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彭春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发信息：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摘 要：1898年，《昌言报》连载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含《论进境之理》《论礼仪》两文。二者均出自斯宾塞《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原篇名分别为《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礼仪与风尚》。太炎迻译《斯宾塞尔文集》是社会进化学说早期影响于中国知识界的关键事件。之前学界未将《斯宾塞尔文集》所据原作底本当作一个学术问题予以关注，故所据斯氏原作与太炎译著之真实底本相比，有或多或少的差缪。将太炎译文与斯宾塞原作对读，可最终确认：经斯宾塞本人同意，曾在美国发行，1868年由英国伦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引入重印的“铅印版”《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第一卷，乃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的原作底本。斯宾塞本人前后期的思想有所变化，这体现在不同时期出版的斯氏著作中。因此，确定太炎译著的原作底本，为进一步剖析斯宾塞思想究竟在哪些层面以及如何影响了章太炎，乃至深入晚清相关思想史，奠定了扎实的立论基础。

一、引 论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是英国十九世纪后半叶以“进化”为主题的哲学运动的知识领袖[1]，其进化学说对中国近现代影响甚深。严复和章太炎都不是最早引介斯宾塞学说的中国人。在他们之前，颜永京就译有史本守《肄业要览》，其原题为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什么知识最有价值？》）[2]。1889年，上海格致书院春季格致科由李鸿章拟定的考题，便是西方格致学从希腊“阿卢力士讬德尔”到英国的“贝根”“达文、施本思”的发展情况[3]；而钟天纬的答案颇中肯綮，亦显示彼时有相当了解斯宾塞的中国学者。1895年，严复《原强》大为推崇锡彭塞的“群学”[4]。1897—1898年，先是严复在《国闻汇编》一、三、四册上刊发译自《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的《斯宾塞尔劝学篇》（大致为《群学肄言》第一篇《砭愚》）；之后，《昌言报》一至八册（第七册未刊）连载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含《论进境之理》《论礼仪》两篇作品。“史本守”“施本思”“锡彭塞”“斯宾塞尔”等，均为“Spencer”之音译。后来中文世界对Herbert Spencer的译名逐渐稳定为“斯宾塞”[5]。而中国知识界关注斯宾塞的焦点也从颇有洋务运动色彩的“格致”，渐次转向社会进化、变革等契合戊戌维新变法的命题。以翻译斯宾塞为嚆矢，在十九世纪末，严复与章太炎推动社会进化学说叩开中国知识界的大门[6]。

《斯宾塞尔文集》对章太炎早期思想的影响，学界评价极高。如谓章氏早期代表作《訄书》《儒术真论》的整个知识图景，包括“宇宙和生物进化学说”，“文化和文明在人类进步中的作用”，古代神权与王权、语言和文字、法律与诸制度、宗教、各种礼仪风俗的形成和演变，以及“变革、变法的理论和历史实践”，均受到斯宾塞之启迪，其文化观是以斯宾塞学说为起点而形成的[7]。章太炎不懂英文，文意的绍介依赖另一名译者曾广铨[8]，但译文遣词用语、凝合成完整的思想表述等，显然都笼罩着章太炎的色彩，与太炎同期作品的思想倾向及语言风格高度吻合[9]。太炎不仅是域外思想的迻译者，而且是思想的生产者，斯宾塞学说不断介入他之后的思想发展。相较于单纯贯通文字的曾广铨，此前研究几乎都从思想家章太炎一侧来考察此次译介及其影响，因此本文也常以“太炎译”来指称曾、章的合译行为——太炎之迻译斯宾塞，与林纾之迻译西方小说，形式上颇为相似。

章太炎与曾广铨合译《斯宾塞尔文集》所含《论进境之理》与《论礼仪》两文，均出自斯宾塞《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原篇名分别为《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及《礼仪与风尚》（Manners and Fashion），这是可以确认的事实。然而之前学界并未将《斯宾塞尔文集》的原作底本作为一个问题予以关注，往往只是随机选择手边的《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或者斯宾塞其他选集，将它默认为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所用底本。此前关注章太炎翻译《斯宾塞尔文集》问题的有姜义华、黄克武、韩承桦、王天根等学者。姜义华《章太炎评传》交代太炎译著之原作底本云：“昌言报馆所购得的《斯宾塞尔全集》，是伦敦一八九三年出版的《Mr. Herbert Spencer’s Works》。”[10]韩承桦《斯宾塞到中国——一个翻译史的讨论》，与黄克武、韩承桦《晚清社会学的翻译及其影响：以严复与章太炎的译作为例》，在涉及《斯宾塞尔文集》所收《论进境之理》的原作底本时，在注释中均注明：“Herbert Spencer, ‘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New York: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996）, Vol.Ⅰ”；又谓《论礼仪》出自斯氏《论文集》同一版本之第三卷[11]。王天根《严复与章太炎社会学思想的对峙与交流》《章太炎对“本土经验”的强调与早期“西方社会学中国化”》两文，自述所参考的原作是“Herbert Spencer, Spencer’s Essays,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 First issue of this edition, 1911, Reprinted of this edition, 1941;1966”[12]。这些选择往往是有差缪的，即便正确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事实上，《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一书由斯宾塞本人认可或修订的几个版本，跨度有数十年，改动甚大。这就意味着，要进一步讨论太炎译文与斯宾塞原文的差异，剖析斯宾塞思想究竟在哪些层面以及如何影响了章太炎，把握中国知识界初期如何理解和接受社会进化学说等，确证太炎翻译《斯宾塞尔文集》所据原作底本是必需且首要的研究工作。

