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文史哲》(济南)2011年6期第112～127页

【作者简介】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民国时期历史、语言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备受国际学术界关注。通过傅斯年《历史语  言研究所工作报告》以及书信、回忆录和史语所出版物等相关材料，可对该所前期（1928－1949年）的工作方针、组织机构、制度建设、学术工作和学术成果作一系统考察。史语所的创建和发展反映了现代学术企业成长的要求，其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既与傅斯年的领导有方密不可分，又充分证明了现代学术体制的优势。

【关 键 词】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现代学术

  《国立中央研究院年度总报告》收有《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现存有1928年至1939年，共九册。其中从民国十七年度至二十四年度，每年一册；第二十六年二十八年一册。《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现存有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三十年十月、三十一年十月、三十二年九月、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二月、三十六年二月、三十七年二月诸册，共9册，内亦收有《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或史语所部分，内容比较单薄。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是这些工作报告的责任人或文件提供人，应属无疑。如1942年10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就有落款“负责填报者：傅斯年”的字样①。1928年8月18日傅斯年给杨杏佛的信中曾提到总报告一事：“7月份报告及职员表均录已出示者，弟甚抱歉，原因助员有两位放暑假，弟未能代签，故姑则待之，今已寄出矣。总报告因有照像文件等，请许弟于本月末寄出至感。”② 可证傅斯年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的撰稿人或责任人。基于此，笔者在主编《傅斯年全集》时，决定补收这些报告③，以见证傅斯年领导史语所工作之成就。至于这些工作报告形成的具体过程，暂不得其详。第一种可能是由秘书先行起草，傅斯年定稿。第二种可能是由各组先行填报，然后汇总到所长处，由傅斯年统稿。第三种可能是由傅斯年亲自撰写（所附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报告应不在此例）。如是最后一种方式，则说明傅斯年担任的所务工作不胜繁重。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在当时是该所年度工作汇报，具有实录、年鉴的性质。其内容或设目每年略有不同，通常有：一、一般叙述。二、组织。三、房屋（或迁移）。四、各组工作。五、设备（包括图书）。六、下年度研究计划。七、出版。八、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报告。前八年（1928－1935年）出版正常，篇幅较大，用纸、印刷质量颇好，表明当时中研院经费充足，工作运行较为正常。随着抗日战争的来临，篇幅大为减少，出版日期也不确定，用纸亦差，均为油印装订册，可见后来中研院工作条件之恶劣，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国共内战时期。由于军费成为国民政府的主要负担，科研经费随之大为减缩，中央研究院自然身陷窘境。
    时过境迁，这些史语所的年度工作报告当可视为史语所的史料长编，对于我们检视该所的学术工作进展颇有价值，至少提供了诸多线索。因此，以之为核心材料，与同时期的史语所出版物、同人来往书信和后出的回忆录等相关材料相互印证，可深入探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术工作。
    一、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方针之确定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方针详见于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旨趣》）一文，所表现的学术理念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科学意识和学术独立意识。这些意识对确定史语所的工作定位发生了决定性的意义。
    首先看民族意识。李济在《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一文中开首引用了《旨趣》的一段话：
    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他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李济解释说：“这一段文字说明了廿余年来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动力所在。文中所说的‘不满’与‘不服气’的情绪，在当时的学术界，已有很长的历史；等到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傅孟真先生才把握着这一机会，把那时普遍存在学术界的‘不满的意’与‘不服的气’导入正规。现在回想十七年的前后情形，我们可以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意识形态是综合若干不同的历史因素形成的；在这些因素内，潜伏在知识界下意识内的不满与不服，都是重要成分。”④ 也就是说，成立史语所，等于是成立中国历史、语言学科的“国家队”，它既要求须代表中国的最高水平，还负有与欧美列强同行“争胜”的意味。《旨趣》结尾发出的“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这一呼喊，即是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语所同人发出的心声。
    不过，如果以为与外人“争胜”是为“排外”之借口则错了。“要反对这种文化侵略，应该先从反对自己的愚蠢起。要了解自己的灵魂，应该先教育自己认识自己的历史，懂得自己的语言。这些大道理，是‘五四运动’后，一部分学术界所深知的；却是直等到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才得到有组织的表现。”⑤ 为与外人竞争，傅斯年提出还须借外人之长补吾人之短，为此须聘请外籍研究员。筹备之初，他即向蔡元培、杨杏佛报告了自己的这一想法：“此研究所本不是一个国学院之类，理宜发达我国所能欧洲人所不能者（如文籍考订等），以归光荣于中央研究院，同时亦须竭力设法将欧洲所能我国人今尚未能者而亦能之，然后国中之历史学及语言学与时俱进。故外国人之助力断不可少。”为此，他提出了聘请伯希和（Paul Pelllliot）、米勒（F. W. Muller）、珂罗倔伦（Bernhard Karlren）三人为“外国所员”⑥。这一国际化举措显然有助于加强史语所与国外同行的联系，从而提高自身的水平。
    其次是科学意识。在《旨趣》中，傅斯年开首即道明：“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对历史学中的伦理化、文学化的倾向给予了批评，强调历史学是一门类似自然科学中地质学、物理学、化学一类纯客观的科学。——“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以后，傅斯年多次声明史语所的近代科学性质，以有别于此前的历史研究。
    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第一节《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置之意义》中，傅斯年重申这一旨趣：
    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之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其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此虽旧域，其命维新。材料与时增加，工具与时扩充，观点与时推进，近代在欧洲之历史语言学，其受自然科学，昭然若揭。⑦
    为达成此项目标，傅斯年提出了六项具体措施：“甲，助成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之企业。乙，辅助能从事且已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之人。丙，择应举合众工作次第举行之。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戊，使本所为国内外治此两类科学者公有之刊布机关。已，发达历史语言两科之目录学及文籍检字学。”前两条强调历史语言学的“纯粹客观”性质；第三条强调开展集体或“合众”性质的工作，彰显现代学术“企业”的性质；第四条说明其面向留学或有西学背景的学者；第五条说明所刊面向国内外学界；第六条为发展目录学和文献索引。总之是要将史语所办成一个现代学术企业。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报告第一期》对这些做法有更为详尽的说明⑧。1929年10月6日，傅斯年致信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三人时重申了这一办所宗旨⑨。1931年修订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章程》第一条对此也有扼要说明：“国立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用科学赋给之工具，整理史学的及语学的材料，并以下列之工作为纲领：一、各种集众的工作。二、各种史学的及语学的材料之寻求、考定、编辑及刊行。”⑩ 1933年6月30日傅斯年致信胡适，表示：“这个研究所确有一个责任，即‘扩充工具、扩充材料’之汉学（最广义的）。这样事业零星做也有其他的机会，但近代的学问是工场，越有联络，越有大结果。我这两年，为此‘构闵既多，受辱不少’，然屡思去之而不能不努力下去者，以为此时一散，至少在五年之内，在如此意义（事业的、人的）下的一个集合是不可望的了。”(11) 将史语所办成一个学术企业（或工场）、一个发达的科学研究机构，已成为傅斯年心中坚定不移的目标。
