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兼容求真与致用 

学术具有求真与致用二重性，本质是求真，而其价值体现又不能完全离开致用。“经世”与“致用”两者语义相近而重心稍异，“致用”泛指学术实用性，“经世”则是学术实用性在社会政治层面的体现。章太炎认为，“儒生以致用为功，经师以求是为职”。[i]他意在箴砭晚清儒学的功利色彩，坚守“求是”的学术理念。但事实上，历代学者（包括许多经学家）多少具有现实关怀，也比较讲求社会实效。清初学者顾炎武认为：“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ii]这就是说，孔子治学与伊尹、太公治理国家一样，都蕴含经世关怀。顾氏此说与源远流长的“诸子出于王官”论本质相通。古代学术既从王官而出，则其经世色彩不言而喻，儒学尤其如此。古代学术与政教不分，学术的实用性也主要体现在社会政治领域。晚清以后，声光化电等实学兴起，学术实用性更为宽泛。近代一些学者、思想家将开掘学术实用价值的取向统称为“经世致用”。清代汉学由乾嘉学派一味标榜“实事求是”，到清末已发展为“求真”基础上兼容“致用”。今文家及清末趋新的古文家多有这种倾向，而清末正统汉学家以传承乾嘉学派自任，高扬实事求是的旗帜，但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固守乾嘉学风，抵制经世致用。他们受经世学风濡染，多少也在讲求经世之学，只是表现形式较为隐晦。

俞樾主讲的诂经精舍一遵旧制，不象有的书院改为兼习子、史及西学。俞氏自称“诂经精舍则专课经义，即旁及词章，亦多收古体，不涉时趋，余频年执此以定月旦之评，选刻课艺亦存此意。”[iii]因他坚持“不涉时趋”，反对弟子章太炎参与维新活动，终致师生决裂。俞樾偏重考据，于义理之学所得不多，又少谈经世实务，但是俞樾对儒经的阐释和对经世实学的肯定又表明他一定程度认同晚清经世学风。

俞樾的《春秋》研究带有今文学的烙印。他认为“《春秋》一经，圣人之微言大义，公羊氏所得独多”。“盖孔子生当哀定之间，王者不作，诸侯放恣，欲著一经为后王法，而又以为託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于是因鲁史而作《春秋》”。孔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俞樾就此指出：“何谓义？即素王之法也。”[iv]俞樾对《春秋》的“微言大义”如“三科九旨”阐述不多，却一再认为：“何劭公说公羊有託王于鲁之说，学者多不信之，然《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春秋》为天子之事，则何氏之说固有所受之矣。”[v]俞樾接受董仲舒、何休等公羊家的说法，肯定“託王于鲁”、“素王改制”之说，把《春秋》看作经世之作，乃“属辞比事之书”，而“非记事之史”。这说明俞樾一定程度认同于儒学的经世内涵。

俞樾曾致信李鸿章：“吾人作秀才时，或侈言时务，或空谈心学，二者不无流弊。总以经史实学为主，省会书院，宜存贮《十三经》、《廿四史》及周、秦诸子之书，诸生中有笃学嗜古者，许其赴院读书，师友讲习，以求实学，或亦造就人才之助乎！”[vi]他肯定以经、史为基础的“实学”，他所谓“实学”仍偏重于考据研究，却也涵盖有关社会实务的学与术。俞樾为葛士濬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续编》作序，肯定经世之学的影响，并认为“士生今日，不能博观当世之务，而徒执往古之成说，洵如《吕氏春秋》所讥病重而药不变矣！”[vii]故他撰写的大量传记、序言中，表彰了冯桂芬一类经世隽才。他不反对青年后学研习有用之学，曾谓“吾邑有躬行君子曰童君啸泉，其居家以实行为主而不务名誉，其为学以致用为要而不尚文艺，古所谓君子儒也”。[viii]他并且认为，“夫士不通经不足以致用，而非先通小学无以通经”。[ix]同治及光绪初年，俞樾专注于儒经、诸子研究，而1880年代以后，俞樾逐渐关注“洋务”，撰有《自强论》、《三大忧论》、《海军议》、《御火器议》、《战说》等文。近人缪荃孙云：“先生训诂主汉学，义理主宋学，教弟子以通经致用，蔚为东南大师。晚岁忧伤时局，常语人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中学为体者，道也；以西学为用者，器也。’病中犹以毋域见闻，毋忘国本垂为家训。”[x]可见，自少至老，俞樾治学仍有一定的经世关怀。当然，俞樾认可的经世学风还相当有限，主要着眼于儒家入世的价值取向及学理上稍作变通，与投身于社会实务、甚至参与政治变革不同。

