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 | 能动与受动：道咸新学表现的转折与“冲击/反应”模式

作者：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道咸新学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其“务为前人所不为”的态度既是学问的自然扩展，也显露出明显的“造反”意味，使清代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游离出明清之际开创的风气。经学内部治学空间、门类和取向逐渐外移，而此前臣服于“汉学专制”的“一切诸学”从边缘走向中心。道咸新学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对冲击中国的西教和西学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在不断受动中仍保持了能动。由于西潮冲击带来更大的转变，且西学稍后占据“新学”之名，致使道咸“新学”在学术史上呈失语状态。梳理学术史上这一重大转折，探究这一不待西潮冲击先已出现的自身变动与稍后席卷中国之西学的关联互动，对理解西潮冲击的实际影响，以及将中西各自整体化的“冲击/反应”解释模式，都有所助益。

关键词

道咸新学　清代学术　“汉学专制”　西潮冲击　西学

清代学术史以清儒界定的“汉学”著称，清代汉学注重训诂，主张以考据为基础，“识字以通经，通经以致用”。这一取向控制学术“话语权势”至少百余年，被梁启超谥为“汉学专制”。然而从19世纪20年代起，治学取向出现逆转，形成全面反乾嘉学风的趋势。王国维曾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概括他所谓“道咸之学新”的特性，其典范转移的表征是显著的。

　　“务为前人所不为”或也曾是传统，刘师培就说，周末诸子百家“竞言新理，耻袭前言”。那是王国维眼里“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其后汉武帝独尊儒术，“学界稍稍停滞”。而佛教东来，学者如饥似渴，又形成“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宋以后思想又停滞，至清末西洋思想之冲击，不啻“第二之佛教”，然学界不仅“无能动之力”，甚至可以说是“未尝受动”。

　　然而晚清学界是否既不能动也未尝受动，是一个仍需斟酌的问题。如果道咸之时出现了典范转移，清代学术可能就此脱离或超越了明清之际开创的风气。始于道咸之际的西潮冲击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要重新考量。从外在影响看，西潮冲击始于政治军事，西教随之，学术则更晚。而从内在理路看，面对西学的冲击，清学是先已中断还是因冲击而后中断？若先已断，则西潮是起到了促进还是延缓作用？或是无意中导致其进一步转向？这些都是需要仔细深入思索的大问题。

　　由于西潮冲击带来更大的转变，且西学稍后占据“新学”之名，致使道咸“新学”在学术史上呈失语状态，它挑战既存学术权势的面相在历史记忆中几乎被抹去，故其在整个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也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梳理清代学术史上这一重大转折，有助于认识西潮冲击之前中国学术的实际状态以及中国的整体情形。而探究这一不待西潮冲击先已出现的自身变动与稍后席卷中国的西学有什么样的关联互动，对理解西潮冲击的实际影响，以及“冲击/反应”这一解释模式，都有所助益。

引　言

　　所谓“道咸新学”，是从王国维“道咸以降之学新”一语化出，原文是：

　　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途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

　　故清代学术凡三变，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以降分成三个时段。清初是经世之学，具体治的是经史，但志在经世，意在致用；乾嘉是经史之学，所治仍经史，但“不复视为经世之具”，经史成为专门之业，小学也随之兴起；道咸以降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从字面义看，“道咸以降”应是道光元年（1821）以后直到1911年。不过王国维不言道光以降而称道咸以降，或意在标示转折性的变化主要发生在道光和咸丰两朝（1821—1861）。这一时期形成了“道咸新学”的基本趋向，此后更多是延续，直到西学坐大。

　　清代学术的三次转变皆“时势使之然”，而经世与否，是王国维心目中的转变要素。道咸以降的态度转变不仅在经世的回归，还有与之关联的治学范围的扩充。大体言，由于时代政治风俗之变和国势不振的大语境促成了道咸以降“变革一切”的愿望，不仅治学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二派之“成法”，更处处反其问学路径而行之。沿此取向发展下去，学问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到“治一切诸学”。所谓“一切”，其实是指此前受重视的经史以外的诸学。沈曾植就“综揽百家，旁及二氏”，彰显出诸子学和佛学的兴起。

　　王国维虽指出了道咸新学的这种变化，但他自己对此似有保留。所以他特别强调沈曾植“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不论何学，“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沈的学问既转向“道咸以降之学”，足以“开创来学”，却仍是“继承前哲”而有所成就。后之学者，也只有沿循沈氏之道，才能做到“变而不失其正鹄”。这恐怕只是一种愿望的表达，它折射出的反而是当时学问已大大逾越了“先正成法”。尤其“务为前人所不为”一语，带有今日理工科学者常说的“颠覆性”意味，特别能表现新学的特性。

　　道咸新学的显著表征略如上述，这些特征后来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因外在影响导致的失语，使道咸新学在整个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特别是这一重要转折何以出现，当循整个清代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去认识。本文更多借清末民初后人对道咸新学的历史记忆，梳解这一段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进而结合所处时代的外在影响，认识道咸新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及其与近代西潮的关联互动。

一、 从经学到“一切诸学”

