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第65-75页

内容提要：

澳洲的发现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二次重要的欧洲人“地理大发现”。直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关于澳洲的知识，即使在欧洲也属于最新的世界地理知识。从汉朝至宋元的一千多年间，中国人的海上航线都是在太平洋到印度洋有限的空间内展开。15世纪明初起，中国人关于世界地理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而关于澳大利亚的确切认识，是晚清世界地理知识开拓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回应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清理清末中国人对于澳大利亚的想象和认识的线索，阐述晚清国人是如何通过自己对汉文西书和域外文献中获取有关澳大利亚的知识信息，揭示国人关于澳大利亚知识的主要来源管道，以及关于澳洲知识和信息是如何被创造、复制和改变的。在此基础上可以看出，晚清中国人通过关于澳大利亚知识的摸索和整理，开拓了对第二次“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地理知识的新空间，并建构了世界新图像的想象。

澳大利亚，亦称“澳洲”，是世界上与其他大陆距离最遥远的大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这个四周被广阔海洋环绕的世界上最小的大陆，一直没有能够进入地理学家的视野。澳大利亚(Australia)来源于拉丁文“Australis”一词，意思是“南方”。早在中世纪，欧洲人就曾在地图上绘制过一个他们想象中的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15、16世纪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人不仅知晓了欧亚大陆，而且也认识到在广袤的南半球海域，在非洲和南美洲之间，不会全然是大海，很可能还存在一个类似亚洲一样的大陆。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欧洲人虽然从马来人那里耳闻一些关于南方大陆的传闻，但由于那里并无出产，因此尚无探险家登上所谓“南方大陆”。欧洲地理学家对这个大陆的想象和猜测，也反映在16、17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的地理学汉文西书中。16世纪上半叶欧洲人发现了新几内亚岛(New Guinea，利玛窦译为“新入匿”)，证明了想象中南部大陆澳大利亚(拉丁语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的存在[1]344。从1606年荷兰人威廉·詹思(Wiillem Jansz，一译Wiillem Janszoon，1570-1630)在爪哇东航登陆约克角(Cape York)半岛起，到1688年，英国人丹皮尔(William Dampier)第一个登陆澳洲西北部，1699年他再次到达澳洲，1770年英国库克(James Cook，1728-1779)登陆植物湾(Botany Bay)，命名东澳洲为“新南韦尔斯”(New South Wales)并为英国所有，探索“澳洲”前后经历近两个世纪[2]6-16。

关于中国人对澳大利亚的早期认识，目前所知最早讨论者有方豪《十六七世纪中国人对澳大利亚地区的认识》(载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学报》1971年5月号)，但主要讨论范围在明末清初。20世纪90年代有余定邦《近代中国人对澳洲的认识与中澳早期交往》(《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和廖大珂《略论中国人对澳洲的早期认识》(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两文，前者讨论了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关于“墨瓦蜡泥加”的记述，提供了晚清中国人认识澳洲的资料线索；后者称早在唐宋时期中国人与澳洲有直接接触，宋元时期中国帆船已远航澳洲海岸[3]。但文中所述《诸蕃志》中的“女人国”和汪大渊《岛夷志略》中的“麻那里”等，系“澳洲”之说，未免牵强附会①。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中“中国和澳洲”一节提到了1879年出土于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的一株至少200年树龄的树根中有一道教老人像，但他也承认中国制图学至今未能提供有关中国与澳洲的早期交往的任何资料[4]588-590。中澳关系史方面较为系统的论著有澳大利亚学者安德鲁斯的《澳中关系史》(高亮等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侯敏跃的《中澳关系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刘文龙、赵长华与黄洋的《中国与拉丁美洲大洋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著述，但这些论著对晚明以来中国人对澳大利亚的认识，均语焉不详。

从汉朝至宋元的一千多年间，中国人的海上航线都是在太平洋到印度洋有限的空间内展开。15世纪明初起，中国人关于世界地理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而关于澳大利亚的确切认识，是晚清世界地理知识开拓的一个重要阶段。本文拟在回应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清末中国人对于澳大利亚的想象和认识的线索，尝试阐述晚清国人是如何通过自己对汉文西书和域外文献中获取有关澳大利亚的知识信息，揭示国人关于澳大利亚知识的主要来源管道，关于澳洲知识和信息是如何被创造、复制和改变的，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晚清中国人通过关于澳大利亚知识的摸索和整理，开拓了对第二次“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地理知识的新空间，并建构了世界新图像的想象。

一、梁廷枏、徐继畬关于澳洲的最初描述

明未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中未曾绘出澳大利亚，因为其时欧洲人的地理探险尚未及澳大利亚。欧洲启程的帆船在南下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再进入印度洋驶向亚洲，或从南美洲南端的合恩出发，西渡太平洋，再驶向欧洲时的航线恰好总与澳大利亚擦肩而过。因此，16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也就无法具备关于澳大利亚的确切知识。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写道：“南北亚墨利加并墨瓦蜡泥加，自古无人知有此处，惟一百年前，欧逻巴人乘船至其海边之地方知。然其地广阔而人蛮滑，迄今未详审地内各国人俗。”“墨瓦蜡泥加”是《坤舆万国全图》中所谓的“五大州”之一。但“墨瓦蜡泥加”并非今天所说的澳洲，很大部分还属于想象中的大陆。“墨瓦蜡泥加”是源自麦哲伦(Fernao de Magalhaes，约1480-1521)的译名，称其越过大西洋，经南美洲大陆和火地岛之间的海峡：“墨瓦蜡泥系佛郎几国人姓名，前六十年始遇此峡，并至此地，故欧逻巴士以其姓名名海峡地。”[5]艾儒略《职方外纪》在“墨瓦蜡尼加总说”中写道：

“先是阁龙诸人既已觅得两亚墨利加矣，西土以西把尼亚之君复念地为圜体，徂西自可达东，向至亚墨利加而海道遂阻，必有西行入海之处。于是治海舶，选舟师，裹糇粮，装金宝，缮甲兵，命一强有力之臣，名墨瓦兰者载而往访。墨瓦兰既承国命，沿亚墨利加之东偏纡回数万里，辗转经年岁，亦茫然未识津涯。人情厌斁，辄思返国。墨瓦兰惧功用弗成，无以复命，拔剑下令舟中曰：‘有言归国者斩！’于是舟人震慑，贾勇而前。已尽亚墨利加之界，忽得海峡，亘千余里，海南大地又复恍一乾坤。墨瓦兰率众巡行，间关前进，只见平原漭荡，杳无涯际，入夜则磷火星流，弥漫山谷而已，因命为‘火地’。而他方或以鹦鹉名州者，亦此大地之一隅。其后追厥所自，谓墨瓦兰实开此区，因以其名命之曰墨瓦蜡尼加，为天下之第五大州也。墨瓦兰既踰此峡，遂入太平大海，自西复东，业知大地已周其半，竟直抵亚细亚马路古界，度小西洋越利未亚大浪山，而北折遵海以还报本国。遍绕大地一周，四过赤道之下，历地三十万余里，从古航海之绩，未有若斯盛者。因名其舟为胜舶，言战胜周[风]涛之险，而奏巡方伟功也。”[6]144-142

