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蔣廷黻是民國時期最重要的近代史學者，中國近代外交史由其開拓，中國近代政治史也因其“現代化叙事”發生了極大變化，深刻影響了一代學人。然而由於政治原因，蔣廷黻的學術影響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大陸悄然消失了三十多年，直至國門重開，蔣廷黻的學術漸漸被大陸學人所認知。一個學術史上的失踪者極大改變了中國近代史叙事模式、情節，最近二十年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些不一樣，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蔣廷黻當年所建構學術框架、學術方法。

在二十世紀晚期，蔣廷黻還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個“失踪者”，1949年之前赫赫有名的歷史學家，僅僅經過三十年的遮蔽，不僅從大眾記憶中消失，即便歷史學專業硏究者對蔣廷黻的印象也漸漸模糊。沈渭濱先生1999年這樣寫道：“現在的年輕人，對蔣廷黻這個名字，恐怕大多數是很陌生了。可是在新中國成立前，無論在學界還是政界，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學界，他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先後做過南開大學歷史學敎授、淸華大學歷史系主任，以主張史學改革著稱於時；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後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駐蘇聯大使、駐聯合國常任代表，1949年後又一度作爲臺灣外交當局駐美‘大使’。在國民黨政府的官僚群中，以‘知外交’聞名於世。”①
然而時移世易，在沈敎授說這番話之後僅十幾年，一度被籍籍無名的蔣廷黻梅開二度，成爲中國近代史硏究領域最受追捧的老一代歷史學家之一，通過對“中國知網”的檢索，可知關於蔣廷黻的硏究，呈逐年增長的趨勢：
2002年78篇
2003年126篇
2004年157篇
2005年193篇
2006年243篇
2007年247篇
2008年282篇
2009年288篇
2010年296篇
2011年344篇
2012年391篇
2013年394篇
2014年446篇
2015年388篇
2015年論文數量急劇下降的原因目前不太淸楚，但截至2014年的十幾年，關於蔣廷黻硏究論文逐年增長趨勢非常明顯。②
論文數量的增長反映中國近代史、中國學術史硏究領域對蔣廷黻的重視，而從讀書界的情形看，“蔣廷黻熱”似乎剛剛開始，他的那本僅僅五萬餘字的《中國近代史》被多個出版社不斷改換由頭一印再印，一會兒自詡“全本”，一會兒自稱“未刪節”，一會兒是“紀念版”，一會兒是“彩圖增訂”。如此繁多的版本一方面說明市場需求巨大，另一方面暗示着蔣廷黻作品的引進太過單一，他的許多東西幷沒有像胡適、錢穆那代人那樣，系統且全面在大陸再版。這是非常惋惜的。
最後的童生
正像許多硏究者所意識到的那樣，近代中國的所有問題都是因爲中西交通而引起，假如沒有西方人東來，沒有鴉片貿易，就不會有鴉片戰爭，不會有後來的變化，中國還會在原來的軌道上穩步發展，中國人還會享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令西方人羨慕的田園生活，恬靜優雅。然而，都是因爲西方人的東來，中國的一切都發生了改變。
對於近代中國的改變究竟應該怎樣看，這種改變對於中國來說究竟是好還是壞？一百多年來，史學家存在各種各樣的議論，相當一部分人認爲西方人的東來就是殖民就是侵略，就是對中國的傷害。然而也有一部分史學家不這樣認爲，他們從世界史、全球史的視角，從人民本位的立場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看法，建構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解釋體系叙事框架。這個解釋框架的提出最重要的取決於時代因素，是新時代、新世界要求歷史學家提出新問題、新解釋。蔣廷黻就處於這樣千載難逢的歷史轉折期。
蔣廷黻生於1895年，極具象徵意義。那一年爲甲午戰後第一年，也是《馬關條約》簽署的年份。假如說近代中國確有一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話，那麼這個變局的具體年份不是1840，也不是1860，而是1894-1895年。
1840年，是近代中國政治史的開端，先前幾百年的中西問題至此訴諸於戰爭。中國一戰而敗，開放五個口岸，擴大與西方的貿易，暫時緩解了幾百年不斷累積的貿易失衡。但是，1840年的戰爭，以及1842年的《南京條約》幷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西之間的矛盾，中國幷沒有意識到西方東來是一個時代的開始，更不存在向西方學習的問題。於是在五口通商不到二十年，戰火再燃，英法聯軍長驅直入，占領京師，中國與西方諸國就此達成《北京條約》，進一步擴大開放，南部中國自沿海各地至長江中下游流域，以及北方的天津、張家口、庫倫等處，均開放爲商埠。淸政府還就此同意與西方諸國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外交關係，互換公使。這是中國走向世界至關重要的一步，洋務運動就此發生，向西方學習，構建中國自己的近代工業，迅速成爲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
1860年開始的洋務運動意義重大，是近代中國現代化的起點，然而從大歷史視角觀察，這場運動依然不能構成中國歷史的重要節點，還不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因爲此時的中國盡管開始了學習西方的步伐，也打開了久已封閉的國門，與世界交往。但此時的中國幷沒有在西方強勢壓力下自怨自艾，顧影自憐，而是很坦然地學習西學之長，而不是像日本那樣囫圇吞棗，脫亞入歐，全盤西化。洋務運動時期的中國人眼看到後發的優勢帶來的好處，這些好處均是中國只變其末不變其本的結果，因而那時的中國人在經濟大幅增長的事實面前，更不願意像日本那樣進行改革。因而此時的洋務運動還不能構成重大歷史節點。
三十年經濟增長毀於一旦，1894年一場局部的可控制的戰爭讓中國人猛醒，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中國人幷沒有怨天尤人，更沒有記住仇恨，忘記敎訓。知耻而後勇，中國人在迅即踏上維新之路，向日本學習，重構一個近代國家，這才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開啓，一個全新的工業化時代由此開始，而工業化必然帶來的社會變化、政治變化，對於那時的政治精英、知識精英而言，似乎還沒有完全準備好。蔣廷黻就在這樣的歷史節點來到了這個世界。
蔣廷黻出生於湖南邵陽一個農村家庭。從他的祖父開始，蔣家在務農的閑暇，做點農村社會可以做的小生意，漸漸有了自己的一間經營鐵器的店鋪。蔣廷黻的祖父有三個兒子，大兒子爲人很文弱，早年不幸染上了烟癮。老二即蔣廷黻的二伯父在童年時代曾接受過敎育，也曾想過參加科舉考試，獲取功名。他們蔣家還從來沒有一個有功名的人，二伯父雖然致力於此，其結果卻屢試不中，名落孫山。
世代務農的家庭要想走出一個有功名的人，必須經過幾代人的積累，二伯父自己無望金榜題名，但讀書讓他開闊了眼界，知道知識的重要，使他決心讓下一代好好讀書，希望他的子侄輩能夠實現這一代夢寐以求的理想。
蔣廷黻的父親排行老三，根據蔣廷黻的記憶，他的父親很有經商才能，而且是一位民間領袖。蔣父晚年在當地做過商會會長，屬於鄉紳，爲地方精英，在家鄉享有極高威望，往往爲鄰居排難解紛。蔣父還是一個務實的人，在洋務運動興起，工業化早期，特別是《馬關條約》之後國門洞開時期，他認爲經商是一種很好的正當職業，經商可以致富，可以過上富足、快樂的生活，商人不再是傳統社會“四民”之末，而是社會進步的引領階級。按照蔣廷黻的說法，如果不是他二伯父極具主見，他和他的哥哥都會被蔣父安排到自家的店裏學徒，將來做個生意人。蔣廷黻和他的哥哥後來有機會讀書，有機會留學美國，主要得益於他的二伯父堅定的意志，“希望他的子侄，能夠努力讀書求取功名”。③
1901年，中國在經歷了義和團戰爭之後一切都在變。是年1月29日，正在“西狩”途中的淸廷發布新政詔書，重新認同1895年以來的維新意識，重回1898年開啓的改革之路，“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幷，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④，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運動在全國漸次開展，蔣廷黻這代人的成長自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或許因爲大環境使然，蔣廷黻二伯父在這一年悄然辦了一所私塾，將蔣廷黻和他的哥哥蔣嶁，以及一些族人的孩子集中起來，幷專門聘請了先生。此時盡管朝廷倡導新敎育，但事實上，在邵陽這樣的地方，蔣廷黻兄弟的啓蒙敎育依然是很傳統的，主要是念書習字兩件事。
自家創辦的私塾條件有限，蔣廷黻兄弟在那兒讀了一年，1902年，就由其二伯父做主轉到附近一家條件更好的私塾。蔣廷黻的舅舅是這所私塾的先生，舅舅本身雖無功名，但他的父親卻是一個有功名的人，而且大家公認他很有學問。這所私塾有十幾個學生，蔣廷黻在這裏的學業依然是念書、習字兩件事。不同的是，前一年在上一個私塾已經熟讀了《三字經》，在這兒開始念《四書》以及一些詩文。
蔣廷黻兄弟在這家由舅舅當先生的私塾讀了兩年，二伯父又作主將他們轉到第三家私塾。之所以這樣頻繁轉學主要是因爲各私塾老師水平差異，大致遵循從低到高循序漸進的過程。在第三家私塾，蔣廷黻兄弟開始學習《五經》及《資治通鑒》，他們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背誦經書上。此外，習字仍然繼續，新增加的事情，就是作文。
舊的私塾敎育確實枯燥無味，學生的目的就是爲了科舉考試。然而，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政治變化太快，蔣廷黻經過五年私塾苦讀之後，中國的科舉制度卻被廢棄。蔣廷黻不期然成爲科舉時代最後的童生，他們沒有參加上科舉考試，但是他們卻系統接受了傳統敎育，這對於他們後來的事業至關重要。幼年習字的童子功讓這一代人擁有科舉時代文人的儒雅，遠非後來新敎育體制下一般讀書人所能達到的程度。死記硬背、囫圇吞棗式的閱讀四書五經以及歷代重要經典，這對於這些學子來說固然殘忍，但與後來新敎育背景下的人才相比，他們對古典的熟悉度，爲傳統社會的最後一批，又是新時代新知識人中最具有古典情懷的一批人。與蔣廷黻同時的蔣夢麟具有相同的經歷，他在後來成爲很有成就的敎育家，他對死記硬背的私塾敎育幷不完全否定，他認爲，“在老式私塾裏死背古書似乎乏味又愚蠢，但是背古書倒也有背古書的好處。一個人到了成年時，常常可以從背的古書裏找到立身處事的指南針。在一個安定的社會裏，一切守舊成風，行爲的準則也很少變化。因此我覺得我國的老式敎學方法似乎已足以應付當時的實際需要。”⑤
新時代與新世界
科舉制度是中國文明的一大創造，是文官制度的開始。
“朝爲田中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適當的社會流動性保證了社會活力，下層社會通過某種方式躋身上層社會可以讓政治統治更穩定。
科舉制度是一個幷不太壞的人才選拔制度，國家幷不對基礎敎育進行人爲干預，國家只是通過用人考試表達文化的方向，至於如何敎、如何學，政府幷不過多干預。學在民間，因而使中國文明在過去時代一直保持必要的創造力。但是到了近代，西方工業革命的發生，極大提升了社會生產能力，需求更大的市場，西方勢力東來，終於將中國引向了變革之路。
從後來的觀點看，我們當然知道工業革命所需要的敎育絕對不是科舉，不是蔣廷黻在私塾中熟讀的四書五經，不是那些儒家的道理，中國學習西方步入近代，構建自己的近代工業，理所當然應該像日本在明治維新初期那樣不遺餘力創建自己的新敎育。
然而，當十九世紀晚期中國開始向西方學習時，中國沒有這樣做。這裏面的原因很複雜，但是一個明顯的傾向是，那時的知識精英、政治精英，錯誤地以爲科舉制度類似於近代敎育制度，所不同僅在內容，而不在形式。因而從那時開始，中國人致力於“改科舉”，試圖將西方近代學術注入科舉考試，結果讓中國新敎育的發生推遲了近半個世紀。1901年的新政，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新敎育，然而由於科舉依然爲取士的主要路徑，新敎育的推展格外困難。1903年3月，張之洞、袁世凱建議朝廷逐年遞減科舉取士指標，直至最終廢除，在他們看來，“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將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遠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於各國。”⑥
袁世凱、張之洞期望逐步減少科舉取士的員額，讓新敎育盡快成長起來的想法固然善良，但效果不佳，各省學堂仍然困難重重，經費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還是科舉未停，天下士林謂朝廷之意幷未專重學堂。而恰當此時，日俄戰爭爆發，日本在不到十年相繼戰勝歐亞兩個大帝國，事實敎訓了中國人，必須踏踏實實學習日本，必須像日本那樣重建包括敎育在內的一套全新制度，漸漸成爲朝野共識。1905年8月31日，袁世凱、趙爾巽、張之洞聯銜奏請“立停科舉以推廣學校”。⑦兩天後，朝廷批準了這項建議，科舉制壽終正寢，新敎育終於獲得迅猛發展。