在俞樾长期主教的杭州诂经精舍，大多数士子专注经、史、词章，少讲经世实学，但他们对儒经的理解、阐释也涉及经世内涵。士子有关崇祀许慎、郑玄的习作写道：阮元创诂经精舍，延请名师，“晨夕讲诵其中，月试以文，则多碑纪策论诸体，未尝杂以时艺，大要以穷经致用为诸生勖也”。在他们看来，许、郑两先师之学也有益于“启学者之神恉，明天道，正人伦，……七十子之传，微言大义之不绝，于今者系乎是乎！”[xi]这种观念显然与乾嘉诸老不大一致，而受晚清经世致用及调融汉、宋趋势的影响。

同光之际，经世致用风气进一步弥漫于汉学领域。嘉道年间，陈寿祺主讲鰲峰书院时，院中“学规”有云：“儒者穷经，将以致用”。国家取士“不徒专恃讲章时艺，经解策问，尤使学者平日揬索典训，辨覈是非，讨论古今，通知时务，处可以立言传世，出可敷政而佐时也。”[xii]这就是强调士人在研习经史时艺时应兼重经世之学。同治末年，福建巡抚、扬州人王凯泰参照诂经精舍、学海堂办法在福州西湖书院设立“致用堂”，讲求经解、策论，后衍成致用书院。王氏认为，汉学有功于经学，但“往往迂拘而不适于用”，宋儒阐发义理“而空虚无实之弊，世又讥之”，像胡瑗那样“举经义、治事以教人”，则可以取法。致用书院学术上重汉学，也讲宋学。其《规约》云：“四部浩如烟海，……读经必观传注，朱子《论》、《孟》注，《学》、《庸》章句外，御纂《四经传说》，钦定《三礼义疏》固学者所当服习，《十三经注疏》颁在学宫，本以待高才嗜古者从事于斯。其中《毛诗》、《礼记》二经正义当先玩阅，次及《周礼》、《仪礼》、《左氏传》注疏，其余酌择观之可也。”[xiii]致用书院的教学内容与兼治汉、宋的书院相类。不过，王凯泰强调：“余惟圣人之教，期于通经致用。凡以天地名物之理，修齐治平之道，与夫圣贤之言行，古今之治乱得失，礼乐之名物象数，以至兵刑之法制，食货之源流，无一不于经籍中博考参稽，以求其故。”[xiv]因此，该院课艺除了考辨经史外，也不乏《汉武帝封田千秋为富民侯论》、《宋元祐诸臣论》、《续司马文正保身说》等论题。[xv]显然，以鰲峰书院为中心的福建士人经世致用学风较之嘉道年间有所增长。　

广州学海堂也一定程度讲求通经致用。继陈澧、桂文灿等经世学者之后，一些青年的学术认知也有此倾向。如有人认为：“《周礼》虽周公所作，实有监于古而作矣。其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xvi]有的云：“夫欲平治天下，每患夷狄盗贼，而此书于待夷狄、除盗贼皆能思患预防焉。”[xvii]在他们看来，《周礼》不仅是“佐治”之书，而且似乎对晚清处理“夷务”不无裨益。清末学海堂师生推崇通经致用的胡瑗，有赞为证：“汉宗经术，致用斯宏。宋重道学，阐理斯明。兼此二者，安定先生。有宋一代，理学盛行。及其流弊，语录争鸣。遗下语上，弃粗求精。经师排斥，古义变更。高谈心性，转涉冥情。迄无实用，半盗虚声。凡此流弊，尽悖先生。”[xviii]这种颂辞显然多少反映了学海堂既重经学，又求致用的取向。这也是梁启超、陈千秋等一批青年走出经生藩篱，投身于维新事业的学术背景。