这是目前笔者所见汉文文献中最早的关于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环游世界的记述，但是其中关于所谓第五大洲澳洲的记述显然是不准确的。《坤舆万国全图》在相当于今天澳大利亚处绘有与“墨瓦蜡泥加”相连的半岛，并标名“新入匿”，半岛上除列出“下地”“瓶河”“仙欧吴私丁河”“白峰”“美峰”五个地名外，还有一段文字：“此地名为新入匿，因其势貌利未亚入匿相同，欧罗巴人近方至此，故未审或为一片相连地方，或为一岛”[5]。而南怀仁的《坤舆全图》在此处绘有两个大岛，大岛周围还绘制了部分小岛，最大的岛屿标有“新阿兰地亚”“加尔本大利亚”“新热聂亚地”三个大地名，另外还标注了内得斯地、狮子地、额得尔地、圣玛利峰、玛嘴各尔河、纳扫河、相和河、巴大未亚河、急流、高地、伪峰、高峰、冒火山等地名，其实际面积比现在的澳大利亚要大许多。此大岛东面的岛屿标注有“新瑟兰地亚”，大致同今新西兰。周围的小岛有圣伯多罗岛、圣方济各岛、哥个的落岛、檐蝙蝠岛、输等岛、亚哩莫亚岛和高地[7]，较之《坤舆万国全图》的内容有不少增补。《坤舆全图》的最大贡献是将利玛窦“未审”之“新入匿”、“加尔本大利亚”(今译卡奔塔，在昆士兰与北领地之间)和“新阿兰地亚”(西部澳大利亚)等若干新发现地方，准确地画进了地图[8]。但其中大多地名仍很难与今地名对应，有些可能仍属于想象之地名，如狮子地、急流、高地、伪峰、高峰、冒火山等。南怀仁之后在地理学知识建构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乾隆年间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十二年(1767)，二度进呈绘制增补的《坤舆全图》。绢本彩绘的《坤舆全图》，图幅纵1.95米，横3.75米，采用球状投影法，东半球绘入亚细亚、欧逻巴、利未亚洲；西半球绘亚墨利加洲，东西半球四周绘有天文图19幅，反映了中国与西方国家测量地图的最新成果[9]。在该图四周的说明文字中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将利玛窦的“五大州”说改为“四大洲”，去掉了“其界未审何如”的第五大洲“墨瓦蜡泥加”。图中所绘的澳大利亚反映了17世纪以来地理探险于航海的最新成果，填注的地名有新窝河郎地区(即New Holland)、内地、圣伯多禄岛、圣方济各岛、铁门地、未特地、黑人地、喀尔朋大李亚等，在澳大利亚的东北方，画有新几鄂亚、录岛等，并已“将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的海岸线断开分画”[9]。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所说的“五大州”，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五大洲”，还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所绘制的世界地图及其解说，一方面给中国提供了“地圆说”和“五大州”的新知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清人关于澳洲的认识。如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李明彻的《地球正背面图说》，大多沿袭了利玛窦等人的叙述；1842年刊行的魏源的《海国图志》所载有关澳大利亚的情况，虽然也有部分来自玛吉士的《外国地理备考》、马礼逊父子撰写的《外国史略》等，但基本材料还是取自《职方外纪》。梁廷枏和徐继畬的地理著述、叶子佩和六严绘制的世界地图[10]，虽然利用了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提供的关于澳洲的新知识，但由于明末清初这些耶稣会士地理学文献的巨大影响，因此在材料的取舍上很大程度上仍受到这些汉文西书的某些误导。

中国人最早使用澳大利亚一名，并介绍澳洲地名由来和地理移民情况的著作可能是成书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梁廷枏的《海国四说》。该书序曰：

“万历以后，西人遵海远求荒僻，又得亚墨利之北，移人实之；既又沿沂而得其南，终更冒险以抵极南生火之地。虽不可居，而墨瓦蜡泥加之名，缘是起焉。”

《海国四说》声明利玛窦所述“墨瓦蜡泥加名”并不存在，所谓“第五洲为澳大利亚”，“此与利玛窦之称墨瓦蜡泥加洲不符”，考虑到“利玛窦之说传述已久，故仍之。”该书《兰仑偶说·卷四》第一次比较准确地陈述了关于澳大利亚的知识：

“澳大利亚洲(即西人所称天下第五洲者)，即墨瓦蜡泥加洲，自古不通人迹之处，兽蹄鸟爪，地野人稀，无君长、城廓、宫室、伦理者，亦听民驾舶徙家于洲之东、南、西三方。凡愿迁者，官资其费，而经其界焉。”[11]54-55

梁廷枏或许是汉文文献中最早使用“澳大利亚”一名，并明确将之视为“第五洲”的中国人，书中最早记述了有关澳大利亚的地理和移民情况。

1848年徐继畬完成的《瀛环志略》(又称《瀛寰志略》)也已有了关于澳大利亚更为详细的讨论，该书共十卷，卷一除了记述地球概况外，主要说明中国在亚洲的地理位置和亚洲的概况，卷二至卷三记述亚洲地理。卷四至卷七是记述欧洲的地理和历史，由北至南，由东及西分国记述各地概况。卷八记述非洲各国，由于当时非洲大多数地区属于欧洲殖民地，独立国家甚少，因此对非洲的历史沿革描述较多。卷九和卷十记述美洲概况。当时徐继畬没有把澳洲作为第五大洲，该书卷二记述“南洋各岛”“东南洋各岛”和“大洋海群岛”，澳大利亚被放在亚洲的“东南洋各岛”部分。称“澳大利亚，即泰西人《职方外纪》所云天下第五大州”：

