史氏曰”总计31篇，分别是国统志2篇、邻交志2篇、天文志1篇、地理志1篇、职官志2篇、食货志7篇、兵志3篇、刑法志1篇、学术志4篇、礼俗志6篇、物产志1篇、工艺志1篇。汇总这31篇“外史氏曰”的《日本国志序》，自光绪二十三年首发，至民国初年，短短十数年间多次刊行。目前，仅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所藏就多达10个本子。另外，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有2个，上海图书馆古籍部1个，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1个，总计14个本子。这些本子不仅装帧、行款及内容不一，检索系统中书名也是五花八门。有作《日本国志序》的，有作《日本国志序例》的，有作《日本国志序论》的，还有作《国朝黄遵宪日本国志序论》的。系统更有将作者写成“薛福成”的。为此，首先需要对各本子的版本情形进行考察与辨析，以为进一步论述的依据。以下没有特别说明的，书名暂且通用《日本国志序》。

二、《日本国志序》版本考

判断版本，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依据书中显示的出版信息，但《日本国志序》各本子情形复杂。有些标注出版信息，有些不标。不标的，有单行本，也有丛书中的一种。收录在同一种丛书中的，编排位置乃至牌记信息也有不同。具体到装帧、行款和内容，更是形态各异。比如，遇到像“朝廷”“今上”“大清”“列祖”“列宗”“列圣”“上谕”“圣人”“圣祖”“世宗”“高宗”“恩诏”“皇祖”“圣主”“诏”“国家”“本朝”“祖宗”这类词前面需要空格时，有空一字的，有空数字的，也有另起一行的。各本子每叶字数各不相同，全书总字数也不一，文字表述更有诸多差异。为此，要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十数种古籍本子的全文内容一一对读、校勘，才可以做出相应判断。凡此种种，也给探究《日本国志序》版本增加了一定难度。

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现藏《日本国志序》本子有10个。国图之外，除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本，另有北京大学古籍部藏本和复旦大学古籍部藏本。考察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本，取绍郡中西学堂版的陈垣旧藏本为参照底本，也需要再探讨。陈垣旧藏本的独特价值毋庸置疑，不过作为底本，它还算不上是完本。绍郡中西学堂版是《日本国志序》最早的一个版本，也是目前所藏本子中数量最多的一种。该版本为单行本，独立一册，而陈垣先生旧藏本分订成两册。上册自薛福成的“日本国志序”至第十篇“外史氏曰”，即“食货志二”“论户籍篇后”中“唐宋有司，或不能行法，相率隐漏，然加倍，其数亦”句止，以下“不过十千万而止矣。我”句开始，分入第二册。如此随意地将同一篇“外史氏曰”、乃至同一个句子拆开分入两册，应是后来者所为。不仅如此，陈垣旧藏本还缺第28叶整叶，内中涉及“论租税篇后”和“论国计篇后”的相关内容。“论租税篇后”的“其用心可谓独苦。三十”以下，至本篇最后“犹有所憾矣”句，全部缺失。“论国计篇后”自首句“外氏史曰：天生民而立之”，至“又计一岁之出某项费若干，某款费若”，完全缺失，而从“干，亦一一普告”开始了。这一版本全文序号本来连续编写，各志序之间不空行，31篇“外史氏曰”也只有各志第一篇的“外史氏曰”前面添加小标题。“食货志”各卷“外史氏曰”多达7篇，缺失所涉及的这2篇“外史氏曰”，正好在中间无小标题区，稍不留意，很难发现。总而言之，以陈垣旧藏本作为底本来考察国家图书馆所藏各本子，还不是最好的选择。

（一）绍郡中西学堂本和苏州开智书室本

现存《日本国志序》14个本子，有明确版本信息的，只有光绪丁酉年绍郡中西学堂本和光绪二十八年（1902）苏州开智书室本两种。前者存数多，计有国图藏书号75116本（周作人旧藏）、书号70605本、书号6752本（王荫泰赠书）、书号77345本暨陈垣先生旧藏本、书号42315：4本和9178:5本暨“铸学斋丛书”之一种、复旦藏书号520012(2)本和北大藏书号X/081.17/2826a本，总计8个本子。需要说明的是，国图42315：4本和国图9178:5本均为会稽徐氏20册“铸学斋丛书”中的一种，独立成一册。前者编在丛书第4册，后者编在丛书第5册，两套丛书封面颜色不同。可能因为这两个本子封面均未题写书名，检索系统将书名均写作了“日本国志序例”。只是，这两个本子内封上均清晰印有“日本国志序”字样，牌记上又写“光绪丁酉孟夏锓木板存绍郡中西学堂”，两者的字体、行款、字数、内容与其他绍郡中西学堂本一模一样，可以肯定它们属于同一个版本，因此书名也应统一作《日本国志序》。北大X/081.17/2826a本也是“铸学斋丛书”中的一种，也为独立单本，编在丛书第13册。该本子封面上题有“日本国志序”字样，内封无题名，也无牌记信息，但正文的装帧、行款、字数以及内容，与国图“铸学斋丛书”本完全相同，也可以断定是同一版本。检索系统将书名写作“日本国志序例”，其实也应作《日本国志序》。值得注意的是，北大X/081.17/2826a本卷首放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跋”文，内容是王庚为补勤（陈锦）著《切音蒙引》所写的跋，与《日本国志序》毫不相干，疑为排印之误，这可能也是导致牌记等出版信息遗漏的原因。