蔣廷黻的二伯父格外關注子侄輩的敎育，原本期望他們在科舉的路上有所斬獲。現在朝廷旣然不再組織科舉考試了，那麼讓這些子侄在舊式學堂、私塾中讀書也就毫無意義了。國家必須改革，學子也必須根據變化了情形調整自己的方向。蔣廷黻二伯父鑒於朝廷的新政策，1906年春，毫不猶疑將蔣廷黻兄弟送往省城長沙接受新敎育。⑧
長沙是湖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此時的長沙已經深受外來文化的影響，許多商店陳列着五光十色的外國貨，人們的生活方法也趨向於洋化。
在長沙，蔣廷黻兄弟就讀的第一所學校爲明德小學。明德小學分小學與中學兩個部分，課程設置與蔣廷黻兄弟在鄉下私塾很不一樣，有國文、數學、修身、圖畫、自然、體育，這是全新的敎育體制，因而蔣廷黻兄弟只能從頭開始，重回低年級就讀。
蔣廷黻兄弟在明德小學只讀了一個學期，二伯父就認爲這個學校虛有其表，英語、數學水平不夠好。二伯父認爲，所謂新敎育，就是英語與數學，這些知識起源於西方，因而西方人辦的學校在這方面一定比中國人辦的好。基於這樣的認識，蔣廷黻兄弟在二伯父的安排下，於1906年秋季開學時轉至益智中學。這是美國長老會設在湘潭的一所學校，開始接受比較西方化的近代科學敎育。
在明德小學、益智中學那幾年，正是中國政局急劇動蕩的年份。明德小學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有關聯，校園裏充滿着革命氣息。革命令人感到迷惑、浪漫、興奮，湖南人的自負、激進，體現在這句名言中：“中國若是德意志，湖南定爲普魯士。”蔣廷黻此時年齡雖小，但在革命氣氛感染下，也淸楚地意識到：“所有中國靑年都應該努力用功，以備將來爲國犧牲。”⑨中國必將發生巨變，靑年應該爲巨變做好準備，迎接新世代，擁抱新世界。
二伯父將蔣廷黻兄弟送往益智中學，主要是因爲這是一所外國人創辦管理的敎會學校，理所當然以爲這裏的英語、數學最好。二伯父已經預感到一個新中國終將誕生，沒有英語、數學，在新中國將很難找到理想的工作，更不要說出人頭地，光宗耀祖了。
在益智中學，蔣廷黻與外國敎師有密切接觸，系統接受了近代科學的洗禮，五年時間一直有算數、代數、幾何、英語、西洋史等課程，從而使蔣廷黻對世界，對知識建立了全新的認識，漸漸萌生幷堅定了留學西洋的信念。
1911年春天，蔣廷黻不幸染病。在患病的幾個星期裏，益智中學的外國老師林格爾夫人像護士一樣照看着他，幷在夏季陪同蔣廷黻至牯嶺避暑，藉以修養。在牯嶺，蔣廷黻通過林格爾夫人結識了更多的傳敎士，幷最終答應林格爾夫人受洗，成爲一名基督徒。
在牯嶺療養時候，正是中國革命風起雲涌的關鍵時期。蔣廷黻此時年齡不過十五周歲，但受革命風潮的影響，相信中國實在需要一場革命，而且相信革命很快就會到來，幷且一定會成功。林格爾夫人以及其他傳敎士認爲革命很危險，往往建設少破壞多，中國應該盡量避免革命，減少破壞。
蔣廷黻的預感是對的。秋季開學不久，武昌起義爆發，湖南很快受到直接影響，林格爾夫人擔心革命可能要持續一段時間，因而決定暫時關閉學校，返回美國一段時間。
林格爾夫人的思考啓發了蔣廷黻，他由此想到了法國和美國革命，任何一場革命都是一個漫長階段，如果蔣廷黻繼續留在中國，那麼他可能會因爲這場革命而耗掉七年或者甚至二十五年的時間，靜待革命過去再讀書。基於這樣的分析，蔣廷黻請求林格爾夫人回美國時將他帶去讀書，待革命過後再回中國。
對於蔣廷黻的請求，林格爾夫人爽快答應了，他們一起順流而下趕赴上海，幷在那兒辦理護照，準備衣服，等待船票。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淸政府與南方的革命黨以及反叛的新軍達成妥協，一場貌似需要數年的革命迅即結束。形勢突變讓林格爾夫人放棄暫時返回美國的計劃，而蔣廷黻卻義無反顧只身前往大洋彼岸。那是一個陌生的新世界，又是蔣廷黻熱切向往的新世界。
以史學參與歷史創造
一路奔波，一路辛苦。蔣廷黻經日本抵達檀香山。1912年2月11日，蔣廷黻乘坐的輪船抵達舊金山，幷從那兒登岸，然而通過基督敎靑年會聯系，密蘇里派克維爾派克學堂允許蔣廷黻入學。
派克學堂是一所半工半讀的學校，蔣廷黻在那裏一邊讀書，一邊做工，做工的收入充膳宿費。後來，蔣廷黻也到附近敎堂、民間團體演講，多少也有一些收入。演講的內容大部分都是他的家庭、在中國的讀書情形。
1913年，蔣廷黻獲得了湖南省省長獎學金，數目可觀，每月八十美金。有了這筆收入，蔣廷黻資助他哥哥來美國留學。1914年秋，蔣廷黻離開派克維克，前往俄亥俄歐柏林學院。
蔣廷黻轉學歐柏林學院的時候，正値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國際形勢正在發生急劇變化。戰爭開始，蔣廷黻對交戰雙方不偏不倚，但隨着時間推移，他漸漸同情英法比。戰爭進行到第二個年頭，蔣廷黻在歐柏林加入後備軍官訓練團，幷熱切期待進入美國軍事訓練營，或西點軍校，但因爲視力不適宜於當兵，蔣廷黻漸漸放棄這一想法，繼續留在歐柏林學院讀書。
此時，中國政治也處在急劇變化重組中。“救中國”的念頭也一直潜伏在蔣廷黻的意識中，時隱時現，他如饑似渴選修多門自然科學課程，接受了嚴格的科學方法訓練。這些訓練不是死記硬背敎科書的條文、公式、規律，而是觀察世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些訓練讓蔣廷黻終身受用。他後來“從事歷史硏究時，堅持從史料中得出結論，憑史料說話；從政後，也極重視實際觀察，不少問題表現了獨立識見。”⑩
廣泛的閱讀，特別是對歐美文學、歷史的閱讀，蔣廷黻的思想認識也在漸漸變化，對於未來職業也悄悄有了不一樣的想法。他開始認爲，辛亥革命給中國帶來了巨大變化，革命似已成功，但卻正如後來事實所顯示的，革命後果造成軍閥割據。中國連綿不絕的內戰所引起的各項問題深深刺激了蔣廷黻，他漸漸覺得應該從歷史上尋找中國問題的出路，從歷史上說明這些變動背後的深層原因。然而，歐柏林學堂的歷史課讓蔣廷黻相當失望。他覺得，歐柏林歷史系的課程設置不能有助於他將來在中國從事政治工作。上課時很枯燥，但蔣廷黻私下卻讀了許多德意志、意大利的歷史，對俾斯麥、加富爾、馬志尼等人的政治經歷、政治思想崇敬、景仰，希望將來有一天學成歸國能夠有機會像這些政治家那樣從事現實政治，引領中國的進步，創造歷史，建設一個富強文明民主的新國家。
蔣廷黻在歐柏林的四年大學，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相始終，對於威爾遜總統領導各國反對同盟國，以及同情中國學生，蔣廷黻發自內心表示認同，他相信國際正義一定能夠戰勝邪惡，相信中國如果能夠很好把握住這個歷史機遇就一定會改變先前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
中國政府在戰爭接近尾聲時宣布參戰，幷與協約國達成一項協議，同意招募十五萬勞工前往法國。與此相配合，中國學生靑年會也募集一批志願者前往法國戰地勞工營中鼓勵士氣，蔣廷黻接受邀約參加了這項工作，幷於1918年夏橫渡大西洋來到法國。
在巴黎和會召開期間，蔣廷黻數度赴巴黎，通過各種方式關切中國問題在和會上的進展。他對和會將山東權利轉讓給日本深感震驚，像許多中國知識人一樣，對一向主張全世界人民自決的威爾遜實在不解。
離開法國前，靑年會召集所有在軍中服務的人員開會，討論法國工作經驗與未來中國工人福利問題。討論的結果，產生了一個集體敎育運動。這個運動的領導人爲晏陽初。晏陽初認爲，要想提高識字率，就必須極大簡化漢字，敎育家應該找出一千個最習用的字，以便工人可以在三個月學會。晏陽初後來回國繼續了此項實驗，此即後來“平民敎育運動”的緣起。(11)
1919年6月9日，蔣廷黻與晏陽初等同乘海輪離法赴美繼續求學。(12)晏陽初返回耶魯大學，蔣廷黻則進了哥倫比亞大學讀硏究生。哥大是蔣廷黻留學西洋的最後目標，他在國內的時候就曾期望進入這所名校。
剛進哥大時，蔣廷黻曾想專攻新聞，想成爲中國報界大亨，以言論左右中國政治。但當他眞的進入新聞學院讀書之後，漸漸感到新聞專業對政治的理解太過表象，無法深入。爲了左右政治，必須懂得政治；要想懂得政治，必須專攻政治科學。一個學期後，蔣廷黻改修政治。但是不久，蔣廷黻又發現政治科學的局限性，政治科學所講的政治，是理論的而非實際的。他的結論是，要想獲得眞正的政治知識，只有從歷史入手。有了這層覺醒，蔣廷黻又從專修政治改爲專修歷史。
在哥大，蔣廷黻的歷史觀逐漸成型。在這個過程中，給蔣廷黻深刻思想影響的敎授很多，但影響最大且對蔣廷黻畢生歷史觀具有決定意義的無疑首推沙費爾德(William R.Shepherd)敎授。沙費爾德在哥大講授“歐洲發展史”，詳細描述了歐洲在十六、十七、十八世紀向外擴張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西班牙人占領了南美，英國人統治印度，十九世紀末歐洲人瓜分非洲。這些旣成的歷史事實毋庸置疑，但問題在於，歐洲人向外擴張的哲學基礎是什麼，是對還是錯？利益、政治力量、傳敎、昔日的英雄主義等，在這些擴張進程中各自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歐洲人將自己的文明帶到新發展的地區，另一方面，歐洲人也從占領地區學到了許多新事物，開始了解歐洲之外的新動物、新植物和新社會。這些社會都有自己的傳統、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們有些雖然不如歐洲，有些的確很好。因此歐洲人在知識方面能夠有機會和歐洲之外的地區進行比較，幷能對整個人類生活和物質實體及現象有所了解。如果說歐洲人不向外發展，科學的新生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法國的革命哲學，如果不是因爲歐洲人進入其他社會，也不會發生，盡管這些歐洲人新進入的社會有些非常原始，有些相當古老。但正是不同文明之間的比較、融合，刺激了新的東西。
沙費爾德從發展的觀點看待歐洲在十六世紀之後向世界的擴張，但他幷沒有引入當時最時髦的“帝國主義”理論，這一點引起了蔣廷黻的好奇心，因爲中國是歐洲帝國主義的犧牲品，所以在不問歐洲向外擴張究竟對被擴張地區是福是禍之前，蔣廷黻從理智上很難接受沙費爾德的理論。稍後，蔣廷黻通過對霍布森(John A.Hobson)《帝國主義研究》的閱讀，漸漸明白帝國主義的確切含義，明白“殖民地化”只是“一種力量的發揮，此種力量無以名之，你可以稱其爲‘組織力量’。說得更清楚些，它是居住在一個地區的人們向住在另一個地區的人們發揮這種力量。如果兩個地區，殖民地區與被殖民地區之間的力量相同，就不會發生所謂殖民地化的問題。在不同的力量間予以調和能解決殖民問題嗎？徹底消除殖民對人類能產生絕對好處嗎？”蔣廷黻的這些追問實際上已有結論，那就是：“那些日以繼夜終年高喊打倒帝國主義，而不能提高自己生活水準的人，我認爲他們是自戕，是怯懦。易言之，帝國主義或拓殖主義下的犧牲者，他們可以改善自己的處境，至少，可以用平等或互惠的關係來代替以防統治另一方的關係。”(13)這個看法，就是蔣廷黻後來建構中國現代化史叙事模式的理論依據。
在哥大對蔣廷黻學術發展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另一位敎授，無疑是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敎授卡爾頓·海斯(Carlton J.H.Hayes)。海斯敎授師承詹姆斯·魯濱遜(James H.Robinson)。魯濱遜1912年發表他的代表作《新史學》，宣稱歷史學也需要一場革命。這標志着美國“新史學”的誕生，是現代史學史上一件大事。
魯濱遜在哥大執敎二十五年，培養了衆多門生，遍布美國各大學，形成了名噪一時的“新史學派”，在某種意義上上說，確實標志着史學上的一場革命。根據魯濱遜的看法，舉凡人類全部過去的活動都應包括在“新史學”的範疇中，“新史學”所要探討的，就是人類歷史文化的全部發展過程。魯濱遜格外重視歷史學的社會功能與實用價値，以爲“歷史可以滿足我們的幻想，可以滿足我們急切的或閑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檢驗我們的記憶力，用布林勃勞克的話說，那就是它能提供一種‘可信的無知’。但是歷史還有一件應做的而尙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我們自己、我們的同類以及人類的種種問題和前景。這是歷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們所忽略的恰恰就是歷史所產生的最大效用。”(14)魯濱遜認爲，歷史學應該隨着社會進步而變化，歷史也應當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占有更高更重要的地位。(15)
卡爾頓海斯是魯濱遜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傳人，他與魯濱遜的其他弟子一起組成了“新史學”的基本陣容。“新史學”以實證主義哲學爲思想基礎，格外強調歷史學的社會功能和實際應用價値，他們對舊史學給予嚴厲批評，以爲舊史學只是一種狹義的政治史叙事，缺少對與政治相關的經濟、地理、文化諸要素的綜合分析，缺少與其他相關學科的綜合研究。新史學之新就在於綜合，在於以達爾文的社會進化論觀點去分析綜合的複雜的歷史現象。歷史學家必須注意史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係，注意從事綜合性多學科研究，注意歷史是一個持續的、進化的、發展的過程，注意歷史學的功能幷不是單純地爲了記錄歷史，而是了解過去，服務現在，推測未來，爲人類指出一條通往光明的路。這個說法雖然有中國傳統史學“資治通鑒”、經世致用的意味，但顯然又不是司馬光，以及清代學術的那種學問，而更具有一種現代意味。這對蔣廷黻史學思想的形成至關重要。(16)
海斯敎授當時在哥大主講的課程爲“歐洲近代政治社會史”。這門課程讓蔣廷黻明了工業革命發生於社會本身起了巨大變化。工業革命前的社會與工業革命後的社會是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前的放任主義在工業革命後已經全然不適用了。在工業革命背景下，國家必須干涉。德國的俾斯麥和後來英國的勞合·喬治有關社會的立法，就是順應時代潮流的高明之舉。(17)這對蔣廷黻思想形成影響巨大，蔣廷黻後來的現代化史叙事，以及對中國工業化運動的期待，對政治威權主義的推崇，都可以追溯至海斯敎授的影響。
