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文史哲》(济南)2012年4期第20～34页

【作者简介】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 日本明治时期，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翻译的英国斯迈尔斯所著《西国立志编》引起轰动，适应各种人群的仿作随之大量出现。其中数以百计的“妇人立志”读物所传写的西方女杰事迹也大批输入中国，为晚清女性提供了众多取法典范。除了单行本的移译，晚清女报“传记”栏实为重要的集散地。其所汇聚的来源广泛的文本，经过译者契舍本土情境的再度阐释与修正，不但与其他栏目相呼应，凸显了各报的办刊宗旨与现实思考，也在中国女界改造旧道德、培植新品格的精神重塑历程中发生了深远影响。其间的关联，在晚清前后相继的三份女报上有清晰的呈现：1902年在上海出版的《(续出)女报》(《女学报》)虽尚未设置固定的传记栏，但以转载为主的各文，却对不同面貌的“西方美人”表现出一律的仰慕；1904年由常熟学人创办的《女子世界》采择的原本最为繁复，而经过编辑的引导，诸多西方女杰的品德均被归纳到慈爱一途，赞赏西国“爱种”于是成为该刊传记译介的主题；编印于东京的《中国新女界杂志》以留日学生为主要撰稿人，深受其时在日本盛行的国家主义思潮感染，所译各传对表彰欧美“女国民”显示出高度的自觉与统一。至于众多日文原作的发现，不仅如实将中文作者还原为译者，也提点出还原晚清历史语境的一条进路。

【关 键 词】明治日本/“妇人立志”读物/晚清女报/西方女杰

作为输入西方典范的一条重要通道，明治日本在晚清中国的女性传记中留下了深刻印记。特别是当时在日本大量销行的“妇人立志”读物，不仅有单行本的及时译印①，亦为中国的女报传记栏提供了丰沛资源。本文拟选择三种时间上前后承接、影响较大的晚清女报，即《女报》(《女学报》)、《女子世界》与《中国新女界杂志》，将其中所刊载的西方女杰传还原到中日两国特定的情境中阅读，以探究这些借助杂志传播的译述文本之思想内涵，并观照其与各家女报宗旨及现实思考之间的关联。

        一、明治时期的“妇人立志”传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加速了对西洋文明的引进。在思想界的启蒙浪潮中，1871年(明治四年)7月，由中村正直(1832-1891)翻译的英国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所著《自助论》(Self Help)出版，取名《西国立志编》②。该书内容及所取形式切合了明治初年的读者期待，刊行后畅销不衰，意外地成为引领风气之作。

        作为留英学生监督的中村正直，于1868年(明治元年)归国前夕，偶然得到了英国朋友赠送的《自助论》，在东行的船上即爱不释手地反复阅读③。当时中村最为看重、并促使其着手翻译的乃是书中彰显的国民自主精神，《〈西国立志编〉总论》开宗明义便指出：“国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权；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其有自主之志行。”而这部意在塑造日本国民“自主自立”④品格的译作，借助原著故事加格言的励志读物写作方式，更易于为青年读者接受。由此使得该书与中村正直同年出版的另一部译著《自由论》(On Liberty)，一并成为“明治前期中传播最广的启蒙书”⑤。其对日本民众深入而持久的影响，也被中译本修订者林万里认为：

        日本译印是书在明治初年，少年学生，殆无人不读，叠版至数十百次，遂以养成国民勤俭忍耐之特性，战胜攻取，定霸东亚，不得谓非此书之功也。⑥

        正是凭借如此非凡的启蒙功绩，《西国立志编》才获得了“明治思想界大宝典”、“明治圣书”⑦的时誉。

        而随着《西国立志编》的风行，名目繁多的仿作亦纷纷出现。此时不仅编印了与之笼统对应的《日本立志编》，针对各种特定人群量身定做的“立志”诸书也不一而足⑧。就中，专为女性编写的同类读物，题名容有不同，思路或有差异，却均以“奋兴妇人女子之志气”⑨、树立楷模为一致取向。故其编撰的形式，也由亦步亦趋的模仿而逐渐减少了格言成分，转为单一的传记⑩。各书中和洋混编者固不乏其例，更多的则是分而治之。

        1876年(明治九年)刊刻的《泰西列女传》堪称第一部介绍西方女杰事迹的著作。不过，若论影响力，则1887年(明治二十年)由宫内省印行的《妇女鉴》还当首屈一指。这部应华族女学校教学之需，“就国史及汉洋诸书，采妇德、妇言、妇容、妇工之可法者”(11)编辑而成的传记，虽然记述的西方女性故事有限、且被纳入传统道德的框架中，但因凭借皇室之力，西方女子的进入典范行列因此显得意义非凡。

        在以皇后名义编印的《妇女鉴》的示范、带领下，明治二十年后，妇女传记的出版一度形成热潮。在数以百计的“妇人立志”读物中，关涉到西方女杰、且相对重要的是下列数种：

        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　竹越竹代编纂《妇人立志篇》

        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　涩江保纂译《泰西妇女龟鉴》

        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　德富芦花编《世界古今名妇鉴》

        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　永山盛良编《泰西名妇传》

        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合著《世界十二女杰》

        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　加藤米司著《女子立志编》

        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　根本正译述《欧米女子立身传》

        应该说明的是，此处所列仅为合传，单篇传记已排除在外。而所谓“重要”，大抵是基于晚清情境的考量。对于大多数靠“和文汉读法”(12)速成的译者而言，在日本越是通俗的“和文体”与“俗语俚言体”越是难译，因此，“汉文体”或汉字较多的“欧文直译体”(13)著作便特别受到青睐。并且，与日本“立志编”的照顾到各种职业与年龄层不同，晚清译本无此分别。以女性读本而言，均以受过初等教育的女学生或更为年长者为预期读者，故而在日本颇为流行的华族女学校学监下田歌子所著《少女文库》(14)亦未列入。