现存苏州开智书室刊本有两个，均藏国家图书馆，分别是书号XD1735本（郑振铎旧藏）和书号XD1721本，系统中书名均作“日本国志序”。情形复杂的是其余4个没有牌记信息的本子：国图书号XD1720本（郑振铎旧藏）、国图书号7370:21本、北京大学书号Y/9100/3370.1/21本和上海图书馆藏本。那么，它们的情形分别如何？与上述两种版本又有什么关系？在判断新的版本之前，试以绍郡中西学堂本和苏州开智书室本为例，寻找判断不同版本的重要差别因素。

绍郡中西学堂本和苏州开智书室本之间共同点颇多。如卷首均无目录，所收志序篇目及顺序完全相同：先后收录薛福成序“日本国志序”、黄遵宪自叙“日本国志叙”“凡例”和31篇“外史氏曰”。“外史氏曰”原散见于《日本国志》十二志、四十卷各志卷的卷首、卷中或卷尾，每一志的“外史氏曰”数量不等，无小标题。上述两个《日本国志序》版本也均未在每篇“外史氏曰”前添加标题，而是将每一志的“外史氏曰”看作一个整体，以所在各志的志名为标题，统领各篇。如“国统志叙”标题下2篇，“邻交志叙”标题下2篇，“天文志叙”标题下1篇，以此类推。全书各志序连排不空行，页码编排也连续不间断。不过，两个版本从外观到内容，均有不少明显差别。

就行款而言，绍郡中西学堂本每半叶13行，每行22字，全书共60叶。苏州开智书室本则每半叶12行，每行24字，全书共59叶。两者总字数不同。前者总计31，924字，后者总计31，925字。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一字之差，所涉及不单单一字问题。不仅如此，文中的文字表述也有不少差异。除异体字和个别显而易见的错字，还有不少一定程度影响文意理解的文字差别。如绍郡本“足己自封”，苏州本作“足以自封”；绍郡本“世臣宿将”，苏州本作“世世宿将”；绍郡本“交邻之果有大益”，苏州本作“交邻之固有大益”；绍郡本“今之出入若庭户矣”，苏州本作“今则出入若庭户矣”；绍郡本“若惟知朝廷因设官以卫民”，苏州本作“朝廷应设官以卫民”；绍郡本“非谓兵之不必学也”，苏州本作“所谓兵之不必学也”；等等。

上述这些差别，各有来源，详参下文所论。这也为判断其余4个本子的版本，提供了至少3个标准：一是行款，如每叶的行数和每行的字数；二是总字数；三是具体的文字表述。

（二）上海图书馆藏本

剩余4个本子均无牌记信息，有些封面和内封均无题名，为此，检索系统中它们的书名和著者都不同了。国图XD1720本题为“日本国志序论”，国图7370:21本和北京大学Y/9100/3370.1/21本题为“日本国志序”，上海图书馆藏本则题为“国朝黄遵宪日本国志序论”。第一、第四个本子的作者作“黄遵宪”，其余2个则作“薛福成”。

可以肯定的是，国图XD1720郑振铎本和上海图书馆本属同一种版本，是有别于绍郡中西学堂本和苏州开智书室本的第三种版本。其封面和内封均不题书名，无牌记信息，但引人注目的是篇首均有一个总目录，给31篇“外史氏曰”一一添加独立的小标题。全书收录黄遵宪自叙和31篇“外史氏曰”，均未收薛福成序和“凡例”。每篇序论独立成篇，独立编排页码，正文每半叶均为10行24字，字体较其他版本大。可以说，这两个本子特征非常明显。这两个本子总目录的首行，写有“国朝黄遵宪日本国志序论目录”字样，上图本检索系统中的书名应源于此。国图本作了取舍，题为“日本国志序论”。其实，它们的书名均应统一作《日本国志序》。此外，该版本字数也与另外两个版本不同，总计31915字。具体到文字表述，除异体字和错别字，与另外两个版本还有不少差异。

