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贾琦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李文苓，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副编审。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15年第3期 第110-118页
内容提要：建都论战中各方心目中理想首都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国防安全说、工业化中心说与南方富源说。西安的优势在于汉唐古都与人文传统，有助于西北开发，劣势是远处内陆；南京的优势是东南富源中心，劣势是缺乏国防安全；北平的优势相对较大，既具有国防安全，又是未来中国工业化的中心。建都论战彰显了知识界的政治批判、政治改革与政治参与的多重意识。
关 键 词：首都/迁都/建都论战/政治参与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伊始就受到时人的非议，加上抗战开始不久南京即告沦陷，南京的国都地位备受质疑。因此，抗战后期，各方学者围绕战后的首都选址展开了一场持续5年之久的媒体笔战，时人称之为建都论战。学界对此已经做了初步研究。①本文试图围绕理想首都的基本要素、主要城市的优劣分析等方面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探寻其背后所蕴涵的社会思想意义。

一、理想首都的基本要素

建都的理想条件是论战的核心话题。由于理论根据与研究方法不同，各方所得出的建都理论也不尽相同。总的来看，形成了四个焦点问题：安全论与要塞论的对立；沿海论与内地论的对立；南方论与北方论的对立；工业化中心论与东南富源论的对立。在这四组对立关系中，工业化中心论往往与北方论协调一致；东南富源论与南方论互为表里；安全论与内地论常常能相互协调，而要塞论与沿海论则存在更多共鸣。南方论与北方论则更多着眼于中国的人文地理格局。

第一，国防安全论。1936年版的《中华民国宪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定都于南京，但南京在抗战开始五个月后即告沦陷。南京迅速陷落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遭到多方质疑，人们对南京的首都地位是否适宜重加讨论。国人痛感南京在国防上的脆弱性，到1941年下半年已出现不少迁都的意见。李旭旦指出，“最近数月来(1941年12月)，国都位置成了问题，国内贤达纷纷立言，大都主张迁弃，或言武汉，或言北平，或言西安，甚至有言长春者，而很少人提起还都南京的话，一若南京已经注定是被迁弃的了。”②

人们对南京的质疑首先表现在对它国防地位的质疑上。王维屏1941年在中央政治学校演讲时讲到应“于国防安全地带建都”，提出战后建都武汉。③他认为，在海军尚未建立，海洋安全无法保证时，中国应放弃滨海的南京，迁都武汉，国防安全更有保证。无独有偶，同一时间张君俊也表达了同样看法：“既无海军，我们就不配建都海滨”④。龚德柏比张氏走的更远，他认为武汉为万吨巨舰所能直达，易受国际海军之威胁，西安较武汉为优，⑤提议将国都迁到深居内陆的西安。

再者，建都论战中，人们还对战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做出推测。一时间，战后中国的国防漏洞在北不在南，成为知识界的广泛共识。1943年《大公报》发表的社论就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怀想战后的国际关系，我们的主要外交对手是美英苏日四国。美英苏是我们的朋友，日本是我们的敌国，且是我们的仇敌。我们的战后外交是从海上接受英美的资本与技术，在大陆上与苏联合作，以防日本的再起。由关系国家安危的国防观点上看，我们战后军事外交的重心是在北方大陆上，所以我们的首都应建在北方。⑥傅斯年、双寅、高节文、吴景敖、洪悫、胡秋原等知名学者也提出了与《大公报》相同的见解，不一而足。还有人指出中国向来有天子守边关的历史传统，首都宜近边而不可远边。⑦在部分人看来，北方是国防中心，南京并非国防要冲，偏安一隅，作为首都显然是不适合的。而这也正是建都论战发起的主要原因。

第二，东南富源论。随着建都论战的深入，南京作为首都的经济价值也开始被人们重新评估。各种建都理论应运而生。各派建都观点背后所隐藏的国家发展蓝图也日渐清晰，远远超过了论战之初紧扣南京国防安全的讨论范围。