本文厘清了《斯宾塞尔文集》所含文章之数个原作版本的流变，明确各版本的异同，将太炎译作与斯宾塞原作逐句对读，最终确认：经斯宾塞本人同意，曾在美国发行，1868年由英国伦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引入重印的“铅印版”《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第一卷，乃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的原作底本。与该版在分段、文字上有区别的，是最早结集出版的《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第一卷1858年版，以及经斯宾塞本人晚年大幅度修改的1891年“图书馆版”[13]。

二、译著《斯宾塞尔文集》原作版本之流变

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包含两篇文章：《论进境之理》与《论礼仪》。《论进境之理》对应的原作是《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最初刊发于1857年4月的《威斯敏斯特评论》（The Westminster Review）；《论礼仪》对应的原作是《礼仪与风尚》（Manners and Fashion），最初刊发于1854年4月的《威斯敏斯特评论》。1858年，这两篇文章和斯宾塞另外6篇大论文、9篇小论文一起，被收入伦敦Longman出版社发行的《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本文有时将它简称为《论文集》），该集中的《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只对原刊本进行了部分文字订正，《礼仪与风尚》则在原刊本基础上增加了少量内容[14]。由于斯宾塞之后陆续发表大量各种主题的论文，1863年，伦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推出《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第二个系列，亦即第二卷。因此，1858年出版的《论文集》又被称为《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第一个系列或者第一卷。1875年，伦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又推出《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第三卷。这就是斯氏《论文集》三个卷次的最初来源。

1898年《昌言报》第一册在第一次刊发译著《斯宾塞尔文集》时，登《本馆告白》曰：“斯宾塞尔为英之名儒，生平著述甚夥，专讨求万事万物之根源，每假格致之说，显微妙之理，实为考究新学者不可不读之书，早为欧洲人士所推重。前天津《国闻汇编》译其《劝学篇》，读者莫不心餍意惬，惜未及译全。兹本馆觅得其全集，特按期译登报端，以饷同志。其文新理络绎，妙义环生，当亦诸君所深许也。”[15]很明显，《昌言报》选择的《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及《礼仪与风尚》之原作底本，不是发表于《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原刊本，而是斯氏《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告白》所谓“觅得其全集”云云），特别是和该书第一卷相关。

《论文集》第一卷1858年首版后，历经变化。由于伦敦1858年出版的第一卷和1863年出版的第二卷售罄，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1868年伦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直接引入美国发行的《论文集》第一、二两卷之“铅印版”。美国版《论文集》第一、二卷和之前伦敦出版的《论文集》第一、二卷在编排上有较大调整（涉及篇目、文章分段以及页眉解说）[16]，其中《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礼仪与风尚》两文便是如此。就是说，这两篇文章，1868年版与1858年版在正文文句上没有变化，变化只出在篇目编排、文章分段及页眉的解说上。在1858年版《论文集》第一卷中，《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及《礼仪与风尚》分别被排在第一篇和第三篇，中间的第二篇是《铁路道德与铁路政策》（Railway Morals and Railway Policy）；而在1868年版的《论文集》第一卷中，二者分别被排在紧邻的第一、二篇，《铁路道德与铁路政策》被从第一卷撤出，挪至第二卷，被编为该卷第七篇。且在1868年版中，这两篇文章被重新分段，段落较1858年版变得更多。除此之外，1868年版在每个单数页页眉处拟加了小标题，提挈这一部分的内容，为1858年版所无[17]。总之，两文之1868年版与1858年版在内容上没有变化，变化的是其外观和形式。

两文内容出现重大调整的是1891年版。该年，伦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推出由斯宾塞本人修改校订的三卷本《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并在扉页上标明“图书馆版”（Library Edition）。1996年，Routledge/Thoemmes出版社（在伦敦、纽约都有发行所）重印了1891年版的三卷本《论文集》，这也是当前各大图书馆通常收藏的版本。1891年版的三卷本《论文集》增加了1882年之后作者的七篇新论文，其他文章以附言和跋的形式增添了内容，有些新增内容甚至与原文篇幅相当。此外，各篇文章均增删了段落，调整了参考文献和引文，文字也再次作了校订。该版三卷一共收入43篇文章，斯宾塞兼顾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以及主题上的关联性，对各卷篇目作了全新编排。其中，第一卷12篇论文，主题是“以一般或专门的方式讨论进化观念”（essays in which the idea of evolution, general or special, is dominant）；第二卷16篇论文，“主要处理哲学问题、抽象或具体的科学问题以及美学问题”（essays dealing with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with abstract and concrete science, and with aesthetics），虽然这些论文都持“心照不宣的进化”（tacitly evolutionary）立场，但它们体现的进化主义观点呈现为“附带而非必然的特征”（an incidental rather than a necessary trait）；第三卷15篇论文，“有关伦理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主题（the ethical, political, and social essays），这些文章的大多数也都是“以进化的立场来书写的”（written from the evolution point of view），但它们往往出于更即时的目的，从直接的实用角度对这一学说进行阐述。在每一卷中，各篇论文则基本遵循时间顺序编排[18]。

在1891年版《论文集》中，《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礼仪与风尚》两文不仅文字内容有很大变化，而且不再属于同一卷。前者被编为第一卷之第二篇，该卷第一篇是作者更早的论文，即1852年发表的《发展假说》（The Development Hypothesis）；后者则被编为第三卷第一篇。单这种编排形式，该版就和1868年版两篇文章作为第一卷第一、二篇的情况截然不同。

以上是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两篇作品之原文在1858、1868、1891年斯氏《论文集》三个版本中的总体流变情况。

三、译著《斯宾塞尔文集》原作底本之审定

由于1858年版、1868年版在文字上几乎没有差别，这里先拿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分别比较1868年版、1891年版之斯氏原作《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笔者发现，至少有七处涉及人、地、物等具明显特征的内容，同时出现在太炎译文和1868年版原作中，而没有出现在1891年版斯氏晚年修改的同一作品中[19]。这七处内容分别如下：