错别字有属于明显印刷错误的，也有一定程度影响文意的。如“奉方职者”误作“奉职方者”；“重於外商剥削”误作“重以外商剥削”；“列国务进取。守成贵自保”误作“列国务进守取成贵自保”；“天子各谋其私藏”误作“天下各谋其私藏”；“帷之人思窥之”误作“帷之人思规之”；“聚族而谋之”误作“聚俗而谋之”；“东戎巴邱则西城白帝”误作“东戎巴邱则西域白帝”；“兼爱而无所用爱”误作“兼爱而无所离爱”；“同，重体合类”误作“治，重体合类”；“欲令山谷之水变而为甘泽”误作“欲令出谷之水变而为甘泽”；“稼穑滋登”误作“稼室滋登”；“晦日大祓”误作“每日大祓”；“镇土公祭”误作“镇上公祭”；“秦造酒领百八十种胜以纳贡”误作“秦造领酒百八十种胜以纳贡”；“混糅神佛”误作“混糅神物”；等等。

错别字之外，更有与其他两个版本表述不同者。自叙最后无落款“光绪十三年夏五月黄遵宪公度自叙”。“外史氏曰”部分，“田园遍于天下”改作“田园遍于通国”，“欢虞恬熙，二百余载”改作“欢虞酣嬉，二百余年”，“天下之食租衣税者”改作“举国之食租衣税者”，“德川氏恬熙为治”改作“德川氏修文偃霸”，“固非由畏逼势劫与之立约者也”改作“固非由威逼势劫与之立约者也”，“犹不敢遽施之我”改作“犹不敢遽施诸我”，“吾恐各国外部且不料领事之纵恣如是也”改作“吾恐各国外部且不料领事之纵恣如此也”，“其八旗在京”改作“在京之八旗”，“臣昔读周礼”改作“余昔读周礼”，“臣意其时以岁终制”改作“窃意其时以岁终制”，“犹不敢不周详审重”改作“犹不敢不周详慎重”，等等。

这一新版本没有牌记标示出版年月。从目录中“国朝”两字看，应出版于晚清，晚于绍郡中西学堂本和苏州开智书室本。可以说，它是一个有别于绍郡中西学堂本和苏州开智书室本的第三种版本。该版本目前仅藏上海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上图所藏《日本国志序》也仅此一个，为此权且称这一新的版本为上图本。

（三）“通学斋丛书”本

所剩最后两个本子，国图书号7370:21本和北京大学Y/9100/3370.1/21本，检索系统中作者均作“薛福成”，均收录在“通学斋丛书”中。目前研究认为，该本子“全书行款、牌记、内容等同”绍郡中西学堂版。的确，这两个本子检索系统中书名均为“日本国志序”，所收内容也与绍郡中西学堂版同，均是薛福成序、黄遵宪自叙、“凡例”和31篇“外史氏曰”。全书各志序之间也是连排不空行，小标题添加的方式也与绍郡版和苏州版同。但如果以绍郡本和苏州本之间的各大区别要素衡量，这个“通学斋丛书”本实在不能说与绍郡本是同一种版本。

首先，行款不同。绍郡中西学堂本每半叶13行，每行大小字均为22字，“通学斋丛书”本则每半叶14行，大字每行32字，小字每行42字，遇大小字混杂时，字数更为复杂。更有遇最后一行只有一字需另起一行时，会将这多出的一字尽量编排在前一行中，而出现一行大字33字，这一情形为其他版本所无。

其次，总字数不同。“通学斋丛书”本总字数31920字，与已知各版本均不同。

再次，不仅有异体字和错别字，更有不少文字表述不同，有的已影响文意。如“并列三公”作“并列二公”，“其后三帝皆道长女所出”作“其后二帝皆道长女所出”，“三王不沿乐”作“二王不沿乐”，“盖三千一百三十二座”作“盖二千一百三十二座”。又如，绍郡本“吾恐各国外部且不料领事之纵恣如是也”，“通学斋丛书”本作“吾恐各国外部且不料领事之纵恣如此也”，“通学斋丛书”的表述与上图本和《日本国志》初刻本同。又如绍郡本“非谓兵之不必学也”，“通学斋丛书”本作“所谓兵之不必学也”，“通学斋丛书”本的表述与苏州开智书室本同，而绍郡中西学堂本的表述则与上图本和《日本国志》初刻本同了。“通学斋丛书”本还有多处漏字、衍字，均为其他各版本所无，详参下一节所论。可以说，“通学斋丛书”本有别于其他各版本，应属于第四种新的版本。作者也不是“薛福成”，而是“黄遵宪”。