　　清代学术三变并非王国维的发明，皮锡瑞先已说过：“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为西汉今文之学”。与王国维说稍不同的是，皮锡瑞专言经学，且以汉宋学为叙述之纲目，不像王国维以经世为中心。两位都明确了三段中之后两段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但王国维注意的是继承中的转变，而皮锡瑞看重的是延续中的回归（从东汉回到西汉）。或可以说，清代学术三变，由清代经学三变以为先导。

　　一方面，梁启超已提醒我们，“道、咸、同间，今文学虽兴，而古文学尚不衰，往往有名其家者”。这是讨论道咸新学的一个重要语境。引领风气的汉学大儒阮元在道光朝生活了29年，则其时汉学地位当然不低。但随后因太平天国起而世局巨变，以及被视为继阮元而为学界“领军人物”的程恩泽早逝，都导致汉学的衰落。到同治元年，李慈铭就指出，自顾炎武起“极一时之盛”达“百余年”的清代汉学，那时已呈“衰之极”的局面了。

　　另一方面，古文经学视为不易之基的考据受到质疑，直接影响到经学本身。徐仁铸就说，过去“以为考据之外无经学”，因“外患日迫，学者渐知考据之无用，从而弃之，而经学亦因之陵夷衰微”。感觉到外患日迫的徐仁铸要反考据之道而行之，明言“经学当求微言大义，勿为考据、训诂所困”。

　　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挑战。在明代王阳明学盛行时，罗钦顺已说，“学而不取证于经书，一切师心自用，未有不自误者”。清儒钱大昕更强调：“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叶德辉也认为，“不通名物训诂，无由得其微言大义”。故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以为，清儒使“训诂考证成为重构经学遗产的方式”。他们相信只有对经典“予以文献学层面的精确理解，才能得到义理”。甚至可以说，“考证是义理的最终裁定者”。

　　是否“最终裁定者”且不论，但考据和训诂的确为学问设立了严谨的标准，任何人提出自己的见解，皆需以读懂文字为基础，无据不能随便说话。治学不重考据，意味着学问规范的松弛，却也可能因立论和表述标准的转变而成为一种解放，对“务为前人所不为”的取向起到了不小的支持作用，也使经学可以向包括政治在内的各方面开放。“前人之所贵者贱之，之所贱者贵之”，本是社会变革的时期常有的“价值倒逆的现象”。道咸以降反考据之道而行之，就是这样的态度大逆转，也是“务为前人所不为”的核心。不可否认，在汉学当道时，目的有可能被手段所掩盖，即经典之考证可能掩盖经典之义理。故道咸以后，“儒者多知义理、考据二者不可偏废，于是兼综汉宋学者不乏其人”。实际上，钱穆注意到，“乾嘉学者严辨汉宋，道咸以下辨今古文，而宋学转非所斥”。即因今文经学兴起而导致的今古文之争淡化了原有的汉宋之争，这一变化对汉宋两学的融合应有相当的助力。与此前的宋学不同，兼综汉宋者无意与汉学争。但在乾嘉俨然正统的语境下，对宋学的“兼”，其实也是对汉学的一种“反”。

　　如严复所说，“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学术整体图景的变动，很大程度上受中心变化的影响。清代经学的变革，实为学术整体变化之导引。那务不为前人之所为的一面，为各种此前受到汉学压制的学术门类和问学途径大开方便之门（详后）。道咸新学的几个重要表征，如经世的回归、治学范围扩大和考据方法在挑战中延续，都受当时经学演变的影响。

　　就像民族主义具有抗议和建设的两面性一样，“务为前人所不为”虽以反抗为表征，也有建设的一面。后者特别体现在长约百年的西北战事平定后，在版图上出现了空前的大一统。由于疆土大幅拓宽，政教所及的范围增大，学人的眼光也自然扩大。道咸经世的回归固然是为应对内外的危机，却也因应着实际治理的需要。就此而言，道咸新学表现的转折，既有受动的一面，也有能动的一面。

　　梁启超就注意到清儒在道咸间“以考古的精神推及于边徼，浸假更推及于域外”。刘师培也观察到，治西北地理和考外藩史乘的倾向，至“道光中叶，浸成风会”。其实注重西北史地和关注辽金元实为同一取向的不同面相，不必据后来的学科分类区别看待。面临一种前代少有的新型内忧外患，龚自珍作《西域置行省议》，又著《蒙古图志》，而魏源也有《元史》之作。这些经世致用之才对边疆开发、边疆防御的关注，恐怕先是源自他们所知的王朝扩张经验，然后才是受西潮冲击的影响。魏源纂辑《海国图志》固然是对西潮冲击的反应，却也是注重边疆思路的延续。

　　由于大一统史无前例，不少前人所不为的学问成为时代需要，遂从边缘走向中心。而经学内部治学空间、门类和取向的延伸，也使得“学术增长点”逐渐外移，直至溢出经书的范畴。皮锡瑞便敏锐地点出嘉道以后学术“门径大开”的特色。故“务为前人所不为”，也是学问自然扩展的结果。当然，对那些因“汉学专制”而处于边缘的学问而言，它的确显露出明显的“造反”意味。

