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15年第20152期 第22-33页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由民国时期转变而来且以史料考证见长的“旧史家”积极参与到以“五朵金花”为热点的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中。他们对各朵“金花”都积极进行理论思考，发表了诸多观点，彰显了他们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学术研究的一些主要特点，这为他们融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提供了展示理论尝试的舞台。“旧史家”对“五朵金花”的讨论，不仅发展和壮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队伍，也为新中国史学的理论架构与学科生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 键 词：“旧史家”/“五朵金花”/理论尝试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历史理论问题的热烈讨论在史学界最具影响。所谓“五朵金花”，主要是指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史坛中“五朵金花”的讨论，说到底就是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以来，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研究过程中逐渐积累的重要理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的总汇集和总爆发。“五朵金花”的讨论吸引了绝大多数史家参与其中，包括那些在民国时期已经有所建树、以史料考证为研究特长的“旧史家”。积极参与到“五朵金花”的讨论中，为“旧史家”学习、接受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机会，是他们深化、改进自己既有的史学研究路径的有效尝试，也是他们融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途径。

当前学界对“五朵金花”的讨论研究成果中，大多以整体概述为主，有以各朵“金花”为切入点的整体梳理者，主要有《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周朝民等编《中国史学四十年》、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等书中对各朵“金花”的总结。也有对“五朵金花”的话语语境、理论成就、学术意义和当代价值做整体反思者，主要有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张越《浅论“五朵金花”的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正视“五朵金花”的当代价值》等。①本文旨在以十七年间的“旧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在“五朵金花”讨论中这一群体的参与情况和主要特点，并进一步讨论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中的变化与发展。

一、“旧史家”对“五朵金花”诸问题的主要观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部分民国时已成名的“旧史家”，不仅积极而真诚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社会发展史等，而且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社会与学术活动，主动融入新时代和新社会之中。对“五朵金花”讨论的关注与参与，是这一群体初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的有效尝试。他们参与这场讨论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中国古史分期问题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焦点问题为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的讨论。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与中国历史解读的着眼点不同，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相同，新中国成立前，主要形成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西周奴隶说”和以范文澜等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主导地位的确立，“旧史家”中大部分自觉加入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他们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有的出于对历时性思考古史分期理论的研究兴趣，有的出于对学界既有古史分期观点的不同意见，有的受苏联史学关于古史分期理论的启发，先后提出了不同的古史分期标准与观点。

随着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一书的问世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周封建说”和“战国封建说”在学界依然具有很强的学术生命活力，吸引了许多“旧史家”的重视，他们之中如徐中舒、杨向奎、束世澂、刘节、岑仲勉、李埏、高亨、谷霁光等从不同视角著文支持“西周封建说”的观点，②也有“旧史家”如白寿彝、杨宽等著文支持“战国封建说”的观点。③除了这两种主要观点外，受当时苏联史学的启发和“百家争鸣”学术氛围的影响，学界涌现了“魏晋封建说”的新观点。王仲荦在长文《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中系统阐述了这一观点，何兹全、张政烺等人也著文支持此说，④使其成为新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三种主要观点之一。

除此三种主要观点外，一些“旧史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唐兰支持“春秋封建说”、张维华持奴隶制到封建制过渡的“两条路线论”等观点。⑤还有的“旧史家”突破固有的五种社会形态相承的框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例如，雷海宗从世界史的视野下否定了奴隶制的存在和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或转化的问题，他以生产工具而论，把中国古史划分为部民社会、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⑥金毓黻在1956年7月的日记中也对古史分期问题进行了思考。他从少数民族发展史、奴隶制状态不明显等方面，也否认了奴隶社会的存在，他把中国古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封建社会。⑦

有些“旧史家”在古史分期问题上的观点前后不一致，处于变动之中。例如，王玉哲1951年在《两周社会形态的检讨》一文中，对“西周封建说”和“战国封建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周代是“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一个过渡时段”，“奴隶社会的残余与封建社会的前哨，交错于这个整个的时代”。但随着新中国考古学新成果的发现，填补了许多史前史的“空白点”后，他又改为支持西周为“初期的封建社会”的观点。⑧又如，白寿彝在1951年介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时对“西周封建说”提出了批评，而倾向于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但随着他自身对古史分期问题思考日渐深入与成熟，渐渐转变为“秦汉封建说”的观点。⑨再如，童书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受苏联史学中“魏晋封建说”的影响而持“魏晋封建说”，1956年后却回到了“西周封建论”观点上。⑩总之，对比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由以史料考证见长的“旧史家”广泛参与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呈现异彩纷呈的景象。