    再次是学术独立意识。这里主要涉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傅斯年本人是一位有着强烈政治关怀和政治热情的学者，但他深知创办史语所的真正用意在于振兴学术，故在《旨趣》书中只字未提政治，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所述《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置之意义》中也无一字言及政治。《旨趣》结尾所提“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理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似表明了该所与政治无涉的态度。本此约规，史语所的所内气氛自然也是不谈政治，史语所的出版物更是纯然的学术著作，这表现了史语所同人在处理学术与政治关系时的自律——学术独立。只有对学术独立有着深刻的理解，才会着意对其学术品格的自我塑造。在史语所的会议记录中，除了在1930年12月6日下午举行的第一次所务会议上有“主席恭读总理遗嘱”(12) 一处略带有政治宣示的会议记录外，似再也找不到其他与政治有关的内容。这表现了当时史语所同人对“学术独立”的维护，即使在外界弥漫着“党化教育”的气氛时也是如此。
    学术理念中所含的民族意识、科学意识、学术独立意识确定了史语所的工作定位，对史语所后来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后，傅斯年抱定这一宗旨，在《史学方法论》开首明确强调：“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翻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13) 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公开声明：“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14) 都凸显了其“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学术理念。史语所之成为史语所，与其稳定地、持续地走这一路线分不开。
    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建设
    有关史语所的沿革大致有两种处理：一是1969年王懋勤编撰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史资料初稿》（未刊）根据史语所的所址变迁大致分为广州创建，迁往北平，南迁沪京，西迁长沙，再迁昆明，北迁南溪，复员还都，东迁台湾及所址重建诸节。二是1998年10月史语所出版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年大事记（1928至1998）》依据历史内涵分为六个时期：筹备创立期（1928年1月至1929年6月）、塑形鹰扬期（1929年7月至1937年6月）、动荡困顿期（1937年7月至1954年12月）、生息复苏期（1955年1月至1980年12月）、开展多元期（1981年1月至1997年7月）、新结构与新时代（1997年至今）。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前三个时期的1928年到1949年部分，这是史语所的“傅斯年时代”，也可以称之为该所的“古典时代”。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备创立期依其所址变化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8年3月至9月），筹备处设在广州。3月，大学院聘请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人为常务筹备员。4月史语所筹备处在中山大学成立。5月5日订定《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大纲》。7月正式成立。9月聘任傅斯年为所务秘书代行所长职务(15)。这一时期的研究项目主要有：通信员董作宾承担的安阳调查、史禄国（M. Shirokooroff）负责的云南人类学知识调查、编辑员黄仲琴担负的泉州调查、助理黎光明担任的川边调查。
    第二阶段（1928年10月－1929年6月）为成立初期，这实为一过渡阶段。全所一分为二，“本所正式开始，因南中富于方言民族诸科材料，遂以一部分设于广州；又因史料在北平最富，故别将一部分设于北平。当时拟定次第设立八组，以事为单位，故组别较多”(16)。其中史料组由陈寅恪在北平负责组织，陈“拟先利用在北平可得之史料，整理清代史中数重要问题”，开始接洽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汉语组由赵元任主持，开展的研究有方言调查、各方言之单研究、韵书研究。民间文艺组由刘复任主任，这一组因有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工作基础，其工作得以迅速展开。考古组由李济任主任，李“于12月1日至安阳，往返两周，决定次春发掘”。汉字组由特约研究员丁山主持。人类学民物组未请主任，“人类学工作室事，则由史禄国任之”。敦煌材料研究由陈垣主持。另还拟设文籍考订组(17)。1928年制定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章程》第二条规定：“历史语言研究所暂设下列八组：一、史料。二、汉语。三、文籍考订。四、民间文艺。五、汉字。六、考古。七、人类学及民物学。八、敦煌材料研究。”(18) 实指这一阶段的情形。1929年1月，中研院聘任傅斯年为代理所长。
    1929年6月5日进入第三阶段。全所移入北平北海静心斋新址，在机构上也相应作了较大调整。“将原来以事业为单位之组取消，更为较大之组”，下设三组：第一组“史学各面以及文籍校订等属之”，第二组“语言学各面以及民间文艺等属之”，第三组“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属之”，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分任三组主任(19)，他们是史语所三组的学术带头人。至此，史语所的格局基本形成，组织机构亦基本确立。对于这一组织机构的调整，李济先生后来给予高度评价：“这一决议，较之原来的设计，不但是一件切合实情的改进，同时在理论上及组织上也是一大进步，廿余年来，三组工作之相辅相成，就是这一决议案合理的最大证据。由此也可以看出创办人刻意求进的精神及他的远见。”(20) 有趣的是，史语所筹备之初，筹备员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人均为北大同学，此时三组主任却换成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加盟的三巨头，除了留下傅斯年这位“光杆司令”外，“北大帮”的痕迹已不复存在。新聘的陈、赵二位是傅斯年留欧时期即熟识的朋友，李济系李四光推荐(21)，他们三位均有留学欧美的背景。顾颉刚与史语所的关系从最初的常务筹备员（1928年），到兼任研究员（1928年），再到特约研究员（1929至1933年），最后为通信研究员（1933至1948年）(22)，离开筹备处后与傅斯年渐行渐远，除了为史语所集刊外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撰写一篇《两汉州制考》一文外，他未再在史语所出版任何著作，似表现了其疏离的态度(23)。对于陈、赵、李三位的加入，逯耀东先生评论道：“他们留学欧美，对中国学术未来的发展，与傅斯年有相同的理念。他们的结合象征中国学术已经超越‘整理国故’，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阶段，正式进入现代学术研究领域。”(24) 诚为至当之论。
    在塑形鹰扬期间，史语所两度搬迁，先在北平北海静心斋，1933年6月第一组除徐中舒留驻北平继续整理明清档案外，其余人员与第二、三组同时迁往上海曹家渡极司菲尔路145号小万柳堂。1934年10月南京钦天山北极阁新建大厦落成，全所由上海迁至新厦(25)。在组织结构上增设了第四组和附设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史语所成立之初，即有“人类学民物学组”之设置，“嗣因社会科学研究所当时已设有民族学组，故在民国十八年本所由广州迁至北平后，即将该组取消，以免重复”(26)。1933年夏，傅斯年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1934年夏，社会科学研究所改组，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二十三年度报告》载：“本所原分第一（历史）、第二（语言）、第三（考古）三组，本年度将社会科学研究所之民俗改归本所为第四组（人类学）。该组主任初由李济君兼任，后因考古组工作繁巨，乃改聘吴定良君担任。”(27) 以后，史语所的组织机构设置没有大的变动，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直到1948年皆无变更。在史语所二十周年的报告中，所内四组的工作仍然是：
    第一组：以研究史学问题及文籍校订为主要工作，附有明清史料整理室。
    第二组：以研究汉语，中国境内其他语言及实验语音学为工作范围，附有语音实验室。
    第三组：以发掘方法研究中国史前史及上古史为主要工作，兼及后代之考古学。
    第四组：以研究中国民族学为工作，附有标本陈列室。(28)
    史语所的附属机构—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系1929年8月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划归中研院后，8月13日由史语所接收，改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立筹备委员会，由朱希祖任常务委员会主任，傅斯年、裘善元为常务委员，陈寅恪、李济、董作宾、徐中舒为委员，由裘善元担任管理主任，该馆设在午门楼上(29)。1934年5月议定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下年度并入中央博物院。
    在动荡困顿期，史语所七度搬迁。第一次是1937年8月迁至长沙圣经学院，第二次是1938年7月迁到昆明靛花巷三号，第三次是1938年9月迁到昆明北乡龙泉镇棕皮营村响应寺、龙头书坞及宝台山弥陀殿，第四次是1940年冬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板栗坳，第五次是1946年11月自李庄迁回南京鸡鸣寺路原址，第六次是1949年1月从南京迁往台北杨梅镇，第七次是1954年12月从杨梅迁至南港(30)。在此期间，1941年香港沦陷时，史语所存放在香港九龙的图书、文物、标本全部损失。史语所在此期间，除了新聘一批专、兼任研究人员，其他并无大的变化。1944年3月，第四组体质人类学部分划出，成立“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中研院聘吴定良为筹备处主任，凌纯声继任第四组主任。1947年1月，史语所接收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其业务仍由第四组办理(31)。
    抗日战争胜利后，原在北平的日伪文化机构“东方文化研究所”、“东方文化事业总会”、“近代科学图书馆”均由史语所接管。中研院设置“北平图书史料管理处”，傅斯年兼主任。1945年11月改聘汤用彤为主任。1947－1948年余逊代理主任。
