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文汇报》2015年6月19日第23版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的《中国人气质》一书在1892年出版以后一直是西方人了解中国人的重要参考，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按照何伟亚的说法，此书利用了19世纪末流行的种族主义人类学的方法，把中国人放在比欧洲人劣等的位置，其实属于以人类学知识的面貌出现的殖民话语。章士钊在英国留学的时候读到了明恩溥的《中国人气质》，十分不满，投书于《旁观者》周刊（TheSpectator）提出抗议，得到了明恩溥本人以及两个英国人的回应。针对这些回应，章士钊再次投书，又得到两个回复。这组通信并没有收入任何文集，也从未引起学界注意。本文认为，这些通信对章士钊的文化观产生了深刻影响，并通过章士钊而影响到了新文化运动的缘起。

《旁观者》创办于1828年，至今仍然活跃，是英语世界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期刊。这是一份以政治和文化艺术评论为主的刊物，倾向于保守主义，其编辑岗位是迈向英国政坛的跳板。章士钊于1908年来到英国，第二年与杨昌济、杨笃生一起进入苏格兰著名学府阿伯丁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章士钊给《旁观者》的第一封信发表于1910年8月13日。信中说，在世界的目光里，中国在相当程度上被歪曲并误判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传教士的夸张报道，另一方面是由于你们（报刊）的错误观察，而传教士尤其需要为传入你们国家的大多数有关中国的信息负责。中国有四千年历史，四亿人民，四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要了解她是不容易的。明恩溥博士虽然宣称“讲述真相且只讲真相”，但是实际上却差得很远。主要的问题在于，传教士在中国所接触到的人都属于下等阶级，下等阶级中虽然不乏善良而值得信赖的人物，但是由于中国教育制度的缺陷，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既不能代表中国人，也没有能力准确地向传教士介绍自己的同胞。传教士们还从为他们充当翻译的买办那里获取信息，而这些买办虽然能说洋泾浜英语，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知识水准甚至人品都比较低下。希望你们更多地与中国比较高等的阶级接触，并且派出受过更好教育的传教士。

通过在中国从事贸易、战争、传教、外交的西方人传回的信息，英国人在20世纪初的时候已经积累起了相当丰富的中国知识。这些知识中虽然有客观的成分，但是因为生产、收集、传播、接受这些知识的人大多把中国人当作有待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教化的民族，因此其中不乏刻意贬低和夸张失实的信息。在英国社会生活了近两年之后，以中国文化为荣的章士钊对于英国人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成见有了直接的体验，深觉困扰。他在给《旁观者》的信中没有针对任何具体的中国知识进行辩驳，只是笼统地认定这些知识大多是传教士生产的，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是错误的。他的论据有两个，一是传教士所接触到只是下层人物，二是传教士本身的文化程度也不够高。

章士钊在信中提到了明恩溥，并直接引用了其《中国人气质》导言中的词句，显然明恩溥是他所批评的传教士代表。明恩溥在那篇导言中明确承认，他对中国人的观察主要来自他所传教的村庄，所以章士钊的第一个论据是有根据的。但是他有关传教士文化程度不高的抱怨却不适用于明恩溥，因为后者实际上受过良好教育。明恩溥1845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一个牧师家庭，参加过美国内战，1867年毕业于比罗耶特学院（BeloitCollege）,后又肄业于纽约协和神学院 （UnionTheological Seminary）和纽约外科医学院 （College of Physiciansand SurgeonsofNew York）。1872年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在天津、山东等地传教。他出版过9本有关中国的书，《中国人气质》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本。1906年，明恩溥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把部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学生的留美教育，获得批准，其后胡适等人的留美、清华大学的建立均受益于此。

章士钊的信发表的时候，明恩溥刚参加完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尚未离开英国，读到章信后立即做出回应，发表于8月20日的《旁观者》上。与章士钊的尖锐措辞相比，明恩溥的回应显得非常低调。他承认，在中国，与在日本和印度一样，理解其内层与上层的生活是困难的。但是他又指出，在1900年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尤其是在较大的通商口岸，传教士现在有很多机会与过去无法接近的官僚和精英阶层进行交流。一些有影响的中国人，如天津的张伯苓，最近也加入了基督教会。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同情，而不是批评。基督教是西方人所能与中国人分享的最好礼物，传教运动从未像现在那样顺利。