（1）斯氏1868年版《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论及地质变迁，云：“It is now generally agreed among geologists that the Earth was at first a mass of molten matter；and that it is still fluid and incandescent at the distance of a few miles beneath its surface.”（p.5）（“今天，地质学家一般都承认地球最初是大量的熔浆物质；在地表之下的许多英里处，它仍旧是流动而炽热的。”）

斯氏《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1891年版将上引文字删改为：“It is now generally agreed among geologists and physicists that the Earth was at one time a mass of molten matter.”(pp.11-12)

译作《论进境之理》对应部分作：“地学家云，地球之初，化镕之流质也。故今时下于地面十数里，犹有阴火潜蛰，其土壤尤若流质焉。”（《昌言报》第一册，第3页）

（2）斯氏1868年版《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论语言之进步，云：“In the gradual multiplication of parts of speech out of these primary ones —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verbs into active and passive, of nouns into abstract and concrete — in the rise of distinctions of mood, tense, person, of number and case — in the formation of auxiliary verbs, of adjectives, adverbs, pronouns, prepositions, articles — in the divergence of those orders, genera, species, and varieties of parts of speech by which civilized races express minute modifications of meaning — we see a change from the homogeneous to the heterogeneous. And it may be remarked, in passing, that it is more especially in virtue of having carried this subdivision of function to a greater extent and completeness, that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superior to all others.”（p.17）（“语言在基本要素之外，其他部分逐渐增加——动词分化出主动与被动，名词分化出抽象与具象，出现语态、时态、人称、数与格的区分，形成助动词、形容词、副词、代词、介词和冠词，区分目、属、种，以及文明种群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来表达精微的语义差别，我们看到了从同质性向异质性的变化。并且，可以顺带地说，由于具备在功能上更大程度的细分和完备性，英语语言是胜过其他所有语言的。”）

斯氏《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1891年版将上引文字删改为：“In the gradual multiplication of parts of speech out of these primary ones —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verbs into active and passive, of nouns into abstract and concrete — in the rise of distinctions of mood, tense, person, of number and case — in the formation of auxiliary verbs, of adjectives, adverbs, pronouns, prepositions, articles — in the divergence of those orders, genera, species, and varieties of parts of speech by which civilized races express minute modifications of meaning — we see a change from the homogeneous to the heterogeneous.”（p.23）

译作《论进境之理》对应部分作：“其后支流余裔，日以繁赜，记动静者，析动静为二；记名物者，分虚实为二。其气之缓急，时之先后，事之等级，物之盈歉，又各为标识，则又有以连语譬况者，有定其形势审其位次者。有助动静附动静代名物者。辞气既备，人始得以言道意，大抵语言文字之变愈繁，其教化亦愈文明，英国所以表西海者，其以此夫。”（《昌言报》第二册，第67页）

（3）斯氏1868年版《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指出，文字、绘画、雕塑三者同时发生，最初都是建筑的附属品，和神权政治有直接联系——雕塑是从具绘画性质的浅浮雕衍生出来的。其言曰：“Greece repeated the leading stages of this progress. As in Egypt and Assyria, these twin arts were at first united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ir parent, Architecture, and were the aids of Religion and Government.”（p.21）（“希腊重复了这种进步的主要阶段。就如同在埃及和亚述，这两种姊妹艺术首先彼此结合在一起，并与它们共同的母体——建筑结合，乃是宗教与政治的辅助品。”）

斯氏《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1891年版将上引文字删改为：“Greece repeated the leading stages of this progress.”（p.27）

译作《论进境之理》对应部分作：“希腊效埃及、阿西利亚之制。”（《昌言报》第二册，第69页）

（4）斯氏1868年版《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指出，诗歌、音乐和舞蹈有共同起源，野蛮人的舞蹈伴随歌唱和打击乐。其言云：“there are measured movements, measured words, and measured tones; and the whole ceremony, usually having reference to war or sacrifice, is of governmental character.”（p.24）（“于是有节奏的运动，有节奏的词语和有节奏的声调；而整个仪式，往往与战争和祭祀相关，具有政治的特征。”）

斯氏1891年版《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将上引文字删改为：“there are measured movements, measured words, and measured tones.”（p.30）

译作《论进境之理》对应部分作：“则声音抗坠，筋骨廉制，皆于是乎出；然非祭与战，莫适用也。”（《昌言报》第二册，第70页）

（5）斯氏1868年版《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指出，在宗教节日的历史记载中能看到诗歌、音乐和舞蹈一起出现的情况，且胪列若干例子。其言云：“There was an annual dance in Shiloh on the sacred festival; and David danced before the ark. Again, in Greece the like relation is everywhere seen.”（p.25）（“每年在夏洛的祭祀都有舞蹈，大卫在方舟前跳舞。在希腊，到处都能看到这种类似的关系。”）

斯氏1891年版《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将上引文字删改为：“Again, in Greece the like relation is everywhere seen.”（p.30）

译作《论进境之理》对应部分作：“每岁喜罗必举歌舞礼，犹太王答非，尝躬与跳舞，以昭事灵爽。希腊盛时，斯礼犹在。”（《昌言报》第二册，第70页）

（6）斯氏1868年版《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论乐器之进步，云：“As argued by Dr. Burney[20]，and as implied by the customs of still extant barbarous races, the first musical instruments were, without doubt, percussive — sticks, calabashes, tom-toms — and were used simply to mark the time of the dance; and in this constant repetition of the same sound, we see music in its most homogeneous form.”（p.26）（“就如同伯尼博士所论述以及现存的野蛮种族的习俗所暗示的那样，最初的乐器无疑是打击乐——棍子、葫芦、手鼓——它们被用来简单地标注舞蹈的时间；在这种声音的持续重复中，我们看到了音乐在其最同质形式的状况。”）