　　王国维虽主张“一切诸学”当以考据治之，但在清代汉学霸权时代，实难有所谓他学在。胡适曾批评三百年来第一流的学者都注目于经书，“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说的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则所谓“一切诸学”，更多是指清代汉学以外的各种既存学问，以及与汉学不同的问学路径。它们在乾嘉时代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如宋学和今文学都是汉学的直接对立面，诸子学则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处于学术的边缘。于是这“一切诸学”在反霸权的道路上便自然成为同盟，呈现出中心衰落、边缘兴起的格局。应当说，道咸新学不必是一个实体，而是上述多种取向的集成。各种趋势造成了这一时期的学问有着历代少见的开放性，在经学为体、诸学为用的基础上保持了向外扩展的态势。

　　道咸以降兴起的“一切诸学”，包括今文经学、宋学、诸子学、佛学，有一个清代“汉学”不具备的共同特点，就是讲究“义理”。诸学中影响最大，或者说在思想学术领域一度控制了言说“权势”，形成某种“独立”标识的，早期首推今文经学，其次为宋学。入民国后，“新宋学”仍在实际研究中具有坚实的地位。诸子学一度也呈复兴之相，但因整体的中国学问都被认为不能救亡，学界终进入西学——常表述为新学——当道之时。

　　若具体分别看，在道咸以降“一切诸学”中，今文经学的延续力或不如宋学，影响却最大。代今文学本前有渊源，故皮锡瑞第三段的分期是嘉道而不是道咸，而傅斯年也说，“乾嘉间汉学发达结果，从极端分析精神中，变出今文公羊之学，以经学为名而有政治作用”。艾尔曼更有专门的著作，详述今文学从乾隆末年就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他强调庄存与和刘逢禄曾经站在当时“政治世界的舞台中心；相较之下，魏源和龚自珍乃是边缘角色，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大部分源自20世纪学者的共识”。

　　不过，众多不同时代的人论及今文经学都采用从龚、魏上及庄、刘的逆述之法，并非无因而致。盖不论庄存与和刘逢禄在学术上有多重要，真正为今文学张大旗，使其具有区分于古文学之“独立”标识，又与同时代人密切关联互动的，仍是龚自珍和魏源。也不论庄存与和刘逢禄卷入朝廷政治有多深，他们更多是以个人身份参与政治。要说以具有特定认同的群体参与，且作为一种带有“主义”号召性的“澄清天下”，或也只有龚、魏足以当之。

　　梁启超在清季言今文学，便先说庄存与和刘逢禄，继言“逮道光间，其学浸盛”，而最著者乃龚自珍和魏源。“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儳然若不可终日”，则“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与前此治今文者仅及《春秋》不同，魏源著《诗古微》《书古微》，将今文学“推及它经”；同时“好言经世之术，为《海国图志》，奖厉国民对外之观念”。这是一个重要的特色，即龚自珍和魏源虽治今文经学，他们对时人和后人的影响，却常常越出今文经学。

　　如谭献所指出的，龚、魏二人“学问途辙不尽同，惟皆不主故常”。所谓“不主故常”，正体现出治学取向上的突破。入民国后梁启超仍说，“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他们“虽言经学，而其精神与正统派”异，“好作经济谈，而最注意边事”。此“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这大概指其老师康有为）。

　　在傅斯年看来，“以经学为名而有政治作用”就是今文学的特色。艾尔曼甚至认为这是清代今文学的传统——“从庄存与、刘逢禄起，今文经学家求助于古典的重构来为现代授权，为将来立法”。“倡导经世致用和必要的变革”的今文经学“代表着一个充满政治、社会、经济动乱的时代的新信仰”，并“在19世纪90年代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作了精心的阐发”。这是一个有启发的诠释，不过从庄、刘到龚、魏，他们在研治今文学时，其意识层面恐怕不存“为现代授权，为将来立法”之意。倒是后来讲“托古改制”的康有为，可能还真有几分这样的想法。

　　从时间进程看，今文学主要风靡于晚清，而新宋学则更多兴起于民国。这中间辛亥鼎革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在尝试共和的初年，读经本身就成了政治问题，再加上外来学科分类方式的引入和自上而下的贯彻，经学在政治和学术两方面都不能不逐步淡出。胡适所谓三百年一流学者注目于经书的模式，正是在道咸时代逐步松动。

　　一方面，经学仍沿其内在理路隐而不显地自然演进；另一方面，“一切诸学”中并未出现足以取代经学的扛旗者。一度风靡的今文学本是经学的一部分，只能逐渐隐退。诸子学也没能成一种“独立”的标识，起初更多是在道咸新学中的大氛围中与其他诸学共进退，民国后就逐渐化入新的学术分类体系。研究诸子的学人并不少，但以诸子名其学的人却不多；而诸子研究虽一直存在，却也未能充分“自立”。民国时期真正成气候的是新宋学，它延续了宋学注重义理的传统，却因理学和经学一样不存在于新学科分类体系中，实际以史学而非理学为重心，正如今文学转向了落在史学的疑古。

　　史学的地位在清代有些特殊，虽不像经学那样成为众所关注的中心，却也一直是学术重镇。经史两学一方能包容，一方不挑战，在有意无意间形成某种“相忘于江湖”的态势。至近代，中国在与西方坚船利炮的较量中屡落下风，连通经致用的古训也遭受质疑，一度出现通史致用的呼吁，也曾导致史学地位的提升。尤其在新的学术分类中，史学地位更显突出，如梁启超所说，“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这也使史学被有些学者视为“百学之王、百政之始”，其能承载宽广，亦良有以也。

