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最能反映历史的特点和民族的性格,也是学界最热衷的话题之一。目前,关于晚清文化方面的研究林林总总、成果颇丰,但笔者感觉其中缺少一些概述性的文章,使很多对此有兴趣的读者难以在全貌上把握晚清学术文化动向,以致影响了对这方面问题的进一步理解。

 在了解晚清文化的发展进程之前,先来大致看看整个清代的学术文化演进过程。

 一、晚清学术文化的基本原则有清一代的学术尽管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窠臼,但却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即对中国数千年学术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总结和整理,并且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呈现出进步的阶段性。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谈到清代学术时说过,“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 1 ] ( P25) ,所以清代学术发展可划分为以下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上起清朝开国,下至康熙末年,是对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整理和总结的重要时期。其学术特点表现为博大恢弘、通经致用、明道救世。代表人物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等。

 第二阶段包括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以乾嘉学派的学术成果为最高成就,在整理古籍、保存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但乾嘉学派折入追究名物训诂之精微的考据一途,背离了清初“经世致用”的初衷,改变了它原本具有的历史趋向,因而毫无生机可言。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钱大昕、王念孙等。

 第三阶段为晚清学术。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学术文化体现出“新”的特点。也就是随着晚清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晚清的学术文化内容也不断“由旧趋新”,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因素的结合,近代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文化,其基本内核就是与传统文化内核“伦理纲常”相对立的“科学”与“民主”。“中国文化内在结构的这一变化,是近代文化不同于古代文化的一个根本点”[ 2 ] ( P33) 。对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学术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有魏源、冯桂芬、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章太炎、孙中山等。

道光、咸丰间,国家多难,事变日亟,清朝统治面临内外交困的危局。在深重的民族灾难面前,尽管传统学术中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继续留存并发展,但均无力解决现实问题,学术文化对于社会的贡献似乎出现了断层。

 不过,“儒学生命力远不仅在它有自觉的道德理性,还在于它有能面向现实的改造环境的外在性格”,在危机之机,它总能构成“当时一股宏大的时代思潮,这种思潮上有渊源,下启近代,正是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3 ] ( P279)因此,内忧外患的双重煎迫引起了有识之士对时局的忧虑和深思,也要求传统学风的极大转折,使“中学”不再可能徘徊于传统学术文化的天地里,而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相结合,别树一帜,向正统派公然举叛旗也”[ 4 ] ( P59) 。

 因此,在这一重大转折时期,“救亡图存”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时代的特征也决定了“经世致用”成为晚清学术发展的主潮,从而使“经世致用”成为晚清学术文化的基本原则。

 明末清初,学术界出现过一股“以讲求实行、实证、实用、实效为主要特征的实学思潮”[ 5 ] ( P234) ,但后来由于清政府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和“禁教”、“防夷”的闭关政策,“使学术一时完全脱离现实生活”[ 6 ] ,清初学术文化的经世致用意识隐没不彰。

鸦片战争后,由于政治、社会情势的变化,僵化繁琐、无补于以实际的乾嘉汉学已越来越无法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再次转变学风、提倡入世致用已是势在必行。然而,道、咸间学术文化转向所逢时代已然不同,不但是“‘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也不但是“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更重要的是“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者工艺、次者政制??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 4 ] ( P59)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出现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的变化,打破了传统的闭锁的文化体系。由此看来,虽然“经世致用”和“西学为用”同样都是“经世”精神的表现,但传统文化的救世、经世思想已陷于困顿之境,迫使经世派转向西学寻求救助,从而使传统文化走上了迈向西方的关键性一步,实现了传统性的“经世致用”思想向近代“经世致用”思想的升华。

从整个晚清来看,救亡图存一直是社会发展的主题和各社会阶层所追求的目标,士人也不例外。

因此,“经世致用”便成为整个晚清学术文化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贯穿于晚清社会始终,从鸦片战争期间的地主阶级抵抗派,到向西方学习“器艺”的洋务派,再到向西方学习“政制”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最后到清末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无一例外。