        由上可知，明治时期的西方妇女传记，在书名上大体经历了一个从“列女”到“名妇”再到“女杰”的变迁过程。这种称谓的转换，实际上蕴含着逐渐挣脱自中国传入的刘向《列女传》传统、重建女性典范的历程。与之相应，在内文的分类上，也呈现出由德行到职业的移转。1879年刊行的《西洋列女传》，尚依照“孝行”、“友爱”、“贞操”、“慈母”(15)分为四部；1892年出版的《泰西妇女龟鉴》与《妇人立志篇》则处于中间形态，前者的类别“有贞女，有孝女，有文人，有诗人，又有爱国家、慈善家、勇妇等”(16)，后者在人物的姓名前开始冠以“政治家”、“教育家”、“贞妇”、“殉教者”、“理学者”、“慈善家”、“文学者”、“大神学家”、“旅行者”(17)一类名目；而到1901年编印的《泰西名妇传》，带有道德意味的指称已完全消除，只剩下“法国画家”、“克里米亚战争的女杰”、“英国慈善家”、“法国小说兼政论家”、“美国女教育家”、“美国女科学家”、“美国杂志记者”、“英国慈善家”(18)的身份介绍。对西方女杰的认定，也由1877年的《古今万国英妇列传》之专收“女王”、“女帝”、“皇妃”、“大统领(即总统)母”，渐渐扩及兼取“法国女杰”圣女贞德、“法国革命家”罗兰夫人、“慈善家”南丁格尔等，至1902年的《世界十二女杰》一书，“女帝”、“女王”、“王后”的分量已大幅缩减，只保留了4人(19)。显然，西方女杰所属阶层的下调，对日本女性无疑可以产生更普遍的激励效应。

        众多“妇人立志”书的竞相出版，不排除其间有盈利的刺激，故粗制滥造在所难免。不过，值得重视的是由此反映出的明治时期社会心态，即对于新典范的认知渴求。新式学校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最主要的实践场域。时“充女子师范校教员”的松本荻江率先为《泰西列女传》作序(20)，已显示出二者之间的必然关联。而《妇女鉴》明确传达的来自明治皇室的倡导，“命宫内文学”“著《妇女鉴》六卷，充校生读本，所以助治化也”，也使其立意很快超出华族女校的囿限，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回声。该书序言所阐述的编纂宗旨，实可视为同类著述的共同追求：

        尝征之古今，考之内外，各国传记所载，耳目所触，帝王之为善政，英雄之树伟勋，学士之务业，官吏之奉公，农工商贾之殖生产，往往有资乎慈训与内助。然则一妇贤否，家道兴衰之所关；一家兴衰，即天下治化隆替之所基，妇女之任不亦重乎？(21)

        这一将天下即国家的兴衰强弱与女性联系起来的新思路，正是中村正直编译《西国立志编》目的的自然延展(22)。

        担负着重塑日本妇女品格之使命的“妇人立志”诸作在明治时期的大行其道，也很快传染到一水之隔的中国，其中的西方妇女传尤其引起晚清译者的注目。而从原本的易得考虑，取自成书总比采自报章更为便利。因此，晚清女报“传记”栏中选译的西方女杰传，便基本省略掉从明治报刊爬梳的过程，直接由源源不断刊行的新作中引进。由此使得晚清西方女性典范的移植，也具有了与明治时期相似的经验。

        二、《女报》(《女学报》)中的“西方美人”

        近代中国的第一份女报，为1898年7月24日在上海发刊的《女学报》，隶属于创建不久的中国女学会与中国女学堂。不过，因很快遭遇9月21日的“戊戌政变”，这份维新派色彩相当明显的报纸在艰难维持到1899年3月6日出刊后，似乎便就此了结，目前存世的实物有号数并不连贯的总共13期(23)。

        继之而起者为《苏报》主人陈范之女陈撷芬所办《女报》(《女学报》)。该报的历史分前、后两段：1899年冬初次行世的《女报》原刊4期至今尚未发现(24)，故无从讨论；1902年5月8日复刊后，封面虽署“续出女报”，期号已另行计数，至1903年10月，共出版杂志13期。其间，“续出”的刊名只用到1902年12月的第九期，转年3月出版的第二年第一期，已改称《女学报》。该报起初随《苏报》赠送，至1902年10月第七期起改为销售。因1903年6月底“苏报案”发生，陈范受到牵连，陈撷芬随父逃亡日本，《女学报》也随之迁移东京，编印了最后一期。

        与前一份《女学报》的编辑与主笔多为中国女学堂董事或教习不同，陈撷芬初期是以女学生的身份课余办报，直到改名《女学报》后才成为专业报人。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该刊在她手中，也开启了近代女性以一人之力办报的新局面(25)。由于《(续出)女报》初时为赠刊，阅读《苏报》的男子成为当然读者。但其预设对象显然在女界，尤其看重女学生。尽管其时西方传教士所办的女校寥寥无几，国人自办的女子教育亦刚刚在上海起步，不过，这些陆续兴办的女学堂师生确实对这份唯一的女报相当关爱(26)。

        《女报》(《女学报》)始终把提倡女学放在首位，同时也致力于“伸女权之公理”(27)，故陈撷芬倡言的“兴女学、复女权”(28)实可用以概括其办刊宗旨。杂志的各个栏目不但着意于此一主旨的宣扬，陈氏也以诸如《论劝止缠足之关系》、《快些做事》、《要有爱国的心》、《不要过于装饰》、《独立篇》、《论女子宜讲体育》(29)等论说丰富了其思想内涵，甚至劳纺以白话解说一向被视为传统女德读本的《女诫》，也被陈撷芬转录(30)，从而显示出新旧过渡时期刊物的多元面向。

        倡导女学、女权之外，陈撷芬对表彰女界先进也颇为上心。因1898年的《女学报》本有刊载绘图《中外古今列女传》、“以作巾帼师范之资”的设想(31)，虽未必落实，但此议对后出的《女报》(《女学报》)不无启示。续出第一期中，编者即预告：“我只个报内，还要出一种画图，把那些古往今来，中国外国，好女人的事迹，画将出来。”(32)尽管如同早先的《女学报》一样，此说亦不见下文，古今中外“好女人的事迹”却并未完全埋没，而是借助另一种方式——文字传写出来。

        应该说，陈撷芬对征集妇女传记相当努力，其《续办〈女报〉事例》第二则即专言此意：

        各省各国妇女，无论现在、已故，如有奇才绩学、苦志异行者，凡其亲族知友，均可代为阐扬，或作为传赞，或付之歌咏，或仅叙事实，由本报润色，均无不可。但使足资观感，本报自当酌登。尽管此项征稿的对象尚局限于“亲族知友”，并包括了诗歌，与后来发表的情形不完全相合，而所谓“奇才绩学、苦志异行”也嫌笼统，但其作为晚清女报中首次明确的女性事迹主题征文，仍然意义重大。只是当年这一急需稿件的登报征求，结果并不令人满意。符合编者标准的中国女性传记既少有新作，西方女杰事迹更多了一层翻译的障碍，也不易得，以致“传记”在《女报》(《女学报》)中尚无法构成独立的栏目。与之相关的记述“人物故事”的“炜管证闻录”栏(33)，也仅以辑录中外女子的片段事迹与琐闻轶事为主，在作者固不无示范意义，却毕竟和传记的完整性有差。