清末湖南汉学家讲求经世致用的风气不次于理学领域。道光年间，岳麓书院设湘水校经堂，倡导汉学。校经堂专课经史，仿胡瑗讲学办法，分设经义、治事两斋。光绪初年，湖南学政张嘉亨认为，“所得士出湘水校经堂者为多，”数十年中，“伟人名业项背相望，顾皆出于布衣儒服，章句之儒通经致用，其成效亦略可睹矣。”[xix]当然不能说，湘学通经致用的风气均出于校经堂。湖湘理学一直是传衍、发扬经世传统的主脉，校经堂则是湖南汉学与经世学风交融的场所。在此氛围中，一些看起来十分正统的汉学家如王先谦、叶德辉也不同程度地讲求经世致用。王先谦认同曾国藩“孔门四科”的说法，肯定经济之学的重要性。光绪十一年，他出任江苏学政，撰《劝学琐言》以教江南士子。其内容涵盖经学、义理之学、经济之学、词章之学。他认为：“经济非可空谈，人苟心术不端，意气不化，虽才美如周公，只足以作恶偾事，能由正学生正识，以实心行实事，即绝大经济也。”[xx]他强调的“正学”主要是经、史、掌故，故奏云：“士子读书，经史百家，皆应究心，然必练习掌故，储为经济，斯称有用之学。”[xxi]这里“正学”的范围不免模糊、狭窄，但显然与乾嘉汉学家的取向有所不同。

随着经世思潮的发展，王先谦更注重经世“实事”。他认为：“世宗、高宗圣训，开示大义，为万世风俗人心计者至深且远，……奉为准的，则道学、经济、文章一以贯之矣。贺氏所辑《经世文编》及近日林文忠、陶文毅、曾文正、胡文忠、沈文肃、左文襄文集、奏疏宜熟观，皆切于时用者（曾、左书尤要，宜从其虚公镇静处留心，《经世文编》一书当有高才通识、博览群书者续为之，近人所续未佳也）。”[xxii]他对道咸以来的经世思想显然非常重视。甲午之后，王先谦更强调读书治学应经世致用，曾谕岳麓书院诸生：“士人读书，期于致用。近日文人，往往拘牵帖括，罕能留意时务，为太平无事时之臣民犹之可也，今则强邻逼处，列国纷乘，脧我脂膏，环顾几无所凭恃。……为士子者，若不争自振奋，多读有用之书，相与讲明切磋，储为国器，出则疏庸贻笑，无以励相国家；处则迂腐不堪，无以教告子弟。”他购《时务报》以供诸生传阅，期望士子讲求时务，以“备国家栋梁之用”。[xxiii]王先谦作于丁酉、戊戌年间的《科举论》一再指陈时文弊病，斥其“决裂横溃，其体已不能自立”，应当废除“制艺”，代之以“策论”，从而使士人“啬其精神，优其日力，多读有用之书”。[xxiv]戊戌政变发生后，文化复旧甚嚣尘上，他批评守旧者复“制艺”、停“策论”的“谀媚之词”，坚持以策论取士。[xxv]他曾支持维新派讲求实学、开通风气的举措，在主持岳麓书院期间，也改革课程，除经史外，兼设算学、译学课程，由考据经史而渐重实用之学。

王先谦的经世致用取向也体现在传统经、史之学。他治学的重心不在五经，而在子、史。他发扬乾嘉考据史学，作《汉书补注》及《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等书，集采众长，校注精恰。他任职翰林院和国子监期间，增订雍正以前五朝的《东华录》，并增修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后来又增咸丰、同治二朝，合称《十朝东华录》，是极具史料价值的“当代史”。他重视并研究《荀子》，虽与古文经学尊荀的传统分不开，但不无维护礼制秩序的意味。他也认为《庄子》并非所谓出世之书，庄子“贷粟有请，内交于监河，系履而行，通谒于梁魏，说剑赵王之殿，意犹存乎救世”。[xxvi]他撰《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等书都有鲜明的现实关怀。《日本源流考》探讨日本的政事学术和治乱得失的本源，以为中国之借鉴。《五洲地理志略》则荟萃了古今中外的史地图籍，绍述欧美主要国家。故叶德辉称王氏“治经宗两汉，论事以救时为先”。[xxvii]光绪三十四湘抚岑春蓂上奏朝廷，称王先谦生平著述20余种，“大都皆务实之学，有用之书”，将其《尚书孔传参正》、《汉书补注》、《荀子集解》、《日本源流考》四种呈奏褒奖。又云“王先谦以名世之才，蔚经世之作；本斯文之绪，衍斯道之传。功用甚宏，而关系甚大。”[xxviii]不久，上谕对王氏所著四种予以嘉奖，赏内阁学士衔。这一定程度反映了王先谦讲求经世之学的贡献。