“澳大利亚，一名新荷兰，在亚细亚东南洋巴布亚岛之南，周回约万余里。由此岛泛大洋海东行，即抵南北亚墨利加之西界。其地亘古穷荒，未通别土。前明时，西班牙王遣使臣墨瓦兰，由亚墨利加之南，西驶再寻新地。舟行数月，忽见大地，以为别一乾坤。地荒秽无人迹，入夜磷火乱飞，命名曰‘火地’，又以使臣之名名之曰‘墨瓦蜡尼加’。西班牙人以此侈航海之能，亦未尝经营其地也。后荷兰人东来，建置南洋诸岛，辗转略地，遂抵此土。于海滨建设埔头，名之曰‘澳大利亚’，又称‘新荷兰’。旋为佛郎西所夺，佛人寻弃去，最后英吉利得之。因其土地之广，坚意垦辟，先流徙罪人于此，为屯田计。本国无业贫民愿往谋食者，亦载以来，他国之民愿受一廛者听之。地在赤道以南，天气炎燥，海滨多平土。山岭高者不过三十丈。江河绝少，杂树荒草，灌莽无垠。鸟兽形状诡谲，与别土异。土番黑面，披发裸体，食草根山果，结巢于树，予之酒，一饮即醉，卧泥中，如豕负涂。男役女若畜，怒辄杀之。英人流寓者，垦海滨湿土，种麦与粟。草肥茂，牧羊孳乳甚速，毛毳细软，可织呢绒。现居民不足十万，每年运出之羊毛值银二百余万两。百物未备，日用之需皆从别土运往。英人于东境海口建会城曰悉尼，居民二万。捕鲸之船时时收泊，贸易颇盛。而流徙之户莠民，饮博荡侈，相习成风。流寓良民，亦颇染其俗。南境滨大南海，英人新徒人户已成聚落。西境亦创置一廛，在江河之滨。北境近赤道，天气酷热，产海参、海菜、燕窝，英人派陆兵驻守，以防侵夺。计澳大利亚一土，英人四境所耕收，仅海滨片土，不过百之一二。其腹地则奥草丛林，深昧不测。土番如兽，老死无往来。不特风土无从探访，即山川形势亦无由乘轺历览。英人谓此土虽荒旷，而百余年后当成大国。南海诸番岛当听役属如附属也，近命名曰南亚细亚。”[12]59-61

在介绍澳大利亚之后，《瀛环志略》还有今天属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的介绍：

“班地曼兰岛(一作地闽岛)在澳大利亚至东南隅，相隔一港，地周回约七八百里。土脉膏腴，五谷薯芋蔬菜，皆可种植。英人开垦已及大半，居民务农之外，兼捕鲸鱼。沿海港口甚多，贸易颇盛。”

之后是关于新西兰的介绍：

“搦日伦敦两岛，一名新西兰，在班地曼兰岛之东。幅员倍之。有高山插霄汉，顶上终年积雪，灿白如银。雪水消融，由涧壑分流而下，可以灌溉。土番黑丑，略知人事，有酋长，凶顽好杀，获仇则脔食其肉，藏其头以示武。其土极腴，宜麻谷蔬菜。英人买其土，徙户口垦种之，渐以耶稣教化其土人。捕鲸之船师至，以鸟枪绒毯易食物。土番健有力，鲸船间雇为水手。然不过数人，多则恐其生变。尝有鲸船雇土番数十驶海中，土番忽群起，尽杀船户，炙其肉而啖之。两岛别有佛朗西割据之土。”[12]62

由此可见，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言，已明确将世界分为五大洲和四大洋，而还是有些含糊地将当时全球分为“四大洲”，思路类似林则徐的《四洲志》。不过较之林则徐，他更进一步介绍了相当于今天五大洲地理学的内容。关于澳大利亚的认识表征着国人对于“五洲”认识，已经接近于现代世界地理学，对澳大利亚的描述表明了国人已开始摆脱明末以来关于“墨瓦蜡泥加”的想象，使“世界”在国人眼中呈现出一个比较清晰的面相。

在徐继畬《瀛寰志略》的记述中，虽然已有19世纪来华传教士或商人等携带来的地理新知识，但我们仍然可见混杂着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一些谬说，直到19世纪后期的阙名《新金山记》仍称：

“东南洋中有大岛曰‘澳大利亚’，即粤人所呼为新金山也。现属英国，始载于《职方外纪》，谓之为天下第五大洲。土地广大，为东南洋诸岛之冠。数百年前，为人迹所不到，野番兽处，亘古昏蒙。明时，西班牙王遣使臣墨瓦兰环海探地，既得亚墨利加两土，侈心不已，辗转西寻，忽见大地，以为搜奇天外，别一乾坤，不如地球圜转，已至亚西亚之东南洋矣。其地荒秽无人迹，入夜磷火乱飞，以是西班牙人虽得之，未尝经营之也。后荷兰人东来，即于海滨建设埔头，名之曰‘澳大利亚’，又称‘新荷兰’。旋为法兰西所夺，寻以穹荒弃之，于是始为英人属土。因其土地之广，坚意垦辟，流徙罪人于此，为屯田计，贫民无业愿往者，即载之来。他国之民愿受一廛者亦听之，久之遂成都会。”

文中也提及“新南维里斯英国总督驻扎于悉德尼，即粤中所呼‘雪梨’也”②。19世纪90年代出版的《湘学新报》中关于“古今州域不同，西人所谈五大部洲命名”时还说：

“澳大利亚一洲，本西班牙于前明时遣使臣墨瓦兰寻获之地，因以其名命之，曰‘墨瓦蜡尼加’。荷兰始更今名，英人又呼‘新金山’。西北实与婆罗洲南洋诸岛相值，次皆中西人民群居之地，贸易有无互通，非等荒杳无据之说矣！至其命名之故，则可存而不论。”[13]986-987

这些关于墨瓦兰(今译麦哲伦)对澳洲的发现等内容，还是沿袭着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和《瀛环志略》关于澳大利亚的一些错误的知识。

也就在徐继畬《瀛寰志略》问世的1848年，澳大利亚的詹姆斯·塔特在厦门买得成年人100名、童子20人，乘船抵达新南威尔士殖民区，开启了华人移民从中国直接来澳大利亚各地的大门。1848至1852年从厦门去悉尼的华人就达2638人，其中1438人是1851年运出的。年轻的澳大利亚和古老的中国开始了以苦力移民为纽带的联系，揭开了中澳关系的第一幕[14]4-5。

二、来自实地考察与外人的知识信息

晚清有若干国人到达过澳大利亚，关于澳洲的知识也有部分来自实地考察，如阙名1888年的《澳洲纪游》称：光绪十三年十二月五日(1888年1月6日)作者从香港转道新加坡出发，于光绪十四年正月九日(1888年2月8日)抵达“悉德尼”(今译悉尼，又名雪梨，系1786年正式同意将植物湾作为政治犯和刑事犯流放地的英国内务部大臣雪梨子爵Lord Sydney的名字)，称该“会城”在澳大利亚东南，“埠内居民十万余，街渠广洁，庐舍崇宏，英国设立总督于此，驻扎全岛，归其辖理，衙署营垒，制度恢廓。此外如博物院、繁术院、医馆、学塾，靡弗壮丽。名园别墅，游观之所，迤俪相属。各部创设绅房，治理政事，三之一由总督所遴选，三之二由民间所举授。西人多构屋山颠，参差栉比，遥望之有如燕翅鱼鳞”。正月十二日抵达“迷里奔”(今译墨尔本)，称其地“海滨泊舟，码头穹然高跨，亘若长蛇，登岸八九里始入城。城之东西依据山岭，以峰峦之高下为雉堞之参差。廛市繁华，街衢周广，商贾雨集，货物云屯，高车怒马，电闪飙驰，轰然如雷盈耳，络绎不绝”[15]。游记描述之生动给人一种如身临其境之感。

