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受斯宾塞和白芝浩等英国学者的影响，严复信仰“科学”是探索自然原理和认识人类社会关系法则的基本手段。基于对“物理”“政理”之间的学术和学科关系的理解以及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严复翻译了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并据西莱的《政治学导论》作《政治讲义》，由此向国人传播了关于人类进化、国家与政体以及政治学研究的目标和方法等方面的知识，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为直接沟通英国政治学传统，引导中国政治学走向学术化、科学化和本土化做出了表率。

对严复及其学术思想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长盛不衰的课题，然而迄今为止，还甚少专文从学科史的角度论述严复对中国近代政治学形成的贡献①。近十多年来，虽有几本力作已经深入地揭示了严复针对其所处时代的现实问题而有所选择与变通地输入西方政治学说②，但是由于缺乏政治学科史的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尚不能贯通说明严复译介西方政治学的动机目的、方法手段及其贡献和意义。
严复早年留学英国，广泛接触了英国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回国后所译介的文字和发表的论著也多属于社会政治方面的内容，因此有人称“政治乃其专家之学”③。但是严格来说，《天演论》《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法意》等都不是现代分科意义上的政治学著作。严复认为《天演论》是“理学西书”(《天演论·译例言》)，即哲学著作；《群学肄言》相当于社会科学导论性质的著作；《群己权界论》和《法意》虽然都被视为政治学经典名著，但是前者相当于社会哲学性质的著作，后者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哲学、社会学、法律、经济、历史和宗教。若以科学研究的观念和要求，以专门探讨国家和政府的形成发展与构造关系等作为研究对象来衡量，同时结合严复自己的学术认知来看，则《社会通诠》和《政治讲义》更接近于近代分科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④，故本文即以这两本译著作为重点，论析严复对于建立中国近代政治学的贡献。
一、“物理”与“政理”：严复对西学学术体系的认知
受甲午中国战败的强烈刺激，严复在战后不久即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一系列政论文章，猛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以谋求救亡图存。“今夫学之为言，探赜索隐，合异离同，道通为一之事也。是故西人举一端而号之曰‘学’者，至不苟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一事违反；藏之于心则成理，施之于事则为术；首尾赅备，因应厘然，夫而后得谓之为‘学’。”然“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以‘学’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观之，特阅历知解积而存焉，如散钱，如委积。此非仅形名象数已也，即所谓道德、政治、礼乐，吾人所举为大道，而诮西人为无所知者，质而言乎，亦仅如是而已矣”。中学、西学既然如此反差强烈，其结论乃不言而喻。“盖欲救中国之亡，则虽尧、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坚所谓通知外国事者，其道莫由。而欲通知外国事，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盖非西学洋文，则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将仅得其皮毛，眢井瞽人，其无救于亡也审矣。”“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⑤
