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体西用”与儒学自守

　　张之洞对晚清儒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致力于振兴儒学方面，更表现在维护和捍卫儒学名教方面，后者和前者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但又具有新的时代内容和特点。

　　甲午以后，中国学术思想界西潮奔涌，主张吸收西学、会通中西的思想成为时代主潮。甲午至戊戌时期，儒学界最具活力的是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它否定古文经，鼓吹孔子改制，“援西入儒”，并借经言政，导演了一场戊戌维新的活剧。张之洞也是这一时期主张儒学会通西学的主要代表，但他却与康有为等人不同，他虽然也提倡吸收西学，但却坚守儒学根本，固执名教，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学术思想的变化是在出任封疆以后逐渐完成的。与此相一致，他在政治上也转变为洋务派。促使张之洞实现转变的原因诸多，主要是时代逼迫的结果，从学术思想本身来看，则是其内在的“致用”精神的延伸。“致用”的纽带将“诸子之用”与“西学之用”并不困难地连结起来，同为张之洞所提倡。这一点早在《书目答问》中已露端倪。然而，无论是“诸子之用”还是“西学之用”，在张之洞那里归根结底都只是为维护王朝统治、振兴和捍卫儒学服务而已。其心腹幕僚辜鸿铭曾准确地揭示他这一深沉的思想动机：

　　“盖当时济济清流……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在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注：《清流党》，《张文襄幕府纪闻》，见黄兴涛等编译《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419页。）。

　　然而张之洞保国护教毕竟采取的是一种曲折的方式，他以封疆大吏的身份提倡西学，其影响所及，直接将青年学子拖出儒学殿堂，引向西学天地，所以连梁启超也承认张之洞在戊戌以前“依然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注：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选集》第835页。）因此，戊戌前他标榜“中体西用”，从社会效果和学界影响来说，主要成为接纳西学，因而潜在冲击了儒学的一面为社会所广泛接受的调和旗帜。因为他自己当时在把握“中体西用”原则时，实际上也并未能像后来那样判然轻重，而恰恰是作为“体”的儒学受到至尊至崇的“冷落”，这种情形从他创办的自强学堂、农务和商务学堂正式课程中不安排儒学，只规定利用空暇读经的做法，便可见一斑。

　　但是，张之洞提倡西学归根结底不过是手段而已，一旦他意识到西学直接威胁于儒学名教，便要起而捍卫。戊戌前夕，当了解维新派康有为以经学形式输入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提倡民权、自由、平等，并以此为理论依据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张之洞便赶紧与之划清界线。他一面告诫康、梁不要“固执”谬说，一面给追随康梁的报刊《时务报》和《湘学报》里的维新派施加压力，如“强令湘学报馆改正素王改制之说，自己认错”等。（注：谭嗣同：《致汪康年书》，《谭嗣同文集》第512页。）与此同时，他还“纠率许多汉学宋学先生们著许多书”，同康、梁等人争辩，对康、梁的学说进行驳斥。（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至“百日维新”前夕，他更亲自著成《劝学篇》，系统阐述其“中体西用”思想，极力强调“中体”，以捍卫儒学名教，“绝康梁并以谢天下”。（注：见黄兴涛等编译《辜鸿铭文集》第419页。）

　　张之洞指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底，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有不通西学者矣”。他主张“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之教之旨”，进而了解其它一些中国旧学，以此作为根本，“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27页。）这个“用”仅处于“补缺”地位，且必须“无悖于经义，无损于圣教。”在《劝学篇》的“教忠”、“明纲”、“正权”等篇中，张之洞明确排斥民权、自由、平等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及政治制度，以维护封建儒学的纲常伦理。他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甚至声称“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就在于有三纲五伦。从而表明了与康、梁等人在思维取向上的根本差异。

　　除了政治思想的背景之外，张之洞与康、梁的分歧还存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因素。他长期不满于疑经的今文经学即所谓“公羊学”的某些治学方法。在他早年所作的《读经札记》中，就有《驳公羊大义悖谬者十四事》和《驳公羊文义最乖舛者十三事》等文，认为公羊之学狂谬不通、歪曲经义的很多，在其晚年发表的《抱冰堂弟子记》里，他表白说：“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四十年前亦然，谓为乱臣贼子之资”（注：《抱冰堂弟子记》，《全集》卷228，第27页。）。张氏这种态度的形成与今文经学本身的特点和其在近代的影响是紧密相关的。今文经学讲求“微言大义”，形式灵活多变，加之又蕴含“三世”等变化学说，最为关心时局、主张变革的人们所青睐，因而今文经学的崛起和发展，便成为近代经学中最有活力和生机的一幕。从龚自珍、魏源抨击封建统治的腐败，呼唤“变革”，到康有为鼓吹“民权”维新变政，其对封建统治的冲击，一浪高过一浪，情形十分明显。另外，今文经学家一般都怀疑古文经，至康有为则发展到极至，他竟宣布所有古文经都是“伪经”。这对传统儒学冲击之大，可以想见。

