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光光

    桐城派是有清一代延绵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散文派别。桐城派古文具有鲜明的特色，内容上以宣扬程朱义理、封建伦理道德为主；形式上结构谨严，剪裁精当，文辞雅洁，平易畅达，声调抑扬，杂以说理，辅以考证。

    桐城派一般以康熙年间的方苞为初祖， 1930年，桐城派殿军马其昶去世，桐城派至此才划上句号。桐城派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初期桐城派以活动于康熙至嘉庆年间的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主要代表。这三人均为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得名。方苞关于古文文论基本纲领的“义法”说；刘大櫆关于“神气”、“音节”、“字句”的文章要素理论；姚鼐关于“义理、考据、辞章”的古文创作论，奠定了桐城派的古文理论体系。中期桐城派主要活动于晚清时期，主要代表有梅曾亮、方东树、曾国藩、黎庶昌、吴汝纶等人。这一时期的桐城派在时代变化面前，一方面承继桐城派先辈衣钵，一方面在古文理论与创作上都有所变革，一定程度跟上了时代变革的步伐。后期桐城派，即桐城派末流，主要活动于辛亥革命以后，其遗老林纾、马其昶等人固守桐城派古文与程朱义理，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斥为“谬种”、“妖孽”。

    桐城派是有清一代影响最大的一个散文派别，但少有学者从文化的视角来考察它产生的原因。本文将选取狭义文化的视角，力求对桐城派的兴起作一系统的考察，并对桐城派这一文化现象兴起所依托的区域背景作一客观分析。

一

    作为观念形态的狭义文化，是与政治和经济相对应的文化。狭义文化主要包括文学、教育、学术思想、艺术、社会习俗等具体的文化领域。从狭义文化的视角出发，可以相对全面而又具体地去理解一个文派的兴起。从狭义文化的角度考察，桐城派的兴起当与文学、教育、学术等具体文化领域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文学发展、学术流变与桐城派的兴起

    从文学角度看，唐宋古文的勃兴源于骈文末流的衰敝，清代桐城派的兴起则源于唐宋以后古文的没落。    

    古文一脉，兴盛于唐宋，至元代日渐衰落。在有明一代，则几经兴衰沉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尧峰文钞》中说：“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蔽。”^[1]此观点虽显偏颇，但也大体勾勒出明代古文的发展脉络。

    明初，宋濂重倡韩、柳的载道之文，但作为个人的文学主张，并没有在文坛上形成多大的影响。宋濂以后的“前后七子”，却揭櫫“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旗帜，^[2]认为文自西汉以下，皆不足观，唐宋古文受到了“前后七子”的排挤与轻视。虽然在复古的态度上，“前后七子”与韩、欧等人并无区别，但两者的文学理论与创作态度却有差异。“前后七子”全然没有唐宋古文诸家“以复古为创新”的精神，他们把秦汉之文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一字一句地进行摹拟，认为文章须“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3]否则不能得古人之神髓。在形式上过于规模古人，成为“古典的形骸”，^[4]大大削弱了文章的感染力。

    明代中叶，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不满于“前后七子”的一味拟古，他们推尊韩欧之文，反对盲目复古、摹拟剽窃的文风，提倡唐宋古文诸家学古创新、平易通达的传统。归有光对“前后七子”轻视韩、欧的态度甚为不满：“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颃颉；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5]归有光曾撰专文批驳“后七子”，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评价归有光：“自明季以来，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洄以溯秦、汉者，有光实有力焉”。^[6]但由于唐宋派本身的文学成就不高，故影响有限。

    继唐宋派而起的明末公安派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不仅与机械地摹古拟古的“前后七子”针锋相对，也与唐宋派文道合一的主张迥异，具有浓厚的反道学思想。公安派强调文学应充分表现作者的个性，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儒家思想对文学的束缚，是对传统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模式的突破。但公安派末流局限于对个人感情与闲情逸致的抒发，文学成了个人感情的小摆设。