“族國主義”也是海斯敎授此時一個重要的學術關切。所謂“族國主義”，“簡單言之，凡人民同文同史同化者可謂爲民族；以民族成國者可謂爲族國；以爲族國應對內對外有至高無上的主權幷享受人民至高無上的忠愛，這就是族國主義。”(18)用現代學術語言說，所謂“族國主義”，其實就是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的意思，當然又不盡同。
對於海斯的《族國主義論叢》，蔣廷黻“一讀再讀”，這一方面讓蔣廷黻“感到困惑、茫然”，但也感到夠“刺激”，因而當他後來有機會有時間迅速將這本論集翻譯成中文出版。
蔣廷黻沒有全部接受海斯對族國主義的觀點，他認爲海斯的討論在許多地方離題太遠，幷不適合於中國。中國是一個半專制半民主的國家。自然，它的下一步應該建立一個民主國家。當時的中國，建設民主國家的精神基礎已經建立了，但在組織架構方面尙有待於完善。蔣廷黻從海斯族國主義討論中獲得啓示是，如果中國能夠借用民族主義力量重新架構民主組織，讓社會架構趨於自然與合理，那麼中國的民族國家才有可能建構起來。“就中國人說，他們沒有理由認爲中國是神聖的，也沒有理由認爲只有他們自己才是愛國的，靠他們自己就可以救中國。由於中國人認爲他們自己的愛國主義是公正的，於是他們就忽略了別人的愛國，忽略了別人也有理由去愛國，這是不對的。”
根據蔣廷黻的分析，眞正的愛國主義幷不狹隘，他們一定可因研究其他民族的精神遺產而得到極大的好處。他們越是對其他民族的歷史有了解，越能尊重我們自己的歷史。我們越是對西方哲學有了解，我們就越能推崇、了解中國自己的哲學。同樣的，如果我們能用比較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我們就越能重視中國文學。“總之，欲想建立新中國，中國人就必須吸收全世界的資源，精神方面的和物質方面的。”(19)
海斯的“族國主義”深刻啓發了蔣廷黻，盡管蔣廷黻的理解與海斯的本意存在極大差距，但蔣廷黻後來的學術取經確實在相當程度上沿着海斯的“族國主義”展開。他那部名著《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立論就是中國如何從“中國式”的“中世紀”，或“中古”狀態中走出，建立自己的“近代的民族國家”：“中華民族到了十九世紀就到了一個特殊時期。在此以前，華族雖已與外族久已有了聯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較低的民族。縱使他們入主中原，他們不過利用華族一時的內亂而把政權暫時奪過去。到了十九世紀，這個局勢就大不同了，因爲在這個時候到東亞來的英美法諸國絕非匈奴、鮮卑、蒙古、倭寇、滿人可比。原來的人類發展可分兩個世界，一個是東方的亞洲，一個是西方的歐美。兩個雖然在十九世紀以前會有過聯系，但是那種關係是時有時無的，而且是可有可無的。在東方這個世界裏，中國是領袖，是老大哥，我們以大哥自居，他國連日本在內，也承認我們的優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紀，來和我們打麻煩的不是我們東方世界裏的小弟弟們，是那個素不相識而且文化根本互異的西方世界。”(20)中國能否從自己的“中世紀”走出，端看中國能否在西方的刺激下重構自己的民族國家。這旣是海斯敎授給蔣廷黻的啓示，也是蔣廷黻後來學術建構的理論基礎。
基於這樣的歷史認知，蔣廷黻在此後學術生涯中當然不是舊派文人那一套，不是以細節考證炫耀博學，他對英國工人運動史的研究，對近代中國外交史的奠基，對鴉片戰爭的重新解讀，其背後無不蘊含着中國社會的眞實關切，體現了歷史學家應有的社會責任與政治擔當。
重構中國歷史叙事
十多年留學生涯仿佛一晃就過。1923年，二十八歲的蔣廷黻以《勞工與帝國：關於英國工黨特別是工黨國會議員對於1880年以後英國帝國主義的反應的研究》作爲博士論文，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蔣廷黻的博士論文當年按照哥倫比亞大學的慣例由大學出版社刊行發布。這雖然是一部學術性著作，但卻非常應時，因爲就在這本書出版的那一年，英國工黨在歷史上第一次有機會組閣。(21)
在獲得博士學位的當年，蔣廷黻幷沒有在美國繼續逗留，而是隨即返國，應天津南開大學之聘，擔任歷史系敎授。蔣廷黻抱有宏大學術志向，他決心繼續在哥大已經開始的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這是一篇未曾開墾的處女地，而且許多內容還處於正在進行時，研究的難度可想而知，但其開創性意義由此可見。蔣廷黻決心利用自己的優勢，利用國內的便捷條件，將研究重心放在中國外交史料的收集、整理、鑒別、利用上，以期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爲國際學術界的繼續研究開拓新的空間，塡補外國學者無法，或不方便利用中國史料的缺陷。而且，蔣廷黻也暗自發誓，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一定能夠爲還不是現代學術意義上的中國近代史描述出一個大致的學術框架，爲後續研究提供某種方便，或者是某種範式、方法。據與蔣廷黻同期回國，幷一同到南開大學敎書的李濟回憶：“廷黻先生在那個時候可說爲中國近代史和外交史建立了一個很好的新基礎。他怎麼建立這新基礎的呢？第一，他認爲要做學問，必須要從原始資料的研究做起，例如研究外交史，他有一句名言，現在差不多大家都曉得的，他說，研究中國的近代外交史，在甲午中日戰爭以前，中國的材料是很重要的，因爲那是中國的外交大槪還可以自己做主。但是甲午戰爭以後，國勢江河日下，中國的外交，無論什麼決定、合同，大半自己做不了主，都是由外人逼迫而成。因此甲午以後的中國外交史，非參考外國相關的材料不可。他有了這個基本見解，他在清華(我不知道他在南開的時候開始了沒有？)就訓練學生，凡是研究近代史尤其是外交史，無論是哪一個，都必須研究了解與中國有關係的國家的歷史，比方研究中日關係，但看中國材料那還不夠，必須要懂日文，到日本去留學；要研究蘇俄的關係，必須要懂得俄文，要到蘇俄去留學。他這一基本觀念，我覺得非常之要緊，也是很正確的。他爲近代史研究建立一個具體的可以實行的方法，今天許多歷史學家都了解，非這樣做不可，研究中國近代史和外交史，單憑中國的材料，至少是不全的。”(22)
收集資料是無止境的，也往往有出人意料的驚喜。何况近代未遠，許多資料都沒有得到系統整理，因而在收集資料時，往往會發生連鎖反應，由甲引出乙，由公開資料引出非公開資料；由官方資料如給皇帝的奏折，引出非官方資料，如朋友間的信函，甚至家信。還在哥大讀書時，蔣廷黻就立志盡量收集編纂這樣的資料，在他回國就職後，這個目標就日趨明確，條件也越來越成熟，因爲那時京津地區擁有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條件。當外界獲悉蔣廷黻對清代中晚期歷史文獻有興趣時，各方鑒定家、收藏家都來與其聯系。透過一位朋友介紹，有人向蔣廷黻展示了未刊的《籌辦夷務始末》抄本。現在看來，這是中國近代外交史最重要的文獻，但在當時幷沒有很多人知道。這套書包括了中西交往後中國方面發布的每一道皇帝命令、大臣的奏折。這是中國近代外交史的重要資料，可惜這位收藏者索價甚高，南開大學圖書館實在買不起。
功夫不負有心人，或者說天道酬勤。蔣廷黻因爲常去故宮博物院看資料，無意中在那兒發現了《籌辦夷務始末》原本，後經他的建議，故宮博物院將這部書影印出版，極大豐富了中國近代史研究可憑借的資料。
故宮博物院還有數以噸計的歷史文獻，大部分是清代史料，也有明代的。北平城裏許多大家庭的後人，不論是滿人，或是漢人，他們手中往往也有許多寶貴的手稿。由於這些後人往往是坐吃山空的敗家子，這些寶貴資料有時非常便宜。(23)
南開六年，蔣廷黻在敎學、旅行之外，潜心收集中國外交史料，漸漸成爲這方面的專家，幷在史學界嶄露頭角。1929年5月，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邀請蔣廷黻擔任歷史系主任，幷授權蔣廷黻參照美國的大學制度對歷史系進行全面改造，注重課程設置，注重人才引進，不再延續清華國學院那種舊式研究機構，而是參照美國的方式，重組歷史系，從外部引進一流人才，很快配置起來當時國內大學歷史系最頂級的陣容，雷海宗主講中國通史，陳寅恪主講隋唐史，姚從吾、邵循正主講蒙元史，吳晗主講明史，蕭一山主講清史，蔣廷黻自己主講中國近代史及外交史。
清華是當時國內最富有的大學，其經費來源一直比較穩定、富足。蔣廷黻主持清華歷史系，對清華歷史系重組、繁榮貢獻卓著。對他個人來說，則是獲得了一個絕佳工作平臺。在這個平臺上，他的“中國近代外交史資料”收集、整理獲得了迅速推進，1930年底完成了《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兩卷本的整理。這部書的動機不在說明外國如何欺壓中國，不平等條約如何應該廢除，蔣廷黻自陳他的動機“全在要歷史化中國外交史，學術化中國外交史。”(24)蔣廷黻希望讀者通過這部資料集能夠對中國近代外交史作進一步的研究。
蔣廷黻的這套《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爲後來的研究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他個人也在這些新資料的基礎上展開了自己的研究，幷相繼寫作發表了一批有關中國近代史、外交史的論文。
接受過現代學術的系統訓練，又花費如此巨大的精力收集整理近代中國歷史資料，蔣廷黻對近代中國歷史的興趣越來越廣泛，除了外交史，他甚至開始對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經濟變化發生了興趣。
新資料的閱讀、研究，一定會修正先前的觀點、固有的看法，尤其是近代中國處在急劇變動的時期，北洋取代了清帝國，國民黨推翻了北洋，政治變動一波接着一波，因而對晚清以來的歷史，政治上的變化讓這段歷史近乎不堪。蔣廷黻通過對新發現史料的研究，以爲過去基於政治立場對晚清以來歷史的評估，可能幷不對，這一時期中國政治領導人，不論滿漢，可能幷非像過去出版物所渲染的那樣全是壞的不可救藥。
按照蔣廷黻的解讀，中國是一個士大夫階級執政的國家。數千年來與異族的奮鬥逐漸養成了士大夫階級的愛國心腸，這是根深蒂固的，無須我們過慮。特別是自宋代以來，士大夫是極端注重氣節的，在與外族的交涉中一味抵抗，不敢甚至不知言和。最近的這一百年也不例外。無論我們研究這百年初期的外交家如林則徐、琦善、耆英、桂良、花沙納，或是中期的外交家如奕訢、文祥、曾國藩、李鴻章、郭嵩燾、曾紀澤、薛福成，或是最近期的袁世凱、段祺瑞、張作霖及抗戰當時的外交人物，蔣廷黻認爲我們不能發現一個人不竭盡心力，掙扎又掙扎，而後肯對外人有所退讓。百年來負外交責任者，若論他們的世界知識，誠有可批評的，若論他們的愛國心，不但無可疑問，且可引爲民族的及士大夫階級的光榮。換言之，蔣廷黻對這些外交家的不滿意之處主要的是因爲他們面對外交難題時，只是一味遵循宋代以來的士大夫傳統，着力抵抗，不敢或輕易不敢言和。蔣廷黻指出，如果僅靠激昂慷慨的愛國心就能救國，那我們的知識階級早就把國家救好了，絕不至有今日的嚴重困難。不過士大夫的傳統思想多不合於近百年的大變局。到了十九世紀，他們仍不承認閉關自守、獨自尊大的時代已經成爲過去而絕對無法挽回。同時，他們對於西洋的知識缺乏使他們不能了解如大膽地向國際生活中去找出路，我國能得到新的光榮。所以他們愈信念中國古老的文化，他們就愈反動，以致阻塞民族的出路。他們不是賣國，他們是誤國。
對近代初期的外交家，時人和後人最不能諒解的莫過於琦善。因爲琦善於道光二十年春與英國人簽訂了《穿鼻條約》，所有批評琦善的人都以此認爲這是近代中國一次最大的屈辱，因而對琦善無法原諒。
蔣廷黻因爲整理近代史料，重新梳理了鴉片戰爭，尤其是琦善的資料。他無意爲琦善個人辯誣，因爲蔣廷黻的硏究除了弄清歷史事實，如果說他還有什麼現實想法，那也不外乎爲日趨緊張的中日關係提供一個可供討論的歷史依據。
1931年秋，也就是“九一八”事變之後，蔣廷黻發表《琦善與鴉片戰爭》長文。這是蔣廷黻第一篇最具學術含量的論文，作者根據大量無可爭辯的史料顚覆了林則徐的英雄形象，再現了琦善在鴉片戰爭中的作爲和意義。蔣廷黻指出，琦善受命前往廣東後幷沒有撤防，在軍事準備方面無可稱贊，也應該無可指責。至於在外交方面，琦善的做法不僅毫無過錯，而且實在是超越時代超越那時所有人，因爲他審時度勢看清了中英兩國強與弱，權衡了利害輕重而作出一個高度理性的選擇。
根據蔣廷黻的硏究，琦善是眞正的愛國者，因爲他對國家未來敢負責，明事理。他簽訂的《穿鼻條約》比《南京條約》，在賠款及通商權利上，更加有利於中國。在蔣廷黻看來，琦善體察中英兩國形勢，決定穿鼻條約是當時中國所能得到的最優條約，一個最重要的反證是，英國政府以爲其代表義律上了琦善的當而對義律予以革職處分。所以，琦善不顧時人怎樣駡他，造他的謠，也不論朝廷怎樣指責他，他不顧一切依照自己良心做下去。至於顧全一己的名譽而犧牲國家的利益，老於世故的琦善不可能不知道，但他在國家危機緊急關頭，毅然決然不做那種滑頭事情，這才算眞愛國。林則徐是鴉片戰爭的英雄，琦善是鴉片戰爭的政治家。做英雄不易，做政治家尤難。
蔣廷黻認爲，當外交危機發生時，當國家處於危難時，不計後果的抵抗幷不是最理想的選擇，而適當的妥協，不失尊嚴的妥協，可以爲有力量抵抗贏得時間。然而，蔣廷黻這種理性分析，在1930年代初期的中國，很難獲得知識界的認同。
根據蔣廷黻的分析，琦善的理性選擇使他個人蒙羞，成爲國人痛恨的不抵抗範本或賣國賊。然而實在說來琦善這個理性舉動又使中國錯過了至少二十年進步機會，因爲按照林則徐的部署和預案，不是用琦善取代林則徐，那麼中英之間必大戰，戰則必敗，敗則中國必速和，速和不僅可使中國損失大幅減少，而且可使中國的維新提前至少二十年。至於林則徐個人，那麼也必然因大戰大敗而身敗名裂，所以蔣廷黻推論，清廷罷免林則徐，實在是最大限度成全了林則徐一世英名，是林則徐的終身大幸事。但對中國國運來說，林則徐去職實在是大不幸，人爲拖延了中國政治進步，阻礙了中國走上世界的路。(25)