基于对中、西学优劣高下的认识，严复开始向国人介绍西方近代学术体系，并身体力行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他对西方近代学术体系的介绍始于1895年。这年3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开头就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群学思想大加称道，谓《劝学篇》为“劝治群学之书”：“不明群学之理，不独率由旧章者非也，而改弦更张者，乃瘉误，因循卤莽二者必与居一焉。何则？格致之学不先，褊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固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也。是故欲治群学，且必先有事于诸学焉。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非为力学、质学，则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力学者，所谓格致之学是也。质学者，所谓化学是也。名数力质四者已治矣，然其心之用，犹审于寡而荧于纷，察于近而迷于远也，故非为天地人三学，则无以尽事理之悠久博大与蕃变也，而三者之中，则人学为尤急切，何则？所谓群者，固积人而成者也。不精于其分，则未由见于其全。且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大小虽殊，而官治相准。故人学者，群学入德之门也。人学又析而为二焉：曰生学，曰心学。生学者，论人类长养孳乳之大法也。心学者，言斯民知行感应之秘机也。盖一人之身，其形神相资以为用；故一国之立，亦力德相备而后存；而一切政治之施，与其强弱盛衰之迹，特皆如释民所谓循业发现者耳，夫固有为之根而受其蕴者也。夫唯此数学者明，而后有以事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⑥严复通过这段文字概述了西国学术政教所以致富强的内在关联，这也是他后来论述西方近代学科的基础⑦。
严复关于西学学术体系的认识基本来自斯宾塞于1873年所著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书，严复将其译为《群学肄言》⑧。《群学肄言》“缮性第十三”篇中细致地论述了各门“科学”对于研治群学的必要性。“欲治群学，非先治心习不可。然而心习非虚而无验，若俗所谓心术者也，思理之所由通，识地之所由实，皆于此而课之。欲保其天明，而祛其物蔽者，舍科学之磨砻锄溉，殆无由矣。盖群学者，一切科学之汇归也……是故欲治群学，于是玄间著三科之学，必先兼治之。以本之为心习，夫而后有善事之利器，是三科者，取其一而遗其二不可也，为其二而靳其三亦不可也。”⑨严复读此书“在光绪七、八之交”⑩，“见其中所以饬戒学者以诚意，正心之不易，既已深切著明矣，而于操枋者一建白措注之闲，辄为之穷事变，极末流，使功名之徒，失步变色，俛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已”(11)，“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12)，“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又用近今格致之理术，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13)，故对其印象深刻。在甲午战败之后，他更加意识到斯宾塞所说的西方“群学”是西国富强的根基，也是中国振衰起弊的良药。因此不仅在《原强》和《救亡决论》等文中对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大加称颂，并且于1897年开始翻译斯宾塞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先是在《国闻汇编》上发表《劝学篇》，包括《贬愚》和《倡学》，即《群学肄言》的前二篇。“《砭愚》，言治群之不可以无学”，“《倡学》，明此学之必可以成科(凡学其必有因果公例，可以数往知来者，乃称科学)”(14)。“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而于三生之事操其本耳。”(15)显然，严复当时非常重视群学的治世功能。在这种意义上说，对严复所理解的群学，不能简单地以后来一般所谓的社会学来加以比附，实际上范围甚广。
其实，严复在1898年就已经提到“群学之目，如政治，如刑名，如理财，如史学”(16)。在严复译《国计学甲部》(残稿)中也有这样的译文：“以群学为之纲，而所以为之目者，有教化学(或翻伦学)，有法学，有国计学，有政治学，有宗教学，有言语学。”严复按：“群学西曰梭休洛支，其称始于法哲学家恭德。彼谓凡学之言人伦者，虽时主偏端，然无可分之理，宜取一切，统于名词，谓曰群学。即如计学，亦恭德所指为不能独立成专科者也。虽然，此自理解言之，固如此耳。独分功之事，每降愈繁，学问之涂，定不如此。假使理言日富，即计学岂无可分？如钱币，如赋税，此在他日皆可别成一学者也。盖学士用心，当以专论而密，虽明知其物之统于一郛，而考论之时，自以分画为便故也。”(17)可见严复亦主张群学可分为不同的专科。