　　道咸学术的拓展，不仅受外在因素（如空前的大一统）的影响，其内在理路也可能导致学术门类的扩充。因其广泛适用的工具性，考据本身就充满开放性。清代考据大兴强化了读书尚博的学术风气，考据的扩展逐渐穷尽了各种常见的文本，要想出新就只能开拓新领域，于是士人的阅读对象逐渐从各种类书扩展到过去不怎么读的杂书、集部书和原处异端之书，逐渐溢出经学。重要的是，各学的义理常常是独立的，会反过来挤压经学的价值空间。

　　上面所述是学术史中着重叙述的学术门类，而不显者未必不存在或不重要，只是不受时人或后人的重视而已。王先谦观察到，“道光末造，士多高语周秦汉魏，薄清淡简朴之文为不足为”。这是一种从乾嘉时的汪中到晚清的王闿运以及清末民初的章太炎、鲁迅师徒都曾亲近的取向，且有些反宋学的意味，是与道咸新学同时的现象，颇需留意。而张之洞不仅提及光绪年间“经济讲王安石”，也注意到“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这些都是一般学术史较少言及却不可忽略的现象。

　　纬书、佛书与诸子之间的共性，是对义理的侧重。邓实注意到道咸以来学者“爱读诸子、尊崇诸子”的现象，而尤看重诸子学与西学“相因缘而并生”的特色。近代“西学入华，宿儒瞠目。而考其实际，多与诸子相符，而周秦学派遂兴”。由于诸子之书“所含之义理，于西人心理、伦理、名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光化电之学，无所不包”，彼此“不谋而合”，可互观参考，于是“治西学者无不兼治诸子之学”。最后一语或想象多于实际，然因“学风所转，各改旧日歧视之观”，故“解释诸子之书，亦日多一日”。

　　徐仁铸先已注意到“诸子之学多与西政、西学相合”，而邓实对两学“相因缘而并生”更有独特之见——因西人“挟一新宗教入吾国”，国人“察其所奉之教，行之其国，未尝不治，且其治或大过于吾国。于是恍然于儒教之外复有他教，六经之外复有诸子”，则“一尊之说破”，而诸子之学兴。且整个清代学术范围“不外儒学与六经”，只有光绪朝之周秦学派“能出乎孔子六艺之外”，并与西学联手将两千年儒学独尊的局面打破，似带有借外学以反传统之意，其意味就更显深长了。

　　实则西方“其治大过于吾国”才是西学正当性的关键，也是诸子学地位回升的凭借。当诸子学很快也与今文经学一样被证明不足以改变中国现状，亦即不能“经世”，而其他中国传统学问亦皆无力应付时局，“儒教之外复有他教”的意义就回归其本义，国人乃纷纷转趋西学。同时，在晚清趋新大势的推动下，带有中西认同紧张的“西学”在甲午后转为更具普世性的“新学”；相应地，“中学”也就转为“旧学”。

　　西学认同的改换，无意中导致两种“新学”的出现，一是更多表述西学的广义“新学”，一是基本留在“中学”范围里的道咸“新学”。因与此前形成的西即新而中为旧的观念抵牾，道咸“新学”颇表现出不“新”反“旧”的意味。其结果，本来相当重要的道咸“新学”，在历史叙述中被遮蔽到聊胜于无的程度。

二、 道咸新学与西来新学

　　与道光年间不同，咸丰朝已面临西教的有力冲击。差点就造成改朝换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于咸丰初年，在精神和物质层面都借助了外来的因素。那样翻天覆地的震荡，揭示出清朝的统治已出现严重的危机。以曾国藩为中心的湘人因镇压太平军的成功而导致“湘运之起”，湖南在全国的地位有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

　　因湘军是以“讲学之儒，奏戡乱之绩”，故得以如梁启超所说，“湘学之名随湘军而大振”，进而“一雪理学迂腐之诮”。后一语揭示出湘学原本不甚入流，章太炎便曾以“杂而不纯”为湘学之特点。然若从道咸以后正统衰落的眼光看，湖南学术的长处或者正在其“不纯”之上。当乾嘉“汉学”风行全国时，“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湖南人“笃守其乡风”，“不以考据为能”，而特重宋学。颇讲义理的曾国藩等人，影响了不止一代人。

　　湖南人“卫道”意识甚强，故对西教很警觉，其排外和反洋教活动以基于传闻的想象为主，但对西学又相当开放。如郭嵩焘一面特重礼经，试图据《礼》意“以推知古今因革之宜，而达其变”，同时又对西学特别称许。这一略显悖论的取向一直延续，直到甲午之后，谭嗣同和梁启超仍在对湖南同时以“疾恶洋务”和“精解洋务”著称而感到疑惑。

　　湘人的忧患意识带有某种超越性，如曾国藩便强调太平军与所有“读书识字者”的对立，因为他们“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这不仅是“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在大清之上还有数千年的中国，这一界定是意味深长的。他在打下金陵后即设立书局刊刻因讲究夷夏之辨而向少流传的《船山遗书》，或也暗示了政治变局的文化含义。在曾国藩等人的倡导下，湘学大体接续龚、魏开创的新学脉络，在咸丰同治之世、湘乡南皮之间形成某种经学为体、诸学为用的取向，在对西学开放的同时，又对西教和中学之异端保持警惕。