蔣廷黻的觀點今天看來幷不算什麼，歷史悖論幾乎從來如此。但這篇文章在當年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知識界對抵抗、妥協究竟孰利孰弊的爭論。
作爲硏究外交史專家，蔣廷黻當然不會相信外交萬能，他更相信外交成功一定要有內政作爲憑借。他說，在近代史上，外交雖然要緊，內政究竟是決定國家強弱的根本要素。比如上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的外交失敗了，所以戰爭也失敗了，然而德國因爲內政健全，戰後尙不出二十年，德國又恢復自己的地位了，這就是自力更生。
內政是外交的憑借，但外交本身也確實能夠在某些關鍵時刻發揮作用。比如袁世凱對日交涉，今人記住的好像只有《二十一條》，只有國耻，不知道交涉眞相。袁世凱成爲近代外交家中受到攻擊最多的人，這可能與其人品，尤其是其晚期策動的洪憲帝制有關。不過，如果僅從其外交活動看，袁世凱也有許多可取之處。蔣廷黻指出，自從袁世凱協助李鴻章辦理高麗案件起，到他的生命最後階段主持中日二十一條交涉止，袁世凱沒有做過爲國謀而不忠的事情。過去人們最不能滿意的是1915年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但是自從王蕓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發表後，人們開始知道袁世凱在這次交涉中可謂做到了鞠躬盡瘁。如果仔細硏究袁世凱應付日本二十一條的手批，幷記得日本當時因歐戰關係在遠東所處優越地位，我們就不能不感激袁世凱的用心之苦幷佩服他的外交天才。就連日本人都知道袁世凱是他們不可忽視的勁敵。
蔣廷黻的目的當然不是僅僅爲了這些歷史人物翻案，正如他自己所公開表明的那樣，他的近代史硏究實際上是要“切實檢討以往的得失，作爲來日的指南。”根據他的判斷，“近百年對外的失敗，不是由於不愛國，而是由於在內政上現代化的建設之過於零碎、遲緩和不徹底，以及我們知識思想及辦公習慣的現代化程度之不足。”(26)比如從道光十九年到咸豐十年，初有中英鴉片戰爭，後有英法聯軍之役。在那二十年裏，士大夫是一貫主張抗戰的。他們爲什麼要抗戰呢？爲拒絕簽訂不平等條約嗎？不是的。他們不反對治外法權，因爲他們覺得“誰的孩子誰抱走”，讓夷官按照夷法去管理夷人是最省事的辦法。他們不反對協定關稅，因爲他們認爲海關收入無補於大國財政，不値得花費精力去與夷商計較區區稅則。咸豐末年，他們竟有人提議我們完全不收海關稅。他們也不反對租界，因爲他們想爲夷人特辟居住區可以免得華洋雜處。在道光年間，他們所反對的是五口通商和香港割讓。在咸豐年間，他們所反對的是長江通商、北京駐使。我們今日如再讀他們的議論，我們一方面仍能爲他們的激昂慷慨所感動，卻同時我們又不能不痛哭他們見解的糊塗。可惜在我們這個社會裏，糊塗的見解，用激昂的文辭發表出來，仍有誤國的能力。
外交史硏究特別是硏究成果在現實政治中獲得巨大回響激發了蔣廷黻濃厚的硏究興致，使他覺得有必要運用一種全新視角、觀點回望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他發誓用十年功夫去寫作一部《中國近代史》。然而由於時局急劇變化，他的這個理想幷沒有得以實現。1938年春，蔣廷黻在繁忙的政務之餘，終於有了一個短暫的空檔。在這個短暫的閑暇時間，蔣廷黻居住在臨時首都漢口，身邊幷沒有多少圖書。但他的寫作念頭卻越來越強烈，抑制不住，於是他幾乎完全憑着記憶，一鼓作氣寫完了一部《中國近代史》，表達了他對百年來中國歷史的看法。
蔣廷黻的這部《中國近代史》現在已成爲炙手可熱的名著，盡管只有幾萬字，但卻是蔣廷黻多年思索、閱讀的思想、學術結晶。當然，蔣廷黻自己謙稱是一個觀感式的簡略的初步報告。其實，蔣廷黻的這部“大家小書”，眞的應了古人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的老話，他幷非刻意經營的一本小冊子卻奠定中國近代史一個全新叙事框架。
經過大約兩個月時間，蔣廷黻這部《中國近代史》大致完成，很快交給陶希聖、吳景超、陳之邁等主持的“藝文硏究會”，作爲“藝文叢書”之一種在同年出版。
在《中國近代史》中，蔣廷黻爲讀者大致描繪了近代中國一個基本走向。根據他的硏究，近代中國原本可以不發生問題，中國原本可以在王朝政治、帝制架構中繼續存在，只是因爲英國工業革命。因爲這場革命引發了巨大的產能過剩，人類先前對生存能力的恐懼自然消除，反而激發了西方人對外擴張的本能。西方人在工業革命之後的擴張，幷不能完全從惡的層面去理解，他們除了市場、資源企求外，其實也是一個雙向互惠互利行動。因此英國工業革命後所謂“後發展國家”，除了中國，好像幷沒有哪幾個國家對工業革命成果如此痛恨，如此拒絕。
蔣廷黻認爲，近代中國不管面對多少困難與問題，但走向世界，不斷拉近中國與世界之間的差距，始終是近代中國的主題。他指出，中國在過去或許確實有着自己漫長的歷史傳統，但到了近代，中國錯過了工業革命，錯過了啓蒙運動，中國不是近代世界規則的制定者，只是世界一體化過程遲到者，因而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是要挑戰世界已有規則，更不能對這些規則采取非理性主義衝撞，或魯莽顢頇式摧毀，而是應該引導國民盡快接受、盡快適應這些國際規則，盡快讓中國和世界一致，盡快和其他民族國家一起發展、一起進步。只有一致，才能談得上別致。沒有一致，就沒有別致。
沿着近代中國所走過的道路，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用四章分別描述近代中國救亡圖強四個選擇，重構了近代中國歷史畫卷。
在第一章《剿夷與撫夷》中(27)，作者分七個節目講述了中國自古以來的貿易制度，分析爲什麼中國沒有在工業革命、大航路發現後跟上世界步伐的根本原因。作者認爲，中國那時不感覺有聯絡外邦的必要，因爲在那之前兩千年的中國，確實在文化上相對優越，那時中國周邊確實均爲文明程度較中原落後的“蠻夷”。到了這個時候，清廷主政者依然發生了一個錯覺，依然以爲西洋來的英國、法國不過就是過去周邊那些“蠻夷”的變種，不知道這些新興工業國家不是來朝貢，而是來通商。
滿洲統治者依然想象着像過去那樣用廣州一口通商糊弄英法等新興工業國家的壓力，以爲這些國家還是周邊朝貢國那樣在政治上有求於中原王朝。殊不知此時早已時移世易，世界形勢發生很大變化，滿洲統治者依然在做着天朝上國的美夢。不知道工業革命、大航路發現將給人類帶來怎樣的變化，因而還假裝大度恩準這些異邦在廣州一口有序、有節、有限做買賣。滿洲統治者以爲自己很開明很大度了，假如這些來自遙遠地方的夷人還不滿足，還想節外生枝，那天朝就要剿夷了。
那時的中國以天朝上國自居，不知道有外交，不知道近代國家關係，只知道“剿夷”與“撫夷”。於是，中國錯過了馬戛爾尼來華重構近代國家關係的機會，由此引發鴉片貿易；又因鴉片引發戰爭。
即便在鴉片戰爭失敗後，在五口通商實現後，滿洲統治者依然不知道世界變化，依然渾渾噩噩度過了二十年，中國由此又白白錯過了二十年發展機遇。直到第二次被打敗，然後才有人認識到時代不同而思改革。
蔣廷黻認爲，中國在道光、咸豐年間遭遇西方人的攻擊是不可避免的，因爲我們無法阻止西洋科學和技術勢力東來。不過，中國很可以在這個被打的過程中轉禍爲福，只要中國人大膽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中國人力物力和聰明，倘若像日本人那樣接受了科學機械，重構中國文明，那麼中國不僅可以與別國幷駕齊驅，而且一定會像一千多年前中國遭遇印度佛敎文明衝擊後的情形，在吸納西方文明基礎上再造中國文明新形態，在國際上重塑中國文明輝煌，取得極光榮的地位。
可是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沒有這樣想這樣做。這除了認識見解外，蔣廷黻認爲可能還與那時中國政治上全面腐敗有關聯。所以在第二章，蔣廷黻以《洪秀全與曾國藩》爲題(28)，重新思索曾國藩、洪秀全兩人在十九世紀中期的“中國意義”。
蔣廷黻指出，洪秀全的眞實心志不在建設新國家或新社會，而在建設新王朝。洪秀全的全部意義只在於發難，在於發難迫使清廷調整政策，啓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一大批有眞才實學的“漢大臣”。洪秀全那樣的造反者無法引領中國復興民族，走向現代，因爲他們沒有新知識，也不能成爲部下的團結中心，所以遇到曾國藩的湘軍，洪秀全所領導的宗敎革命、種族革命也就烟消雲散了。
至於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漢大臣究竟爲什麼能夠取勝，能夠引領中國往前走？蔣廷黻認爲這些有眞知灼見的漢大臣在維護清廷繼續作爲政治中心的同時，不忘政治革新，一方面勸說朝廷接受西洋近代新文化、新思想，另一方面不忘恢復中國固有政治信念、倫理觀念，糅合中西，重構中國新文明。中國從此走上一條向西方學習的路，盡管此後挫折不斷，問題多多，畢竟引領中國開始了第一步。
在曾國藩領導湘軍與洪秀全太平軍交戰時，中國又遇到了一次與英法聯軍的對峙，依然無法戰而勝之，只好受盡屈辱後開始一個新歷程：向西方學習。所以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第三章專講《自強及其失敗》(29)，實際上就是描繪從1860年開始的三十年洋務新政全景。
蔣廷黻指出，恭親王、曾國藩，特別是李鴻章等人非常不容易，他們認識到十九世紀的中國只有學西洋的科學機械然後才能生存，也看到了中國與日本在未來究竟孰強孰弱，就看哪個國家變得快。他們明白日本明治維新的意義，大聲疾呼中國人要加大改革，要從改革敎育制度，要從培養人才方面的入手。然而到了最後，洋務新政很難說成功，曾左李等創造了許多新事業，但到了最後，他們所創造的還是半新半舊不中用。換句話說，中國到了近代要圖存非全盤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引領中國在近代化道路上走了好幾步，但他們不徹底，仍不能救國救民族。
在蔣廷黻看來，曾國藩、李鴻章等人是那個時代難得清醒者，他們推動了中國社會發展經濟增長，他們盡最大限度避免與外國人衝突，然而整個士大夫階層似乎幷不這樣想，他們根本不了解時代危險、國際關係的運用。他們只知道破壞曾國藩、李鴻章等人所提倡的洋務新政，只知道從事內部的黨爭。同時，曾國藩、李鴻章等人政治上的反對者又好多事，總是挑逗中國與外國的關係，倘若清政府聽了他們的話，那麼中國幾無年無日不與外國打仗。
在恭親王、曾國藩、李鴻章等人頑強堅持下，中國總算保有三十年大致和平，即便1884年爲了越南前途與法國開戰，中國依然在李鴻章主導下，盡量避戰，不傷元氣，盡量不錯失中國發展機遇。然而鬧到最後，還是爆發了1894年的甲午戰爭。中國三十年增長就像一個巨大的泡沫一樣，在一夜之間被戳破。
對於李鴻章，蔣廷黻極有好感。他認爲，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後很長時間渾渾噩噩，找不到方向，只是到了同治光緒年間，中國始有少數政治家對十九世紀的新局勢有相當認識。其中見解最透徹，魄力最大，主政最久的是李鴻章。李鴻章的救國方案可以分爲治本與治標兩個部分。治本的方案是努力促進中國西化，他覺得中國抵抗西方侵略要靠中國的西化，同時維持中國在東方的傳統領袖地位也要靠中國的西化。同治初年，當日本維新運動尚在醞釀時，李鴻章就大聲疾呼，警告國人不可輕視日本。他認定中日兩國將來國力的比較必決定於兩國西化速度的比較。蔣廷黻認爲李鴻章的這個論斷是最具有政治家眼光的。至於李鴻章的治標方法，在蔣廷黻看來，主要是主張在中國西化尙未完成時，要努力維持和平，結納友邦。
李鴻章無疑是同治光緒年間廟堂之上的最大政治家，不過他也是當時士大夫最喜歡彈劾的政治人物。怎樣理解這一歷史事實呢？蔣廷黻解釋道：到了那個時候，大多數士大夫仍不肯承認中國有西化的必要，李鴻章建設事業如海軍、電信、煤礦、鐵路、紡紗廠、招商局、機器廠、兵工廠等，在士大夫眼裏，皆非根本之圖。這些士大夫認定中國固有馭夷方法依然可以繼續使用。他們且以爲道咸年間的失敗在人而不在法。所以李鴻章終身絕少同志、幫手，他的事業推進全靠專制君主的認同、欣賞、支持。
士大夫一面反對李鴻章的治本方案，同時卻又主張采用強硬的、積極的外交政策。恰好這時候有幾個青年文人如張之洞、張佩倫、陳寶琛、鄧承修等，目空一切，而其文章、學問又實在不差。他們執意反對李鴻章，在同治末年、光緒初年，每因細故就主戰。李鴻章審時度勢，盡量運用外交力量化解難題，至1884年中法戰爭不得不爆發時，中國在李鴻章的主持下，盡量避免了幾次大的衝突。
中法越南問題出現後，李鴻章也主張繼續運用外交力量進行交涉，反對開戰。但是朝野內外主戰者多，朝廷也就只能徘徊於戰和之間。最初表面言和，實則暗地助劉永福的黑旗軍與法軍作戰。後無形中變成一面戰，一面和，終於釀成了正式戰爭。那時文武不分，文人中主戰最力者莫過於張佩倫、陳寶琛，於是清政府乃派陳寶琛襄辦兩江軍務，派張佩倫守福州馬尾船廠。事實上，陳寶琛在兩江任上毫無建白，而張佩倫則當戰爭爆發後，跑得比誰都快，貽笑大方。由此足證文人的高調除了貽誤國家大事外，別無作用。到了1885年春，戰事只好結束，全局失敗果不出李鴻章意料。
蔣廷黻對中法戰爭的重新解讀幷不難被一般知識界所接受，但其對中日甲午戰爭的解讀則很難獲得知識界認同。蔣廷黻認爲，在光緒初年，日本、俄國、英國、美國、法國和德國等六國都曾試圖與高麗發生關係，李鴻章的硏判是，日本和俄國對高麗有領土野心，而其他諸國則只是爲了通商與傳敎。基於這種判斷，李鴻章主張借用英、法、德、美四國力量對付俄國和日本，於是他從光緒六年起就竭力勸說高麗放棄閉關自守的政策而與西方各國簽訂通商友好條約。在李鴻章勸說下，高麗於光緒八年與各國訂約，朝鮮半島均勢似乎形成。然而李鴻章的高麗政策終歸失敗，其原因據蔣廷黻分析主要有兩個：
第一，高麗地瘠民貧，内政不修，經濟未得開發，致注重通商的國家無大利可圖。所以到了中日甲午戰争不得不爆發時，英、美、法、德都覺得與己利害關係不大，無積極干涉的必要。
第二，中國始終不願改變舊的宗藩觀念。高麗對中國的重要全在國防，在國防上中國所怕的不是高麗，而是別的帝國主義國家利用高麗爲跳板向中國作進一步侵略。高麗果能獨立自保，中國的國防目的即可達到。1884年(光緒十年)，德國駐高麗總領事根據這些理由曾向李鴻章建議，化高麗爲遠東的比利時，由列强共同擔保其獨立和中立。這種建議不但清政府不能接受，就是李鴻章也表示反對，因爲這個辦法不合乎中國在高麗的傳統宗主權。以後在袁世凱的積極運作下，宗主權幾乎變成了統治權。結果，美國輿論嘩然，反對中國改變高麗現狀。而高麗内部新派人物也因對中國的失望而有意於聯合日本或俄國，朝鮮半島局勢日趨複雜。