(二)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问题

1.关于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问题。以人民本位为宗旨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问题是当时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学者们先后共发表讨论论文3000余篇，出版和整理了大量资料集、论文集和通俗读物等。(11)“旧史家”是这场讨论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学习了毛泽东关于农民战争的相关理论阐述后，他们结合自身史料考证见长的长处，积极从事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一方面，他们对一些著名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及其领袖人物进行了史料的考证或整理，发掘了历史中大量农民起义的材料与事迹，纠正了一些历史史实的错误等。例如，贺昌群对陈涉起义的阶级关系、黄巾起义的口号进行了梳理，邓广铭、韩国磐、杨志玖、缪钺等对唐末黄巢起义史实进行了资料的发掘，张政烺对宋江进行了史料考证与整理，邓广铭对钟相、杨么的起义与岳飞的关系进行了梳理，王崇武对元末农民起义的社会背景、蜕变历程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总结，童书业、金毓黻、陈登原、谢国桢等对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领袖进行了资料的考辨，郑天挺对宋景诗起义进行了文献整理等。(12)另一方面，他们开始思考与探讨农民起义和战争中一些重要的理论性问题，如关于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性质、作用和特点问题，有白寿彝、何兹全、王仲荦、贺昌群、陈守实等人积极参与其中，(13)参与关于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问题讨论者，有陈守实、杨宽、邵循正、郑天挺等，(14)对历史上农民战争发展规律做整体探讨与反思者有白寿彝、唐长孺、岑仲勉等。(15)

2.关于以汉民族形成问题为核心的民族史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受当时苏联史学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影响，(16)学界围绕斯大林提出的历史上民族形成的概念(17)对以汉族形成问题为核心的民族史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18)“旧史家”也在历史教学与科研中，积极以苏联史学理论来思考民族史问题。例如，白寿彝依据斯大林的民族形成的理论，区别了资本主义之前的“部族”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概念，认为“资本主义时期以前，民族是不可能产生和存在的”。(19)又如，徐中舒、缪钺、蒙文通就在当时这一讨论背景下对古巴蜀民族史与文化进行了研究与争鸣。(20)何兹全从历史教学的要求上提出处理民族史的具体设想，从理论上丰富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21)

(三)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1.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1954年马克思主义史家侯外庐首次提出了“皇族所有制”问题，(22)引发了学界对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持续多年的争鸣与讨论，“旧史家”更是积极参与其中，纷纷撰文发表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1)从历史理论认识上看，他们之中有完全赞同侯外庐观点者，如郑天挺，有总体肯定侯外庐观点而又注意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与演变的前后不同特点者，如韩国磐、贺昌群，有完全否定侯外庐观点而主张地主土地私有制者，如束世澂、邓广铭、商鸿逵、汪篯等人，有持封建土地国有制与土地私有制并存观点者，如李埏。(23)他们从封建社会的现实生产关系、剥削关系、赋税和法律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争，各家之间的分歧点在于他们对土地所有权、占有权与国家干预之间关系认识视角的不同。(2)从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来看，“旧史家”中大部分在当时学界对这一问题热烈讨论与关注的气氛中，扎实地在各自从事的古史领域中具体考察封建土地所有制各种形式、内容与特点，如高亨对周代地租制度，韩国磐对春秋战国时土地制度的变化，贺昌群对西汉的土地占有形态，邱汉生对东汉大地主田庄，陈直、束世澂、陈守实对秦汉、曹魏屯田制度，陈登原、张维华对西晋占田制度，陈登原、唐长孺、韩国磐对均田制的产生、变化及其破坏都进行了具体的研究，(24)深化了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而且，本着“百家争鸣”的原则，“旧史家”在具体历史问题研究中还有争鸣现象发生，如邓广铭、岑仲勉、韩国磐对唐代均田制与租庸调有无关系进行了论争。(25)

2.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这一问题的讨论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邓拓、傅衣凌、吕振羽、侯外庐等当时就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探。(26)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学界对《红楼梦》历史背景的讨论，这一问题再次受到学界关注。“旧史家”主要关注与研究的问题有：(1)对资本主义萌芽起始年限的论争。束世澂、傅筑夫坚持“宋代起始说”，郑天挺却持有“元代起始说”，但傅衣凌、张维华等大多数“旧史家”大致赞同“明清起始说”。(27)(2)对具体生产领域或部门中资本主义萌芽现象的考察。他们大多认为资本主义萌芽主要集中于手工业部门中，如丝织业、棉纺织业和矿业领域等。王仲荦、柴德赓对明代苏州丝织业发展状况和性质进行了考察，傅衣凌对明清时代的棉布字号进行了梳理，白寿彝注意到明代矿业中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现象。除手工业部门之外，傅衣凌、蒙文通等还注意考察了农业、商业等领域中资本主义萌芽的特点。(28)(3)对资本主义萌芽与社会发展关系等相关理论与概念的分析与总结。傅衣凌对资本主义萌芽中富户、商人的生存状况进行了考察，(29)对下层民众生存状况与反抗斗争关系进行了总结，(30)傅衣凌、韩国磐对雇佣关系、封建国内市场等概念进行了辨析与总结。(31)傅衣凌还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特点、阻碍因素等也有总结。(32)

二、“五朵金花”讨论中“旧史家”的理论尝试及其特点

由以上总结不难看出，“旧史家”广泛参与了以“五朵金花”为热点的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并踊跃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彰显了他们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学术研究的一些特点。

