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昭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8期。

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标志着中国文化史学的诞生。文化史学从西方引入，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第一次著述高峰，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式微再到20世纪80年代复兴，开展得并不顺利。即便是新时期40年，中国的文化史学在理论方法讨论和学科建设等方面，也不及同期兴起的社会史学。近些年来，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命题的提出以及西方新文化史理论方法的输入，为中国文化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资源和机遇，作为学科的文化史却面临着被消解的尴尬。值此关键期，中国的文化史学该何去何从，亟须予以反思和研究。故此，本文拟在梳理百年学术史的基础上谈点浅薄认识，聊作抛砖引玉，敬请方家指教。

一、新时代、新问题与文化史学的任务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云：“一时代之学术，则必有其一时代之共同潮流与其共同精神，此皆出于时代之需要，而莫能自外。逮于时代变，需要衰，乃有新学术继之代兴。”学术随时代而嬗变，中国文化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时代的需要密不可分。

中国的文化史学可上溯至20世纪初的新史学——文明史学。在“史界革命”中，梁启超等“新史氏”之所以提倡文明史学，首先是源自追求现代文明、建设民族国家的需要。在他们看来，中国欲取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实现文明化，第一步需要“我国民考求他国文明所自来，而发其歆羡之心、嫉妒之心”，而文明史学恰堪此重任。他们将文明史学视作中国摆脱“野蛮”落后、铸造文明社会的利器，故引入和译介西方的文明史著成为不二选择。

20世纪20年代，胡适、梁启超等人掀起“整理国故”运动，亦有其现实考量。“整理国故”即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用平等的眼光、科学的方法董理中国文化史。“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整理国故”的现实目标是为了“再造文明”，为中国人提供具有现代性滋养的历史知识和文化资源。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自我作答：“今日之史，其读者为何许人耶？既以民治主义立国，人人皆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立于国中，又以人类一分子之资格立于世界；共感于过去的智识之万不可缺，然后史之需求生焉。质言之，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他们将传统的历史学改造为现代的中国文化史学，与他们将西方的民主、科学等现代性因素引入中国两相一致。用李大钊的话说，“文化的历史，就是启蒙的历史”，他们重视文化史学，是因为文化史蕴含着启蒙精神，可以作启蒙民众的工具。

梁启超、胡适等致力于实现中国文化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与国际“接轨”。柳诒徵、钱穆等人则注重彰显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明吾民独造之真际”，同样是在解答时代课题。

新文化运动后期，西学大规模输入中国，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某种程度上变为中国文化的西方化。一些有识者深忧：中国文化有无独立性和正统性之可言？有感于斯，柳诒徵撰写了《中国文化史》一书。他在书中断言：中国文化纚纚相属，未尝中绝，必有其独具之特质。“试问前人所以开拓此天下，抟结此天下者，果何术乎？”“试问吾国所以容纳此诸族，沟通此诸族者，果何道乎？”“试问吾国所以开化甚早，历久犹存者，果何故乎？”这些问题均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危机，救亡图存乃最为紧迫的任务。从历史的高度说明中国的前途，从文化上为抗战提供精神动力，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对史家来说责无旁贷。钱穆对时代的需要有清醒的认识，“九一八”事变后，他撰写了系列文章，呼吁创建“今日所需的新史学”。他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写道：今日所需之新史学当“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钱穆所著《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与教育》等书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有力地说明了一个道理：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过去从未现在也绝不会凋谢，中国不会亡。陈安仁在抗战期间先后出版了《中国近世文化史》和《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他在书中郑重指出，文化兴则民族兴，文化衰则民族衰，“这是我们研究文化史者，得到一个不可磨灭的定律”。他的这两部书就在于揭示中国文化的演进形态，探寻“中国文化之本质的价值，与中国民族创造文化力量之本质的价值”，为民族复兴奠立基石。抗战时期是中国文化史著述的一个高峰。这些著作的党派立场和学术风格或有不同，但无不固执民族大义，振奋了民族精神，从文化上给予抗战强有力的支持。

历史表明，20世纪前期，中国的文化史学在启蒙民众、建立现代多民族统一国家、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诸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遗憾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化史研究被人为地削减了，时间长达30年。