        由于《女报》(《女学报》)发表的传记除最后一期外，全部属于来稿或转载，因而主编的意向只能透过选刊来体现。其中国内女性的传记，如《女士张竹君传》、《罗迦陵女士传》均标为“来稿”；另一同样未注作者姓名与原刊的《记江西康女士》，实为梁启超1897年的旧作(34)。三文分别进入不同的栏目：“论说”、“专件”与“炜管证闻录”。西方女杰传的处理方式也近似，统共四篇译文，《批茶女士传》入“论说”，《罗兰夫人传》列“附件”，《俾士麦克夫人传》与《英国女杰涅几柯儿传》载“译件”。初步的改观出现在迁址东京后，直到此时，陈撷芬在译稿的采编上才表现出更多的自主性。《英国女杰涅几柯儿传》之为首次署名的原发稿，以及陈本人用白话改写的《世界十女杰演义》之连载，都在这最后一期刊物上出现。可惜杂志也从此夭折。

        既然《女报》(《女学报》)刊登的翻译传记多出于转录，陈撷芬所习外文又是英语而非日文，因此，对于日文原本的采择，陈氏其实并无自觉。不过，即便如此，该刊刊载的西方女杰传仍不脱明治“妇人立志”读物提供的典范，倘若追寻原本，则更集中于《世界古今名妇鉴》。

        与《世界古今名妇鉴》直接相关的译文为《罗兰夫人传》与《俾士麦克夫人传》。前者由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的题名，1902年10月刊于其在日本横滨主编的《新民丛报》第十七、十八号，同年11月、12月的《(续出)女报》第八、九两期转载，未完；后文1903年2月在上海印行的《大陆报》第三期发表，为同年5月出版的《女学报》第二年第三期转录。其日文本分别是《佛國革命の花(口一ラン夫人の傅)》以及《政治家の妻》中的《ビスマアク夫人》。

        罗兰夫人(Marie-Jeanne Roland de la Platiere，1754-1793)属于最早介绍到日本的西方女杰之一，1876年印行的《泰西列女传》已有其名，她也成为后来多种“妇人立志”书的在编人物。而其得以进入梁启超视野，并接力影响到《女报》(《女学报》)，则与梁启超对德富苏峰文章的爱重、进而偏好由其创办的民友社出版物有关(35)。《世界古今名妇鉴》正是民友社的出品，编者德富芦花又是德富苏峰的弟弟，其充满激情的文章风格也易于打动读者。这些都足以引起梁启超对该书的注意。而从《女士张竹君传》与《罗迦陵女士传》先后出入于《新民丛报》与《(续出)女报》的情形，也不难窥见两刊在稿件上的互通互助。

        德富芦花的《罗兰夫人传》以“法国革命之花”命名，突出地表现了传主与法国大革命的关联。这正是罗兰夫人一生事业的高潮。依据日本学者松尾洋二的研究，他经过细致的文本对勘，认为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除了开头与结尾的议论，主体部分基本为德富文章的译文。而翻译中的一些删改，则意在淡化原文对罗兰夫人初期激进思想和行动的描写与肯定，恰好对应了梁氏其时从革命退回到改良的思想变迁(36)。很显然，不但罗兰夫人是一位政治家，梁启超翻译此传也意在传达其政治理念。

        不能说梁启超译文中的思想倾向对晚清女性不重要，但陈撷芬的转载将其置于女报语境中，则文本的意义自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近世第一女杰”的称誉多半落实在罗兰夫人的爱国救国热忱上，特别是梁氏以激情四溢的笔墨在《罗兰夫人传》开篇写的一段文字，也成为一时经典：

        罗兰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仑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玛志尼、噶苏士、俾士麦、加富尔之母也。质而言之，则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罗兰夫人；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罗兰夫人。何以故？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十九世纪之母故，罗兰夫人为法国大革命之母故。

        此言以罗兰夫人的性别为喻，将其女性身份扩展到伟人之母、文明之母，从而促进了对女子赞誉之词“国民之母”在晚清的流行(37)，更是超脱了梁传所有的政治意涵。《(续出)女报》的转载恰好在罗兰夫人刚刚现身法国大革命舞台时戛然而止，也使得梁启超添加的这个部分更为醒目。

        同样是政治家夫人的传记，《俾士麦克夫人传》无疑与《罗兰夫人传》之重在政治家不同，凸显的是其夫人身份。此传只是专意讲述俾士麦克夫人即俾斯麦夫人(Johanna von Puttkamer，1824-1894)与德国著名的“铁血宰相”之间的夫妻情深与家庭幸福。为此，《女学报》转载时，甚至删去了《大陆报》本开篇原有的叙说夫人去世后各国的哀悼以及丈夫的悲痛一节文字，译者另外添出的“夫人一生之历史，即俾公一生之历史也；俾公一生之历史，即最近日耳曼之历史也”等意在提升其人重要性的言说也一并消失。于是，从俾氏求婚时的慧眼识英雄，到暮年的“婆娑相对，白发盈颠”，俾斯麦夫人的生活始终是以丈夫为中心。而在外面世界强悍易怒的俾斯麦，其实也非常依赖夫人构筑的家庭这个平静的港湾。因此，传记极力称说：“公爵一生之大运动，大策略，大雄图，大演说，其原动力固有在，初非公一人能演此种种离奇光怪之活剧也。原动力者何？夫人也。”

        本来俾斯麦夫人在政治上未尝没有抱负，日文原作即谓之“夫人实有其荣誉心”。在给一位英国女士的信中，她也以“吾国无妇人自由运动之余地”为憾事。不过追溯缘由，德富芦花将其主要归结为俾斯麦忌惮皇太后参与政治，因而使“夫人显无满足此荣誉心之机会”(38)，译文却变成了皇太后对政治活动的“沮止”。但无论如何，俾斯麦夫人总是接受了这一限制。所以，中译者挪动日文本前后的文字，拼合、添加而成的结论是：

        盖夫人以家为国，以家政为国政，能以其心电，成就公一生事业，感动当时几多之政治家，实动政机之技师，而所谓“政治的夫人”也。

        将原作“政治的妇人”改成“政治的夫人”，不管是否笔误，“夫人”而不是女政治家实为《俾士麦克夫人传》的中心词已无疑问。由此昭示出的是，女人不一定要直接从政，照样可以靠辅助丈夫，成就一生名誉。

