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2011年2期第138～144页

作者简介：张海荣(1981-)，女，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公车上书”是甲午战后的重要事件。目前研究“公车上书”的史料主要有三种：一、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上海石印书局代印《公车上书记》。书中内容依次为“仓山旧主”袁祖志《序》，长沙刘锡爵、斐如甫《序》，“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公车上书记》(以下简称《未还氏“记”》)，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及不著撰人《公车上书题名》。①二、同年八月，康有为弟子徐勤撰《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杂记》。②三、康有为自编年谱《我史》。其中，《未还氏“记”》写作时间最早(作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一日)，详细记载了“公车上书”的起因、经过及其流产的过程，被学界广泛征引。然其作者究竟是谁，一直是个谜。这对于判断《公车上书记》的学术价值、考察康有为与“公车上书”的关系而言，实是不可绕过的一环。
        “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究竟是谁？黄彰健先生指出：“梁启超在《清议报》上为文，曾署名‘哀时客’。此序文或系梁所作，亦未可知。”③汪叔子、王凡两先生曾专文考察《公车上书记》的刊销情况，认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就是《公车上书记》的出版者“古香阁主”——“沪上的一个普通书贾”，理由是“未还氏”在其记文中称：“因为记其始末，刻其文及其(人)姓氏以告天下”。④欧阳跃峰先生判断他“与康有为的关系非同一般”。⑤马忠文先生“很怀疑此即为康有为本人”。⑥房德邻先生表示“不知他究系何人”，但“肯定不是康有为”，并就发动、组织、投递等几个关键情节质疑《未还氏“记”》的准确性。⑦茅海建先生从《未还氏“记”》、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杂记》、康有为《我史》之间的递进关系，推断他“很有可能是康本人或康党成员”。⑧朱宗震、王欣嘉两先生猜测“未还氏，似为王韬的隐名，待考。”⑨
        单就《未还氏“记”》本身来看，关于写作缘起及著者讯息表述如下：
        试事既毕，计偕者南下及沪，为述此事甚悉，且有录得副本并姓名单见示者。为读一过，虽不免有言之过激，及陈义太高，骤难施行者，然煌煌之文，惊天地泣鬼神矣。因为记其始末，刻其文及其人姓氏以告天下。其各省分上之稿尚当汇搜续刻，以存一朝未有之公案焉。光绪二十一年五月朔。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记。
        其中透露了三点：一、著者未亲自参加“公车上书”，其消息得自参加过“公车上书”却未中试的举子，他们还为著者提供了上书的副本并姓名单；⑩二、著者对于康有为的评价分为两面，一面盛赞康所撰“上清帝第二书”“惊天地泣鬼神”，一面又认为其中“有言之过激，及陈义太高，骤难施行者”；三、著者时居沪上，可能是一位老人，号“未还”。
        某日，笔者偶然翻阅《经元善集》，其中有经元善致谢家福一函，文末称：“幸再与未还老人质证之(未还，沈谷人谱兄别号也)。”(11)然则“未还老人”沈谷人是否就是“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
        沈谷人，即沈善登(1830-1902(12))，字尚敦，号谷成、谷人、行一，著名居士，法号“觉尘”。浙江嘉兴桐乡县人，出身书香门第，祖炳垣、父宝禾皆为举人。早年就学于钟文烝，受春秋谷梁学。同治六年(1867)，与胞弟善经同举于乡。翌年，中二甲第52名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13)受知师中有张之洞、马新贻、谭钟麟等。(14)中年，深研佛学，“以净土为总持，及专念他佛散心得生之理”，(15)并兼涉西学。沈氏自称：“余夙世为僧。幼六七龄时，数有梦征，绝险怪，历十年不变。最后梦得师资，为题自画小影，乃截然不复梦。岂余固从西土来耶？因取题句意，自号‘未还道人’。”(16)光绪四年(1878)，他与好友张常惺等，结坛苏州邓尉圣恩寺，写《弥陀经》、摩崖于杭州西湖小霍山。至今垂为胜迹。此外，他还积极参与佛经刻印活动，曾向日本佛学家南条文雄等托请中国失传佛典，择善付梓，并与著名居士杨文会、许灵虚相交甚密。