一个星期后，8月27日的《旁观者》又发表了两篇针对章士钊来信的回应。其一是爱丁堡医学博士阿列克斯·沃克（AlexWalker）写的。他说，明恩溥因为自己是传教士，不大好为传教士辩护，他本人跟传教无关，可以为他们说句公道话。他在阿伯丁大学和爱丁堡大学接触过许多中国留学生，知道英国人对于中国国民性的错误认知给他们留下了痛苦的印象。但是英国人的错误信息主要来自那些环球旅行家，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主要来自“买办”以及他们自己在通商口岸的短暂经历。另外在中国经商和办理公务的英国人传回来的报告有时候也不值得信任，因为出于自私的理由他们对中国经常抱有敌视态度。传教士们的报告则完全不同，他们为我们描述的是一个有教养、热爱和平、勤劳的民族，值得我们尊重甚至崇拜。传教士们所创办的广学会在过去20多年中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做了很多事，它无私的服务赢得了中国政府的信任，已故政治家张之洞也曾是广学会的捐款人。指责传教士歪曲中国，批评他们无知，这是很不公平的，因为很少有人比他们更同情中国。

另一篇回应来自赫伯特·艾伦（HerbertJ.Allen），此人曾任英国驻牛庄领事，著有《早期中国史》。这位退休外交官可不像明恩溥和沃克那么友好，他的语气是尖刻的。他说，章士钊的信很难回复，因为此信虽然指责传教士的报告夸张失实，却小心地避免了列举任何一个具体事例。传教士的翻译也不是章士钊所谓“买办”，后者是外国商人雇来从事贸易的。了解中国人确实是困难的，因为他们由许多民族组成，习俗各不相同，但现在我们比明恩溥博士18年前撰写《中国人气质》时了解得更多了。中国人总是喜欢夸耀他们民族的古老历史和祖先的卓越成就，但是他们最早的历史学家在公元前100年所写的有关公元前2200年大禹治水的故事可能是伪造的。1900年，围攻英国驻北京使馆的恰恰是上等阶级，幸运的是，中国下等阶级的基督徒们为击退此次围攻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

艾伦看出章士钊希望外国人把文化精英作为中国人的代表，便用已经在英国被彻底污名化的义和团运动为例，指出既然中国的上等阶级参与了围攻使馆，而下等阶级的基督徒帮助保卫了使馆，可见上等阶级不见得比下等阶级更好，关键要看是否接受基督教。

总的说来，章士钊本来关心的是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被歪曲的问题，而三位回应者对此不是太在意，在不同程度上承认了认知上的不足与偏差。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是章士钊对于传教士的轻视以及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中国文化自信，他们要强调基督教的文化优越性。

明恩溥的平和以及沃克的辩护让章士钊改变了对传教士的态度，在9月10日发表于《旁观者》上的第二封信中他解释说，他的第一封信无意于贬低传教士为中国作出的贡献，只是希望传教士和中国人之间消除误解以便建立起更好的关系。

章士钊第二封信的主要篇幅用于驳斥艾伦对中国古文明的批评。他说，尽管英国人也为他们自己的历史成就感到骄傲，但是艾伦先生却不认为中国人可以为中国古代的成就而感到自豪，这是自相矛盾的。儒学在中国人看来不是一种宗教，但是孔子及其门徒给中国人和日本人带来了一套精致的道德体系。忠、孝、节，以及其他一些品德是中国教育的基础，凡是学过一些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些品质的影响力。道德之美在中国古代的任何时候都不是一种罕见的奇迹。在公元前400—300年间中国拥有的哲学家，包括孔子在内，恐怕比希腊还多。中国2000年前的古籍中就包含了与现代科学相对应的一些因素。虽然中国后来再也没有出现如此睿哲的年代，但是并不能因为后人的不肖而轻视古人的智慧。有些中国学生从西方回国，没有带回什么真正的学问，却处处以中华文明的革命者自居，他自己不想成为这样的人。艾伦先生所提到的大禹的故事，中国人并不认为那只是一个传说。即使是传说，也决不是公元前100年的那个史学家发明的，因为在他之前1000年就有记载了。艾伦先生认为那是传说，应该提出证据才有说服力。

艾伦在9月24日的《旁观者》上对章士钊的第二封信作出了回应。他说，章先生认为孔子给了中国人一个精致的道德体系，但儒学不是宗教，如果是这样，基督教和儒学怎么会发生冲突呢？章先生认为在公元前400—300年间中国的哲学家比希腊还多，其实正是在“哲学”方面，孔子无法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而且孔子生活的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550—478年。孔子的著作只有《春秋》，那是鲁国的一个最简略的大事记，如果不是左丘明的注释是不能成为历史的，当然更不能称为哲学。至于章先生所谓2000年前古籍中所包含的现代科学因素，希望他能标出具体的书名和段落。