　　太平天国之时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转变，即以湖湘为中心的经世之学兴起。从曾国藩起在全国有地位的湖南人除以“忠义”见长外，便是善于经世。乾嘉时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区分，被曾国藩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上“经济”。其背后隐伏的“经世”在那时已是一个变化中的过渡观念，即从侧重漕运、盐务、钱法等国内实用政策转入退虏、送穷等新兴需要，呈现出逐渐外向的趋势。

　　此时“夷务”已有转为“洋务”的趋向。因“夷狄”是乾嘉时忌讳的词语，道光时人起初说“夷务”是相当谨慎的。然在略经踌躇后“夷务”就开始流行，至咸丰时因“夷”含贬义而渐为“洋务”所取代。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西潮冲击呈现逐步扩展的态势，以政治军事开其端，而西教、西学随之。这是曾国藩那一代湖南人不得不应对的新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夷务”转为“洋务”，西学也渐成新学。近代史上的新、旧、中、西，本各有其独立的意义，不过相互依存的一面似更显著。中西和新旧之间的关系，尤更密切而纠结。若就名相言，是先有西学之称，然后出现中学之名。被称为“学战”的文化竞争也包括在中西之间的整体竞争中，于是中学和西学成为对峙之学。由于中国在对外竞争中屡屡失利，“中西”的认同带有越来越多的感情色彩，承载着强烈的价值判断，于是逐渐被更超越的“新旧”所取代。西学的引入本势在必行，一旦跨越中西认同的紧张而成为名义上更具普世性的新学，在中国的传播便如翻江倒海，形成一股巨澜。从同治到光绪，新学渐成显学，士人竞相趋从。

　　尽管西学实际获得了新学的称呼，但新学又不能完全等同于西学，它确实含有不少中学的成分和色彩。若严格说，“新学”应是亦中亦西的，但毕竟是西多中少。故说新学以西学为主流，或说新学更多表述的是西学，应大致不差。而且在很多时人心目中，新学的确就是西学的代名词。

　　戊戌维新时，张之洞就在《劝学篇》中明言“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并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的观念。尽管王国维在清季曾“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然他所针对的正是“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的现状，新旧与中西的对应是明显的。入民国后，以新学言西学逐渐成为普遍接受而基本无须界定的认知，如梁启超在民国元年说：“二十年来，所谓新学、新政者，流衍入中国。”能够“流衍入中国”的，当然是外来的。

　　近代冲击中国的西潮是全方位的，船坚炮利是整体西潮的一个部分，也是最具说服力的部分。用梁启超的话说，“相形之下，有用无用，应时立见；孰兴孰废，不待言决”。这话是他在讨论西学书目时所说，最可见物质层面的竞争胜负常常决定了文质层面的影响大小。“学战”在时人心目中和言说上的显现，就是西潮冲击到达学术层面的一个标志，也意味着外来势力“正式”进入中国学术。而中学无力抵抗“外来学说之掊击”，也是因外族侵迫已使文化失去依托，于是文化无法表现，甚至难以保存。

　　王国维以“能动”和“受动”思考历代变迁，对“外界势力”影响学术持较为积极的态度。他特别称赞周末因应政治纷乱和社会要求而出现“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的万丈光焰，也大体认可宋儒调和“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的中印思想导致“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清末进来的西洋思想可谓“第二之佛教”，但中国思想界应对无方，不仅“无能动之力”，甚至“未尝受动”。

　　夏曾佑也曾将西学与佛教相比：“以中国人讲佛教心性言之，则其时之长、其学之深，为今之西学者所无可比。”他们都看到了西学作为“第二佛教”的可能性，然而用今天的术语说，他们心目中的“佛教”其实更多是非宗教的。任何带有区域认同的“学”，皆隶属于更广泛的“教”或文化。

　　王国维和夏曾佑都低估了西学背后的能动力，陈寅恪则看出西潮超过佛教的一面，即中国的“学不能竞”是整体的。王国维承认，“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他所说偏于形上，而西潮形下的力量不仅在通商，还有武力，显非佛教可比。换言之，“文化”是全面的，除了社会制度，还至少涵括时人所说的武备、经济和学术。正是借助西潮的全面力量，作为整体一部分的西学不久就取得了远超过佛法的广泛影响。

　　若仔细辨析的话，冲击中国的西潮之形上和形下部分虽存在某些紧张，同时又达成了相互配合，最终导致在中国形成“道出于二”的大格局。在整体西潮中，船坚炮利的部分是直接的武力威慑，强人皈依的洋教是过于显著的文化征服，两者都曾直接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又从不同的侧面帮助了西学的输入。成功改换名相的新学仍可借助背后的非学术力量，最终促成士人心目中“新的崇拜”。

　　假如可以把表述西学的新学称为“大新学”，而把道咸新学称为“小新学”，这大小新学之间是抵牾多于相合的。道咸新学自身正当风起云涌、蒸蒸日上之时，却遇上了力道更威猛的西来新学，挟西潮之整体力量，以风卷残云之势扫荡一切，称雄天下。仿佛一个上升中的新星，因遇到更耀眼的光芒而失色。一方面，在既存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叙述中，由于“大新学”广泛影响的荡击，实际相当重要的“小新学”基本被遮蔽了；另一方面，被遮蔽并不意味着自身发展的中止，道咸新学其实仍沿着自己的理路在前进。对这两方面的现象，过去都认识不足。