　　不过，张之洞对于今文经学，也并非像他自己在戊戌及以后所表白、后来又为许多学者所认可的那样，一开始就极端厌恶。他这种学术态度其实也有一个发展演变、逐渐强化的过程。在《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二书中，可以看到，张氏主张调和汉宋，兼容陆王，却没有提及泯灭今古文经学的界线问题。他虽然也泛泛地谈到“公羊家师说虽多，末流颇涉传会”（注：《輶轩语》，《全集》卷204，第16-17页。），但强调的是通经义之难，而并无过分责怪之意。另外他认为“公羊家理密而事疏”，“左传家事详而理略。”（注：《輶轩语》，《全集》卷204，第16-17页。）也是各打五十大板，并不见有明显的偏倚之心。不仅如此，由于张之洞出身汉学门庭，且今文经学家治经多不分汉宋门户，主张不死拘文字贯通大义一点，与张之洞的经学主张也有共同之处。所以张之洞在“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中，曾将清代今文经学的始祖庄存与、刘逢禄及其健将龚自珍都列入“汉学专门经学家”一类，认为“诸家皆笃守汉人家法，实事求是，义据通深者。”（注：《全集》卷209，第39页。）在“春秋公羊家著述”目录里，他也列出了刘逢禄和龚自珍的著作，并且无任何贬词。在“国朝经济家”里，同样列入了龚自珍、魏源，还明显表露出推重其为学致用之心。此外，张之洞同意延请治今文经学的王闿运为尊经书院山长，和廖平保持了那么长久的师生之谊，这也都在在说明了戊戌以前至少是出任疆臣以前，张之洞作为一个汉学学者，从治学本身的角度考虑多些，并不曾对今文经学有格外的偏见。当然，这样说也并不排除张之洞对公羊之学某些治学方法一开始就有不以为然的地方，比如其“妄谈”经义，喜欢疑经，等等。公羊学家大多怀疑《周礼》，而张之洞则对《周礼》崇信有加，在《书目答问》的《周礼》目下，他便严正声明，“疑经者不录”。（注：《全集》卷209，第13页。）后来，今文经学在这一点上走向极至，在学界的影响也急剧增大，直接构成对名教的威胁，这才引起张之洞的嫉恨。

　　有趣的是，张之洞虽不喜欢今文经学，并嫉恨康有为的公羊学，他的门生中却出了一个极著名的公羊学家廖平，此人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形成，还产生过直接影响。

　　廖平是尊经书院的学生，从王闿运治公羊学。他受知于张之洞，颇得重爱，屡被拔识，于是“对张知己之感独深”。（注：廖幼平：《廖季平年谱》第53页。）以后凡有经学之作，无不送给张氏过目，据传张之洞以其发挥公羊学者有出格之论，每每严加告诫。梁启超曾说：“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廖平）颇知守今文家法。晚年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其人固不足道，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63页。）有人（包括廖平本人）甚至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竟是参照了廖氏的有关著作。这种观点及梁启超在此所提到的廖平晚年“受张之洞贿逼”一事，尚是学术界一大公案。但无论如何，康有为的思想受过廖平的直接启示，而戊戌时期廖平经学思想的转变又受到过张之洞的重要影响，当是不可否认的事实。1897年秋，张之洞通过宋育仁转告廖平：“风疾马良，去道愈远，解铃系铃，惟在自悟”，并命其改订经学条例，不可讲今古学及《王制》并攻驳《周礼》等。（注：廖幼平：《廖季平年谱》第53页。）可见这位声称多变的“六译先生”放弃尊奉今文经立场的经学第三变，恰恰发生在戊戌前夕，绝非偶然。

　　戊戌时期，张之洞曾作过一首题为《学术》的诗写道：“理乱寻源学术乖，父雠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并注释说：“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注：《全集》诗集四，第12-13页。）诗中的“刘郎”即刘逢禄，他是继清代公羊学始祖庄存与之后大张公羊学旗帜之人。在一系列专门著作中，他不仅宣称只有公羊学说才得孔子真传，传授公羊学派的学统方为儒学正统，还大力阐发以“变”为核心的“张三世”、“通三统”的公羊大义，对晚清公羊学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所以，张之洞追寻清代今文经学的学术来源时，放过庄存与，直谴刘逢禄，实乃明眼。当然，张之洞当时作此诗，急于表达对公羊学由来已久的嫉恨，也不无为自己洗刷干系的嫌疑。