“《群学肄言》，非群学也，言所以治群学之涂术而已。”(18)正是通过这样的“涂术”，严复认识到西学的整体性及其内在的关联，因而对于当时盛行的中体西用论、(西)政(西)艺本末论、中(学)西(学)主辅论，皆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至于说“政本而艺末也，愈所谓颠倒错乱者矣。且其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故赫胥黎氏有言：‘西国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致治且不止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且西艺又何可末乎？无论天文地质之奥殚，略举偏端，则医药通乎治功，农矿所以相养，下洎舟车兵冶，一一皆富强之实资，迩者中国亦尝仪袭而取之矣，而其所以无效者，正坐为之政者，于其艺学一无所通，不通而欲执其本，此国财之所以糜，而民生之所以病也”。故在严复看来，政论也应该本于科学。“今世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政论有骄嚣之风(如自由、平等、民权、压力、革命皆是)。科学多朴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而于天演消息之微，不能喻也。此未必不为吾国前途之害。故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沈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于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19)
严复强调科学对于政治及政论的意义，除了受斯宾塞的影响，与英国人白芝浩也有关系。白芝浩(Walter Bagehot，1826-1877)，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政论家和学者。著有《英国宪制》(The English Constitution)、《物理与政治》(Physics and Politics)等著作。《物理与政治》初版于1872年，该书副标题为“关于自然选择与遗传原理应用于政治社会的思考”(Though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Selection and Inheritance” to Political Society)。严复多次提到该书，将书名译作《格致治平相关论》。1899年4月5日，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谈到他有译此书的打算(20)。后在《天演论》的按语中说他已译了拍捷特(按，即白芝浩)的《格致治平相关论》，又谓该书多取斯宾塞的进化说(21)。但是迄今并未见到该译本(22)。
受斯宾塞和白芝浩的学说思想影响，严复也强调由“物理”至“群理”或自“格致”达“治平”的为学次第，并对此加以发挥和引申。如1898年1月在《国闻报》上刊载的《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全篇即以物理说明政理(23)。又曾在青年会发表演说，称：“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人生世间，无论身之所处，心之所为，在在皆受治于自然之规则者。欲知此规则，有自然之教育，有人为之教育。人为教育分体、德、智三者，而智育之事最繁。以中国前此智育之事，未得其方，是以民智不蒸，而国亦因之贫弱。欲救此弊，必假物理科学为之。”他所说的物理科学，大概包括理、化、动、植、天文、地质、生理、心理诸科，以“内籀”(归纳)至多，而“外籀”(演绎)较少。“不但以其中所言，为人生不可少之智识……顾亦以治学之顷，所由之术，有治练心能之功，后此治事听言，可以见微知著，闻因决果，不至过差。”(24)
综上所述，严复深受斯宾塞和白芝浩等19世纪英国学者的学术思想影响，信仰自然科学不仅可以探索自然的原理，也是认识人类社会关系法则的基础与手段；通过对自然科学的研习，还可以培养人自主、独立、诚实、勇敢的品性。总之，人类的政治社会生活受自然法则支配，国家富强的根源在于科学的发达，故开民智为中国救亡图存的首要任务。严复对于西方学术体系的认识应是他选择何种西学著作进行翻译的重要考量因素，也是我们分析判断严译政治学的动机和特点的一个基本前提。
二、《社会通诠》
严译《社会通诠》于1904年初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4月下旬(光绪三十年三月五日至八日)《大公报》上刊载有未署名文章《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据《严复集》编者推测，“从文章内容和文字来看，当系严复所作无疑”。该文开头两段说：
是书原名《政治短史》。盖西国晚近学术分科，科各有史，而政治为学术之一科，其史所载，必专及治理之事，他若马书班志所论，皆摈弗列。民生有群，群必有治，是书所言，著治理之天演，自其粗简，以至精繁，使因果相生，厘然可指，故曰史也。