关于墨尔本和悉尼，《新金山记》中也有非常详细的实地描述：

“新金山产金之伙，生物之众，贸易转输之广，人民居住之繁，诚可称一大都会。旅人足迹所熟至者，为新南维里斯。英国总督驻扎于悉德尼，即粤中所呼雪梨也。特其地广袤数千里，现虽节次开垦，而犹未尽辟。”

其中也有关于澳洲土著人的信息，如称：

“有二三四人裹粮进入腹地，初则登山度岭，附葛攀藤。青峰碧水，时遇佳境。土人见之尽去，如鸟兽之避弋缴也，行渐远，则刺岩插天，欲前无路。但见绝壁下有巨蛇十余蟠结其间，约长五六丈，围可径丈余，昂其首，似作噬人状。西人大惧，以为此亘古未见之巨蛇也。发枪击之，如中木石。百计擒之，终不能得。后乃结巨网张而获其一，曳出，聚而观者日有数千人。其地土人极寥落，性最愚鲁，面色尽黑，如摩鲁隅人种类，蓬首裸体，所食仅树根、山果，巢木而居，几如上古穷荒之世。年来附近土人略晓英语，招其工作，颇尽力。而一饱之后，即复颺去。孤须少与之食，然闭置室中，三四日后即闷而求出。与之银亦不识多寡。盖山林野性，非复可羁而驯也。其远处土人尤凶恶，搏人而食。”[15]

这些内容或有来自实地考察以及实地调研的数据。

也有部分关于澳大利亚的知识信息是来自一些驻外使节咨询外人之后所得资料的整理，如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二日(1877年9月28日)，张德彝在《随使英俄记》卷六中系统整理世界各国的地理资料，其中写道：

“澳大利亚洲为天下至大之岛，在亚细亚之东南。东临太平洋，西倚印度洋。赤道南十度至三十九度十分，北京东一分至三十九度六分。计二千八百六十三万二千零九十六方里。居民二百七十五万名口。内分五府：曰‘牛埽穗’(今译新南威尔士——引者注，下同)，曰‘威克兜立亚’(今译维多利亚)，曰‘坤似兰’(今译昆士兰)，曰‘南澳’，曰‘西澳’。地面为咸海沙漠，惟四面临海，地脉肥饶。土产金、银、铜、铁、黑铅、白铅、锡、煤、水银、茶、烟、糖、碱、葡萄、黍、麦、牛、马、鸡、羊、棉花、皮革、牛角、羽毛等。初于公历一千五百四十年(即明嘉靖十九年)，为葡萄牙人觅得其地，然开垦地少。后于一千七百七十年(即乾隆三十五年)，经英国航海船主库克到彼泊船，始遍得其地。继而掘矿开窑，设立一切。”

之后还介绍了位于澳大利亚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岛[16]470-471。张德彝关于1540年葡萄牙人发现澳洲(应该是指新几内亚)以及1770年英国库克到达澳洲南部的信息，是当时欧人关于澳洲发现的若干新看法。

清朝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赴任后不久即称赞欧洲“风教实远胜中国”[17]580，光绪三年(1877)三月郭嵩焘在参观英国Royal Kew Garden时，注意到其中有很多物产来自澳大利亚。光绪四年四月二十日(1878年5月21日)，他专门就澳大利亚的问题咨询过澳洲总督“哲尔威斯”。澳洲总督“哲尔威斯”告知：

“澳大利亚凡分五部：东曰‘魁英斯兰得’(今译昆士兰)，曰‘维多里亚’，曰‘纽苏士威尔士’(今译新南威尔士)；其中土曰‘苏士阿尔[斯]得里亚’(South Australia，今译南澳大利亚)；西曰‘苏士得尔恩阿斯得里亚’(Western Australia，今译西澳大利亚)。英人于此设四总督，驻扎‘苏士阿尔斯得里亚’。”[17]579

四月二十二日(5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再次记录了从“哲尔威斯”处获得的“新金山”资料：

“言其地东西亘三千英里(合中国九千里)，南北二千余英里(合中国六七千里)。维多里亚一部最小，然已倍于英伦。总督所驻苏士阿尔[斯]得里亚。则已四倍法国疆域矣。其土人制皮为衣，已亦[有]袭西洋衣服者，然日见稀少。性嗜酒，所饮火酒，多患渴死，禁之亦不从。是以其地旷土为多，西北尤荒芜。”[17]581

也有驻外公使将耳闻之资料与中国行政制度加以比附，如薛福成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就曾指出：“观各国设官之意，颇有与中国暗合者。如英法义比等国办事，亦各分厥部，每部设一尚书”[18]289。光绪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1890年8月10日)卷三介绍澳大利亚的政治建制时称：

“盖英属新金山共有五省，均设总督、巡抚、布政司及水陆提督。其各埠各岛已经查看者：曰‘纽所威路’(今译新南威尔士)，曰‘雪梨’，曰‘纽加士’，均属‘纽所威路省’；曰‘域多利亚’(今译维多利亚)，曰‘美利滨’(今译墨尔本)，曰‘叭拉辣’，曰‘仙大市’，即大金山。曰‘咇治活’，曰‘汪加拉打’，均属‘域多利亚省’；曰‘衮司伦’(今译昆士兰)，曰‘庇厘市槟’，曰‘洛坑顿’，曰‘勃大啤’，曰‘麦溪’，曰‘坚氏’，曰‘波得

亦有关于澳洲的资料来自西人著述的译本，如1880年汪凤藻译，丁韪良校订《富国策》的卷一“论生财”称：

“澳大里亚之草田，向以牧羊为息，然往往贵皮而贱肉，以皮之为物轻，易于输运；肉则居人稀而食之者少，又不便贩运，故弃之无可惜，与英国之贵肉而贱皮，正相反也。自金矿开而工人云集，户口大增，羊之肉顿贵，即牧羊之息顿厚。盖草不加肥，而利则加厚矣！”[20]

1903年作新社译出美国白雷特著《澳洲风土记》，该书是作者的澳洲游记。共分十九记。一记游西德亚及钮客斯特尔、二记树、三记游牧、四记澳洲人民原始、五记禽兽、六记游密伯昂城、七记金矿、八记埃乃城、九记达斯马尼亚岛、十记新西兰、十一记亚克兰岛、十二记新西兰矿源水源并火山、十三记南岛、十四记费几岛、十五记新卡特尼亚岛、十六记檀香山岛、十七记克乐火山、十八记疯人岛、十九记太平洋群岛。全书大约15000字，《新学书目提要》称该书：