        而陈撷芬东走日本后，以“楚南女子”笔名演述的《世界十女杰演义》虽只昙花一现，其所依据的文本却仍与《世界古今名妇鉴》关合。大致于1903年3月印行的《世界十女杰》(39)，在《世界十二女杰》之外，又依据《世界古今名妇鉴》作了增删，其中起码一半的传记源出于此。不署名的“编者”又在翻译中添加了大量关于“革命”与“女权”的话语，从而使得《世界十女杰》确如其所自诩，“虽曰译编，实近于撰著”(40)。

        《世界十女杰》在国内发售时，曾在《苏报》刊登过广告(41)，此书因而与陈撷芬多了一段缘分。她在正文开始前写的一则题记即由此说起：

        我今年看见一部书，是译他们西国的，名字叫《世界十女杰》，是说的各国女豪杰的事迹。有的姊妹想也看见过，但是不看见的人多得狠，并且有年纪小的，不能看那深奥的文法，所以我将这十个女豪杰的事，编做白话，既可以与诸位姊妹消消闷，又可以晓得我们女子中的人物。倘然看得合式，就可以学他也做一个女豪杰出来，岂不是件有益的事么？姊妹们以为是否？(42)

        由题目所使用的“演义”可知，陈撷芬原本打算用说书笔调讲述人物故事。而消遣之外，她最看重的其实是对西方女杰的了解(“晓得”)与效法(“学”)。紧接在标题后面，以花边框起的“西方美人”四字，不仅进一步划定了“世界女杰”的范围，也显然取自梁启超关于20世纪为东西“两文明结婚之时代”，“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43)的思路，对引进西方女杰以改造国民品格抱有很高的期待。

        具体到此期终刊号所演义的“美世儿”，其人今译路易斯·米歇尔(Louise Michel，1830-1905)。《世界十女杰》中的传记乃是以《世界十二女杰》的《路易美世儿女史》为主，又糅合进《世界古今名妇鉴》的《夜叉面の菩薩(ルイ、ミセ一ル)》，并增添了不少议论与情节，成为一篇十足的革命文字。日文二传原先置于文内的“无政府党之女将军”的称号，至《世界十女杰》也跃登标题，明确揭示出编译者的用意所在。

        陈撷芬改编《无政府党女将军：路易·美世儿》时，显然已考虑到其所设定的读者对象包括了少女，加以要兼顾“与诸位姊妹消消闷”的需求，故将原编译者写在前面的整整两页对于“不自由毋宁死”以及无政府党暴力革命的宣说一概删除，直接从传主的出生开始讲起。尽管这篇白话演义只述及路易·美世儿14岁以前的少年生活，政治生涯尚未展开，但其人的革命家气质已然有所表露。

        相比于《世界十女杰》，陈撷芬的改写确实收敛了许多，不但题目简化为《美世儿》，传主幼年时所说“吾为正义，虽用暴力不敢辞也”(44)，在陈氏笔下也更易为：“我为公共的事，正义的事，就得罪人也只好得罪的了。”不过，《世界十女杰》从《世界古今名妇鉴》中移借的关于美世儿女权与革命思想萌发的情节：“闲则倩从兄齐欧卢唱女权歌，绝竹为笛以和之；复借荒田以为舞台，指挥群儿演佛国革命剧，尝执短刀，精神勃勃，以扣乐沁(按：日文作‘ギ口チン’，乃指断头台)自拟，日呼‘自由万岁！！！万岁’数声以为例。”(45)陈撷芬不仅未遗漏，而且大书特书。只是因为不明白“扣乐沁”的音译所指，故演述为“破大狱”。甚至为了显扬其演出效果，又虚构出观看的人“禁不住一齐的拍手喝彩道：好革命军，好革命军！我们也要起革命军了！”的情节。于叙述中，陈撷芬还承担着随时将话题引向当下中国情境的责任。如在“自由万岁”后加入对“自由”的解说：

        这自由两字有许多好处在里面，说起来一时也不能说尽。大略的意思，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自由权，做的事体只要是不错，富的不能管贫的，大的不能管小的。但是倘然做错了事，就是我们中国所说的那顶大的皇帝，也要受小百姓的管。

        这也使得该文对于西方女杰事迹的演义，同时具有了传播新思想、新知识与培育新道德的功能，从而贯彻了《女报》(《女学报》)提倡女学的本意。

        有趣的是，无论在哪一种日文传记中，路易斯·米歇尔的容貌都被描述为“丑陋”，《世界十二女杰》叙其“姿容既陋，望之如一夜叉”(46)，《世界古今名妇鉴》更是将“夜叉面”放进了标题。而《世界十女杰》出于尊敬女杰的缘故，有意回避了此类描写，不知情的陈撷芬因此误记美世儿为“美貌女孩子”。并且，应该也是受了“西方美人”主题的暗示，美世儿之名在目录页中居然变身为“美人儿”，犯了一个美丽却颇有意味的错误。由此也生动地显示出，作为取法楷模的西方女性在《女报》(《女学报》)中形象的美好。

        尽管来源不同，《女报》(《女学报》)对于西方女性的介绍显然已超越“列女传”，而同明治“妇人立志”读物中的“名妇”到“女杰”阶段合拍。起码一半的传记原本出自《世界古今名妇鉴》，最末一期杂志所刊《世界十女杰演义》与《英国女杰涅几柯儿传》，标题上又都赫然出现了“女杰”。这些“西方美人”指示的进路颇为纷杂，西学自不待言，尚有爱国、贤妻、革命、女权等内涵，以及《批茶女士传》与《英国女杰涅几柯儿传》所肯定的救世情怀(47)，既与刊物倡导女学、女权的主旨相关，也呼应了散见于各篇的对于女子的诸般期盼。其间最值得关注的是陈撷芬引进“西方美人”以改造中国女性品格、诞育健全新国民的深心。而处于过渡期的《女报》(《女学报》)传记栏，也以其辗转自日本输入的多姿多彩的西方女杰形象，为晚清女性提供了足够新鲜的取法典范。

        三、《女子世界》中的西国“爱种”

       《女学报》停刊之后，1904年1月17日，由丁祖荫(号初我)主编的《女子世界》在上海出现。此刊为江苏常昭师范研究讲习会同人合办(48)，也吸纳了各地诸多作者。至1906年7月第二年第四、五期合刊出版后(49)，主编易人，故1907年7月发行的《(续办)女子世界》(又称《新女子世界》)，实已与丁氏所编无关。而该刊面世时，女子教育已在各地逐渐推展，丁祖荫、徐念慈等讲习会成员亦趁势于1904年10月在常熟创办了竞化女学校。从杂志专门设立的“女学文丛”，以及自第五期“大改良”后添加的“实业”、“科学”、“卫生”等栏目之兼具教科书功用，可见其预设的读者群主要为女校师生(50)。