三、 道咸新学的转折和延续

　　按梁启超的看法，中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而清代学术能“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清代今文学之成学虽可上推到乾嘉之间，却于道咸之际方竖起“独立”旗帜。如梁启超所说，“凡社会思想束缚于一途者既久，骤有人焉，冲其藩篱而陷之”，则“自能震耸一般之耳目，而导以一线光明”。汉学在清代是“二百年间支配全学界最有力之一旧说，举凡学子所孳孳焉以不得列宗门为耻者”，今文家忽“别树一帜以与之抗。此几一动，前之人所莫敢疑者，后之人乃竞起而疑之”，于是“我思想界亦自兹一变”。

　　可知今文经学是在延续中形成了颠覆性的重构，既有“从考证学衍生”的一面，也有“别树一帜”的一面。那种启怀疑而推动革命的动力要到光绪年间才全面展现，而道咸时期已见端绪。则道咸新学在清代学术史上究竟是个什么地位，其表现的学术转折性和延续性具体何在，成为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道咸以降众多学人在意识层面“务为前人所不为”，是显著的学术典范转移（尽管新典范尚在建立）。然而清代学术是否从这时就真正脱离或超越了明清之际开创的风气？道咸新学所造成的转变，究竟是颠覆性的，还是过渡性的（即仅是中国传统学术一个阶段性的中断）？

　　毕竟学术始终在外界势力影响之下，那些决定性的时势剧变，对学术的影响尤其大。不过，梁启超曾以一种动态的整体眼光把清学延伸到民初，提出晚明已“开清学的先河”，而“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这一清学整体延伸的思路，又揭示出外在的政治鼎革对学术自身内在理路的发展，影响似乎没有那么大。例如经学的中止这一引起学术形式转变的根本要素，当然是因辛亥革命带来整体性的制度转变所致，不过也有学术本身的内在理路可循。

　　大体言，道咸新学“务为前人所不为”的开放特性减少了西学传入的窒碍，而西学的进入又增强了道咸新学的开放性。两者互为因果，无意中促成某种思想解放，包括重新认识或诠释自己的传统。康有为模式的公羊学就是一个显例。他认为文化竞争全凭“势”之强弱，欲靠“强国”以“卫教”。进而“托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其本欲“以夷制夷”，然在戊戌时的湖南“旧派”眼中则是“用夷变夏”。故他们基本不甚反对西学，却坚决反对康有为的自毁做法。尤其《新学伪经考》使“六经既伪，人不知书”，流传下去必致“毁弃六经”。届时“异教起而乘其虚”，便会发生学不能战的大祸。

　　康有为是想借西法以抵御西学，但这样重构经学，实际是在拆毁自己的大本营。中学既自乱阵脚，则在最根本处难与西方竞争，必然因文化的混乱导致政治秩序的紊乱，传统中国的大是大非也随之转变。在相互依存的中国政教体系中，若教的一方因剧变而失范，政被放弃也就计日可待。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亦良有以也。近代中国人学西方有个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的进程，以前西教没能做到的，此时西学做到了。而道咸新学的开放性，或是其中一个重要潜因。

　　另一方面，道咸新学的开放也强化了它的生命力。即使有辛亥的转折，道咸新学的许多具体取向，仍在民国实际传承；一部分因重义理的共同特点渐附着于新宋学，其余或因另外的新学问而获得意义，或以不同的新名目存世，在世事变幻中继续存在，表现出较强的延续力。

　　梁启超在清末就一面指责“本朝考据学之支离破碎”，一面承认“其研究之方法”为“学界进化之一征兆”。王国维在民初曾说，“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而“世之言学者，辄伥伥无所归”。他自己的主张是，不论学术如何变，仍当“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亦即仍用考据的方法。的确，尽管很多民国学人不认为自己在做考据，他们具体所做以及能做的，其实仍是考据，不过变换了名目而已。后来胡适长期为清代学术的“科学”正名，明言“三百年来的考证学方法是无可疑的科学方法”，以至于民国时期“一般多称其所领导的学派为新汉学或新考据”。胡适用进化的眼光把考据说成“科学”，不论是否有意，其实是为仍在流行的考据背书，却也展现出考据的开放性，即其已成为新时代跨学科的通用方法。冠以“新”者，言其已非过去意义的考据也，实则在方法上仍是考据，真正变得多的是所考的对象。这类用成法治新学的现象，颇能体现考据的延续力。

　　有时候，新眼光也能帮助“发现”道咸学术中的新意。梁启超在清季就指出，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治经之外，则金石一学，几以附庸蔚为大国”。入民国后他仍说光绪年间最流行的几种学问是：“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傅斯年也注意到，“乾嘉以后，史学有新要求：A.边疆土〔史〕地，B.金石学（特别金鼎钟文之学），C.辽、金、元史之讲求”。两人所见都与前述王国维的观察甚接近。