总而言之，目前所存《日本国志序》共有4种版本，不是3种。分别是，光绪丁酉孟夏绍郡中西学堂版、光绪壬寅年（1902）七月苏州开智书室版、年代不详但可推断为清末的上图本，和民国初年刊行的“通学斋丛书”本。

三、《日本国志序》各版本内容之增订问题

戊戌维新时期，黄遵宪曾对《日本国志》初刻本进行大量增订。内容涉及政治体制和外交思想，初刻本和改刻本反映的是黄遵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思想内容。《日本国志序》的版本数不亚于《日本国志》，其主体部分“外史氏曰”尤其体现黄遵宪的变革主张。光绪十三年夏，黄遵宪完成《日本国志》后，在上书李鸿章和张之洞，恳请他们“俯赐大咨”，将该书推荐给总理衙门时，介绍他在各志穿插的“论说”“伸论”，即“外史氏曰”部分，上李鸿章书称“五万余言”，上张之洞书称“六万余言”，相距1万多字。上李鸿章书在光绪十四年十一月（1888年12月），上张之洞书在光绪十五年六月（1889年7月），相隔半年余，期间黄遵宪是否对“外史氏曰”曾进行大量增订？增订情形如何？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日本国志序》各版本思想内容，即“外史氏曰”部分思想内容所反映的历史时期。这里，试将《日本国志》初刻本和改刻本的“外史氏曰”部分，连同《日本国志序》4种版本一并考察，根脉相连，以看清其中的流变。

《日本国志序》各版本共同收录的，是黄遵宪的自叙和31篇“外史氏曰”，薛福成序和“凡例”有本子不收，且与黄遵宪的变革思想关联较弱。以下考察，就集中在自叙和“外史氏曰”两大部分。

自叙部分的情形比较简单。《日本国志》初刻本和改刻本、《日本国志序》绍郡中西学堂本、苏州开智书室本和“通学斋丛书”本的字数均为813字，内中除个别本子极个别字有不同，其余完全一致。唯上图本的字数为798字，所少15字，是最后省去了落款“光绪十三年夏五月黄遵宪公度自叙”数字，此外有2处错别字，其余亦完全相同。情形复杂的是31篇“外史氏曰”。

目前，各版本“外史氏曰”的字数，《日本国志》初刻本和改刻本均为31116字。《日本国志序》各版本不一，绍郡本31111字，苏州本31112字，上图本31117字，“通学斋丛书”本31107字。字数虽各有不同，但显然没有一万字上下的差距。仔细对照《日本国志序》各版本与《日本国志》初刻本和改刻本，发现差别大都因增字、漏字、衍字所致，个别也涉及文字表述的不同。

具体而言，绍郡本所少5字，一是“邻交志序”最后一句“上篇曰华夏附以朝鲜下篇曰泰西”中的“琉球为外篇”5字未录。二是“论兵制篇后”中“兵食不得不分”句，漏“兵“字。三是“刑法志序”中“凡一切诉讼关系之人之文之书之物件”句，《日本国志》初刻本和改刻本均作“凡一切诉讼关系之人之文书之物件”，绍郡本多一“之”字。如此，总体少5字。

苏州开智书室本所少4字，与绍郡本有类似处，但不全一致。一是“邻交志序”最后一句“上篇曰华夏附以朝鲜下篇曰泰西”中的“琉球为外篇”5字未录。二是“刑法志序”中“凡一切诉讼关系之人之文书以及物件”句表述有了不同，多出一字。总体少4字。

上图本虽只多一字，但涉及多处差别。一是“论治外法权”中“当日本立约时”句，漏“时”字。二是“论国计篇后”中“而三十年以来”句，其余版本均作“卅年”，而多出一字。三是“论佛教篇后”中“然僧徒不畏宋人而畏恨昌黎”句，“畏恨”的“畏”是衍字。如此，总体多出一字。

“通学斋丛书”本少9字，差距最大。差别的情形与绍郡本和苏州本有相似，也有不同。相似的有，“邻交志序”最后一句“上篇曰华夏附以朝鲜下篇曰泰西”句中“琉球为外篇”5字也未录。“论兵制篇后”中“兵食不得不分”句，也漏“兵”字。“刑法志序”中“凡一切诉讼关系之人之文之书之物件”句，也多“之”字。不同的是另有多处漏字、增字。分别是，“论西学篇后”中“内则（追）三代之隆，……沁沁睍睍为民（吏）羞乎？”句，漏“追”和“吏”两字。“论文学篇后”中“而后通其言辞（者）”句，和“苟（使）日本无假名”句，分别漏“者”和“使”两字。“礼俗志序”中“人情情，何习惯是也”句，多一“情”字。“论社会篇后”中“斯亦流弊之不可（不）知者也”句，漏“不”字。如此，一共少9字。综上可知，黄遵宪上李鸿章和张之洞书中所述一万字的差别，似是不同版式不同计算方式所致，不涉及大量增补问题。

