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爱平

一、汉学的确立：惠栋及其吴派学者

    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惠栋是首先打出汉学旗帜的学者。他远绍清初顾炎武诸学术大师博通务实的学风，近承阎若璩、胡渭等学者的治学途径和方法，又接续家学渊源，于学术研究中详征博考，爬梳钩沉，致力于汉儒经学的发掘和表彰，终于使一代学术由此发皇。

      惠栋（1697－－1758年），字定宇，号松崖，江苏吴县人，出生于官宦之家。受其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世代传经的影响，他自幼刻苦向学，博通经史百家，一生未涉仕途，以讲学著述终老。

      惠栋继承家学，十分尊信和推崇汉儒经说。他的父亲惠士奇已很重视汉人对经籍尤其是对《易经》的疏解，曾说：“《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而其说犹存于汉。不明孔子之《易》，不足与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与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远问庖羲，吾不知之矣。汉儒言《易》，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适变，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又说：“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i]惠栋则进一步推而阐之，自谓“栋四世咸通汉学，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ii]。又称赞“汉儒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iii]。惠栋还批评魏晋以后的学术，经义沦丧，异说纷纭，他说：“盖魏晋以后，经师道丧，王肃诋郑氏而禘郊之义乖，袁准毁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邹湛讥荀谞而《周易》之学晦。郢书燕说，一倡百和，何尤乎后世之纷纭也！”[iv]

       为构筑汉学的森严壁垒，惠栋有力地揭橥并确立了汉学的治学宗旨。他极力强调：“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v]戴震总结惠栋的经学思想，也说：“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vi]正是经由惠栋的倡导，由古书的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义理的主张，才得以正式确立，并成为汉学家共同尊奉的宗旨。

        在学术研究中，惠栋努力实践自己的治学主张，致力于搜辑钩稽汉儒经说。他汇辑《易》、《书》、《诗》、《礼》、《公羊传》、《谷梁传》《论语》等经籍的古字古言、古音古义，于“贾、马、服、郑诸儒，散失遗落，几不传于今者，旁搜广摭，裒集成书”[vii]，撰《九经古义》十六卷，以发明汉儒专门训诂之学。后世学者评论是书“单词片义，具有证据，正非曲徇古人，后之士犹可于此得古音焉，求古义焉，是古人之功臣而今人之硕师也”[viii]。

       对汉人《易》说，惠栋研究尤深。鉴于“《易》为王、韩所乱，汉法已亡”[ix]，他爬梳钩沉，辑录两汉经师孟喜、虞翻、京房、郑玄、荀爽诸家《易》说，并发明《易》理，辨正宋儒《河图》、《洛书》之非，著《易汉学》八卷。又“考究汉儒之传以发明《易》之本例”[x]，著《易例》二卷。在钩稽考证汉儒《易》说的基础上，惠栋进而以荀爽、虞翻为主，参以郑玄、宋咸、干宝等各家之说，融会贯通，疏解《易》义，撰《周易述》一书。钱大昕盛赞其精研三十年，“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灿然复章矣”[xi]。

       清代中叶，惠栋首倡汉学，标志着清初的实学思潮向十八世纪汉学转变的完成。自此而后，清代学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空疏的理学进一步遭到唾弃和否定，朴实的注重考经证史的汉学得以蓬勃发展起来。诚如后世学者所言：“乾隆中叶，海内之士知钻研古义，由汉儒小学训诂以上溯七十子六艺之传者，定宇先生为之导也。”[xii]

       不过，惠栋在明确打出汉学旗帜的同时，也开始表现出其学术本身的弊病，这就是嗜博、泥古。处于汉学发韧之初，为彰明湮没已久的汉人经说，特别是《易》说，惠栋广搜博采，不遗余力，不免今文古文杂糅，精华糟粕并陈，甚至对汉儒某些流于阴阳灾异和谶纬的学说，也不加别择，全盘继承。后世学者评论惠栋之学，谓“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也”[xiii]，是颇有见地的。

       惠栋的学友和弟子，以沈彤、余萧客、江声、王鸣盛、钱大昕等人最为著名。由于他们恪守惠栋尊崇汉学，强调文字、音韵、训诂的治学宗旨，“彬彬有汉世郑重其师承之意”，又都是江南人，因此被称之为汉学中的“吴派”。