力主建都西安的丘良任把论战主题从国防安全拉到对经济中心的争论上。丘氏1943年9月在《大公报》上发表《论建都》一文，详细介绍了其地理几何中心论的择都观点。丘氏认为：一国的政治首府，建立在国土中心，对于内政的统一，维持经济的均衡发展，都有很大的关系。世界各国，如法、德、波兰、西班牙、土耳其，其首都皆略当全国的中心。莫斯科在欧俄部分，也居中心。……中国几何中心为甘肃凉州，将来收复台湾，则西安适当全国的中心。战后复员问题，以及内政的整理，工业的建设，皆需通盘筹划，因势建置。⑧但是，丘良任地理几何中心说遭到了地理学家陈尔寿的回击，他在《国都位置与地理中心》一文中列举了人口、农户、耕地、田赋等十六项数据，借以说明“地理中心与几何中心难以合一”，认为距离我国人文地理中心最近之都市为武汉，并非西安。⑨陈氏人文地理中心学说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对建都论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建都论战中第一次出现了完整的择都理论，论战的角度也愈发全面。

此后主张还都南京者多以南方的富庶为依据，第一次做出了有力的回击。如李旭旦放眼东南之富庶，指出应以东南的财富给养全国⑩；金祖孟认为，决定首都的主要依据是人口的分布，物博才会人众，才是我国的“精华所在”(11)；沙学浚从农业角度立言曰：“畜牧在西北为原始的，粗放的，而现代高级生产之乳酪业，则以东南为宜，南京的周地之富，亦甲于全国”(12)；张其昀论及南京建都亦云：“扬子江之于中国，犹人身之有大动脉”(13)。其实，不论如何表述，如“最重要的区域”、“中央地位”、“精华所在”亦或“大动脉”，持建都南方论者始终着眼于东南的富源，在他们看来，南方的财富才是中国立国的根本。

第三，工业化中心论。陈尔寿的经济中心说一出，地理几何中心说逐渐被摒弃。持建都北平论者也找到了他们的依据——工业化中心论。

战后中国的远景是工业化。工业建设将是战后建国大业的第一重要工作，必须由政府全力加以领导和推动。齐植璐指出：工业化开始以后，上海的重心地位是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华北实为全国的中心区域。(14)舆论界权威《大公报》在社评中指出：战后的建国工作，必然要通过工业化的大路(15)，与齐氏之论略同。傅斯年的论述更为具体：建都最适宜的地方，应当是可以为最大工业化区域的中心。中国之工业原料，尤其是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煤、铁、石油等资源都集中在北方。若是东三省、北七省工业化起来，农牧改进起来，经济重心自然在北不在南。他批驳建都北平会失去对东南富源控制的论点，指出工业中心在华北而不在上海，上海不过是一个国际市场，所以更不成问题。(16)很显然，在持北方建都论的学者心中，全国经济中心已非“富甲全国”的东南地区。在他们看来，实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才是未来的中心课题，而北方十省自然成为了工业化的经济中心。

第四，北方论。随着建都论战讨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中国自古以来长期存在的南北关系问题浮上了论战的讲坛。中国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关于南北的建都气象，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写道：“建都于黄河流域者，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熏染，其规模当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当磅俊英执，有俊开盘云、横绝朔漠之概。建都于扬子江流域者，除明太祖外，大率创业未就，或败亡之余，苟安旦夕者，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熏染，其规模常绮丽，其局势常清稳，其气魄常文弱，有月明书舫缓歌轻舞之概。”(17)