1978年起，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文化史学再度担负重任。改革开放40年一以贯之的总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此同行，中国文化史学从学术角度助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之初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以梁漱溟、季羡林、周谷城、蔡尚思、张岱年、匡亚明、庞朴、李泽厚、朱维铮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为时代发声，他们以重新评价历史作思想革新的先导。1978年，庞朴在《历史研究》第8期发表《孔子思想的再评价》。1980年，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孔子再评价》。1985年，匡亚明所著《孔子评传》由齐鲁书社出版。在他们的引领下，学界发表了一批论著，重评孔子，重估儒学，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些成果既推动了文化史研究，又引导人们破除相沿已久的僵化思维和一些政治上的错误认识。

1984年，经济改革全面铺开。经济改革推动了包括文化史、文化比较、文化理论在内的文化研究，而文化研究反过来助推了人的现代化。以1984年10月在北京大学成立的中国文化书院为例，该书院的本旨在于培养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学术人才，却产生了始料未及的社会效应。所办的各种中国文化讲习班、读书班、函授班和研讨班，得到了高校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普通工人的热烈响应，客观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论争，其核心问题是中国走什么路。学界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讨论，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等，都与此密切相关。针对当时的“新启蒙”“反传统”思潮，一些史家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主张尊重文化的民族性，尊重中国的文化历史，强调实现现代化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传统。庞朴提出，“现代化不等同于西化”，“只有考虑传统，才会搞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他们的观点起了矫枉守正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史研究者从历史出发，并不是一股守旧的力量。其中一些学者从正面阐发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与另一些学者反思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殊途而同归，共同推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潮流。

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人们的生存方式因经济的增长而得到了改善，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和文化生活。同时，综合国力的提高与国际地位的不高，其间的反差激起了部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文化主体意识。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抬头，要求回归传统的声音高涨。有关“孔学”“儒学”等问题的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还较为敏感，这一时期已堂而皇之地步入学术殿堂，而且“国学”“儒学”“经学”等独具中国特质的话语进入了主流文化，甚至出现了“国学热”。无论是按照现代化理论，还是从反思现代性或民族主义的视角分析，20世纪90年代要求回归传统，重新探寻中国文化的真相和价值，寓有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意。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研究肩负着为现代化开辟道路的任务，那么20世纪90年代则强调在现代化潮流中寻求中国特色和文化认同。在此过程中，文化史研究者既与时代一起前行，又与“国学热”保持了一定距离，对部分人近于原教旨主义式的宣扬国学，特别是那些借国学（或儒学）之名排斥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意识形态的做法，秉持警惕和反对态度。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一定意义上可视为中国崛起的标志。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不仅要建设一个经济强国，而且要建设一个文化强国。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体系等提法，经常见诸各种官方文件和大小媒体。2017年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有新要求、新任务，在当今国际国内纷繁复杂的局势下，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文化史家协同攻关。

其一，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冲突和文化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文化新秩序。世界已步入文明多元化与一元化两种理论主张和社会势力对峙与博弈的阶段，规避和减少文明的冲突，促进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无疑是最为明智的选择。为实现此目标，这就需要思考该如何应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走出二元对立、“丛林法则”和“零和思维”的陷阱。审视世界大势，中国学者应掌握话语主动权，学会利用本土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一方面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和文化史中发掘智慧，主动去化解人类社会的种种冲突和危机，另一方面与其他文明持续开展交流与对话，达成和解与共识，推动建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共同体。

其二，如何在全球化潮流下保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促进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史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赖以复兴的基石和土壤，它为民族文化的复兴提供支持和滋养。文化史研究者要有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从文化上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人文睿智和历史经验，持续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元的文化格局中，探寻中国文化的价值和特色，彰显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

百余年来，中国的文化史学由追效西方文明到研寻本民族的文化认同，从谋求民族独立到推进人的现代化，其学术任务和时代课题之变换不可谓不大，但无不紧扣时代脉搏，心系民族和国家前途。

二、新领域、新材料与文化史学的拓展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新领域的开拓和新材料的利用，是文化史学进步的重要标志。