叶德辉少谈经世实务，又攻击康有为等人的今文学：“若谓西汉经济莫不出于经术，东汉亦何独不然？”[xxix]在他看来，考据古文经同样可以讲求经济之学，而康有为等人阐发今文经的微言大义则怀有个人私欲。叶氏通经致用的范围基本囿于儒学，叶德辉肯定儒家的经世传统：“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此六经有用之效也。”[xxx]这种态度与晚清今文家并无不同。同时，他也履践自己认定的通经致用，曾谓“按通经致用，读书贵于知要，及门之士尝有所闻，康有为之徒至欲举天下之学问一扫而空，肆其言佛言天之毒。……鄙人一日在湘，一日必拒之，赴汤蹈火有所不顾。”[xxxi]这当然不是固守书斋者的言行，而反映其强烈的现实关怀。但因思想保守，这种致用误入歧途。

王、叶的学术认识对晚辈学者不无影响。王氏弟子苏舆认为：“孔子学主经世，故有辅治之用。……孔子用于鲁，齐人章章，归其侵疆。鲁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无敌于天下，安得削？浩浩之海济，楼航之力也。航人无楫，如航何？”[xxxii]他把孔儒之学当作治世之指针，认为“《春秋》行事，以儆切人生，故曰经世之书”。[xxxiii]他所看重的《春秋》“大义”也主要是“治天下之大义”。[xxxiv]这与乾嘉汉学家的认识和取向已有所不同。苏舆不仅研究儒经，而且编辑《翼教丛编》一类介入思想、政治斗争的书籍，这当然是以学言政的体现。

张之洞倡导经世致用的领域更为广泛。他指出：“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近人往往以读书明理判为两事，通经致用视为迂谈。浅者为科举，博洽者著述取名耳。于己无与也，于世无与也，亦犹之获而弗食，食而弗肥也。”[xxxv]他主张兼通汉、宋，而又讲求“经世致用”，曾谓“通经贵知大义，方能致用，义理必出于训诂，于是因训诂而事考据，因考据而务校勘，久之渐忘本意，穷本遗末，买椟还珠，与身心世务全无关涉，此汉学之流弊也。”[xxxvi]他批评清学流弊，也注重为士子指明治学途径。他强调“经学通大义”，而其具体内容则“《易》之大义，阴阳消长。《书》之大义，知人安民。《诗》之大义，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春秋》大义，明王道，诛乱贼。《礼》之大义，亲亲、尊尊、贤贤。《周礼》之大义，治国、治官、治民，三事相维”。[xxxvii]这显然与治国安邦相关，使“大义”落实于“致用”层面。

张之洞也重视史学的经世功能，认为“诸史中体例文笔虽有高下，而其有益实用处，并无轻重之别”。既然史学有益实用，则“读史者贵能详考事迹、古人作用言论，推求盛衰之倚伏、政治之沿革、时势之轻重、风气之变迁，为其可以益人神智，遇事见诸设施耳”。[xxxviii]其实，他所谓史学的“有益实用处”并不是没有轻重，他又说“史学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实，一典制。事实择其治乱大端，有关今日鉴戒者考之，无关者置之；典制择其考见世变、可资今日取法者考之，无所取者略之”。可见，他重视治国安邦之策，故认为虽有《资治通鉴》、《续通鉴》及《纪事本末》之类的书籍，“惟《御批》最为得中而切于经世之用”。[xxxix]这种认识与梁启超等人“新史学”讲求的经世价值相去甚远，却对士人熟悉的考据史学进行了新的诠释，表明正统士人治史观念更趋实用主义。20世纪初年，张之洞积极推行新政，开掘外王功业。在学术上，他主张保存古学，并创办存古学堂。他所谓“存古”，与国粹派一样蕴含深厚的现实关怀。为了寻求自强之术，张之洞拓展经世之学的范围，实际上把西学纳入其中。

清末汉学家思想虽有差异，学术风尚则出现了一些共同特征。这就是肯定学术致用的意义，未把它与求真理念对立起来。他们虽批评后世儒家、尤其是清末今文家经世致用的某些做法，却基本上没有否定其必要性。