(一)史学观念中尝试把固有学术特长与历史理论相结合

“旧史家”在史学观念中积极尝试着把固有学术特长与唯物史观互动、结合来发现、思考与解决历史理论问题。作为从民国时期转变而来的、注重史料考证和“小而窄”研究视角的一支重要学术生力军，“旧史家”在“五朵金花”讨论中积极而努力地转变着，有人从宏观立论上对各朵“金花”进行整体把握，但他们之中大多数却立足于以“小而窄”视角探析大问题的意识。例如，在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张政烺以十进制氏族组织，于省吾以殷代的奚奴，徐中舒以周代的田制，岑仲勉以古代剥削制度中贡、助、彻等含义，杨向奎以先秦时齐国的经济制度等“小而窄”的问题视角探析了古史分期问题。(33)又如，在封建土地所有问题讨论中，“旧史家”大多立足各自研究领域与历史时段、以“小而窄”的视角对封建社会中各个时期的土地制度及其性质进行了探讨。例如，邱汉生从“四民月令”探析东汉的大地主庄园，陈登原对均田制是否为闲手耕弃地的考辨，唐长孺对南朝屯、邸、别墅、山泽等组织形态的考释，(34)无不体现这一群体以“小而窄”的视角探析大问题的意识。又如，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中，蒙文通从宋代的商税和城市，王仲荦从茶叶经济的发展史，傅衣凌从棉布字号，白寿彝从矿业，柴德赓从永禁机匠工、叫歇碑文等“小而窄”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35)在农民起义问题讨论中，“旧史家”大多也以“小而窄”的视角对一些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事件进行了考察。

围绕“五朵金花”的讨论，“旧史家”在史学观念中仍大多偏重“小而窄”的视角，但总体上改变了民国时偏重于“小而窄”的研究而相对缺乏理论建构与学术现实关怀等不足。虽为初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的学术生力军，但他们能多维度尝试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来发现、思考与解决历史理论问题，富有以小见大的学术特色。在具体的各朵“金花”讨论中，开始注重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建构与启发下发掘与分析历史现象、梳理与总结历史问题的一般性规律与理论意义，注重探讨历史问题的现实关联性与价值。也要指出的是，他们的有些分析在今天看来是不尽科学和客观的，有些分析还带有明显的简单化、教条化等倾向，并烙上了时代印记。具体而言，其观念建构的主要切入要点可从以下四点来看。

第一，尝试树立人民本位的主体意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旧史家”积极而自觉地以人民本位的视野参与“五朵金花”的讨论。在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他们大多从农奴或农民的身份地位及其主导的社会关系的视角探索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歧的“历史之谜”。在农民起义问题讨论中，他们善于抓住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及其领袖人物，突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但偏重以民粹主义的视角考察与分析农民起义领袖的历史作用与局限，带有鲜明的阶级分析局限性和教条化的倾向，在今天看来是不尽科学的。在以汉民族形成问题为核心的民族史问题讨论中，注重分析中国历史上主体民族的形成、发展历程及其与其他民族的关系问题，揭示了人民群众在中国古代社会民族关系中的历史作用。在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讨论中，他们对古代社会中土地制度的各种形式、土地的分配与剥削状况、人民群众在土地问题中的作用等进行了分析，凸显了人民群众与土地问题的互动关系。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中，他们也从雇佣关系下对古代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萌芽中的分化及其扮演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第二，尝试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分析与思考历史问题。如在古史问题讨论中，大多数参与其中的“旧史家”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中思考如何解决古史分期问题。童书业曾从理论高度概括了当时三种主要学说的理论分歧点：“西周封建说”主要是从主要生产者的身份着眼，“战国封建说”主要是从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租佃关系着眼，而“魏晋封建说”主要是从古代东方社会现象的国际视野中着眼。(36)虽然三派理论分歧点不同，但包括“旧史家”在内的学者能抓住这一问题的关键切入点，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中分析与思考问题。他们大多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以生产关系作为标准而非生产力，且要抓住生产关系的“主导面”和主流来判断社会的性质。(37)又如，对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旧史家”大部分立足于从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封建经济基础变化方面分析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及其特点；(38)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他们立足于考察新的经济因素的变革引起社会生产关系等一系列变化。

第三，尝试树立用联系的、发展的、整体的、全面的眼光看问题的意识。例如，在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旧史家”大多能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具体分析中国历史的特点，注重用整体和全面的眼光考察古代社会转变的渐进过程。童书业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把“宗法制”与社会生产关系做了区分，纠正了学界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把二者不加区分或单从“宗法制”看社会性质的不足。(39)他也以发展的眼光指出，要弄清这一问题，必须“先作这个时期的一般历史的深入研究”，“才能够避免孤立地根据某几种历史现象来谈社会性质”。(40)王仲荦从整体和全面的视角对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和封建关系的渐进形成过程进行了分析，(41)徐中舒也认识到要树立整体的观念，可以充分利用史料，“省却了许多繁琐的考据”。(42)又如，在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讨论中，“旧史家”不仅以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各种形式进行了考察，如韩国磐以发展的眼光指出封建国家向地主榨取地租，实质上是“地租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再分配”，纠正了学界误以为封建国家只剥削地主而不剥削农民的误区。(43)而且，他们之中也有以整体的、全面的眼光指出土地所有制发展与演变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44)又如，在农民起义问题讨论中，参与其中的“旧史家”大多注重以联系和发展的眼光对农民起义或起义领袖进行历史考察，注重用全面的和整体的观点对农民起义的特点和规律进行系统的总结。