       《女子世界》既为教育团体所办，主编丁祖荫及主要作者亦均热心女子教育，因此其创刊宗旨亦确定为“振兴女学，提倡女权”(51)。不过，在二者的先后次第上，杂志内部有过一场“女学”优先还是“女权”优先的争论。虽然作为结论而发表的《论复女权必以教育为预备》(52)可视为代表了编辑部立场，但这场争议还是造成了杂志本身的“多声部”，并为日后《(续办)女子世界》的彻底改组埋下了伏笔。而该刊也经历了办刊方针的转向，即由前期的注重“提倡女权”，演化为后期的偏向“振兴女学”(53)。

        在中国女报史上，将“传记”(史传)设置为固定栏目，乃自《女子世界》发端。鉴于此前一年，已有《世界十二女杰》、《世界十女杰》以及丁祖荫自译的《(近世欧美)豪杰之细君》(54)集中刊行，西方女杰的译介一时称盛，1904年初创办的《女子世界》于是有意另辟蹊径。创刊号中，主事者已一再倡言“吾勿表欧风，吾且扬国粹”，大力表彰中国古代杰出女子的“勇武”、“游侠”与“文学美术”，而期待“吾最亲爱最密切之二万万女同胞”继承、发扬传统之荣光，“共养成女军人、女游侠、女文学士，以一息争存于二十纪中”(55)。显然，中国“女界伟人”(56)的重新发现，已成为《女子世界》寻求女性典范、陶铸女性品格的崭新举措。

        不过，若观察实际刊出情况，则与杂志主导倾向的转变一致，“传记”栏也同时出现了从中到西的演化。《女子世界》前四期刊出的各篇传记，确实忠诚贯彻了编者表扬国粹的初意，无论是沈同午的传写明末女将军沈云英与秦良玉的功绩，还是柳亚子的演述花木兰、红线、聂隐娘的故事(57)，均为急欲养成之“女军人”、“女游侠”提供了楷模。而第五期杂志不但在卷首发表了丁祖荫之同学兼好友蒋维乔(字竹庄)的《女权说》，批评“妄谈女权”、“妄谈自由”之弊，揭开了“女权”与“女学”之争的序幕，“传记”栏中也首次出现了西方女杰的事迹。此后，西风逐渐压倒东风，尽管总体仍可谓中、外各半。

        除去两篇有关俄国当代人物(58)的篇目，《女子世界》刊发的其他五篇西方女性传记明显带有明治“妇人立志”读物的胎痕。各文所署作者实为译者，现将已查知之诸传原本表揭如下：

        《军阵看护妇南的搿尔传》采自《女子立志编》之《看護婦フ口レンス·ナイチンゲ一ル》；

        《妇人界之双璧》中《刑场之白堇》采自《泰西妇女龟鉴》之《口一バ一夫人》，《黑夜之明星》采自《世界古今名妇鉴》之《ウイルラ一ド夫人》(《社會改良運動の母》之一)；

        《女文豪海丽爱德·斐曲士传》采自《妇人立志篇》之《文學者ビ一チヤア、ス卜ウ夫人》；

        《女刺客沙鲁土·格儿垤传》采自《世界十二女杰》之《沙鲁土格儿垤娘》。

        唯《英国大慈善家美利·加**他传》尚未探知原出处。所据之书，最早为1892年出版的《妇人立志篇》与《泰西妇女龟鉴》，最晚则是1903年刊行的《女子立志编》。就采择而言，各篇几无一本复出，故堪称繁多。

        而原本所提供的西方女杰典范也同样五花八门：以战场救护及创建红十字会闻名的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通常被赞赏的是其“慈善”悲悯情怀；《乌托邦》作者托马斯·莫尔的长女玛格丽特·罗珀(Margaret Roper，1505-1544)，在《泰西妇女龟鉴》中乃是置于“孝女”编；世界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明治时期的日文译为“万国妇人矫风会”)创始人及第一任会长威拉德夫人(Frances Willard，1839-1898)，则恰切地获得了“社会改良运动之母”的称誉；《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一向位于文学家行列，德富苏峰在为《妇人立志篇》所撰题词中，又特别表扬其“以一卷《黑奴小家》而令几百万奴隶仰见自由之天日”(59)；留名于法国大革命虫的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1768-1793)，在《世界十二女杰》里，突出表现的是其“纤手挥白刃，毙暴魁马拉于一击之下，从容就死”(60)的坚毅果敢。

        尽管有此差别，这些被标记为护士、孝女、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刺客身份的西方女杰，如果放回“妇人立志”书系列，仍有其共通性。此即中村正直在《西国立志编》中所强调的“专心一意，死生不移”(61)；置于卷首的古贺增题词尤见精髓，其对于“自助”的解说为：

        历观古今来立一事业之人，皆抱百折不回之概，把持牢，立志确，勇往直前，一切不问世间毁誉褒贬，亦且不以一败挫其锐气，然后所期望之事始成。(62)

        将此精神移注于女性读物，则以《世界十二女杰》所称扬的“坚忍不拔之精神，惨憺苦心之结构”(63)最为得体。上述诸人之行事，无论小至玛格丽特之从伦敦桥上黑夜夺回被斩之父亲首级，大至威拉德夫人创建万国妇人矫风会，无不经历艰苦危难，而完全凭借自身百折不回、坚忍不拔的毅力，方能达致目标。

        日本原作这一出自明治情境的特别会心，在编译《泰西妇女龟鉴》的涩江保那里有精确的阐释：“西洋妇人忍耐力强，日本妇人忍耐力弱。我辈以忍耐力弱之故，面临艰难，有以一死逃脱苦痛之倾向；彼辈以忍耐力强之故，故身历百难而不受挫折，竭尽心力以扶助、抚慰其父、夫。”虽然仅限于家庭一隅谈论人我之别，未免小视了西洋典范的意义，但引出此言的东西比较思路，以及涩江保由此展开的爱心广狭之辨，无疑对丁祖荫更多启示：

        今姑为议论，强举日本妇人之短处、西洋妇人之长处时，则日本妇人心胸狭窄，西洋妇人心地宽广是也。我辈以心胸狭窄故，不免有偏爱一人，为感情左右，而视多数人之痛苦于度外之弊；彼等因心地宽广故，爱一人之同时，亦博爱众人，造次颠沛之间，亦不忘应为多数人尽其深切之义务。(64)

        由此，《泰西妇女龟鉴》之进入丁祖荫视野，与西方女杰在《女子世界》的集体现身和意义归整之间，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关联。

