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14年3期第148～158页
【英文标题】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Textbook of Republic of China: 
   In Center of the Narrative about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作者简介】刘超，安徽财经大学副教授，安徽　蚌埠　233030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对清朝历史书写，关系到民族认同的建构，也关系到民国政权合法性的确立。民国教科书对清朝统治持批判态度：北京政府时期主要从“共和”立场批判清朝专制统治；南京政府时期从汉族立场批判满清朝民族压迫。北京政府时期的“共和”立场与民初共和政体相关，南京政府时期的汉族立场受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影响。民初共和政体与国民党党国体制的确立，使统治合法性来源发生了根本变化，民族主义诉求及其表现形式有很大不同。党国体制使民族、国家与政党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在中国民族关系上存在着双重叙述立场，深刻影响到民族认同的建构。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尚需关注内部因素。
The editing of Qing Dynasty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concern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as well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egality of the political power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 textbook was critical to the dominion of Qing government: Beijing government criticized the Qing autocrac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republicanism, Nanjing government criticized the national repressio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Han nationality. The republicanism in the textbook of Beijing government was related to republic system of the beginning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 standpoint of Han nationality in the period of Nanjing government was influenced by Kuomintang political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republic government and Kuomintang system changed the origin of the ruling legitimacy and affected the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deeply. The establishment of Kuomintang party-country system changed the nationalism appeal and its manifestation. The research to Chinese nationalism still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Chinese internal factors.
【关 键 词】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历史教科书/清朝史national identity/political identity/history textbook/history of Qing Dynasty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4)3-0148-11
    教科书的基本功能除了传授相关知识和生活技能外，它还是政府对民众进行思想教育的工具，所提供的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观念。①历史教科书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历史教科书“把既存的历史知识规训为既符合统治要求，又不违背竞争时代潮流的‘近代化’知识”，②它是一般国民普遍历史观的重要来源，通过政府审定或由政府颁行的教科书，是一个政府向其人民宣示其国家统治正当性及国家主权正统性的重要工具。③政府借助历史教育，来建立民族-国家认同，赋予其统治的合法性。本文先将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清朝史——清初内政叙述予为中心，通过与民国时期的社会意识以及教科书的整体叙述进行比较，来讨论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④
    一、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之编写
    中国近代教科书首先出现于鸦片战争前后的教会学校。⑤清末实行新式教育，促进了新式教科书编写，到民国初期，教科书发展逐步走向成熟。⑥民国成立，结束了帝制，宣布共和，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为培养适合民国的现代国民，民国废止清末的“忠君”教育，注重“自由”、“平等”的道德教育，对教科书使用做出特别规定：“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⑦在历史教学上，规定小学历史教学要旨，在使儿童知道国体大要，养成国民志操。本国历史要讲授黄帝开国功绩，历代伟人言行，亚东文化渊源，民国建设与近百年来中外关系。⑧中学历史要旨在使学生明于民族进化、社会变迁和邦国盛衰，尤宜注意于政体沿革与民国建立之本，本国历史要授以历代政治文化递演之现象与其重要事迹。⑨养成共和国民的健全人格，是民初和北京政府时期教育的首要目标。
    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开始全面实行三民主义教育。三民主义教育即党化教育，“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国民党的根本政策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根据这种材料而定，这是党化教育的具体意义”。⑩三民主义教育是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教育沦为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工具。在历史教学上，1932年课程标准规定，初中历史教学目标为：1.研求中华民族之演进；特别说明其历史上之光荣，及近代所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与原因，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且培养其自信自觉发扬光大之精神。2.叙述中国文化演进之概况；特别说明其对于世界文化之贡献，使学生明了我先民伟大之事迹，以养成其高尚之志趣，与自强不息之精神。高中历史教学目标为：1.叙述我国民族之拓展，与历代文化政治社会之变迁，以说明本国现状之由来，而阐发三民主义之历史的根据。2.注重近代外交失败之经过，及政治经济诸问题之起源，以说明本国国民革命的背景，指示今后本国民族应有之努力。(11)高扬民族主义、突出民族意识的培养成为南京政府时期历史教育的重点。