    纵观有明一代，韩、欧古文传统仅仅在影响有限的唐宋派笔下得以短暂的传承，“前后七子”对韩、欧古文的鄙薄，公安派对载道文学的轻视，使韩、欧古文在有明一代难以立足。

    但古文精当简明、文道结合的特点，使它在传统文化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文虽屡有沉寂，但总能重新走向兴盛。正如朱仕绣所说：“盖自周以降，二千年间，文章每降益衰，然其间辄有振起之者。故文衰於六朝，韩愈振之。降而五代，欧阳修振之。及其后又衰，姚燧振之。明文何、李、王李之伪，王慎中、归有光振之。若今之为遵岩、震川者，盖不知何人也？”^[7]

    明清易代，亡国的教训使遗民作家一改明末浪漫颓废的文风，走向简洁崇实，这就为古文的复兴提供了契机。汪琬、魏禧、侯方域为清初古文三大家，三人行文皆宗唐宋韩、欧古文传统。虽然三人并未提出系统的古文理论，明遗民的特有身份也使他们的文学思想难以在文坛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三人确为古文在有清一代的先导，为桐城派的崛起打下了根基。

    康雍年间桐城人方苞提倡文宗韩、欧，学宗程、朱，以“义法”为特色的桐城派古文正式走上清代文坛。经过刘大櫆、姚鼐的传承，蔚然成派。其成派及壮大发展过程恰如王先谦所说：“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专家之学，主张后进，海峰承之，遗风遂衍。姚惜抱禀其师传，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阃奥，开设户牖，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承学之士如蓬从风，如川赴壑，寻声企景，项领相望，转相传述，遍于东南。由其道而名于文苑者，以数十计。呜呼！何其盛也！”^[8]

    综之，从散文本身的发展规律看，桐城派的出现是明代以来许多散文家为承继先秦两汉、唐宋时期的散文传统，廓清“前后七子”的机械摹古风气，共同致力于散文革新的结果。

    此外，桐城派的兴起还与清代学术流变有关。清朝推尊儒学，对程朱理学推尊备至，视程朱“道统”为维护“治统”的有力武器，故程朱理学在有清一代一直处于官方主流学术的地位，程朱义理也是维护清代社会的道德规范与社会秩序的重要理论基础。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标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行身祈向，不仅表明了自己文章家的身份，也表明了自己的学术选择。作为古文家的方苞对宋学的选择不仅将古文与宋学紧密地联系起来，也使桐城派具有了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强烈色彩，这就使桐城派自开派之初就在文坛上奠定起正统的地位。作为桐城派立派的关键人物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事说，顺应了当时学术兼采的趋势，故刘声木说：“桐城文家虽喜言宋儒之学，然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立，不偏重义理，所以能独立千古。”^[9]关于桐城派的兴起与清代学术之间的关系，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此处不再赘言。

（二）清代科举制度与桐城派古文的兴盛 

    清代科举制度对桐城派古文的兴盛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此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时文与古文的密切关系，二是桐城派创始诸人与科举制度的密切关系。

    清朝开国以后，在顺治二年（1645）举行首次乡试，清朝科举制度遂正式开始。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官员选拔制度发展到清代已相当严密、成熟，正如《清史稿》所载：“有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虽初制多沿明制旧，而慎重科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远轶前代。”^[10] 科举制度通过功名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许多士子为博取功名，不惜皓首穷经。由于清代科举以八股文为规定考试文体，故八股文成为各级学校的教学重点，成为士子们追逐功名的武器。有意思的是，八股文在清代的再度风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古文的兴盛，为桐城古文派的崛起提供了条件。

    八股文又被称为时文，以与古文相对。时文虽有种种弊端，但却与古文有许多相通之处：首先，时文与古文都恪守程朱义理；其次，在艺术手法上，时文讲究开阖、顿挫、呼应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古文艺术手法的借鉴。许多士子为了避免熟滥，很自然地借鉴古文的某些艺术特征来创作时文。明清两代就有不少以时文标准选编、评点古文的选本。李元度在为李抚九选编的《古文笔法百篇》作序时这样谈及古文与时文的关系：“古文者，别乎时文而言也。近代选家如茅鹿门、储同人、汪遄善之徒并有评本，识者谓未能尽帖括气习。然余论古文之极致，正以绝出时文蹊径为高；而论时文之极致，又以能得古文之神理气韵机局为最上乘。明之震川、荆川、陶庵，昭代之慕庐、百川、望溪，皆以古文为时文者。功令以时文取士，士之怀瑾握瑜者宾宾然争欲自泽于古，有能导以古文之意境，宜莹然而出其类矣。”^[11]曾国藩也注意到了古文一派的文章与时文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自有明以来，制艺家之制古文，往往取左氏、司马迁、班固、韩愈之书，绳以举业之法，为之点，为之圆圈，以赏异之；为之乙，为之围鑯以识别之；为之评注以显之”。^[12]由此可见，以古文为时文，可提高时文的水准，明清士子为在科场出人头地，自然要究习古文，以图将“古文之神理气韵机局”融入时文，取得“莹然而出其类”的效果。