斯氏1891年版《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将上引文字删改为：“As implied by the customs of still extant barbarous races, the first musical instruments were, without doubt, percussive — sticks, calabashes, tom-toms — and were used simply to mark the time of the dance; and in this constant repetition of the same sound, we see music in its most homogeneous form.”（p.32）

译作《论进境之理》对应部分作：“白尼氏曰：上古之乐，木杖革鼙以为节奏祖，故其音专壹，命曰孑声之乐。”（《昌言报》第三册，第137页）

（7）斯氏1868年版《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认为，同样的胚胎根据不同的外在环境会发展出不同的形式，它举了工蜂幼虫在早期喂食蜂后幼虫的食物，会成长为蜂后的例子，之后又举绦虫的例子云：“Even more remarkable is the case of certain entozoa. The ovum of a tapeworm, getting into its natural habitat, the intestine, unfolds into the well-known form of its parent; but if carried, as it frequently is, into other parts of the system, it becomes a sac-like creature, called by naturalists the Echinococcus—a creature so extremely different from the tape-worm in aspect and structure, that only after careful investigations has it been proved to have the same origin.”（p.44）[“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寄生虫的例子。绦虫的卵，如果是在它通常的寄居地肠脏，显示的就是和亲本一样的著名形状（按：长条形）；但它经常进入身体的其他部分，它就变成了一个囊状的生物体，被博物学家称为棘球绦虫，这是一种和绦虫在外貌和结构上都极不相同的生物，只有通过仔细的调查才能证明它们共同的起源。”]

斯氏1891年版《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在举了工蜂幼虫的例子后，全部删除了关于绦虫的段落。（p.48）

译作《论进境之理》对应部分作：“绦虫之卵，自烦气生者也，其在胃胵，则为袤形矣；窜逸之他，则为圆形矣。其形之短长既殊，其质性亦殊。非审于虫学者，必二物视之。”（《昌言报》第四册，第202~203页）

上面七例中下画波浪线的文句，都出现在斯氏1868年版《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的原作和曾、章所译《论进境之理》中，而没有出现在1891年斯氏修改版中。事实上类似内容远不止这七处，但是，这七处涉及如下具体的人名：（5）David（译文作“犹太王答非”）、（6）Dr. Burney（译文作“白尼氏”）；地或地名：（1）at the distance of a few miles beneath its surface（译文作“今时下于地面十数里”）、（2）English language（译文作“英国”）、（3）Egypt and Assyria（译文作“埃及、阿西利亚”）、（5）Shiloh（译文作“喜罗”）；事物名称：（4）war or sacrifice（译文作“祭与战”）、（7）tapeworm（译文作“绦虫”）。这些对象及其相关叙述如果未在原作底本中出现，译作无论如何不可能通过勾连上下文而将它们想象出来。至此，译作《斯宾塞尔文集》之原作底本为斯氏《论文集》1868年或1858年版，而非其1891年版，已是无可置疑的了。

那么原作底本究竟是斯氏《论文集》1858年版，还是其1868年版？如前文所述，1858年与1868年两版文字内容虽然相同，但是分段不同。观察《论进境之理》的分段情况，最终可以判定，译著《斯宾塞尔文集》的原作底本并非斯氏《论文集》之1858年版，而是其1868年版。

译著《斯宾塞尔文集》，特别是《论进境之理》一篇，相比于原作，做了不少删改，也有一些内容没有翻译。但它基本是按照原作顺序逐段翻译的，并非选译或节译，几乎原作每一段落，译者都进行了翻译处理。

《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指出，进步的原因，在于“每一个作用力产生不止一个变化——每一个原因产生不止一种效果”（“Every active force produces more than one change — every cause produces more than one effect”，1868年版，p.32）；太炎译为：“凡一力所生，必不止一变，就其一变计之，则所歧出者，又鈲析而不可数”（《昌言报》第三册，第138页）。斯宾塞举天体演变为例，论证该原因所导致的进步体现了“从同质性向异质性的转化”（“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omogeneous into the heterogeneous, is that in which Progress essentially consists”，1868年版，p.3）。他最先举出的例子是，根据星云假说（Nebular Hypothesis），地球从最初的炽热状态逐渐冷却，引发了种种地质学和地理学的结果。在1858年版（以及1891年版）中，这段文字从第一句“It follows as a corollary from the Nebular Hypothesis, that the Earth must at first have been incandescent”，到最后一句“Thus endless is the accumulation of ge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results slowly brought about by this one cause — the contraction of the Earth”，是在一个完整的段落之中[21]。然而在1868年版中，这一整段的内容被切分成四个段落，各段首句分别是：（1）“It follows as a corollary from the Nebular Hypothesis, that the Earth must at first have been incandescent”（“从星云假说可以推论，地球最初一定是炽热的”）；（2）“Let us now, however, observe the multiplied changes afterwards arising from the continuance of this one cause”（“让我们现在来观察这么一个原因的持续所导致的多重变化”）；（3）“But we have yet to notice another kind of heterogeneity of surface similarly and simultaneously caused”（“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地表另外一种异质性相似地并同时地产生”）；（4）“Once more, this double change in the extent and in the elevation of the lands, involved yet another species of heterogeneity — that of coast-line”（“此外，陆地这种在范围和高度上的双重变化，牵涉另外一种异质多样性，即海岸线的异质多样性”）[22]。这四个段落在章译《论进境之理》中呈现为三个段落，其中的（2）（3）两段被合为一段，而这三个段落的首句，与1868年版斯氏《论文集》（1）（2）（4）段之首句完全一样：（1）“由此以推，则地球之初，必有光辉，而不论散点积成之说，亦无由知之”；（2）“热度渐减，则变相争竞以出”；（3）“又观之水陆之交”（《昌言报》第三册，第140~141页）。