    清朝史是中国历史教科书一个叙述重点，包括从满洲兴起到清朝灭亡的历史，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与文化等多个方面；具体内容上，一般都叙述满洲兴起、清初内政、太平天国运动、戊戌政变以及清朝灭亡等内部事件，以及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列强侵略中国的对外战争。民国教科书中，“清初”一般指从清朝入关到乾隆时期，这一时期对清朝发展有重要意义：“清之创兴，自康熙至乾隆凡三朝，内平叛乱，外拓疆土，更征服四邻而定为藩属，斯为清代创兴之时，亦鼎盛之时。”(12)教科书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叙述清初历史：一是记述清初武功与疆域的开拓，如蒙古归复、征讨准格尔、西藏青海的内属、平定西南土司、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以及与俄国、西南诸国的交涉等；二是记述清初内政措施，主要是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的内政措施。清初内政措施对清朝确立在全国的统治有重要影响，基本规定了后来清朝历史的发展方向。对清初内政措施的看法，反映了对整个清朝史的态度。
    二、北京政府时期关于清初内政的叙述
    民国成立，一时没有大量适合需要的教科书，一些书局就对清末教科书进行改编，以暂时使用。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体中国历史》，即是改编自1907年版。《新体中国历史》涉及清初内容有“圣祖之经营内域”、“圣祖之经营域外”、“文字狱之繁兴”、“西域之平定”、“西南诸藩事略”、“教党海酋及回部之乱”等六节，清初经营主要讲述康雍乾三朝武功，内政措施集中在“文字狱之繁兴”一节中。书中叙述了三朝发生的文字狱，如明史之狱、南山集之狱、试题之狱、论史之狱、文评之狱、注经之狱、诗钞之狱等，特别提及清政府诛杀情况，如明史之狱：“《明史》为明朱国桢所著，庄廷鑨购得其遗书，窜入己名。补崇祯一朝事，直陈清事无所讳。归安知县吴之荣方罢官，冀以告讦谋起复，事闻，戮廷鑨尸，杀其弟廷钺，旧礼部侍郎李令哲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是狱株连共死七十余人，妇女并给边。”该书认为，康雍乾三帝为专制时代之雄主，钳制舆论，束缚士林，文字狱是清朝加强专制统治的需要：“三帝特兴用以制服国民巩固帝业者。专制进化，盖于斯为极端。”(13)
    清末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主要叙述清朝的“仁政”，没有对清朝的批评，也没有文字狱方面的内容。民初改编后，增加了文字狱内容，对清初内政的叙述也集中在文字狱方面，视之为清朝专制统治的手段而加以批判。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增订普通新历史》、《增订中国历史教科书》等改编本基本如此。(14)
    191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可谓是民国第一部新编中学历史教科书，共4册，第1、2册为本国之部，第3册东亚之部，第4册西洋之部。《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从“满洲之崛起”、“康熙之政策”、“骨肉之祸”、“文字之狱”四个问题讲述清初事迹，其中又以康熙朝为主。康熙“猜忌之心极甚，明室遗老著书立说，流露出其河山故国之思，帝竭力压制，遂构成文字之狱”。康熙知道人心终不可遏，乃设牢笼之术，开博学鸿词科，纂修明史，表彰理学。“于是逢时之士，争趋捷径，而士林皆靡然以一第为荣”。雍正与乾隆内政主要讲述文字狱，如查嗣庭、谢济世、陆生柟、曾静吕留良、胡中藻之狱等。康雍乾三朝采取这些措施，“以巩固君主权威”。(15)该书从压制与笼络两个方面批判了清朝的专制统治，把文字狱视为清朝的压制手段，编修《明史》等视为笼络手段。这种叙述方式，为民国很多教科书所采用。
    文字狱是北京政府时期的教科书叙述重点。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详述了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认为文字狱是“专制积威之明验”，不仅“诛戮颇多”，而且限制了思想自由与学术发展，是近代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当民国前三世纪至二世纪之间，正泰西各国各大宗学术昌明时代，我国国民则蜷伏于网罗机栝之下，除词章考据外，不敢复有言论及思想之自由，而人才为之大绌”。(16)一些教科书专门叙述文字狱，从反专制角度进行了批判。(17)
    对清初惠民措施或有肯定。清朝入关后，取消明季苛捐杂税，废除一些行业的贱民身份，注意减轻人民负担，这是清朝获得民众认可的手段，对巩固清朝统治有重要意义。前引《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指出康雍乾三帝“用宽猛互济之道”，示民宽大，减轻赋税，乾隆朝“一方豁免租赋，豁除赔累，增广赦条，起用废员，日下宽大之诏；又时惩治一二玩法大臣，通饬直省地方，严禁四恶”。(18)1917年中华书局《新制本国史教本》指出，康熙巡河工，减田租，除丁税，雍正减轻苏松嘉湖重赋，徽州等地世仆乞丐除籍为良；乾隆除广东浙江渔户为良，“庶几仁政”。(19)1924年吕思勉《新学制高中本国史》讲到，清初入关后，悉数取消明季加派，赋税征收以万历中叶以前为准，宫廷用度也很节俭，并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例。世宗整理盐课、关税，剔除火耗陋规。(20)清朝减轻赋税、与民休息等措施，被视为是清朝的仁政受到肯定。
    从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对清初内政的叙述可见，绝大多数教科书是从民主共和立场上，批判了清朝专制统治。一些教科书还叙述清初的惠民措施，表达了对清初内政部分肯定。这种叙述立场，到南京政府时期发生了改变。
    三、南京政府时期关于清初内政的叙述
    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对清朝历史的叙述立场发生了变化。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初中新中华本国史》，有“满清盛时之控驭汉族”一章，从“猜防政策”、“牢笼政策”、“汉人满化政策”等几方面讲述清初内政。清朝是推翻明朝而建立的，汉族不服异族的统治而时起反抗，为了加强清朝统治，清廷使用镇压与牢笼的两种手段来控制汉人。镇压方面，清政府在重要地点，驻满洲八旗兵以防控汉人。大臣官吏多用满人，蔑视汉族。大兴文字狱，屠戮不满清朝统治的士大夫。为了永久消弭汉人反抗之心，清朝竭力推行汉人满化政策，“清初剃发易服之令，最为严厉执行。汉人大为不服，大江以南，明之遗臣义士因人心之愤激，纷纷起兵反清”。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实行牢笼政策。康熙特开博学鸿儒科，奖励理学，编修《明史》，以消磨士大夫眷念故国之心。乾隆时搜求遗书，开四库全书馆，“而书籍之有民族思想，不利于清者，销毁之，其轻者则篡改之。及《四库全书》成，镇江扬州杭州各分一部，建阁贮藏，以便人民观览，实亦兼以范围江浙之人心也”。(21)《初中新中华本国史》从满汉民族关系角度对清初内政措施进行了批判，如驻防、文字狱与剃发令等压制政策，以及开博学鸿词科、编修巨籍等笼络政策，都是为了控驭汉族，维护其统治。
