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杭州)2008年1期第141～147页

作者简介：王勇，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310012)；孙文，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杭州 310028)

内容提要：“唐船风说书”是日本江户时代以中日贸易为背景形成的一种口述史料，自其被江户幕府儒官林恕、林凤冈父子汇编为《华夷变态》以来，就被日本学者应用于清初中国史、唐船贸易史及日本对清关系史的研究中。国内学界因语言和文本解读的困难，至今未能有效开发和利用这份珍贵史料。“风说书”作为江户幕府海外情报搜集制度和清日贸易的产物，其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除其本身所具有的文献学价值之外，不独对清初中日关系史、中日贸易史、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数据，对清初政治史以及中国沿海地域社会经济史、航海史研究，甚至日本对外关系史研究来说，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

关 键 词：“风说书”；清代中日关系史；海外史料；书籍之路

    明末清初的中国和江户时代的日本都施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但以民间商船为主体的长崎贸易却十分繁荣。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海外信息资料汇编《华夷变态》，因收录大量当事人口述的“风说书”，在清史、清初中日关系史乃至日本史研究领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中国的口述史料在日本汇编成册，以书籍的形式流布于世，而且保存大量中国已经失传的珍贵文献，可以视作中日“书籍之路”的特殊形态[1]。
    一、《华夷变态》概述
    《华夷变态》是日本江户时代以中日贸易为背景形成的一种口述史料集——“风说书”的汇编。所谓“风说书”，日语“风说”即传闻、传说、谣传之意，是唐通事①对到日（尤其是到长崎）商船进行问询后采录并上呈江户幕府（有时简称为“江府”）的有关来船情况及中国内地、东南亚一带消息的报告。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曾对五卷本《华夷变态》作如下评述：“是书为日本德川幕府锁国时期，吾国闽粤福漳等地商船及南洋群岛吕宋、咬吧、和兰各国船只，来往长崎，其通事即调查其情况，征收税额，防止金银流出，加以限制；并将各地消息，海外风说，传闻之辞，据以汇报政府。”[2]994
    《华夷变态》所收录的“风说书”主要是以清初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的赴日商船为对象采制的，因清代赴日的中国商船在当时的日本被称为“唐船”，所以对中国商船采录成的“风说书”一般称作“唐船风说书”；又因其询问对象为“唐人”，也叫“唐人风说书”。日本学者大庭修在《江户时代日中秘话》中对此有云：“所谓‘唐人风说书’，是指唐通事经询问入港唐船船头后写成的报告书。其内容包括中国国内形势、他国形势、航海情形、船头与其役人情况、乘员情况等。报告书写成后，必须提交给长崎奉行，再由长崎奉行向江户报告。”[3]21
    作为在清、日闭关锁国时代的民间贸易流程中产生的特殊文献，“风说书”在当时属于机密文件。为了保存这些珍贵的史料，江户幕府儒官林恕(1618-1680)及其子林凤冈(1644-1732)利用职务便利，将所经眼的“风说书”陆续结集收入《华夷变态》和《崎港商说》中。从《华夷变态》的序言可以明确看出汇编者的初衷：“朱氏失鹿，当我正保年中，尔来三十年所，福漳商船往来长崎，所传说有达江府者。其中闻于公件件，读进之，和解之，吾家无不与之。其草案留在反古堆，恐其亡失，故叙其次第，录为册子，号《华夷变态》。”[4]1
    结集汇编成的《华夷变态》和《崎港商说》在当时也属于“罕传之秘籍”，虽“间亦有传抄本流传于外”[2]994，但民间人士实难寓目。这两种资料集后经广岛大学教授浦廉一博士的整理，1958年由日本东洋文库排版印行，1981年由东方书店再版，存世的“风说书”基本囊括其中。可以说日本东洋文库排印的三巨册《华夷变态》，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完整、最权威的“风说书”刊行本，也使学界赖以得窥“风说书”的全貌。
    “华夷变态”意为“华变于夷之态也”。之所以将这部“风说书”集命名为《华夷变态》，是因为日本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华夷”之别的思想影响，对于明朝作为中国正统王朝的地位尚未动摇，朝野上下普遍视满族为外夷，心理上对满人入主中原成为华夏共主难以认同，更何况清朝试图同日本建立的中日关系，与日本自身所梦想实现的帝国梦是相违背的，因此，明清鼎革在日本人看来是“华变于夷”。所以，当《华夷变态》的编纂者林恕听到“吴郑檄各省，有恢复之举”时，就流露出“若夫有为夷变于华之态，则纵异方域，不亦快乎”[4]1的心情。正是基于这种视明为华、视清为夷的心理，编纂者才把以反映中国明亡清兴之世态变迁之时之事为主要内容的“风说书”的汇集命名为《华夷变态》。
    二、《华夷变态》的研究现状
    《华夷变态》因其所收录风说书的史料价值而颇受中日学界的重视，但由于风说书在当时是机密文件，除了在现场听取记录的通事及长崎奉行（幕府指派的地方长官）之外，能了解其内容的仅是幕府将军及其周围的几位高级幕僚。因此，“风说书”的研究最初是在幕府将军及其幕僚之间进行的，目的只是从施政者的角度期望从中获得制定政策的某些参考。