最近有论者注意到张之洞、王闿运创办的成都尊经书院，指出该院士子有的积极入仕，但更多的不是这样。“甚至具有政治热情者也常对纯粹的儒学研究感兴趣”。洋务运动中诸如“经世”或“实学”等训练人才的口号“虽然也是四川尊经书院的显目词语，但四川士人赋予其新的意义，使之失去原有的政治关怀。这些口号用来为恢复该省的‘蜀学’服务。”张之洞、王闿运通过尊经书院而在四川引入汉学，使士子由关注“时文”转治经学。[xl]

中国幅员辽阔，注意学术流变的地域性无疑是有价值的。但是，尊经书院并没有超越时代共性，一则尊经书院与苏、粤等地书院教学宗旨并无大异，正如学海堂、湘水校经堂一样，士人既研究经史子集，又讲求经世致用，均是因时而变。本来，即使以经世学风著称的地区，专心经史的学者仍然不少，且颇有成就。而清末四川士子的学术气氛虽有所增强，但恰恰是在经世致用潮流中提升了自身的价值和地位；二则，尊经书院的士子虽有一定的学术成就，但很难称得上“蜀学”复兴，清末四川士人并没有专注于复兴传统的经史及文学，其经世致用的学术凭借多是新旧混杂的时务政论或一知半解的西学。

尊经书院最初由洋务派官僚、工部侍郎薛焕提出创办，实际经办并发挥作用者是张之洞及王闿运。他们对僻居西南、学术相对落后的四川书院采取的具体措施或有不同，教育主旨却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差异不大。张之洞创办的尊经书院与广雅书院、两湖书院属于一类。光绪二年，张之洞撰《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十八条，其办学“本义”是使全蜀“皆博通之士、致用之材”。又教导士子“定志”，而生徒“择术”范围则包括“经史、小学、舆地、推步、算术、经济、诗古文辞”等学问。当然，诸学之中，仍以通经为本，而“要其终也归于有用”。其中也强调摒弃门户之见，“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惟汉宋两家不偏废，其余一切学术亦不可废。若入院者抱一而自足，是此而非彼，误矣。”[xli]故四川尊经书院虽名“尊经”，却未专注于经。这里讲求格致、经济之学，重视通经致用，提倡兼治汉、宋。这是张之洞的办学宗旨，其《輶轩语》可为印证。他一再告诫士子应“讲求经济”：

  扶持世教，利国利民，正是士人分所应为。宋范文正、明孙文正，并皆身为诸生，志在天下。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周悉利病，此为根柢。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势事，方为切实经济。盖不读书者为俗吏，见近不见远；不知时务者为陋儒，可言不可行。[xlii]

张之洞显然以经世时务教士，而他教士的经世内涵比较宽泛，正如他所说：“读书宜读有用书。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三等。”[xliii]经世致用本有不同层面，士人致力的重心或有不同，却不限于纯粹训诂考据的范畴。这种色彩也体现在山长王闿运的教学实践中。

王闿运，字壬秋，又字壬父，据钱基博云：“壬父二字，刻篆文小印，颠倒之如文王二字，隐喻于素王之改制也”。[xliv]王闿运未必认同康有为那样的“新学”“改制”说，笺注《公羊传》也很少涉及时政，但他注重发掘《春秋》拨乱反正的思想，凸显以礼自治的意义，其经世取向是相当明显的。他早年究心帝王之学，却非治世能臣。按郭嵩焘的说法：“以壬秋之才之学，与之往返谈论，为益甚多，其偏颇处，择而从焉，非为害也。至于军旅大事，当择老成谙练、深悉机宜者，就而求益。”[xlv]王闿运在宦海中屡遭挫折，晚年转而撰著授徒，对河渠、海防、盐法及洋务活动等“经世之术”关注不多，但并非不问世事，中日甲午战争中，曾致函李鸿章，责其畏缩不前。他的《独行谣》、《盐井歌》、《圆明园词》等诗词也包含了对民间疾苦的关心。他在民国二年任湖南孔教会长则是担忧和拯救儒学命运的体现。王氏《湘军志》事实上继承了经世史学的传统，他曾致信友人，自称作《湘军志》是要步司马迁、陈寿、范晔之后，与《三国志》、《后汉书》相媲美。其徒杨度认为，王虽善作“志”“铭”文字，“然不如说经及《湘军志》成一家之言”。[xlvi]王闿运实为讲求经世致用的人物，正如支伟成所说：王氏“通经致用，悲天悯人之衷，自弱冠至旄期无一日而或息者，虽及门问学之士，朝夕相处，或莫之能喻也”。[xlvii]人们对王闿运的通经致用“莫之能喻”，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学术偏差。他的经世之学没有体现在实学层面，而延续了传统帝王之学。王、杨师徒的意识中，始终存在辅佐帝王的梦想。这或许是王闿运劝曾国藩叛清称帝，杨度热衷于“洪宪帝制”的心理基础。

