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903年到1909年，严复根据《法意》英译本进行了翻译。以往学界对这个译本的质量争论甚多，但是对于以下两个问题却很少问津：他依据的是哪个英译本以及从什么渠道得到英译本？本文就此进行考析。
    一、依据哪个英译本？
    严复究竟依据《法意》的哪个英译本来着手翻译，这个问题之所以长期没有答案，主要是因为从今天所能见到的严复留下来的各种文字材料中，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国内学者曾经提到《法意》的一个英译本即1768年版本。熊月之指出，英国人在1768年把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译为英文。①皮后锋的大作《严复大传》亦持这种观点②。这种说法需要考察的是：一是依据来自哪里？二是英国人是在1768年才把《论法的精神》翻译出版的吗？
    据笔者分析，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张相文译本《万法精理》的“译本凡例”：“孟氏原著用法文。千七百六十八年，英人译以英文，日本明治八年，何礼之复由英而译和。虽经重译，而于孟氏初义，盖无稍出入。”③应该说，这种说法是比较可信的。但是，要注意的是：这里只是说“千七百六十八年，英人译以英文”，而非说这是《论法的精神》的第一个英文译本。我们都知道，今天传世的很多书籍，都认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出版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有22个译本。英语是欧洲的主要语言之一，孟氏写此书也部分是基于英国政治制度的激发。因此，英国人翻译此书的时间即使不会早于1750年，也不至于晚到1768年。据路易•戴格拉夫的研究，当英国人在1749年年初准备翻译《论法的精神》时，一位叫多姆维尔的出版商(也是孟德斯鸠的朋友)曾经托人征求过孟德斯鸠本人的意见：“如果他认为需要做些修改或增删，以适合英国国情，而且把改动的情况告诉我……以便征求作者的意见在英文译本上作出相应的改动……翻译即将开始，作者如果有事要交代，希望尽快告诉我。”④同年3月，英国人托马斯•纳琴特埋头翻译《论法的精神》。大约是6月后，他除了告诉英文版的《论法的精神》将在本年冬天出版外，还对孟德斯鸠说：“纳琴特说，英语很适宜于《论法的精神》的简练文体，他自信能让译文像原文一样刚劲有力。书中有些段落比较抽象，我派人问他是否需要向他作些解释，他回答说不需要。”由此可见，英译者非常自信。另外，多姆维尔也比较看好纳琴特。1750年10月18日，孟德斯鸠给纳琴特去信，感谢他十分忠实于原著：“你的译文没有任何错，所有的错都是原文的错，我要感谢你，因为你想尽办法不让这些错误显露出来。我觉得，你甚至想把我的文风也译出来，让译文与原文就像是两姐妹似的。”⑤这些告诉我们，《论法的精神》的英译本最早是1749年，并且这个译本得到孟德斯鸠本人的称赞，所以说这个译本比较可靠。正是这样，当代西方学者还在征引这个译本⑥。
    因此，英国人绝对不是1768年才把《论法的精神》译成英文。如果说1768年英国又对《论法的精神》进行了翻译出版，是可信的。当然，1768年英国再版了纳琴特的译本也是可能的。由前可知，张相文译本的“译本凡例”并没有说明英译者是谁。笔者从互联网下载的英译本是纳琴特的1752年再版本。这也说明，纳琴特版本比较看好，后来再版了若干次。那么，严复使用的英译本到底是不是这个版本呢？笔者认为，如果严复翻译《法意》就是针对张相文译本的话，他最有可能采用英译本应是1768年英译本。现在无法确定的是，1768年版本是重译本还是纳琴特再版本。为了分析这个问题，笔者将从纳琴特译本中抽出两段来与严复译本对照。
    其一：
    God is related to the universe, as Creator and Preserver; the laws by which He created all things are those by which He preserves them. He acts according to these rules, because He knows them; He knows them, because He made them; and He made them, because they are in relation to His wisdom and power.⑦
    严复的译文：“是故宇宙有主宰，字曰上帝。上帝之于万物，创造之者也，亦维持之者也。其创造之也以此理，其维持之也亦以此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其循此则也，以其知之之故。其知此则也，以其作之之故。其作此则也，以即此为其知能故。”⑧
    张雁深依据法文版的译文：“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和保养者；这便是上帝和宇宙的关系。上帝创造宇宙时所依据的规律，就是他保养时所依据的规律。他依照这些规律行动，因为他了解这些规律。他了解这些规律，因为他曾制定了这些规律。他制定这些规律，因为这些规律和他的智慧与权力之间存在着关系。”⑨
    孙立坚等人同样依据法文版⑩的译文是：“上帝与宇宙的关系体现在，它既是宇宙的创造者又是它的保管者：以此产生的规律，便是保管时参照的规律。上帝遵循这些规律行事，因为他熟知这些规范；之所以他熟知这些规范，因为正是他制定了这些规范；他之所以制定这些规范，因为这些规律与他的才智和能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1)
    从以上三段话，我们似乎看不出有何区别。因为，它们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严复译文有添句：一是“是故宇宙有主宰，字曰上帝”；二是“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当然，严复在翻译中有时会不取“直译”而用“意译”，或者以添加一些“按语”或文句的形式来表现(12)。张雁深和孙立坚等各自的译文，都力求忠实于原文，没有擅自增添语句。从这一点，我们当然还无法断定严复使用的就是纳琴特译本。