    1949年1月史语所将其图书、仪器、文物标本搬往台湾，其人员则一分为二：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李方桂、陈槃、全汉昇、周法高等部分人员撤往台湾，赵元任滞留美国(32)；历史组的陈寅恪、岑仲勉、张政烺、何兹全、王崇武等，考古组的梁思永、夏鼐、郭宝钧，语言组的丁声树，民族组的颜誾、马学良，通信研究员顾颉刚、陈垣、马衡、汤用彤、翁文灏，兼任研究员韩儒林、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代理主任余逊选择留在大陆。令人感动的是，两岸史语所同人的情谊却未曾因政治的阻隔而割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语所第一组组务由陈槃以代理主任的名义负责，直到陈寅恪去世的消息传到台湾，陈槃才于1970年6月真除主任之职(33)。另一方面，大陆方面中国科学院成立时，组建考古研究所，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兼任所长，而以梁思永、夏鼐为副所长，亦寓含有所长之职为李济留下之意(34)。
    在制度建设方面，1929年2月订定《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章程》，共22条，对所内机构、分组、所务会议职权、研究、编辑人员及其聘任等作了相应规定(35)。1932年8月21日所务会议修订《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章程》，改为五章十五条，内容作了较大修改。如第二章《所务会议》，原十一条改为十条。第三章《组别》规定设立史学、汉语、考古学三组。第四章《研究生》为原所无(36)。此后，史语所章程未再见大的更改。1935年11月15日所务会议修订《历史语言研究所章程》，增设第四组（即人类学组）(37)。1941年6月25日修订《历史语言研究所章程》，依照院修正《研究所组织通则》所规定，将现有职员分类名称，依规定调整改任(38)。
    史语所虽脱胎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但就其创建后的关系而言，它与北大、清华两校的关系更为密切。史语所最初因聘请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不免与清华大学方面关系“紧张”，为此傅斯年致信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特别予以解释：“现在寅恪、元任、及李济之，我们的研究所均不免与之发生关系。这不是我们要与清华斗富，也不是要与清华决赛，虽不量力，亦不至此！亦不是要扯清华的台，有诸公在，义士如我何至如此！”“所以在清华不便派人长期在外时，可由我们任之。我们有应请而请不起，而清华也要请的人时，则由清华请之。有可合作的事时，则合办之。诸如此类，研究的结果是公物，我们决不与任何机关争名。”(39) 1930年代前期，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诸人曾在北大兼课，除了传授学业，培养诱掖后生学子之外，他们还利用教学之便，在北大“选拨一些有培养前途的人进史语所各组做低级研究人员”(40)。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内迁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因胡适已远赴美国，傅斯年遂代胡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有了这层关系，两所的许多工作几乎迭合为一(41)。1939年8月，史语所所务会议通过《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合作办法》，由史语所代为指导研究生，并予以图书及宿舍使用之便利(42)。通过密切的人员交流，史语所与清华、北大结成了鱼水关系。
    傅斯年作为一所之长，颇有“父母官”的做派甚或企业“老板”的作风。所内年轻人畏他如“胖猫”(43)，外界称他为“老虎”、“傅大炮”。然对所内人员的管理或聘任，他有自己的原则。对所内学术带头人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罗常培等更是体恤有加，照顾备至。1930年代前几年，陈寅恪在清华兼职，罗常培被北大“借出三年”，对于二人的所外兼职，傅斯年根据各自的性格分别予以处理：
    若以寅恪事为例，则寅恪之职务，大事仍由其主持，小事则我代其办理。莘田兄之研究工作，因不能请元任兄代也。且寅恪能在清华闭门，故文章源源而至（其文章数目在所中一切同人之上），莘田较“近人情”，寅恪之生活非其所能。故在寅恪可用之办法，在莘田本不适用，况一为事务，一为研究，本不同乎？……盖寅恪能“关门闭户，拒人于千里之外”，莘田不能也。(44)
    抗战时期，赵元任在美访学，生活不易，回国亦难，傅斯年特别嘱托胡适帮忙：
    元任兄回国与否一事，所中同人不能下一断语。为本所言，无人不盼元任之速归。元任去此两年，有形之损失已大，无形之损失更大。如为元任言，此时归来，未免受苦。物价高涨，生活不易，而元任身体不佳，虽愿与我们同甘苦，但恐身体不赞助其精神耳。故如能由先生设法为之捐得在美一二年之薪（一年最好），或是为朋友着想之善法。(45)傅斯年两度兼任中研院总干事，第一次是1938年1月，第二次是1940年10月至1941年9月，在这期间，所长一职均由李济代理。1947年6月至1948年8月傅斯年赴美治病，委派副研究员夏鼐代理所务，表现了他对夏的才干和人品的高度推崇(46)。夏鼐于1941年留学归国，先任职于李济主持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42年12月23日傅斯年致信叶企孙，称：“夏鼐之学问前途甚大，本所早有意聘他。但博物院亦重视之（济之前云，既要办博物院，我也要留个好的）。”(47) 双方为争夺夏鼐，各持己见，据理力争。第二年夏鼐转到史语所任副研究员。夏对傅执礼甚恭，以“学生”自称(48)。
    史语所之所务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聘任具有自己的特点。凡所内重要事务均由所务会议决定。1929年2月最初订定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章程》第四条规定：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务会议由所长、秘书、各组主任及专任研究员组织之。第六条规定所务会议的“职权”共十一条：一、审议本所基金之筹集、保管方法及其他财政事项。二、审查本所预算及决算。三、审议本所各项规则。四、议决本所工作进行计划。五、议决本所图书设备事项。六、议决著作品出版及奖励事项。七、议决本所与国内外学术机关联络事项。八、审查研究工作之成绩。九、审议研究员助理员及其他人员任免事项。十、审议其他中央研究院院长或本所所长交议事项。十一、所务会议于必要时得以设置各项特殊委员会。这些规定体现出该所的民主管理原则和“合众”性质。1931年修订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章程》第二章《所务会议》对其“职权”的规定除将第一、二项合并外，其他没有变化。所务会议成为史语所的议事和决策机构，这是该所管理的一大特色。史语所下属组别设置以科学性、材料性较强的学科为主，如史学组重史料收集、考订，语言组重方言调查，考古组重田野发掘。史语所聘请了一批特约研究员和外国通信员，这一举措有利于加强该所与所外、国外同行的沟通和联系。史语所先后聘请的兼任、特约、通信研究员有蔡元培、胡适、陈垣、马衡、容庚、朱希祖、冯友兰、刘复、沈兼士、丁文江、翁文灏、梁思成、孟森、赵万里、汤用彤等，他们都是国内某一领域的顶尖学者。聘请的外籍研究人员有：人类学文物学组聘请史禄国为专任研究员(49)，聘请米勒、伯希和、高本汉三位为通信研究员(50)。1932年第一组又增加外国通讯员钢和泰（Stael Holstein），第三组增加步达生（Black Davidson）、德日进（P. Teilhard de Chardin）(51)，均为国际一流学者。
    据董作宾先生统计，截止到1948年，史语所发展到拥有14万多册图书，一千余箱仪器、标本、古物；研究人员59人，连同职员84人，在人员方面大大超过中研院其他兄弟所；“已刊行的专书，共有76种，已发表在集刊、报告中的论文，共有五百多篇，装起来两书箱，摆起来一书架。因此，那些兄弟所们，在敬、畏、妒复杂情绪之下，不能不共尊他是老大哥，称之曰‘大所’”(52)。在人员规模、成果数量及影响、图书文物添置等方面，史语所均跃居中研院各所之首。
    三、历史语言研究所学术工作之开展
    在傅斯年逝世三个月之际，史语所出版了一期《傅所长纪念特刊》，刊登了李光涛的《明清档案》、杨时逢的《语言调查与语音实验》、石璋如的《考古工作》、芮逸夫的《民族调查与标本之搜集》、徐高阮的《图书室》、劳干《出版品概况与集刊的编印》等文。这些文章从不同方面介绍了傅斯年为推动史语所各项工作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实际上，也对傅斯年在任期间史语所各项工作的进展作了回顾和总结。我们且先看史语所“合众”学术工作之开展。
    考古　安阳发掘是史语所最具成就，亦最早产生国际影响的一项考古研究工作，有关这一工作来龙去脉的最权威介绍当推李济先生的英文著作《安阳》(53)。从1928年起至1937年6月底止，史语所在安阳共进行了15次发掘。其中前11次发掘现场情形及经过详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中。1928年8月董作宾至安阳，10月间在小屯“先作小试之发掘，以决后来可大掘否”，此次试掘为期两旬(54)。1929年春，“在小屯村中更作一次有计划的工作，颇多创获”。同年秋季，“继续前业，是为第三次田野工作”。报告对本年度安阳发掘、整理、研究作了详尽记载(55)。1931年春季“实为第四次发掘”，考古组全体人员参加，发掘现场为小屯、后冈、四盘磨(56)。1931年11月7日至12月19日第五次安阳发掘，除李济、吴金鼎外，第三组其他人员均参加，发掘现场为小屯村、后冈。通过此次发掘，对仰韶文化层、后冈文化层、殷墟文化层的上下先后有一清晰的了解。“中国早期文化的研究，由此得一大结束。”1932年春第六次安阳发掘，现场发掘地点为小屯村、侯家庄、花园庄(57)。1932年10月24日至12月20日第七次安阳殷墟发掘，李济指挥，董作宾、李光宇、石璋如等参加(58)。1933年秋季第八次、1934年春季第九次安阳殷墟发掘，两次工作分布于小屯、后冈、侯家庄、武官四处(59)。1934年10月3日至1935年1月1日为第九次，参加者有梁思永、石璋如、刘耀（尹达）、祁延霈、胡厚宣、尹焕章。发掘地点为侯家庄、西北冈。1935年3月15日至6月22日第十次发掘。两次发掘发现殷墓及铜制、石制、玉制、陶制等大量各种随葬品(60)。1935年9月5日至12月18日第十一次发掘，率领人为梁思永，参加者有石璋如等十一人，“工作中心仍在安县西北十二里之侯家庄西北冈殷代墓地”(61)。1935年9月第十二次殷墟发掘，是为侯家庄西北冈第三次发掘。1936年3月第十三次殷墟发掘，发现空前的YH127甲骨坑。1936年9月第十四次殷墟发掘。1937年3月第十五次殷墟发掘，这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发掘。殷墟发掘造就了像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一批国际考古学界知名的学者。