尊经书院创办之初，薛焕即拟聘王闿运为山长，被王婉辞。直到1878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再请，王氏才入蜀授徒。王氏长尊经书院时间久，影响亦大，他以经、史、词章之学授徒，令其摒弃八股试帖等无用之书，但该院学生并没有专注于经史考据，生徒接受的学术思想也颇驳杂。丁宝桢重视读经的义理心得，曾谓“余尝至书院课士，必进诸生而语之曰：生等解经贵求心得，必得于心而后能有合于古，有合于古而后能有益于身”。院长王壬秋先生自记曰“今愿与诸生先通文理，然后说经，理通而经通”。丁氏认为：“旨哉斯言，诚后世说经者不易之准绳矣。盖汉儒籍章句以求古圣之义理，义理明而章句之学愈显。后人背义理以求显著之章句，义理晦而章句之病益深。”[xlviii]四川士人浸染于考据、义理、词章、经济等“孔门”诸学中，学术驳杂不纯，程度参差不齐。

从该院学生习作来看，无论是王闿运阅定的《尊经书院初集》，还是伍肇龄阅选的《尊经书院二集》，其中既有考经证史的纯学术文章，也不乏关于经济实学的时论。后者收录戴光、张祥龄、刘子雄、胡从简、方守道等人的文章较多，涉及的内容也包括盐政、水利、海防、铁路诸方面。光绪初年，戴光针对盐政专卖的积弊，提出了一套“驰峻法，裁冗官，除奸商，以澄清本原”的办法。具体措施则是在各盐场设征税机关，任商民自由贩运，而“罢一切督运之员，关津之吏，点验之役，巡逻之卒”，从而减少官吏中饱私囊，于是盐价平，国税增多，利国利民。王闿运认为此文“义颇持正扼要”。[xlix]刘子雄考察前代治河政策，又对分河而治的办法提出异议，认为“河徙非灾，河分为灾。后世因河屡徙，欲求九河故道，以分其执，是欲洪水其国而假以滔天之柄也。河不两行，岂诬也哉！”王闿运对该文的批语是“大话喧天，却有见地”。[l]中法越南交涉之际，刘子雄又对海防问题颇多见解，对被动的军事防守不以为然，提出“我之强弱，不在防而在战，不在战而在自治。惟自治乃能防，能战乃能防”。[li]他还提出：“今日之计莫若册刘永福为越主，以定内乱，出重兵以助其威，结英、普德以固邦交，与之协谋拒法，则彼窥海之念绝。杜彼蒙自之请，以戢其贪。”[lii]显然，这些时论不乏见地，继承了道咸经世学者的思想。但因僻处西南，他们对洋务活动还显得生疏，戴光的《铁路论》从六个方面陈述修筑铁路有弊而无利，反映了闭塞落后地区士人的浅陋。尽管如此，我们不难发现，尊经书院的生徒并没有专于传统经史之学，而是象苏、湘、粤、浙等地士人一样讲求经世之学，受晚清经世学风的濡染。

从实效来看，尊经书院使四川士子不再完全沉迷于八股试帖或讼狱扶乩，究心经史的风气较之清前期有所起色，但真正有造诣、有成就的学者仍不多见，明显逊色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王闿运迟迟不愿入就尊经书院山长之聘，至则强调诸生应先通“文理”，显然有感于四川士子文理不通、学术薄弱的状况。这样的基础上当然不会形成吴、皖、湘、粤那样蔚为壮观的学术气象。尊经书院的生徒中，可略分三种情形：

一是廖平、吴之英、张祥龄、胡从简一类经生，还有后来谢无量、吴虞那样趋新的学者。他们虽一定程度关注社会，但主要是学者。不过，他们在清末民初的学术地位不高。四川最重要的经学家廖平治学也流质易变，缺乏汉学的严谨精神，较之乾嘉学风相去甚远。该院学生多是略通“文理”之后到较偏远的城镇、乡村授徒为生，对“蜀学”的“复兴”作用不大。