欧洲论治最古之书，有柏拉图之《民主主客论》，与亚理斯多德之《经国论》，为泰西言治之星宿海昆仑墟。至[自]百数十年来，英奇辈出，皆有论著，若郝伯恩、若洛克，若孟德斯鸠，若卢梭，若恭德，若边沁，若穆勒，若托克斐，若浑伯乐，皆蔚成一家之言，为言治者所取法。最后则有麦音，斯宾塞尔，伯伦知理诸家，为近世之泰斗。而斯宾氏于本年十月化去，成功者退，然学界哲人萎矣。(25)
由此可见，严复是将《社会通诠》定性为政治学或政治史著作，但与欧洲那些“论治”名家名著相比，该书居何地位，则未见说明。
严复为何要译《社会通诠》？关于其动机，王宪明在《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第二章第三节中以一整节内容予以探讨。不过所论稍显空漠，反而有舍近求远之嫌，倒是在第四章前三节中明确了严复的矛头所指，一是梁启超，二是章太炎。其实，首先应该看看严复自己是怎么说的。严复当时曾致函熊季廉说：“别后成得《社会通诠》一书，以著人群天演之实。菊生谓，读此乃知中国现象种种皆公例之行；而时贤攘臂言救国者，其主义大抵无当。此书趋于年底出版，当嘱印者奉寄一部，宜有以裨益高深也。”(26)又在与曹典球书中曰：“拙译诸书，幸蒙阅览。近者又有《社会通诠》一书，经商务印书馆版行，足下取而读之，则吾国所以不进，如视诸掌矣。”(27)引文中下划线为笔者所加，这部分文字可以视作探讨严复译《社会通诠》之动机的重要线索，据此可将严复翻译该书的动机归结为两个要点：第一，说明民族与国家演进的公例，揭示中国落后的原因；第二，针对当时国内种种救国理论主张，予以批判。
关于第一点，严复在《译者序》中其实有明确的交代。他认为天下之群“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图腾社会和宗法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是游牧社会，而由宗法进于国家之间的阶段则是封建(指分封诸侯制)。这样的进化次序“若天之四时，若人身之童少壮老，期有迟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这便是严复从甄克斯的《社会通诠》中所看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以此来对照中国历史，他发现中西历史存在着重大差别：欧洲国家进入封建阶段(分封制)比较迟，而脱离封建则比较快；中国从秦始皇实行郡县制时起，分封制就已基本废除，宗法社会开始向军国社会转变，但是历经两千多年仍未完成这一转变。故在欧是“始迟而终骤”，而中国则“始骤而终迟”。“二者相差之致”，自然有其因果，而这种差异“又不能不为吾群今日之利害”(28)。这就向国人提出了如何思考中西社会发展差异的原因及其后果问题，希望从中认识国情，拿出切实可行的救国方案。
严复的好友夏曾佑首先就此问题做出解释。他在为《社会通诠》所作的《序》中认为，社会蜕变的易或难与该社会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疏密成正比。“欧人之进宗法社会也最迟，其出之也独早，则以宗教之与政治附丽疏也；吾人之进宗法社会也最早，而其出也，历五六千年望之且未有压，则以宗教(按，指孔教)之与政治附丽密也。”“政治与宗教既不可分，于是言改政者，自不能不波及于改教，而救危亡与无君父二说，乃不谋而相应，始胶固缭绕而不可理矣。”“救危亡”是指甲午以来“言变法者，其所志在救危亡”；“无君父”是指“沮变法者，其所责在无君父”。二者之所以相争而不可理，就在于不明社会进化的公例。是故，“今日神州之急务，莫译此书若”(29)。这样，夏曾佑在解释了中西社会发展差异的同时，也批评了新旧两派的观点。但这未必就是严复的本意，但也可能属于严复针对的部分对象。
1902年6月26日至28日《大公报》上连载严复的《主客平议》一文，鼓吹“新旧二党”并存：“窃谓国之进也，新旧二党，皆其所不可无，而其论亦不可以偏废。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劝告“新党”要注意中国与欧洲历史发展的差异及文明程度之高低，不可徒羡其自由民主之说，应顺应天演之自然，致力于启发民智(30)。之前，严复在送该文稿给《大公报》负责人英敛之的同时另有一信，信中说：“《大公报》馆开，谨草《主客评议》四千余言，于此冀以通新旧两家之邮，亦以改旧日之党祸。此固日下最切之问题也。”(31)其中所说的新党，主要指康梁等维新派。几个月前，严复在致张元济的一封信中谈到他“以舍己为群之义”劝吴汝纶接受张百熙聘请出任大学堂总教习，说“此老无他长，但能通新旧两家之邮而已”。信中还谈及他对朝廷政治的观察：“庆、肃二邸之优劣，以我观之，则肃当胜。肃接见新进甚勤，故或嫌其太邱道广；然复尝与深谈，其胸中固未尝无白黑者，未若庆邸，真是行尸走肉，其所甄识，皆极天下之鄙秽……以此人而据外交之要席，中国前路不问可知，而朝廷方此以有再造之功重之，不可去也。至于肃邸为人，于满人之中，真不得不指为豪杰之士……今天下所喁喁待命者，大抵皆求变法，然军机、外部、政务处三者鼎峙，大率随众昌言，而实阴用其阻力。(仁和尤甚。)……尝谓荣、王二相之不同，一则非之可非，刺之可刺，故尚有一二节可以称道；而仁和则纯乎痛痒不关，以瓦全为政策。”(32)这大体上可以反映严复此时虽痛恨那些颟顸守旧的大臣，但还是希望新旧合作，利用辛丑后的局势致力于变法。