    如果单就《工作报告》上的介绍而言，我们似看不到傅斯年的影子，而只有发掘工作的过程和成果记载。但如结合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即可看出傅斯年在安阳发掘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为殷墟发掘，傅斯年曾于1929年11月前往开封调解中研院与地方的纠纷；1931年春、1932年秋、1935年5月三度亲赴安阳小屯现场视察发掘情形(62)。关于傅斯年与殷墟发掘的关系，知悉内情的李济特别交待：“孟真先生与殷墟发掘的关系是多方面的，除了领导的作用外，行政的交涉与经费的筹划，他担负了最大部分的责任。初期发掘时，这一工作曾遭少数人无理的阻挠，为这件事，他曾亲自跑到开封接洽，因此收到地方上合作的效果。他对于这事的关切，直到研究报告出版时才告一段落；考古组编辑的几种刊物，全是他命名的。”(63) 谈及史语所的考古工作，石璋如先生说：“考古工作是一件花钱，费力又消耗时间的工作。有了充分的财力才会产生出大规模的工程。而领导这伟大工程的又须有专门人才。有了专门人才才会造出精密的工作，若能给以充分的时间让那些专门人才继续的精密工作，就会有灿烂的成绩表现。财力、人力、时间三者是一套考古的成功密诀。孟真所长最会筹划款项，最爱专门人才，最会把握时间，最能克难，最有决断也最有毅力，因此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蜚声中外。”(64) 可以说，没有傅斯年的亲自领导和出面疏通各种关系，很难想象安阳发掘工作能够顺利开展，遑论取得蜚声中外的成就。
    明清档案史料整理　史语所成立之初，即着手接洽购回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这些档案在1913年原存历史博物馆。1921年，“历史博物馆因经费短绌，遂将此项档案大部分较破碎者售出，展转为寄居天津之李木斋氏购得”。1928年12月由北京大学教授马叔平介绍，开始与李氏接洽购回。“旋议定以一万八千元为代价，盖即李氏原付价及历年为此所出之迁移房租等费”，1929年八九月间经徐中舒、尹焕章将平津两处档案陆续运存午门楼存放。先招雇书记6人、工人19人初步整理，后成立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编委会，推定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傅斯年、徐中舒五人为委员，编印《明清史料》丛刊(65)。为保证工作的开展，特订工作十二条规则，严格要求工作人员按章进行，并指定李光涛负责填写工作日志。随着工作的进展，所雇人数逐渐递减，1930年10月减至11人，1932年减至3人，最后仅留一人保管。这项工作前期包括检理、分类，均在1932年终完成。同时编辑出版《明清史料》，从1929年开始陆续出版，至1932年底已出版甲编十册。因档案南迁中间停顿了两年。自1934年起，由陈寅恪、傅斯年、徐中舒重新组织《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以陈寅恪为主席，审查史料之编定与刊行；并命练习助理员李光涛为提要，执行编刊校对诸事(66)。1935年1月《明清史料》复刊。截止到1948年，又续出了乙编、丙编、丁编三十册。对史语所的明清档案整理工作，前有徐中舒的《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67)、《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68) 两文，后有李光涛的《记内阁大库残余档案》(69)、《明清档案与清代开国史料》(70) 两文作了总结。傅斯年对明清档案史料的整理颇为重视，从最初争取经费洽购，到组织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编委会，发刊《明清史料》，再到对实际整理工作的督促、指导，都与他分不开。他所撰写的《〈明清史料〉发刊例言》、《〈明清史料〉复刊志》显现了他对这一工作的措意。明清档案整理作为史语所的看家本领，这一工作一直延续到后来，迄止1975年8月，已续出了戊、己、庚、辛、壬、癸六编，共一百册(71)。
    史语所整理明清史料的另一项富有影响力的工作是校勘《明实录》。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三年度报告》载：“校勘《明实录》之计划在上年中，即已决定。本年度开始，即由那廉君、邓诗熙、潘悫三人任校对，而以助理员李晋华复校，兼总其成。计明列朝实录约三千卷，共三百册。每月每人约校五十卷，即五册，共十五册，至本年度止，已校至正德朝毕，及嘉靖朝之小半，计一千七百余卷，一百七十余本。预计至明年一月间，当即完全校毕，全书即可以付印矣。”(72) 但因实际参与这项工作的人较少，加上未校完的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朝实录“残缺过多，抄补需时”，工作量因需参校的文献材料增补而不断加大，此整理工作一拖再拖，直到1948年，史语所工作报告述及此工作，“校勘列朝实录（副研究员王崇武）用抱经楼本校完泰昌（光宗）朝及熹宗（天启）朝之一半，此系第三遍”(73)。据劳斡回忆：“《明实录》的整理是孟真先生首先注意到的，搜集了七种本子来校，并且经过故李晋华先生的用心整理，大致已经有头绪了，因为经费问题，尚未付印。在整理《明实录》之时，孟真先生对明史曾经下过很深的功力，作过《明成祖生母记疑》、《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74) 《明实录》的出版延至1963年7月才启动，历时近四年，直到1967年3月方告完成(75)。
    语言调查与语音实验　语言组的工作也不示弱。据李济先生回忆：“史言所创设之始，即毅然地摆脱了章炳麟的权威，而得到赵元任先生的合作，以百分之百的现代科学工具，复兴中国的语言学。自民国十七年起，直至七七事变的一年，复兴的中国语言学的进步，是一线直上的。在这一时代，史言所的第二组建设了一个正确的研究标准，提出了并解决了若干中国语言学的基本问题，完成了不少的方言调查，同时并造就了不少的青年语言学家。”(76) 对章太炎在文字学领域的霸权地位不满，源自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是文严厉批评“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杨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傅斯年明确反对章太炎一本《说文解字》的古文字学研究路数，“以《说文》为本体，为究竟，去作研究的文字学，是书院学究的作为，仅以《说文》为材料之一种，能充量的辨别着去用一切材料，如金文、甲骨文等，因而成就的文字学，乃是科学的研究”。这也是他大力推动殷墟发掘，力主以甲骨文材料研究殷商史；聘请容庚为特约研究员，由史语所出版容著《秦汉金文录》、《金文编》的缘由。
    关于第二组（语言组）的语言调查，参与其事的杨时逢回忆：“孟真先生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以语言与历史并重，先生认清汉语学之研究，须以方言研究为成就之道路。故在开办之初，即计划全国方言调查。先后在赵元任、李方桂两先生领导下进行汉语及非汉语之调查。”(77) 这些调查见证于史语所工作报告的有：自1928年11月至1929年2月，赵元任“在两粤作初次之方言调查，其范围东至潮汕，西至南宁，北至乐昌，南至中山”，记瑶歌97首，其中前90首系用蓄音机蜡简记下(78)。1929年李方桂“赴广东调查，于所记琼山乐会方言中发现‘吸气辅音’（Inspiratory Consonants or Clicks），又在广东北江搜集八排瑶之语言材料甚多”(79)，还前往海南岛调查黎语及本地汉语，到1930年初回所(80)。1930年王静如“曾往深泽县调查音值及记束鹿安平一带八县之声调，其中有入声之类，为北方方言之罕见之现象”(81)。1931年王静如“曾赴河北省南部大名一带调查方音四五种”(82)。1933年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补助费项下，聘请白涤洲为临时调查员，自二十二年度三月起，赴河南陇海路沿线，及陕西阳关中道所属，调查各地方音及北音入声演变之状况”，共调查了29县(83)。1933年10月至1934年4月李方桂赴暹罗调查语言，“以准备作泰语的比较研究”；1934年3月起，罗常培“在沪物色旧徽州府属敛、黟、休宁、绩溪、祁门、婺源六县之发音人逐一记录其声韵调之系统”；6月中赵元任、杨时逢“出发赴徽州，先以屯溪为第一站，然后分赴各县调查，此次在当地调查之旨趣，除复核在沪所得结果外，并偏重话音材料之搜集，及应用词汇之扩充”(84)。1935年春，“史语所重新拟定方针，作各省方言之粗略调查，其精密程度，以以后不必重复再做所做之部分为度”(85)。9月，李方桂赴广西调查泰语及其他非汉语。10月至11月，赵元任偕杨时逢、葛毅赴湖南调查方言。1936年秋，赵元任在所调查湖北钟祥方言(86)。抗日战争期间，史语所迁到昆明，“第二组（语言学）调查汉语方言并从事西南各土语之研究”(87)。对这些方言调查活动，赵元任、李方桂各有详略不等的回忆(88)。赵述及从吴语调查到粤语调查、再到南方言调查及江西、湖南、湖北方言调查，称“最过瘾的是调查皖南各处的方言”，“湖北一省调查得最详细，一共纪录了六十四处的方音跟故事”。
    语言组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从事语音实验，设立音档，建立语音实验室。史语所设立之初，即计划建立语音实验室。1929年春在北平筹设一实验室，向国外购置实验仪器；同时开设语音实验班，这些工作均详载于历年史语所工作报告。1933年10月赵元任赴美访学归来，从美国购回了一批新式语音仪器(89)。1934年所址迁搬入南京新建筑后，专辟四室作语音实验室，装有隔音和吸音设备。音档方面包括购置和自行灌制两类，购置语片，计达一千余片；灌制音档多为各地方言材料，共约二千余片(90)。语言组的这些工作亦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据李济先生说：“南京北极阁语音实验室的建设工作，在那时是一件国际注意的科学事业，所呈献的急追猛进的阵容，曾使坐第一把交椅的欧洲中国语言学家、瑞典高本汉教授为之咋舌。这固然完全由于第二组同仁的共同努力，孟真先生的支持，实是这一灿烂运动的动力。”(91)
    民族研究与调查　1928年史语所在广州成立时，人类学民物学组“已进行者为检查广州与昆明男女学校儿童及兵士及赴川滇交界区，习其语言，调查民物”(92)。1934年社会科学所的民族学组并入史语所后，研究范围扩大，体质与文化并重，研究与调查并举。研究之工作包括隋唐时代头盖骨之研究、头骨指数相关度之研究、手与指纹之研究、四川人体质之研究、儿童体质发育程序之研究，这些工作均由吴定良负责。调查主要为云南民族与云南人种之调查，由凌纯声、陶云逵分别负责(93)。另筹设两实验室：一为统计学实验室，备有各种计算机与数学绘图仪器；一为人类学实验室，测量各种骨骼和人体。据芮逸夫回忆：“在文化方面，孟真先生最重视西南各族之原始文化。于是凌纯声先生遂与陶先生同时出发，前往云南调查民族。”(94) 1935至1936年，吴定良除接手丁文江从事的“中国人体质之研究”外，其他工作大致与上年相同(95)。凌纯声则率同勇士衡、芮逸夫参加中、英政府会勘滇、缅南段界务之民族调查工作，“前后三年间，调查之区域，包括湘、浙、滇三省；族类则包括苗、畲、摆夷、傈僳、阿佧、撲喇、山头、崩龙、佧刺、佧佤等十余种；搜集标本六百余件，摄得照片一千余帧”(96)。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两三年，吴定良的研究课题有：人类头骨眉间（Globella）嵴突度之研究、汉族锁骨之研究、汉族肱骨之研究、殷代下颚骨之研究、画手与足外围形（Contour）仪器之改进、配地立雪（Pelidisi）指数表及其应用、手之形态及与年龄职业上之关系、小屯头骨报告。凌纯声、芮逸夫担任湘西苗族调查、滇湎南段未定界之民族调查。陶云逵负责摆夷之体制、摆夷之生育婚丧研究(97)。1941年7月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合组川康民族考察团，凌纯声、芮逸夫参加，前往四川西北及西康东北一带调查羌民和嘉戎，至次年2月结束。与此同时，吴定良赴贵州安顺、普定等地展开苗夷之调查。在研究方面，主要从事殷代头骨之研究、贵州苗夷血液型之研究、中华民族体质之分类、中国人额骨中缝之研究、畲民宗谱之研究(98)。1942年12月，芮逸夫与胡庆钧前往川南叙永调查苗族，到1943年5月结束(99)。