(17)光绪八年，沈善登出面承办湖北荆门煤矿，然因盛宣怀“事多掣肘”，上海又发生大规模金融倒账风潮，股商纷纷退股，最后只好将矿转给盛宣怀。(18)在电报兴办过程中，也有沈氏活跃的身影。(19)沈善登还多次参加义赈，并因此与沪上名流经元善、郑观应、谢家福相识，结为金兰之交。(20)郑观应《易言》一书曾请他与谢家福二人修订(21)；经元善创办上海经正书院，又请他出面主持。(22)晚年，沈氏专精《周易》，勤于著述。其生平好藏书、刻书，有《报恩论》、《经正民兴说》、《论余适济编》、《古本大学顺文》、《需时眇言》、《证心集》等行世，并编刊“豫恕堂丛书”。(23)时人对他的评价是“道心甚坚，佛学甚深”；(24)“深通六艺，博极群书，深识达览，洞视古今中外……而守道纯笃，不肯枉尺直寻，以求用于时……深通内典，博涉泰西政艺之学。”(25)张岱年先生曾专文研究沈善登的哲学，指出：“他的思想是经学、佛学和西学的混合物。”“沈氏提出了一个颇有独创性的宇宙论学说，从哲学思想来说，沈善登的思想与康有为、章炳麟相比，似乎并无逊色，而且较为完整……沈氏的学说还是值得注意的。”太虚法师列之为“夺禅超教律之净”的代表人物。(27)
        沈善登与康有为直接交往始于光绪二十年。其时因甲午战事失利，经元善有意响应盛宣怀、钟天纬等人号召，发动友朋及各界仁人志士，招募义兵，筹集义饷，并竭力争取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支持。然沈善登认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极力劝阻。沪上绅商对此也有很大争议，“和之者殊寡”，(28)加之中日议和很快告成，事遂中寝。不过，其间还发生一段插曲。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经元善连致谢家福两函提到康有为：
        兄新识一友，临桂人，热心好善。近接函称，有问学友某君，渊博通才，附来保鲜、攻日两策，及罪言三篇一并呈鉴，即可以觇其抱负。此二君连沪上梅溪张君，已托人上陈南皮制府。
        昨寄一缄，谅已达览。今又附某君所著《〈尊小学斋〉书后》一篇，请察阅。(29)
        其中，“临桂人”，指龙泽厚；“某君”，指康有为；“梅溪张君”，张焕纶；“南皮制府”，张之洞；“钟”，钟天纬。显然在此之前，经元善与康有为并无交际。谢家福同样不认识康，却给予恶评：
        某君学问议论，香帅督粤时，谅已早知。香帅此时澄观有待，盖知行必践言之难也……梅溪鞭劈近里，素甚佩服。某君，福未深知，吴越士大夫皆以狂士目之。
        钟、康、严所议，虽其说难行，然此即未死之人心，蓄以待用，必有得当报国之一日……某君稿件奉缴，再请以管见质诸未还。(30)
        二十七日，经元善将谢家福复函转呈沈善登，并加以评论，其中有涉及康有为、梁启超师徒者。沈氏对此一一注复：
       敝友龙君书来，有梁孝廉奉师命，愿来助成经正书院。在沪遍访，不获遇。正拟函讯龙君，而望炊初次复函，有“吴越士夫目康狂生”一语(沈注复：论学问，谢为康门生尚不配，并未相识，何得轻论？可谓妄矣)。弟续附去《〈尊小学斋〉书后》各稿，望炊复函不着一字。谢与康未曾晤面，或所闻不善者恶之口吻，而先入为主也(沈注复：谢岂能知此中消息，正是惯使乖巧耳)。梁应邀约与否，乞兄酌之(沈注复：梁肯来，求之不得。兄实病废，远不如夏间矣)。伫盼示复。(31)
        十一月二十九日，沈善登又致经元善一笺称：
        康先生，闻名已久。前读《伪经考》，颇有卓见，意必其人高不可攀。今夏会邂逅晤面，始知仁心仁术，真积学有道君子，佩服之至！惟《长兴学记》一卷，或系年轻时手笔，将来必然后悔。望炊无识，人云亦云，论学术，相去甚远。梁孝廉学承渊源，能来总持经正书院最妙，此下走所馨香祷祝者也。(32)
        由上可知，沈善登在光绪二十年夏曾与康有为晤面，对康大表欣赏，给予“仁心仁术，真积学有通君子”的高度评价；他盛赞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颇有卓见”(这似乎与沈自身的谷梁学背景有所关联)，而对《长兴学记》不以为然；他大概不认识梁启超，但因梁为康有为弟子，同意请其主持经正书院。经元善得沈氏复函，随即四处打听梁启超的下落，并致函龙泽厚询问梁在上海的落脚地。(33)然梁仅在沪停留数日，很快返回广东。(34)此事不了了之。(35)
        翌年“公车上书”事件发生时，“未还道人”沈善登正居于上海美租界豫顺里(即虹口汇业公所西首)沈公馆。(36)此时他年已老迈，左目失明，久卧病榻，但仍关心世事。这与“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的署名完全吻合。此外，笔者还有四点发现：
        一、上海石印书局刊印之《公车上书记》扉页左旁题“光绪乙未徐骐署”。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申报》上曾刊登“书润助赈”：