“备述形胜，亦及琐俗，虽逊于立温斯敦《黑蛮风土记》之详，亦尚简明有要。按澳洲全境属于英吉利，其中分为无数小国，每国各有一长以执其政，有事则请命于英皇，然自主之权犹未尽失，各设长官，各立议会，略似地方自治之规模，惟各国分据疆土，法律既殊，货税亦异，而政策遂以不同，其志士忧之，乃创为联邦之议，自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设立澳洲连合协议会以考察其政俗，务使划一，各帮合力以期，渐收自立之权，历十余年，其间几经摧折，卒于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合诸联邦而建一政府，邀请英皇以自后凡澳洲事若不关于英国者则不必闻于英廷云。以各国殖民地论之，其制度之完密盖未有过澳洲者，盖其民种本属白人，故能力所呈无殊母国。无锡薛氏《海外文编》曾著《澳太利亚可生人才说》，谓其地虽近赤道而燠度不过盛，终有异才特生，观于联邦之举而信其言之先识也。”

该书的编者还从人口发展和亚洲移民的角度提出：

“又闻澳洲土地未尽开垦，四隅之境已具横由，而中央各区尚待人力，其全洲地势之隩与其草莱之功，盖类我之琼州。此书所纪亦云内地泥土干燥，非如沿海之肥美滋润，易于种植，故至今未辟者尚多，是其明证。而日本人之徙于澳洲者年约三四千人，闻多于沿海各州以采取珍珠为业，则府海之利尤宏，异日中国移民之图，当以是邦为最合矣。阿非利加一洲距欧罗巴为近，既任欧人开之，澳洲距亚细亚为近，其未竟之业固将有待于亚人。近世列国之中盛传天演之说，若以争存之理言之，此亦无竞之术也。”[21]514-515

这些来自外人关于澳洲的知识信息，同样帮助了中国人一方面建构其关于澳大利亚的想象，同时也包含着将此一新开辟的土地与中国“琼州”的比较，以及如何使中国移民在澳洲拓展“未竟之业”的联想。

三、《澳大利亚洲新志》及其增订本《澳大利亚洲志译本》

清末关于澳大利亚知识最全面和最为准确的记载为《澳大利亚洲新志》及其增订本《澳大利亚洲志译本》。《澳大利亚洲新志》为吴宗濂③、赵元益④同译，元和江标辑刊入“灵鹣阁丛书”第四集，有清光绪中元和江氏湖南使院刊本。本文所据为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丛书集成初编》本，即据“灵鹣阁丛书”本圈点，与《使德日记》和《英轺私记》合刊。该版本1985年还为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编入《丛书集成新编》第89册。

《澳大利亚洲新志》全书不分卷，通过若干小标题将全书分出若干段落。分境界、幅员、地面高凸、水利、天气、草木鸟兽、民数、教务、学校、耕种、牧养、出产、地产、制造、商务、河道·铁路·电线、各种大城、掌故。后附录：澳司脱拉拉齐、荅斯马尼、新西兰奴浮尔第奈(一名巴布亚)。

如“境界”称：

“澳大利亚，在南洋各岛之东南，以此与亚细亚洲分开。西边有尖角，其形直削，在京师西经三度二十二分五十八秒。澳大利亚之东，有一凸角，曰比隆。”

“幅员”写道：

“澳洲为地球最大之岛，较法国十四倍，得欧洲五分之四，其地分五属地，彼此不相牵制，各有自主之权。其中最大者曰西澳洲(Western Australia，以下英文名均为引者所注)，凡二百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万启罗迈当(“启罗迈当”今译“公里”，系法文Kilometre的音译，后文“迈当”今译米，为法文metre的音译)；曰南澳洲(South Australia)，连北地并算有二百三十三万九千七百五十三方启罗迈当。曰魁唔司伦特(Queensland，今译昆士兰)，有一百七十三万零六百三十万启罗迈当；曰奴浮尔加尔第西特(New South Wales)，有八十万零零七百三十方启罗迈当；曰维克多利亚(Victoria)，有二十三万七千六百十方启罗迈当。澳洲陆地之形平整有山，其四周之边，断者甚少……海湾海口等，为数不多，其南边靠西，形弓弯，名曰澳洲大湾……近太平洋一边之海岸，景致甚佳，有山阜树林牧场等，东北边船只不易弯泊，因海中多暗礁也。海口最大而深者名闸克森，其内有城，名曰昔得内(Sydney，今译悉尼)。又又有一海口，名但尔凡，系在北地界内，又有一海口名非里泼，内有迈拉波尔纳城(Melbourne，今译墨尔本)，又有四小城，一名挨得赖以得(Adelaide，今译阿德莱德)，一名白里斯排唔(今译布里斯班)，一名纽手揩司尔，一名弗勒莽脱尔。”[22]1-2

“地面高凸”：

“澳洲为一极大之山，其高亦寻常，其边窄而不甚高，近太平洋一带，其地多山而沃饶，树木颇多。热带上之天气，因有海风而温和。如欲入山，山虽不高，颇属不易。自山而下，又至一山，豁然开朗，别有一境。其中有几条山带，孤立而形小，穿过其山，自东至西，或自北至南皆有之。另有数角，草木遮蔽。有块树胶树成小林。澳洲内地有五分之四无植物与人迹，地面俱干，只有枯草，又有刺人之小树，无江湖，无兽。所有佳地可耕种者，系在山麓及海滨。……澳洲之东南角最高，其山之极高者，名澳洲阿尔魄斯，又名蓝山(西名孛峦)”。

Blue Mountains，也称“布鲁山脉”。

“水利”：

“地近赤道，内地平坦，山不甚高，少云雾，并无冰雪，因有此数故，并合天气甚燥，河形极微，最低处在洲之东南。该处有瀑布，有爱尔湖……只有一条大江，名曰墨尔累江，长约一千八百启罗迈当。面积有七千兆法顷，可行小火轮”⑤。

“天气”：

“澳洲数处之地势，城邑水道之形，可定澳洲之天气。沿海一带，有益于养身，百度寒暑表向未至一度之下，在日光中升至八十度。阴凉不过四十度，其热气虽在热带，而为海风所吹和，雨稀，惟每下一次甚大。至于内地天气，迥不相同，大火炉风，空气干燥，雨少竟无草木，故不能畜养兽族。”[22]3