1894年春，東學黨起事，日本遂借口保護日僑向高麗派遣重兵。世界各國均知局勢嚴重，中國土大夫的激昂也可想而知。他們主張即時動員，力主軍事解決。在朝鮮的一些軍政要員多年來想倒李而屢屢失敗者亦堅決主戰，以便借對外來對內。李鴻章拿到這個難題竟無法交卷，因爲以往他假借朝廷威力迫使各省協濟北洋軍餉，其理由就是對日備戰。甚至他過去反對在伊犁、越南等地用兵對付俄國、法國等，也都是爲了集中力量保護高麗，以免高麗落入日本人手裏。現在高麗形勢吃緊，李鴻章如再不以強硬態度對付日本，他就無法自圓其說，也必然喪失自己的誠信。李鴻章處於戰和兩難之間。
恰當此時，俄國公使喀西尼路過天津，李鴻章臨時抱佛腳向俄國求援，喀西尼也覺得如果讓日本陰謀得逞獨占高麗，將損害俄國利事，於是答應李鴻章請求，警告日本撤兵。有了俄國的答應，李鴻章以爲可以高枕無憂，他覺得日本怕俄國，有俄國人出面，日本肯定會撤兵，高麗危機就可以旦夕化解。於是他在對日外交上取強硬姿態，不肯退讓，但他在軍事上也不積極準備，以防患於不測。他期待不戰而勝，期待列強干預。
喀西尼的答應是不負責任的，俄國旣定政策是不干預。俄國的眞實態度早被日本方面所獲知，因此日本不僅無意撤兵，反而加緊了向高麗的進攻，逼迫李鴻章應戰。結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獲得了戰爭勝利，中國則收獲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失敗。
甲午戰爭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由此決定了遠東地區的政治格局，遠東的政治領袖終於由中國移交給日本，中國從此開始了從屬地位。在戰前，中國只受到西方帝國主義壓迫，從此之後，中國則要面臨東西洋夾攻、侵略了。所以說，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不僅是軍事的，也是外交的和政治的。軍事失敗的緣由大體上說有這樣兩層：
一是中國西化水準低於日本。這一層的責任主要應該由中國士大夫階層來承擔。
二是中國此時軍政體制腐敗。這一點，李鴻章應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
根據蔣廷黻的分析，中國外交失敗的根由也可以分爲幾個層面：
第一，像戰和這等軍國大事，無論如何也不能僅憑一個公使的談話就貿然決定，不僅公使的談話不能算數，即便是外交部長的談話也不能當眞，必定要有正式文件，經雙方全權代表正式簽字幷經元首批準方有相當把握，盡管依然不是絕對把握。而李鴻章過於輕信喀西尼談話，鑄成了大錯。這也表明李鴻章外交上的幼稚。俄國政府根據其整體利公決定不采納喀西尼的建議，李鴻章就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幼稚的外交導致了重大失敗。
第二，假使當時中國駐俄、駐日公使深知所在國眞實情形，又假使他們知無不言而言又無不盡，再假使李鴻章和其他主政者對外交官的報告加以相當考慮、信任，那麼中國在甲午之役期間的外交或許能夠兼顧利害和力量。蔣廷黻指出，政策的發動當然根據國家利害，但是政策的貫徹要靠國家力量。個人負重若超過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企圖，縱使是正當的，倘超過國力，必致誤國。所以外交必須知己知彼。這種工作，唯獨健全的外交機構始能負荷。中國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運用機關，李鴻章當然也不例外。當然，前面所說的三種假設也不存在，當時中國駐外使臣對所在國國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種種顧慮而不能盡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能信。比如駐日公使館幾年來關於日本憲政與日本國內秩序的一系列報告，其實只是沒有憲政經驗的中國人理解，不明白憲政要旨。對駐在國眞實情形不明，或不敢如實報告，是晚清體制的必然，其結果就是李鴻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積極、軍事消極的誤國政策。
蔣廷黻還指出，當時李鴻章雖不濟事，但其見解、思路仍超人一等。至於一般士大夫，他們除了發表不着邊際的高調外，別無可取。甲午以前的小風波，李的才能足以度過，在甲午及甲午以後的大風浪中，李鴻章實在不能掌舵了。愈到後來，他愈不濟事。在作戰中，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國均借詞搪塞。這不是李鴻章的過錯，因爲當時中國的國力實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國家的政策。外國雖不援中國於未敗之先，卻又援中國於旣敗訂約之後。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本是不懷好意的，以後瓜分的禍根就種於此。蔣廷黻強調，中國對“友邦”所謂“友誼”不可太憑一時情感、幻想，不能一廂情願、自我想象。我們愈硏究國際關係，愈知道國與國是寡情的，是現實的。外交上旣沒有永遠的敵人，更沒有永遠的朋友，有的都是利害關係。
按照蔣廷黻的分析，後人能夠責備李鴻章的是他甲午之後的聯俄政策。沙皇俄國假借援助中國的美名，行割中國的實際政治。最初修中東鐵路，因而引起以後嚴重的東北問題，一运演變到九一八甚至到七七事變。中東鐵路是李鴻章聯俄的代價。戊戌年春，俄國又假助中國的名義，強迫中國許它修築南滿鐵路和租借大連旅順。這兩個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國於甲午戰後幫助中國用兩千萬向日本贖回的。三國的援助，若清算一下，僅使中國白白拋棄了兩千萬兩銀子也就罷了。這還不夠。1900年，俄國趁義和團戰爭混亂局勢派兵侵占東北。在辛丑北京交涉時，俄國又假借幫助中國收復平津的美名，強迫中國向它割讓東北一切權利。當時英、美、日三國竭力支持劉坤一、張之洞抗俄，而李鴻章則堅持與俄國訂約。蔣廷黻說，李鴻章生命最後歲月的荒唐簡直不敢想象，幸而條約未簽之前李就去世了，不然眞不知後來的情形還會怎樣發展。
李鴻章去世後，中國外交路綫發生重大變化。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對付俄國。當時中國輿論傾向於加入這個同盟，留學日本的學生甚至發起成立義勇軍，準備協助日本與俄國作戰。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中國政府雖然表面上宣布中立，實際上對日本表示出相當同情，地方勢力如張作霖甚至還以實力去幫助日本作戰。由此可見當時中國人的傾向。蔣廷黻就此指出，李鴻章的聯俄政策不但失敗了，而且簡直是引狼入室。李在辛丑前想聯俄制日，後來的人乃反其道而行之，反過來想聯日制俄。李鴻章的成績固然不好，其後果也不堪問，但後來者的成績亦更不値得誇耀，與李鴻章相比，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
日俄戰爭之後，中日兩國在南滿開始摩擦。由此又可證明所謂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國力發展未到相當程度時，是不可靠的。無論是聯東以制西，或是聯西以制東，都是要付出代價的。不小心時，代價要遠高於當初所要避免的損失。
蔣廷黻分析民國外交時指出，民國以來，中國外交方案幷無根本變動。與前不同的就是在內亂時期，黨派的競爭免不了要借外以制內。大槪說來，在朝的黨，因所需外助少，故對外所願付出的代價低；反之，在野的黨，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對外所願付出的代價高。同時還有一個方面値得注意，即政府因負實際的政治責任，說話行事比較謹愼；反對政府的人，因不負實際責任可以隨便給政府出難題，對社會唱高調。因之，一般人民很容易發生誤會，以爲官僚不努力、太消極，甚至於不愛國。反之，反對政府的人因言論激昂好像是特別愛國，特別有作爲。國際關係是十分複雜的，不但在中國，就是在敎育普及、新聞事業十分發達的國家如英美，一般人民關於外交問題容易爲野心家的宣傳所麻醉。所以在這些國家，後來就有不少公私組織，專門硏究國際問題，以圖輿論健全化、外交超黨化。而這種組織在中國卻一直不能成立，十分遺憾。
總結到抗戰爆發時先前百年外交，蔣廷黻得出三點結論：
第一，中國近百年對外失敗不是由於中國人不愛國。
第二，中國的失敗由於外交者尚屬次要，由於内争者實爲主要。內争的致命傷即現代化的建設過於零碎、遲緩和不徹底。
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論，中國的失敗一部分應歸咎於士大夫的虚驕，其他部分應歸咎於外交機構的不健全。若再進一步的研究，這兩種弊病都要歸根於中國人的知識、思想及辦公習慣的現代化程度嚴重不足。(30)
我們不能不承認，蔣廷黻的分析、結論有相當道理，確乎爲智者之言。蔣廷黻在清華園讀書、敎書、寫書，優雅愉快。
清華坐落在北平西山腳下，是個消閑靜養的好地方。從校園騎驢很快就可以到頤和園、玉泉山、香山八大處。九、十月間，差不多每天都是風和日麗，蔣廷黻幾乎每天下午都帶着孩子到這幾個地方去游玩。他的大孩子大寶頗具長姊風範，爲人爽快，有相當的外交手腕。二寶多情善感。三寶喜歡嬉戲，自由奔放，對父母的管敎不甚注意。因爲他身體健壯，所以整天在外面跑。四寶是家裏最寵愛的。他在外出時，一定牽着父親的手，要人抱的時候，就一定要抱他。蔣廷黻欣賞寶塔、鬆樹、玉泉山的清流、圓明園的漫步、廟內溫和、凶惡的神像和成群的小孩子。
除了孩子、家庭，蔣廷黻對學生盡心盡力，他幷不鼓勵學生讀歷史，因爲他深知歷史系畢業的學生沒有很好的出路。學歷史的可以到中學去敎書，但是待遇低，圖書設備差，不利進修。學歷史以備從政之用，這在蔣廷黻看來多少靠譜。在過去，不分中外，許多歷史學家均能身居政府要津，就是最好證明。一旦有學生申請入歷史系，蔣廷黻都給他們澆冷水，提醒他們讀歷史一定會受窮很久。他要讓這些學生知道，硏究歷史除了發現眞僞，不會成名。另一方面，雖然清華歷史系一直沒有很多學生，但蔣廷黻爲此卻很高興，因爲少數優秀青年在他鼓勵下，硏究中國學者一向忽略的問題，終於成爲各自領域中頂級專家。
割捨不掉的政治情懷
讀書、敎書之外，蔣廷黻那時在清華在北平還有很多朋友。他在清華的鄰居有葉企蓀、陳岱孫、金岳霖、張奚若、錢端升、薩本棟、周培源等。在北平城裏，有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陶孟和、任鴻雋以及任夫人陳衡哲等。他們差不多都是留美歸來的朋友，有許多共同興趣、愛好，特別是語言。他們時常聚餐，討論學術尤其是一些公共話題。
這一代留學生與詹天佑那一代純技術領域的很不同，詹天佑那一代以技術報國，致力於科學、實業，而這一代一方面看到了西方在工業革命之後的迅猛發展，另一方面他們所學也不僅僅局限於科學技術領域。這一代差不多都有一個從科學技術轉向人文社會科學的心路歷程，不論是留學美國的胡適、蔣夢麟，還是留學日本的郭沫若、魯迅，他們不約而同意識到了科學技術的局限，意識到中國社會的眞進步需要一場觀念革命。所以這一代留學生總有割捨不掉的政治情懷，只要有機會，有需要，他們總會就公共話題表達看法。
二十世紀中國是一個急劇變化的時代，世紀初的政治改革，辛亥前後的政治劇變，20年代的革命、建設、工業化，三零年代的民族危機，在在引起知識人“忍不住的關懷”。蔣廷黻也就在這個時期，從“議政”漸漸走向“從政”，至1935年底，正式辭去在清華大學的敎職，接受蔣介石的任命，入閣就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處長，他的後半生就在官場中度過，縱橫捭闔，折衝樽俎，爲民國時期享有世界聲譽的外交家之一，與早期的顧維鈞、顏惠慶等不相上下。現代中國成就了一個大外交家，但也確實影響了蔣廷黻在學術上的繼續發揮。
自1923年留學歸來入職南開，至1935年離開清華，蔣廷黻在學界工作了十二年。此後，蔣廷黻在從政之餘對文化敎育特別關心，尤其是與現代化有關的文化敎育事業。但在官場磨練久了，據朋友觀察，蔣廷黻的性格也在變化，他似乎不像敎書時代的昂揚了，不像從前那麼喜歡聊天了。他已經收斂起來了。自1935年底算起，至1965年從“駐美大使”任內退休，蔣廷黻在官場、外交界打拼了三十年，是其在文化敎育領域工作時限的兩倍還要多。在這漫長的歲月中，蔣廷黻確實想過重回學術界，“念念不忘中國需要一部正確完整的歷史”，渴望重回學術生涯，繼續自己的中國近代史硏究，寫出藏諸名山，傳之久遠的史學名著，奠定自己在中國學術史上不朽的地位。(31)但是天不假年，他沒有來得及重回學術，就罹患絕癥遽歸道山。
在蔣廷黻去世當年2月，他的老友李濟去華盛頓參加一個學術會議，蔣廷黻知道後，函約李濟開會期間入住他的官邸“雙橡園”。這一次，他們談了不少次數，大半是有關蔣廷黻過去的或其退休計劃，相當龐雜，有時也涉及個人人生觀問題。有一次，他們兩人閑談到一般學術上的問題。李濟問：“廷黻，照你看是寫歷史給你精神上滿足多，還是創造歷史給你精神上的滿足多？”蔣廷黻沒有直接回答李濟的提問，而是反問李濟：“濟之，現代的人是知道司馬遷的人多，還是知道張騫的人多？”(32)李濟後來解釋說：“我覺得這是他的外交辭令，我想他很難答我的問題，他兩邊說都不太好，因爲他兩邊都有貢獻，他對學術歷史有貢獻，而在事業上更有成就。所以他不願意說，大槪是這個意思。這是我的推測。實際上，我想，無論怎麼樣，就現在的讀書人來說，像廷黻先生能在學術上有他的基本貢獻，我說的基本貢獻是指觀念上的貢獻，而又在事業上有他輝煌的成就，像他這樣的人，恐怕找不到很多。”(33)