只是，字数基本相同，并不意味着文字内容未作任何修订。上文相关表述已有一定涉及，这里再结合《日本国志》初刻本和改刻本“外史氏曰”部分作深入考察。

如上所述，《日本国志》改刻本曾对初刻本进行大量补充修订。时间关系，增订工作只进行到第8卷，包括“国统志”3卷和“邻交志”5卷。查初刻本和改刻本前8卷，内均含4篇“外史氏曰”，分别是“国统志序”“论国统篇后”“邻交志序”和“论治外法权”。没有发现这些“外史氏曰”有大幅修订，只有3处错别字订正，集中在卷三“国统志三”的“外史氏曰”中。再看《日本国志》卷九以后的各大“外史氏曰”，情形类似。有错别字订正的，如初刻本“戎兵”，改刻本订正为“戍兵”；初刻本“戌海岸”，改刻本订正为“戍海岸”；初刻本“斗狼好武”，改刻本订正为“斗狠好武”；初刻本“白吾通汉学”，改刻本订正为“曰吾通汉学”。有可视为修改的，如初刻本“亚西亚”，改刻本改为“亚细亚”；初刻本“宫府之用”，改刻本改为“宫府所用”。除此之外，未见任何修订。当然，改刻本并非将初刻本“外史氏曰”中的所有错字改正过来。如“母许杂秽”，“其相顷相轧之甚”等，均一仍其旧。《日本国志序》各版本中的有些错别字，乍一看非常突兀，其实可以追溯到《日本国志》初刻本。其中，沿袭初刻本错字最明显的当属上图本。只是，《日本国志》初刻本“外史氏曰”部分的错字本来不多，上图本可谓各大版本中错字偏多者，不少是原创，包括文词倒置，多达约30处，不少已影响到文意，乃至引发歧义。综上可知，《日本国志》改刻本对于初刻本的“外史氏曰”，谈不上有特别意义的修订，更不见任何增补。

相比《日本国志》初刻本和改刻本“外史氏曰”之间的差异，《日本国志序》各版本的修订要显著得多，甚至连自我称谓都有不同。大致来说，自最早的绍郡中西学堂本始，就对《日本国志》初刻本和改刻本中“外史氏曰”的文字作了多处改动，这些改动基本为后来的苏州开智书室本和“通学斋丛书”本所沿用。改动集中在“国统志”“邻交志”和“食货志”三志的相应“外史氏曰”部分，尤以卷三“国统志三”的“论国统篇后”最多，计5处：“田园遍于通国”的“通国”改为“天下”，“欢虞酣嬉”改为“欢虞恬熙”，“举国之食租衣税者”的“举国”改为“天下”，“德川氏修文偃霸”的“修文偃霸”改为“恬熙为治”等。这些改动显然不是印刷问题，而是斟酌之后的新选择。像“驩虞酣嬉”改为“驩虞恬熙”，“修文偃霸”改为“恬熙为治”，明显弱化了原本略带的价值判断意味，而更显实录性。《日本国志》改刻本增补修订的二大志，“国统志”部分的卷一“国统志一”和卷二“国统志二”，除订正个别字句，几无变动，增补的主要正是卷三“国统志三”，显然，各本子对于这些卷帙中的相关“外史氏曰”不能说毫无用心。“邻交志”中的第一篇“外史氏曰”“邻交志序”只有一处文字改动，将“则信乎交邻之果有大益也”中的“果”改为“固”，这较“国统志”部分“外史氏曰”的改动少，且用意变化不著。