        1904年6月，《女子世界》第六期“社说”栏发表了丁祖荫的《哀女种》。此文接续第二期《说女魔》之批判女界种种劣根性的话题，进一步掘发中国女子衰弱的病因。丁氏指认“其遗传不良者有三”，即“非爱种”、“非侠种”、“非军人种”，后二者明显与前述期望造就“女游侠”与“女军人”之论相呼应。而放置第一位的“非爱种”之所谓“爱”，乃是排除了“男女之私”的“肉欲之爱”，具有更广大的精神性：“爱根者，磅礴蟠护于个人、国家上，而为吸群之利器、铸国之胶质者也。”若与其《说女魔》中的“苟得是情而善用之，则天下善感人者莫如女子；一切国家观念，社会思想，民族主义，胥于是萌芽，胥于是胎育焉”合观，可知丁祖荫要求于女子的实为将一己之私情扩展到爱群爱国爱种。而这一认识也来自中西对比。《说女魔》还只是感慨：“奈何西国之爱情，融合而交注；吾国之爱情，单独而孤行？”到《哀女种》，便已径直将所有中国女性遗传之病因全部归结为西国的对立面：

        观此三者遗传之良女种，皆西国所有，而我国所无，皆西国所日日培养，而我国所日日摧残，国安得而不亡？种安得而不灭？(65)

        结论也不难得出，欲革除我国女界之病根，非引进西方“良女种”不可。西方女杰传因而在《女子世界》适时登场。

        根据主编丁祖荫的特定关怀与编辑处理，出现在《女子世界》的西方女性事迹也有了大体相近的旨归。出自徐念慈之手的《军阵看护妇南的搿尔传》与《英国大慈善家美利·加**他传》(66)，前者将南丁格尔之救死扶伤，放在当时日俄战争中，“两国之女子，发大愿，投身赤十字会，随往战地，看护负伤军人，尽国民母之责任者，不知凡几”的现实背景下，期盼其传记能够起到“取镜之资”、“观感之助”的激励效应；后者则叙述创建贫儿免费学校与少年教养所的玛丽·卡彭特(Mary Carpenter，1807-1877)一生的慈善事业，着重称道：“女子之富于爱情，甚于男子。此特别之美德，固合古今中西而同然者也。”因此其推介玛丽之“疚心社会，忍耐刻苦”，“排斥圈笠主义，表见其慈善心肠”，也是针对中国古代女子即便青史留名，也只关注家庭而非服务社会之弊。后一传记与丁祖荫的《哀女种》同期发表，两个栏目之间也自然地构成了共鸣。

        与徐念慈译介南丁格尔之大抵忠于原作不同，丁祖荫本人的译述更多改写的成分，尤以《妇人界之双璧》为最。叙写孟加列·罗巴(玛格丽特·罗珀)的《刑场之白堇》，删去了原作前半篇摘自《英国文学史》中关于其父的介绍，而将笔墨集中到多马士·摩亚(托马斯·莫尔)的被害，以及女儿甘冒风险，探视、营救与安葬父亲的动人情节；记述扶兰斯德(威拉德夫人)生平的《黑夜之明星》，对于其二十岁以前的生活史同样有大段的删节，由此而凸显了其为改良社会各种陋习艰苦卓绝、奋斗一生的伟绩。篇末的“记者曰”提要钩玄地以情爱概括二传：“呜呼！世界多爱种，中于女子者居多。牺牲于家庭，牺牲于全国，所殉者不同，而终无以易吾爱之理。”(67)为了赞颂女子的爱心，即使所殉者仅为家人，丁祖荫也一例肯定。这种对爱的推崇，在《女文豪海丽爱德·斐曲士传》中达到了高潮。从开篇的斥责“其最无伟大爱力于世界中者，孰如我不文学、不名誉之女子哉”，一转而为对“南北美战争时代”的“文界之奇女子”海丽爱德·斐曲士(斯托夫人)的全力称颂：“求其令闻不没于人世，爱力深入于人心，奄有古英雄豪杰感化人之能力者，孰有如世界之文豪？孰有如移人情性、可歌可泣世界之女文豪？”《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因此获得了“世界之爱花”、“自由之女神”、“文坛革命军之先驱队”(68)一连串的荣衔。于此，我们也可以了悟，在丁祖荫心目中，“女文学士”实应为“情种”，以“爱”为根底，以扩充其“爱力”于世界为最高境界。

        即使是以鼓吹民族革命、暴力暗杀为旨趣的《女刺客沙鲁土·格儿垤传》，译者也着意指出其以暴制暴乃是出于“不忍”之心，故沙鲁土在刺杀马拉后自白：“吾不忍见暴徒之凭城窟社，使神圣同胞，肝脑涂地，誓牺牲此生命，而为平和幸福之媒介，成败一身当之，无与他人。吾事毕矣，鼎镬其何敢辞？”(69)而其所取资之《世界十二女杰》原传中并无此言，相近的说法只是：“吾之所欲为者已为之，今日一任汝等之所为也。”(70)而此“不忍”之心，其实仍是一种对世人的大爱。

        如果对《女子世界》中源自明治“妇人立志”书的诸篇主旨作一概括，第七期“论说”栏刊载的《论铸造国民母》的一段议论相当贴切：

        夫慈悲善良，为女子固有之特性也。试考察世界文明国中，无论王党、政党、温和党、进步党、革命党、虚无党、无政府党，一切社会人物，无不有惊天动地之女杰，以扶助于其间。至其所设之事业，则有施食所、施医所，有贫苦投泊所，有罪人保护所，有万国矫风会，有普救赤十字会。……可知牺牲现在，牺牲一己，以普渡众生一切事，凡女子无不欣然乐从之。(71)

        以“慈悲善良”作为超越一切政治党派之上的女性固有品格，也是丁祖荫代表的杂志编辑部所认定的最高道德准则，却同时也被指为中国女子的缺项。立意铸造“国民之母”的《女子世界》(72)，于是才会将诸多西方女杰传记的译介归纳引导到慈爱，尤其是博爱一途。

        而这一经过整合的西方女杰典范解读法，仍然关系到《女子世界》的内部论争。恰恰是在改编自《泰西妇女龟鉴》与《世界古今名妇鉴》的《妇人界之双璧》的“记者曰”中，丁祖荫一面赞颂“地球虽灭，爱之花尚开；世界一切有情种，皆恃此以生以存以养”，一面又以其爱之哲学，批评：“世之大运动家，顾假自由平等之美名，实行其破坏家庭、灭裂群德之举动者，其亦对此女丈夫而有愧欤？”(73)所对话的语境，正是该刊自第五期以来越来越加强的对于没有“自治之学识、之道德之女子”(74)倡言自由与女权的不满。由此也可以让人理会，《女子世界》对于西方女杰传的特别观照点，也是由晚清当下情境而发生，并与之相契合。