胡適留學歸來曾發誓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後來商務印書館試圖引他入伙，他也因爲學問斷然拒絕。直至國難當頭，胡適方才接受國家徵召，出任駐美大使。再後來依然義無反顧重回學術。胡適顯然深受“三不朽”的影響，相信立言大於立功，要做司馬遷，要以學術傳之千秋萬代。
蔣廷黻沒有胡適那樣的計算，他相信生命的自然流暢，他覺得自己不僅可以敎書、做學問，硏究歷史，而且可以議政，也可以從政，一切聽從自然，不勉強。
“九一八”之後，民族危機確實在一步一步加深，中日衝突的危機越來越嚴重。此時，蔣廷黻與清華、北大敎授時常議論戰與和的問題。畢竟是硏究外交史的人，蔣廷黻在衆人一致主戰的時候，依然孤獨強調“和”的意義。蔣廷黻認爲，就中日兩國而言，中國弱、日本強不過是暫時現象。日本有裝備精良的陸海空軍，有訓練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率的官員。軍隊後面，日本有最愛國、最勤奮、最簡樸、最守紀律的國民。但是盡管日本有這些優點，蔣廷黻依然不認爲日本會對中國構成永久性的威脅。他相信時間對中國有利。因此，在九一八之後，蔣廷黻的主要想法就是要爲中國爭取時間。沒有強國的基本根據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個偉大帝國。
基於這樣的認識，蔣廷黻不認爲九一八是要向中國全面進攻的開始，更不是要滅亡中國的起點，九一八只是一個地方性事件，因而他贊成顧維鈞將錦州附近劃爲中立區，隔開中日軍隊的建議，以爲如此可以緩解，至少不會激化中日緊張局勢。
蔣廷黻曾將這層意思向北大、清華、燕京大學的師生講過，但很少獲得贊同。燕大敎授陸志韋甚至在蔣廷黻演講後當場起立反對，提議燕大師生通電全國，反對設立中立區。司徒雷登校長將提案付諸表決，臺下一片手海，蔣廷黻內心格外沮喪，自認是在與戰爭狂熱者進行一場幷無勝算的作戰。(34)
全國學生一致要求抗戰。主戰情緒發展的邏輯很簡單：日本占領中國領土，中國必須抵抗，即使是戰敗、戰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戰而失地更是永遠洗刷不掉的耻辱。所有反對中央政府的政客、軍人，毫無例外一致要求立即對日作戰。這種現象引起蔣廷黻的深思。他認爲愛國幷不是反對中央政府者的專利，狂熱的戰爭鼓吹可能掩藏着幷不高尙的私欲。爲了中國的長遠利益，蔣廷黻公開而誠意地主張維持和平，提議創辦一個周刊討論知識人在國難時期所能盡的責任。
蔣廷黻的提議獲得丁文江等人贊同。在丁文江籌劃下，《獨立評論》在1932年春天出刊。爲《獨立評論》撰稿的均爲知識界名人，他們的專業眼光、犀利言辭引來了讀者廣泛共鳴。蔣廷黻是《獨立評論》主要作者之一，他後來發現許多人是從《獨立評論》認識他的，而不是那些他花費多年心血寫成的歷史著作。
中國歷史上不止一次被外族入侵，甚至不止一次被征服，因而中國人面對外族入侵，如嚴復五四時期所預感的那樣，中國人至少從宋代開始，只能言戰，不能言和，否則就是奸細，就是投降。傳統士大夫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即便對世界有相當了解的林則徐，面對不可戰不必戰也無法戰的英國，也無法建議朝廷緩和局勢，用談判而不是用戰爭解決爭端。當最後琦善不得不出此和策時，依然被視爲賣國，視爲罪人。所以在近代中國很長一段歷史上，但凡遇到外族，只有喊打喊殺一條路，如道光年間的禁烟，咸豐年間的英法聯軍，同光年間的中法越南戰爭，光緒年間的伊犁問題、甲午之戰，以及義和團戰爭。對於這些中外衝突，中國土大夫無不慷慨陳詞，主張一戰，主和者噤若寒蟬，大膽反對如許景澄、袁昶等，均付出生命代價。歷史主義觀察，《獨立評論》諸公“都是近代史上第一次不畏譏評敢說實話的‘現代士大夫’，眞能爲社會立正論，爲政府作諍友，他們有學問、有見解、有氣魄，實開士大夫誠實論政之風氣。”(35)因而贏得知識界相當一部分理性主義者歡迎。
至於蔣介石注意蔣廷黻，據說也是因爲他在《獨立評論》以及天津《大公報》上的言論。畢竟蔣廷黻幾乎是毫無保留地支持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張，一再宣傳倉促地對日作戰必將失敗，現代化的戰爭需要長期準備，然後全國總動員。(36)這些理性聲音自然容易被蔣介石所注意。
在《獨立評論》時代，蔣廷黻還說過：“近幾十年的內亂，文人要負大部分的責任。我們應該積極的擁護中央，中央有錯，我們設法糾正，不能糾正的話，我們還是擁護中央，因爲它是中央。我以爲中國有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縱使它不滿人望，比有三四個各自爲政的好，即使這三四個小朝廷好像都是勵精圖治的。我更以爲中國要有好政府必須有一個政府始。許多人說政府不好不能統一，我說政權不統一，政府不能好。”蔣廷黻還說：“民衆對於內戰和內爭的態度，如同對國際戰爭一樣，總是表同情於小者弱者。實在中央政府大槪說來要比地方政府高明，幷且中央的缺點，旣基於事實，不是換了當局者就能免除的。”(37)這種爲中央政府理性辯護的聲音，相信蔣介石不會反對。
《獨立評論》時代，是蔣廷黻政論的輝煌期，他基於歷史背景的許多看法發人深省，助人思考。比如這樣幾段話，如果不是硏究歷史的，很難這樣說：
中國近二十年來没有一個差强人意的政府，也没有一個惡貫滿盈的政府。極好極壞的政府都只在地方實現過，沒在中央實現過。因爲中央就是有意作好，它没有能力來全做好；中央就有意作惡，它也没有能力來作極惡。這二十年，從袁世凱到蔣介石，各種黨派，各種人物，都當過政，大致都是如此。照我個人看起來，就是北洋軍閥如袁、段、吴、張，都是想做好的，但是無了不得的成績可言。因爲他們的力量都付在對付政敵上去了。在對付政敵的時候，他們就不得不犧牲建設來養軍，不得不只顧成敗，不擇手段。問題不是人的問題，是環境的問題。在這個環境裏，無論是誰都做不出大好事來。中國基本的形式是：政權不統一，政府不得好。(38)
蔣廷黻那些人無保留地支持攘外必先安內，支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這些言論幷沒有刻意迎合什麼，但無疑與蔣介石的思考、主張暗自契合。無心插柳的蔣廷黻無意中遇到了自己的“眞命天子”。
1933年夏，蔣介石通過錢昌照、吳鼎昌邀請蔣廷黻去牯嶺談話。錢昌照是蔣介石的親信，吳鼎昌爲《大公報》發行人，也是蔣介石的密友，擁有相當影響力。
回國十年，蔣廷黻幷沒有與官場打過交道。他的興趣只是敎書、寫書，他的價値追求，是做“小注人物”，而不是做“標題人物”，“他這話的意思是說學歷史的人，必須做切實透徹的硏究，使後來的學者遇到你所硏究的範圍，需引用你的硏究結果，在附注上列入你的姓名書名。至於成爲報章上的標題人物，乃是餘事。”(39)蔣廷黻喜歡清華的工作，而且想寫一本近百年中國史，以此奠定自己在中國學術史上的永久地位，所以他那時幷沒有想着棄學從政。
與蔣廷黻一同被邀請談話的還有南開大學經濟學家何廉，他是留美歸來的耶魯博士。他們兩人在牯嶺停留了一周，與蔣介石會晤好幾次。談話觸及中日關係、可能的戰爭，以及中國的統一、政府的效率等重大問題，蔣廷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一定程度上啓發了蔣介石的思考。同年(1933)秋，蔣廷黻又應邀到南京與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晤談一次。
轉過年，1934年初，蔣介石在南昌行營電召蔣廷黻前往談話。這一次，他們主要談了中日關係、蘇聯外交，以及當時全國熱烈討論的憲法草案。又過了幾個月，蔣廷黻應邀又到牯嶺與蔣介石談話，因爲蔣廷黻預定暑假前往歐洲、蘇聯查閱歷史檔案，因而蔣介石在談話中希望蔣廷黻利用這次機會探測中蘇兩國合作的可能性，幷委托蔣廷黻爲他的私人代表，答應給予必要的外交協助。
在蘇聯，蔣廷黻與美蘇兩國外交官分別有密切接觸，對於推動中蘇兩國重建進一步友好關係探清了癥結。蔣介石對蔣廷黻的工作成效甚表嘉許。這是蔣廷黻離開清華踏上仕途的直接因素。
離開蘇聯，蔣廷黻又游歷了法、德、英等國，1935年9月回到清華。稍後，蔣介石約他去南京談話。11月，蔣廷黻被任命爲行政院政務處處長，次長級，與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同級，協助行政院長蔣介石處理政務。蔣廷黻由此脫離清華，離開了敎育，也離開了歷史硏究，開始了他的從政生涯。
1935年12月21日，蔣廷黻從南京寫信給一位跟隨他學習中國近代史的外國留學生，介紹了自己初到行政院的工作，流露出自己的興奮、自負與苦惱：
你也許對我的工作的調動感到驚訝。當我離開北平到達南京之際，我還沒有想到要調動工作。但是當我發現授予我的職務十分重要，擔任它可以做很多事情，於是我接受了。這就是法國人稱之爲chef de cabinet politique(內閣政務處首席顧問)，在內閣會議上占有席位。工作是龐雜的，有的是例行公事，有的是異常緊急。擔任秘書長職務的地質學家翁博士(翁文灝)和我，在那位擔任行政院院長的將軍手下，充任了政治方面的兩個監察人。就生活而論，我更加喜歡當教授。當我回想起與充當教師有關的悠閑的生活、書籍和著作之際，又是我不禁潸然泪下。這裏從早到晚工作繁忙。很多不體諒別人的人，說話從來不肯簡明扼要，浪費了我的時間。找差事的人簡直要使我發瘋了。一天早上七點鐘，有一個家伙闖進我的房間，叫喊着說：“可把你找到了。我有二十年沒見到你了。”他原來是我小學裏的同學。本省同鄉，本國和留美的同學，南開、清華和北大來的學生，都認爲我得給他們差事幹。但是我所管轄的政務處早已人滿爲患。假如裁汰一半，我能把工作做得更好。我的上司反對不分青紅皂白解雇公僕，他希望給所有黽勉從事的公僕以職務的保證。這一點，他甚至比美國歷届總統更加新派。(40)
初任政務處長，正是中日戰前最吃緊的時期。中國政府對日是戰，還是和，是政權合法性的一個關鍵。全面抵抗，幾乎是全國一致的呼吁，也是幾乎所有反對蔣介石，反對政府力量的聯合集結在一起的惟一理由。只有蔣介石等少數人清楚當時中國問題所在，也只有蔣廷黻等少數人支持蔣介石，反對在沒有充分準備，沒有必勝把握時匆忙開戰，主張通過外交手段，通過國際局勢轉換最大限度爲國家贏得備戰的時間。當然，蔣廷黻主張的和平是“光榮的和平”，幷提出在爭取過來的和平時期，應該展開大規模的鐵路修築，大力發展工業，改良農業，旣增強國力，又穩定軍心民心。然而這些計劃在那時遭到普遍反對，中日全面衝突，進入戰爭不可避免。
選派蔣廷黻出任駐蘇大使，是蔣介石的主意。蔣介石之所以這樣選擇，主要是因爲蔣廷黻前次去蘇聯旅行歸來提交的中蘇重建緊密關係的報告。現在，中日戰爭陰雲密布，中國朝野各界都期待聯合蘇聯對付日本。這是蔣廷黻出使蘇聯的大背景。
而蔣廷黻幷不這樣認爲。他在出使前寫給蔣介石的秘密報告中強調，中蘇結盟的可能性幷不大，蘇聯不會犧牲自己的利益與中國幷肩對付日本，蘇聯最危險的地方在歐洲，因而此行最重要的不是爭取中蘇結盟，而是爭取構建一個包括中蘇兩國在內的“反日聯盟”。(41)
蔣廷黻幷沒有有效推動中蘇關係更緊密，反而因西安事變與蘇聯方面生了一些芥蒂；抗戰爆發，中國方面固然希望獲得蘇聯支持，甚至期待蘇聯參戰。對於這種一廂情願的分析，蔣廷黻幷不認同，他的判斷是，假如日本不對蘇聯發動攻擊，蘇聯絕對不會對日作戰，蘇聯最需要防守的是西綫。蔣廷黻的判斷基於他在蘇聯的體驗、體會，理性分析。但是這個分析顯然不合乎中國外交當局的分析、期待，因而蔣廷黻在莫斯科任職年餘，即奉調回國，回任行政院政務處處長。
如果說蔣廷黻接受蔣介石邀請出任行政院政務處處長屬於士爲知己者死，屬於現代知識人割捨不掉的政治情懷的話，那麼蔣廷黻受命出使蘇聯更屬於用其所長，是其可以大展身手的一個機會。這個機會過去也就過去了，當蔣廷黻出使歸來，實際上意味着他的機會已經消失，假如他此時像後來的胡適出使歸來重回敎育，重回學術，也一定可以重塑學術上的輝煌，可以給歷史留下不朽的巨著。可惜的是，蔣廷黻沒有經得住官場誘惑，也沒有重回學術的勇氣與信心：“孔(祥熙)院長的誠意使我無法峻拒。他說蔣委員長都請我作政務處長，他若不請豈不是不禮貌。他又說：因爲我接受了委員長的任命，如果不接受他的邀請就是‘不賞臉’。他的說詞，令我無法拒絕。”(42)1938年5月，蔣廷黻重返行政院政務處再作馮婦。
在政務處第二個任期，蔣廷黻一度出任行政院秘書長，幷兼發言人(43)，還曾受命去各地視察，也曾負責過中央預算的編制，這些工作當然都很重要，但仔細想想幷非蔣廷黻的長項，他在精力最旺盛的壯年，將生命耗在公文處理上，而不是自己最熟悉的專業上。從學術史的視角重新想想，總覺得文人從政如果不能用其所長，可能就是得不償失。
蔣廷黻在政府的功能逐漸變爲最沒有特色的事務官，大材小用。好在隨着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戰場成爲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一個組成部分，中國與外部世界交往趨緊，蔣廷黻重回特殊外交領域，抗戰勝利前後參與“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中國的籌備工作，幷出任首任署長。1947年被任命爲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聯合國的多邊外交使蔣廷黻的才幹獲得充分發揮，他“擔任我國出席安全理事會的常任代表，以常任理事國的身份，憑他淵博的學識，發揚我國大同世界的精神，維護國際正義，對弱小民族和正在爭取獨立的殖民地如越南、印尼等國，爲他們仗義執言，贏得聯合國內外的一致贊揚。”這也是蔣廷黻發揚他的政治抱負最好的一個時期。(44)
1961年，蔣廷黻轉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1965年5月任內退休，移居紐約，原本計劃移居臺北，重返學術，續寫中國近代史。(45)遺憾的是，五個月後，因癌癥病逝。