        平江徐荩臣明经，名骐，书法直追钟、王，有目共赏。向来润格堂轴，五六尺，两元；三四尺，一元；屏条同。联对五六尺，一元；三四尺，五角。扇页细楷，一元；行书，三角。匾额，四元。代撰寿叙、碑文、联语、题词等，面酌。纸劣不书，泥金自备。现寓虹口汇业公所西首桐乡沈谷成太史公馆。悯念北省灾荒，发愿助赈，书润照格减半。欲求书者，请将润资交“源通”官银号、《申报》馆、仁济堂、丝业会馆四处，掣取收票送沈公馆。三日取件不误。
        这证实徐骐当时恰好寄居沈善登公馆，与沈关系密切。
        二、《未还氏“记”》一文有“初九日松筠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一语。茅海建先生指出“足音跫然”典出《庄子·徐无鬼》篇一：“夫逃虚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迳，踉位其空，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37)这表明作者对于庄子十分熟悉，信手拈来。而在沈善登的著作中就经常引用或发挥庄子的学说。如：
        经术荒疏，无裨实用。而令学者熟读《古微书》及路史、古史考，以期得人才，无论其必不可得，即得之，又何裨实用？庄子言大愚不灵、大惑不解……可哀也哉！(38)
        又有：
        惟后人撰《五教仪》曾一及之，以借庄子援督为经之说……
        盖十方世界，在一大灵光中，犹海浮沤耳。由其光盛生威，威生耀，耀生热，热生气。此气非呼吸有质点之气，老子谓之“谷神”；庄子谓之“踵息”；神仙家谓之“祖气”，谓之“罡气”，谓之“元阳”；孟子谓之“浩然之气”。
        ……庄子言黄帝得之，以袭气母，殆即谓此。(39)
        如《文心雕龙·神思篇》云“方其搦翰，气倍词前，暨乎成篇，半折心始”数语，曲写文心，而推之事物，则知庄子所谓“心迹之判久矣”者……庄生反言若正，正言若反。《文心》恢诡，类如此……(40)
        此外，张岱年先生分析沈善登“事理对举，无为善恶对举，心要内外两忘，心有全体大用及体用一原，显欲元间”一语时，也点出“无为善恶”、“内外两忘”二语，源出老庄。(41)这种行文间的不经意，正透露了作者的写作风格。
         三、沈善登对于康、梁师徒虽表好感，却绝非康有为的死党；他对于康的观点虽表欣赏，也有委婉批评之词，这与《未还氏“记”》所持立场十分接近。具体来看，沈、康二人在学术、政见上的相通之处包括：1)康有为宗公羊学，沈善登宗谷梁学，皆属今文经学。2)康主张以儒立教，沈也强调：“儒佛并崇，我朝本教也，国教也。”(42)3)康主张实行变法，变革政教；沈也倡言：“法无不变，变则通，通则久，天道然也。”(43)“今议变法，不以敬教劝学为先务，而惟水火、汽机、工商、制造等学是求，本先拨矣，何法之能行？……泰西各国政教颇得此意，议者曷审思之。”(44)不过，沈、康二人也有重大分歧，观沈善登对于张之洞  《劝学篇》的评价可知。沈氏称：
        今我群阴剥阳，上下穷困。有志之士，争言变法图自强，而率不循其本，甚则几欲尽废我中国四千二百余年圣帝明王政教之旧，惟西学是从，是犹导川而塞其源，涸可立待，何通之能求？座主南皮张先生著书廿四篇，篇各为题，直抉其弊。大意以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国与教与种，实相终始，如环无端，而措施有本。故以“同心”、“教忠”开宗明义，而总题为“劝学”，以教固徹，上徹下也。孟子言“保民而王”，言“得民在得心”，言“善教得民心”诸说，全书大旨先后同符矣。虽然，使此书出于二十年、三十年前，何至有今日？而群疑众难，必不行也。此书出于今日，殆可通行矣，则未知夫汹汹者之怨我、詈我，举凡抵隙蹈暇以尝我者，亦尚待我从容布置否也。(45)
        再者，《未还氏“记”》还特意点出康有为“尝以著书被谤议于时”，联系之前沈善登、谢家福围绕康有为展开的种种争论，实非无的放矢。
        四、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五日，康有为曾向朝廷举荐沈善登、谢家福、经元善、严作霖、龙泽厚五人，赞其“操行廉洁，任事忠实，久在商中劝募，商情信服，义声著于海内”，可命其试办上海商务局，经理商学、商报、商会诸务。(46)其中沈氏名列首位。若非二人有一定关联，康氏似乎也不会如此力保。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沈善登就是“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
        那么沈善登在《公车上书记》刊行过程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据袁祖志《序》称：“传闻有公车之士子，于礼闱试毕之后，击登闻鼓，联名上书……海上古香阁主求得原疏全稿，拟仿泰西石印法，映拓多本，以饗众目而快人心。”刘锡爵、斐如甫《序》也称：“客申江，得见公车谏草……此稿急待付梓，古香阁主人属序于余。”可知这两篇序作者都不曾参与“公车上书”，都是从“古香阁主人”处目睹康有为疏稿且应邀作序，古香阁主人就是《公车上书记》的发行者。那么是否如汪叔子、王凡两先生所推断的“未还氏”即沈善登就是“古香阁主人”？