显然，艾伦不认为孔子在哲学和历史方面有任何值得称道的成就，也不认为中国古代有什么科学成就。同时他认为，既然儒学在中国与基督教发生了冲突，就说明它也是一种宗教。

在同期《旁观者》上还发表了另一位退休外交官对章士钊的回应，作者阿林格（ClementF.R.Allen），曾经做过英国驻福州、北海等地的领事，甲午战争的时候任英国驻烟台领事。阿林格在信中说，有证据表明，中国人是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从西亚迁徙过来的，把西亚的宗教也带了过来。在他们的《书》和《诗》中，万能上帝的概念已经存在。从他们的迁徙历史来看，他们应该与《创世记》中亚伯拉罕等人的祖先有亲戚关系。原始的一神论在中国从未消失。尽管有佛教、道教、祖先崇拜以及无数其他的民间信仰，对上帝的崇拜依然是中国的国家宗教。皇帝作为大祭司每年都要在北京的天坛代表他的帝国祭拜上帝。章士钊先生的两封信说明，有教养的中国人一直渴望证明，他们的同胞本来就拥有我们西方人希望与他们分享的那种知识。他们这种自然的情感表明基督教通往他们内心的道路是通畅的。

阿林格的西亚移民说以及中国上帝西来说只是当时的一种假说，在学术上并不可靠。他的信中实际上包含着这样的逻辑：如果中国人真像章士钊所欲证明的一样，自古以来就有一个精致的道德体系，那也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的宗教本来也像基督教一样是从西亚起源的，他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上帝的信仰。也就是说，在阿林格看来，只有基督教和上帝才可能成为任何精致的道德体系的来源。

赫伯特·艾伦和阿林格在宣扬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方面的立场是一致的，但是论证方式各不相同。艾伦采取的是直接贬低中国古代文化和孔子成就的办法。阿林格的方法更加隐蔽，他提出，中国人从西亚带来了对上帝的信仰并保持至今。通过这种假说，他就可以把中华文明的成就归功于上帝信仰，而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尚未全面接受基督教。

两位英国前外交官的回应先是让章士钊感到愤懑不平，继而又引发了他的反思。一个多月后，他于1910年11月9日北京出版的《帝国日报》上发表了《中国之本拨矣》一文，表达了他在这场争论后的两点觉悟。

第一，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并非文明古国，而是一个“野蛮半化”的民族。本来章士钊也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中国人一样，认为虽然中国的“物质之学”不如西方，但文化方面并不落后，总归算是一个礼仪之邦，西方人对此也是承认的。他给《旁观者》写第一封信的时候，还是抱有这种观念的，所以他以为明恩溥《中国人气质》的主要问题在于作者没能通过接触中国的精英阶层而了解中国文化的精华。通过艾伦和阿林格的回应，章士钊终于明白，这些西方人所轻视的是中国文化本身，他们想用基督教文明来改造中华文明。

第二，在养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国民道德方面，儒家名教在中国不如基督教在英国那样富有成效。章士钊对于基督教对英国社会的教化作用给予高度评价：“耶教者，英之国教也。英人遵之而国治，隆人品修，上有礼，下有学，稍习英事者，能言是教之得力处也。”而名教影响下的中国怎么样呢？“迩来吾国民德之堕落，一日千里。见利忘义，已成锢习。嗜赌习堕，万民一致。素能自树者，不难于一日为洪炉化去。浮偷之性，深隐不可拔除。”两种文化的教育作用如此悬殊，“则西人因而疑吾国为无礼教，吾纵有苏张之舌，何以与辩？”需要指出的是，章士钊在这里所比较的仅仅是名教和基督教的社会作用，而不是两者本身的内涵。章士钊一向视文化为立国的根本，现在意识到儒家名教的教化效果很差，便大声疾呼：中国的国本快要断绝了，“急培之，急培之！”

辛亥革命后，章士钊回到上海担任《民立报》主笔，适逢吴稚晖等人发起进德会，意在改良社会。章士钊在1912年2月26日的《民立报》上发表《论进德会》一文，对比了国内基督徒和儒教徒之间的道德差异。他说，从教会学堂出来的中国人，往往具有相当学识，“上足以进德修业，下足以食力自养”。而反观崇奉儒教之士，“则蓄妾与狎娼，欧人所诋为兽行者，而吾达官名士为之而不疑，以致吾家庭无丝毫之生趣”。他甚至激烈地声称，刚从欧洲归来者，难免会有中国“在道德上已是亡国”的感想。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宣扬孔教，章太炎撰《驳建立孔教议》，认为儒学不是宗教，佛法也不是宗教，中国文化的好处就在于不立宗教。章士钊因参与二次革命而逃亡日本，于1914年5月创办了《甲寅》杂志。创刊号上，章士钊发表《孔教》一文，转引了章太炎的文章，赞同其儒学非宗教的立论，但不同意其鄙薄宗教的看法。章士钊在指出了基督教徒“颇能守分尽义”而孔子之徒往往“纵欲败度”之后，进一步分析了基督教与儒学社会效果不同的原因。他认为，基督教能够面向普通民众传教，而儒学的传播范围狭窄，可谓“系统不出乎师弟子，范围不越乎大学书院”。孔子之徒祭拜孔子，就像木匠祭拜鲁班一样，是在向他们的祖师爷表达敬意，与民众无关，所以不能产生广泛的社会作用。