“食货志”部分的“外史氏曰”多达7篇，其中“论户籍篇后”“论国计篇后”和“论国债篇后”中计有4处改动，数量不及“国统志”部分，但有两处人称变动值得注意，集中在“食货志三”的“论国计篇后”。“余昔读周礼”句的“余”，改为“臣”；“窃意其时以岁终制”句的“窃”，改为“臣”。这里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日本国志》从成书到刊行虽然过程曲折，但撰述的用意始终如一。上李鸿章书中称，是秉承“朝廷咨诹询谋、慎重邦交之至意”。自叙和“凡例”中明确指出，旨在“副朝廷咨诹询谋”，“期适用也”。后世学者也经常说，《日本国志》具有“现实效用与意图”，“是一个作为‘戊戌变法’之指导者的黄遵宪始能写成的著作”，“黄遵宪希望它给中国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日本国志序》单行本问世在戊戌变法时期，将“余”“窃”改为“臣”，读者指向更加明确，更明显指向朝廷，包括当时非常器重黄遵宪、数次召见他、并在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发布“定国是诏”、下达一系列维新上谕之前命枢臣进呈《日本国志》，继而“再索一部”的光绪皇帝。《日本国志序》中第一人称并非均用“臣”字，以“臣”自称的，正好均集中在“食货志二”的“论租税篇后”和“食货志三”的“论国计篇后”中。上述人称修改也恰好在“论国计篇后”。由此推测，这一部分内容，原本很可能是黄遵宪通过各个渠道代请上呈清政府的奏文，后被收录到《日本国志》“外史氏曰”中，公开发行时还没来得及与其他部分统一。之所以如是说，因为这两篇“外史氏曰”除上述两处人称改动，仍然保留“余”“臣”混用状况。如“食货志三”“论国计篇后”中的“余又以为不如举国用之数，公布之，於民之为愈也。臣考三代以来，损上益下”句，即是，现存各大版本均如此。“食货志”另两处改动也是文字，对文意影响不大。

上述这些改动，《日本国志序》上图本不像其他3种版本，均未承袭，而从《日本国志》初刻本，独树一帜。只是，不能由此断定绍郡中西学堂本、苏州开智书室本和“通学斋丛书”本与《日本国志》初刻本和改刻本的关系完全步调一致。有的绍郡本随从初刻本和改刻本，但另外两个版本有了不同。如初刻本、改刻本和绍郡本均作“非谓兵之不必学也”，苏州本和“通学斋丛书”本均作“所谓兵之不必学也”，意思都反了。有的苏州本随从初刻本和改刻本，另外两种版本有了不同。如初刻本、改刻本和苏州本均作“元世祖”，绍郡本和“通学斋丛书”本均误作“元始祖”。初刻本、改刻本和苏州本均作“若惟知朝廷应设官以卫民”，绍郡本和“通学斋丛书”本均误作“朝廷因设官以卫民”，等等。还有的绍郡本和苏州本同，“通学斋丛书”本反而不同。如初刻本、改刻本、绍郡本和苏州本均作“若乃体分濛”，通学斋则作“若乃体分濛澒”，此句上图本反而从“通学斋丛书”本。初刻本、改刻本、绍郡本和苏州本均作“盖三千一百三十二座”，“通学斋丛书”本则作“盖二千一百三十二座”。由此也可以进一步印证，绍郡本、苏州本和“通学斋丛书”本，确确实实是不同的版本。也不能由此断定上图本完全沿袭《日本国志》初刻本和改刻本。有其他版本继承初刻本和改刻本，而上图本与众不同的。如各版本均作“犹不敢遽施之我”，唯有上图本“之”作“诸”；各版本均作“犹不敢不周详审重”，唯有上图本“审重”作“慎重”等。

《日本国志序》于光绪丁酉年首度刊行时，正值《日本国志》备受朝野关注、黄遵宪着手增订《日本国志》之际。上述绍郡本、苏州本和“通学斋丛书”本三种版本中复杂的改订内容，恰好又集中在黄遵宪着力进行大量增订的前8卷，以及意义比较重大的“食货志”，因此大致可以推断，《日本国志序》这些情形复杂的修订，尤其那些最明显涉及文意变动的部分，很可能出自黄遵宪本人之手，或者是编者顺从最新时代精神所为。

四、 “外史氏曰”思想内容所反映的历史时期

各版本“外史氏曰”部分的修订，比较《日本国志》改订本对初刻本正文部分的增补，显得微不足道。《日本国志》改刻本对初刻本的修订进行到第8卷，包括“国统志”3卷和“邻交志”5卷。正文部分所修订远不只个别文字和结构调整，而是有大量全新内容的增补。少则数十、数百字，多则数千字。如卷三“国统志三”，初刻本全卷至明治十一年“八月，天皇车驾巡狩北陆诸国。十一月，还幸”句止，改刻本自此以下增补大量内容，涉及地方绅民结党立会参与论时政，联名上书**开国会之盛况，多达1000多字。又如卷七“邻交志四”，初刻本全卷至安政五年（1858）日本与英国在江户京城签订的条约的最后落款，“安政五年七月十八日，订于江户京城”句止，改刻本之后增补了幕府所订后续各种条约及朝野反响，多达近2000字。再如卷八“邻交志八”，初刻本全卷至明治元年三月朔，庆贺复古盛典仪式完毕后，明治政府以五条会诸侯盟誓宣告“求知识于寰宇，以振起皇基”，外交事略定，即至“于是外交事略定，京人相贺”句止，改刻本之后增补了明治政府锐意外交的各大举措，及新政府与各国协商改约的努力，至明治十三年日本政府将条约改正稿分致各国公使让转呈其本国政府，“今犹未定”句止，增补多达三四千字。