    从汉族立场上来批判清初内政措施，是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的基本方式。很多教科书以“满汉歧视”、“满族之控驭”为题，从满汉民族方面批判了清初高压政策，如厉行剃发、诛锄明裔、诛戮降臣、摧残士气、仇视士绅、文字狱等，把这些政策视为对汉人的压制手段。(22)对清朝惠民措施，也从汉族立场上进行了否定。1930年北新书局《北新本国史》认为，清初“解放贱民，虽属三朝善政，然其用意，也就不外是一种怀柔的手段罢了”。(23)这里将清政府惠民措施视为清朝笼络汉人的一种手段。1932年湘芬书局《高中本国史》认为，清室以外族入主中国，入关后之内政，自当以收拾人心为第一义。“故其所设施，俱不外乎减轻担负，俯顺舆情之簿络术”；“盖此时中原尚未底定，为缓和反抗计，故有此虚伪之举也”。(24)1934年中华书局《初中本国史》把清朝减轻平民赋税、释放贱民等措施，视为有清一代怀柔政策。(25)1947年开明书店《本国史》指出，清朝通过惠民措施，延续了其统治：“清朝所以能够统一中国达二百六十多年，这也是个重要原因”。(26)清初惠民措施，北京政府时期还有所肯定；南京政府时期被认为是为了消弭汉人反抗而采取的牢笼政策，其实质是控制汉人，维护满清的统治。(27)
    对清初编修巨籍等文教政策，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时期经历了一个从基本肯定到完全否定的变化，这种变化从吕思勉对编修《四库全书》的态度中可见一斑。吕思勉编著有多种教科书。1923年《白话本国史》对康熙朝编纂《图书集成》、乾隆朝《四库全书》持肯定态度，“于保持文化上，究竟有很大的价值”。(28)1924年《新学制高中本国史》也持赞赏的态度，“康雍乾三朝，敕撰书籍极多。乾隆时之《四库全书》，尤称近代之大观矣”。(29)到南京政府时期，则认为是清廷控驭汉人的笼络手段而予以否定。1934年《复兴高中教科书本国史》认为，清朝历代的君主，对于种族的成见，是很深的。他们对于汉人，则提倡尚文。一面表彰程朱，提倡理学，利用君臣的名分，以钳束天下。一面开博学鸿词，屡次编纂巨籍，以牢笼海内士大夫。(30)1935年《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指出，清朝“利用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把明朝人的著述，涉及清朝的，都加以销毁。甚至涉及金、元的，也要追改。当时的禁书，共计有一万三千八百余卷，真是秦火以后，书籍的一次大厄了”。(31)早先吕思勉肯定清修《四库全书》的文化价值，南京政府时期认为消弭汉人反抗意识，对中国文化造成了极大摧残。
    综上所述，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从汉族立场上对清初内政各项政策都进行抨击，强调满清对汉人杀戮与压制，实际上对清朝统治持完全否定态度。
    四、共和政体与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中的共和立场
    从教科书对清初内政措施的叙述可见，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清朝可谓是态度一致而立场不同：都是对清朝统治持批判态度；北京政府时期从“共和”立场批评清朝专制制度，南京政府时期从汉族立场批评满清的民族压迫。民国教科书对清朝内部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政变、清朝灭亡等的叙述，与清初内政叙述相同，也有着从共和到汉族立场的转变。(32)这种叙述转变，对认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演变有重要意义。
    民国共和政体的建立，开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新局面。同盟会成立时就宣称民权，创建民国：“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得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33)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强调去除专制政治，倡导民主共和：“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34)“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35)《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人民享有各项自由权利。民国废除帝制，宣布共和，是要摆脱“君权神授”的政治法统，通过“民主立宪”将国体从传统帝国转变为现代民主国家。(36)一时间，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帝制活动和张勋复辟等都因违背共和民国宗旨而失败。
    民初在民族问题上注重五族共和。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多位于边疆地区，国家统一与民族问题密切相关。清末新政以来，部分民族就出现分离倾向。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与“恢复中华”的宣传，使他们对民国抱有疑虑，蒙疆等族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图谋独立。(37)为安抚蒙藏等族，新成立的民国主张民族平等与五族共和。民国成立时，孙中山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昌起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38)《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用法律形式将民族平等规定下来。五族共和与平等政策为北京政府所继承。《劝谕蒙藏令》宣称：“现政体改革，连共和五大民族均归平等”；“务使蒙、藏人民，一切公权私权均与内地平等，以昭大同而享幸福”。(39)倡导五族共和与民族平等，对吸纳少数民族参加民国、维护国家统一有重要意义。
    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都强调“五族共和”。很多教科书叙述中国民族时，都列举了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人种)，认为正是这些民族共同组成了国家，“中国人种，自有史以来，即以种种之关系，及种种之组织，联合而为一伟大国民之团体”。(40)有教科书对以往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书写进行了批评：“吾国历史，向以汉族为主，于他族多有贬辞。本书以五族共和为纲，故于满蒙回藏四族之肇兴与进化及其势力分合等，皆搜求靡遗，以符现世；其与汉族接触冲突之处，亦一律平等，绝无轩轾，借联五族之感情，而融洽一气。”(41)养成共和国民也是这一时期教科书的重点。商务印书馆强调新编教科书“博采世界最新主义，期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民国成立，数千年专制政体，一跃而成世界最高尚、最完美之共和国。政体既已革新，而为教育之根本之教科书，亦不能不随之转移以应时势之需要。”(42)中华书局在编辑历史教科书时指出：“在发挥我国国民之特色，而更推究其贫弱之原因，故于专制之成因及流毒，言之较详；而社会变迁、风俗隆替，尤所注意，庶学者读之，得知现势造成之由来，藉资反省与空谈往事而徒记姓名者不同。”(43)