第四，尝试树立用矛盾的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等观点分析历史问题的意识。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这要求辩证地看问题，善于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立统一关系中分析问题，还要注重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关系中分析问题。在古史分期问题中，“旧史家”大多能根据量的积累到质的转变关系原理，注意到封建关系是在奴隶社会瓦解中逐渐形成的，(45)而且能根据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立统一的关系原理，指出要弄清古史分期这一问题，需要注意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和各地区的不平衡性，抓住古代社会关系中的主导面进行具体分析。(46)在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中，“旧史家”用矛盾对立统一的原理分析了古代社会中封建国家与强宗豪族在土地所有权、占有权之间的矛盾。(47)在农民起义问题中，“旧史家”用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了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经过和历史作用等。

(二)史学方法中力求把史料考证与理论阐释、分析相结合

从史学方法论上看，“旧史家”在具体历史理论问题研究中，努力尝试着把史料考证与理论阐释、分析相结合，强调二者并行不悖。他们既有民国时业已形成史料考证的特长，又富有新时代突出理论阐释、分析的新特点。

第一，重视对史料价值的认识和史料考证的作用。在“五朵金花”讨论中，“旧史家”一面积极而努力尝试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解决历史问题，另一面仍能客观而辩证地看待自身擅长的考据学及其价值。杨向奎指出，“考据本身是一种工具科学，和形式逻辑相似，它本身没有阶级性”，只是“执行考据的学者是有阶级性的，他总会被不同的宇宙观所支配着”。(48)童书业也指出，在历史和古典文艺的研究中，考据学是必要的，只要在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导下，考据学可“为新史学服务”。(49)陈梦家以解决古史分期问题为例，指出发掘史料的价值和考证学在促使古史分期问题质的飞跃上的重要性。他强调，如不重视史料与考证学，“那末我们的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一定不容易飞跃而成”。(50)

在“五朵金花”讨论中，“旧史家”大多注重广泛搜求、考辨史料为理论阐释与分析服务。如在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旧史家”大致认识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史料、史事考证和理论阐释、分析两方面入手，二者不可偏废，缺一不可。在具体史学实践中，他们大多对甲骨文、金文等历史文献和地下实物进行了广泛搜求、考辨。要解决这一问题，杨宽认为，需要对史料进行收集、判断和深入的分析，才能“引导出正确的结论来”。(51)童书业认为必须要理论结合史料，二者并行不悖。杨向奎也指出：“没有史料的理论，还不是教条；而有材料没有理论的结合，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以必须把理论与材料结合起来，除此之外，还“必须从分析具体问题入手”。(52)高亨也指出为了解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史观与方法的指导下，对史料进行客观的、全面的、细致的和整体的考察。(53)又如，在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中，他们大多注重搜求、考辨历朝正史、实录、会要等史书中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史料。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他们注意搜求、考辨文献史料、口传史料和碑文等中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现象，也注意对特定商人群体史料的收集，如徽商、河南武安商人等。在农民起义问题中，他们以史料考证的特长对一些著名的农民起义及其领袖人物进行了考辨，弥补了过去史学研究中的一些错误与不足。要之，在“五朵金花”讨论中，“旧史家”是重视史料价值和史料考证的。

第二，注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理论阐释与分析。在“五朵金花”讨论中，“旧史家”改变了民国时注重“考史”的方法传统，大多数能以唯物史观为探讨问题的立论依据，注重从宏观理论架构中思考与分析历史问题，注意用阶级分析方法对各朵“金花”进行理论的定位与分析。在今天看来有些分析虽不尽科学与客观，但这并不妨碍探索他们在运用新理论解决历史问题中的努力与创新。

这里可以以杨宽《战国时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和唐长孺《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两篇论文为例，具体分析一下“旧史家”在进行理论阐释与分析中的特点。在《战国时代社会性质的讨论》一文中，杨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中分析了战国为非奴隶社会，从当时主要生产者(农民)视角以反证法证明了战国为地主制封建社会，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中具体分析了战国时代封建上层法典由量变到质变的确立过程，以例证法阐释了封建社会奖励“耕战”的实质。在这种严谨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阐释与分析理路下，杨宽得出的最后结论“战国时代的社会为地主制封建社会”无疑具有科学性。(54)在《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一文中，唐长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屯邸的解释中，他在史料的层层印证下，以全面的、发展的观点对屯、邸的结合，逐渐转变为占领山泽的机构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总结；在对别墅或田园性质的考察中，他以阶级分析的视角、以排比例证的方法对其私有性进行了分析与定位；在南朝的山泽占领制度的分析中，他以阶级分析的视角和比较的方法，指出封建占田制实为“基于封建社会特性而按照等级分配土地”的实质。在这篇文章的结语中，他更是借助阶级分析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的视角，对屯、邸、别墅等产生的原因、历史作用等进行了客观而科学的分析。(55)通过这两个例证不难发现，“旧史家”在初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中获得了学术的新发展。