1.新领域

20世纪初期，文化史学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迥异于传统史学的、崭新的史学领域，故有“新史学”之称。20世纪20年代，胡适、梁启超等倡导文化史研究，极为重视扩展历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胡适执笔的北大《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将“扩大研究的范围”和“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作为开展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要求。胡适称，“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文化史的研究范围。胡适等人不仅将传统的经学、子学纳入文化史的考察范围，而且主张对戏曲、小说和歌谣等予以文化史的研究。相对于旧史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而言，这是一个质的突破。再者，胡适当时所采用的是一个广义的带有总体史性质的文化史范畴，他规划的中国文化史包括了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这些专史对当时的中国学者来说，都是有待开拓的新领域。梁启超这一时期从“研究法”入手，注意区分文化的广义与狭义，但即便其所说的狭义文化史，如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美术史等，也是新的学术领域。

20世纪20年代末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以社会发展史和经济史见长。1949年以后，尽管语言史、文学史、艺术史等部门史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就整体而言，史家对文化的理解遵循“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将文化视作第二位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史家所写的文化史基本上是取观念形态的文化为研究对象。

20世纪80、90年代，文化史焕发出新的活力，研究领域大为扩展。从时段上看，从先秦到民国各个时期的文化史均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中国近代文化史，成了改革开放40年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从空间上看，中国疆域内各地区的文化史都有了研究成果，长江大河也有了自己的文化史（如《长江文化史》《黄河文化史》）。从民族看，不仅有以汉族为主体的各种文化史，而且改善了境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出版了系列高质量、成规模的少数民族文化史论著。从阶层看，不仅有上层的精英文化史，而且有民间文化史、社会文化史和大众文化史。

2000年以后，随着新文化史学由西方传入中国，文化史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彼得·伯克在《文化史的多样性》一书中所列举的内容，如日常生活、物质文化、媒介文化、性别、身体、医疗、形象、记忆、语言、阅读等，目前皆有中国学者从事上述领域的研究。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主题之丰富多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也应看到，由于缺乏总体性的学科规划和布局，近些年来，研究领域的扩张带来了一些问题。（1）精英和经典的文化史研究不是加强了，而是弱化了。自梁启超、钱穆到蔡尚思、朱维铮等著名文化史家，均一再强调学术思想史是中国文化史的核心。研究者如果不重视经学史、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甚至将他们从文化史门类中排挤出去，就难以回答中国文化的特质等重大问题。诚如顾颉刚所说：“必将经典弄清，中国文化史方能写作，否则识其外层而不能解其核心，于事仍无益也。”（2）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研究不是加强了，而是弱化了。“吾民族抟成之基本，吾文化持续之渊源，吾国家建立之精神，凡此种种重要大问题”，过去曾受到梁启超、柳诒徵、钱穆等近代史家的高度重视，当下仍具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需予以足够重视。

2.新材料

“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在史料开发和利用方面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其形式和来源实现了多元化，包括各种文字资料、图像资料、电子资料以及考古资料、口述史料、田野调查资料等。这里，着重介绍地下资料的发现、域外文献的利用、电子文献和数据库的建设及其对于文化史研究所起的推动作用。

其一，地下资料。

现代考古事业在中国的兴起，给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材料。其中许多材料能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对此，李学勤、裘锡圭、李零等有系统的研究，这里仅从文化史学的角度予以阐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骨文的发现和安阳殷墟的发掘为研究中国文化起源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一些学者据此反驳西方学者所主张的中国文化外来说。甘肃敦煌文献的发现则揭开了中古文化史研究崭新的一页。莫高窟藏经洞发掘出土的文献达5万多卷，涵盖宗教、历史、语言、文学、政治、经济、民族、科技、法律、艺术、民俗等众多领域，内容异常丰富。这批文献不仅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课题，而且促进了学术理念和方法的更新。正是有感于斯，陈寅恪提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罗振玉、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吴士鉴、吴承仕、陈邦怀等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中国的敦煌学。

20世纪50年代末，甘肃武威汉墓简牍的出土，被学界视为晋汲郡魏冢出土竹书以后的又一次经书大发现。其中，武威汉简《仪礼》甲、乙、丙三种与戴德、戴圣本及刘向《别录》本、今本，均存在一定差别。武威汉简中的《丧服》，对研究《仪礼》一书的形成有重要参考价值，且为纠正后世《仪礼》传本之误提供了线索。依据这批材料，沈文倬发表了著名的《武威出土〈礼〉汉简考辨四种》（即《〈礼〉汉简异文释》《〈礼〉汉简七篇为古文或本考》《汉简〈服传〉考》《〈礼〉汉简非庆氏经本辨》）等论著，反驳康有为的“古文经为刘歆作伪”说，订正了《礼经》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许多讹错。