　　那么究竟应如何对待《公羊传》呢？该传虽义隐难求、容易走火入魔，但毕竟属于儒家经典，总不能因噎废食的。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告诫青年士子：“春秋公羊传，止读孔广森《公羊通义》”。因为“国朝人讲公羊者，惟此书立言矜慎，尚无流弊”。（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32页。）孔广森乃孔子68代孙，所著《公羊通义》是清代继庄存与《春秋正辞》后第二部公羊学著作。在晚清，孔氏及其书并不为公羊学家们所重，一般都认为他“不通家法，其书违失传旨甚多”。（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14页。）但张之洞看重的是其朴学的治经方法，以及主张春秋三传平起平坐，抹杀今古文界线，指责何休阐发公羊“改制”说等为“不通”的经学观点，至于公羊传本身实有的内涵如何，早已不是他所要关心的重点。

　　惟其如此，张之洞并没有停留在只防公羊之学的流弊之上。他还处心积虑，进而提出全面的“防弊”主张。他说：“群经简古，其中每多奥旨，异说或以篇简摩灭，或出后师误解。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哀平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演其余波，实有不宜于今日之世道人心者，如禁方奇药，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19-22页。）由此他还提出：“诸经之义，其有迂曲难通分歧莫定者，当以《论语》、《孟子》折衷之论。孟文约意显又群经之权衡矣”。（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19-22页。）显然，这已不是一个求真治学者的研经态度，而是一个狂热“儒臣”的护教固经之举了。

　　出于对儒学名教的深忧，张之洞对诸子的态度也因之发生了变化。他一改以往偏重申说诸子学“致用”功能的做法，变为反复强调诸子学的弊端。在《劝学篇》中，他专做“宗经”一篇，规劝士子“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19-22页。）指出，诸子之学意在偏胜，因而各有偏失。不如“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时，言非一端，而要归于中正。”认为“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19-22页。）也就是说只要笃守儒学，信奉儒道，不学诸子也未尝不可。这就又将诸子回复到原来的最低学术地位。

　　不仅如此，张之洞为了防患，还煞费苦心地将诸子“最为害政”、“施于今日必有实祸者”，一一列举出来，认为“学老者，病痿，学余子者，病发狂”。其中他专门提到荀子，指出“荀子虽名为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恶，法后王，杀诗书（读隆杀之杀），一传之后，即为世道经籍之祸”。（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19-22页。）他特别强调，在诸子中，老子之学为害最钜，认为造成中华积弱不振，甘于愚钝的正是老学的罪过，而非儒学的责任。那误国误民的“大巧若拙”一语便源于老庄之学。

　　戊戌后期，更能体现张之洞沉重的儒学忧思的，尚在于他此时所提出的儒学“守约”主张上。张氏强烈意识到：“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再历数年，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则儒益为人所贱，圣教儒书浸微浸灭，虽无嬴秦坑焚之祸，亦必有梁元文武道尽之忧，此可为大惧者矣”。（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19-22页。）面对这一危局，他认为必须“设一简易之策以救之”，是为“守约”，即以简单易行的方式，守住儒学中最为精髓的东西。为此，他专门列举了以儒家经学为核心的各门旧学的“守约”之法。最后他“损之又损”，对资性平弱的人只嘱其读朱子的《近思录》，陈澧的《东塾读书记》，另加两本史书《御批通鉴辑览》和《文献通考详节》，以为“果能熟此四书，于中学亦有主宰矣”。（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29-30页。）

　　关于经学，张之洞的“守约”之法主要还是“通大义”。这时他讲“通大义”和出任封疆之前又有几点不同：以前重视“通”的学术途径，强调汉学的“考古”功夫，现在则认为“考古非要”了；以前讲“大义”只是泛论，现在则一一落实了。他说：“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如《易》的大义是“阴阳消长”，《尚书》的大义是“知人安民”，《诗经》的大义是“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春秋》的大义是“明王道诛乱贼”，《礼记》的大义是“亲亲、尊尊、贤贤”，《周礼》的大义是“治国治官治民三事相维”（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37页。）等等。这里，张之洞所概括的儒经各义是否准确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他此时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去作这样一种概括，实典型地反映了西学西力冲击之下儒学的悲哀。