許多硏究者注意到蔣廷黻不僅是硏治中國近代外交史的“開山大師”，“又是在外交上創造歷史的風雲人物”，其歷史地位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顧維鈞，“九一八”事變後的顏惠慶等相類似，具有不可替換的重要作用，固然屬於現代中國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46)但是生不逢時，歷史沒有讓蔣廷黻的才能獲得顧維鈞、顏惠慶那一代外交家類似機會。蔣廷黻在1949年之後繼續服務於偏安臺灣的所謂“中華民國”，確實也爲這個“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的存在貢獻了心智。但是如果從大歷史的視角進行考察，蔣廷黻的這些努力實際上都屬於無用功。他在1949年提出的“控蘇案”，反對蘇聯提出的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換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新指派的代表，表面上看蔣廷黻的提案獲得了成功，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直至1971年方才獲得。其實，這幷不是蔣廷黻外交斡旋的結果，而是戰後國際格局尤其是美蘇兩大國博弈的結果。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蔣廷黻後半生執着於政治固然體現了自己的職業操守，也是對蔣介石知遇之恩的回報，但如果說大歷史層面看，蔣廷黻後來的行政、外交事務，幷不是“非他莫屬”，缺他不可，實際上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缺少急流勇退重回學術的勇氣，是浪費生命，同樣是一種“愚忠”。了解兩蔣關係內幕的蒲薛鳳後來回憶說：“廷黻之幷無憑借而能插足政界，擔任內政外交重任，歷三十載之久，完全是由於蔣總統知人之明。記得重慶當日曾流行一項傳說：黨中人士對廷黻頗有攻擊；總裁卻說：如彼才具果有幾個？不論此一傳說是否眞實，而廷黻之不是‘做官’，不屬‘巧宦’與夫爲國服務，展其抱負，全出於最高當局特遇之知，當無疑問。”然而拿蔣廷黻政務外交與其可能做的學術貢獻比，眞的不成比例。“假使廷黻當年不入仕途而專心著述，則其在歷史學界當必有不朽貢獻。即今就其所輯《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三卷而言，亦足傳世。至其在《獨立評論》所發表之幾篇政論，特別是有關民主獨裁之見解，不僅反映時代局勢，抑且具有歷史眼光。”(47)
執着於不可爲的政治與外交，不僅使蔣廷黻浪費了後半生至少二十年的生命(48)，而且嚴重影響了蔣廷黻學術思想在大陸的影響。我們現在不太清楚蔣廷黻關於中國近代史的看法爲什麼在1949年之後在大陸銷聲匿迹的原因，但事實確實是，他的著作在1949年之後近三十年從來沒有再版過，他的學術看法再也沒有學者提到過，即便是他留在大陸的那些及門弟子，盡管沒有像批判胡適那樣批判他，但這樣的不睬不理，當作不存在，其實是一種更大的損失。
蔣廷黻關於中國近代史的看法屬於典型的“牆內開花牆外香”，大陸學術界的漠視幷不意味着蔣廷黻的學說眞的沉默，他的“洋弟子”費正清幾乎一人敵一國，他的繼承與發揮，讓蔣廷黻的學術思想在異邦開花結果。費正清不僅培養了西方世界一代又一代“中國學”傳人，而且深刻影響了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甚至西方國家政府的對華政策。
費正清後來是美國哈佛大學終身敎授，是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最負盛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是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中國近代史硏究領域中的泰山北斗，是頭號中國通。費正清是哈佛東亞硏究中心創辦人，歷任美國亞洲協會主席、歷史學會主席、東亞硏究理事會主席，畢生致力於中國硏究，也曾爲美國政府提供政策咨詢。
如果從其生平簡歷說起，費正清1907年生於南達科他州，病逝於1991年。他的父親是一位牧師，他的母親是位女權主義活動家。費正清早年熱衷於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他母親的影響。
1927年，費正清進入哈佛大學，主攻文科，還有希臘語、歷史、哲學、藝術等。那時的哈佛還沒有開設有關東亞的課程，費正清個人更沒有想到以後會從事東亞和中國硏究。在哈佛兩年後，費正清於1929年秋赴牛津大學，專業方向爲東亞硏究。對費正清來說，那就是他職業生涯的開始。在牛津兩年，費正清的硏究有了相當進展，他利用自身優勢，以中美外交和外交機構的歷史作爲突破口，充分利用了西文資料，對傳統漢學是一個重大突破。
要想深入硏究中國特別是近代中國，無疑必須掌握漢語，了解中國的實際情形，必須到中國來。爲此，費正清在牛津從事硏究的時候，就想法申請了一筆獎學金，於1932年初來到中國，一方面進修漢語，一方面在清華大學歷史系擔任講師，主要講授經濟史，同時接受歷史系主任蔣廷黻敎授指導，從事新的硏究。
據費正清後來回憶，他初見蔣廷黻時，蔣老師只有三十六歲，中等身材，長着中國人團圓臉，由於思路敏捷而顯得英俊瀟灑，但已經執中國近代史硏究之牛耳。蔣老師指導費正清閱讀中國外交文獻，主要是在蔣廷黻主管審定之下出版的《籌辦夷務始末》。這部書爲故宮博物院的珍藏，是在蔣廷黻建議下影印出來的重要文獻。費正清說，二十年之後，他仍然在鑽硏這些文獻，幷敎他的硏究生班學生如何使用這套文獻。(49)
蔣廷黻是近代中國外交史硏究的奠基者，在蔣廷黻指導下，費正清將博士論文題目確定爲《中國海關的起源》，後經過補充修改，於1954年以《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1842-1954年通商口岸的開埠》爲題正式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爲費正清迅即贏得了巨大的學術聲譽。
費正清的個人著作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領袖地位，而眞正使他的這種領袖地位獲得國際確認的還是那套皇皇巨著《劍橋中國史》系列。
《劍橋中國史》系列著作策劃於1960年代初期，正式動手在1960年代中期。這是一個跨國界的國際合作，據說參加撰稿的一百多位專家來自十幾個國家或地區。按照規劃，《劍橋中國史》全套十五卷，每卷都有該領域世界頂級專家執筆，最後由資深編輯總其成。《劍橋中國史》的目標就是要充分反應到那時爲止西方世界有關中國硏究的最高、最新成果，費正清在規劃中之所以刻意強調作者選擇的重要性，其用意也就在於此。從後來的成書看，《劍橋中國史》確實做到了這一點，從先秦至晚清至民國，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在這部書中即便有個別章節顯得有點薄弱，但從總體而言，確實是到那時爲止西方世界了解中國歷史與文化最好的著作，不是之一。
費正清組織的《劍橋中國史》系列不僅在方法上、組織形式上爲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個新鮮經驗，而且當《劍橋中國晚清史》剛剛傳入中國時，在理念上也曾給中國學者以極大震動，特別是這部晚清史及費正清在其他著作中提出的“衝擊—回應”模式，帶給中國學者的就是一次巨大衝擊。
“衝擊—回應”模式是討論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模型，這個模型在1950年代之後曾經長時期流行於西方特別是美國中國學界，認同、堅持或者創造出這一歷史觀念的幷不是費正清一個人，而毫無疑問費正清的影響最大，這個模型代表了費正清那一代和下一代西方中國學者的普遍看法，他們差不多都在用這個模型解釋近代中國的變化。
按照“衝擊—反應”模式，在中國傳統社會，儒家思想長時期占據意識形態主導地位，這對於傳統中國社會的政治穩定、社會穩定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所謂中國傳統社會兩千年幷沒有多大變化，在他們看來主要就是因爲儒家傳統。
但是到了明清之際，工業革命使西方產能過剩，新航海的開辟使遠洋東來成爲現實，大量西方人來到中國沿海尋找貿易機會，於是西方思想文化、西方宗敎意識等，都隨着西方人東來傳入這個古老的東方國家。
對於異樣文明，按理說儒家文明幷不持排斥的立場，但是由於中國社會長時期停滯不前，或者後來中國學者所說的“超穩定”，古老的、龐大的中華帝國對外部世界表現出驚人的惰性、無視，或無所謂，中國政府不管是明朝還是清朝，都選擇了閉關，選擇了自守，選擇了排斥一切外來勢力的政策。於是，西方勢力東來和要打開中國大門的堅定信念，在費正清以及這個學派看來，就對中國社會文化思想理念乃至政治發展都構成了巨大挑戰、巨大刺激，爲中國提供了一種進步的機遇。按照費正清的解釋，此後中國的重大變化，都可以從西方的影響這個刺激中尋找原因，中國的變化就是對西方刺激的反應。
“衝擊—反應”確實在很長時期爲近代中國歷史發生、發展提供了一種解釋框架，因爲畢竟近代中國問題不是自生，而是來自外部環境，中國或許能夠像西方一樣緩慢進入近代社會，但是如果沒有西方的刺激，這個過程一定會非常漫長。自1980年代開始，中國學者從這個視角對近代中國歷史進行重新硏究，幷由此衍生出一種“現代化模式”解讀框架，承認近代中國問題不是來自中國社會內部，而是一種外生，是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的歷程。
也有一些學者認爲，費正清“衝擊—反應”模式長時期影響西方，影響中國學術界，但這種模式過於強調中國問題的外部性，否定了中國問題內生的任何可能，未免有點極端，於是從1960年代晚期開始，在費正清弟子門徒中就醞釀着一種批判反思的思潮，以爲“衝擊—反應”過於機械，過於籠統，至科文《在中國發現歷史》出，費正清“衝擊—反應”模式慢慢成爲諸多模式中的一種，即便還有人堅持，但總要開始考慮近代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內在原因、內部需求。
其實，如果從學術史上仔細辨析費正清學術理路及其來源，我們應該很容易覺察到他的“衝擊—反應”模式，其實就是他的清華導師蔣廷黻一貫的學術立場，是蔣廷黻“中國現代化叙事”模式在海外在世界的餘韵流風。
費正清是個知恩圖報的學人，中美恢復聯系不久，費正清應周恩來的邀請，於1972年訪問北京。有一天上午，費正清應邀前往北京飯店最高樓層的一個會議室發表演講，聽衆近百人。費正清確信這些聽衆一多半來自中國外交部，但他依然不管不顧這樣開頭：
今天我必須首先承認我作爲學生所受到老師蔣廷黻的恩德。盡管他在最近二十年間作爲國民黨駐聯合國安理會中國大使與人民共和國對抗，在這之前，他曾是清華的歷史學教授，如果不承認此種恩德，我就不可能接着講下去。(50)
當然，不管費正清受到蔣廷黻多少影響，從嚴格的師承意義上說，費正清與蔣廷黻有着誠摯的私人關係，但他從沒有正式成爲蔣廷黻的學生，或者在一堂課或一次討論會上接受過他的指導。當時，費正清的漢語還很生疏，他對蔣廷黻的湖南口音還很難理解。他偶爾遇到蔣廷黻，或者在蔣家吃飯，以各種方式得到蔣廷黻的幫助，但這些不屬於敎學法上的。這是費正清主要學習方式的一部分。因而從學術史的意義上說，費正清只是受到蔣廷黻學術的相當影響，嚴格的師承還算不上。(51)
蔣廷黻在歷史學領域工作的時間太短了，在清華的時間更短，因而盡管他的那本《中國近代史》在1949年之前風靡全國，但眞正稱得上或自認爲蔣門弟子的實在太少了。假如蔣廷黻不是那麼早地去從政，不是在文化敎育領域僅僅工作十二年，而是工作二十四年，三十六年，憑借蔣廷黻的學術、思路，一定會培養出一大批優異弟子。敎育與任何一個領域都一樣，堅持，再堅持，才是成功的關鍵，即便偉大如孔子，假如不是他老人家人生那樣不如意，假如他一直在魯國做宰相，做司寇，他也不會有三千弟子，更不可能淘汰出精通六藝的七十二賢人。
在南開六年，蔣廷黻奠定了後來南開歷史學科的基礎，是南開歐洲近代史、法蘭西革命史、歐洲勢力擴充史、中國外交史等課程的開拓者、推動者。
清華六年(不足六年)，是蔣廷黻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也是蔣廷黻創造力最旺盛的幾年，他個人在那幾年將中國外交史學科從無到有構建起來，他所整理發布的外交史資料深刻影響了後來幾代學人。
蔣廷黻對清華歷史學科貢獻卓著，辭退舊人，聘請新人，而且注意新人的培養，告訴新人如何開新課，如何做硏究。蔣廷黻說：“如果不是因爲戰爭爆發，我們能循此途徑繼續努力下去的話，我堅信：在十或二十年之內，清華的歷史系一定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全國惟一無二的歷史系。”(52)
據劉崇鋐回憶，細繹蔣廷黻在清華的理想，他“獨具深心，想在衆多學生裏，培養幾個可深造的人才，可輔助及繼續他的外交史硏究。據我(劉崇鋐)所知，得其賞識的有王信忠、邵循正、梁嘉彬諸君，皆對於外交史有著作，有貢獻。可惜廷黻兄受政府徵召，離開清華，這個培養外交史人才分工合作的理想雖未能貫徹。廷黻爲史學界小注人物的志願，也就暫時放棄。”(53)
盡管如此，短短幾年時間，清華歷史系青年敎師或學生受蔣廷黻影響、指點，在後來卓有成就的就有不少。比如王信忠，就因爲蔣廷黻的鼓勵、指點去硏究日本史，在清華利用中日以及英美史料寫過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外交關係的論文，後到東京帝國大學硏究兩年，再回清華敎書，後爲西南聯大歷史系敎授，講授中日外交史，著有《中日甲午戰爭之外交背景》、《日本歷史槪說》等。
受蔣廷黻指點、影響的還有朱謙雲，他硏究蘇聯歷史，幷從中英庚款委員會申請到一份獎學金，到倫敦斯拉夫語學校從事硏究。後來爲了能在蘇聯多住幾年，多看資料，朱謙雲擔任中央社駐莫斯科記者。
邵循正也是深受蔣廷黻影響的一個人，而且後來留在了大陸，屬於蔣廷黻學術在大陸少有的傳人。邵循正原爲清華政治學系學生，1930年改習歷史，碩士論文《中法越南關係始末》二十餘萬字，被清華硏究院畢業論文叢刊發表。畢業後赴歐洲師從伯希和改習蒙古史，1936年回國，任敎於清華。1950年出任清華歷史系主任，院系調整後改任北大歷史系敎授，幷將近代史作爲主攻方向，着重硏究洋務運動領袖李鴻章、張之洞、盛宣懷、鄭觀應、唐廷樞等，對於後來的中國近代史硏究影響巨大。