20世纪70年代，中国考古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1972年，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发掘出土竹简近5000枚，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及阴阳占卜等佚书。这批简书为研究兵家、道家及先秦历法、文字、书法、艺术、简册等提供了珍贵资料。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达12万余字，包括《老子》《黄帝内经》《周易》《春秋事语》《五行》《战国纵横家书》等古书，涉及六艺、诸子、兵书、术数、方伎等领域。这批考古资料直接促进了对儒家、道家、兵家、纵横家及汉代术数、方伎之学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郭店出土战国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竹简最受人瞩目。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了一大批战国时期的儒家和道家文献，专家汇编为《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郭店楚简的时间介于孔、孟之间，除《五行》《缁衣》等少数篇目外，其他多在秦汉以后失传。因此，这批竹简具有填补从孔子到孟子100多年间儒学发展史之空白的意义。而且，对于研究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六经在先秦时期的流传等重大问题，价值独具，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近代疑古派所认为的先秦没有“六经”之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于1994年购自中国香港的文物市场，是继郭店楚简之后先秦古籍的又一重大发现。这批文献包括战国楚简1200余枚，内容以儒家文献为主体，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7册）的整理和出版，推进了儒学文献与早期儒学史研究。

2015年，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发掘出土的简牍，内含《诗经》《论语》《礼记》等典籍。这批简牍是研究早期儒家学说及经典演变史的宝贵资料。其中，海昏侯本《诗经》提供了现今所见存字最多的《诗经》古本。海昏侯本《论语》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距今最早的《论语》抄本，它展示了《齐论》的面貌，为今人研究《论语》的形成和流传过程提供了证据。

地下资料对于包括文化史在内的中国古史研究的意义，人所共知。例如，王国维撰写《殷周制度论》，其部分核心史料便来自于新发现的殷墟甲骨和商周金文。当代学者李学勤撰写的《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一批具有引领学术潮流的论著，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第1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李零的《中国方术考》（人民出版社，1993年）和《续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1年）等思想文化史领域的优秀著作，均长于利用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

其二，域外文献。

就书写文字而言，域外文献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中国的文字（如汉文、满文、蒙古文、藏文等）书写的文献，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海外珍藏善本丛书”即属此类。一类是用外国文字书写的史料，包括官方档案、报刊文章、个人著述等。众所周知，除各国外交档案中收藏有大批文化交流资料，英、法、德、美、俄、日本等国家的国立图书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柏林大学、东京大学、莫斯科大学等中国学研究重镇，也藏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历史资料。法国汉学家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所编《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中译本，中华书局，2016年），详尽收录了西方自16世纪中叶至1924年有关中国文献的目录，包括用各种欧洲语言写成的专著和文章，甚至小启事和书评，方便了中国文化和海外汉学研究。在近现代史领域，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翻译室所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就收录有1840—1949年较有影响的2000余名来华外国人，涉及著作约七八百种。

域外文献的译介和利用，是20世纪初以来文化史学乃至整个历史学得以进步的重要因素。例如中国的中西交通史和文化交流史之建立，就直接得益于域外文献的发掘。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书以大量爬梳中外文史料见长，书中首次翻译和使用了英国学者亨利·玉尔（Henry Yule）的《契丹路程》等一批资料。冯承钧研究交通史，翻译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的《郑和下西洋考》《交广印度两道考》，费琅(G.Ferrand)的《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苏门答腊古国考》等系列作品。方豪所著《中西交通史》引用外国文献达300余种，涉及英、法、俄、意、德、梵蒂冈、阿拉伯、瑞典等10余个国家的文献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文资料的大规模引入和翻译助推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知名者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大象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国际汉学经典译丛”和“中外文化交流史文献丛书”以及“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翻译丛刊”等。中山大学还于2006成立了“西学东渐文献馆”，系统搜集和收藏西学东渐方面的文献资料。