    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中的清朝史叙述，与民初北京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教科书编写要求一致，都是持共和立场，突出共和精神的培养。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确立，南京政府时期，对清朝历史的叙述立场发生了变化。
    五、党国体制：政治认同与汉族立场
    民国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变化时代，经历了从民初共和政体到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变更。国民党南京政权是在广州政权基础上，经过北伐推翻北京政权而建立的。国民党政权虽然继承中华民国国号，但其政权性质与北京政府有很大不同。在广州、武汉时，国民党就建立了党治体制，强调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44)国民党三大规定“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接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努力地方自治之完成，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45)国民党政权是中国政治体制走向党治，向党国体制转型嬗变的表征。(46)党国体制的国体宣示是三民主义，但是作为一种政体所表现出来的权力归属与这一国体所宣示并不相同。这一政体真实表达的是主权在党的权力归属，党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国民名义上是主权者，却只能是被规训的对象。(47)
    党国体制改变了国家、政府的属性，也改变了党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国民党政府以孙中山继承者身份成立，其正统性来源已非国会，而是革命领袖的遗嘱。(48)民主共和不再是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党治”取代共和成为认同的中心。在国民党党国体制下，党居于国家政权的中心位置，国家成为党治国家，国民政府为党治政府。(49)党居于民族与国家之上，民族与国家处于次要与服从的地位。对国民党统治的认同在民族国家认同中居于首要地位，中华民族与国家认同成为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工具。为了维护国民党统治，国民党政府积极推行党化教育。党国体制“可说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后政治上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此前谈‘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50)任何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和民主共和的诉求，都有可能引起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联想，危及到国民党统治而不被政府提倡。共和立场不利于国民党统治而被放弃。
    在民族问题上，南京政府实际实行的是汉族同化政策。依“总理遗教”训政的南京政府继承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51)广州国民党政权建立前后，孙中山反对民初五族共和而主张汉族同化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此民国成立以来，所以长在四分五裂之中”。(52)“今日我们讲民族主义，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的民族主义”。国民党要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53)北京政府实行五族共和与民族平等的政策，为一些民族分离要求提供了理由，这有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也是国家不能真正独立的原因。从现实民族问题出发，必须改变民初五族共和的提法，实行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同化政策。孙中山的汉族同化思想成为南京政府民族政策的主要依据。
    实行民族同化政策更有利于维护国民党统治。孙中山反对五族共和，不唯是出于现实民族问题的考量，一个主要目的是批评北京政府，以确立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北京政府无法解决民族问题、无力维护国家统一，已经丧失了政权合法性与统治正当性；要维护民族与国家统一，只能在国民党领导下，实行汉族同化。孙中山汉族同化是以政治统合为目的，蕴含了“以党治国”体制的雏形。(54)汉族同化政策不仅与中国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紧密相连，也与国民党统治有很大关系，是维护国民党统治的重要手段。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随着其全国统治的确立，在边疆与少数民族地区推行这一政策。越是在国民党统治发生危机的时候，国民党政府越是会加速实行以汉族同化为中心的民族政策。
    党国体制下，维护国民党统治认同成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汉族同化因有利于国民党统治而受到重视，成为国民党政府民族政策的实际内容。国民党统治与汉族立场兴起的影响，从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对社会中汉族意识的态度大致可见。
    六、民国社会中汉族意识的参照
    汉族意识在民国社会中一直存在着。满族在中原建立政权以来，推动了各民族间同化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但其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导致的满汉矛盾事实存在。民国成立后强调五族共和与平等，清末排满的汉族立场因为不利于国家统一而被北京政府放弃。但是，清代以来的满汉矛盾记忆并未消失，依然有很大的影响，成为民众民族主义与爱国思想的一个渊源。晚清的种族观念从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就被注入教科书中，在民国成立以后渗透到更低的教育层次，它已内化为青年学生的思想。(55)晚清种族观念给民国一代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很多人爱国意识正是从种族革命出发，最早接受的正是反满种族革命思想。鲁迅在民国时代即大谈“排满”以改造国民性，(56)倡导民族统一的孙中山，一生基本未放弃汉族主义与民族同化思想。(57)清末的排满思想成为民国民众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北京政府时期一些文学作品与清史著述，秉持汉族民族革命史观。(58)