    我们不妨琢磨一些细微之处。首先注意laws或lois的翻译。严复把laws译为“理”，而不是“法”，这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他说过“法理初非二物”(13)，也就是从原初意义讲，“法”与“理”本身就是一个东西。张雁深与孙立坚等各自的译文在翻译lois出现了差别：前者把lois通译为“规律”，后者把第一个和最后一个lois译为“规律”，把中间的lois译为“规范”。这说明二者在处理lois时不一样，也表明他们可能使用的是不同的法文版。当然，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法语lois一词本身的含义造成的，因为它有“法、法律、规律”等意思(14)。此处还透露一个信息，就是在将lois译为英语时，学者体察出了lois含义的多样，所以注意了区别。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严复的译文找到证据：严复把laws译为“理”，但是在这一段的后面，用的却都是“则”。而纳琴特，的英译本正好体现了这种差别：前面用的是laws，后面用的是rules。不过，这还不能说明严复用的就是纳琴特译本。其次，注意严复译文中的“宇宙”和“万物”两词。我们从张雁深和孙立坚等各自的译文，都只发现了“宇宙”一词。严复的“宇宙”一词对应的自然是the universe，“万物”对应的是all things。正是由于上帝为“宇宙”中的“万物”制定了laws，而“民”是“天”或“宇宙”之生，是“万物”之一，所以严复才说“天生民，有物有则”。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严复用的就是纳琴特英译本。
    最后，我们再用另一个英译本来做比较。剑桥大学1989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最新英译本中关于这段话的译文是：
    God is related to the universe, as Creator and Preserver; the laws according to which he created are those according to which he preserves. he acts according to these rules because he knows them; he knows them because he made them; he made them because they are related to his wisdom and his power.(15)
    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里没有使用all things。这就进一步证明，严复使用的版本是纳琴特译本。此外，我们把张相文这一段的译文也引录于此：“就真宰与诸物之关系言之，其初所以为造物主之法，即其后所以育物之法也。惟真宰持此法，故其化工无一不适于法。惟真宰持此法而创造之，故时行物生，秩然有条而不紊。”(16)
    只要把这段译文与严复的比较，我们就知严复所言不虚了。就拿God的翻译来说，是译为“上帝”或“天”，还是译为“真宰”更为中国人接受，读者自可判断。
    其二：
    The law which, impressing on our minds the idea of a Creator, inclines us towards Him, is the first in importance, though not in order, of natural laws. Man in a state of nature would have the faculty of knowing, before he had acquired any knowledge. Plain it is that his first ideas would not be of a speculative nature; he would think of the preservation of his being, before he would investigate its origin. Such a man would feel nothing in himself at first but impotency and weakness; his fears and apprehensions would be excessive; as appears from instances(were there any necessity of proving it) of savages found in forests, trembling at the motion of a leaf, and flying from every shadow.(17)
    严复的译文：“法之禀于自然，而关于人道最重者，莫若知天人之交。然而重矣，以云首立，斯大谬矣。太始之人，具其能知之才，未有能知之事。其心所有之观念，必非以虑而得之。所急者在保生，而其生之所由来，不暇计也。如是之人，彼所自见者，至弱极而已，故其怖畏之情，亦过吾人远。此观于山林野人可以证也：一树之摇，为之战栗，一影之见，乃必狂奔。”(18)
    张雁深的译文：“自然法把‘造物主’这一观念印入我们的头脑里，诱导我们归向他。这是自然法最重要的一条，但并不是规律的顺序中的第一条。当人还在自然状态的时候，他应当是只有获得知识的能力，而知识却是不多的。显然，他最初的思想绝不会是推理的思想。他应当是先想如何保存自己的生命，然后才能再去探究他的生命的起源。这样的一个人只能首先感觉到自己是软弱的；他应该是极端怯懦的。如果人们认为这点还需要证实的话，那么可以看看森林中的野蛮人。什么都会使他们发抖，什么都会使他们逃跑。”(19)
    孙立坚等的译文：“自然法引导我们归顺‘造物主’，使它像印记一般嵌入我们的脑海中，由于至关重要的因素，它成为自然法中的第一规则，但却并非规则顺序中的第一条。当人类处于自然状态的时候，有获得知识的权利，尽管那时的知识甚少。显然人类最初的思维毫无思辨性可言；在探求自己的生命起源之前，他想到的只是如何保存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一个人最初的感觉只有懦弱；甚至懦弱至极。如果人们如要证明这一论点的话，可以看看森林中的那些野蛮人群；任何东西都会使他们战栗，四散奔逃。”(20)