        吴派学者大多沿袭惠栋的学术路径，致力于搜辑、钩稽、阐发汉儒经说。沈彤潜心《周礼》的研究，广泛搜求经传注疏的材料，作《周官禄田考》，考证《周礼》所载田、爵、禄的实施情形，对研究《周礼》以及古代制度颇具参考价值。余萧客竭毕生精力，爬梳唐以前诸儒训诂之说，撰《古经解钩沉》，为昌明古训，表彰古学起到了重要作用。江声、王鸣盛都致力于《尚书》的研究，江声著《尚书集注音疏》，专意搜辑汉儒之说，对《今文尚书》二十九篇进行疏解。王鸣盛更独尊郑玄一家，从群书中搜罗郑玄有关《尚书》的注解，“凡一言一字之出于郑者，悉甄而录之”[xiv]，撰成《尚书后案》，对彰显、研究郑学不无开拓之功。但他们在推阐汉儒经学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泥古、佞汉的倾向。沈彤完全依据《周礼》考证周代制度的实施状况，已不免拘泥；江声为尊崇古学，甚至连著述文字以及往来书信都摒弃楷书而专用古篆，颇遭人非议；王鸣盛则笃信汉儒，声称“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xv]，典型地体现了吴派汉学的局限。不过，当王鸣盛越出经学范围，踏入史学园地之时，其思想便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僵固、墨守的藩篱。他的《十七史商榷》，对历代史书的文字、史实、典制、舆地等进行了细致的校勘和考证，对历代重要史事、人物以及史书也发表了自己的议论和看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在众多吴派学者中，能够避免佞古、墨守之弊，而提倡实事求是的当推钱大昕。他尊崇汉学，师承惠栋，但十分强调“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矣”，若“后儒之说胜于古，从其胜者，不必强从古可也”[xvi]。因而，钱大昕治学，既不盲从古人，也不偏主一家；其研究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经学，而广涉史学、小学、天文、历算、金石、词章各个领域，成为吴派中学识最博、成就最高的学者。特别是他以毕生精力，从事史学研究，对历代正史进行精细的考订和校勘，撰成《  二史考异》一百卷。该书与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同样，均被视为最能代表乾嘉史学成就的扛鼎之作。

       在清初实学思潮向十八世纪汉学转变的过程中，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大力提倡尊汉崇古，倾全力于汉儒经说的发掘、钩稽和表彰，为一代学术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开启风气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免表现出嗜博、泥古、佞汉的弊端，乃至兼收并蓄，别择不精，梁启超所言“凡古皆真，凡汉皆好”，确实切中吴派学者的弊病。如果说，这是处在汉学发轫之初的吴派学者所不可避免的弊端，那么，当汉学进一步向前发展时，就需要力矫此弊，以使汉学及时走出泥古、佞汉的误区，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一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戴震及其皖派学者的肩上。

二、汉学的发展：戴震与皖派学者

    以戴震为首的皖派与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并非两个对立的学派，而是后先相承，互为师友，体现了清代汉学发展、演进轨迹的两支劲旅。如果说，吴派学者有开创之功，那么，皖派学者则多发展之力。正是戴震及其皖派学者的崛起，使一代学术得以发展至高峰。

       戴震（1724－－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他幼年家境贫寒，但孜孜向学，刻苦自励，师从著名学者江永，学业益进。其后至京师，得到钱大昕、王昶、纪昀、王鸣盛等学者的一致赞赏。不久又在扬州与惠栋结识，二人交相推重，戴震尤深受惠栋的影响。《四库全书》开馆后，戴震以举人身份被特召入馆，充任纂修官。因校书成绩显著，被赐以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但他也因此积劳成疾，不幸去世。

        戴震是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学识渊博，识断精审，集清代考据学之大成。他继承顾炎武以来，特别是惠栋倡导的由文字音韵训诂以明义理的主张，大力推阐汉学治学宗旨，而尤为强调训诂、考据与义理的结合。他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xvii]针对一些汉学家只重考据的倾向，戴震甚至更为强调义理的重要性，认为“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并把其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摆在其生平著述中最为重要的位置，强调指出：“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xviii]

       不仅如此，戴震还以一个思想家的敏锐眼光，觉察到汉学开始显露出的泥古弊端，因而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他说：“信古而愚，愈于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为株守。”[xix]强调“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治学尤应“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xx]，力求达到“十分之见”的境地。正是由于戴震在推阐汉学治学宗旨的同时，察觉并纠正了汉学的某些弊病，从而使汉学及时走出泥古、佞汉的误区，达到了发展的高峰。