改刻本的增订主要集中在幕府末年、明治维新以后，尤其明治新政府成立以后的各大政治、外交制度及重大事件，这符合《日本国志》“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与黄遵宪戊戌变法时期对《日本国志》进行增订的大背景也相契合。正因为此，在实录性的叙事背后，隐约折射出黄遵宪思想观念的变化。最明显的莫过于在敏感的君主立宪这一政体问题上的立场。

初刻本正文介绍日本议会制度的主要两处：一是卷三“国统志三”最后部分，介绍明治八年四月至七月间，敕建立宪政体，始开地方官会议，议定全国民会公选法情形，所论总体简略，且采用实录手法，不显褒贬。这一时间段内明治八年一月大阪会议酝酿立宪政体之前因后果，该年十月“内阁互相弹劾”“忽生龃龉”之情形，还是改刻本增补上去的。二是卷十四“职官志二”“府县”介绍的府县会议制。对于这一新的制度，尽管日本朝野颇看好，但黄遵宪认为“未知其果胜于官吏否”，态度消极。他还将它与中国的统治之法比较，认为中国是“圣人”之法，使国“大治”，议会制度应属“霸者之道”，完全没有高看后者之意。黄遵宪对议会制度的这种观望踌躇，与“外史氏曰”相关部分的论述完全一致。但改刻本的情形发生了变化。改刻本卷三“国统志三”增补内容中，有一段很有气势的排比句，常被引用来作为黄遵宪倡导君主立宪的典型史料：

故下之奉版籍以还朝权，势也；上之废阀阅而擢功能，亦势也。维新之始，收拾人心，既有万机决于公论之诏，士民之杰出者执此以为口实，争欲分朝权以伸民气，促开国会，势也；而政权所属，上不能专制于朝廷，次不能委寄于臣隶，又不得不采泰西上下议院之法，以渐变君民共主之局，又势也。

也就是说，增刻本正文部分对于君主立宪这一近代新政体的态度，与初刻本明显不同。初刻本有怀疑，改刻本则很赞赏，黄遵宪对君主立宪制的看法，戊戌变法前后发生了根本改变。君主立宪政体成为晚年黄遵宪倾心追求的政治理想，他还设想了在中国实施立宪政体的“着手次第”，方案非常深入细致。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凡例”中曾说，正文部分不取春秋笔削、微言大义之法，“务从实录”。“外史氏曰”则从史出发，结合时政阐发个人看法，是所谓的“论说”。体现实录精神的正文部分态度有变，以论说著称的“外史氏曰”部分则毫无动静，这其中包含着黄遵宪内心深刻的隐情。他晚年曾在私函中向梁启超坦言苦衷，称：

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乎。胸中蓄此十数年，而未尝一对人言。惟丁酉之六月初六日，对矢野公使言之。矢野力加禁诫。尔后益缄口结舌，虽朝夕从公游，犹以此大事，未尝一露，想公亦未知其深也。

可以说，在像采用君主立宪政体、倡导开设国会这样敏感的政体问题上，黄遵宪表面上一直持谨慎保守态度的，因此在体现他个人立场的“外史氏曰”中，他无意明确表露新态度。

可以断言，“外史氏曰”部分，包括以此为主体的《日本国志序》各版本，反映的是黄遵宪《日本国志》完稿时候，19世纪90年代之前的思想。这一论断从“地理志序”中也能得到印证。内称，日本“自神武纪元以来，二千五百余载，未尝举尺寸之土与人，亦未尝得尺寸之土于人”。提到日本“开拓虾夷，交换桦太，吞灭琉球”，未提日本为侵占朝鲜而挑起甲午战争，进而割占台湾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可知写于甲午战前。

这些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之前的思想，有些贯彻黄遵宪一生，在近代中国人的认识史上也具先觉意义。如“邻交志四”“泰西篇”篇尾“外史氏曰”详论治外法权，内中深入揭示治外法权的巨大危害，明确主张“扫除而更张之”。资料显示，黄遵宪的这一认识成形于19世纪70年代末、19世纪80年代初。他曾通过当时的驻日使臣何如璋向清政府当道反映，惜未能得到积极响应。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朝野发出仿照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呼声，百日维新上谕中出现“更正条约”的主张。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十二款明确规定，“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判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首次将废除治外法权列入条约。凡此种种，黄遵宪有首启之功。《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签订后数年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黄遵宪在故乡去世。对不平等条约重大条款治外法权的认识，是贯穿黄遵宪一生的。但有些思想在新的时期发生了重大转变，典型如上述对君主立宪政体的认识。