    1930年代日本侵略与中国民族危机，促成了中国民族意识的高涨，同时激发了汉族意识的兴起。当时中国遭到日本的侵略，与明末汉族遭受满清入侵相比照，被视作自明末以来中国所受侵略的一部分。萧一山认为：近代史可以民族革命分为三期，第一期民族革命的对象是满清，第二期是列强帝国主义，第三期前一段仍是列强帝国主义，而自抗战始则变成日本帝国主义。(59)这三期民族革命有一定的连环性，其缘于满清对中国的统治，因此反满与反帝以及反对日本侵略是紧密联系的。1930年代的情势与民族主义者面临的任务，与清末颇多相似。面对日本的侵略与国内部分民族分离倾向，选择一个民众较为熟识的汉族立场，要比理论上论证中国各民族是一家更有利于唤起民众。晚清排满思想与汉族立场重新兴起，用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排满”有利于汉族民族意识的觉醒，“这种汉民族意识的觉醒，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觉醒”。(60)汉族立场由清末排满工具转变为1930年代反抗日本侵略的工具。
    整个民国时期，汉族意识在民众观念中居于重要地位，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但是，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对待这种汉族思想的态度截然不同。北京政府注重五族共和与民族平等，在组织与文化上积极推进五族融合，对社会与民众间的汉族意识，认为它们与“共和政体相违背”，伤害了“满汉间的团结情感”而被废止。(61)日本侵略与中华民族危机，要求凝聚全民族力量抵御日本侵略，然而此时，国民党政府却强化民族同化政策。
    南京政府时期，国内民族分离问题与国家统一危机并未缓解，相反，随着日本的侵略却进一步加深。如何处理国内民族关系，不仅关系到中国民族抗战，关系到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也关系到国民党统治的稳固。为此，国民党政府加快汉族同化步伐，提出中国民族关系上的“宗族”说，认为中国只有宗族而无民族的差别，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个“宗族”：“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说我们是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62)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内迁，原先的一些边疆地区成为重要地带，国民党政府努力推行边疆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务使国内各宗族一律平等；并积极扶助边疆各族的自治能力与地位，赋予以宗教、文化、经济均衡发展的机会，而增强其向心力与团结力，对于整个国家与中央政府，共同爱戴，一致拥护，和衷共济，休戚相关。”(63)国民党民族政策受到共产党的批评，这种国家观是“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行一党专政之实；这种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64)
    对待社会中的汉族意识，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的态度明显不同：北京政府强调五族共和与民族平等，抑制社会上的汉族意识；南京政府对清朝史叙述则采取汉族立场，利用和激发汉族意识，其中缘由，正与国民党统治建立与党国体制确立有关。政府的态度差异，在作为政府教育政策体现物的教科书中有明显的反映，也体现了政权变更对民族主义的影响。
    七、政治认同下的双重民族叙述
    国民党党国体制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认同优先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改变了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为了争取各少数民族的支持，国民党政府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了双重叙述策略：一方面积极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将各民族融入到汉族中；另一方面，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历次会议和重要决议都宣称民族平等，扶持边疆民族自决。(65)这种叙述方式，使国民党民族政策存在一定的矛盾，影响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
    为了贯彻国民党政府民族平等政策，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都注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叙述。民国时期正是中华民族观念形成时期，民初以来就一直强调中华民族是合汉、满、蒙、回、藏、苗等几大民族而成。北新书局《高中本国史》认为，中国“各民族大都为汉族所同化，其小部分未同化者，则系交通阻塞所致；他日建设事业发达，诸民族混为一体，同谋民族主义的完成，为历史上别开一新纪元”。(66)百城书局《本国史》将“民族的融合”作为编写的重要指针，该书详细列举了各个时期融入汉族的民族，汉族正是吸纳了各民族的成分而形成一个大民族，各民族在长期的融合中，已经没有区别，“民国成立后，所有域内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的区别，一律平等，当更易铸成伟大的民族团体”。(67)新亚书店《初中本国史》指出：中国民族的一个特点是民族国家融为一体，“民族即国家，国家即民族”，汉族几千年来为同化他族的主体，所吸收的异族不下百数，从没有歧视他族的地方。中国在近代虽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的自信力有些动摇，但是“只要扩充固有的宗族团体，组成民族的大团结”；将来的历史就会有进一步的光荣。(68)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大多直接以“中华民族”或“我国民族”为题来讲述，“各族共同体”含义的中华民族认识成为不证自明的常识。(69)
    1930年代的民族危机，教科书更加关注各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叙述。1930年代后日本侵略引发的中华民族危机，要求联合中国各民族共同抵御日本侵略。此时教科书中，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侵略的内容增多，注意宣扬各民族平等与融合，致力于凝聚全民族力量来抵御日本侵略。文化学社《高中本国史》写道：“中华民国，为六大民族所组成，即汉满蒙回藏苗是也。……我国虽号称为六大民族，而今已日渐同化，感休戚之相通，怀外患之日迫，泯除陋习，沐浴华风，中华民族之构成，是所企望于异日哉。”(70)文化学社《初中本国史》特别指出，在中国民族关系上，“以为中华民族是个整个的，不可分析的，而特别注重其混合同化的史迹，和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民族平等精神”。今天中国六族，“其间之混合同化，盖已无迹可寻，而成为一整个的中华民族。故在吾国今日，所谓汉满蒙回藏苗，实不过历史上的方便名词，于民族实情，毫无所当，今日所益称者，只‘华族’二字而已”。(71)世界书局《初中新本国史》在编写凡例中指出：“凡历代民族的融合，特别叙明，使知我整个的中华民族的由来，以启其团结一致的信念”。(72)南京政府时期一直较为注重各民族团结，在1940年代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还是作为重要的教学目标提出：“叙述中华民族之演进，特别注意各支族间之融合与其相互依存之关系，以阐发全民族团结之历史的根据。”(73)