在论战中，许多钟情于建都北方的学者都认为，北方民风彪悍，易于养成强悍之国家，而南方民风柔弱，不利于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可见梁氏所述历史现象对建都论战的学者们有一定影响。此外，民国时期南北的新形势也在深深地影响着他们。民国时期，中国南北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越发严重。清朝灭亡后的数十年间，中国再未出现足以号令全国的政府。洋行买办一定程度上操纵了中国的现代经济。拥有大量工业资源的北方长期贫困落后，而英美等西方国家渗透较为深入的东南地区尤其是上海一带却呈现出畸形的繁荣。痛感北方落后的学者自然把这种情怀注入建都论战之中。沙学浚对此有经典的表述：自从民国建立以后，南方繁荣，北方衰落；南方活跃，北方凝滞；南方进步，北方保守，成为明显的对比。因此在精神上、心理上、物质上，中国处于一种半边麻痹的状态。此非仅北方之痛苦，亦南方之不幸。(18)沙氏总结道：移都北平之根本理由是解决重大问题——均衡南北发展。今后中国应以大部分力量加强北方之建设，以使北方与南方并驾齐驱。(19)还有人担心，如果首都仍在南京，政府仍不免偏重东南的发展。(20)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激化了南北关系，而在这背后更深刻的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隔阂与对立。对此，身为北方人的傅斯年在痛感北方落后之余，对当时中国的南北地域观念有一段描写：“北方诸省人，心中有一个‘北人’的自觉，是明显的事实。……新教育之发达，在南方比在北方先；与外国接触也如此。加之明清两代长江流域经济与人文都比黄河流域发达，遂形成了今天北人稍稍落后的事实。这个事实，反而助长北人之地域感觉。如此说来，若把首都放在南方，南人的地域性不会发展下去，因为今后几十年中任何政府，总不免南人占绝大多数。在南则北人或以为‘他是他’，在北则南人总以为‘他是我’”。(21)

傅斯年的这段话饱含恳切之情，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鲜活图景。清末以降，由于国家分裂，军阀割据，地方主义甚嚣尘上。一时间，南方、北方、南方人、北方人在民国短短三十七年间好几次势同水火。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两次护法运动、北伐战争……大大小小原因错综复杂的文争武斗，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南北争斗的烙印，南北地域观念之强烈远非今人想象。南方论与北方论的对立自然成为建都论战的中心内容。在1946年的制宪国大上，曾有人感叹：就讨论的热烈程度言，则无有更过于建都南北之争者。(22)

第五，沿海论。与前文所述主张迁都内陆的学者相同，持建都滨海主张的学者也同样亲历了南京沦陷的切肤之痛。可是，对这一事件的不同理解使他们的观点截然相反。他们认为，抗战教训的主要点之一是不能制海者弱而败。

比之内地论者，海洋论者更重视海洋在中国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性。张其昀认为，“海病”是中国近代的病源，而战后中国建都滨海的意义在于“向着海洋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23)同时，海洋论者还指出，当今世界已不是中古时期的概念，中国必须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吴寿彭就感叹道：地圆之实状更改中国之大一统遗传，海空的发展更改中国大陆性的优胜地位。(24)海洋如此重要，所以应该树立与滨海共患难、共安危的思想，首都选址仍以临近海洋为宜。

对于海军建设，沙学浚一反既无海军根本不配建都海滨的观点，指出首都在滨海，逼得非兴海军不可，因为“必要”可以产生“进步”与“创造”。(25)其余学者正面论及海军建设者虽少，但从他们重视海权的观点来看，其海军观念也应与沙氏无差。在海洋论者看来，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应偏重于大陆；中国未来的军事建设也不应秉持陆军的用处比海军的用处更为频繁的大陆思想，而应该追求海陆空的平衡发展，以首都来统摄海陆之防务。

二、西安、南京、北平的优劣分析

建都论战进行到1944年，前文中所介绍的几个焦点话题都出现了一边倒的论调。总的来看，工业化中心论压倒了东南富源论；北方论压倒了南方论；沿海论压倒了内地论。就国都选址而言，北平、长春、沈阳、济南、洛阳、西安、兰州、武汉、长沙、南京等十座都会都有人提及。然而，各派学说中以北平论与西安论最盛。