       本着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戴震致力于文字、音韵、训诂、考据以及古天算、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文字、音韵方面，戴震十分重视将文字在经籍中实际运用的情形与字书、韵书的记载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此即“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xxi]。戴震还发挥其审音与考古兼长的优势，既注意分析古人用韵及汉字谐声偏旁，又重视研究发音部位和方法，从而发现了阴声韵与阳声韵相配，并以入声韵为枢纽的“音声相配”的规律，将上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在古音学研究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在训诂、考据方面，戴震把古音学的知识运用于群经字书的训诂中，打破前人“即形求义”的框框，而注重从声音上探求字义。他说：“字书主于故训，韵书主于音声，然二者恒相因。音声有不随故训变者，则一音或数义；音声有随故训而变者，则一字或数音。大致一字既定其本义，则外此音义引伸，咸六书之假借。”[xxii]这种因音求义的理论和方法，在清代考据学发展的历程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戴震还十分重视对名物典制的考证，专作《考工记图》一书，考证古代舟车、兵器之造，宗庙、宫室之制，以及礼乐、宴饮之器等等，并绘图加以说明，为研究古代典章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天文、算法方面，戴震注重将古代天文理论与古籍中的有关资料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探讨，其代表作《原象》、《续天文略》，前者专门考证研究古代天文、算学的有关问题，后者则汇辑六经史籍中有关天文的专题资料，堪称研究、整理古籍的重要参考书。戴震还致力于古代算学书籍的辑校工作，在四库全书馆任纂修官期间，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久已亡佚不传的“算经五书”（《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分别“尽心排纂成编，并考订讹异，附案语”[xxiii]，使“古书之晦者以显，而《周官》九数之学益明”[xxiv]。

       在古地理方面，戴震最杰出的成就当推对《水经注》一书的研究和整理。《水经》是我国最古的一部地理著作，题汉代桑钦撰，晋郭璞、北魏郦道元先后为之注。郭注久佚，传本为郦道元《水经注》。因流传久远，故经注相混，难以卒读。戴震在四库全书馆中校理该书，总结出三条义例：“《水经》立文，首云某水所出，已下无庸重举水名；而注内详及所纳群川，加以采摭故实，彼此相杂，则一水之名不得不更端重举。经文叙次所过郡县，如云‘又东过某县’之类，一语实该一县；而注则沿溯县西以终于东，详记所迳委曲。经据当时县治，至善长（郦道元）作注时，县邑流移，是以多称故城，经无言故城者也。凡经例云‘过’，注例云‘迳’。”根据这些原则，戴震“审其义例，按之地望，兼以各本参差，是书所由致谬之故，昭然可举而正之”[xxv]，基本上恢复了《水经注》一书的本来面目。[xxvi]段玉裁十分推崇戴震在古地理研究上的成就，认为“国朝之言地理者，于古为盛，有顾景范（祖禹）、顾宁人（炎武）、胡  明（渭）、阎百诗（若璩）、黄子鸿（仪）、赵东潜（一清）、钱晓征（大昕），而先生乃皆出乎其上。盖从来以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则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xxvii]。这一评价，确实反映了戴震的开创性贡献。

       戴震既是乾嘉学派，特别是皖派的重要代表，同时又是杰出的思想家。他运用训诂考据的形式，在“明道”的旗帜下，批判程朱理学，阐发唯物主义思想。戴震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自然界的发生、发展与变化，是由于“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他反对宋儒“理在气先”的主张，批评理学家“以理为气之主宰，如彼以神为气之主宰也；以理能生气，如彼以神能生气也”。在认识论方面，戴震也反对理学唯心主义先验论，而主张“血气心知”、“贵在扩充”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他明确指出，人的认识并非上天给予，而是后天得来的，人能通过耳目口鼻等感觉器官接触客观外界产生感知，再经由思考分析，达到对客观事物条理法则的认识。此即“耳目鼻口之官接于物，而心通其则”[xxviii]。基于朴素唯物主义的立场，戴震对宋儒的理欲观予以了尖锐的批判。理学家把人性分成“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认为前者是产生“人欲”的罪恶渊薮，后者才是符合“天理”的真正“人性”，因而强调“天理人欲，不容并立”，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要广大民众“革尽人欲”，甘愿忍受地主阶级的统治宰割，做到死而无怨。戴震根本反对这种“忍而残杀”的理欲之辨，他认为，“欲”乃是人的本性，亦即“血气之自然”，“圣人之道”就在于“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他揭露理学家把“理”、“欲”截然对立起来，“视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空指一绝情欲之感者为天理之本然”[xxix],一切以“理”为断，以“理”责人，“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xxx]戴震的思想学说，特别是他对理学家的理欲观“以理杀人”实质的深刻揭露和大胆批判，在清代中叶的学术思想史上，留下了最为辉煌灿烂的篇章。