        “古香阁”是当时上海一家著名书庄，位于四马路中市，主要经营书籍的出版销售及书画业务等。(47)汪叔子、王凡两先生曾详细考察《申报》所刊《公车上书记》广告的频率、版面，及古香阁书庄同期所登其他新书的版面，指出“古香阁书庄主人对于推销发售此书，确是充满热烈希望，准备大赚一笔厚利。”然而这与沈善登这位翰林出身、家道殷富、长年居家礼佛的居士，风格不相吻合。汪、王两先生又提到，光绪二十一年夏，古香阁曾因《盛世危言》的版权问题吃过一场官司，以致败名又赔钱。(48)而沈善登与《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是金兰之交，且协助郑修改过文稿，显然不会发生此类纠纷。所以沈善登不是“古香阁主”。
        汪叔子、王凡两先生《〈公车上书记〉刊销真相——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二》一文证实《公车上书记》在上海刊行，当属康有为及其党人自谋刊印。(49)主要依据是光绪二十二年梁启超致康有为函。该函称：
       《第三书》及《四上书记》前后各事，录副寄上。《第四书》粤中云已开刻，则无须更写。《第一书》及朝殿文，南中皆有定本，尤无须更写矣。此间希顾前交与古香阁印，云本之大小如《公车上书记》，彼恐不能获利，请改用小本，如《策府统宗》。此则万不可，故提取其稿，商之别家，议复同。彼盖尝询之诸书贾，据云“自强学会败后，《公车上书记》已不能销，恐此书亦不能销”云云。当直语之曰：“《公车记》已销数万部，度买此书之人，亦不过数万人，人有一部，自无购者矣”。而彼执迷如故也。此事或俟之他日，报馆自买机器印之。粤中能刻最佳，刻本务精雅，若如《救时刍言》，则文字减色矣。(50)
        “希顾”，郑宪成，早年追随康有为，戊戌政变时，曾在上海为康传递消息。(51)汤志钧先生同样据此认为该书的刊行，“与康门有关”。(52)茅海建先生则确认《未还氏“记”》对于“公车上书”事件记述“大体准确”。(53)联系沈善登在《未还氏“记”》一文中所称“试事既毕，计偕者南下及沪，为述此事甚悉，且有录得副本并姓名单见示者。为读一过……因为记其始末，刻其文及其人姓氏以告天下”云云，则通告其“公车上书”经过并将副本钞付于伊的，很有可能就包括康党成员。然而，沈之目的又不仅仅是为了褒扬康有为，而是为了激励天下士气，故而又曰：“其各省分上之稿尚当汇搜续刻，以存一朝未有之公案焉。”当古香阁书庄得到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题名录及沈善登《未还氏“记”》之后，为了便于推销起见，又请袁祖志、刘锡爵等分别作序；沈善登则请其好友——书法家徐骐为《公车上书记》题字。
        最后，笔者还想指出的是，在《公车上书记》流布过程中，隐约可以看到外国人的身影。康有为《汗漫舫诗集》称：“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钞，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并有诗云：“美使田贝惊士气则耶！索稿传钞天下墨争磨！”(54)而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八日，《申报》首次刊载《公车上书记》广告也称：“是书系粤东康长素先生主稿……近闻美国公使已将是书翻译至美。前《新闻报》曾按日排登，然未得全豹，不及十分之一，凡迁都、练兵、变通新法诸说，皆缺如焉。”《新闻报》创刊于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一日，初期为中外合办，英国人丹福士(A. W. Danforth)任总董，斐礼思(J. F. Ferries)任总理。袁祖志正是该报主笔。
        综上所述，沈善登出于对康有为及其变法主张的欣赏，不仅撰文予以褒奖，且协助出版了《公车上书记》，给康帮了大忙。随着该书的刊行，康有为名扬天下，而其上书中宣传的变革论调也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共鸣。只是后来康党为了塑造康有为维新领袖的地位，不断放大其在“公车上书”事件中的作用和影响，造成历史的真相越来越模糊。而人“哀时老人未还氏”沈善登也越来越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注释：
        ①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编号：69739。