        四、《中国新女界杂志》中的欧美“女国民”

        1907年2月5日在东京创刊的《中国新女界杂志》，是晚清第一份在海外创办的女报。其所依托的背景，乃是大批留日女学生以及留学生女眷的集聚东京。按照1906年的调查统计，当时在东京各校读书的中国女生已将近百人，还有许多尚未入学者(75)。主编燕斌其时正在早稻田同仁医院学习(76)，自1906年11月20日起，又担任了两个月前刚刚成立的中国留日女学生会对外书记(77)。可想而知，杂志的撰稿者多为留学生，更含有不少女生，其对日文的熟习、理解的准确以及对明治出版物的了解与及时阅读，都应在丁祖荫等人之上。而由于经费的问题，刊物自第四期开始脱期，出至第六期中止，时间大约在1907年11、12月间(78)。

        与前述两种女报之办刊意图尚需读者抽绎、领悟不同，由留日女学生编辑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可谓宗旨鲜明。其《社章录要》第一条即揭示出“本杂志主义五条”：

        (1)发明关于女界最新学说；(2)输入各国女界新文明；(3)提倡道德，鼓吹教育；(4)破旧沉迷，开新社会；(5)结合感情，表彰幽遗。(79)

        主编燕斌更作了明确概括：“本社最崇拜的就是‘女子国民’四个大字。本社创办杂志的宗旨，虽有五条，其实也只是这四个大字。”(80)因此，在所撰《发刊词》中，燕斌也将关注点集中到“女国民”的精神教育：从反面立论，即指称“中国虽有多数女国民之形质，而无多数女国民之精神，则有民等于无民”；自正面阐发，则是“必发挥其新道德，而活泼其新思想，斯教育一女子，即国家真得一女国民”(81)。不难看出，身处日本的燕斌等女学生，本身即具有吸纳“最新学说”的敏感，故对当时正在日本盛行的国家主义思潮深有契合，并由此催生出该刊以造就合格的“女国民”为职志的特色。

         而作为承载“女界新文明”、堪当中国“女国民”精神导师的人选，在燕斌等人看来，实非欧美女杰莫属。此一认识在传记栏(82)中得到了完整体现。《中国新女界杂志》自创刊号起，即连续登载中西女士传。不过，所发表的11篇传记中，中、日女子仅各占一篇(83)，其他传主均出身欧美。

        值得注意的是，与《女报》(《女学报》)及《女子世界》未加区分地统称“泰西”、“西方”、“西国”或竟至“世界”不同(显然也受到明治语汇的影响)，《中国新女界杂志》已经更多地使用“欧美”这一说法。燕斌在《发刊词》中即称道：

    欧美诸强国……对于女界，实行开明主义，与男子受同等之教育。其爱国之理想，国民之义务，久令灌注于脑筋。故其女国民，惟日孜孜以国事为己责；至于个人私利，虽牺牲亦不之惜。斯其国始得为有民，宜其国势发达，日益强盛，而莫之能侮。

        并断言，随着中国女国民精神教育的普及，“十年以后，如谓中国女界，不足与欧美争衡者，吾不信也”。而在“欧美”之中，燕斌更看好的其实是美国。除了译述《美国女界之势力》、《纪美国妇人战时之伟业》，燕斌也一再宣说，“近世女权之最发达者，当以北美合众诸州为最”，“现今世界上各国的女子，最有势力的，以美国为第一”(84)。其言说中的凸显“欧美”，固然是受日本用语风气的濡染；而对欧美直至美国女性典范的强调，则明显有《欧米女子立身传》的影响在。

        由众议院议员根本正(1851-1933)译述的《欧米女子立身传》出版于1906年4月，出于译者青年时代留学美国的经历，该书也与此前的“妇人立志”读物之偏向欧洲不同，加重了美国女杰在传记中的分量。而此编与同时印行的根本正另一译作《欧米青年立身传》(85)，原本也有姊妹篇的构想。

        排比一下《中国新女界杂志》各篇传记，检讨其原本，《欧米女子立身传》无疑遥遥领先。除了《英国小说家爱里阿脱女士传》末后“译史氏曰”所提供的“吾读《欧美女子立身传》”之线索可以确认其出处，在所有9篇西方女性传中，与之同出一源的竟有6篇。现将题目对照如下：

        《创设万国红十字看护妇队者奈挺格尔夫人传》　《ナイチンゲ一ル·看護婦》

        《美国大新闻家阿索里女士传》　《才ソリ一·新聞記者》

        《美国大教育家梨痕女士传》　《リ才ン·教育家》(86)

        《大演説家黎佛玛女史传》　《リバモ一ア·演说家》

        《英国小説家爱里阿脱女士传》　《ヱリ才ツ卜·小說家》

        《博爱主义实行家墨德女士传》　《モツ卜·講演者》

        其中英国女士2人，美国女士4人，欧、美之间，重心已在向后者转移。这与原书收入15篇传记，出生美国者高达10人，情形正相仿佛。实际上，根据《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出版广告可知，《欧美女子立身传》“全稿皆成”，已准备出版(87)。由此显示出该书对于杂志同人的重要性。

        在同一广告中预约出版的尚有《(法国救亡女杰)如安传》，此篇应该即是《中国新女界杂志》第三期刊出的《法国救亡女杰若安传》，原本为文学士中内义一所著《惹安达克》(88)。此外，第六期所载《俄国女外交家(无官之全权大使)那俾可甫夫人》与《法国新闻界之女王亚丹夫人》，均出自《世界古今名妇鉴》，为《歐洲政界の三女傑》中的《無官の露國全權大使(ノヴイコワ夫人)》与《佛國新聞開の女王(アダム夫人)》。《中国新女界杂志》在刊发这些译稿时，虽有署名，却均未注明其身份只是译者，可谓沿用了《女子世界》的做法。

        由于译本原出处的相对统一，加之刊物的宗旨明确，这些经过日、中双方译者挑选才得以进入《中国新女界杂志》的欧美女杰形象，也有了大致统一的意义指向。借用根本正的表述：

        忍耐刻苦之于立身成功，实为最大要素。……而依余之所观，妇人女子之立身成功，在忍耐刻苦之外，别又有一要素。何者？即仁惠慈善之德行是也。抑且身为女子，即令如何富于才智，如何精于学问，若无仁慈之心，则其学问才智不仅不能成为为人为己博取利益之助力，或反而伤己，抑且必至于害人。