        在清代汉学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戴震继惠栋开创之后，以其大力推阐的实事求是的学风，训诂、考据、义理三者结合的学术实践，深邃而又富于战斗性的思想学说，以及多方面的学术成就，成为一代学术发展高峰的标志。汪中评论说：“古学之兴也，顾氏（炎武）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渭）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文鼎）而精；力攻古文书者，阎氏（若璩）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栋）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震）出而集其成焉。”[xxxi]这是颇有见地的。

       戴震的学友和弟子乃至私淑弟子很多，他们有的继承其音韵训诂之学，方法更加严密，成就也更为突出，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有的则兼承戴震的哲学思想，在音韵训诂和义理方面均有所成就，如程瑶田、洪榜、凌廷堪等。他们大多为安徽人，有的虽地望不一，但因亲受其业，学术宗旨、风格和治学方法都十分接近，因此被称为清代汉学中的皖派。

       在皖派学者中，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都是戴震的嫡传弟子或再传弟子。他们大力推阐戴震强调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致力于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精深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对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逐一详细作注，阐明每字的音韵训诂，改正讹脱衍误之处，为学者阅读古文献、研究古文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的另一重要著作《六书音韵表》，继顾炎武、江永和戴震对古音韵的研究之后，进而分古音为十七部，其中所发明的“支”、“脂”、“之”三部的划分，被学者推为“千古之卓识”，该书也因此而成为代表清代音韵学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尤长于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王念孙研究音韵，不仅对“支”、“脂”、“之”三部的划分与段玉裁暗合，还进一步将“至”部独立分出，最终分古音为二十二部，从而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上古韵部体系，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集大成者。在古音研究的基础上，王氏父子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践了因音求义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古音学的知识来探寻同源字，破读假借字，训释虚词以及连语，解决了前人聚讼纷纭的诸多疑难问题。王氏父子还对先秦两汉的古书作了细致的校订比勘，纠正了不少脱衍讹误之处，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古书的原貌。他们的著述《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和《经传释词》，合称“王氏四种”，被学者一致公认为清代汉学的代表作。

       程瑶田、洪榜、凌廷堪等学者则在精研古代礼制名物，贯通小学训诂的同时，不同程度地继承发展了戴震的哲学思想。程瑶田认为世界是有形有质的实体，主张“有天地然后有天地之性，有人然后有人之性，有物然后有物之性。有天地、人、物则必有其质，有其形，有其气矣。有质有形有气，斯有其性，是性从其质、其形、其气而有者也”[xxxii]，表现出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洪榜极力表彰戴震的思想学说，高度评价“戴氏之学，其有功于六经、孔孟之言甚大，使后之学者无驰心于高妙，而明察于人伦庶物之间，必自戴氏始也”[xxxiii]。并在为戴震作行状时全文载入反映戴震思想主张的《答彭进士允初书》，甚而为此与一些持反对意见的汉学家展开辩论。凌廷堪则长于《礼》学，他运用归纳条理，发明义例的方法，从《仪礼》所载的各种繁文缛节中概括各类条例，撰成《礼经释例》一书，为学者了解研究古代典制仪节提供了便利。在精研《仪礼》，考证古代典章制度的基础上，凌廷堪努力实践戴震“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主张，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复礼”说，强调“圣学礼也，不云理也”[xxxiv]，主张彻底抛弃“理”字，以“礼学”代替“理学”。

       在清代汉学产生、发展的历程中，以戴震为首的皖派继吴派之后，把一代学术推向了发展的高峰。如果说，从反宋走向复汉，极力恢复汉人经说，是汉学形成时期吴派学者学术路径的顶点；那么，试图通过批判理学，弘扬汉学来寻求圣人之道，则是皖派学者努力的目标。戴震的思想学说，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此后其学友和弟子虽未能完全继承其思想主张，但仍然不同程度地有所发展，反映出他们寻求圣人之道的不懈努力。特别是皖派学者普遍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强调证据，严密断制，注重归纳条例的治学方法，不仅直接纠正了吴派学者泥古、佞汉的弊病，而且大大促进了一代学术的发展。梁启超论清代学术，认为吴派学术只可谓之“汉学”，皖派学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清学”，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汉学的终结：阮元与扬州学派