外国人在华游记，由于其不同于中国人的视角，往往能弥补中文史籍之不足。以中亚学者阿里·阿克巴尔（Seid Ali Akbar Khatai）于1500年（明孝宗弘治十三年）用波斯文写成的《中国纪行》一书为例。该书源自作者来华游历时的见闻，对中国的行政制度、城市建设、历史、地理、文化艺术、宫廷礼仪、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等做了生动描写，是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14世纪《伊本·白图泰游记》至17世纪中叶耶稣会士的中国记录之间唯一而又全面反映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文献。鸦片战争以后，外国来华人数剧增，有关中国的记载明显增多。黄兴涛、杨念群主编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丛书”（中华书局，2006年），收有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等10余种英美人士的作品。这些作品贴近生活，为研究近代社会文化提供了生动、具体的历史资料。国内出版的日本人游记仅有张明杰主编的“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译丛等数种。实际上，日本所藏中国文化史方面的资料非常丰富。其中，日本小岛晋治监修的《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20卷和《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10卷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材料，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学界尚未对其予以重视。

外文史料对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性不用多言。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曾提出史学进步的3条标准：“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在全球化的当代，外文已成为开阔学术视野、提高文化史研究水准的基本工具。

其三，大数据。

电子计算机技术、互联网和大数据对历史研究的影响，绝不亚于古代雕版印刷术和近代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20世纪末以来，古籍、报刊等各类大型数据库的开发和利用，极大地扩展了史料搜求的范围，提高了利用史料的效率，为文化史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目前，中国历史典籍已基本实现文本信息的数字化，数据库的容量和规模远远超出了任何一家图书馆的纸质典藏。以《中国基本古籍库》为例。该库收录先秦至清代（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20世纪初）历代典籍和文献达1万种、16万余卷，选用版本12 500个、20万余卷。每种典籍均制有数码全文，并附有所据版本及其他重要版本的影像，全库总计文字达17亿字、影像1千万页。该数据库称得上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代典籍总汇，目前已成为古史研究最为重要的资料库。

报刊数据库以《晚清和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所收资料最为丰富。其中，《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1833—1911年出版的500余种期刊，含21 900余期、55万余篇全文，当时出版的各种期刊尽收其中。《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目前已出版11辑，收录20 189种期刊，含355 562期、906万余篇文章。《近现代中国英文报纸库》（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1832—1953）则收录了从1832年至1953年在中国出版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2—1851）、《北华捷报》/《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Herald，1850-1941)、《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1939—1946)、《密勒士评论报》（Millard’s Review /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17—1953)等12种英文报纸。

还有一些专题性数据库，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数据库、《四部丛刊》数据库、《国学宝典》数据库、《抗日战争数据库》《中国方志库》《中国寺庙祠观造像数据库》《中国历代人物图像数据库》《中国历代人物印鉴数据库》《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等。利用这些数据库，研究者可实现全方位、快速海量检索，高效完成校勘、标注、分类和编辑等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

更引人瞩目的是，大数据引发了理论方法的革新，将史学研究推进到了“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阶段。“数字人文”突破了仅从技术维度去界定“数字化”的限制，它通过技术逻辑和人文研究的耦合，解决一些前人无法解决的大问题。目前，“数字人文”在古籍语义分析、字频统计、信息挖掘、智能标点以及数字化地图建设等方面，已经比较成熟。以线上共享的关系型数据库《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简称CBDB）为例，截至2018年9月，该库已收录约422 600人的传记资料。除提供海量的人物传记资料存储外，该库具备“数字人文”的功用——把史料中分散的与人物相关的非结构化文本数据进行结构化标注，如将人名（别名、字、号）、时间（生平、年谱）、地址（籍贯、游学、入仕地等）、职官、履历、亲属关系、社会关系、著作、财产、人物参与的重大事件等标注后，转化为结构化的数据，并大规模著录。通过该库，研究者可以方便地利用数据进行历史人物的地理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数字统计分析等方面课题的研究。

计算机技术、互联网和数据库使学术研究的工具与效率发生了质的变化，并深刻地影响着文化史研究的未来。文化史研究者应重视并分享大数据所带来的福利，开发出一批“数字人文”方面的研究成果。

三、新理论、新方法与文化史学的进步 ‍

新理论、新方法促进了文化史学的进步。随着历史的演进，以下3种理论方法先后对中国文化史学影响较大。20世纪前期，以文明论和文明史观为代表。20世纪中期以后，历史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占据主导地位。新世纪以来，新文化论和新文化史学渐引人关注。