但是局势难期所望，旧派仍旧颟顸争权，新派就连梁启超也变得激进，鼓吹自由民权，与孙中山一派相当接近。而东京的留学生也越发激进，拒俄运动更是扩大了革命思潮的影响，苏报案等一系列事件更是激发了排满主义的盛行。这应该是促使严复选择《社会通诠》进行翻译的重要原因。“时贤攘臂言救国者，其主义大抵无当”，大概就是针对梁启超、章太炎以及留日学界中主张排满革命的激进派而言。
《社会通诠》的译文在传达甄克思原意的同时，也羼杂着严复的个人理解及其带有选择性的主观解释(33)。
甄克思的原著共分14章，第1章概述三种社会形式(Types of Society)，第2章论所谓的“蛮夷社会”(Savage Society)，第3-7章论述宗法社会(Patriarchal Society)形成的原因及特点，第8-14章探讨国家社会(Modern/Political Society)的产生以及国体、政体等方面的内容。全书结构完整，章节分明，观点一贯，基本上就是甄克思提出的人类社会三种形式说的展开。
甄克思认为人类已经历了三种时代不同的社会形式：(1)蛮夷社会，也叫图腾社会；(2)宗法社会，即家长制社会；(3)国家社会，亦称军国社会。甄克思的人类社会三种形式说的背后其实隐含着进化论和欧洲中心观。但是他所依据的材料毕竟有限，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就基本没有涉及，因此未敢断然宣称这三种形式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对规律。而严复在《译者序》中则强调这三种形式是人类社会无一例外的发展阶段，这就更加突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自然也将中国纳入这一社会发展规律之中。关于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严复有如下论述：
由唐、虞以讫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谓宗法，亦于此时最备。其圣人，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会之制度典籍也。物穷则必变，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县封域，阡陌土田，燔诗书，坑儒士，其为法欲国主而外，无咫尺之势。此虽霸朝之事，侵夺民权，而迹其所为，非将转宗法之故，以为军国社会者欤？乃由秦以至于今，又二千余岁矣，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乱常自若，独至于今，籀其政法，审其风俗，与其秀桀之民所言议思惟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然则，此一期之天演，其延缘不去，存于此土者，盖四千数百载而有余也。(34)
那么，这种宗法兼军国的社会对于晚清的现实政治会带来什么影响呢？而这正是严复更为关心的问题。他在按语中写道：
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者也，故其言法也，亦以种不以国。观满人得国几三百年，而满、汉种界，厘然犹在；东西人之居吾土者，则听其有治外之法权；而寄籍外国之华人，则自为风气，而不与他种相入，可以见矣。故周孔者，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经法义言，所渐渍于民者最久，其入于人心者亦最深，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 或言排满，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人焉。盖民族主义，乃吾人种智之所固有者，而无待于外铄，特遇事而显耳。虽然，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35)在这段按语中，严复的态度甚为明显，一方面主张军国主义，期望人人自立，建设“国家社会”即近代的政治国家；另一方面又抨击民族主义不仅不足以强种，而且是建设军国社会的障碍。仅从字面上来看，似有矛盾不可解之处，因为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成立的历史经验来看，恰恰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宪明的研究指出：“严复所说的‘民族’不是对应于甄克思原文中的‘nation’，而是对应于原文中的‘tribe’、‘clan’、‘patriarch’、‘communities’等数个不同的词，其基本意思主要是指处于宗法社会阶段的‘宗族’、‘家族’、‘家长’、‘群体’或以此为特点的社会组织，是建立近代国家过程中所必须扫除的过时之物。严复在《社会通诠》正文中所加出的与原文没有对应关系的‘民族’以及按语中所提到的‘民族’或‘民族主义’基本都是在‘宗法’、‘宗族’、‘家族’意义上使用‘民族’一词的，而与后来流行的‘民族主义’的‘民族’完全不同。”