更奇妙的是，《论进境之理》在《昌言报》第四册上连载时，从第一段到第六段的六个段落，与1868年版斯氏《论文集》对应部分的分段方式完全一致，堪称严丝合缝。而在1858年版（以及1891年版）中，这六个段落的文字则同属于一个段落。相关部分的具体内容，是讨论一种作用力如何在成年的生物体上产生众多变化。斯氏列举了诸如惊恐的声音对人的影响、天花病毒进入人体后人体的反应、人体每一种器官的变化导致其他器官的变化，以及外在发育环境对于动物成体的影响等例子。在1858年版中，它们呈现在同一个段落，首句是“Returning to the thread of our exposition, we have next to trace out, in organic progress, this same all-pervading principle”（“回到我们阐述的线索，我们下面要描绘有机物的演变如何遵循这个同样的普遍原理”），末句是“All we aim to show, is, that given a germ possessing these mysterious properties, the evolution of an organism from it, probably depends upon that multiplication of effects which we have seen to be the cause of progress in general, so far as we have yet traced it”（“所有我们打算呈现的是，假如一种胚芽具有这些神秘的性能，生物体从它而开展的进化，就如同我们所追溯的那样，很可能依靠效应的增加，而这就是普遍的进步的原因”）[23]。具体说来，在1868年版中，这一个段落被划分为六个段落，首句分别是：（1）“Returning to the thread of our exposition, we have next to trace out, in organic progress, this same all-pervading principle”；（2）“Observe, first, how numerous are the effects which any marked change works upon an adult organism — a human being, for instance”（“首先来观察那些在成年的生物体——人类起作用的变化其效应是多么的大”）；（3）“Now it needs only to consider that the many changes thus wrought by one force upon an adult organism…”（“现在只需要考虑这些由一种力量施加于成人生物体所产生的众多变化……”）；（4）“Still stronger becomes the probability of this view when we call to mind the fact, that the same germ may be evolved into different forms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当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同样一个胚芽由于环境的不同可以发展成不同的形式时，这个观点的可能性就变得更加强大”）；（5）“Indeed, we may find a priori reason to think that the evolution proceeds after this manner”（“事实上，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一个先验的理由来主张进化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6）“We have marked how multitudinous are the effects which one cause may generate in an adult organism”（“我们已经论述了一个原因是怎样在一个成年的生物体上产生如此众多的效应”）[24]。《昌言报》第四册连载的《论进境之理》第一至六段，与这六段的内容完全对应，各段首句分别译为：（1）“论至于秋毫之末，则活物质之进境，亦无逾于此”；（2）“壮夫之骨节，其土性盐类已多而坚强矣”；（3）“夫以目见之状夫，因一力而有斯变”；（4）“活物质点，必因时易形”；（5）“动植物之生机质点，泯然若寥天一，欲参验其形，不可得已”；（6）“一体以力少致多变，及同类之种可以改形，且变化至不可訾量，则既甄明之矣”（《昌言报》第四册，第201~203页）。

译著《斯宾塞尔文集》与斯氏1868年版原文在分段上如此大范围契合，不能用偶然相似来解释，只能归结于其所据原作底本的段落排布本来如此。《斯宾塞尔文集》所据原作底本是1868年版，而非文字内容与它相当的1858年版，至此已十分显豁和确凿。

根据斯宾塞自己的说法，“铅印版”《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第一卷原在美国发行，1868年由英国伦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引进，重印刊布；该版1868年后又有重印[25]。虽然不能确定曾广铨、章太炎手中用书，究竟是该“铅印版”之前在美国的印本，还是1868年伦敦推出的本子，抑或1868年版后来的重印本，译著《斯宾塞尔文集》所据原作底本与1868年伦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发行的“铅印本”完全相同，都是确凿无疑的。这也解释了为何《斯宾塞尔文集》最先翻译的，是《论进境之理》与《论礼仪》两篇。只有在1868年版斯氏《论文集》第一卷中，它们对应的原文《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礼仪与风尚》才紧邻排布，分列第一、第二篇，曾、章两人不过是按照原作底本中的文章顺序依次翻译而已。可以设想，如果时局平稳，他们也许会顺次将整部《论文集》译出。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章太炎受党祸牵连，避走台湾，《昌言报》在刊行十册后戛然而止，《斯宾塞尔文集》的后续翻译难以为继；此后，章太炎所受域外思想逐渐从西学向东学转移。《斯宾塞尔文集》之翻译工作的“不正常”终结，其实象征着太炎思想新的发展时期的开始。

四、发现《斯宾塞尔文集》原作底本的思想史意义

《斯宾塞尔文集》原作底本的发现，可以纠正此前相关研究的如下差缪：第一，有的学者误以1891年版斯宾塞《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为译著《斯宾塞尔文集》之底本，因而忽略了该版从内容到形式与太炎译著真正的底本（1868年版）的差异。第二，有的学者以1911年首版的斯宾塞论文选本《斯宾塞论教育和相似主题的论文集》（Herbert Spencer Essays on Education and Kindred Subjects）为太炎译作之依据，进而展开比较研究。经笔者对比，这一选本所收《论进步：其原因和法则》及《礼仪与风尚》两文，碰巧出自1868年版的《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但该选本是流而非源，且1898年进行翻译工作的曾、章断无可能“穿越”到将来的1911年来选择底本。以1911年选本作为观照太炎译作的依据，碰巧使用了较为正确的选本，却忽视了斯宾塞几次修改文章的前因后果及其背后的思想变动。并且，1911年选本所收《论进步：其原因和法则》《礼仪与风尚》两文，内容虽来自斯氏1868年版的《论文集》，却删除了该版每个单数页页眉的小标题，终究不是原作底本的本来面目。因此，研究太炎迻译《斯宾塞尔文集》的相关问题，1911年的选本并非理想的原作依据。