1.文明论和文明史观

20世纪前期，文化史学最为基础的理论是文明论和文明史观。世纪之初的“史界革命”，集中表现为以文明史为核心的新史学代替以儒家伦常为指导的旧史学。概括地说，旧史学建立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重在总结兴衰治乱的历史经验，维护儒家伦常秩序和君主集权统治，以“正史”为典范。新史学所追求的则是现代工业文明，以“民”（民众、人民、民族）为主体，以自由、民主、科学、理性、进步等现代性观念为核心价值，以进化史观为指导，重视社会发展的规律及人的价值，目标是撰述文明史/文化史。诚如蔡元培所说：“新体之历史，不偏重政治，而注重于人文进化之轨辙。凡夫风俗之变迁，实业之发展，学术之盛衰，皆分治其条流，而又综论其统系，是谓文明史。”

梁启超的《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胡适执笔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何炳松所写的鲁滨逊《新史学》“译者导言”等，对于中国的文化史研究而言有发凡起例之功。这些论著的理论范本主要是日本和欧美文明史学著作，如日本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又译《新史学》《史学通论》）、英国博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德国兰普雷希特的《近代历史学》、美国鲁滨孙的《新史学》等。五四以后，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及陆懋德、陈登原等的同名作，在理论方法上程度不同地接受了源自西方的文明论、文明史观或文化史观。对此，他们在相关著作中有比较明确的说明，兹不赘述。

值得指出的，这一时期的文化史学不偏重政治，但是不意味着将政治、经济等因素隔离出去。从梁启超、胡适、王云五等所列的中国文化史目录看，政制史、财政史、民族史等都在其考察范围之内。故从方法论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为，这一时期所写的中国文化史是文明（广义上的文化）视角下的历史。

当然，这只是就其重要者而言。20世纪前期文化史所运用的理论方法并不止限于此，尤其是五四以后，西方各种新思潮新理论联翩涌入，包括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在中国相继建立，在理论方法上为文化史学提供了有力支持。

2.唯物论和唯物史观

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在中国已有百年的历史，在这百年中，中国学者对它们的理解和解释并不尽一致。由于其身份特殊，特别是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它们对文化史学影响巨大。

五四时期，中国学者主要是从经济角度来理解唯物史观，把唯物史观等同于“经济史观”甚至经济决定论。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先后发表《从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和《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学上的价值》，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运用于思想文化史研究。李大钊接受了河上肇等日本学者的观点，将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史观”或“历史的经济解释”，今天看来显然有误，但从中国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认知水平看，唯物史观仍不失为理论方法上的一大突破。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人习惯于用儒家的道德观念来分析和评判历史，而经济的解释某种程度上找到了决定文化发展的“社会基址”。职是之故，唯物史观在当时受到了中国学者的欢迎。即便那些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承认唯物史观的价值。胡适称：“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

20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量传播到中国，深化了中国学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广受重视。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为理论框架，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历史，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色。关于“文化”的概念，文化史家普遍引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表述，将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家所写的文化史基本上是观念形态的文化的历史，也就是狭义上的文化史。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文化史研究，长于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大环境看待文化，重视分析文化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无疑是对就文化谈文化，特别是对文明/文化决定论的超越。但长期以来，学界也存在一定的教条化、简单化倾向，总有一些学者将唯物史观等同于“经济决定论”“经济条件论”“阶级决定论”，过分强调经济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而对人的主体价值和能动性，对人的思想意识和精神意志的作用，对上层建筑的作用及相对独立性等估计不足。有的学者片面理解和一味强调“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阶段斗争的历史”等说法。还有学者在从事文化史研究时，机械地套用历史唯物论，将历史上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及其思想学说公式化，贴上唯心史观或反动的统治阶段意识形态的标签；甚至不经辨析，将文明史/文化史视作没落的资产阶级史学和反动的意识形态而加以批判。这些做法无不阻碍了文化史学的正常开展。

改革开放后，学界以辩证的方法、发展的眼光较为全面地看待唯物史观，改变了对文化史的狭隘认识，中国的文化史学在理论上呈现出开放、包容、多元的特点。史家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者此前对文化史学的理解，另一方面接续了民国时期的文化史成果，并广泛汲取海内外的相关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现代化理论。诸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等，均曾对这一时期的文化史研究起过理论指导作用。完全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史学的兴盛和活跃，得益于新理论新方法的运用。