　　稍具诡论意义的是，在晚清一直向政治倾斜的今文学，入民国后影响却多转向学术，且更多表现在史学之上。据陈寅恪在1942年回顾性的观察，光绪朝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连系”。而“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他所说道咸新学在光绪的现象以及此后的进一步延伸，明确了经今文学从清季的改制转移到民初以史学为主的疑古。其“浪漫之文学”是否隐约指向梁启超甚或胡适，还可以再斟酌。而此“文学”与今文学的关联，则与章太炎稍早的观察相近。

　　章太炎在1924年指出，当时的史学有五项弊端：一曰尚文辞而忽事实，二曰因疏陋而疑伪造，三曰详远古而略近代，四曰审边塞而遗内治，五曰重文学而轻政事。到1945年，顾颉刚总结民国史学的成绩为六方面：“一、考古学和史前史的研究，二、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研究，三、敦煌学的研究，四、小说、戏曲、俗文学的研究，五、古史的研究，六、社会史的研究。”将章、顾二人的见解稍作对比可以看出，顾氏所见的“成绩”几乎等同于章氏所见的“弊端”。且不论其褒贬，他们观察到的，应是当时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态势。

　　我们知道民国的学术体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样的语境下，上述三人观察到的现象，与王国维所说的“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实甚接近，可见明显的延续，可以视为道咸新学在民国的再现。其中今文学与疑古的关联几乎已达“众所周知”的程度，与此相关的一个现象就是章太炎所说的“详远古而略近代”。王国维区分为考史者和治地理者，两者实甚接近，都有“审边塞而遗内治”的意味。

　　章太炎所说的“详远古而略近代”在五四后表现得特别显著。在一些人“伥伥无所归”时，也有人看到了可能的发展方向，如赵万里在1934年2月论及“现在学术界大势”，便慨叹“大抵吾辈生也晚，已无多门路可开矣。日本人则甚聪慧，不论上古史而独埋首唐宋元诸史，故创获独多”。在赵万里说而不做时，其他一些人却已进入他所说的领域。陶希圣注意到，当年形成一种“远离现实，驾雾腾云”的风气，说“封建制度便从古到今”，说“资本主义便从今到古”，就是不具体说中间一段的历史。而一位对新学问不满的人，也批评那时的“古史家把半信半疑的上古史‘风起云涌’地抢着去硏究，而对于中古和近代现放着的许多史料，却都让它‘束之高阁’，很少有人注意”。此人也批评当时学者“跟着外国人凑热闹，大家来讲什么‘东北史地’、‘西北考古’之类，好像中原各省的史地，都是‘司空见惯’不用研究的了”。传统中国学问讲究重内不重外，道咸新学则开启眼光向外的学术取向，看重内外的相连，表现为西北史地研究的繁荣、四裔之学的兴起。

　　前引陈寅恪说“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是对光绪朝的观察。辛亥鼎革后，这样一种注重四裔的取向恰因与经学的疏离反获发展新机。更因其与欧洲人的兴趣重叠，被傅斯年称为“虏学”之风此后愈盛，到今天已成名副其实的显学。如那些喜欢说“内亚”的学人，以及葛兆光提倡的从周边看中国，大体都是道不一却风同的“近义”取向。

　　类似现象尚多，不一一枚举，可知学术的外在表现形式发生转换，甚至很大的转换之后，内在理路却依然能够延续。所延续的既有原来更整体的学术传统，也包括道咸以后发展出的新学术传统。它们或直接以原方式传承，或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继续发展。

　　如果说考据以类似“整理国故”的方式延续，或有不得已的意味。那些章太炎不喜欢而顾颉刚后来肯定的取向，却是作为“新”倾向表现出来的。在中与西面前，新和旧出现了奇特的转换，形成一种辩证的换位。道咸新学原本在中国学术内在理路中生成，和广义新学相比已经是“旧”；却又借助趋新大势的影响，在政制转换后以“新”的面貌完成了传统的再现。

　　以前多视为民国新现象者，竟不过是晚清旧学问的再现，提示我们对民国学术甚至整个近代学术的整体认知，或要重新调整。西学的冲击当然改变了很多，特别是学术分科和以论文、专著表述研究成果的新方式，大大改变了学术的样态。可是从与西方科目唯一接轨且为“百学之王”的史学来看，很多研究不过是延续了晚清特别是道咸新学的取向和特色。

　　在整个清代学术史上，道咸新学是一个带有颠覆性和终结性的转折，但是它也意味着一个新学术时代的开创。在这个新的学术时期，不仅有过去受到重视的新认知、新思路、新取向等众多“新生事物”的出现，晚清形成的新典范也成功地在西学当道的民国继续存在，尽管有时改头换面。作为一种在转折中形成的新传统，在这样的延续中其实充满活力。从这个角度来看，道咸新学带来的转折是别有意义的。

　　梁启超虽也曾在清朝食毛践土，但在清末就常说“中国”。而有清遗民心态的王国维在民初立论，却把对学术史的梳理限定在“本朝”的范围里。在西学的笼罩已经非常显著的时候，这样故意为之的立说似乎略显偏颇；但也正因此，他那沿着中国学术内在理路推衍的方式，使中国学术自己的脉络得以呈现。这也提示了中国传统学术虽在外力冲击下有所中断，但后来又以不同的新形式延续，大体是一个能动与受动兼存的进程。