    从第一句的翻译来看，严复为了追求本土化，用了“人道”、“天人之交”等，可以说基本上走样。这只要看张雁深和孙立坚等各自的译文就知道了。严复译文与后两者译文的最大差别在最后一句。后两段译文基本一致，张雁深的是“什么都会使他们发抖，什么都会使他们逃跑。”，孙立坚等的是“任何东西都会使他们战栗，四散奔逃。”。严复的译文是“一树之摇，为之战栗，一影之见，乃必狂奔”，这与纳琴特的译文trembling at the motion of a leaf, and flying from every shadow. 最为契合。就此，我们可以断定严复用的就是这个译本。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再看另一个英译本此处的译文：
    The law that impresses on us the idea of a creator and thereby leads us towards him, is the first of the natural laws in importance, though not, first in the order of these laws. A ma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would have the faculty of knowing rather than knowledge. It is clear that his first ideas would not be specularive ones; he would think of the preservation of his being before he seeking the origin of his being. Such a man would at first feel only his weakness; his timidity would be extreme: and as for evidence, if it is needed on his point, savages have been found in forests; everything makes them tremble, everything makes them flee.(21)
    注意这段译文的最后一句everything makes them tremble, everything makes them flee. 如果严复用的译本是这样的英译的话，他不会译为“一树之摇，为之战栗，一影之见，乃必狂奔”。这段英译与张雁深、孙立坚等各自的译文，倒是比较接近。
    此外，我们看一下张相文译本：“人性必有依归，而后可与为善。今人心中皆知敬天以为依归，此性法中最要义也。夫人当生初，未尝学习，已略知事物之理，此非发于天然者乎？若谋保护其身，能知其身之孱弱而畏怖恐惧，因此自虑其身之一念，而不敢有残害他人之心。此性法中最初第一义也。试观深山之野人，闻叶动而惊，见物影而走。”(22)
    如果仅就最后一句来看，张相文译本倒真与纳琴特译本比较接近。这似乎也表明，1768年译本可能就是纳琴特译本再版。总之，严复所采用的英译本应是纳琴特译本。
    此外，还有一点证据能说明严复采用的英译本是纳琴特译本。北京图书馆在1955年2月编印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孟德斯鸠逝世二百周年(1689－1755)》的小册子，内分三部分：“生平简介”、“著作目录”和“有关论著”。在“著作目录”的最后两处，记载的就是分别出版于1900年和1914年的纳琴特英译本(两卷本)。1900年的那个印本，由New York & London的The Colonial press出版；1914年的那个译本经由J.V.Prichard等编辑在伦敦出版。(23)这两个印本，均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因为这个目录就是依据该馆馆藏编辑而成的。严复最有可能用的就是纳琴特英译本的1900年重印本。
    二、从何处得到英译本？
    如果以上成立的话，我们就要问：他从何处得来这个译本？笔者认为，严复最有可能是从上海商务印书馆那里得到《论法的精神》英译本。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严复与张元济的交谊以及他同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商务印书馆1897年2月创办于上海，发起人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这些人有在教会办的印刷机构美华书馆工作的经验，比较熟悉出版业务。1901年张元济等入股，壮大了该馆财力，后成为该馆负责人。1902年设立编译所、发行所。此后，出版业务蒸蒸日上，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出版机构。(24)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的地位。
    张元济与严复相识于1896年，严复还协助张元济筹办北京艺学堂，为学堂取名，并推荐侄子严君潜担任常驻教习。(25)二人关系如何，只要看看收入《严复集》(第3册)所有“书信”中，二人书信所占比例即可知。书信中有不少内容，就是关于翻译事宜的。比如：