         故《欧米女子立身传》所收均为“有忍耐刻苦之气力兼具仁慈之德性，以此立其身，奏伟勋，芳名辉于天下”(89)者。可见，根本正之作虽然转换了取法对象的国别，却仍然是在《西国立志编》的延长线上。

        只是根本正表彰的“仁惠慈善”，在燕斌那里，原属于杂志所亟欲提倡的“世界通行的女子新道德”：“新道德的作用，是以慈惠博爱，为第一要旨。”以之与“女国民”身份相系连，便自然显现为“爱国思想”；所行之事，也总以“可以福国利民，弥补世界的缺陷”为目的。而其说之征引取法，仍不脱“欧美女界”(90)。因此，《中国新女界杂志》各传的主角，便承担了具体示范“新道德”的作用。奈挺格尔(南丁格尔)不必说，即使以美国报刊评论家及新闻记者闻名的阿索里(今译“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 Ossol，1810-1850)，在意大利居住期间，也因热心济困与支持意大利统一运动，被赞为“富慈悲心，且实行基督博爱教”(91)。

        尤为明显的是，为了激励中国女界“在社会上作事业”的“责任心”(92)，燕斌等人更突出了欧美女杰的行动能力。作为“反对奴隶制度妇人同盟会的会长”，墨德(今译“露克莱霞·莫特”，Lucretia Mott，1793-1880)“唱自由平等主义，不但空讲，而且实行”，故博得了传记译者“博爱主义实行家”的称誉，甚至直接以之替换掉原文标题中的“讲演者”头衔。而且，在该传开篇，译者也横空出世，倾力将墨德的功绩提升为废除美国奴隶制的原动力：“亚美利加解放奴隶，人人只说是大统领林肯之力，殊不知这个功劳并不在大统领，是在平民；这个奴隶制度废去的原动的[力]并不在男子，是在女子。”(93)这一称许也让人想起1902年《(续出)女报》转载的《批茶女士传》，译述者同样是用“以一支纤弱之笔力，拔无数沉沦苦海之黑奴，使复返于人类”的赞美，颂扬批茶即斯托夫人，因此对晚清女性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94)。而对于另一位在南北战争中作出卓越贡献的黎佛玛(今译“玛丽·艾什顿·赖斯·利弗莫尔”，Mary Ashton Rice Livermore，1820-1905)，《中国新女界杂志》不只刊登传记，叙说其人以“大演说家，又为有名的记者，又为卫生队的队长”的实际作为，成为北军的有力后援；而且在同一期杂志发表的《纪美国妇人战时之伟业》中，长篇引录其演说词，该文开宗明义所称许的“美国妇人多富有活泼有为之性质，而爱国之心，至为殷挚，迥非他国女子所能及”(95)，也由于与传文所叙前后辉映，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新女界杂志》对于女子实行力的推重，亦适应晚清情境，在尊崇救国女杰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梅铸译述的若安(即圣女贞德，St. Joan of Arc，1412-1431)传，不但题目中醒目地标记出“法国救亡女杰”的称号，主编也在一期杂志内，给予该传最长的篇幅(96)。甚至参与了国内战争的黎佛玛，也被译者灼华笼统地称为“出来为国家牺牲”。篇末发明翻译用心，灼华也不禁“回想我祖国危急的形状，比之一千八百六十一年的美国何如”，而要求“列位姊妹”“勿等闲此时势，就不辜负我译述此篇传记的本意了”(97)。

        这种对于女子爱国、救国的急切呼唤，也影响到女学目标的设定。灵希在译介梨痕(今译“玛丽·莱昂”，Mary Lyon，1797-1849)致力于美国女子高等教育的事迹时，一再删除原文以“贤母良妻”为“社会进化之原动力”与“真正文明的最大基础”(98)诸说，显然并不看好这一明治时期倡行的女子教育宗旨。梨痕的教育理念也被还原为：“国家文明之原素，视女子教育之发达如何。”其人因此获得了“牺牲一己之生涯，为国民谋幸福”(99)的崇高赞誉。国家终究被置于家庭之上，而《中国新女界杂志》所谓“鼓吹教育”的意涵也可据此探知。

        至于在《欧米女子立身传》之外，特意从《世界古今名妇鉴》中增补的俄国那俾可甫夫人(Olga Novikoff，今译“诺维科夫夫人”，1840-1925)与法国亚丹夫人(Juliette Adam，今译“朱丽叶·亚当夫人”，1836-1936)二传，同样别具深意。那俾可甫夫人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为调停英俄矛盾往来奔走游说，以外交手腕帮助俄国取胜；曾任法国内阁大臣甘必大(Leon Gambetta，1838-1882)秘书的报刊政论家亚丹夫人，则将自普法战争中激发出的“爱国之情，复仇之念”保持终身，促成了俄法同盟以对抗德国。因此，这两位欧洲政坛女杰，一被称为“俄皇女密使”，一被视为“法国辩护士”。而译者看中之处，正在其人为“欧美几千万妇人中，能间关出入于堂堂之政治家之间，而真有裨于社会、有益于国家者”(100)仅有的两人。特别是前述文字乃是经由改动原文之称美二人辩才无碍而来，更明白显示出杂志同人的特殊关怀。

        比之前述两种女报，可以明显看出，《中国新女界杂志》译介的欧美女子已去除了贤妻、孝女一类家庭楷模，甚至更有意识地排斥明治日本流行的“贤母良妻”主义，而将目标集注于爱国女杰，直至女政治家。这自然是出于该刊力图培植“女国民”精神的特定追求，同时也意味着，在女性普遍应该具有的“慈爱”之上，“爱国思想”作为“女国民”必备的品格，得到了杂志同人格外强烈的关注与推崇。因此，从思想演化的连续性考量，也不妨认为，燕斌等人已在《女子世界》原有的基础上再推进一步。

        就上述对于《女报》(《女学报》)、《女子世界》与《中国新女界杂志》的讨论而言，可以清晰地看到明治“妇人立志”读物在晚清女报中的巨大身影。由其持续不断提供的各种类型的西方女杰，丰富了中国女性取法的典范，并直接介入到改造旧道德、培植新品格的近代中国女界精神重塑的历程中，影响深远。而在翻译、移植之际，中国译述者利用篇首、文末、中间插入甚或改写原文的方式，对这些经过日本原作者阐发的传记，又进行了契合晚清情境的再度阐释与修正，由此使得出现在晚清女报上的西方女杰传，具有了植根中国女界土壤的意义与可能。服务于各女报主旨的传记栏，也以栏目之间相互的呼应、配合，合力构造了晚清女报不同的风貌。

本文为提交给2011年5月13-15日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办的“1900-2000全球语境中的中国妇女报刊”研讨会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