    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所以能在文坛声誉鹊起，与他在科场得售有关。戴名世在《方灵皋稿序》中曾说：“今岁之秋，当路诸君子毅然廓清风采，凡属著才知名之士多见收採，而灵皋遂发解江南。灵皋名故在四方，四方见灵皋之得售而知风气之将转也，于是莫不购求其文。”^[13]此处当指康熙三十八年（1699）方苞举江南乡试第一之事，方苞本以古文闻名，科场得售更促使士子们访读其古文，试图从中探求科场的敲门砖。

    方苞编选的《古文约选》与《四书文选》，更是将古文与时文紧密联系起来，推动了古文“义法”的广为传播。

    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奉果亲王命，编选《古文约选》作为八旗子弟的教本。《古文约选》主要收录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大家文。在《古文约选》的序言及编选体例中，方苞系统阐述了“义法”说及“文统”、“道统”思想，并揭示出古文“助流政教之本志”，为桐城文派奠下了最初的文论基础。尤引人注意的是，方苞在《<古文约选>序》中，明确指出古文义法可“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14]《古文约选》作为八旗子弟学校教本的颁行，不仅提高了古文的地位，也使“义法”说具有了官方的权威性，“义法”之说自然得以广泛的传播，也正式将古文义法引入时文写作，使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乾隆三年（1738），方苞又奉旨编选《四书文选》，此书编成后即“诏颁各学官”，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四书文选》选编明清四书制艺数百篇，由于以官方选本出现，《四书文选》自然具有了官方的权威性。随着《四书文选》与《古文约选》的广为流播，方苞具有了古文家与时文家的双重身份。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的关系，不仅使古文成为科举道路上的士子必须修习的重要内容，也极大地提高了古文的重要性与地位，为古文一派重登文坛提供了基础。      

    桐城文派发展至姚鼐时渐成规模，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相通的特点，使桐城派文人更易于在科场得售。方苞是康熙丙戌进士，姚鼐是乾隆癸未进士，他们的弟子也多有科举功名，此处不再一一枚举。桐城派在科场上的成功又反过来促进了桐城派古文的传播，尤其是当个别桐城派文士担任科场考官时，桐城派古文更让考生顶礼膜拜。据梅曾亮记载，姚鼐的学生陈石士“持节校士于两江”就扩大了桐城派在两江的影响：“桐城姚姬传先生以名节、经术、文章高出一世，门下士通显者如钱南园侍御、孔撝约编修，皆不幸早世。而抱遗经、守师说，自废于荒江穷巷之中者，又不为人所从信。惟今侍讲学士陈公方受知于圣主，而以文章诏天下之后进，守乎师之说，如规矩绳墨之不可逾。及乙酉科，持节校士于两江，两江之人莫不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家置户习，以冀有冥冥之合于公，而先生之学遂愈彰于时。盖学之足传而传之又得其人，虽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万人之势，亦其理然也”^[15]。考生是现实的，既然考官是姚鼐的弟子，自然要投其所好，四处“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以求“冥冥之合于公”。

    虽然现在一些研究者认为桐城派诸人极力反对时文，^[16]但古文与时文在明清两代的密切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桐城派作为清代著名的古文流派自然与时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清代士人对时文的追求提升了古文的地位，也为方苞等桐城派古文大家成为文坛领袖提供了文化土壤。

二

    以上从具体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桐城派的兴起，可见桐城派的兴起主要与文学发展、科举制度、学术思想等具体文化领域密切相关。事实上，一些学者或从文学发展，或从学术流变等角度已经探讨过桐城派的兴起。但笔者于此用狭义文化的理论将这些方面整合起来，使我们可以相对完整地从文化的角度理解桐城派的兴起。