“草木鸟兽”记述道：

“澳洲植物，种类不少。树木内有槐树与香胶树。此树有高一百五十迈当者，较旧金山最高之树更高。无有矮树，有枝之树甚少，叶暗而不茂。禽兽之种类亦不甚多，所有者大半为澳洲之本产。兽身有袋，其名曰‘刚古罗’，又有哇尔尼·多兰格芒米否鸟，声不善鸣，羽毛甚肥泽发光亮，式样颇多。”[22]3-4

“槐树与香胶树”显然是指澳大利亚最常见的按树类，桉树是世界上最高的树种之一。“兽身有袋”的“刚古罗”，即袋鼠，西方人一般称大袋鼠为kangaroo，“刚古罗”可能是汉文文献中第一次出现的袋鼠译名。“哇尔尼·多兰格芒米否鸟”，可能是指在澳洲形状像鸵鸟的“鸸鹋”，“哇尔尼”可能是“emu”的发音，“多兰格芒米否鸟”是否系该鸟的学名“Dromaius novaehollandiae”的不准确的音译？待查。书中没有提到树熊(Koala，今译考拉)。

“牧养”部分介绍澳洲绵羊产业：

“羊为澳洲最大之生意，共有六十六兆头。奴浮尔加尔第西特，其数最多，有三十八兆头。……大半之羊为西班牙之种，毛极细软，其数多以为最。”[22]6

“掌故”部分有比较详细的澳大利亚发现史：

“公历一千五百零七至一千五百二十九年之间，澳大利亚，为葡人所寻得。惟是考究明白，实在一千七百二十年，在爪哇京城之荷兰人考究得之。自一千六百零六至一千六百四十四年内，荷兰人在北西南三处海边，详细履勘，水手内之考究甚精。推为有功者名阿背尔·带司门(Abel Jansz Tasman，今译塔斯曼，1603-1659)，知西边荒野居民之凶悍，贸易之清淡，因此立属地之意，迁延不就，靠太平洋一边胜于前言之三面，人俱不知之。科克于一千七百七十年，始泊船西南角，所有东南之海边，尽行认出。自好户角(Botany Bay，今译植物学湾)至牙京克角(York Bay Peninsular，今译约克角半岛)，遂全属于英国，名曰奴浮尔加尔第西特(New South Wales，今译新南威尔士)。近今一千八百年以后有法国之水手名罢代，又有一人名弗来西奈，亦往海边四周游历察看。英国第一次欲立商埠在一千七百八十八年，在罢带里海湾，惟是察看该处方知不佳，故又换至南边。另择一海湾名曰‘萨克逊码头’(Port Jackson，又译萨克森埠，今译杰克逊港湾)。其择地之人名曰昔得内(Lord Sydney，今译悉尼子爵，即1786年正式同意将植物湾作为政治犯和刑事犯流放地的英国内务部大臣雪梨子爵)，初次在该处设埠之时，又犯罪作苦工者七百五十七人，英人二百人，另有管理罪犯之人住在该处。今只能以游历著名最有功者称述之。罗森伊(Lawson，今译罗森或劳森)是第一人，穿过蓝山，爱文司(George Evans)与屋克司累(John Oxley，今译约翰·奥克斯利，1785-1828)，行过麦加里(Macquaire River，今译马夸瑞河或麦夸里河)及辣克郎河(Lachlan River，今译拉克兰河)，和浮尔余没行过维克多利亚(今译维多利亚)西方一带，至非里勿海口；阿郎甘奈扛行至暮尔敦海湾；沙尔司达脱(Charles Staurt，今译史托特)行过大林(Darling River，今译达令河，或道林河系)，及墨累·米赛尔(Murray)走西边沿海之山内，有多次极为尽力。伯爵司脱齐里几(Count Paul de Strzelecki，今译斯特尔泽莱斯基伯爵，波兰探险家)考究澳洲阿耳魄司山内之可瑟司可山(今译科修斯科山，为澳大利亚最高山峰)，拿勒哥里兄弟三人考究西澳洲之土地又十五年之久，召唔爱尔(Edward Eyre，今译埃尔)行过都伦士湖(Lake Torrens，今译托仑斯湖)与爱尔湖(Eyre Lake，埃尔湖)，里特微格(Friedrich Leichhardt)、来沙尔行过魁唔司伦特(今译昆士兰州)，从暮尔敦海湾至爱星敦海口，后殁于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今时尚有许多游历之人，找寻澳洲各处，内有讲究地学者，又有专寻牧场者。……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寻得金矿。澳洲由是兴旺，麇聚多人，至今有愿常住澳洲者。又有从前犯罪充军之人，或其子孙，其民分为二种，各不相涉，得金矿以后，失业之人一拥而来，又有想发财之人，几乎天下之人聚焉。该处居民之旧俗因此不变，众人俱想得金矿，故从前分开各不相涉之意，渐化而无。自彼时起，生齿日繁，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又三十万人，今有三百余万人。”[22]8-10

文中所谓“科克”，即著名的航海探险家库克(James Cook)1770年4月由其担任船长的英国船来到了南太平洋，船上有一些科学家，他们此行的任务是到塔希提岛进行天文观测，然后进行探索南方大陆的计划。1770年4月20日黎明，当库克指挥的船向北行驶，看到了澳大利亚大陆东南海岸的山丘和树丛，这是欧洲人第一次见到南方大陆的东海岸。4月29日他们发现了悉尼港南面的植物学湾(Botany Bay)，之后沿着东还，海岸继续向北行使到大陆东北沿海的大堡礁一带，由于船触礁而不得不在今天的昆士兰州北部的库克镇停留两个月。继续沿着东海岸前行来到“牙京克角”，即今译约克角半岛的北部顶端，然后自东至西穿过托雷斯海峡到达爪哇岛上的雅加达，再横渡印度洋，绕过南部非洲的开普敦，经过大西洋回到英国。

《澳大利亚洲志译本》是《澳大利亚洲新志》的增订本，收入胡祥鑅辑《渐学庐丛书》，增订者沈恩孚⑥。《澳大利亚洲志译本》一卷中有“今据远帙条最其文，录而存之……丁酉初冬恩孚自志”。据此，该书应该完成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同年刊印。该书不分卷，但是通过若干小标题将全书分出若干段落。第一节序言之后，依次为“志山”“志水”“志气候”“志动植物”“志民数(附诸教)”“志官政”‘志学校”“志农(附牧羊)”“志工(附矿产)”“志商(附轮船、铁道、电线)”“志邑聚(附游历)”。最后为“澳司脱拉拉齐附志”。序言部分总体介绍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地据南洋群岛东南洲之西，有尖角，其形直削，在京师西经三度二十二分五十八秒，东一凸角曰比隆……全洲大于法兰西十四倍(译自法文故云然)得欧洲五分之四，地分五属，各有自主之权，最大者曰西澳洲，凡二百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万启罗迈当；曰南澳洲，合北地凡二百三十三万九千七百五十三方启罗迈当。曰魁唔司伦特，凡一百七十三万零六百三十万启罗迈当；曰奴浮尔加尔第西特，凡八十万零零七百三十方启罗迈当；曰维克多利亚，凡二十三万七千六百十方启罗迈当。陆地平整有山，其四周宽广……海湾海口可屈指计，其南境偏西处若弓弯，曰澳洲大湾……东濒太平洋之海岸有胜境焉。山多而沃饶，林木畅茂，东北境海中时有暗礁，泊船者畏之。其海口最大而深者曰萨克森，内有城，曰昔得内(即悉尼)……全境人迹所未经者尚三分之一。内地无植物人迹者五分之四，地可耕者仅山麓海滨，得全境十四分之一。”