    在标本搜集方面，从1931年秋社会科学所民族学组设立“民族学标本陈列室”开始采集，迄1946年11月复员回到南京止，前后共搜得标本一千五百余件，史语所特辟专室整理、陈列这些标本。到1949年迁台以前，其已陈列就绪者，计有：湘、滇、川、黔、苗族标本五橱，二百一十件；浙江畲民二橱，六十二种；台湾高山族四橱一架，一百二十二件；四川倮 二橱，二十四件；云南摆夷三橱，五十六件；贵州仲家一橱，九十二件；云南倮黑、傈僳、扑喇、阿昌一橱，八十四件；崩龙、佧喇、佧佤等合一橱，五十六件；山头、古宗合一橱，三十二件；欧洲石器及非、澳、美三洲民族标本合三橱一架，一百七十九件。其余尚在整理中(100)。第四组的工作成果不太为人们所注意，其实吴定良、凌纯声筚路蓝缕，在近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领域实有奠基之功。
    史语所工作报告除了对“合众”性质的工作有详细的记载，对个人的研究亦有清楚的交待。这里我们仅以陈寅恪为例，从史语所的工作报告可以清晰获得陈先生学术工作的线索：1928年，史语所设立之初，陈寅恪除利用北平史料研究清史外，“尚有考定蒙古源流，及校读番藏”，协同助理员于道泉编纂藏文籍目录(101)。1929年，“治蒙古源流，凡关于此书所采取之史籍，期一一探索而专订之”。此一年中共成论文五篇：《大乘义章书后》（《集刊》第一本第二分）、《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集刊》第一本第二分）、《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集刊》第二本第一分）、《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集刊》第二本第一分）、《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十八年冬并在故宫图书馆发见蒙文《蒙古源流》及清文译本，盖汉文《蒙古源流》系就清文译出，而清文译自蒙文，得此可以校订此书翻译之错误。此外又按日检阅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为研究敦煌史迹之预备。”(102) 1930年，“陈寅恪以流传的及最近发见的梵文手抄本，与番经汉藏对勘，以校正遗文之异同，成书之年代，翻译之公式等问题。又十八年并在故宫博物馆图书馆内发见《蒙古源流》及清文译本，盖《蒙古源流》一书汉文原从清文译出，而清文又译自蒙文，现即此二书为蒙古源流之专题研究，共成论文四篇：《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经考释序》。此外又检阅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为研究敦煌史籍之预备”。下年度计划“继续为蒙古源流及敦煌材料之研究”(103)。1931年，“陈寅恪研究六朝唐宋以来之佛教经典及与外族有关之史料，共成论文三篇：《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经考释序》（集刊第二本第四分）、《支敏度学说考》（集刊外编《蔡先生庆祝论文集》）、《李唐氏族之推测》（集刊第三本第一分）”。下年度计划“拟作《晋南北朝隋唐思想史》及西北民族史料之研究”(104)。1932年，“陈寅恪研究魏晋六朝思想史，及西北民族史料，共成论文两篇：《南岳大师发誓愿文跋》（集刊第三本第三分）、《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集刊第三本第四分）”。下年度计划“仍继续作《晋南北朝隋唐思想史》及西北民族史料之研究”(105)。此处和上年所提《晋南北朝隋唐思想史》并未见成书，下落如何，仍待考。1933年，“陈寅恪继续为中国边裔史及中古思想学术史的研究，成《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及《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论文两篇”(106)。1934年，“陈寅恪研究中古佛教经典、文籍及与外族有关之史料。本年度侧重于有唐一代之研究，计成论文两篇：（子）《武曌与佛教》，（丑）《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考辨》”(107)。1935年，“陈寅恪继续研究中古佛教经典文籍，本年度为关系有唐一代之研究，著三论、四论《李唐世家》及《论韩愈之生平》等论文三篇”(108)。1946至1947年，“在北平，继续研究此一时期之史事”（指南北朝唐五代史研究）(109)。1947至1948年，“在北平，继续研究此一时期之史事，写成《元微之悼亡诗及艳诗笺证》一文”(110)。有关陈寅恪的科研工作除了在抗战时期只有简略提及外(111)，1928年至1935年这一段每年均有较详细的记载。遗憾的是，这些材料少见人有心利用，现有的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几无参照，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亦只有一处引征(112)。如果将史语所工作报告与陈寅恪的学术工作结合考察，应能获得更多线索和材料。
    1928年4月6日，傅斯年致信胡适表示：“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业已筹备，决非先生戏称谓狡兔二窟，实斯年等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黾勉匍匐而赴之。现在不吹，我等自信两年之后，必有可观。”(113) 从史语所的工作进展看，傅斯年的确兑现了他的承诺。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史语所迅速成长为一个国际学术界注目的中国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研究重镇，这一“速成”之成就，确实相当可观。
    在史语所前二十三年中，正是国家内忧外患频仍，社会剧烈动荡的历史时期，其工作开展自然遇到不少的困难。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搬迁。从1928年创所至1949年搬迁台湾，史语所历经多次迁移。抗战时期搬迁到西南边陲，尤使史语所全体同人经受了一次巨大的身心考验。对此，李济感慨地回忆道：“自七七事变起，到卅五年复员南京止，九年的时间，在西南山地，带了一千一百三十二箱图书仪器档案标本绕了一个大圈子；这一时代的生活虽苦，精神却极振奋。计划的工作固然大半停顿；利用特别的机会，也作了不少的语言、民族的调查及考古的发掘。室内的研究，虽然不能顺利地进行，但成熟的著作亦渐有完成的：如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董作宾先生的《殷历谱》，赵元任先生等编辑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都是抗战时代出版的巨著。但这一时代最艰难的任务却在保存从南京带出来的千余箱图书仪器档案及本所开办以来费尽辛苦搜集的数百箱第一等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的原始资料。”(114) 史语所前期之工作开展虽困难重重，但同人的坚强意志和对科学的不懈追求，终使面前的阻碍如冰溶雪化般消融，这倒是应验了人们熟悉的一句成语：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四、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成果之体现
    史语所的工作成果主要体现在该所出版的一系列出版品中。史语所出版品包括：专刊（包括各种单行专刊、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方言调查报告）、单刊（内分甲、乙两种）、集刊（分集刊、集刊外编）、其他一般刊物（如史料丛书、中国考古报告集、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志、影印流传刊物等）。这些出版品各有分工，“其中集刊是定期的论文专集；集刊中的论文倘若篇幅太长，可以刊行单册的，即列为单刊。各种的专门著作归入专刊。此外如《史料丛书》、《中国考古报告集》、《人类学集刊》因为自成一个条贯，所以不列入专刊之列。《安阳发掘报告》因为在编次专刊之时即已编号，《中国考古学报》与《安阳发掘报告》性质相近，仍然编入专刊”(115)。据统计，从1928年至1940年，“在短暂十三年间，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之学术性论著有八大类，共七十九本，其中除单本专著外，含有论文二九三篇；编纂及影印之史料有七种三十八本”(116)。到了1951年3月，此数字有了进一步的攀升，据劳斡先生统计：“截至现在，专刊已编号的共计有三十三种（其中有三种尚未完成），单刊甲种共计有二十一种（有一种未印成），单刊乙种共计有五种。集刊已出至第二十二本。一般刊物中《史料丛书》已印出七种，《中国考古报告集》已出两种三本，《人类学集刊》已出两卷，《中国人类学志》已出一种，影印流传书籍已出两种，其他刊物已出四种。”“本所印刷事宜抗战以前由孟真先生自行主持的，抗战时宜交由董彦堂先生主持。复员以后董先生出国，组织了一个出版委员会，因为在这个时期由我暂任集刊的编辑事项，为方便起见，当时所有的出版物，关于集稿、发排及校对，也由我经手再寄到上海去，直至董彦堂先生归国为止。”(117) 这是傅斯年在任期间史语所的出版情况概况，这些出版品基本上反映了史语所在傅斯年任所长期间的工作成就。下面我们逐类对这些出版物作一简介：
    专刊　内有《安阳发掘报告》四期（1929年12月、1930年12月、1931年6月、1933年6月）。《中国考古学报》四册（1936年8月、1947年3月、1948年5月、1949年）。这两种报告集中反映了考古组发掘工作（特别是殷墟发掘）的成果。《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赵元任等著，1948年5月）及晚出的《云南方言调查》（杨时逢著，1969年12月）、《湖南方言调查》（杨时逢著，1974年12月）、《李庄方言记》（杨时逢著，1987年1月）等方言调查报告则反映了语言组的方言调查成果。