    要从文化的角度完整理解桐城派的兴起，还有必要对桐城派这一文化现象兴起所根植的区域背景作一考察。        

    在论及区域因素对桐城派形成的影响时，学者们一般多会强调区域因素在桐城派兴起中的重要作用。《桐城县志略》说：“桐城西北环山，民厚而朴，代有学者；东南滨水，民秀而文，历出闻人，风俗质素。”^[17]桐城派人士就常常将桐城派的兴起归结于桐城的秀美风光，姚鼐就认为桐城“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故“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18]方东树也认为：“桐城于地势尤当其秀，毓山川之灵独多，人文最盛，……于是则有望溪方氏、海峰刘氏、惜抱姚氏三者出，日久论定，海内翕然宗之。”^[19]一些研究者也认为是桐城的奇丽山水孕育了桐城派文人。^[20]

    笔者于此无意再强调区域背景对桐城派兴起的特殊意义。笔者于此要强调的是：区域因素确实为一个有广泛性影响的文化派别的兴起提供了地理前提与人文基础，但对于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派，显然不能把区域因素作为其兴起的全部缘由。

    客观考察，清代学术文化呈现出区域性文化的独特格局，不少学术、文学派别被冠以地名，如经学，有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以庄存与为代表的“常州学派”；史学领域，有以黄宗羲等为代表的“浙东史学”；文学领域，有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以恽敬为代表的“阳湖派”等。如果都将这些学派的兴起归结为区域因素的影响，显然缺乏说服力。

    学术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区域因素的影响，但夸大桐城的区域因素对桐城派兴起的影响显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一些历史上文化并不发达、地理环境无可圈点的地方，在编撰方志时也往往尽力网罗屈指可数的地方名人，发掘本地似可圈点的风景名胜，并将两者用因果的逻辑关系联系起来。事实上，将地方学术文化的兴盛与区域因素相联系是古代中国方志，包括现今方志的编撰普遍存在的现象。用这样普遍性的一种观点显然难以有说服力地解释桐城派的兴起。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略》在论及方苞时就说：“方苞之所以受推崇，是因为他官高、年长，饮誉海内，也因为他是位皇帝称许的古文与八股文名家，这与他是桐城人毫不相干。”^[21]当然，恒慕义的这句话并非否定桐城派的兴起与桐城之间的关系，他只是认为方苞作为名震一时的古文家与他是桐城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从扩展开来的意义看，地域因素对地方学术文化派别形成的影响，不应该只局限于对某一特定地理空间的理解。仅仅局限于一特定地域的文学派别可能会在文坛上独树一帜，但绝不会扩展为影响追随者众多的、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学派别。区域因素虽然对这种文化派别的形成有一定的关系，但本文于此更强调的是某一特定地域为某一文化派别扩展所提供的地域关系纽带。具体到本文所论述的主体，可以表述为：在康熙至嘉庆初年，以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为代表的一批桐城籍古文家，以桐城为关系纽带，前后传承，互相呼应，使桐城派古文的影响逐渐扩大。因桐城这一特定地域而产生的各种人际关系，如同乡关系、亲缘关系、师生关系、学友关系为桐城派的萌芽、发展、扩大、成“派”提供了重要条件。

    考察桐城派的三位主要奠基者，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成名抑或相交相识均不在桐城。方苞曾说：“苞先世家桐城，明季，曾大父副使公以避寇乱，之秣陵，遂充居焉。”^[22]可见，方苞只是籍贯桐城。刘大櫆始得文名，缘于在北京得到同乡前辈方苞的赏识。姚鼐的后半生主要在书院讲学，讲学的地点都与桐城无缘。虽然如此，桐城却是他们关系纽带的连接点，《清史稿·姚鼐传》在论及桐城派成派过程时说：“康熙间侍郎方苞，名重一时，同邑刘大櫆继之。鼐世父范与大櫆善，鼐本所闻于家庭师友间者，益以自得。所为文高洁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诀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辞迈于方，理深于刘。三人皆籍桐城，世传以为桐城派”。^[23]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出：“桐城”确实为清代古文一派的成派过程提供了地域纽带的重要作用。刘大櫆是藉桐城同乡关系才得以在京城拜识方苞，姚鼐受教于刘大櫆则是得益于伯父姚范与同邑刘大櫆之间的关系。也许是历史的偶然，三个前后相继的古文大家都是桐城藉，正是这种外在的偶然性联系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故“三人皆籍桐城，世传以为桐城派”。    