1.西安论。“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曾临时迁都洛阳。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国民党曾一度关注西北开发。(26)1942年，蒋介石第二次视察甘宁青诸省，再次表达了他对西北地区的关注：“吾国抗战基础在西南，建国基础在西北。”(27)政府的态度对建都论战产生了巨大影响，迁都西安说、迁都兰州说、迁都洛阳说等着眼于西北开发的主张应运而生。1942到1944年间，主张迁都西安的言论占据各大报章的很多版面。1943年沙学浚在《新中华》杂志上发表《建都论战之批判》一文，对当时的论战情况做了简单概括：“有人认为赞成西安的最多，而舆论界权威的《大公报》却主张北平第一西安第二。此外主张武汉的亦不少。主张南京的文章较少，事实上大有人在。”(28)支持迁都西安的人数之众、声音之强可见一斑。

西安地处北方，所在地工业原料丰富，获得了不少北方论者和热心工业化建设人士的支持。丘良任对西北轻重工业的发展条件做了细致分析：中国铁的储藏量辽宁省最多，占全国的87％。煤储藏量则山西、陕西最富，山西约占51％，陕西占29％。石油矿则甘肃玉门开采已有成效，陕西延长也是有名的油铁区域。陕西为全国最大的棉产地，将来西安可成为棉纺业重心。甘宁青为羊毛产地，兰州可成为毛纺织业重心。(29)此外，西安深处内陆居于中国国土的中心位置，国防上十分安全，对于重视首都安全的学者也很有吸引力，但封闭的大陆性亦使其备受诟病。

钱穆是迁都西安的积极拥护者，在他看来，中国是多民族组成的人文国家，建都的首要考虑因素是人文精神，而建都西安恰恰可荫袭汉唐的强盛基因，改变近代以来的极弱形势。钱穆还指出，中华文明发展的原动力来源于连续不断的外部刺激与挑战，而如今的国家形势大陆防御最为紧要，西北尤为重心，建都西安顺理成章。(30)可以说，西安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是无比崇高的。周立三在对比北平与西安时曾说：北京除明季以外，多为北方外族所建立的统治中心，历史意义不如长安。(31)就连力主建都北平的洪绂也难掩心中对西安的留恋之情，在建议迁都北平的同时，提议设立西安为陪都，并表示“西北能够复兴，西安一定有一天再做中国的首都”。(32)

由于在国防安全、工业化条件上具有明显优势，加之无与伦比的人文价值，西安成为建都论战中的热门城市之一。但是考虑到当时中国发展的现实，迁都西安实际上明显缺乏可行性。1946年制宪国大上支持迁都西安者寥寥，已不复前些年笔战时那番光景。