而且，随着“五朵金花”讨论的逐渐深入，“旧史家”大多能注意和反省自身或学界同仁在理论阐释与分析中的一些不足与问题所在。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对简单化、教条化、机械化地阐释与分析问题方法的及时反省与抵制。例如，在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在唯物史观的观照下，童书业及时反省了自身在历史理论问题阐释中简单化、机械化的缺点。他指出其过去虽“信奉资产阶级的‘经济史观’”，但存在“把欧洲中古封建社会套在西周春秋的历史上”分析问题的缺点。(56)杨向奎也指出当时学界在分析古史分期问题中，存在以部分代替整体、以后来的发展情况说明古代的非历史主义的现象，造成了“把中国古代史简单化”，“这样就会得出主观而片面的结果”。(57)又如，在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讨论中，束世澂从历史主义视角指出，侯外庐把只存在于古典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后才有的“自由土地所有权”运用来衡量封建社会，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且，学界“笼统地说封建土地国有制在东方占统治地位”，也犯了“用教条式的理解来抹杀事实”的错误，这些是应该抵制的。(58)又如，在农民起义问题讨论中，贺昌群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出，学界存在着以简单化的分析方式认为农民起义“只是打击和‘削弱’了封建制度”或“只是发展和‘巩固’了封建制度”。他说，这些错误的理论认识是应该抵制的，所以“必须对具体的历史问题做具体的分析，特别是阶级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59)杨翼骧认为，要正确评价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要依据他所活动的历史阶段分别予以正确的评价”，不可简单化地“把两个不同阶段中的行动混淆起来”。(60)要之，“旧史家”对学界简单化、教条化、机械化的方法弊病的反省和抵制，无疑加速了他们对唯物史观正确而健康的认识与运用。

(三)参与方式中凸显敏锐的学术意识和“不怕做对立面”的学术勇气

从“旧史家”参与“五朵金花”讨论的论著和言论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他们非常注重从经典作家的历史理论著作中汲取理论营养。在参与讨论中，重视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善于从学界最新动向和学术观点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自觉地响应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家提出的理论问题与学术观点，并积极参与讨论和争鸣。例如，在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范文澜、郭沫若、尚钺等马克思主义史家率先提出或完善了各自古史分期理论学说，“旧史家”或出于理论探讨的热情，或出于对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理论学说的不尽认同，纷纷参与到了这场讨论之中。又如，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也是由马克思主义史家侯外庐、邓拓、范文澜等率先进行理论引导与带动，“旧史家”随后参与其中的。

需要指出的是，“旧史家”虽是初入马列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但他们都积极参与其中，并大胆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如在“五朵金花”讨论中，黄云眉、童书业等与苏联学者谢苗诺夫、约赛夫维奇等人进行了学术交流，他们交换了各自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古代东方“公社”性质问题、古代东方封建制早熟问题、中国古史特殊性问题、农业上应用奴隶等问题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与苏联学者商榷。(61)又如，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上，白寿彝对范文澜主张的“西周封建说”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范文澜虽试着对这一学说做修正和完善，“但他(范文澜)只用殉葬的少见，和小农的存在，来作证明，究竟还是不能证明的”。(62)童书业虽与郭沫若所主张的“战国秦汉时代为封建社会”见解相同，但对郭沫若认为“战国时代才开始进入封建社会”的论断却不赞同，而且在史料的认识上，他也对郭沫若提出了异议。(63)再如，在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上，束世澂以“不怕做对立面”的学术勇气，对侯外庐提出的“皇族所有制”问题从理论依据、史实依据和名词概念的辨析上一一进行了质疑，并指出了侯氏在这一问题上的缺点在于，“对于土地制度发展史的系统不明，又为自己的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没有土地私有权的旧说所累，以致陷于逻辑的不严密”。(64)

同时，见解不同的“旧史家”之间也有着广泛的学术交流与批评。而且，批评的形式也多样化，不仅限于各种讨论会、座谈会中口头观点的阐发，也包括学术期刊中商榷、论争论文的发表等。当时全国大专院校中设有历史系者几乎都组织过针对“五朵金花”中某一问题或多个问题的专门讨论。例如，中国古史分期讨论激烈的山东大学，多次召开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会、座谈会，童书业先后做过“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派别”、“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等报告，引起了如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王仲荦等“旧史家”广泛参与其中讨论、批评。(65)黄子通发表探讨关于宗法制与封建制的关系论文后，迅速引起了童书业发表专文对其观点与理论进行商榷与批评。(66)又如，关于封建土地国有制问题，束世澂对贺昌群的论文也以专文进行了商榷与批评，指出了贺昌群引用经典的不严肃和理论思维中的一些不足。(67)