        ②《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光绪二十二年上海《时务报》馆代印。该书内容依次为光绪二十一年八月龙泽厚《序》，麦孟华《后序》，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徐勤《杂记》，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上清帝第三书”、“上清帝第四 书”、“殿试策”、“朝考卷”。关于康“上清帝第二书”没有收录的原因，徐勤《杂记》解释道：“其公车联名一书，上海近有《公车上书记》刻之，今不复上石。”该书扉页还特别注明：“书经存案，翻印必究”。
        ③“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54：《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1970年，第592页。
        ④《〈公车上书记〉刊销真相——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二》，《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第100页。
        ⑤《“公车上书”：康梁编造的历史神话》，《历史教学》2002年第10期，第61页。
        ⑥《“公车上书”考证补》，《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27页。
        ⑦《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二)，《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⑧《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73页，注释1。
        ⑨朱宗震、王欣嘉译注：《近代序跋文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第89页。
        ⑩“计偕”，汉代被征召的士人皆与计吏同上京城，称为“计偕”；后世举人入京会试，也称“计偕”。茅海建先生还进一步明确道：“‘试事既毕’一语，有两重意思，对会试未中贡士者，至四月十二日放榜时，试事已毕；而对中贡士者，须到五月初十日光绪帝召见完毕后，方可谓‘试事既毕’。此处似指未中式举人回沪。”(《“公车上书”考证补》(二)，《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27页。)
        (11)谢绥之复函，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虞和平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50页。“绥之”，谢家福。
        (12)另一说称卒于1903年。俞樾《春在堂楹联录存》有“沈谷成庶常挽联”曰：“由水部入词林，以庶吉士归田，在认启单，久推前辈；因儒书通释典，逾古稀年证果，有报恩论，长寿名山。”并注：“谷成始官水部，继入翰林，竟以庶常终，不散馆，亦奇士也。精通释典，著有《报恩论》一卷。卒年七十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1161页。)时人以虚龄计岁，沈善登当卒于1902年。
        (13)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第29卷，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1992年，第79-88页。此处还载有其详细成绩：“本省乡试中试第一百五十六名。保和殿复试一等第十二名。会试中式(试)第三十名。保和殿复试二等第三十四名。殿试二甲第五十二名。朝考一等第四十一名。”
        (14)其中，张之洞充任同治六年沈善登应浙江乡试时的副考官。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载：九月十五日发榜，“所取多朴学之士。知名者五十余人，尤著者，袁昶、许景澄、陶模、孙诒让、谭廷献、沈善登、钱丙奎、王棻等，其后皆成就卓卓，为前后数科所不及。”(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2页。)
        (15)《小霍山摩崖道场写经始末记》，《报恩论》，光绪二十四年刊本，豫恕堂藏版，第2页。
        (16)《小霍山摩崖道场写经始末记》，《报恩论》，第11页。
        (17)关于沈善登在佛教界的情况，参见肖平：《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3-146页；陈扬炯：《中国净土宗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51-552页。