    各种单行专刊30种，其中刘复《敦煌掇琐》（之二，1931－1932年）、陈垣《敦煌劫余录》（之四，1931年3月）是敦煌学的拓荒之作。容庚《秦汉金文录》（之五，1931年12月）、《金文编》（之八，正编1938年、续编1935年6月）是金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二十，1944年2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之二十二，1944年）是隋唐政治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劳斡《居延汉简考释》（之二十一，释文之部1943年6月、考证之部1944年9月）为居延汉简研究的重要著作。
    单刊　甲种共21种。内以语言组的成果较多，如赵元任《广西猺歌记音》（之，1930年）、《钟祥方言记》（之十五，1939年9月），罗常培《厦门音系》（之四，1930年）、《唐五代西北方音》（之十二，1933年）、《临川音系》（之十七，1940年12月），李方桂《龙州土语》（之十六，1940年9月）、《武鸣土语》（之十九，1957年）、《莫话记略》（之二十，1943年5月），王静如《西夏研究》（之八、十一、十三，三辑，1932年、1933年）等均出自该系列。
    乙种5种。容媛辑、容庚校《金石书录目》（1930年）列第二种，董作宾、胡厚宣的《甲骨年表》（1937年）列第四种，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1940年）列第五种。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截至1950年底，已出22本(118)。《集刊》最能反映史语所同人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动态，外界一般视之为史语所的招牌。
    此外还有集刊外编三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1月）、《史料与史学》（1944年6月）、《六同别录》（1945年1月）。
    人类学集刊　仅于1938年、1941年出版两卷，每卷两期(119)。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相比，《人类学集刊》在学术影响方面相对弱小。
    中国考古报告集　仅出两种：《城子崖》（1934年）、《小屯》（第一、二本）。
    史料丛书　以明清史料整理最有成就，这方面的成果有：《明清史料》（四编）、《内阁大库书档旧目》（1933年9月）。
    史语所的出版物有三个特点：一是所内专任研究人员的学术著作或工作报告（如考古发掘报告、方言调查报告）大多在所内出版，因此史语所的出版物基本上反映了所内专职研究人员的工作成果。二是注意吸收特约研究员或外国通信员的研究成果，如《集刊》上发表胡适的《建文逊国传说的演变》（第一本第一分）、《说儒》（第四本第三分）、《楞伽宗考》（第五本第三分），孟森的《（清史稿)中建州卫考辨》、《清始祖布库里雍顺之考订》（第三本第三分）、《八旗制度考实》（第六本第三分）即是他们的力作。语言组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三人合作翻译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是一项介绍国外同行高水平研究著作的范例。三是不拘一格培养和扶植后进学者。1930年代中期以后的《集刊》逐渐推出了一批青年学者的力作，他们在《集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后来居上。岑仲勉、李光涛在所内第二代学者中成果突出，在其专攻领域产量甚高，《集刊》不惜篇幅刊登他们的论著，例如，《集刊》第十二本即刊登了岑仲勉十一篇、李光涛七篇论文。岑仲勉与傅斯年原无任何关系，学历亦低，仅凭陈垣一纸之介，即破格受聘为专任研究员，陈槃忆及此事，感慨万千：“岑君兀傲，闭户撰述，不与闻外事，不追逐应酬。师尝语槃曰，岑君一空依傍，特立独行，以有今日之成就，豪杰之士也。师之优容学人，雅量如此。”(120) 一些所外学者在某一领域崭露头角，《集刊》也注意吸引他们的力作，如《集刊》所刊专攻宋史之邓广铭的《宋史职官志考正》（第十本）、《宋史刑法志考正》（第二十本下册），著名明史学者吴晗的《记明实录》（第十八本），即属此列。傅斯年最初所标明的“使本所为国内外治此两类科学者公有之刊布机关”的治所宗旨，确非虚言。
    中研院自1928年成立，次第建立地质、天文、气象、社会科学、物理、化学、工程、历史语言、心理、动物、数学、医学、植物、体质人类等14个研究所，然以成长之迅速，成果之显著，则无出史语所之右。故本应以自然科学优先发展且见长的中研院，反以史语所为龙头老大，这更显史语所之特殊地位。傅斯年对史语所获得此一地位，无疑起有主要作用。诚如朱家骅所称：“廿余年来，中国历史语言学所以能树立一个相当的基础，和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以能博得国际间的赞许，他领导研究的力量，实在不小。”(121) 史语所前期的成长与傅斯年的个人主观努力及其所具条件密不可分，这也是史语所同人深切怀念这位创所所长的缘由所在。由于傅斯年特殊的人脉关系，史语所在聚积人才、争取经费和购置图书设备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补给。这在那个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经济拮据的年代，可谓是对一种极限的突破。
    作为近代中国的历史学、语言学研究重镇。史语所迅速取得成功的诀窍在于它找到了新学术的生长点和突破口。举凡安阳殷墟发掘、四裔之学的拓展、金文、居延汉简的研究、明清档案的整理、方言调查、北平民俗研究、民族调查与标本之搜集……这些无一不是新学术在各个领域成功的工作典范。选择这些课题，又是与一种敏锐而科学的学术理念联系在一起。
    史语所作为一国立中央研究院机构，充分发挥并体现了现代学术体制的优势。王国维自杀身亡时，顾颉刚曾慨叹：“国家没有专门学问的机关害死了王国维！我们应该建设专门研究的机关！”(122) 中研院史语所的成立正弥补了这一缺憾。现代学术机构发轫于西方，其特点是制度化、合众化、规模化。傅斯年自建所伊始，一本构建现代学术企业的理念，提出办所的六项要求，多次强调反对将史语所办成一个类似存古学堂甚或国学院一类的东西，从初始即将史语所深深札根于现代学术的土壤之中，使其在现代学术体制内循环。《历史语言研究所章程》的制订、史语所学科组织的建设、史语所学术队伍的形成、史语所系列学术著作的出版，正是反映了现代学术企业成长的要求，史语所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充分证明了现代学术体制的优势。
    注释：
    ①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40－641页。
    ② 傅斯年：《致杨杏佛》，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③ 《傅孟真先生集》（台北：台湾大学，1952年）、《傅斯年选集》（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均未收这部分文献材料，可能是因编者不收公文之故。
    ④ 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傅所长纪念特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1年，第11页。
    ⑤ 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傅所长纪念特刊》，第12页。
    ⑥ 《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61页。
    ⑦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9页。
    ⑧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报告第一期》，《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28－30页。
    ⑨ 《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82页。
    ⑩ 《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369页。
    (11) 《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121页。
    (12) 《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274页。
    (13) 《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08页。
    (14) 《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335页。
    (15) 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特刊》，台北，1968年10月，第2页。
    (16)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12页。
    (17)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13－14页。
    (18)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章程》，《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31页。
    (19)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16－17页。三组首任主任的任职时间：陈寅恪（1929年6月－1949年）、赵元任（1929年6月－1973年7月）、李济（1928年10月－1979年8月）。参见《中央研究院史初稿》，台北：“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秘书组，1988年，第67页。
    (20) 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傅所长纪念特刊》，第13页。
    (21) 参见《傅斯年致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1928年10月），收入《罗家伦先生文存》附录《师友函札》，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国民党党史会，1996年，第301－303页。傅信中称：“李仲揆盛称李济之，我见其驳史禄国文，实在甚好。我想请他担任我们研究所的考古一组主任，如他兴趣在人类学，亦好。”
    (22) 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47页。
    (23) 有关顾颉刚与傅斯年及史语所的关系，参见顾潮：《顾颉刚与傅斯年在青壮年时代的交往》，《文史哲》1993年第2期；《顾颉刚先生与史语所》，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8年，第85－94页。
    (24) 逯耀东：《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1996年10月。