章士钊对于孔教的批评，受到国内学者的质疑。学者张尓田连发四函，告诫章士钊不要冒犯众人尊敬孔子的心理。章士钊将其来信刊于《甲寅》第一卷第三号，并在答复中重申儒学效果不如基督教的理由。他说，“所谓教，无论其为名教，或为宗教，而要归本于化民成俗，斯效不著，焉用教为？”欧洲人因为信仰基督教而能“成其美俗”，那么中国的风俗不美，就只能怪我们所信仰的名教不如人家有力了。

1915年5月，章士钊在《甲寅》上发表的《功利——答朱存粹君》一文，从对于儒学社会效果的反复批评，发展到对于儒学根本观念的批评。中国信奉儒学，为什么社会风俗还是不好呢？章士钊指出，这是因为“儒生多为不适人性之学说，国家不立淬励人才之法制，人生正当之功利心，无所寄托，遂迸出于贪诈倾巧盗贼奸宄之途也”。为此，他提出要用适合人性的功利主义来对儒家的根本观念加以革命：“欲整饬吾国之伦理，当于儒先所持根本观念，加以革命。是何也？儒先治己之律曰苦，今当易之曰乐也。……以苦为则，断非人类共以为适之端，苦之对义为乐，惟乐可语于是，故曰当易之以乐也。”

明恩溥的《中国人气质》以及《旁观者》周刊上英国人对章士钊的回应，不管作者是否对中国具有善意，都体现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的轻视。章士钊受到明恩溥著作和《旁观者》通信的刺激，结合自己对于英国社会的观察，开始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来反思儒家传统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起初他的批评集中在儒学的社会效果方面，还没有针对儒学的内容本身。到1915年，他开始要求对儒学的根本观念进行革命，可谓得风气之先。从章士钊文化观的这段进展来看，在对于殖民话语进行抗议之后，他既没有简单地否定殖民话语中的所有信息和观点，也没有屈服于这种话语。他把殖民话语的刺激作为他进行文化反思的契机，探索了中国新文化的可能方向。

根据魏定熙的研究，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是跟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之间有着重要联系。1915年下半年，章士钊因为参与云南的护国运动而中止了《甲寅》的出版，这给陈独秀出版《青年杂志》提供了一个契机。《青年杂志》的作者，如李大钊、高一涵、胡适、易白沙、杨昌济、吴虞、吴稚晖、苏曼殊、谢无量、刘文典等人，本来都是《甲寅》的作者，陈独秀本人则不仅是《甲寅》作者，还曾参与其编辑事务。《甲寅》有关个人权利和自觉的主题，也是《青年杂志》持续关注的主题。

魏定熙没有提到的是，《青年杂志》以及改名后的《新青年》对于孔子和儒学的批评，本来也是章士钊在《甲寅》上坚持的一个主题。而章士钊对于儒学的批评姿态，正是由本文所引的那组《旁观者》通信激发的。

在杂志的栏目方面，《旁观者》《甲寅》和《青年杂志》也有传承关系。这三份期刊都是政治评论和文化评论并重，也都刊登原创的文学作品。在流亡日本创办《甲寅》之前，章士钊曾于1912年在上海创办《独立周刊》，发刊词中他明确表示《旁观者》是他在英国最喜欢读的杂志，他编杂志的目标就是要做“东方司佩铁特”，即东方的《旁观者》。《旁观者》所设的通信栏，在中国当时的中文期刊中十分罕见。章士钊因为那组《旁观者》通信的缘故，很喜欢这个栏目，在《独立周刊》和《甲寅》上都开辟了通信栏，都非常成功。后来《青年杂志》和《新青年》也开辟了类似的栏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道亮丽风景。

明恩溥的《中国人气质》1896年被涩江保译成日文，鲁迅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期间读到了这个日译本。根据刘禾的研究，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深受此书的影响，直到1936年去世前不久，鲁迅还提到此书，希望中国人能将其译成中文并反省自己的不足。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国民性批判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明恩溥的《中国人气质》成为鲁迅引导国人进行自我反省的资源。可以说，明恩溥的著作虽然属于何伟亚所说的殖民话语，却以鲁迅和章士钊为中介，经过他们的创造性转换，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影响到了新文化运动。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