    以鄙意言之，则单字双字，各有所宜。譬如Economics一宗，其见于行文者，或为名物，或为区别。自当随地斟酌，不必株守计学二字也。此如化学有时可谓物质，几何有时可翻形学，则计学有时自可称财政，可言食货，可言国计，但求名之可言而人有以喻足矣。中国九流，有以一字称定，有以二字称家，水闻行文者遂以此窘也。Economic Laws何不可称计学公例？Economic problems何不可云食货问题？即若Econcmic Revolution亦何不可言货殖变革乎？故窃以谓非所患，在临译之剪裁已耳。至于群学，固可间用民群。大抵取译西学名义，最患其理想本为中国所无，或有之而译者所未经见。若既已得之，则自有法想。在己能达，在人能喻，足矣，不能避不通之讥也。惟独Rights一字，仆前三年，始读西国政理诸书时，即苦此字无译，强译“权利”二字，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后因偶披《汉书》遇“朱虚侯仇刘氏不得职”一语，恍然知此职字，即Rights的译。然苦其名义与Duty相混，难以通用，即亦置之。后又读高邮《经义述闻》，见其解《毛诗》“爱得我直”一语，谓直当读为职。如上章“爱得我所”，其义正同，叠引《管子》“孤寡老弱，不失其职，使者以闻”，又《管子》“法天地以覆载万民，故莫不得其职”等语。乃信前译之不误，而以直字翻rights尤为铁案不可动也。盖翻艰大名义，常须沿流讨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义而思之，又当广搜一切引伸之意，而后回观中文，考其相类，则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离……(26)
    且此事须得深湛恬憺，无外慕人为之。彼以此事为乐，为安心立命不配之业，其所译自然不苟，而可以垂久行远，读者易知，学者不误；若徒取塞责了帐，则每日所译虽多，于事依然无益也。大抵所译之多寡，亦看原书之深浅。其理解之与中国远近，易者六种千余言不为多，难者数百言不为少；而其中商量斟酌，前后关照，以求其理之易通、人人之共喻，则又不在此论矣。总之，欲得善译，可以岁月课功，断难以时日勒限。复近者以译自课，岂不欲旦暮奏功，而无如步步如上水船，用尽气力，不离旧处，遇理解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而书出以示同辈，尚以艰深为言；设其轻心掉之，真无一字懂得矣。呜呼！此真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复今者勤苦译书，羌无所为，不过闵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27)
    书信中表露的这些想法，严复很少与外人道及，而对张元济却是推心置腹，于此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这种关系，应该说是建立在长期合作与了解之上的。严复的很多译著都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1903年10月，《群己权界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2月应约为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的《袖珍英华字典》作序。1904年春，《社会通诠》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6、7月间，所编《英文汉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所译《法意》前三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05年8月，《法意》第四册由商务印。同年9、10月间，《法意》第五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06年3月，《政治讲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天演论》出版。同年10月，《订正群学肄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1月，“为商务印书馆作草书贴”。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法意》第六册。1909年2月，《名学浅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3月14日，译完《法意》七册，交张元济。1910年2月，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吴曾祺所编《涵芬楼古今文钞》撰序。1913年商务印书馆第四次印刷《法意》。正是这样，学者才说商务印书馆“在清末，以出版各种各样新式教科书和严译名著饮誉全国”(28)。
    此外，严复也有可能从南洋公学、文明译书局、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等得到《法意》英泽本。就南洋公学而言，它也是创办于上海的翻译出版机构。严复本人的《原富》全书(共五篇)就是由它的译书院出版齐全的。严复在私人信札中也曾提到它：“国论变更以还，士之有心救时者，大都蔽以党字束置高阁。上之用人既已如是，则下之求友亦将以是为决择。故其甚者至欲寻一噉饭之馆而犹难之。岁月悠悠，真不知何以自了也。十八书谓：南洋公学将有译书之局，俾公得安研其间，不觉为之狂喜。大者则谓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喜提倡之有人；小者则为吾兄庆一枝之借，取过目前，且不至销耗精神于无用之地也。”(29)就文明译书局来看，严复的《群学肄言》四册，在1903年5月由它出版。不过，严复后来与之发生纠纷(30)。就京师大学堂译书局而言，严复1902年3月，同意聘为该局总办，6月开局任职，然后开始拟译书局章程。1903年8月，手订《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先刊于《经济丛编》第31册，后连载于《大公报》。1904年2、3月间，辞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职。据王蓫常先生讲，译书局当时“聚海外奇书千数百轶，堂室殆满”(31)。严复可能从中获得了英译本。总的来说，严复尽管与这些(民间或官办)机构发生过关系，但是远远比不上他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因此，他最有可能从商务印书馆得到或者是后者向他提供了《论法的精神》英译本。其原因除了他与张元济的深厚私谊外，就是商务印书馆借助于严复译著，既彰显声名，又大开财源。