支持建都西北的学者以《思想与时代》杂志为重要阵地，主要成员有钱穆、丘良任、龚德柏、吴景敖、朱文长、张君俊、仇鳌、柯璜、张恨水、郑励俭等。

2.南京论。建都论战中主张还都南京的学者相对来讲是最少的，他们所产生的影响也较小，但凭借既定国都的天然优势，南京论的主张也不可小觑。

总的来说，南京的国防安全、工业化条件、偏处东南的地理位置都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唯有濒临大洋出海便利稍稍能引起知识界的共鸣。于国防安全而言，南京的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傅斯年试图用战后的国际形势来化解这个难题。他认为，日本战败后中国在海洋之上再无敌国，海上强国英美都是中国的盟国，故而中国之海祸将自鸦片战争起至抗战胜利终(33)。由此来论证南京国防上的安全性。但这种说辞带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在独立自主呼声渐趋高涨的当时，并未被广泛接受。南京所在的东南地区虽然富庶，但是工业原料缺乏，且从全国来看，东南之地偏于一隅，对于开展工业化建设和实施对全国的有效管辖都很不利。国民参政会上王普涵所提议案的名称就颇能说明问题，王的议案为：请政府对于本会历次大会关于建都北平之建议案重加考虑迅予执行以促成国家真正统一案。着眼点就是首都对全国的管辖是否便利。(34)在论战不利的情况下，以张其昀为代表的南京论者频频引用孙中山《建国大纲》中的语言作为依据。这一点在张其昀与钱穆的书信往来中看得尤为真切。1941年10月11日，钱穆致信张其昀，讨论战后建都问题，信中写道，人言孙中山主张首都必须设在南京，“不知有何明文证据”?并说“颇闻党中有熟稔中山先生之某君言谓中山先生在世时却并无国都必在南京之意”，向张发难。张其昀于1941年10月21日回信答复钱穆。全文洋洋五千余言，以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为依据，同时还援引孙中山《实业计划》中称南京“在世界之大都市中诚难觅如此佳境也”之语，证明孙中山确有建都必在南京之意。(35)但是，对孙中山教条的遵守并未在当时起到多少号召作用。虽然南京最终保住了首都的地位，但是南京论者在建都论战中却是失败的。

支持建都南京的学者以国民党党报等政府刊物为主要阵地，其主要成员有叶青、张其昀、李旭旦、荣贞固、万鼎祥、吴寿彭、孙甄陶、雷海宗等。

3.北平论。主张建都北平的学者人数最多，影响也最大。一时间，迁都北平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以至于1946年元旦前后，重庆曾流传过迁都北平的传闻，闹得人声鼎沸。(36)在制宪国大上，北平也脱颖而出，成为最受青睐的首都之选。

北平之所以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原因很多。首先，北平以其自身的优越条件，自然是工业化中心的不二之选，而能帮助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是时人公认的重要择都标准。傅斯年如是评价北平：“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其地恰当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北四省，共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之中心。”(37)应该说，傅氏之言是怡当的。

其次，北平被认为是国防要冲。建都论战中，学者们对中国战后所处的国际环境做了展望。大体上看，时人仍以日本为中国战后的最大威胁，视美国为中国最坚定的盟友，对苏联虽有所警惕，但大多还是视为朋友。金兆梓在比较北平与西安孰适于建都时的表述，颇能说明时人的心态：“其实西北之重要，犹未必专限于开发之当务。东北固近边，西北又何尝远边乎?编者之所以舍西北而置重于东北，则固以东邻丧其朋而西北则得其朋也。”(38)所谓“东邻丧其朋”即指中日交恶；“西北则得其朋”即指中苏友好。胡秋原更认为，世界各国之中，日本为中国唯一根本敌国。(39)战后中国应“远交朋友，近防敌人，和苏联，防日本”。(40)在这一观念指导下，北平自然是国防的中心地区。

再者，北平地处北方，赢得了北方论者的欢迎。加之北平虽距离海岸不远，但是防卫安全却比南京要好得多，兼顾了海洋论者和主张大陆安全论学者的要求。正是由于上述种种优点，北平最终在建都论战中脱颖而出，成为大多数人赞同的择都地点。在国民大会上，有一位北方代表夸口说：“建都北平提案，北方代表几无一不签名其上，可谓代表二万万华北同胞作此呼吁。同时，中国五大民族中，蒙藏两族国大代表全体签名者亦多，甚至台湾代表亦表赞同，据此估计，至少可代表三万万人口。”(41)虽不免夸张，但仍可见其声势之大。

《大公报》和《时兆月报》都明确表示支持建都北平，它们也是支持建都北平学者们的重要阵地。其主要成员有沙学浚、傅斯年、双寅、陶孟和、洪绂、季文达、金兆梓、翁文澋、庄泽宣、悫士、葛存畲、齐植璐、纪文达、贺昌群等。