　　此外，张之洞这时讲“通大义”和以前还有一点不同在于，他明确提出了一套自成一体的系统“通经”法式，即“明例”、“要旨”、“图表”、“会通”、“解释”、“阙疑”、“流别”的七条所谓“提要钩元之法”。“明例”指的是明经书义例，这是治经的传统方法；“要旨”指“今日尤切要者，每一经少则数十事，多则百余事”；“会通”指“本经与群经贵通”之义，“解释”指“先儒异义各有依据者，择其较长一说主之，不必再考，免耗日力”；“阙疑”指“隐奥难明碎义不急者，置之不考”，“流别”指的是“本经授受之源流，古今经师之家法”。（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31-32页。）这七条方法中，有的张之洞以前也曾谈到，甚至还嘱门人进行过尝试。如甲午以前，他嘱廖平纂“左传经例长编”，宋育仁纂“易例长编”等，即是经学“明例”之作。（注：见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7，第125页。）但如此完整地提出这七条治经法式，似属张之洞此时的发明。

　　戊戌以后，张之洞曾急切地四处找人，按照他所谓的七条方法组织编纂经书，1898年底，他曾托梁鼎芬电请广州的经学家杨惇甫，要其“择一二经先编明例一卷寄来”。（注：见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7，第125页。）至于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不过张之洞坚信，以这样的方法治经和读经，“浅而不谬，简而不陋，即或废于半途，亦不至全无一得。有经义千条以开其性识，养其本根，则终身可无离经畔道之患”。（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33页。）张之洞希冀在儒学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通过这种“守约”的权宜之策，暂时保存儒学种子，以待将来发挥光大，所谓“书种既存，终有萌蘖滋长之日，吾学吾书庶几其不亡乎！”（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31页。）一片保守苦心，昭然若揭。

　　张之洞声称，他的“中体西用”并非顽固保守之论，而是一种正确无弊的中西会通原则。他抨击康有为杂糅中西是一种“自扰”，“自扰者，令人眩惑，丧其所守”。（注：《劝学篇》，《全集》卷203，第48页。）而似乎只有他的“中体西用”说才是一种“自固”。为了论证“中体西用”会通方式的合理性与可能性，他特别从儒经中去发掘蕴含西学的“经义”。如他指出，《论语》里“敏则有功”，是“工宜机器，行宜铁路之义”；《周礼》“司市”，是“商学之义”；《论语》“教民七年，可以即戎”。是“武备学堂之义”；《中庸》“赞天地之化育”，是“西学格致之义”；《周礼》“土化之法，化治丝巢，是“化学之义”；《礼运》“货恶弃地”，是“开矿之义”等等。也就是说，现今西学里的自然科学及其应用，大都符合“圣经之大义”，“圣经已发其理，创其制”。（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45-48页。）这就不仅论证了儒经的高明，也劝化了那些不知迂回的顽固派们。从后一意义上说，张之洞此举实也不乏“托古”应世的味道。

　　与此同时，张之洞还通过对儒学的重新诠释，人为地排斥了其部分痼疾。他明确指出：“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涎之词章，非孔门之学也。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27页。）这种所谓“去芜留菁”的重新诠释，应当说增强了儒学适应现实的能力，并在一家程度上堵塞了当时抨击儒学者之口。所以连光绪皇帝也认为张之洞所言“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并令各省学官督抚对《劝学篇》“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厄言。”（注：《劝学篇》，《全集》卷202，第1页。）这样，张之洞所阐述的“中体西用”思想便正式成为清王朝最基本的文化政策和教育方针，同时也越来越成为封建士大夫捍卫儒学纲常的理论权威。

　　经过这一时期的斗争，戊戌以后，儒学内的今文经学派迅速走向消亡，宋学得以苟延，古文经学则出现了相对活跃的局面，这虽然主要是政局变化的结果，与张之洞的努力也不无一定的关联。戊戌时，张之洞为了保名教，对重纲常讲气节的宋学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强调，且由于过于重视“通大义”的缘故，也容易造成人们对汉学的轻忽之心，有的学者因此认为张之洞此时所奉的“正学”是宋学。（注：参见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第226页。）严格说来，这是不准确的。张之洞当时所强调的“正学”主要针对今文经学而言，除了宋学之外，还当包括古文经学在内。戊戌前夕，他特邀古文经学家章太炎赴鄂办《正学报》即是明证，只是由于章太炎与他政治见解分歧的缘故，其计划最终流于破产而已。