要之，围绕以“五朵金花”为热点的历史理论问题，“旧史家”立足公正和开放的学术切磋与批评方式，不仅有利于他们迅速掌握、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从事学术研究，而且，也有利于促进以“五朵金花”为热点的历史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与史学的发展。

也要指出的是，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坛中一个重要的学术群体，并非所有以史料考证见长的“旧史家”都参与到了这场大讨论中。未曾直接介入讨论中的“旧史家”包括陈寅恪、陈垣、顾颉刚、柳诒徵、朱谦之、刘文典等。他们之中有的因为年龄偏大或固有学术特长根深蒂固，不易深入学习与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来从事学术研究，有的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学术境遇的转换而受到排挤，对接受、运用唯物史观的新理论有抵触。自“五朵金花”讨论后，他们渐渐与唯物史观主导的主流史学话语体系疏远了。而且，参与“五朵金花”讨论的“旧史家”，在史家主体观念建构、思维与方法的转换中并非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由史料到史观的转变，受新中国十七年间(1949-1966)泛政治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左”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多少与时代带有几分紧张与隔膜之感。有的“旧史家”如雷海宗、向达、陈梦家、童书业、刘节等也因发表了一些过激而与主流话语不甚符合的的言论，遭受到了批判、迫害。(68)

但是，“旧史家”积极参与到“五朵金花”的讨论中，在新中国学术发展史中是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的。一方面，发展和壮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队伍，增强了唯物史观的学术活力。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史家研究队伍主要来源于延安和重庆两地，专门从事学术研究者和对史学理论的探讨有限。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重要史学生力军的“旧史家”积极参与到“五朵金花”讨论中，为他们融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提供了展示理论尝试的舞台，也普及了唯物史观与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活力。(69)另一方面，为新中国史学的理论架构与学科生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五朵金花”的讨论为契机与理论源泉，“旧史家”对相关历史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探索。如古史分期问题，不仅激发了他们进一步思考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也激发他们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性、延续性的理论思考。农民起义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的探讨，激发了他们参与到对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创造者问题、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古代民族关系问题的关注与探讨中。而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则激发了他们对社会史、经济史等理论的关注。(70)同时，“旧史家”也积极参与到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社会经济史、民族史、世界史等学科教学与建设中，为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史学人才。

①参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32—303页；周朝民等编著：《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3页；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200页；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文史知识》2002年第1期；张越：《浅论“五朵金花”的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3期；张越：《正视“五朵金花”的当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30日。

②徐中舒：《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杨向奎：《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文史哲》1952年第5期；束世澂：《关于西周封建制形成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束世澂：《关于中国史上封建社会起讫时期的争论》，《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2期；刘节：《西周的社会性质》，《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岑仲勉：《论周代社会史料的运用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李埏等：《试论殷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问题》，《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高亨：《周代地租制度考》，《文史哲》1956年第10期；谷霁光：《关于古史分期中几个问题商榷》，江西省历史学会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0页。

③白寿彝：《介绍范文澜先生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讲话》，《光明日报·历史教学》1951年6月2日；杨宽：《战国时代社会性质的讨论》，《文史哲》1952年第5期。

④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第8期；张政烺：《汉代的铁官徒》，《历史教学》1951年第1期。

⑤唐兰：《春秋战国是封建割据时代》，《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2页；童书业、张维华等：《“山大”古史分期问题讨论发言稿》，《文史哲》1957年第4期。

⑥雷海宗：《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历史教学》1957年第7期。

⑦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7192页。

⑧王玉哲：《两周社会形态的检讨》，《历史教学》1951年第7期；《有关西周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

⑨白寿彝：《介绍范文澜先生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讲话》，《光明日报·历史教学》1951年6月2日；《中国历史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6期。

⑩参见张剑平：《论童书业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理论探讨》，《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11)参见周朝民等：《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8页。

(12)参见贺昌群：《秦汉间个体小农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研究》1959年第12期；贺昌群：《论黄巾起义的口号》，《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邓广铭：《试谈唐末农民起义》，《进步日报》1952年10月17日；韩国磐：《黄巢起义事迹考》，《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5期；杨志玖：《关于王仙芝起义的时间、地点、家乡和战死地点问题》，《历史教学》1952年第2期；缪钺：《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历史研究》1958年第1期；张政烺：《宋江考》，《历史教学》1953年第1期；邓广铭：《论钟相、杨么的起义和岳飞的绞杀起义军》，《进步日报》1951年10月4日；王崇武：《论元末农民起义的社会背景》，《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王崇武：《论元末农民起义的发展蜕变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童书业：《李自成死事考异》，《山东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金毓黻等：《关于大顺军领导李自成被害地点的考证》，《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陈登原：《关于李自成之死》，《人文杂志》1957年第5期；陈登原：《关于张献忠“屠戮生民”的辨正》，《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谢国桢：《关于李自成》，《历史教学》１951年第5期；谢国桢：《农民起义与张献忠》，《历史教学》1952年第2期；郑天挺：《宋景诗起义文献初探》，《中国农民起义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70—384页。