        (18)《沈善登致李鸿章函》，光绪十年八月二十七日，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66页。
        (19)光绪八年四月，郑观应、经元善、谢家福致盛康函称：“去年冬间，杏兄在沪，曾约会浙绅沈谷成太史善登诸公，拟先具公禀，请办杭、嘉、湖、宁等处。嗣议先添汉口一线，须由南洋发端，因而暂缓。”(夏东元编著：《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杏兄”，盛宣怀。又，光绪九年，杨仁山致南条文雄函也称：“敝友沈君，名善登，字谷成，浙省太史公也。居上海。问中国电报局便知。”(黄夏年主编：《杨仁山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95页。)
       (20)关于几人的结交情况，经元善回忆称：“弟与陶斋、绥之均因苏沪创办义赈获交。自戊寅至癸未(1878-1883年)六年中，陶斋言听计从，交融水乳。谢、郑、经三人遂订金兰……辛巳(1881年)元日，又添二沈，结五人之义，盟词俱在。”(《盛档》，转引自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8页。)“陶斋”，郑观应；“二沈”，沈善登、沈善经兄弟。其中，沈善登与经元善情谊尤笃。沈氏光绪二十三年作《〈趋庭记述〉序》称：“光绪辛巳(1881年)，余客上海，襄赈务，获交莲山经君。知其为芳洲先生长子也，相与追溯世交……迩年余久病，莲山亦病聋习静。函寄所编《趋庭记述》，索余序。虽呻吟病榻，余何能嘿然无言乎？”(经元善撰：《趋庭记述》，光绪二十三年仲秋刊本。)
        (21)《〈盛世危言〉自序》，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5页。《郑观应集》还收录《答沈榖人太史、沈味畬孝廉论万物备于我》一首称：“万物备于我，言赅寓意深。圣凡分淑慝，理欲辨人禽。云叶封山影，风萍曳水心。数椽居陋巷，片月揭空林。道悟鸢鱼趣，言诠药石箴。反身有真乐，太素是知音。”(同上书，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76页。)
        (22)关于经正书院的创办情况，经元善称：“癸巳、甲午间(1893-1894年)，集同志创设经正书院，中西并课。定章修膳较丰殷，阜者方能从学。”(《致郑杨董三君论办女公学书》，光绪二十五年，《经元善集》，第275页。)
        (23)参见严文郁编：《清儒传略》，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8页；马新正编：《桐乡县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1362-1363页；陶小萍：《沈善登及其著述》，《桐乡档案杂志》，2006年第2期；陈正宏：《从写样到红印——〈豫恕堂丛书〉中所见的晚清书籍初刻试印程序及相关史料》，《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1期。
        (24)松雪君来函，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十七日，《经元善集》，第145页。
        (25)曹园弼：《年丈沈谷成先生易学总序》，《需时眇言》，光绪二十八年豫恕堂刊本。
        (26)《沈善登的哲学思想》，刘鄂培主编：《张岱年文集》第5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第326页。
        (27)太虚法师：《中国净土宗之演变》，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65·净土宗史论》，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第160页。
        (28)《钟君鹤笙来函》所附钟天纬光绪二十三年自识，《经元善集》，第143页。
        (29)《经元善集》，第147-149页。康有为曾作《书余莲珊〈尊小学斋集〉后》一文称：“光绪二十年冬，门人龙泽厚积之自四川令归过羊城，与言沪上经君莲珊之煦煦好德，而又知学术之本，怪其道何从也。积之出《尊小学斋集》曰：‘是为吴下余莲珊先生遗书’。盖经君之师，今以善士名天下，如熊纯叔、谢家福、严佑之皆其弟子……”(上海博物馆抄件，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30)《经元善集》，第149-150页。“香帅”，张之洞；“严”，严作霖。
        (31)《经元善集》，第151-152页。“望炊”，谢家福。
        (32)《经元善集》，第153页。