    继吴派、皖派之后，深受皖派学术影响，又继续保持汉学发展态势，并为清代汉学作总结的是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云台，江苏扬州人，占籍仪征。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历官乾、嘉、道三朝，多次出任地方督抚、学政，充兵部、礼部、户部侍郎，拜体仁阁大学士。在长期的仕途生涯中，阮元始终坚持不懈地提倡学术，从事研究，成为乾嘉汉学特别是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

       阮元继承汉学治学宗旨，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认为“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至于注疏诸义，亦有是有非，我朝经学最盛，诸儒论之甚详，是又在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寻览之也”[xxxv]。针对某些汉学家的佞古墨守之弊，阮元特别提出：“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义疏之例也。”目睹诸多汉学家只重考据而忽视义理的偏向，阮元在极力强调“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这一汉学治学宗旨的同时，也试图将宋学重视义理的特点和汉学强调考据的长处结合起来，藉以补偏救弊。他明确指出：“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因而他既反对“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的倾向，也不赞成“但求名物，不论圣道”的弊端，而主张“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xxxvi]，兼采二者之长，使其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阮元把这些学术主张贯彻到自己的学术实践中，在经学、小学、金石乃至天文历算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阮元重视经学、小学的研究，力图通过声音文字训诂，来究明经义原解，探寻圣人之道。他归纳《论语》、《孟子》中所有“仁”字的意义和用法，论证出“仁”的原意是“人与人相偶”，即“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故而“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xxxvii]。他考证“性”字，谓“性字本从心从生，先有生字，后造性字，商周古人造此字时，即以谐声，声亦义也”。既然“性字从心，即血气心知也。有血气，无心知，非性也；有心知，无血气，非性也。血气心知皆天所命，人所受也”。“天既生人以血气心知，则不能无欲，惟佛教始言绝欲。若天下人皆如佛绝欲，则举世无生人，禽兽繁矣”[xxxviii]。阮元通过这类文字训诂，不仅令人信服地阐释了经书的原义原解，澄清了后儒尤其是宋明以来儒者对经义的误解和歪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阐发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后世学者推崇阮元说经之文“其言质实明白，足以砭老佛之失，拯陆王之弊，信乎其为古训也”[xxxix]，是有一定道理的。

        阮元精于金石。他认为吉金石刻“可以资经史篆隶证据者甚多”，故而长期坚持搜集、整理、研究，先后纂成《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和《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三部金石专著，利用这些珍贵的古代器物资料，来“辨识疑文，稽考古籍”[xl]，印证、解释经义和历史。如唐代垂拱铜佛座，阮元于拓文后加案语云：“右涂金铜佛座，高一寸，纵一寸二分，横一寸七分，字径二分，正书共三十二字，曰‘垂拱二年六月  二日弟子赵义成愿家口平安敬造官音像一铺合家大小供养。’钱塘何梦华（元锡）得之于曲阜。按垂拱二年，乃武后专制之第三年，周兴、来俊臣辈锻炼罗织，廷臣人人自危，朝退无事，则举室相庆。赵义成故以家口平安为幸也。官字借。”[xli]阮元以古代吉金石刻等实物资料与经史记载相互印证阐发，或“补经传所未备”，或“补《说文》所未及”，在金石学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阮元于天文历算也颇有造诣，尤在天文算学史的研究方面有开创之功。他博稽载籍，网罗古今，“肇自黄帝，迄于昭代，凡为此学者，人为立传”[xlii]，纂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天文算学史专著《畴人传》。在这部书中，阮元辑录了历代优秀天文学家、历法家、数学家的传记资料，凡二百四十三人，另附西洋学者三十七人，总计二百八十人。中国古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历法家、数学家，如汉代的张衡，南齐的祖冲之，唐代的李淳风，宋代的沈括，元代的郭守敬，明代的李之藻、徐光启，清代的梅文鼎、王锡阐等，以及明末清初以来的西洋学者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蒋友仁等，其传记资料大多囊括其中，不仅介绍了中国和西方的优秀学者以及古今天文、历法、数学的知识技艺，而且开辟了我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新领域。

        阮元还凭借学者、官吏一身二任的有利条件，努力提倡学术，奖掖人才，整理典籍，刊刻图书。他在任职浙江巡抚、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期间，先后在浙江、广东两地创办了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为培养学术研究人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他还亲自参与并主持编纂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纂诂》和《皇清经解》三部大书，既为学者提供了读书治学的津梁，也为清代前期经学与小学领域的研究成就作了一个总结。可以说，处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社会危机和学术变化的前夜，阮元以具有一定深度的学术思想和多方面的学术造诣，奠定了其在清代中叶学术界的地位，当之无愧地成为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清代汉学的强有力殿军。特别是他积极致力于各种学术活动，大大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促成了一代学术繁荣鼎盛的局面。史称其“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xliii]，确非过誉之辞。