事实上，明确章译《斯宾塞尔文集》的原作底本，对考察太炎翻译斯宾塞的意义不可小视。这首先是由《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在斯宾塞作品中的重要性及其对太炎思想的深刻影响决定的。该文原刊于1857年，是斯宾塞思想发轫期的代表作，它的观点和例证最终都融入斯氏十卷本《综合哲学》中提纲挈领的《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1862），浓缩式呈现了斯氏进步哲学的整体设想[26]：从天体、地质、生物的演化发展，论及人类社会以及文明诸表象的演变进步（涉及语言，文字、绘画、雕塑，诗歌、舞蹈、音乐，艺术、科学、工业等），归纳这些进步背后共同的法则和原因。严复谓“斯宾塞氏此篇之论，乃其少作，为天演先声，全书嚆矢”，该篇“欲牢笼万化，并为一谈”[27]。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对《论进境之理》最为用力。斯氏该文多次推荐星云假说，演绎基于机械论（Mechanics）的宇宙观念图景，凡此均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章太炎，在传教士西学的呼应下，助成了太炎早期的宇宙观。太炎对斯氏描摹的原始社会，尤其是源于宗教的文明演变，兴趣十分浓厚，他依照这一观念框架，征引中国经典，全新阐述了六经“史”的意义。而涉及种群、语言进化的译文最明显地介入了他自己的著论。凡此方方面面的影响，需另外撰文详论。无论如何，论定太炎译文之原作底本，都是展开研讨的第一步，甚至是整个立论的基础。今暂扼要提示如下：

如前所述，《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一文1868年版的正文内容与1857年原刊本无异，差别主要出在1857年原刊本与1891年修订本之间。英国知识界在这三十几年间发生了深刻变迁，令斯宾塞必须就自己的核心观念作出调整或回应。例言之，1857年斯宾塞写作、发表《论进步》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尚未问世，《论进步》所持的是拉马克主义“获得性性状遗传”（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的理念。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达尔文所倡生物进化原因在“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的观点逐渐蔓延开来。在1891年版，斯宾塞以注释的方式，回应了如何把“自然选择”的理念纳入自己原先对生物进化的判断中[28]。太炎翻译斯宾塞的时间是1898年，此前此后，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诸家论说通过各个渠道（诸如英译中、日译中或者转述），混杂不清、叠床架屋般传到了中国。之前相关的研究一般以为章译的原文底本是1891年版，其实只有回到章译斯宾塞1868年的原文底本，才能明了太炎早期思想，包括社会进化在内的观念，究竟有哪一些可以真正归到他直接“接触”的斯宾塞头上，并弄清拉马克主义“获得性性状遗传”的理念如何在清末思想界发生效力。

又如，斯宾塞早年坚信欧洲人是人类进化的高级阶段，在体质、思维、情感能力、文明程度上均优越于其他下等人种。然而随着他反省欧洲虚伪的尚武主义与殖民主义，对于欧洲人道德上胜过土著人，他越来越失去信心，两者道德上的平等性甚至有使其进步哲学脱轨的危险[29]。这种变化也部分见诸《论进步》1857年原刊本与1891年版的差异之中。1868年版论及语言进步时，斯宾塞有些骄傲地称：“并且，可以顺带地说，由于具备在功能上更大程度的细分和完备性，英语语言是胜过其他所有语言的。”斯宾塞晚年对自己原来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稍觉羞愧，这句话被1891年“图书馆版”《论文集》完全删除。然而太炎译文所用原作底本却是1868年版，他将此句译为：“大抵语言文字之变愈繁，其教化亦愈文明，英国所以表西海者，其以此夫。”该译文反而强化了英国作为文明最高国的优势所在。此段译文后来又进入《訄书》初刻本《订文》篇，激发了太炎格外强烈的奋起直追、变革文字的诉求。

综上所论，1898年章太炎翻译《斯宾塞尔文集》，其所用原作底本为“铅印版”的1868年斯氏《论文集》第一卷。这意味着，在斯宾塞晚年思想发生改变并影响于他修订过往作品的时期，章太炎接受的却是斯宾塞早年思想的影响。这种历史错位造成的思想张力，特别值得留意。

此外，斯氏1868年版《论文集》第一卷与其1858年版、1891年版都不相同的地方，是页眉有提示性的小标题。以《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为例，该文共60页，从第3页开始，在单数页上共设置了29个小标题，依次是：In what progress consists（“进步包含什么”）；Geological progress of the Earth（“地球的地质进步”）；Progress of terrestrial life （“地球生命的进步”）；Advance of the animal races（“动物族群的发展”）；Development of the civilized races（“文明种族的发展”）；Early evolution of governments（“政府的早期进化”）；Industrial development（“工业发展”）；Development of language（“语言发展”）；Pictorial germs of language（“文字的绘画萌芽”）；Origin of Christian art（“基督教艺术的起源”）；Evolution of painting and statuary（“绘画和雕塑的进化”）；Evolution of music and poetry（“音乐和诗歌的进化”）；Evolution of music and poetry（按：与前同）；Evolution of literature（“文学的进化”）；Necessary nature of the cause（“原因的必要属性”）；Multiplication of effects（“效应的增加”）；Effects of the Earth’s incandescence（“地球的炽热的效应”）；Changes produced by air and water（“由空气和水产生的变化”）；Effects of a subsidence of the land（“陆地下陷的效应”）；Chemical effects of decreasing heat（“热力渐减的化学效应”）；Multiplied organic effects（“增加的生物体效应”）；Multiplied organic effects（按：与前同）；Changes of the Earth’s flora and fauna（“地球动植物群的变化”）；Increasing divergence of the animal races（“动物种群趋异性的提升”）；Social differentiations（“社会分化”）；Multiplication of Industrial effects（“工业效应的增加”）；Effects of the locomotive engine（“机车蒸汽机的效应”）；Vast applicability of the principle（“原理的广泛适用性”）；Necessary limits of investigation（“调查的必要限制”）。这些小标题对于译者理解原作文意，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它们也应该成为考量译者如何译介和接受原作思想的参照。