    注释：
    ①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332页；《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页。
    ②(25)皮后锋：《严复大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4页、第552页。
    ③(16)(22)张相文等：《万法精理》卷之一，载《南园丛稿》卷20，北平：中华印书局1935年。
    ④⑤路易•戴格拉夫：《孟德斯鸠传》，许明龙、赵克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96页、第397页。
    ⑥证据之一是罗兰•斯特龙伯格提供的《论法的精神》英译本的封面，可以清晰地辨认出英文版出版的时间是1752年和英译者的名字纳琴特。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41页。证据之二是美国哈佛大学在1949年出版了这个版本。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3页注释①。
    ⑦(17)THE SPIRIT OF LAWS, Book I(1), 1752, by Thomas Nugent, http://www.constitution.org/cm/sol.txt
    ⑧《孟德斯鸠法意》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页。笔者依据纳琴特英译本的译文是：“［于是］，我们才说：上帝之所以与宇宙有关系，就在于前者肩负创造者［造物主］和维持者之身份。上帝依靠法创造了万物，同时又借此来维持万物。上帝遵循规则［也就是法］而行，因为他洞悉规则；上帝之所以洞悉规则，因为他创制了它们；上帝之所以能创制它们，正是由于它们与他的贤明和权力相关。”
    ⑨张雁深依据的是《论法的精神》最完备的法文版本，该版本是1949年巴黎卡尔涅兄弟出版社出版的贡扎格特鲁克校订本。这个版本有两点特色：一是参照不同的版本进行了校订；二是书末附有“编者注”。张雁深：“关于译本的简单说明”，《论法的精神》上册，第21－22页。说是“最完备”版本，并不意味着是最佳的版本。夏克尔顿认为，孟德斯鸠著作的最佳版本是由安德烈•马松指导编辑的《孟德斯鸠全集》，巴黎，纳热尔(Nagel)版，3卷本，分别出版于1950、1953和1955年。当然，也不意味着是最流行的版本。夏克尔顿认为，由罗杰•卡伊瓦介绍和注释的《孟德斯鸠全集》是最流行的版本。该书由巴黎普里亚特图书馆出版，2卷本，分别出版于1945年和1951年。罗伯特•夏克尔顿的《孟德斯鸠评传》，刘明臣、沈永兴、许明龙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页。
    ⑩该译本依据巴黎加尔涅•佛拉马里翁出版社1979年法文版译出。孙立坚等：“译序”，《论法的精神》上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笔者怀疑这个版本与张雁深所用版本是同一个版本的不同印次。后者所谓的“加尔涅”与前者的“卡尔涅”应是翻译的差异。
    (11)(20)孙立坚等译：《论法的精神》上册，第5－6页、第8－9页。
    (12)参见张瑛：《严译〈天演论〉与中国近代文化》，《贵州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
    (13)《孟德斯鸠法意》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页。
    (14)这一点，侯鸿勋早已指出。见氏著：《孟德斯鸠及其启蒙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2页。
    (15)(21)The Spirit of the Laws, 1989, Edited by ANNE M. COHLER & BASIA C. MILLER&HARROLD S. STONE，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3年(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影印本，p. 1, p. 6
    (18)《孟德斯鸠法意》上册，第4－5页。笔者的译文：“自然法把‘造物主’这一理念深深地植入我们的头脑，使我们倾心于他。这是自然法中最重要的规条，但不是第一条。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人类，在获得大量知识之前，已具有［一些］理解的能力。［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在自然状态中，人类首要的理念不是沉思的禀赋，不是去探究其生命的起源，而是如何自我保护。因为，他们倍感怯弱无能，时时处于极度恐惧与不安之中。［如果有必要证明这一点的话］，我们只要看看生活在森林中的野蛮人就知道了：一叶飘摇，为之战栗；一影忽现，为之狂奔。”
    (19)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5页。
    (23)北京图书馆编印：《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孟德斯鸠逝世二百周年(1689－1755)》，1955年，第3页。
    (24)(28)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641－642、第642页。
    (26)(27)(29)《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18－519页、第527页、第524－525页。
    (30)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0、214－215页。
    (31)王蓫：《严几道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