    林恕、林凤冈父子将“风说书”辑录成《华夷变态》和《崎港商说》，是“风说书”整理阶段的重要成果，也是其后风说书研究及利用其史料开展相关历史研究的必要基础。浦廉一的《华夷变态解题——唐船风说书之研究》，至今仍是有关《华夷变态》及风说书的最重要、最权威的研究成果，也是有关“风说书”及《华夷变态》文献学研究的唯一成果，大约与其同时及其后从事长崎贸易和清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学者无不受惠于此。
    对于作为唐船贸易航路终端的日本来说，中国贸易船只的到来，乃是对外关系中的头等大事，加之日本有着收集海外情报的完善机制，因此在当时的公私文书及各种历史文献中对中国到日的贸易船只及相关情况都有大量的记录与描述，留下了相当多的文献与实物资料，“风说书”的保存也较为完备，使日本对于清初的中国始终保持着及时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日本学者在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有着良好的传统，加之占有天时地利，可以及时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相关研究，研究成果较多且问世较早。如大庭修、岩生成一、中村质、松浦章等人的研究成果，均属于成功的范例。
    对于《华夷变态》及其收录的“风说书”，中国人也早有关注。1906年，一本署名小林叟发、发行者为源光鉴的汉译本《华夷变态》在东京出版。该书编辑者的署名显然是由《华夷变态》“序言”的落款“林叟发题”而来，发行者的署名则被认为是假托之名[5]62。这本只有78页的小册子，是从通行的五卷本《华夷变态》中选录了与明清鼎革之际复明势力及日本有关的18件汉文资料，做了些微的变动，还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翻译。谢国桢以为是书“盖吾国留学日本同盟会中人士，为鼓吹革命而作也”[2]994。这本译著流传不广，对中日关系史研究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此后数十年，国内在《华夷变态》和“唐船风说书”的研究与利用方面不见有任何进展，但这并不表明国内学者对这部分史料和这段历史事实漠不关心。继谢国桢对《华夷变态》的介绍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周一良也曾指出《华夷变态》的重要价值并期望史学界能将其译介到中国来，表明国内学者对此是非常关注的。只是因为《华夷变态》的各种底本——“风说书”均秘藏于日本各有关机构，难以寓目，再加上“此书所收报告为当时流行文体‘候文’，比较难懂”[6]321，致使我国学者虽知其于中日关系史研究之重要，但却五条件对其进行研究。
    近来随着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国内一些学人开始零星地利用“唐船风说书”进行相关论题的研究。如华立1997年发表的《“唐船风说书”与流传在日本的乾隆南巡史料》（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可能是中国学者中第一个以“唐船风说书”为主题的报告。该文虽然旨在介绍日本学者松浦章披露的三条有关乾隆南巡的史料，也表明中国学者开始接触“唐船风说书”的史料并且有意识地利用相关史料开展研究。200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于桂芬专著《西风东渐：中日摄取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专节讨论“风说书”制度。2003年，南炳文发表《“朱成功献日本书”的送达者非桂梧、如昔和尚说》一文[7]，针对某学者对《华夷变态》所录《朱成功献日本书》的误解进行辩证。刘小珊的《活跃在中日交通史上的使者——明清时代的唐通事研究》一文[8]，对唐通事的起始和世袭、规模和职责等等问题作了探讨。
    总的来说，国内学界对《华夷变态》的利用至今仍是零碎的，与“风说书”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及其展示的研究可能性是极不相称的。或许是由于中国本身历史的厚重、文献的丰富，长久以来我们疏于对国外史料的系统研究。从清代中日关系史的角度来看，依据中国史料的研究仍然有着广阔的空间。但是，“唐船贸易”作为维系清初中日关系的极其重要的纽带，对在其航路的终端——日本形成的大量相关史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三、《华夷变态》在清史领域的价值
    历史科学的研究有赖于史料的保存、整理、公开和科学地使用，史料的性质及其价值直接影响着相关历史研究的结论。《华夷变态》因其所录“风说书”是日本在锁国时代对到日商船进行随时采录的口述资料，内容广泛而且多是船员的亲历亲见，具有较高的时效性和真实性，在清史研究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如日本学者浦廉一为排印本《华夷变态》所作的长篇解题《华夷变态解题——唐船风说书之研究》中说：“即便是拿出每一件‘风说书’来看，其大部分也绝非街谈巷议之集成，而且，除了一般的口述之外，甚或有时一并提呈诏敕、檄文、公函等的原文，因之绝不可轻视其史料价值。而且即便是街谈巷议之类，也具有其相应的史料价值。”[5]71