　　在近代道出于二的大格局下，一方面中学在学战中全面溃败，作为整体西潮一部分的西学渐成正统，进而出现以中国为战场的西与西战的现象；另一方面考据特别是道咸新学各取向以新形式的延续，意味着中学仍在沿着内在理路发展。这些多元多歧的悖论现象提示我们应当考量道咸新学与西潮冲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对中国学术的转变各自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而反思整体性的“冲击/反应”诠释模式。

余论：道咸新学与“冲击/反应”模式

　　从上节可以看出，在西教、西学大规模进来之前，中学已经有过一次大转向。咸同时期冲击中国的西方是多元的（正如被冲击的中国学术具有多个层次），而中方的反应也是多向度的。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士人那时对西教极警惕，但对西学较为开放，工具性地选择了一面援西（学）一面排西（教）的应对方式。稍近于王国维所说的宋儒对中印思想之“调和”，在受动中尚存能动。

　　然而光绪朝的新学家在继承中却有不小的突破。梁启超认为晚清新思想由龚、魏开启，“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光绪朝“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最初率皆“崇拜定庵”，其“脑识未有不受定庵言说之激刺者”。这些光绪朝思想家虽深受道咸新学的激刺，却在西潮大规模冲击之后始放光明，提示出光绪朝新思想的形成过程，或许是西潮和道咸新学相互加持的。

　　与咸同时曾国藩等尚能学宋儒而“带能动之性质”不同，光绪朝的康、梁明显以“受动”为主。前引王国维对晚清不曾“受动”于西洋思想的失望针对的是哲学层次的西学，而康、梁则更多“受动”于传教士等在中国生成的“西学”，并被改变了思维方式。他们渐以“中教”言中学，导致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整体化。这一点被民初的新文化人反向接受，又被费正清等中性地接受，逐渐产生一个将中西都一体化的“冲击/反应”诠释模式，从而遮蔽了不在此轨道之中的道咸新学之别样实践，也难以解释这类在不断受动中仍保持能动的现象。

　　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评估西潮冲击的影响，并进一步思考和认识西潮冲击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学问的样态。重建道咸新学的语境和作为，对反思后来的“冲击/反应”模式的形成以及其他根本性的成说，是很有帮助的。“冲击/反应”模式的前提是各自整体化，抹杀了“过去”的丰富性，也就减少了“未来”的可能性。而道咸新学的重建提示我们，很多改变（以及不变）恐怕是多元结构中的各个部分。

　　我们过去或许太看重对冲击的显著“回应”，其实还有一条相对沉默的延续之线，有时不一定是不回应，而是沿着惯性继续走自己的路。这样一种不以受动为表征的持续能动，其实也是一种不直接的“回应”。当然，这种内在延续之路的“可持续性”有多强，在社会制度的转变步步深入时，它是否能置身事外而独立发展，还可以进一步斟酌。

　　一般言冲击/反应之说，所概括的更多是先政治（军事）后文化的动态走向。就整体历史言，李鸿章明言“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虽在咸丰朝结束十年之后，但道咸之时也已可说是四海鼎沸、天下大乱的局面了——在这一阶段开始时，通常所说的西潮冲击尚未出现；而在结束时，撼动清朝的太平天国已进入尾声，而西方的船坚炮利更已彰明较著了。

　　在西潮冲击日益显著并逐渐深入到文化之后，道咸新学也日渐向因应西潮倾斜。此时道咸新学与西学的关系，既在一定程度上互补，也充满紧张。中国读书人是在中西竞争的过程中被西方改变了思想方式，逐步认识到“学战”的重要。一方面，当中学和西学实际成为对峙的范畴时，中学需要作为一个整体与西学进行竞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学问在西潮冲击前已开始出现很大的转变，因而充满开放性，这就使它不太容易凝聚为一个整体以与其他学术体（或文化体）对峙和竞争。

　　由于西学进入中国是以炮舰为后盾的，本带有霸道的色彩。且西学进来之后就试图一己独尊，基本不允许有“化外之学”的存在。而中学既要作为一个凝聚的整体去和外来的学术体系竞争，还要沿着自己过去的内在理路发展，是一个非常艰难却又不得不践履的任务。然而从辛亥后的情形看，尽管面临西学独大的格局，道咸新学虽艰难却也成功地沿着自己的脉络延续和发展，余波及于民国。学术传统以看似默默无闻的方式继续传承，表现得相当坚韧有力。

　　中国本有治、道两分的传统，然若学问是澄清天下的基础，其内因和外缘也很难分离。皮锡瑞和王国维等在后来追述学术转变时，均未涉及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或许是表述求精炼所致，却不必是故意回避。道咸新学不待西潮冲击先已出现的转折，及冲击过后以不同方式的延续，表现出中国学术因自具能动之力而可以不那么受动。故即使在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学术实践仍然呈现出相当强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后之研究者固不能忽视更宏阔的时局变动，却也要了解学术自身的发展理路。

　　进而言之，如果中国学术在西潮冲击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至少从学术角度言，西潮冲击的并非一个整齐而静止的中国，而是一个多元且正在发生变化——在某些方面甚至是颠覆性变化——的中国。对于西潮冲击之前中国的整体状态和中国学术的情形，似还需要进一步的梳理。而这样的重访和探究，对理解西潮冲击的实际影响，是非常必要的。不过这是一个开放的大论题，本文仅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更深入的梳理和诠释，尚所望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