接着也有“志山”“志水”“志气候”“志动植物”等，内容在《澳大利亚洲新志》基础上有新资料的增补。如“志学校”：

“诸国学校之制，有初学塾、大人塾、妇学塾、中学塾、太学院，有官立塾、官助塾、民立塾，其建学广，故其兴民智也。锐洲中官设大书院凡三，一建于昔得内(今译悉尼)，一建于迈拉波尔纳(今译墨尔本)，一建于挨得赖以得(今译阿德莱德)，其所课之业，为诸学最。入此学者，亦有差等，类中国生员、举人，以欧洲诸国所名者名之。其等学塾随地取给，公费不属国家，独初学塾，不问操何业者必入学读书，或其父母不令读教门书者听。当光绪十年(公历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又启蒙学塾五千八百四十四所，男童凡二十八万六千一百十三人，女童凡二十六万七千零七十八人，男教习五千六百七十四人，女教习六千二百十六人。(西国无男女贵贱，七八岁皆入学，至十五岁为小成，西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每百人中识字者。德国约九十四人，美国约九十人，英国约八十人，法国约七十八人，俄国约十一人)。”

如“志邑聚(附游历)”称：

“始探获洲地者为葡萄牙人。时值明正德嘉靖之间(西一千五百七年至一千五百二十九年当正德二年至嘉靖八年，迄国朝康熙五十九年，西一千七百二十年)在爪哇京城之荷兰人始详考得，实计自明万历十四年至国朝顺治元年(1606-1644)荷兰人在北西南三边勘地甚密，其有功者曰阿倍尔打司稔知西边荒野居民凶悍贸易稀少，以是不遽立属地，而地濒太平洋处白种人犹未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有科克者，始泊船西南角得尽识其东边之地，自好户角至牙京克角，遂全属英吉利，名曰奴浮尔加尔第西特。”

该篇补充道：

“嘉庆五年(1800)以后有法兰西人弗来西奈及船工罢代，亦游历洲境之四周。英吉利之初，议立商埠也，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既相度罢带里海湾不合，别择一湾于南境，名曰萨克森埠。其择地之人曰昔得内，故今有昔得内城，初设埠时仅作苦工者七百五十七人，英人二百人及管理罪犯者居之。”

这是指1788年英国海军军官阿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率领的“第一船队”，于1788年1月到达澳大利亚。菲利普首先在1770年库克船长考察过的“罢带里海湾”(今译植物学湾)登陆考察，但对于这个平淡不奇的圆形港湾不满意，即所谓“相度”而“不合”，于是来到植物学湾北面的“萨克森埠”(Port Jackson，今译杰克逊港湾)。这是一个天然良港，首批登陆的欧洲居民一千多人(包括七百多名囚犯)之后，菲利普立即就任澳大利亚第一任总督，宣布称澳洲大陆的整个东半部为英国属地，命名为“新南威尔士”[23]28。最后为“澳司脱拉拉齐附志”，主要讲述新西兰的情况。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洲新志》及其增订本《澳大利亚洲志译本》，是近代中国人对澳大利亚整体图像的第一次把握，两书所据的原本，或参照的蓝本为何书，值得进一步研究。两书的编译者和增订者都是江苏人，且都曾活动在上海，并各自有西洋和东洋的游学经历，赵元益大于吴宗濂18岁，后者署名在前，可见主要的口译资料者是吴宗濂，赵元益担任的是笔述润饰的工作；增订者沈恩孚小吴宗濂7岁，与赵元益堪称两代人。清末前后几十年间，沪上广泛的异域信息资源和海洋文化的城市特征，是否对他们关注新兴的澳洲有着某种联系呢？我以为是一个很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世界图像，首先是人们对地理空间知识的把握。这种把握包括了对这一地理空间中“人的世界”的把握和“物的世界”的把握。如果说，明末清初的中国学者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和南怀仁的《坤舆全图》及《坤舆图说》等来了解第一次欧洲人地理大发现的成果，是对郑和下西洋所遗留下来的关于世界地理知识的丰富和新的开拓；那么，清末国人对澳大利亚的想象和认识，则是通过部分实地考察记录所获取的来自中外学者的各种信息，以及部分知识来自对海外人士的咨询，更多的信息还是来自19世纪初以来外人撰写的有关澳大利亚的著述，通过国人的摸索、研讨获取的信息，从而完成了对第二次世界地理大发现的了解，建构了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知识的新认识。

与明末清初由利玛窦、艾儒略传入的欧洲人关于欧亚大陆、北非南非以及南北美洲的知识不同，也不同于晚清英国和美国知识在中国的介绍主要依靠类似西方传教士裨治文《美理哥合众国志略》和慕维廉《大英国志》等史地论著⑦，有关澳大利亚新知识的开拓，清末主要是由中国人来承担知识传输者的主角。在国人完成对第二次世界地理大发现的认识过程中，19世纪初以来西方新教传教士等携带来的有关澳大利亚的新知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世界地理新知识的介绍，纠正了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地理学汉文西书的若干偏差，“澳大利亚”也成为新学文献学家如梁廷枏、徐继畬等利用新输入的西学地理新知识，修正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所述“墨瓦蜡泥加”的错谬的重要途径之一。认识了澳洲，对五大洲才算有了真正完整的认识，地球的视野也大大拓展了。在传播有关澳大利亚新知识方面，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在士大夫阶层的认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4]76，76，19世纪开始有大量中国侨民移居澳洲“种地开矿”，19世纪50年代淘金热所引发的华人赴澳大利亚采掘黄金，不能说与之全无关联。1900年11月至1901年5月，梁启超还将澳大利亚四州作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基地。星轺使行人员和澳洲的游历者也贡献了他们的知识信息，地图学家使原有的地球的形状获得了更为精确的表述，文献翻译家也注意从环境的角度介绍澳大利亚的地形地貌、植物动物、气候农业、制度教育等信息，这类丰富的数据积累，对于20世纪初世界地理和区域类型的地理著述的撰写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澳洲在原有所知的亚洲、欧洲、非洲和南北美洲之外，又提供了新一种地理类型和文化类型，这些生动的游记和译著资料，为没有加入澳洲探险的中国人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资源。梁廷枏、徐继畬等早期西方民主思想的宣传者和郭嵩焘、薛福成等早期欧洲民主政治的考察者，以及吴宗濂、赵元益、沈恩孚等澳大利亚译本的编译者，注意从环境的角度介绍澳大利亚的地形地貌、植物动物、气候农业、制度教育等信息。由于澳大利亚是欧洲人第二次世界地理大发现的产物，因此，中国传统地理学文献以及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汉文西书中都没有其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方面的确凿材料，不管是零星的澳洲政区划分知识的介绍，还是系统的政治制度叙述，或有从殖民地的角度述及澳大利亚，似乎都有将关于澳洲的讨论放在西方民主政治的采取与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模拟，以及如何使中国勃兴与强盛这样一种语境下⑧，其所隐含的深意，即优于中国专制统治的西方民主制度，可以在曾经仅仅是荒芜的澳洲土地上根植，当然就更有理由在文化丰厚的中华大地上施行了。