    国内学者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注意到“唐船风说书”包含的清代史料：“是项资料主要为唐船风说书，并杂以和兰陀（‘荷兰’的日语译音——引者注）‘风说书’，其中所记者多为中土当时之敕谕、咨文、檄文、实务论策等。”[2]99并举例指出其史料价值：“清乾隆间严文网之禁，藏吴三桂檄文者罪且至族，今此本俨然具在，不可不谓珍本；且其他海外诸风说，亦皆研究中日及南洋交通之重要资料也。”[2]995
    赴日商船总能带去最新的海外消息，尤其是中国政局和社会文化动态，成为日本政要关注的对象。因此，《华夷变态》及其收录的“风说书”对于清史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参考意义。兹举例如下。
    1.清初中国航海史。对“风说书”所记赴日商船的出发港、航行路线、船头（船长）的赴日经历、船只航海次数、到达日本所需的时间、航行周期等问题进行详细考察，可以得出一些比较清晰的数据，为清初的中国航海史和交通史研究开辟重要的史料来源。我们还可以通过“风说书”所记内容考察赴日船工的来源，对其赴日之动机和心理进行分析，揭示对日贸易对当时中国沿海地区民众生活的影响，研究对日贸易在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从“风说书”所记述遭遇风浪的赴日商船数量和时间，也可以了解当时所经过海域的气候条件和海上风暴、潮流情况，以及海难应对机制等。
    2.清初中国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史。“风说书”的内容广泛，史料价值丰富，仅“风说书”的标题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的信息。“风说书”的标题多以“（进港顺序）＋（出发港名）＋船人口述”的形式出现，即“风说书”是以赴日船只的进港时间为序、以船只的出发港为名编号的。考察“风说书”的标题，不仅可以了解该年度正式到达长崎港并接受登记检查的船只数量，也可以考察所有船只的出发港，并据以了解中国内地沿海各省以及东南亚地区海外贸易状况。
    笔者根据《华夷变态》存录“风说书”提供的进港顺序号，对1674年至1728年驶入长崎的“唐船”数量进行了统计，有不少于3059艘商船到达日本，其中有820艘船没有留下“风说书”，或者《华夷变态》失载。考察赴日商船的成分和归属，通过统计不同年份、不同地区到日商船的数量变化，可以了解东南沿海地区政治势力的更迭及其给赴日商船带来的影响。我们如果能确定某条船在不同年份以不同出发地名称出现，就能知道东南沿海地区商船的活动地域，以及主要货物集散地的情况。
    四、《华夷变态》在中外关系史领域的价值
    众所周知，明末清初的中国和江户时代的日本都施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中日之间虽无正式邦交，中日交流却从未间断，而且掀起日本历史上摄取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高潮②，而促成这种局面的正是中国沿海地区赴日进行贸易活动的商船。
    赴日商船不仅将中国的生丝、白糖、中药材等奢侈品和生活用品带到日本，缓解了日本在锁国时代国内物资短缺的严重压力，也使贸易活动成为当时中日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赴日商船还将大量的中国典籍乃至僧侣、医师、学者、画家等文化人带到了日本，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这种主要由中国民间贸易船只完成的交流活动成为当时中国文化在东亚辐射影响的最主要途径。从这层意义上说，《华夷变态》中的“风说书”为研究清初中日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文献素材。兹举例如下。
    1.清初中日贸易史研究。清初中日关系史的核心内容是贸易史，长崎是中日贸易发生的现场，也是日本江户时代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因此以长崎贸易史为中心的研究是清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领域。通过对到达长崎的贸易船只进行询问采录成的“风说书”内容的考察，探究当时中日贸易史上一些具体问题，有助于了解当时中日贸易的实际状况，推进中日贸易史研究。　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如日本学者中村质博士的《近世长崎贸易史之研究》[9]，通过对长崎会所的经营内容和财务资料分析，研究了贸易品在市场上的价格差问题；岩生成一博士发表《关于近世日中贸易的数量考察》[10]一文，对到达日本的唐船数量进行了研究；松浦章的《清代海外贸易史的研究》[11]也利用了《华夷变态》中对英国船只在中国沿海地区活动情况的记述。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尚有巨大的开拓空间。
    2.清初中日文化交流史。江户时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赴日商船在将大量生活用品带到日本的同时，还将大量的中国典籍乃至僧侣、医师、学者、画家等文化人带到了日本，有关中国的学问，如儒学、文学、艺术、语言乃至文化思想都得到日本朝野的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不仅成为日本的官学，而且完成了其日本化的进程，有关中国的文化学术活动渗透至民间，涌现出众多的汉学家。如果我们将“风说书”与其他文献，如《唐蛮货物帐》、《舶载书目》等结合起来研究，并对赴日商人和随船人员进行细致的考察和分类研究，就会发现促进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发展的一些重要因素，如中国文人、“师匠”的东渡以及中国典籍的东传。这些史料的发掘一定会为清初中日交流史研究提供具体而生动的事例。日本学者大庭修就是将唐船输入的汉籍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大量文字、图像史料的考证、抉剔发微，著成《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12]一书，为他赢得1986年日本学术研究的最高殊荣——日本学士院奖。这一领域还有许多具体问题和细节有待发掘和开垦。