        (33)《致龙积之明府书》，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一日，《经元善集》，第154页。
        (34)梁启超《夏威夷游记》称：“吾自中日战事以来，即为浪游。甲午二月如京师，十月归广东。”(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页。)又，梁光绪二十一年致汪康年函称：“匆匆言别，忽又两月。弟亦于十月六日乘款段出都门矣。本拟偕穗卿同入杭州，既闻君已得电赴鄂，是以不果。天涯漂泊，同病相怜，未知良晤又在何日耳。数日在沪，有克服大连之信，又有旅顺不守之信，孰是孰非，可以情理度之。”(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30页。)
        (35)此番围绕康有为展开的争论虽然就此打住，但谢家福仍旧坚持自己的看法，向经元善表示：“某君‘狂士’一语，并非人云亦云，惟狂克念作圣，是善善从长之辞。弟亦读过《伪经考》、《学记》，未尝不深佩其博学强毅，并世杰出人才，必非池中之物。然默窥中藏自是不虚，此君养到未深，而得时太早，恐难免步荆公后尘。苟先遇盘根错节，动心忍性，则家国之幸，亦正是造物之玉成，他日所就未可限量也。今不与未还争辩，姑徐徐俟诸异日，以验弟言之妄与否耳。”(《接谢绥之复函》，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五日，《经元善集》，第155-156页。)
        (36)参见《书润助赈》，《申报》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37)《康有为〈我史〉鉴注》，第72页。
        (38)《补遗》，《需时眇言》需十，第15页。
        (39)以上三段见《答问二十则》，《报恩论》卷首，第51-52页。
        (40)《原数》，《需时眇言》需五，第37页。
        (41)《论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张岱年文集》第5卷，第275页。
        (42)《补遗》，《需时眇言》需十，第15页。
        (43)《大衍勾股法三表》，《需时眇言》需九，第24页。
        (44)《论余适济编》，光绪二十八年豫恕堂刊本，第6页。
        (45)《原筮》，《需时眇言》需三，第19-20页。
        (46)《商务不兴民贫财匮请立商政以开利源而杜漏卮折》，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五日，黄明同、吴熙钊编著：《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05页。
        (47)参考《虎林金嗣云篆刻》，《同文消闲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三十日，王中秀等编著：《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76页；《〈公车上书记〉刊销真相——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二》，《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第99页。
        (48)《〈公车上书记〉刊销真相——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二》，《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第101页。
        (49)《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50)叶德辉：《觉迷要录》录四，罗琳主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2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799页。
        (51)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63页。
        (52)志钧：《戊戌变法史》(修订本)，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44页。
        (53)《“公车上书”考证补》(二)，《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27页。
        (54)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