    当古文一派以桐城之名显扬于天下后，桐城作为一个具体的地域空间的重要性反而较以前凸现出来，极大地强化了桐城及相邻地区究治古文的风气，桐城一时成为众多古文家活动的中心。姚莹在忆及桐城时曾说：“北园者，桐城方竹吾之居也，……嘉庆十一二年间，则有李海帆、朱歌堂、方植之、马元伯、左匡叔、徐六襄、张阮林、刘孟涂、吴子方、光聿原、朱鲁存，此十数人者，皆以文章道义相取。余时年略少，每与往来，觞咏其中，以为竹林之游，无以过也。”^[24]姚莹在这里所提到的方东树、刘开，包括姚莹本人，后来都成为桐城派的中坚。

    桐城派发展到姚鼐时，影响日益扩大，许多治古文者往往借同乡、师生、亲属等关系来证明、强化自己与桐城派的关系，故桐城派在发展的过程中，人员籍贯日益掺杂，传播地域日渐扩展，其成员的构成也最终脱离出桐城这一地域的界定而走向全国，成为一个囊括众多地区杰出文士的文派。

    综上所述，桐城派的崛起与扩展，恰好与当时的政治、学术、文学发展流变相吻合，故一发不可收拾，逐渐发展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桐城作为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与其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文化底蕴也为桐城派的崛起提供了支撑，为古文一派的成“派”提供了地域关系的纽带与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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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永榕、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尧峰文钞》，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914页

[2] 《明史·文苑传》第24册，中华书局，1974年，第7348页。

[3] 王世贞著、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齐鲁书社，1992年，第343页。

[4] （日）吉川幸次郎著、陈顺智、徐少舟译：《中国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6页。

[5] 归有光：《项思尧文集序》，周本淳点校：《震川先生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6]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震川文集》第908页。

[7] 转引自尤信雄著《桐城文派学述》，台湾文津出版社，1975年，第6页。

[8] 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第30页。

[9]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十，《直介斋丛刊》本。

[10] 《清史稿·选举三》第12 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3149页。

[11] 李元度：《<古文笔法百篇>序》，（清）李抚九选编、黄仁黼纂定：《古文笔法百篇》，岳麓书社，1983年，第1页。

[12] 曾国藩：《<谢子湘文集>序》，《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219页。

[13] 戴名世：《<方灵皋稿>序》，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54页。

[14] 方苞：《<古文约选>序例》，《方望溪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第303页。

[15] 梅曾亮：《陈石士先生授经图记》，《柏岘山房文集》卷十，咸丰六年刊本。

[16] 见陆联星：《桐城三大家时代学术文化之横观》，安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等编：《桐城派研究论文选》，黄山书社，1986年，第76页；钱仲联：《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问题――梦苕盫读书札记》，《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等。事实上，早在清代，学者就已经意识到了桐城派古文与时文之间的联系，并据此抨击桐城派。包世臣就指出：“然古文自南宋以来，皆以为时文之法繁芜无骨势，茅坤、归有光之徒程其格式，而方苞系之，自谓真古矣，乃与时文迩近。”(包世臣：《读大云山房文集》，《艺舟双辑》卷一，《万有文库》本。)

[17] 《桐城县志略·礼俗篇》，民国二十五年本，第46页。

[18] 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19] 方东树：《刘悌堂诗集序》，《仪卫轩文集》卷五，同治七年刻本。

[20] 持类似的观点有：周中明著：《桐城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1页；（台湾）尤信雄著：《桐城文派学述》第11－14页。

[21] 房兆楹原著、张石翻译：《方苞》，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页。参见许福吉：《义法与经世：方苞及其文学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32－33页。

[22] 方苞：《大父马溪府君墓志铭》，《方望溪全集》第245页。

[23] 《清史稿·文苑二》第44册，第13396页。

[24] 姚莹：《北园宴集诗序》，《中复堂全集·东溟文集外集》卷一，同治六年刊本。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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