　　20世纪初，最为活跃的正统派古文经学家是孙诒让。他擅长《周礼》，喜欢以古文经论政，被公认为清学的殿军。孙诒让乃张之洞典试浙江时所取的名士，尊张之洞为师，与其交往不断。他曾将自己的《周礼正义》“长编数十巨册”，“隐托＠（原字角加思）礼，写成一帙”（注：孙诒让《周礼正义》序。）交给张之洞，而张之洞也十分推重他，在《劝学篇》里谈到治《周礼》时，张氏特别提到孙氏尚未完稿的《周礼正义》，叮嘱须看。后来，孙诒让著《周礼政要》，以古文经论政，气势颇壮，这与张之洞的奖掖和支持实分不开。1907年，晚清另一古文经学大师俞樾作古，张之洞曾专门致信给他的后人俞阶青，表示特别的钦敬和哀悼，并赞扬他“守朴学于经籍将息之秋”，“列儒林真无愧色”。（注：《全集》卷221，书札8，第31页。）可见其最终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古文经学出身。

　　戊戌以后，张之洞在实际行政中也严格按照“中体西用”的原则，致力于“曲线”维护儒学的事业，一方面他继续推行“新政”，并相继议废了八股，奏停了科举，视书院改制和兴办学堂为新政第一要务；另一方面又严定儒学课程，增加学堂学经时数（相对于戊戌以前而言），并禁止讲授“泰西哲学”，声称“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不必“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鹜数万里外之空谈”，（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全集》卷57，奏议7，第21页。）然而，八股时文和科举制度的废罢，不仅没有给儒学甩掉包袱，反而导致了“遽患”。它夺走了蝇营儒经者的进身之阶，剥去了士大夫的自缚之茧，使他们更快地抛弃儒学功课，倾心西学而去。这是张之洞所始料未及的。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废科举、兴学堂可能导致的对儒学的冲击，统治者内部也曾经普遍地怀有过疑虑。在说服当局采纳这一举措的过程中，不管张之洞的真实想法如何，他实际上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05年9月2日，他在与袁世凯一起上奏的那份著名的“请废科举折”中就专门强调，只要方法得当，废科举不仅不会有害于儒家经学，还可能因此“昌明”之。其奏折写道：

　　“或虑科举一停，将至荒经。不知习举业者，未必其湛深经术。但因科场题目所在，不得不记诵经文。又因词章敷佐之需，不得不掇拾经字。故自《四书》《五经》而外，他经皆束置不观。即《五经》亦不皆全读，读者亦不尽能解，是何与于传经？今学堂奏定章程，首以经学根柢为重。小学中学，均限定读经讲经温经晷刻，不准减少；计中学毕业，共需读过十经，并通大义。而大学堂、通儒院，更设有经学专科；余如史学、文学、理学诸门，凡旧学所有者皆包括无遗，且较为详备。盖于保存国粹，尤为兢兢。所虑办学之人，喜新厌故，不知尊经，则虽诸生备谙各种科学，亦仅造就一泛滥无本之人才，何济于用。应请饬下各省督抚学政，责成办理学务人员，注意经学暨国文国史，则旧学非但不虑荒废，抑且日见昌明。”【注：朱有◎（原字王加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111页。】

　　然而事实证明，张之洞等人的想法是过于天真了。科举废罢不到一年，他就看到了他“不忍见闻”的“种种恶风怪俗”：“有议请为罢四书五经者，有中小学并无读经功课者，甚至有师范学堂改订章程，声明不列读经专科者”等等。（注：《创立存古学堂折》，《全集》卷68，奏议68，第26-32页。）面对士人弃儒学就西学的“末流之弊”，张之洞“怵然不宁”，在国粹论的启发下，他终于想出挽救儒学的最后一个办法，即以特种学堂的方式保存儒学，创办专门的“存古学堂”。1906年，他在湖北首创这样的学堂，广集儒学图书，延请各门通儒为教员。翌年又奏请各省仿建。在《创立存古学堂折》中，他明确表示，“中国圣经贤传”等中国“国粹”绝不能“听其衰微，渐归泯灭”，而应该“宝爱护持”，以“延正学而固邦基”。（注：《创立存古学堂折》，《全集》卷68，奏议68，第26-32页。）一时间存古学堂遍布全国。然而这些存古学堂自身却是“腐败情景，日甚一日”（注：《学部官报》第58期。），他所寄寓的最后希望不能不随之破灭。1909年，心力交瘁的张之洞终于发出“国运尽矣”的哀叹，弃儒学和清王朝而去。他死后仅两年，清朝统治便土崩瓦解，儒学丧失了封建王朝的依托，从此永远失去了往日的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