    五、《华夷变态》在日本史领域的价值
    《华夷变态》收录大量海外信息，包括清朝的公私文牍、船员的街谈巷议，但唐通事向船员询问的多为江户幕府亟须了解的问题，体现了日本方面的外交关注热点，从中也可看出日本收集海外信息的渠道与方法、日本外交政策如何与之互动。因此，这部“风说书”的汇编也为日本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兹举例如下：
    1.东亚局势与日本幕府的外交政策。“风说书”中虽多是“各地消息，海外风说，传闻之辞”，包含有某些敷衍不实之词；但也有“中土当时之敕谕、咨文、檄文、实务论策等”，为了解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状况和东亚局势变动等提供了多方面视角。如明末农民起义、满族势力的逐步扩大和明朝统治的没落、满族军队对朝鲜半岛的进攻、清朝统治者与江户幕府的关系、台湾郑氏一族与大陆的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天主教对东亚地区的渗透等，在“风说书”中都有详略不一的记录。更为重要的是，“风说书”中还记录和保存了一些不见于现存中国史籍的史料，如《华夷变态》卷二所载“吴三桂檄”和“郑锦舍檄”，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关于明末农民起义，《华夷变态》卷一收录有“抄录李贼覆史军门书”和两篇题为《大明兵乱传闻》的资料。是书关于郑氏一族统治台湾的始末记述尤为详细，对于研究台湾政治势力的演变和郑氏家族的兴衰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江户时代水户藩修史馆彰考馆总裁川口长孺奉命撰修的汉文史书《台湾割据志》③，就引用了《华夷变态》中与郑氏一族相关的史料。1828年，川口又用汉文撰著《台湾郑氏纪事》三卷④，昭示了“唐船风说书”巨大的史料价值。
    一件件“风说书”络绎不绝地从长崎送到江户幕府，成为锁国体制下的日本了解海外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唯一情报来源，也是其制定外交政策的“内参”。通过对《华夷变态》及其所录“风说书”内容的考察，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的东亚局势和中国明清易代的国内形势，也可据以了解日本幕府外交政策制定的背景。
    2.锁国时代的日本海外情报搜集制度。　日本有史以来无时无刻不在密切关注着周边各国的动向和变化，有着自上而下体制健全、完善的情报收集机制。江户时代虽然实施锁国政策，但对于中国局势的变化比以往更为关注，对中国情报的收集更为重视。因为当时中国正值明清易代，而且满族军队1627年入侵朝鲜半岛，幕府的决策者需要密切关注中国新兴满族势力与明朝势力的进退，以及朝鲜半岛局势的联动变化，以便及时做出应对。但锁国政策的实施断绝了日本人直接了解外部世界的途径，于是前往日本的贸易船只成为日本了解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唯一或主要来源，因此日本对到日商船特别重视，对每只商船都要进行及时的问讯，将所得信息录制成“风说书”并上呈江户幕府。“凡唐船入港，即日邮报”，说明从“唐船”进港，就要由通事对其进行采录并译成日文上交长崎奉行，并在当天或最短时间内发往江户。据笔者初步统计，“风说书”从其制作地长崎封缄之后，大约在17-26天左右就会出现在江户幕府高级阁僚的手中。由此可见，江户时代日本的海外情报收集工作极其细致，惊人迅速，并能高效地运用于各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
    ［收稿日期］2007-06-2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注释：
    ①通事即翻译，唐通事则是指负责对唐船相关人员用汉语或汉字进行询问、采录“风说书”并译成日文的译员。
    ②参见郑彭年《日本中国文化摄取史》相关章节，（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原著刊于1822年，编年记载台湾之事，尤详于郑氏家族三代之事迹。原为抄本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今较易获者为台湾银经济研究室1957年编印《台湾文献丛刊》（第一种）排印标点本。
    ④通行本有《台湾文献丛刊》（第五种）排印标点本。
   

    参考文献：

  [1]王勇：《“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5-12页。[Wang Yong,"The Silk Road and the Book Road: A Unique Pattern of Cultural Exchange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 Vol. 33, No. 5(2003) ,pp. 5-12.]