目前，学界专门关注“外史氏曰”并加以研究利用的，代表性的如蒲地典子的《黄遵憲の変法論》一文。只是，可以强调的是，将来在利用“外史氏曰”进行研究时，还可以进一步关切这些思想内容所反映的历史时期。如此，论述和评价会更加深入，更加到位。

余　论

推翻帝制，进入民国后，中国建立起全新的民主共和政体。《日本国志序》如同《日本国志》，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鲜明的现实的警世功用，其中的“政治之沿革，制度之损益”尤受关注。随着民国时期新的政治体制的确立，有迹象表明，人们对《日本国志》的关切，有超越政治制度，转向新层面的趋势。如民国初年《医学世界》刊登了一篇题为《日本国工艺志书后》的文章，全文摘录《日本国志》“工艺志”中的“医”部分，旨在借“工艺志”介绍的日本医学发展史，来推演当时中国的中西医发展趋势，前所未有。与此同时，彰显黄遵宪鲜明立场的“外史氏曰”部分，也展现了它超越时代的价值。

20世纪30年代，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欲为亚洲大陆之主人”，黄遵宪“地理志序”中的预言再度被提及。黄遵宪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有“以小生巨，遂霸天下之志”，但他预言“恐其鼎举而膑绝”。作者夸赞这一论断“亦未始不有先见之明焉”。“地理志序”的相关论述，当年曾深受梁启超看重，到20世纪30年代又被提起了。

“外史氏曰”的相关论述，开始受到新兴的中国民俗学界的重视。1936年《民俗》复刊号第一期登载了一篇题为《何为礼俗？》的文章，全文直接摘录《日本国志》“礼俗志一”开篇“外史氏曰”中的相关内容，并新添标题，系统阐述了礼俗在世界各地的独特性，各国礼与俗如何形成，以及礼俗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强大约束力量。这段有关民俗形成及其本质的论述，由于“有极透彻的见解”而被中国民俗学家一再引用。黄遵宪也因此被尊为中国民俗学研究先驱。

文学家和史学家也投以关注。国图古籍部收藏有著名文学家郑振铎（1898—1958）、周作人（1885—1967），著名历史学家陈垣（1880—1971）等人旧藏《日本国志序》，均为他们生前用书，1949年后捐赠国家图书馆。陈垣旧藏本上画满了形状不一、色彩各异、相当规整的圈点。自篇首的薛福成“日本国志序”始，约到“刑法志叙”止，“论佛教篇后”的最后一段话再续。如果说这些圈点主要表示句读的话，那留在天头和正文中大小不一的圆圈、斜杠以及眉批，就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了，它们体现了陈垣的特别关切。天头上大小不同的圆圈，主要集中在“食货志”各大“外史氏曰”，包括“论户籍篇后”“论租税篇后”“论货币篇”和“论兵制篇后”。此外，“论佛教篇后”最后一段论耶稣教在近代中国盛行的趋势，就特别添加了一个标志性斜杠，整段又仔仔细细地重新圈点。陈垣一生在宗教研究方面用力卓著，可见“外史氏曰”中的相关论述也曾是他关注的资料。国图郑振铎旧藏本有三个，两个苏州开智书室本，一个清末出版地不详、暨本文所说的上图本。前者除留有郑振铎钤印，尚无圈点、眉批，后者正文则几乎通篇添加红色圈点，浓淡不一，说明不是同一时间所作。圈点之外，另有众多眉批。大致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解释文字含义的注释，集中在“兵志”中的3篇“外史氏曰”和“礼俗志三”中的“外史氏曰”（“论游讌篇后”），尤其“兵志”中的，约计20余处。另一类是纠错，分别在自叙、“学术志序”和“论佛教篇后”中，约计4处。可见郑振铎所关注及比较感兴趣的内容。

进入新时期，“外史氏曰”部分出现在海峡对岸出版的中国近代史重要资料中。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收录近代重要人物资料，含黄遵宪的14篇史料，全部选自《日本国志》“外史氏曰”，分别新加标题。包括除“国统志”“天文志”“地理志”“物产志”和“工艺志”外其余7志的各篇“外史氏曰”，涉及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法律、学术、礼俗等方方面面。各篇标示的时间均为光绪十三年，每篇之后均写“见《日本国志》卷×页××”字样，可知采自《日本国志》初刻本。

可以说，人们似乎忘却了留存至今、数量可观的《日本国志序》一书，但对“外史氏曰”部分价值的关切则有增无减。正因为此，以“外史氏曰”为主干的《日本国志序》，也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