一言以蔽之，确定太炎译著的原作底本，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太炎思想乃至晚清相关思想史奠定了扎实的立论基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注释

[1] W. R. Sorley, A History of English Philosophy, New York and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The Knickerbocker Press, 1921, p.260. 如非特别说明，本文所涉英文著作的翻译，均为笔者所译。

[2] [英]史本守：《肄业要览》，颜永京译，上海：美华书馆，光绪八年十月。《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是斯宾塞关于教育学的论文，该文论证“科学”才是最有价值的知识，颜永京提挈其意为：“总而言之，不拘归于何用，格致学最为汲汲耳。”（《肄业要览》，第53页）

[3] 王韬编：《格致书院课艺》（丙戌至癸巳年分类汇编）第二册《格致类》，光绪戊戌年（1898）仲春上海富强斋书局仿足本重校石印，第8页。

[4] 严复：《原强》（1895年），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6页。后来的《原强》修订稿（1901年）将“锡彭塞”改译为“斯宾塞尔”（《严复全集》卷7，第24页）。

[5] 在严译、章译之后，《万国公报》第121册（1899年）刊有企德原著、李提摩太与蔡尔康编译的《大同学·今世景象》，内称“英国才人施本思，或译作斯宾塞尔”，第128册（1899年）所刊李提摩太、蔡尔康《〈性理学列传〉小序》谓“英人施本思”，表明彼时两种译名都被承认（参见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12页、658页）。而《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册（1903年）有彗广的《大哲斯宾塞略传》，此时译名殆已稳定为“斯宾塞”。

[6] 董家遵：《清末两位社会学的先锋——严几道与章炳麟》，《社会研究》第1卷第3期，1937年1月。该文较早并称严、章为清末社会学先锋，此后关于中国社会学学科史的著述大体也承认这一定位，如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191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7]参阅姜义华《章太炎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7~39页）、王天根《章太炎对“本土经验”的强调与早期“西方社会学中国化”》（《东方丛刊》2004年第2期）。

[8] 曾广铨幼年随父亲曾纪泽在英、法等国生活，懂英文，1893年被委任为驻英使馆参赞。他曾先后担任《时务报》《昌言报》的“英文报译”工作，译有小说（如《长生术》）、时论等，其译文平平（参阅郝岚《从〈长生术〉到〈三千年艳尸记〉——H. R.哈葛德小说She的中译及其最初的冷遇》，《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正因为曾广铨难以驾驭斯宾塞难度极大的思想性文本，主办《昌言报》的汪康年才邀请章太炎担任笔述，将译文书写董理成形。

[9]《斯宾塞尔文集》用语力求古雅，大量用词取自先秦两汉典籍，殊难索解，而这恰是章太炎此时期文章的风格。《斯宾塞尔文集》两篇译文的大量古语，和章氏其他作品中的用语相同。人的语言风格很难改变，由此可见章太炎对译文的经营。这里仅举几例。比如《论进境之理》谓“声音抗坠，筋骨廉制”（《昌言报》第二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329，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影印，第70页。本文所引《昌言报》均为该本，以下间或随文夹注）；《訄书》初刻本《儒墨》篇则有“儒者之颂舞，熊经猿攫，以廉制其筋骨”（《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页）。《论进境之理》谓“又观之水陆之交，其地舄卤”（《昌言报》第三册，第141页）；太炎《代议然否论》则谓：“堕高堙卑，舃卤化而膏泽”（《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第17页）。《论进境之理》谓“则又以爱恶相攻，而变相亦自是繁矣”（《昌言报》第四册，第202页）；《訄书》初刻本《独圣》（上）则有“天地之间，非爱恶相攻，则不能集事”（《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第102页）。

[10]姜义华：《章太炎评传》，第28页。按，笔者未曾找到1893年伦敦出版社的Mr. Herbert Spencer’s Works，曾就此向姜义华先生请教。姜先生回信称，昌言报馆的书后来去向不明，他已记不清是在上海图书馆还是复旦图书馆读到该版本。

[11]韩文载（台北）《编译论丛》第3卷第2期，2010年9月（其说见第60页）；黄、韩之文载沙培德、张嘉哲主编《近代中国新知识的建构》，台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其说见第143页）。

[12]王天根二文分别见《广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东方丛刊》2004年第2期。按，经笔者核对，该版本原题为Herbert Spencer Essays on Education and Kindred Subjects（可译为《斯宾塞论教育和相似主题的论文集》），Introduction by Charles W. Eliot(London: Dent, New York: Dutton, 1911)。该《论文集》乃斯宾塞文章之选本，1911年收入“普通人图书馆”（Everyman’s Library）系列首次发行。其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收录论教育的四篇论文，第二部分收录包括《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礼仪与风尚》（On Manners and Fashion）两文在内的其他五篇论文。

[13]这是经过斯宾塞本人认可或修订的三个版本，其他本子都是以这三个本子为基础的重印本。经笔者比对，姜义华、黄克武、韩承桦选择的版本乃1891年“图书馆版”，而王天根选择的1911年选本实际上依据的是1868年的“铅印版”。

[14]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and Roberts, 1858.