       同隶扬州府属，与阮元互相师友，唱为同调的学者，主要有汪中、焦循等人。汪中私淑顾炎武，服膺戴震，治学也继承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思想宗旨和戴震实事求是的学风，“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及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xliv]。他反对宋明理学，批评封建礼教，对理学家崇尚的《四书》持怀疑态度。他还致力于诸子的研究和表彰，先后校勘考释《老子》、《墨子》、《荀子》、《贾谊新书》及《吕氏春秋》等子书。特别是汪中洞观学术源流，首次勾勒并总结出清代学术从顾炎武开端至戴震集成这一产生发展的基本脉络，对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焦循的学术路径则更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试图超越汉宋、会通古今的取向。他不满一些汉学家“惟汉是求而不求其是”的胶执固守之弊，大力主张求是，强调通核，认为“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xlv]基于这一原则，焦循对汉学家一致崇尚的考据提出了异议，甚而主张摒弃“考据”之名，直称“经学”，试图在汉宋学术之外探索一条新的会通古今的学术路径。他仿效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作法，撰《论语通释》、《孟子正义》等书，通过对经书文字、音韵的训释，推阐自己的哲学主张。又撰《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合称《易学三书》，在努力实践求通求是原则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变通”、“时行”说，承认矛盾，强调变化，表现了可贵的发展变化的思想。

       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的出现，为盛行一时的汉学作了一个总结，同时也成为传统学术由古代向近代跨越的转折点。扬派学者遵循汉学家的学术宗旨和治学途径，努力由文字音韵训诂等基本工夫入手，来究明经义原解，探寻圣人之道，试图“以六经孔孟之旨，还之六经孔孟”[xlvi]；扬派学者发扬光大皖派学术实事求是的学风，既不佞汉泥古，也不迷信盲从，而努力求通求是，务得真解。特别是扬派学者在接续吴、皖两派学术传承的同时，已然开始洞观学术源流，评骘前人是非，试图总结一代学术，寻找一条超越汉宋，会通古今的途径。为此，他们不仅努力开拓研究领域，而且大大推进了汉学家强调证据、注重归纳的治学方法，凡求一义，论一事，必核其始末，究其异同，做到论必有据，据必可信。今人肯定清代汉学颇具近代理性主义精神，注重以人的心智来研究探索古代典籍，认识和理解客观事物，与近代科学研究的方法有相通之处，而以阮元等学者为代表的扬州学派，无疑是最具近代气息的学术派别，同时也是清代汉学发展的终点。

       在有清一代学术发展史上，自惠栋确立汉学地位之后，历经以戴震为首的皖派，以阮元为代表的扬派，汉学走过了一个发展、变化，直至终结的过程。作为中国学术史上与宋明理学相对立的学派，清代汉学始终坚持由古书的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义理的治学宗旨，吴派、皖派和扬派无一例外。对此，就连激烈反对汉学的宋学家方东树也不得不承认：“此论最近信，主张最有力，所以标宗旨，峻门户，固壁垒，示信学者，谓据其胜理，而不可夺矣。”[xlvii]但是，处在汉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三派学者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在汉学发轫之初，主要致力于汉儒经说的发掘、钩稽和表彰，以恢复、弘扬汉学为己任；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学者在汉学发展阶段，则以寻求圣人之道为目标，他们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以走出吴派学者泥古、佞汉的误区，使汉学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以阮元为代表的扬派学者在坚持汉学治学宗旨，推阐实事求是学风的同时，已然洞观学术源流，评骘前人是非，试图总结一代学术，寻找一条超越汉宋，会通古今的途径。如果说，吴派的特点是尊汉崇古，皖派的特点为实事求是，那么，扬派的特点就是通贯总结。三派学者后先相承，渊源有自，基本反映了一代学术产生、发展、变化乃至终结的过程。当然，作为有清一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派别，汉学有着与生俱来的局限，这就是它的整体价值取向注重书本而脱离现实，专注学术而脱离政治，强调博证而流于繁琐。尽管三派，特别是皖派和扬派学者当中，也有思想深邃，关注现实的学者，但并不代表一代学术的主流。而这一点，正是清代汉学在形势发生变化之后急遽衰落的重要原因。道光以后，虽然汉学的流风余韵尚存，但已不再占据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