(13)参见《关于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性质、作用和特点问题——〈新建设〉编辑部邀请北京部分史学工作者座谈会的纪要》，《新建设》1960年第12期；白寿彝：《关于中国封建战争性质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王仲荦：《封建社会前期农民起义有没有反对封建制度》，《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贺昌群：《谈“反封建制度”和“反封建主义”的区别——关于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性质和作用问题》，《新建设》1961年第5期；陈守实：《中国农民战争的组织形态》，《新中华》1951年第14期。

(14)参见《上海历史学界关于中国农民战争与宗教关系问题的讨论》，《文汇报》1960年9月6日；杨宽：《论〈太平经〉——我国第一部农民革命理论著作》，《学术月刊》1959年第9期；杨宽：《论中国农民战争中革命思想的作用及其与宗教的关系》，《学术研究》1960年第7期；杨宽：《再论中国农民战争中革命思想的作用及其与宗教的关系》，《文汇报》1961年1月15日；邵循正：《秘密社会、宗教和农民战争》，《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5期；郑天挺：《谈农民起义和秘密宗教的关系》，《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

(15)参见白寿彝：《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历史教学》1960年第7期；唐长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新文萃》1951年第9期；岑仲勉：《如何探讨我国农民战争发展的规律》，《文汇报》1959年11月29日。

(16)当时学界主要是受斯大林和苏联史学家格·叶菲莫夫等人观点的影响，参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格·叶菲莫夫：《论中国民族的形成》，《民族问题译丛》1954年第2期；又见《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28—254页。

(17)斯大林曾说：“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参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第28页。

(18)主要成果见《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中各家观点。

(19)白寿彝：《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改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新建设》1954年1月号。

(20)参见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徐中舒：《巴蜀文化续论》，《四川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缪钺：《〈巴蜀文化初论〉商榷》，《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5期。

(21)参见何兹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光明日报》1959年7月5日。

(22)侯外庐：《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23)参见郑天挺：《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60年第1、2期合刊；韩国磐：《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几点意见》，《新建设》1960年第5期；韩国磐：《从均田制到庄园经济的变化》，《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贺昌群：《关于封建土地国有制问题的一些意见》，《新建设》1960年第2期；束世徵：《论中国封建社会中土地国有制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1957年第4期；束世徵：《对〈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的意见》，《新建设》1959年第9期；束世徵：《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光明日报》1960年1月7日；李埏：《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

(24)参见高亨：《周代的地租制度考》，《文史哲》1956年第10期；韩国磐：《试论春秋战国时土地制度的变化》，《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2期；贺昌群：《论西汉的土地占有形态》，《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邱汉生：《从“四民月令”看东汉大地主的田庄》，《历史教学》1959年第11期；陈直：《从秦汉史料中看屯田制度》，《历史研究》1955年第6期；束世澂：《曹魏田制考实》《学术月刊》1959年第9期；陈守实：《论曹魏屯田》，《学术月刊》1960年第2期；陈登原：《试论西晋占田制度》，《人文杂志》1957年第1期；张维华：《试论曹魏屯田与西晋占田上的某些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9期；陈登原：《试论北魏的均田制度》，《人文杂志》1957年第3期；《唐均田制为闲手耕弃地说》，《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唐长孺：《均田制度的产生及其破坏》，《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韩国磐：《从均田制到庄园经济的变化》，《历史研究》1959年第5期。

(25)参见邓广铭：《唐代租庸调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岑仲勉：《租庸调与均田有无关系》，《历史研究》1955年第5期；韩国磐：《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对邓广铭同志〈唐代租庸调法的研究〉一文的商榷》，《历史研究》1955年第5期。

(26)参见邓拓：《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生活书局1945年；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7)参见束世澂：《论北宋时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2页；郑天挺：《关于徐一夔的〈织工对〉》，《历史研究》1958年第1期；傅衣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若干问题的商榷》，《文汇报》1961年12月21日；张维华：《〈红楼梦〉写作的历史背景》，《文史哲》1955年第1期。

(28)参见王仲荦：《明代松江嘉湖四府的租额和江南纺织业》，《文史哲》1951年第2期；柴德赓：《记永禁机匠工、叫歇碑发现经过》，《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傅衣凌：《论明清时代的棉布字号》，《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7—130页；白寿彝：《明代矿业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傅衣凌：《明代江南地主经济新发展的初步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第5期；蒙文通：《从宋代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29)参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富户的分析》，《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明清时代河南武安商人考略》，《学术论坛》1958年第1期；《明清时代徽州婺商资料类辑》，《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2期；《明代浙江龙游商人拾零》，《光明日报》1958年3月3日。

(30)参见傅衣凌：《明代苏州织工、江西陶工反封建斗争史料类辑》，《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第1期；《明代后期江南城镇下层士民的反封建运动》，《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5期；《明代江南的纺织工业和织工暴动》，《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8—100页。