三、社会与思想审视

建都论战中，主张迁都北平的声音最强，但并没有影响国民政府的决策。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实际上已向国人表明了国民政府的定都立场。此后，为了平息迁都的议论，制宪会议并未将首都选址写入宪法，以迁延的办法暂时中止了讨论。两年之后，国民政府日薄西山，建都论战最后无疾而终。建都论战发生的年代，恰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题是挽救民族危亡，这也注定了建都论战成为这一时代主题的附属品。通过对它的考察，可以大略了解到抗战胜利前后中国社会的风貌。

第一，高涨的政治参与意识。钱穆在这次论战中表现得十分活跃，纵观他在抗战时期的活动记录，如此积极地参加到一次政论活动中的情况并不多见。毫无疑问，建都论战激发了钱穆的政治参与热情。和钱穆有相似情况的人还有很多。建都论战除了是一场学术大讨论之外，更是发生在特殊时期的一次全民议政运动。各大报章都留下了论战的火热印记。例如，《大公报》于1943年9月发布建都问题社论，《新中华》杂志于1943年12月号刊发战后建都问题特辑，《新使命》月刊编辑了中国战后建都问题特辑，1944年1月《国防杂志》刊发了战后建都问题专辑，《华侨先锋》杂志在1944年出版的第6卷第5期上发布了建都论战专辑。国民大会开幕之际，有社会团体编辑小册子，提议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建都北平。(42)可见，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中国知识阶层表现出了对政治、国家的高度关注和对民族命运无比忧心的担当意识。建都论战除了表现出浓厚的学术气息外，同时也反映了民国学人以“学统”影响“治统”的抱负。(43)

第二，政治界与知识界的互动。因为论战对政府决策并未产生影响，又鲜有政府要员涉入其中，因此此前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论战中知识界和政界的互动情况。(44)实际上，此次论战直到1946年制宪国大结束才真正落下帷幕(45)，片面地认为政府并未涉入是不准确的。在国民参政会上，迁都之议已是不绝于耳。(46)在1946年的国民大会上，迁都问题竟然成了会议讨论最为热门的议题。亲历国民大会的俞振基记述：本届国大有三幕精彩场面：就重要言，以党派之争为第一；就兴趣言，以男女之争为最甚；然就热烈程度言，则无有更过于建都南北之争者。(47)蒋介石在制宪会议第一读会结束后对国都问题发表意见的演讲中也透露出很多信息：“当草拟宪法草案的时候，兄弟的意见，国都没有列入宪法草案的必要……现在第一审查委员会对定都有许多意见，而且决议定都北平。各位代表诸君，我以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不容有一点个人的感情，或者有一点地方的观念，应该以国家为前提。所以全部宪法要使大家都满意，我们就不该有一点感情用事，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因此，我重提我过去的主张，宪法内不必规定国都的地点。”(48)

第一读会后，制宪会议审查委员会对国都问题、各民族问题、蒙藏自治问题和妇女当选名额问题做了说明。国都问题位列第一，且由蒋介石亲自起草意见，可见国民政府高层并没有忽视社会上要求迁都的呼声。国民政府最终并没有按照国民大会上的代表投票结果迁都北平，而是执意定都南京，对社会舆论使出了一贯敷衍的套路。可见，国民政府始终没有动过迁都北平的念头，在蒋介石心中，还都南京是没有问题的。竺可桢曾应国防设计委员会之邀，撰写战后首都选址的文章，但最后因提议建都北平而未能发表。(49)可见政府所需要的不过是找出一些在学术界有声望的人士为还都南京站脚助威罢了。国民党的这一态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它与知识界的联系及隔阂。

第三，浓烈的政治批判与政治改革意识。建都论战的兴起最初源于国人对南京国防地位上的质疑。然而不久之后论战的范围就很快扩散到了国家未来发展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人们争论首都选址的同时，更是在争论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这种思维上的快速扩散，生动地反映了国民政府统治后期知识界浓烈的政治批判意识。