    从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叙述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叙述占重要地位，国家试图通过这种叙述来确立民众的整个中华民族观念；但需注意的是，中华民族叙述主要出现在“编辑大意”以及“中华民族”总论部分中，在具体事件叙述上则持汉族立场。清朝史叙述的汉族立场，显然与中华民族要求产生了矛盾：不仅与清末以来中华民族观念的发展现实相矛盾，背离了融合中国各民族形成一个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要求，不利于加强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也背离了危机中的中国以凝聚全民族力量抵御日本侵略的要求，不利于团结各民族以维护民族独立。汉族立场也与教科书自身关于中华民族的叙述相矛盾，背离了教科书中各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的教育要求。这种双重叙述与民族政策以及教科书本身存在着内在冲突，给国民党统治带来了多种影响。
    结语
    本文以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讨论了民国时期清朝历史叙述。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时期，对清朝历史从“共和”到汉族立场的叙述转变，与国民党党国体制的确立有很大关联。在共和政体下，民主共和是认同基础，共和民国是认同对象，这时中华民族认同实际上就是国家认同。在国民党党国体制下，党居于民族、国家、人民之上，“党治”取代民族与国家成为最高的认同对象。为了维护国民党统治，国民党政府采取汉族同化立场，采取双重叙述策略，1930年代日本侵略与中国民族危机，并未使国民党政府采取融合各民族共同体的民族政策，相反却强化了汉族立场以巩固党治认同。在外国侵略与国内政治的关系上，外国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往往转化为国内政治问题，内部政治问题的处理对应对外国势力影响起着关键性作用。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不仅要注意外部侵略的影响，更要关注国内因素。
    或许，这里尚需注意的是历史“教科书”的这种性质。历史教科书是确立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工具，体现政府的教育方针，与一般历史著作有所不同，也与社会中流传的观念有一定的距离。其实，作为一种历史叙述，教科书与一般史著一样，都是个充满解释与建构的过程。对于研究者来说，这里的问题可能不在于是教科书或其他史著，也不在于教科书中清史叙述是否“客观”，而在于如何确立自己的立场：“撰写历史也牵涉到知识的创造和传播，这个政治活动是所有的学术活动都要卷入的。因此，争论的焦点并不是如何使叙述带有偏见和更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而是如何在日常的多重诠释与权力结构的关联中，确定我们自己的编史立场。”(74)
    中小学教科书主要使用对象是中小学生，会对学生产生多大影响？这从教科书出版情况与一些回忆性文章中可见一斑。很多教科书多次再版，如1923年金兆梓《初级本国历史》，至1932年出了38版；1933年姚绍华《初中本国史》，至1941年出了130版；1934年吕思勉《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至1948年已经出了112版；(75)1945年宋延庠《初级中学历史》，至1946年8月已经出了130版。1923年顾颉刚《现代初中本国史》，至1927年9月出了55版。该书到1929年，已经发行25万册。(76)从教科书发行版次与出版数量来看，很少有其他历史著作能够超过教科书。多年后，一些人还记得教科书内容。考古学家李济的一位朋友曾说，1920年代他在中学课堂上，弃三皇五帝而不谈，只讲石器时代，遭到了学生们的大笑，而十年后，连乡下的小学生都已经知道“石器时代”这个名词了。(77)当时学生们对考古学知识的了解与历史观念的转变，基本是受教科书的影响。六十年前的小学一次历史课，也让金庸终生难忘：“记得我在小学念书时，历史老师讲述帝国主义欺压中国的凶暴。讲到鸦片战争，中国当局中如何糊涂无能，无数兵将英勇抵抗，但枪炮、军舰不及英国以致惨遭杀害，他情绪激动，突然掩面痛哭。我和小同学们大家跟着他哭泣。这件事在我心中永远不忘。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对于‘收回香港’，自然反应是‘天经地义’，‘即使要我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绝对不需要考虑’”。(78)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写军阀混战，把冯玉祥作为军阀，引起冯玉祥强烈不满。冯玉祥说：“据我的理解，所谓的军阀是指封建军阀，它是封建制度的产物或是封建残余势力。我一贯反对封建制度，这是有史可鉴的”。(79)冯玉祥要求教育部修改这一写法。由此可见，教科书的影响不止限于学生，也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注释：
    ①曾天山：《国外关于教科书功能论争的述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这里的教科书主要指人文学科类教科书。
    ②孙江：《连续性与断裂》，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7页。
    ③戴振丰：《战后日本的反思——以日本“制定之会”所编历史教科书的“战争观”为中心》，《第五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集》，2004年，第165-166页。
    ④关于清朝历史与政治认同的研究，参阅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短暂，其间尚无出版的历史教科书，这里主要讨论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清朝历史的叙述。本文使用的教科书，是指经过民国政府审定颁行或认可的教科书。1934年以后新编教科书很少，大多把此前的教科书修订使用。
    ⑤参阅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64页。
    ⑥参阅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80页。
    ⑦《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06页。
    ⑧《小学校教则及课程标准》，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材大纲汇编•历史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⑨《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实施细则》，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680页。
    ⑩《教育杂志》第19卷第8号，1927年8月。
    (11)《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材大纲汇编•历史卷》，第43、50页，初中历史教学目标有四点，高中六点，这里仅列举出前两点。1932年课程标准被称为“最硬化”的课程标准，其后南京政府多次修订课程标准，都是以此为基础。