    [2]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Xie Guozhen, Researches on Historical Book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A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1981.]
    [3]［日］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徐世虹译，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Osamu ōba, The Secret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Sino 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Edo Era, trans, by Xu Shiho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7.]
    [4]［日］林春斋、林凤冈编：《華夷变態》，東京：東方書店，1981年。[Hayashi Syunsai & Hayashi Houkou, Huayi Biantai, Tokyo: Orient Bookstore, 1981.]
    [5]［日］浦廉一：《華夷变態解题——唐船風説書の研究》，林春斋、林凤冈编：《華夷変態》卷一，東京：東方書店，1981年。[Ura Renichi, "Huayi Biantai Jieti: Tangchuan Fengshuoshu de Yanjiu", in Hayashi Syunsai & Hayashi Houkou, Huayi Biantai, Tokyo: Orient Bookstore, 1981.]
    [6]周一良：《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一，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Zhou Yiliang, "A Commentary on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on the Record of Yuan Ren's Travel to Tang", in Wang Yuanhua, Academic Anthology: Vol. 1, Shanghai: Shanghai Far East Publishers, 1985.]
    [7]南炳文：《“朱成功献日本书”的送达者非桂梧、如昔和尚说》，《史学集刊》2003年第2期，第38-40页。[Nan Binwen, "The Monks of Guiwu and Ruxi are not the Messengers of 'The Letter for the Japanese'", 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 No. 2(2003), pp. 38-40]
    [8]刘小珊：《活跃在中日交通史上的使者——明清时代的唐通事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日期，第167-172页。[Liu Xiaoshan, "An Active Messenger in the History of Sino Japanese Transportation", Jianxi Social Sciences, Vol. 8(2004), pp. 167-172.]
    [9]［日］中村質：《近世長崎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年。[Nakamura Tadashi, The Study of the Nagasaki Trade History in the Early Modern Times, Tokyo: Yoshikawakobunkan, 1988.]
    [10]［日］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貿易に関する数量的考察》，《史学雑誌》1953年第11号。[Iwao Seiichi, "Quantitative Consideration about the Trad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in the Early Modern Times", Shigakuzasshi, No. 11 (1953).]
    [11]［日］松浦章：《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東京：朋友書店，2002年。[Matsuura Akira, The Study of the Qing Dynasty Overseas Trading History, Tokyo: Hoyu Syoten, 2002.]
    [12]［日］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ぉ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舎，1981年。[Ooba Osamu,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ulture Reception in the Edo era, Kyoto: dohosya, 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