建都论战中，学者们对南京的批判隐藏着他们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情绪。热心于民族再造的张君俊就对国民政府难掩失望之情：“我国当年由北平迁南京，其中理由之一便是北平过于官僚腐化及与帝国主义过于接近，故大家赞成迁都南京，以新天下耳目。其实南迁之后，一方并未脱离帝国主义之威胁，一方所谓官僚腐化仍未减少，反有变本加厉的趋势。”(50)

沙学浚在主张迁都北平的同时，更是将政府钟情南京的真实理由做了一番毫不留情的分析。在他看来，政府建都南京事实上是为了接近力源——华侨之财力，江浙之财力，南方之人力物力。(51)这表面上是阐述迁都的理由，实际上毋宁说是在抒发对政府的强烈失望情绪。面对当时国家政治的颓废现状，建都论战中不论是主张还都南京还是主张迁都他处的学者，都以改变国家现状为出发点。金祖孟强调，首都选址应便于中央政府领导全国以防止出现地方割据。(52)吴景敖则将抗战后的首要任务认定为“加强国族团结而使成为健强之整体”(53)。《大公报》为战后中国开出的药方则是实现工业化。(54)作为国民政府基层官员的孙甄陶则提出：首都所在之地不一定要物质的环境臻于美善，而一定要政治精神的环境臻于美善。(55)不难看出，防止地方割据、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国家工业化、整顿吏治……凡此种种都是针对当时国民政府的病根提出的。参与论战的学者寄希望于通过迁都来刷新政治，振作精神，实现民族的复兴，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批判意义。

建都论战激发了知识界强烈的政治变革意识。抗战虽然胜利，但是放眼战后的中国，严峻的形势又摆在眼前。抗战的胜利并没有改变中国附庸于英美帝国主义的事实，经济学家齐植璐对此有很深刻的认识，他指出，过去中国没有重工业，而只有“模仿工业”和“买办工业”，在不能自主的经济环境下也只有在沿海，特别是上海发展。上海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可以说，都是由外资的力量所促成的。(56)有感于兹，张君俊不无偏激地指出“东南之繁荣，不是民族之福”(57)。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依附于帝国主义昏昏沉沉度日发出了气愤的呐喊。通过建设完全独立自主的民族工业，实现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独立，成为建都论战中知识界的一股强烈愿望。

丘良任更是将建设独立自主国家的命题和迁都的迫切性联系在一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殊不知上海为资本主义对华侵略的大本营，上海的繁华完全建筑在洋行买办阶级上，如果我国财政不能脱离对上海的依存关系，就永无自力更生的机会。(58)主张于苏北择地建设新都的庄泽宣也特别指出，之所以营建新都是为了“未来的新首都不应是工商业中心，尤非路过码头，以减少市侩气”(59)。显然，庄氏力主营建新都明显是针对南京、上海的腐化堕落而言的，与丘良任所说的“上海的繁华完全建筑在洋行买办阶级上”并无不同。他们都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现状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就连力主还都南京的陶孟和在面对上海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时也无奈地说：如建都南京，而让上海依然是有些人所说的中外新旧万恶荟萃之区，则国都建设的连带责任还应该清除上海，使它成为一个健全的拱卫国都的都市。(60)在他们对买办工业的口诛笔伐中，国人对战后中国实现独立自主不再受制于人的期望已经表露无遗。

20世纪40年代对于中国可谓多事之秋，思想界随着国运沉浮不断地剧烈变动，异彩纷呈。建都论战在这一历史大潮中并不显眼，但是，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建都论战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所产生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建都论战这一主题从诞生之日起就在社会中不断扩散、发酵，在向下传播过程中，其讨论范围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强，成为那个时代的一种集体记忆，也沉淀为今人的宝贵历史财富。

注释：

①钟少华：《中国首都研究的近代观》，北京：《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徐畅：《抗战后期建都之争》，南京：《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何方昱：《学术、媒介与政治——论20世纪40年代〈思想与时代〉月刊社关于建都之争》，哈尔滨：《求是学刊》，2008年第2期；王明德：《抗战后期的择都之争》，兰州：《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②⑩李旭旦：《让我们还都南京》，重庆：《新中华》，1943年第12期。