    (12)钟毓龙编辑：《新制本国史教本》卷下，上海：中华书局，1917年，第52页。
    (13)吕瑞庭、赵澂璧编纂：《新体中国历史》卷6，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第34-36页。正文中年份为教科书第1册初版时间，下同。
    (14)普通学书室编纂：《增订普通新历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101-102页。
    (15)潘武编：《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第2册，上海：中华书局，1913年，第194-196页。
    (16)赵玉森编纂：《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卷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33-35页。在1922年《新著本国史》中，赵玉森也持同样看法。赵玉森编纂：《新著本国史》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123-124页。
    (17)参阅章嵚、丁锡华编：《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高小用)第9册，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第3页；潘武、章嵚编：《新编中华历史教科书》(高小用)第6册，上海：中华书局，1915年，第14页。
    (18)赵玉森编纂：《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卷下，第34页。
    (19)钟毓龙编辑：《新制本国史教本》卷下，上海：中华书局，1917年，第61-63页。
    (20)吕思勉编辑：《新学制高中本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249页。
    (21)金兆梓编：《初中新中华本国史》第2册，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第60-62页。南京政府时期，金兆梓编写的数种中国历史教科书，持论与《初中新中华本国史》相同。
    (22)世界书局《初中历史》认为，清初政策为后来辛亥革命埋下了伏笔：“这种措施，包含民族歧视的色彩非常浓厚，实为后来民族革命的因子”。(见朱翊新、沈味之、朱公振编著：《初中历史》第6册，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第24-25页。另见朱翊新编著：《初中本国史》第3册，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第19页。)中华书局《初中本国史》指出，“满清既然代替明朝统治中国，汉族多不服，几乎到处发生反动。清帝用种种政策来控驭汉族”。(见郑昶编：《新中华语体本国史》下册，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3页。)文化学社《初中本国史》认为，清廷自入关以后，即想以刚柔并用宽严相济的政策，根本消灭汉人的反抗思想。清帝深知汉人为文化的民族，欲谋制服，亦须用文化的手段。所以清帝的提倡文化，是以怀柔汉人，巩固满族江山为目的。(见李云坡：《初中本国史》下册，北京：文化学社，1935年，第101-102页。)民智书局《初中本国史》认为，康雍乾三朝对于汉族猜忌防闲之心很重，“既派旗兵赴各地驻防，又常藉文字的细故，屡次兴大狱，以压制汉族的民气”。(见赵征铎编辑：《初中本国史》第3册，上海：民智书局，1932年，第16页。)世界书局《高中本国史》指出，满清入关后，满汉民族不能协调。满洲的文化本不及中国本土，因此实行屠杀政策与满汉同化，“以让汉人死心塌地”。(见陈登原编著：《陈氏高中本国史》下册，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第142页。)
    (23)杨人楩编辑：《北新本国史》下册，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第26页。
    (24)钟月秋编著：《高中本国史》，长沙：湘芬书局，1932年，第360页。
    (25)姚绍华编：《初中本国史》第3册，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13页。
    (26)周予同：《本国史》第3册，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第16页。
    (27)参阅罗元鲲编：《高中本国史》第2册，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第186页；余逊编著：《余氏高中本国史》下册，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第137页：孟世杰编著：《高中本国史》下册，北京：文化学社，1937年，第222页。
    (28)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3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255页。
    (29)吕思勉编著：《新学制高中本国史》，第249页。
    (30)吕思勉编著：《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0页。
    (31)吕思勉编著：《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第3册，上海：上海中学生书局，1935年，第16页。
    (32)如教科书中“太平天国”叙述即是如此，参阅张希：《历史书写与叙述政治——近代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太平天国”(1903-1952)》，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编：《亚洲的现代化道路：历史与经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33)《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97页。
    (34)《临时大总统誓词》，《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页。
    (35)《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2页。
    (36)关凯：《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中的民族政治》，陈理等主编：《中国近代边疆民族问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37)参阅[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鲁忠慧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77页。
    (38)《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
    (39)《临时政府公报》52号，1912年3月30日，转引自李国栋：《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
    (40)赵玉森编纂：《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2页。