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知识的认识，从15世纪明初起，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郑和下西洋为主体的对东亚海域和印度洋以及东非的认识；二是由利玛窦、艾儒略传入中国的欧洲人关于欧亚大陆、北非南非以及南北美洲的知识；三是晚清引入的有关澳洲实地考察与外人所提供的大洋洲和太平洋的知识信息。第一阶段是东亚海域到印度洋地理知识的系统了解，第二阶段介绍的是大航海时代第一次欧人海路地理大发现的结果，而第三阶段传播的是世界史上第二次海陆探险发现的知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世界完整图像，是建立在欧洲人两次海路地理大发现的基础上。近代中国人正是通过明初以来三次世界地理知识的开拓，空间观念有了前所未有的空前拓展。澳洲在原有所知的亚洲、欧洲、非洲和南北美洲之外，又提供了新一种地理类型和文化类型，可以说，世界地理知识新空间的开拓，使20世纪初国人能够更进一步接受地球的多样性和世界文化多元性的叙述，而第三阶段中国人对澳洲的想象与认识，似乎回归了明初中国人认识世界地理知识的第一阶段，如同当年郑和下西洋及其随行人员完成的相关航海地理文献，国人对海外知识的主动追求以及撰写的汉文著述，再次成为开拓世界地理知识新空间的主角。

①近期有李兆良著《〈坤舆万国全图〉解密》称《坤舆万国全图》的作者不是利玛窦，而是郑和时代的作品，其中称中国人早于欧洲人首先发现了澳洲，将之称为“鹦哥地”，并认为西方地图中拉丁文“Australis”一词，原意是译自中国命名的“南方之地”，与“鹦哥地”属同一块大陆，而欧洲世界地图上的“鹦哥地”“南方之地”，均抄自中国的地图文献(台北联经出版社2012年版，第209页)。作者想象力颇为丰富，书中亦有若干富有启发性的推测和质疑，但结论尚缺乏确凿的资料依据。

②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上海著易堂本。王锡祺的《丛钞》从光绪三年(1877)开始编纂，1880年完成前六卷，1891年在上海出版；续编刊行在1894年，再补编完成于1897年。关于该书与认识世界的关系，参见彭明辉：《晚清的经世史学》，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256页。

③吴宗濂(1857-1933)，字挹清，号景周，江苏嘉定人。清监生，1876年入上海广方言馆，1879年入京师同文馆继续学法语和俄语。后接连追随刘瑞芬、薛福成等驻英法使馆担任翻译官。所著《随轺笔记》分记程、记事、记闻、记游四卷，对西方文化介绍记述颇详，其中记有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尤其珍贵。1897年回国在杭州担任译书公会的翻译，后任汉口铁路总公司总稽查。1901年在上海广方言馆任法语教习。1902年担任驻法使馆参赞。1903年随孙宝琦出使，任驻西班牙使馆代办，旋任湖北、四川、江南等省留学生监督。1904年任驻奥地利代办，后署外务部左参议、右丞。1909年奉派出任驻意大利钦差大臣。1912年改称外交代表。不久辞职回国，任外交部特派吉林交涉员。1918年当选为安福国会参议员。著有《德国陆军考》《法语锦囊》《桉谱》等书。参见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上海印刷厂1985年版，第204-207页；徐友春：《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12页。

④赵元益(1839-1902)，字静涵，江苏新阳人，举人出身，华蘅芳的表弟。他通晓中医，是藏书家。19世纪60年代来沪，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傅兰雅、林乐知合作译书多达17种。在工艺制造的应用技术方面，1879年与傅兰雅合译出美国阿发满有关铸造工艺的著作《冶金录》；在采矿工艺方面，1870年与傅兰雅合译出英国蒲尔奈的《井矿工程》，以及有关数学、工程学和军事方面的译书，其中尤以医书翻译为突出，计有《儒门医学》《内科理法前后编》《西药大成》《西药大成补编》《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法律医学》《济急法》《水师保身法》。参见赵璞珊：《赵元益和他的笔述医书》，《中国科技史杂志》1991年第1期。

⑤《澳大利亚洲新志》，第2页；墨尔累江即澳大利亚流程最长、流域面积最广、支流最多的水系墨累—达令河。根据最新澳大利亚百科全书，该河流全长为2700公里，流域面积为65万平方公里。参见沈永兴等人编著的《澳大利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⑥沈恩孚(1864-1944)，字信卿，亦署心罄，号渐庵，晚号若婴，江苏吴县人。14岁入县学，补博士弟子员。曾肄业于上海龙门书院，1894年甲午科举人，主张变法维新。旋执教于宝山县学堂，张君劢、张公权、金其堡等皆出其门下。清光绪二十年(1904)秋天考察日本教育，同年与袁希涛等倡议改上海龙门书院为初级师范学校，任学堂首任监督。武昌起义后入江苏都督府，任副民政长，旋任江苏省民政署秘书长。1913年“二次革命”后弃政从教。深研《说文》，通训诂之学，著有《戊戌读书记》《春秋左传地理今释》《春秋左氏传汉谊》《易学史》《沈氏艺文志》《渐庵东游记》《渐庵诗存》《渐庵文存》等。后人编辑出版《沈信卿先生文集》。参见徐友春：《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本)·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47页。

⑦关于上述两书的研究，参见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第四章、第五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⑧佚名《英国勃兴大略》：“英国天下莫强焉。欧罗巴、亚西亚、阿非利加、亚墨利加、澳大利亚羣岛，皆有属地，共三十五部，统计方里八千万里。天下未有如是之大国也。英国勃兴之大略己具于此，是亦详论国势者所当知也。”载《申报》1872年5月13日第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