3.新文化论和新文化史学

新文化论体现了信息化时代对文化的理解。所谓的新文化论，可以视作西方“文化研究”、新文化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人类学等学术思潮激荡下的文化理论。新文化论主张破除学科界限、整合不同领域、对文化做一种整体性的而不是分科式的理解，尤其关注阶级、性别、身份、种族、民族、传媒、受众等社会文本。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巴赫金、汤普森（E.P.Thompson）等人是他们共尊的理论领袖。

学者们对“文化”的解释，以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格尔茨主张从符号学和象征性上来理解和使用“文化”的概念。他说：“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在他看来，文化是一种意义结构的分层等级，包括行动、象征和符号等方面，文化解释就是解开一层层的意义，对日常生活中那些对他们已经具有意义的行动和表述进行描述和再描述。

新文化史学以新文化论为基本理论支撑，强调通过对权力、符号、话语、表象、仪式等的文化解释，来解读历史的内涵和意义。在史观上，史家将文化因素和文化解释放在历史的首要位置，从而表异于此前的经济基础或社会结构决定论。新文化史学主张文化是一种视角和方法，故其研究对象所含甚广，不仅指上层文化，更重视下层和弱势群体的文化，还包括习俗、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日常文化。从形式上看，新文化史学似乎回到了广义上的文化史学或文明史学，但主题和内涵又有所变化，它尤关注物质文化史、身体史、阅读史、微观史、性别史、言语史、旅行史、收藏史、表演史等领域。新文化史学不仅更新了传统文化史研究的思维方式和学术主题，而且引发了对文化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再思考，带动了一些学者尝试从文化视角研究政治史、社会史和经济史，进而促进了历史整体格局和结构的优化重组。

21世纪以来，一些中国学者对源自西方的新文化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就现状来看，尚处于追效和模仿阶段。目前所发表的学术成果中，多少存在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方法的现象，学术研究的原创性和本土化的问题意识有待加强。

余论：展望未来之路

当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进入了关键期，这既为文化史研究创造了社会条件，提供了创新的动力，又对文化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化史研究者有责任调整坐标，再次出发。

其一，以全球史的视野，重写中国文化史。

近代以来，西方学者掌握史学话语权，他们在世界历史叙述中并未予中国文化以平等的地位。他们所谓的人类文明、历史经验及其评价标准，带有浓厚的西方主义。全球史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念，它不再仅是围绕西方文明的命运来塑造和建构历史，而是主张以全人类（或者说不同文明共同体）的命运为主轴，来书写不同文化间交往和对话的历史。全球史与西方中心主义以文明的竞争和冲突为单一指向的历史学相比，补上了不同文明间融合、协同和共生的方面，历史叙述较以前趋于全面、平衡和客观了。全球史时代的来临，与现实世界中中国崛起的步伐基本一致，一些中国学者从中感悟到：西方经验不再是历史的绝对尺度。对于长期以追赶西方为目标的中国学界来说，这堪称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中国文化史研究者需要自觉调整坐标系统，重新确立中国文化的位置，重新评判中国文化的价值。中国的研究者不能以人蔽己，也不能以己自蔽，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天下”）之文化，由中国内部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和传衍而来，而且是亚洲之文化、世界之文化、全球化之文化，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互动和融合的产物。

全球史对于中国文化史学之价值，具体从概念史研究可见一斑。近些年兴起的概念史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但若想更上一层楼，除借用新文化史的理论方法，全球史的视角不可或缺。比如在研究路径上，从近代中国的问题意识出发，循流探源，既要上溯中国古史，又要到日本历史和欧美历史中去探寻，复由古希腊经近代欧美、日本，返回中国。这就意味着，既要从求真的角度考察这些概念在西方的起源和流变及其语境和语义，又要从致用的角度分析这些概念引入中国时的困境及其调适、变容和异化，然后从求其是的角度加以断案。就此而言，研究一个概念的历史，就是要研究一个概念的环球史。

反言之，全球史与全球化时代的区块链思维具有一致性，它要求不以西方为中心，当然也不能以中国主义自居。从全球史角度研究和书写中国文化史，有利于预防和规避自我中心主义。尤其在民族主义情绪浸染学界的当下，全球史对于矫正一些学者的“复古”“自大”心态，的确是一剂良药。