    (41)钟毓龙编：《新制本国史教本》卷上，上海：中华书局，1915年，第1页。
    (42)《商务印书馆：新编共和国教科书说明》，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22-423页。
    (43)钟毓龙编：《新制本国史教本》卷上，“编辑大意”，上海：中华书局，1920年，第2页。
    (44)《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2页。
    (45)《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其方略案》，荣梦源主编、孙彩霞编辑：《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658、659页。
    (46)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80页。
    (47)付春扬：《国民党党国体制：作为一种政体的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72页。
    (48)[日]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63页。
    (49)钱端升等：《民国政制史》上册，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63、167页。
    (50)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局，1931年，第531页。
    (51)参阅[日]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王士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82页；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4-79页。
    (52)《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7页。
    (53)《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4-475、473页。
    (54)[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第81页。
    (55)[英]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7-148页。
    (56)参阅吴俊：《论鲁迅的“排满”意识》，《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7期。
    (57)参阅林齐模：《从民族革命到民族再造——以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为中心》，《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58)参阅钞晓鸿、郑振满：《二十世纪的清史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民国成立后，一些书局纷纷编写排满革命书籍，如《痛史》、《大革命写真画》等，见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王云五文集》第5集上册，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5-79页。
    (59)萧一山：《清代史》“引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2页。另见萧一山：《清代全史》第1册“导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4页。
    (60)王春霞：《“排满”与民族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68页。
    (61)[美]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王琴、刘润堂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2页。
    (62)蒋介石：《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国立编译馆”三民主义大辞典编审委员会主编：《三民主义大辞典》上册，台北：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第251页。
    (63)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三民主义大辞典》上册，第268、698页。
    (64)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7页。
    (65)赵学先等编著：《中国国民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6-187页。
    (66)杨人楩编辑：《北新本国史》上册，第12页。
    (67)孟世杰编辑：《初级中学中国史》上册，天津：百城书局，1932年，第3页。
    (68)何祖泽编：《初中本国史》上册，上海：新亚书店，1931年，第7页。
    (69)刘超：《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安徽史学》2007年第5期。
    (70)白进彩编：《高中本国史》上册，北京：文化学社，1935年，第7页。
    (71)李云坡：《初中本国史》上册，第4页。
    (72)蔡沔因编著：《初中新本国史》第1册“凡例”，上海：世界书局，1937年，第1页。
    (73)《修正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1940年)》，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77页。
    (74)[美]周锡瑞：《后现代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4页。
    (75)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560、563、568页。这里仅列举上册版次。
    (76)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4页。国务会议认为印了160万部，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9页。
    (77)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李济文集》卷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5页。
    (78)傅国涌：《金庸主编级刊〈喔喔啼〉》，傅国涌编：《过去的小学》，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
    (79)王倬如：《冯玉祥将军谈军阀问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等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总109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