二是主要作为政治、社会角色而出现的人物。19世纪末年，四川风气渐开，士人开始关心时事，参与社会活动，出现了维新志士杨锐、刘光第，立宪派领导人蒲殿俊，反清革命志士彭家珍为代表的一批人。这些人不无学识，给四川保守、闭塞的士风带来新气象，但主要不是学者，对恢复“蜀学”的生机作用甚微。

三是介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如宋育仁、骆成骧、张澜等人既有学问基础，又主要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其中最重要者或许是宋仁育。宋氏进士出身，曾以参赞身份出使英、法、意、比诸国，因其《采风记》、《时务论》对西方政教风俗的介绍而成为戊戌之际名噪一时的“新学巨子”。宋氏善于利用时势，1898年一度任尊经书院山长，也是清末名流。但是，宋育仁对新学只是一知半解，不久便陷入孔教运动而不能自拔。虽任山长，却于传统学术无多大成就，终究不是专门学者，而只是一位名声很大的社会人物。此外如骆成骧，虽是清代四川唯一状元，却主要是学术官僚，学术成就不大。总之，在19世纪，四川士人在学术上无足轻重，虽有少数人物因张之洞等人的影响而认同或参与洋务、甚至维新事业，但大体上较为保守。20世纪初年留学热潮勃兴之后，四川士人才开始赶上时代潮头，不少人由学而政、而仕，而这恰恰是经世致用思潮推动的结果。而且，这批人往往不像龚、魏、康、梁那样通经致用或通子致用，而主要依靠零碎的新学或西学，这种情形当然谈不到“蜀学”复兴。尊经书院作为晚清西南地区重要的书院，在“时势造英雄”的背景中确实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学生专注于传统经史之学者相对较少，也未能形成“蜀学”复兴的局面。

总的来看，清末正统汉学家发扬实证学风，但又基本认同经世致用潮流，注意学术的实用性，关注社会实务。这也是其学术趋新的标志。当然，清末正统汉学家的经世之学仍受到一定限制，他们发掘传统的经史之学缺少新意，实学范围也较狭窄。戊戌维新前夕王先谦谈及湖南新政云：“今国之急务在海军，民之要图在商务，朝士无论矣。草野二三君子，以振兴世道为己任，不思尽心实事，挽救阽危，而相扇以虚名，专意鼓动世俗。”[liii]他对维新志士的思想宣传不以为然，而重视兴办军事及工商实业、讲求工艺制造之学。紧接上文，王先谦所谓较中学“尤繁重”的“西学”也是指工艺制造等实学。这是他们对西学的认识，也是其经世实学的特征。张之洞创建广州广雅书院的宗旨颇能代表正统汉学家的主张：“院内课程，经学以能通大义为主，不取琐屑。史学以贯通古今为主，不取空论。性理之学以践履笃实为主，不取矫伪。经济之学以知今切用为主，不取嚣张。”[liv]戊戌之后，清廷令各地书院“讲求实学”，规定“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而张之洞治下的两湖、经心书院也在经学、史学、天文、舆地、地图、算学等课程的基础上，将“地图”一门改称“兵法”。[lv]这些经世实务与维新派及孙诒让、章太炎等人讲求实学的重心不无差异。

四     学术二重性及其根源

正统汉学家学术上具有明显的二重性：在某种语境中，他们对经世学风、西学、乃至汲取宋学不无微辞，带有守旧色彩。但就治学实践而言，他们又基本上认同晚清以来的学术新潮。具体言之，正统汉学家学术趋新主要不在汲取西学，这方面他们并未超越洋务派，更不会比维新派“新”。但对于传统学术的演变和调整，如调融汉、宋以及经世致用潮流，他们虽有批评，事实上却已经认同。这是正统汉学家学术趋新的主要体现。

为何不能象一些今文家那样在趋新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其中原因较显复杂，既有思想因素，又有学术执着，而是非高下不可一概而论。

这当然与他们的思想保守性相关。戊戌以后，经过兴办洋务和中西文化交流，晚清士人的思想观念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但大多不能接受激进的维新思想，不能逾越儒家伦理观念，新学术或新思想都只能在不悖儒学主旨的前提下被接受。正统汉学家对今文学的否定很大程度上起因于思想分歧。叶德辉指责康、梁“圣人之纲常不可攻也，假平等之说以乱之；天威之震肃不可犯也，倡民权之义以夺之。……然不托之救世则无以息天下之争，不出之讲学则无以动士林之听”。[lvi]于是，新旧学者因平等、民权思想的歧见而发生冲突。而平等、民权思想又落实于政治权利，故所谓思想冲突又多体现在政治思想方面。