 二、晚清学术形态演进满目疮痍的晚清,学术进程也呈现曲折复杂的特点。

 由于时代的巨变,传统学术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不断面临着新的生存危机,渊源深厚的中国文化终于在中外文化的激烈冲撞之下逐渐解体并重构。道、咸、同时期,正是乾嘉汉学一统不可避免地走向形式和内容多元化道路的学术思想变迁时期。伴随着复杂多样的学术发展过程,各种学术派别和学术思想纷纷出炉。不过,晚清学术形态尽管纷繁多变,但学术发展轨迹也并非无处可寻。概略地说,其学术文化的发展大致包括基本上是依次演进的四种形态,即“旧学”、“西学”、“新学”和“国学”,从这个过程中,晚清学术文化转型的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一)“旧学”。在近代学术史上,对于何谓“旧学”,或者说“旧学”的具体内容包括什么的问题,学者们见仁见智。尽管人们对此认识有所出入,但“在总体上对于判定旧学的标准却是一致的,即‘务实学’还是‘务虚学’”[ 7 ] ( P164) 。那么,根据这一判断标准,我们就可以基本廓清“旧学”的概念,即“旧学”是特指以科举八股、伦常名教为制度内容,以汉学、宋学、词章学为主要知识内容,此外还包括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之类等的学术文化体系。在晚清阶段,“旧学”又特指那些脱离了实际生活、不问现实的陈旧的中国传统文化。

 从本质上看,“旧学”是维系旧时代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文化规范。反映在思想观念方面,“旧学”实际上包括义利观、道器观、本末观等等认识。

但是处在鸦片战争后的变动的近代社会,“旧学”不仅远离社会生活和时代发展,而且有三大害:“一曰锢智慧,二曰坏心术,三曰滋游手”[ 8 ]。因此,一成不变的“旧学”再也不能担负得起维系社会、教化人民的功能,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彻底败给日本后,人们对于“旧学”的价值及其命运才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换句话说,甲午战争对于近代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它直接推动并加深了进步思想家们对于中国近代化道路选择的重新思考。

(二)“西学”。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经历了一场异常痛苦的历史变迁,这一变迁首先是近代知识分子在西方器物文化的冲击下产生的一种低级形态的“认同危机”,不过,也正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起了催化的作用”[ 9 ] ( P185) 。

“夷夏之变”和“用夏变夷”的坚冰逐渐融化,学习西方、引进西学成为鸦片战争后最先进中国人的追求。

面对中华帝国的衰败,最早清醒的一部分中国人开始行动了。魏源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位极重要的人物,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因此,“不愧为清代学术运动之启蒙大师”[ 10 ]。从此,向西方学习成为近代士人的旗帜,而“西学”便是先进的中国人首先学习和推崇的学术体系。

 “西学”实际上直接来源于鸦片战争时期的“夷学”,但从当时士人的眼光来看,“西学”和“夷学”又有很大的不同。“夷学”是清朝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体中用”基础上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夜郎自大式的蔑称;而“西学”则是晚清学术界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中的挨打和侵略者的“训导”之后,不得不正视他们眼中所谓的“夷学”,从而也算是对“夷学”的一种较为客观的称呼。

 “西学”一词在晚清学术中存在的时间虽然不短,但不同阶段或不同阶层的晚清学者心目中的“西学”内容却有所不同。最初,中国人在看待西方文化时,往往囿于已有的观念和思维模式,导致了对“西学”的一些错误认识,如当时的人们包括知识分子在内,都普遍将“西学”等同于“格致”,把它的内容仅仅概括为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洋务运动时期,早期维新派把“西学”的范围扩大至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后来,张之洞所支持和提倡的“西学”范围更是广泛,从益民智的原则设想,到兴学堂、广游学、译书办报、改革科举、开矿修路、设立农工商兵诸学等具体事项,均有所计划和实施。