(31)傅衣凌：《我对于明代中叶以后雇佣劳动的再认识》，《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韩国磐：《对傅衣凌先生明中叶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国内市场问题的商榷》，《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0年第2期。

(32)参见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一个探索》，《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33)张政烺：《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历史教学》1951年第9、10、12期；于省吾：《殷代的奚奴》，《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第1期；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5年第2期；岑仲勉：《贡·助·彻的涵义及怎样施行(历史分期问题之三)》，《中山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杨向奎：《试论先秦时代齐国的经济制度》(上、下)，《文史哲》1954年第11、12期。

(34)邱汉生：《从“四民月令”看东汉大地主的田庄》，《历史教学》1959年第11期；陈登原：《唐均田制为闲手耕弃地说》，《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唐长孺：《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35)蒙文通：《从宋代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王仲荦：《从茶叶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征》，《文史哲》1953年第2期；傅衣凌：《论明清时代的棉布字号》，《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7—130页；白寿彝：《明代矿业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柴德赓：《记永禁机匠工、叫歇碑发现经过》，《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36)童书业：《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分探讨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历史研究》1956年第5期；宋锡民：《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

(37)参见杨向奎：《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6期；童书业：《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文史哲》1955年第1期；束世澂：《关于西周封建制形成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

(38)参见韩国磐：《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几点意见》，《新建设》1960年第5期；杨宽：《试论中国古代社会的井田制度与村社组织》，《学术月刊》1959年第6期，等。

(39)童书业：《论宗法制与封建制的关系——评黄子通“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是不是封建制度的特征？”》，《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

(40)童书业：《略论战国秦汉社会的性质》，《文史哲》1957年第5期。

(41)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上、中、下)，《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

(42)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并批判胡适井田辨观点和方法的错误》，《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5年第2期。

(43)韩国磐：《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几点意见》，《新建设》1960年第5期。

(44)参见贺昌群：《关于封建的土地国有制问题的一些意见》，《新建设》1960年第2期。

(45)参见于省吾：《殷代的奚奴》，《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1期；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上、中、下)，《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等等。

(46)参见杨向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文史哲》1953年第1期；《从周礼推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文史哲》1951年第3期；《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6期。

(47)参见韩国磐：《从均田制到庄园经济的变化》，《历史研究》1959年第5期；唐长孺：《均田制度的产生及其破坏》，《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

(48)杨向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商榷》，《文史哲》1955年第1期。

(49)童书业：《论考据方法在研究古典文学上的作用和限度》，《文史哲》1955年第1期。

(50)陈梦家：《对怎样进行古史分期的研究的一些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3月2日。

(51)杨宽：《战国时代社会性质的讨论》，《文史哲》1952年第1期。

(52)参见童书业：《略论古史分期讨论中理论结合史料问题》，《文史哲》1957年第5期；杨向奎：《解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要先研究具体问题》，《文史哲》1957年第5期。

(53)高亨：《周代地租制度考》，《文史哲》1956年第10期。

(54)杨宽：《战国时代社会性质的讨论》，《文史哲》1952年第1期。

(55)唐长孺：《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56)童书业：《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文史哲》1955年第1期。

(57)杨向奎：《从周礼推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文史哲》1951年第1期；《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6期。

(58)束世澂：《对〈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的意见——和侯外庐先生商讨》，《新建设》1959年第9期；《论封建社会中土地国有制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1957年第4期。

(59)贺昌群：《谈“反封建制度”和“反封建主义”的区别——关于历史上中国农民战争的性质和作用》，《新建设》1961年第5期。

(60)杨翼骧：《为甚么项羽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历史教学》1954年第5期。

(61)童书业：《与苏联专家乌·安·约瑟夫维奇商榷中国古史分期等问题(附苏联专家乌·安·约瑟夫维奇来信)》，《文史哲》1957年第3期。

(62)白寿彝：《介绍范文澜先生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讲话》，《光明日报》1951年6月2日。

(63)参见童书业：《“山大”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会发言稿》，《文史哲》1957年第3期。

(64)束世澂：《论封建社会中土地国有制问题》，《华东师大学报》1957年第4期；《对〈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的意见——和侯外庐先生商讨》，《新建设》1959年第9期。

(65)参见童书业等：《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及《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座谈会纪录》，《文史哲》1955年第1期；童书业等：《“山大”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会发言稿》，《文史哲》1957年第3期；宋锡民：《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

(66)参见黄子通：《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是不是封建制度的特征？》，《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1期；童书业：《论宗法制与封建制的关系——评黄子通“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是不是封建制度的特征？”》，《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

(67)参见贺昌群：《关于封建的土地国有制问题的一些意见》，《新建设》1960年第2期；束世澂：《关于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几个基本问题——与贺昌群先生商榷》，《历史研究》1960年第6期。

(68)参见杜学霞：《史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研究》，国家行政出版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332页。

(69)参见瞿林东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题记第2页。

(70)详见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一书中各个专题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