这种保守性更有学术根源。正统汉学家深受古文经学熏陶，与维新派学者以学言政、变政显然不同。在维新派学者看来，经学的生命力在于变通，今文学最能适应通经致用的需要。皮锡瑞认为：张之洞的《劝学篇》“不取民权，缓开议院”均是正理，“惟诋公羊使乱臣贼子喜，与予说左氏使乱臣贼子喜适相反。闻此老好左氏，宜所见之谬也。其论学以小学训诂为先，施之今时，亦觉迂远。”[lvii]而正统汉学家多根柢于古文经学（个别人物如王闿运虽治今文，却偏重笺注，与龚、魏、康等人不同），又以传衍汉学的使命自任，维护汉学传统便是坚守学术理念及其正统性。清末宋学家朱一新针对调融汉、宋之势指出：“宋学之有宗旨，犹汉学之有家法，拘于家法者非，然不知家法不可以治经；好立宗旨者非，然不知宗旨不可以言学术。”[lviii]这反映清末学者维护汉、宋基本传统的主张。清末一些经史考据家成为汉学的象征，立身与存学混然为一，存学又为立身的根本。嘉道以来，一些人对乾嘉汉学提出批评，从而为经世致用、调融汉宋的潮流推波助澜。正统汉学家则不能容忍否定汉学的苗头，犹如王先谦复阎季蓉书云：

其（汉学）实事求是，使古籍而复明，微言绝而复续，有裨学术甚巨，如江河之不废也。┅┅考据之弊，小生曲儒失之穿凿破碎者有之。至谓其为世道人心之忧，以理推之，决无是事。今日士习非矣，然所谓奔走津要、荡无廉耻者，岂考据之学导之耶？[lix]

维护清学主流──汉学的价值，既涉及自身的利害关系，更基于维护一代学术传统。因之，他们对晚清偏离传统的学术新潮不无微词。

 “实事求是”是汉学的基本理念，受此熏陶的学者往往对学术新潮持谨慎态度。正统汉学家成为笃信、传承乾嘉学风的中坚力量，而今文家及一些兼治汉学者在这方面显然逊色。今文家之所以遭受非议，一定程度是因学术上主观臆断，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宗旨。叶德辉一再强调崇实黜虚，反对皮锡瑞等人宣传维新学说及西方宗教，他认为“中国政宽而教实，西国政实而教虚”。“维中西，莫如理政教。政何以理？曰求实；教何以理？亦曰求实。实则无空谈之病，而人心一矣。”[lx]他所谓“求实”主要指有关洋务的实事、实学，与乾嘉汉学家的“实事求是”内涵仍有所不同，但又沿袭了清代汉学崇尚实证，及嘉道以后讲求实学的路向。今文家着重于传播新思想、新观念，“以古开新”地释诠儒经，难免偏离本意，这更加剧了新旧学者的分歧。  

当时多数士人对西学知之甚少，这自然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学术视野，增加了学术保守性。王闿运的弟子杨度1899年的日记云：不能如时士那样动称西学，“治国之道，足食去兵，处乱之经，万世不变。先自治而后治人，内其国而外诸夏，稍知《春秋》者，必不为康氏之言。”[lxi]这种想法实际上反映了地方绅士的思想主流，也是维新派及自立军旋兴旋败的社会基础。“中体西用”把接受西学限制在“用”的层面，所谓“体”则不能完全逾越儒学主旨。这个“体”既指儒学的价值观念，也包括二百年来成为学术主流的汉学。叶德辉针对提倡西学的主张云：“夫《春秋》之所谓夷狄者，以其异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教也；今世之所谓夷狄者，则有黑白红棕之别而种类异也。《春秋》之教谓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正欲其进而同教耳。”[lxii]总之，在他看来，不能“夷化”而应该“化夷”。《春秋》的夷夏之防成为其否定康有为“大同”说，排斥西方学理的思想根源。

由于思想的分歧，由于学术传承的差异，正统汉学家虽基本认同于晚清学术新潮，却不可能彻底趋新，而带有一定的保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