由政治學系轉學歷史系，幷且受蔣廷黻影響的還有宋迪夏。在蔣廷黻指導下，宋迪夏集中硏究領事裁判權以前中國境內涉外的民刑案件。在宋之前，曾有人就法律觀點和歷史觀點硏究過這個問題，但從來沒有人想逐案去搜集有關的中國資料，找出中國官員在國內如何處理外人案件或涉外案件。宋興衝衝的硏究此一專題，蔣廷黻確信，當這項硏究完成時，宋無疑將成爲中國治外法權方面的權威。但就資料搜集而論，蔣廷黻發現宋迪夏的遺漏，他囑咐宋一定要設法補齊，幷答應將來將幫助他用中英文同時發表。可惜戰爭開始後，宋迪夏過着流亡生活。更可惜的是，他竟然在流亡途中將原稿丟失。蔣廷黻獲知後勃然大怒。不久後，宋迪夏開始酗酒，終致客死四川一個小鎭上。(54)
夏鼐爲中國現代考古學奠基人之一，但其早歲在清華讀書時，主要師從蔣廷黻硏究近代史，畢業論文《太平天國前後長江各省之田賦問題》，其指導老師就是蔣廷黻。他那時與蔣廷黻有比較緊密的交往，這在《夏鼐日記》中有細致的記錄。(55)蔣廷黻沒有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提及這個學生，夏鼐在1949年之後也不曾在公開場合提及與蔣廷黻的師生關係。這應該從特殊的政治背景去思考，蔣廷黻有意保護至少不想給這位留在大陸的學生增添麻煩，而夏鼐則有無法公開言說的自由，畢竟蔣廷黻在1949年之後的外交活動，其主要目標不是外交，而是“內攻”，延續了國共兩黨的恩怨。這是夏鼐無法表明師承關係的一個深層原因。(56)
受蔣廷黻深刻影響幷在後來留在大陸的還有吳晗。吳晗是胡適最欣賞的弟子，但吳晗的數學只考了零分，使他無緣進入胡適主持的北大文學院，而轉進清華歷史系。由於有胡適的介紹、推薦(57)，特別是因爲吳晗確有眞才實學，蔣廷黻對吳晗也格外賞識，讀書期間就有許多特別關照(58)，畢業之後就讓他在清華歷史系敎書。1949年之後，成爲意識形態轉換中一個比較關鍵的人物。
1949年9月2日，清華校務會議議決同意雷海宗辭去清華歷史系主任，由吳晗接任。9月23日，華北高敎會任命吳晗爲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10月17日，吳晗爲清華三千師生員工開講政治理論學習大課，第一講即爲《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引論》，此乃意識形態轉換或改造的先聲。
對意識形態的改造，對於北平等原來的國民黨統治區來說，大約從1949年開始。那時，各個大學普遍開設了中國近代史，之後又普遍增設中國革命史敎學與硏究。這門課程旣是一般歷史系必須承擔的事情，也是中國意識形態基礎中國近代史叙事漸漸改變的原因。吳晗在1951年初爲清華歷史系做的總結報告指出：過去各大學的歷史課程敎授，不論是本國史，或者外國史，均不能符合今天中國人民的需要。過去各大學所講授的這些課程，都是根據美國人或歐洲人的著作去講的，與中國人民的關係，與中國人民的立場全不相干，甚至相反。將中國近代史的，也應用了這種方法，受了這種影響。比如講中國近代史課程，主要是根據美國人馬士的中國國際關係史，或者麥克奈爾的中國歷史文選，以及英國人、美國人的立場來講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這樣的歷史叙事，在吳晗看來與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訴求嚴重不符。
我們知道，吳晗批評對象不是別人，就是他當年在清華就讀時的恩師蔣廷黻。吳晗此時毫不客氣批評以蔣廷黻爲代表的資產階級舊史學，以爲過去這些資產階級學者在大學裏開設的近代史課程往往不合乎中國革命的實際需要，因此現在必須糾正過去這些錯誤，糾正舊的史觀和舊的態度，要以人民的立場，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去編寫中國近代史，這是極其迫切的任務，只有將近百年的中國歷史弄清楚了，才能及於其他。(59)
吳晗幷不是硏究近代史的專家，但他地位，他的這些號召，他的清華背景，使他這些話語對當時中國學術界影響巨大。作爲中國近代史硏究的重鎮，清華大學歷史系別無選擇地反省過去，批判舊主，重新學習由范文瀾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創造的“革命史叙事”，漸漸地否定了、淡忘了蔣廷黻和清華大學歷史系老一輩學者創建的“現代化叙事”。老一代敎授但凡不能理解不能接受革命史叙事的漸漸淡出了敎學硏究第一綫，而年青一代比如像邵循正、孫毓棠、王永興、陳慶華、張寄謙等開始挑起重新營建中國近代史叙事模式的重任。
這些年輕學者差不多都是清華出身，差不多都深受蔣廷黻等老輩學者影響，他們，還有清華出身的夏鼐、姚薇元、丁則良、王栻、劉桂生、余繩武、丁名楠等，在隨後日子裏，爲革命史叙事的完善貢獻了心智、學識。(60)
不過，也必須注意的是，由於他們都有清華歷史系求學經歷，都曾受到蔣廷黻“現代化叙事”、中國外交史硏究的影響，因而他們在後來的硏究及敎學中，雖然在學術基本價値取向上盡管可能與“現代化叙事”相反對，盡可能爲革命史叙事提供理據，但在他們反對現代化叙事的同時，其內心深處實際上有個現代化的影子在。換言之，他們竭力批判蔣廷黻的學術，竭力要與蔣廷黻劃清界限，但其結果，卻是從一個相反的方面傳承了蔣廷黻的學說。如果不帶偏見討論1950年代中國史學界最熱鬧的“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到這些討論都是要回答蔣廷黻多年前提出的問題：中國能現代化嗎？這些討論沒有繼續蔣廷黻的學術話語，而是一套貌似全新的學術規則。然而如果從學術史層面仔細梳理，幷不難找到兩者之間的學術關聯。
表面上看，1949年之後主導中國近代史硏究的“革命叙事”與蔣廷黻倡導的“現代化叙事”正面衝突，其實二者之間有着學術上的傳承，幷非截然對立。2014年底，金沖及先生對媒體記者的談話提及胡繩的一次談話。金先生說：“關於‘翻案’，有一次胡繩跟我講，說他們要創新，把我推倒；結果推倒我的意見，在我看來就是當年我們推倒的蔣廷黻他們的意見。人有時候總是喜歡一個新鮮的說法，以爲更有吸引力。就像是解放前婦女穿旗袍，一段時間風行長旗袍，過一陣子又流行短旗袍。”(61)金先生的說法極具啓發，我原來也曾懷疑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是對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的揚棄，但一直苦於找不到直接證據。假如我們按照胡繩談話的提示去仔細分梳范文瀾、胡繩“推倒”的那些“蔣廷黻他們的意見”，一定可以重建一個更完整更客觀的中國近代史的學術史。
①沈渭濱：《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導讀——簡論近代通史體系的推陳出新》，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卷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②“中國知網”2016年6月6日的檢索。
③《蔣廷黻回憶錄》，6頁，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
④《上諭》(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故宮博物院明淸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下，915頁，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⑤蔣夢麟：《西潮·新潮》，32頁，長沙：岳麓書社2000年。
⑥袁世凱、張之洞：《奏請遞減科舉折》，《光緒政要》卷二十九。
⑦《光緒政要》卷三十一。
⑧《蔣廷黻回憶錄》，29頁。
⑨《蔣廷黻回憶錄》，32頁。
⑩沈渭濱，前揭文，5頁。
(11)《蔣廷黻回憶錄》，75頁。
(12)吳相湘：《晏陽初傳：爲全球鄉村改造奮鬥六十年》，27頁，長沙：岳麓書社2001年。
(13)《蔣廷黻回憶錄》，82頁。
(14)魯濱遜著，齊思和譯：《新史學》，1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
(15)張廣智：《西方史學史》，266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
(16)沈渭濱，前揭文，7頁。
(17)《蔣廷黻回憶錄》，82頁。
(18)海斯著，蔣廷黻譯：《譯者介紹詞》，《族國主義論叢》卷首，上海：新月書店1930年。
(19)《蔣廷黻回憶錄》，84頁。
(20)蔣廷黻：《中國近代史》，1頁。
(21)陳之邁：《蔣廷黻的志事與平生》，《傳記文學》八卷三期，4頁。
(22)李濟：《廷黻先生對學術界的貢獻與關切》，《傳記文學》二十九卷五期，8頁。
(23)《蔣廷黻回憶錄》，100頁。
(24)蔣廷黻：《自序》，《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卷上，3頁，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
(25)蔣廷黻：《琦善與鴉片戰爭》，《清華學報》六卷三期，1931年10月。
(26)丁一夫(蔣廷黻)：《百年的外交》，《新經濟》(半月刊)一卷四期，1939年1月1日。
(27)蔣廷黻：《中國近代史》，5頁。
(28)《中國近代史》，28頁。
(29)《中國近代史》，41頁。
(30)蔣廷黻：《百年的外交》，《新經濟》(半月刊)一卷四期，1939年1月1日。
(31)李榦：《記蔣廷黻二三事》，《傳記文學》第二十九卷第五期。
(32)《回憶中的蔣廷黻先生：由天津八裏臺到美京雙橡園》，《李濟文集》卷五，22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3)李濟：《廷黻先生對學術界的貢獻與關切》，《傳記文學》第二十九卷第五期。
(34)《蔣廷黻回憶錄》，142頁。
(35)傅安明：《漫談廷黻先生的文章風格》，《傳記文學》第二十九卷第五期。
(36)《蔣廷黻回憶錄》，148頁。
(37)蔣廷黻：《知識階級與政治》，《獨立評論》第五十一號。
(38)蔣廷黻：《革命與專制》，《獨立評論》第八十號。
(39)劉崇鋐：《我所認識的廷黻兄》，《傳記文學》第二十九卷第五期。
(40)《費正清對華回憶錄》，103頁，上海：知識出版社1991年。
(41)《蔣廷黻回憶錄》，201頁。
(42)《蔣廷黻回憶錄》，218頁。
(43)張平群：《南開、行政院、聯合國》，《傳記文學》第二十九卷第五期。
(44)劉錯：《我對廷黻先生的觀感》，《傳記文學》第二十九卷第五期。
(45)據王世杰《對廷黻先生外交與學術方面幾點補充》介紹，蔣廷黻有一年從美國返臺述職，有關部分曾經想要將他留在臺灣，調整工作。曾派王世杰勸說，蔣廷黻對王說：“他有一個計劃，到了七十歲以後，他要回到南港中央硏究院做學術硏究，繼續他未完成的中國近代外交史硏究工作。”見《傳記文學》第二十九卷第五期。
(46)王之珍：《追念蔣廷黻先生》，《傳記文學》第二十九卷第五期。
(47)蒲薛鳳：《十年永別憶廷黻》，《傳記文學》第二十九卷第五期。
(48)從1935年踏上仕途算起，至1965年退休，蔣廷黻付出了三十年的生命。在這三十年中，前十年，即1935-1945年應該說是一個現代知識人在國家危難時期應該付出的，至於平常時期的平庸政治，有專業特長的知識人除非有特別興趣，一般不應該介入。
(49)《費正清對華回憶錄》，98頁。
(50)《費正清對華回憶錄》，104頁。
(51)據李濟回憶，“一直到現在，外國許多有名的所謂‘中國通’，如哈佛大學的費正清敎授，他們都不否認是蔣廷黻先生的學生，這是費正清親自對我說的，他說：‘T.F.Chiang，he is my teacher.，他直認這件事，當他在北平做學生時，是上過廷黻先生的課。”詳見李濟：《廷黻先生對學術界的貢獻與關切》，《傳記文學》第二十九卷第五期。
(52)《蔣廷黻回憶錄》，130頁。
(53)劉崇鋐：《我所認識的廷黻兄》，《傳記文學》第二十九卷第五期。
(54)《蔣廷黻回憶錄》，138頁。
(55)《夏鼐日記》，上海：華東大學出版社2011年。
(56)尹媛萍對夏鼐與蔣廷黻關係有很深入的硏究，詳見她的《從〈夏鼐日記〉看夏鼐與蔣廷黻的一段學術因緣》，《清華大學學報》2013年第五期。
(57)《致翁文灝、張子高》，《胡適書信集》(耿雲志、歐陽哲生編)上，55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58)1931年9月12日，胡適致信吳晗：“蔣(廷黻)先生期望你治明史，這是一個最好的勸告。秦漢時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學者所能整理，可讓成熟的學者去工作。材料少則有許多地方須用大膽的假設，而實證甚難。非有豐富的經驗，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的歷史，材料較多，初看去似甚難，其實較易整理，因爲處處腳踏實地，但肯勤勞，自然有功。凡立一說，進一解，皆容易證實，最可訓練方法。……請你記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訓練自己做一個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學者。你不要誤會蔣先生勸告的意思。”見《胡適書信集》上，558頁。
(59)《清華大學歷史學系工作總結》(1951年1月15日)，《清華大學史料選編》(5)上，319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
(60)萬俊人主編：《清華大學文史哲譜系》，289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年。
(61)《金沖及：胡喬木、胡繩怎樣編撰中共黨史？》，“澎湃新聞”2014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