 “西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它一方面激活了传统中学中的文化因素,使之与时代的变动相结合,形成主动追随时代进步的风尚;另一方面,“‘西学’本身的科学和民主因素也逐步纳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内,构成了晚清社会文化由旧趋新的基质,为晚清新学的出现创设了条件。实际上,到19世纪60 年代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西学”知识传播的深入和扩大,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逐渐地由传统型向近代型转变,开始逐渐地从传统儒学及其价值观念中解脱出来,面向社会和现实。

到70年代以后的洋务运动时期,向西方学习已经成了中国学术界的一种社会时尚。

 (三)“新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中国人经历了多次的战争失败和屡次的变革顿挫之后,才清醒认识到“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才由此引发传统中学的现代化重构。

 “新学”作为一个标示中国学术文化时代特征的词语,出现于19世纪末并流行于20世纪初,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近代形态,是“中国化了的东方版西学”[ 11 ] ( P218) 。它构成的要素有三点,即经学、诸子学和西学。[ 12 ]

 关于“新学”的产生,刘梦溪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曾说:“晚清新学实有两个脉系:一是由传统今文学而来的趋于政治化的新学,以康有为为代表;一是以直接译介、输入西方学术思想为职事的启蒙派新学,以严复为第一号人物。”[ 13 ] ( P22)通过对两个脉系的观察和分析,“新学”的基本内容逐渐显露出来,那就是从挽救中国和改造中国的主观理想出发,把“中西之新理”参合混糅,自融自通,为变法维新创建理论根据和实施原则。[ 14 ]( P118)“新学”的出现体现了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应变能力和与时俱进的特质,是中学现代化进程的第一个高潮期,从此启动了传统中学的现代转型过程。

但由于近代“新学”产生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之下,对于“西学”则处于无选择的地步,因而在“西学”的认识上不免肤浅、笼统。这些背景又使“新学”具有强烈的“功利性”,使学术本身变成了救国救民的手段,从而影响了学术自身的正常发展。

同时,在晚清时期,由于旧学正趋消亡,而新学还未形成,人心的无所适从和社会运行方向上的不明确性,又造成了近代新学的不成熟。

(四)“国学”。正当晚清学术界的“新学”思潮方兴未艾之际,挽救和倡导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暗流已悄然萌动并迅速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这股思潮就是20世纪初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学”运动。

 “国学”指学问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它兴起于20世纪初, 1920年代始盛。从广义上来看,“国学”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学术”[ 15 ] ,即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独特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而狭义上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就清末的“国学”而言,它正是对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在中西文化的交融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之所以能重振雄风,是由于19世纪末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当时,一批文化保守者面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危机,主张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借鉴西方文化的长处,以达到整理和振兴传统文化并最终拯救中国的目的。正如张之洞在当时所言,“若中国之经史废,则中国之道德废,中国之文理词章废,则中国之经史废,国文既无,而欲望国势之强,人才之盛,不其难乎?”[ 16 ]章太炎、邓实等人以“保存国粹”“复兴古学”为宗旨,组织国学保存会,编辑出版《国粹学报》、《国粹丛书》、《国粹丛编》等刊物,为这一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国学”思潮是在保护国粹的目的下,士人以较成熟的眼光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巨大的顿挫和痛楚后的醒悟和升华。

“国粹”派虽然极力倡言发扬传统文化,但并不否定西学的价值,甚至希望通过引入西学来维护传统学术的主导地位。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国学”运动的发起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走向起到了修正作用;对继承文化遗产,振兴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国粹”派不投机、不取巧、忠于信仰、知难而进等个人品格也给人们树立了榜样。[ 17 ]“国学”是走向新时代的起点,建设新型文明的资源。在“国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学术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从此,中国文化走上了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正确道路。其间,虽有一些波折,但总的方向并没有改变。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条件与文化主题与晚清社会已有本质的不同,在此基础上从事新型文化创造不可能是对传统学术的简单回归。但是历史是永远不能割断的,新文化的建设必须以传统为资源,否则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为“晚清学术文化是现代学术,甚至后现代学术的先声”[ 18 ]( P1)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今天高度重视晚清学术,揭示其价值并按照现代理念进行改造与重建,乃是理性的和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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