其二，接续传统，“复古求解放”。

中国文化史学之未来，取决于其本来与外来。然而，曾几何时，以创新之名，轻视传承，甚至杀鸡取卵。近年来，笔者注意到多位学贯中西、严于治学的著名学者，不约而同地呼吁年轻一代要走走回头路，补补课，重拾旧学门径。2017年8月，饶宗颐在《人民日报》发表《寄语中华文化之学》一文，着重指出：“我国在学术史上早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持之以恒的国学研究方法：辨伪、辑佚、目录、版本、校勘、训诂（文字、音韵）、考据、笺释等学。这些传统小学的研究方法，我看非常科学，合乎学术原理，绝不可丢弃，只有老老实实经过这些貌似枯燥的程式性工作，得出来的理和论，才会让人感到踏实，才会有真正价值，才会有说服力。”饶氏此言乃有感而发。据他观察，当下不少人以国学者自居，实际上大都忽略了传统国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乾嘉朴学方法。我们知道，欲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史，历史上的经典特别是儒家经典自是最为核心的文献，而欲读懂这些文献，仅靠当下的科学理论和方法，难以办到。因此，了解古人之治学门径和思维方式就变得必要。经、史皆然。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曾言：“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往往有一定的旧学训练，熟悉旧学的门径，他们倡导新学，实出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现实需要。此后的一代又一代学者，以新学开蒙，新上求新，往往缺乏老辈的旧学常识，更难说有多少旧学根底，故补上旧学的短板已不容缓。就文化史学的理论建设而言，欲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史通》《通典》《通志》《文史通义》等中国古代典籍不同程度地含有文化史学元素，值得大力发掘，深入研究，进而阐发出时代新义。笔者以为，目前多数研究者热衷于“旁采远西”，而不愿在“吾家旧物”上痛下功夫，这并不一定是源自学术研究的内在要求，倒很可能是受“跟风”等浮躁心态的驱使。“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中国文化史学的动力和前途取决于自身，尊重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而不是用西学来剪裁中国文化史，这应是建设中国文化史学的基本理路，也符合新时代文化发展的要求。而且，这一理路与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全球史学、新文化史学，并不矛盾。

其三，植根生活实践，讲述普通人的故事。

文化源自生活。如果把文化分为意义层和实践层，按发生时序，意义层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居于终端或上层，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近代以来，梁启超、胡适、钱穆等学术大家，都曾主张从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理解文化和文化史。当代学者李泽厚也曾在《历史本体论》一书中提出生活是历史的本体的命题。但长久以来，中国文化史研究者熟悉的是民族主义、革命史、现代化等大叙事的框架，而对个体的尊严特别是普通人的文化生活明显关注不足，未能真正将普通人视作历史的主人，去考察他/她日常生活的历史状态及不同个体的文化差异性。生活史正是弥补和充实一些文化史论著“空谈”的手段之一。

中国人对本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以为常，留下的记载特别是关于普通人的记载较少，故搜集史料有一定难度。这种状况近些年来大为改善。大型历史资料数据库的建设和外国人中国游记等域外文献的传入，特别是与普通人相关的日记、书信、笔记、回忆录、日用类书、民间契约、碑刻、地方志、小说、文集、报刊等文字材料和实物材料的成批量整理、出版和数字化，为研究历史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创造了史料条件。

实际上，近年来日常生活史已引起一些研究者的重视。文化史家可以借鉴社会史特别是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的成果。新文化史的“实践”转向，诸如阅读史、记忆史、收藏史、旅游史、身体史等，所叙述的主要是历史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微观史学所书写的也多是普通人的故事。他们不仅有一些优秀的作品可供参考，而且可以提供理论方法上的支持。当然，虽同以生活史为研究对象，文化史学与社会史学亦会有所区别。文化视角下的生活史、生活的文化史和人的文化生活史应是文化史学的着重关注点。在探索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在，揭示日常生活之常道，解读人的德性、修为和心灵世界，考察家风、家教和家训等方面，文化史学较社会史学有其优势和特色。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在当今自媒体时代，这句口号某种意义上正变成现实。新媒体不仅记录日常生活，为后人留下了生动、丰富的一手资料，而且成了普通人借以表达和传播日常生活史喜闻乐见的平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借助新媒体，生活史将会由古代帝王的“起居注”，变为今天平民百姓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文化史研究者不仅应探讨关系民族和国家复兴的“大历史”，而且应提供培养与之相适应的国民的“小历史”。笔者乐观地以为，因其讲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生活史很有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广受欢迎，成为文化史学的学术增长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