[15] 《本馆告白》，《昌言报》第一册，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1898年8月17日），第61页。汪康年起意翻译《斯宾塞尔文集》，和严复的引介有关，参阅王天根《严复与章太炎社会学思想的对峙与交流》（《广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以及黄克武、韩承桦《晚清社会学的翻译及其影响：以严复与章太炎的译作为例》（沙培德、张嘉哲主编：《近代中国新知识的建构》，台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

[16] 斯氏《论文集》1868年版在封面后一页的《通知》中说：“由于美国的编辑对论文集进行了重组，以至于每一卷都和在这里（按：指伦敦）发行的第一、二卷不一致。除了两卷被重新编排的差异外，美国版还有一个区别，即添加了一篇比其他都更晚近的论文，标题为‘穆勒与汉密尔顿——真理的检验’。” “Notic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68。1890年，斯宾塞重新修改编辑三卷本《论文集》时，在《前言》中也解释之前引入美国“铅印版”的情况，说：“那时，前两卷的原始版本售罄，不同定名以及论文不同编排的美国重印本已经产生出来了，从经济层面考虑，我接受了输入美国铅版直接印刷出可以连续供应的两卷《论文集》。而第三卷，则根据需要，在这边印刷，部分来自美国版，部分来自英国版。”Herbert Spencer, “Prefac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 I,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91, p.III.

[17] 最初在《威斯敏斯特评论》刊发时，这两篇文章在每个单数页的页眉处都有小标题概括该部分之内容，但这些小标题和1868年版斯氏《论文集》拟加的小标题并不相同。

[18] Herbert Spencer, “Prefac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 I,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91, pp.III-V.

[19] 译著《斯宾塞尔文集》和原著相比，删除、裁剪了大量内容，或者说有大量内容没有翻译。译作中没有出现，但在斯氏《论文集》1868、1891年两个版本中均出现或者均未出现的内容，不足以说明译作所用原著底本问题；只有译作出现，且斯氏《论文集》某一版本也出现，而另一版本却没有出现的内容，才能证明译作所用之原著底本。除此之外，译作《论进境之理》与译作《论礼仪》相比，前者更加完整。两文原作之篇幅原本相当，但前一译作占《昌言报》四个半册的版面（即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册与第五册一半），后一译作则只占《昌言报》两个半册的版面（即第五册一半与第六、第八册）。所以本文以前者为主体，来考证译著《斯宾塞尔文集》所用的原作底本。下文用以比较的斯宾塞《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1868年版和1891年版分别为：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68), Vol. I；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London: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996, reprinted from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91), Vol. I。波浪线为笔者所加。

[20] “Dr. Burney”指英国音乐史家、作曲家、音乐家查尔斯·伯尼（Charles Burney，1726—1814）。

[21]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and Roberts, 1858, pp.31-33. 按：1891年版该段文字略有调整，首句是“It follows as a corollary from the Nebular Hypothesis, that the Earth must once have been incandescent”；尾句是“Thus, multitudinous ge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results are slowly brought about by this one cause — the contraction of the Earth”。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Vol. I,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91, pp.39-41.

[22]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 I,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68, pp.35-37.

[23]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and Roberts, 1858. pp.38-41. 按：斯氏《论文集》1891年版该段文字有所调整，其首句是：“Returning to the thread of our exposition, we have next to trace, throughout organic progress, this same all-pervading principle”；尾句是：“All we aim to show, is, that given a germ possessing those particular proclivities distinguishing the species to which it belongs, and, the evolution of an organism from it, probably depends on that multiplication of effects which we have seen to be the cause of progress in general, so far as we have yet traced it”。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91, pp.46-49.

[24]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 I,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68, pp.42-46.

[25] 笔者手头有这一版1875年的重印本，其正文完全与1868年版相同，唯书前有“Mr. Spencer’s Recent Works”（即“斯宾塞先生近期著作”）一则广告，其中提到的《描述的社会学》（Descriptive Sociology）第四卷“非洲种族”，出版于1875年。

[26] 斯宾塞自己在1891年版《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之正文前，有按语称“the ideas and illustrations contained in this essay were eventually incorporated in First Principles”（“这篇文章的观点和例证最终都并入了《第一原理》”），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Ⅰ(1891), p.8。斯宾塞的研究者都承认，1850年代是斯氏思想的酝酿期，《论进步》体现了他进步哲学的整体构想。《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ition）第十六卷关于斯宾塞的条目对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译为《进步：其规律及原因》）作了详细介绍（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27] 严复：《论译才之难》（1898年），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第88页。

[28] 关于“进化”的观念史，参阅Peter J. Bowler, 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Revised edi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1989。关于斯宾塞、达尔文进化观念的差别，参阅Derek Freeman, The 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Charles Darwin and Herbert Spencer,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15, No.3, 1974。斯宾塞研究者Mark Francis指出，斯宾塞与达尔文“进化”观念的差异有几个要点：（1）斯宾塞的进化理论并不聚焦于物种演变；（2）斯宾塞对进化具有进步性质的信心并不来自于自然选择和竞争；（3）斯宾塞并不接受现代个体和社会通过生存竞争持续取得进步的观念。Mark Francis, Herbert Spencer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Life，Stocksfield: Acumen Publishing, 2007, p.2.

[29] 相关讨论参见Mark Francis, Herbert Spencer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Life, pp.192-193, p.279, pp.286-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