    (25) 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年大事记（1928－1998）》，1998年，第8、10页。
    (26) 芮逸夫：《民族调查与标本之搜集》，《傅所长纪念特刊》，第39页。
    (27)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三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451页。
    (28) 转引自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大陆杂志》（台北）二卷一期，1951年1月5日。
    (29)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八年度报告》第五章《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89－91页。
    (30) 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年大事记（1928－1998）》，第14－24页。
    (31) 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4、18页。
    (32) 赵元任系1938年8月离开中国，应邀前往美国夏威夷大学任教，从此未再回史语所主持语言组的工作。关于他的离所，有各种猜测和说法，其中有人提到赵家与李方桂矛盾说。参见李光谟：《锄头考古学家的足迹——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8－109页。
    (33) 参见陈弱水：《1949年前的陈寅恪——学术渊源与治学大要》，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册，第104页。
    (34) 石兴邦：《夏鼐先生行传》，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第722页。
    (35)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31－33页。
    (36)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369－371页。
    (37) 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特刊》，第8页。
    (38) 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2页。
    (39) 《傅斯年致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1928年10月），《罗家伦先生文存》附录《师友函札》，第301－303页。
    (40) 参见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1996年11月。
    (41) 有关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关系，详见郑克晟：《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兼忆傅斯年、郑天挺先生》，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6－30页。
    (42) 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年纪念大事记（1928－1998）》，第16页。关于借阅图书办法，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西南联大订立图书阅读及借用办法》，参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六册，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5－316页。
    (43) 参见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大陆杂志》（台北）二卷一期，1951年1月5日。
    (44) 《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133页。
    (45) 《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211页。
    (46) 石兴邦：《夏鼐先生行传》，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第717页。
    (47) 《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272页。
    (48) 参见“傅斯年档案”ш：532。转引自石兴邦：《夏鼐先生行传》，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第718页。
    (49)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15页。
    (50) 参见《致蔡元培、杨杏佛》（1928年5月5日），《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61页。此处将高本汉译作“珂罗倔伦”。
    (51)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一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375－376页。
    (52) 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大陆杂志》（台北）二卷一期，1951年1月5日。据笔者统计，截至1949年史语所搬迁到台湾止，史语所共聘任各种人员共109人，其中专任研究员、编辑员65人，兼任、特约、通信研究员21人，职员、助理员23人。此统计参见王懋勤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人员著作目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特刊》，第33－190页。不过，此名单似为一不完全名单。
    (53) Li Chi, Anya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中译本收入李光谟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39－683页。
    (54)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10－11页。
    (55)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八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71－76页。
    (56)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196－197页。
    (57)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294－295页。
    (58)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一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387页。
    (59)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二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430－432页。
    (60)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三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461－468页。
    (61)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四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496－501页。
    (62) 参见韩复智编：《傅斯年先生年谱》，《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1996年10月，第255、257、259、263页。
    (63) 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傅所长纪念特刊》，第15页。
    (64) 石璋如：《考古工作》，《傅所长纪念特刊》，第33页。
    (65)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八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59－60页。
    (66)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三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455页。
    (67) 《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
    (68)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33年。
    (69) 《大陆杂志》第11卷第4、5、6期，1955年。
    (70)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2本第2分，1970年。
    (71) 参见王戎森：《傅斯年与明清档案》，《台大历史学报》第二十期，1996年11月。
    (72)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三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456页。
    (73)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595页。
    (74) 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1－42页。
    (75) 参见黄彰健：《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实录〉的工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特刊》，第207－213页；《影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明红格本明实录并附校勘记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2本，1971年7月。