③王维屏：《中国战后之首都问题》，宗璋：《中国战后建都问题论文提要》，重庆：《新中华》，1943年第12期。

④(20)(57)张君俊：《战后首都问题》，重庆：《大公报》，1941年9月7日。

⑤龚德柏：《武汉与西安孰适于建都》，重庆：《华侨先锋》，1944年第4期。

⑥(15)(40)(54)重庆：《大公报》，1943年9月15日。

⑦(38)金兆梓：《建都私议》，重庆：《新中华》，1943年第12期。

⑧(29)(58)丘良任：《论建都》，重庆：《大公报》，1943年9月5日。

⑨陈尔寿：《国都位置与地理中心》，重庆：《新使命》，1944年第4期。

(11)(52)金祖孟：《论定都》，重庆：《新中华》，1943年第12期。

(12)沙学浚：《还都南京之理由》，王克：《建都论战》，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

(13)张其昀：《建都南京之十大理由》，南京：《中央日报》，1946年4月28日。

(14)(56)齐植璐：《从工业化观点论建都》，重庆：《新经济半月刊》，1943年第10期。

(16)(21)(33)(37)傅孟真：《战后建都问题》，重庆：《大公报》，1943年11月29日。

(17)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4～87页。

(18)(51)沙学浚：《移都北平之理由》，王克：《建都论战》，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

(19)沙学浚：《中国之中枢区域与首都》，重庆：《大公报》，1943年12月19日。

(22)(41)(47)俞振基：《建都南北之争(国大旁听记)》，上海：《新闻天地》，1947年第19期。

(23)张其昀：《南京乎?北平乎?》，重庆：《中央党报》，1946年3月28日。

(24)(36)吴寿彭：《关于建都问题》，重庆：《新中华》，1946年第6期。

(25)(28)沙学浚：《建都论战之批判》，重庆：《新中华》，1943年第12期。

(26)详见沈社祖：《蒋介石的西北战略观》，固原：《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7)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第1629页。

(30)钱穆：《战后新首都问题》，遵义：《思想与时代》，1942年第17期。

(31)周立三：《战后我国首都地理位置的商讨》，重庆：《东方杂志》，1943年第16期。

(32)洪绂：《漫谈几种建都的理论》，重庆：《东方杂志》，1944年第7期。

(34)《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516页。

(35)钱穆、张其昀：《论建都(张其昀致钱穆书)》，遵义：《思想与时代》，1941年5期。

(39)胡秋原：《长春建都论》，重庆：《大公报》，1943年9月26日。

(42)丁作韶等：《我们一致主张建都北平》，出版者不详，1946年。

(43)(49)何方昱：《学术、媒介与政治——论20世纪40年代〈思想与时代〉月刊社关于建都之争》。

(44)详见徐畅：《抗战后期建都之争》。

(45)陈宏明认为，可将抗战时期的建都之争和国民大会时期的建都之争分为两次。笔者认为其实国民大会时的建都论战是前者的延续，不宜分开。

(46)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大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上均有代表提出迁都的议案。参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第1479、1516页；《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第1233页。

(48)《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724页。

(50)张君俊：《西安建都之研究》，重庆：《东方杂志》，1943年第17期。

(53)吴景敖：《建都与建国试论》，重庆：《华侨先锋》，1944年第4期。

(55)孙甄陶：《战后仍应建都南京》，宗璋：《战后国都问题论文提要》，《新中华》，1943年第12期。

(59)庄泽宣：《战后中国建都管见》，桂林：《旅行杂志》，1944年第10期。

(60)陶孟和：《关于迁都的一个意见》，宗璋：《战后国都问题论文提要》，重庆：《新中华》，194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