    (76) 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傅所长纪念特刊》，第16页。
    (77) 杨时逢：《语言调查与语音实验》，《傅所长纪念特刊》，第27页。
    (78)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19页。
    (79)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八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63页。
    (80)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191页。
    (81)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191页。
    (82)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292页。
    (83)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一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385页。
    (84)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二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428页。
    (85) 参见杨时逢：《语言调查与语音实验》，《傅所长纪念特刊》，第27页。
    (86)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四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492－493页。
    (87)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550页。关于抗战时期语言组的工作详情，参见罗常培：《语言学在云南》，《语言与文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200－220页。
    (88) 参见赵元任：《我的语言自传》，《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3本第3分，1971年9月；李济：《李方桂先生口述史》，王启龙、邓小咏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1－49、53－55页。
    (89) 仪器目录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二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423页。
    (90) 参见杨时逢：《语言调查与语音实验》，《傅所长纪念特刊》，第31页。
    (91) 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傅所长纪念特刊》，第16页。
    (92) 参见蔡元培：《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1929年3月15日），《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42页。
    (93)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三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470－472页。
    (94) 芮逸夫：《民族调查与标本之搜集》，《傅所长纪念特刊》，第39页。
    (95)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四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501－503页。
    (96) 芮逸夫：《民族调查与标本之搜集》，《傅所长纪念特刊》，第39页。
    (97)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六年度至二十八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542－545页。
    (98)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文书处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民国三十年十月，油印本）“历史语言研究所”部分；《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民国三十一年十月，油印本）“历史语言研究所”部分。
    (99)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文书处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民国三十二年九月，油印本）“历史语言研究所”部分。
    (100) 芮逸夫：《民族调查与标本之搜集》，收入《傅所长纪念特刊》，第40页。
    (101)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13、17页。陈寅恪、于道泉所编《西藏文籍目录》列为史语所单刊甲种第2种，但未见刊行，原因待考。
    (102)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八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61页。
    (103)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188、199页。
    (104)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290、301页。
    (105)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一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381、389页。
    (106)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二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424页。
    (107)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三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453页。
    (108)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四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489页。
    (109)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民国三十五年十月至三十六年九月），《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569页。
    (110)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民国三十六年十月至三十七年二月），《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595页。
    (111) 仅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民国三十三年）油印本“历史语言研究所”部分记有：“南北朝唐五代史研究，写定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业已付印。”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民国三十二年九月）油印本“历史语言研究所”部分记有：“南北朝唐五代史研究：《唐代政治史述论》一书，已于本年七月出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一书初稿在商务印书馆沦陷，今重编付印。”《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六年度至二十八年度报告》（民国二十八年三月）未提陈寅恪。
    (112) 卞僧慧著仅引《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报告》中相关材料，参见氏著《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31页。
    (113)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香港：中华书局，1983年，第478页。
    (114) 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傅所长纪念特刊》，第18页。
    (115) 劳干：《出版品概况与集刊的编印》，《傅所长纪念特刊》，第45、46页。
    (116) 参见《中央研究院史初稿》，台北：“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秘书组，1988年，第37－38页。
    (117) 劳干：《出版品概况与集刊的编印》，《傅所长纪念特刊》，第46页。
    (118) 有关史语所第一、二代成员在集刊发表论文篇数的统计，参见王懋勤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人员著作目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特刊》，第33－190页。论文数量的多少虽说不能定夺每一位作者水平的高低，但以《集刊》评审之严、择文之精，加上作者在专刊、单刊、报告集上发表的著作，综合作一评估，基本上可以看出各位研究人员的实力。
    (119) 该刊共载论文24篇：吴定良（6篇）、芮逸夫（3篇）、凌纯声（2篇）、陶云逵（2篇）、吴汝康（2篇）、张查理（2篇，内中一篇与白英才合作）、闻宥（2篇）、蓝思克（2篇）、颜□（2篇）、史图博（1篇）。
    (120) 陈槃：《师门识录》，《傅故校长哀挽录》卷二，台北：台湾大学，1951年，第56页。
    (121) 朱家骅：《序》，《傅所长纪念特刊》，第1页。
    (122) 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第5卷第1、2期，192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