而甄克思所谓的nation，是指在消灭了tribe这一社会政治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近代的社会政治组织，它与居住于一定领土上的所有人口有关，它不等同于“国家”(state)，但要通过“国家”实施政治管理。严复把“state”译作“国家”，把“nation”译作“国民”(36)。通过对这些概念译语所作的对照研究，可以看出严复虽然把握了甄克思原文的意旨，但是他所指责的“民族主义”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与后来康梁立宪派和革命派辩论的“种族革命”也有差异(37)。因此，革命派对于严复的反应比较激烈，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都对严复的观点予以回应，焦点都集中于上述严复的那段按语(38)。尽管对民族主义和排满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严复和革命、立宪两派都向往近代国民国家(严复译作“国家社会”，亦称“军国社会”，其他或译作“国民国家”)，因此有关国家理论是当时各派普遍关注的问题，由日文转译的各种政法书刊对此多有涉及，使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在晚清中国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对此亦有贡献。当时的政治学主要以国家作为研究的对象，因此各种政治学或国家学译著几乎都论述有关国家的起源、国家性质、国家类别、政体形式、国家职能等问题，甄克思的《政治简史》亦以探讨国家特别是近代国家的起源与发展作为全书的主题。王宪明将甄克思在这本书中所表达的国家观念概括为以下内容：“首先在甄克思的观念中，国家并非是为某个或某些小团体而设的，而是为全体而设的；其次，国家是自然生长出来的，不是人为制造的；再次，国家形式无好坏之分，只要是适合环境的，都是好的；最后，所有现代国家，不论其政体如何，其共同点是每个国家都拥有主权。”堪称确切。至于说“甄克思的这些认识反映了西方政治思想在19世纪末的发展状况，是19世纪末西方国家思想的总结”(39)，则未必妥当。其实，当时西方的国家理论存在着不同的流派，甄克思的观点基本上属于其中的历史主义学派。
王宪明进而论证指出，严复的译文“非常清楚地把近代西方国家观念中的‘主权’观念与‘领土’观念传达给中国读者，同时，在翻译过程中，严复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传统的‘天下国家’观念巧妙地加入到译文之中，使得两种思想体系中最为精华的内容融合为一体”(40)。但是就近代国民国家而言，作为其构成的基本要素，除了领土和主权之外，人民(people，在政治意义上使用，相当于德语中的“国民”volk)也是一个最基本的要素。而人民是由个体所组成的，因此individual在具有个人主义传统的英国，是比people更为重要的基础概念。在甄克思的原作中，“individual”一词是“作为一种与类别、群体、国家等相对的存在物”，他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发现“个人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并不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只是到了宗法社会解体以后，个人才获得解放，成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无异提醒读者注意，要建成一个近代国家，必须打破一切宗法关系，将个人从宗法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使国家与每个个人直接发生关系。”严复将甄克思原文中指称构成社会基本单位的“individual”译作“小己”或“个人”，目的在于突出国家与构成国家的每个个人之间的对立与互动关系，认为把个人作为社会的本位是一种“天演极深、程度极高”的令人向往的理想社会(41)。
甄克思原书中对“国家社会”的官制、司法、议会、行政以及地方自治等涉及国家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都进行了论述，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由于各国历史不同，发展各异，因此，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有无、轻重、先后各不相同，有的国家是立法主导，有的国家则是行政主导。而国家最高主权所寄则大不相同，有的寄存于一人，有的寄存于几个人，有的寄存于全体国民。政府形式上，有的采用君主专制制，有的采用君主立宪制，有的采用联邦制，有的采用邦联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有的采用中央集权，有的采用地方自治。各种制度安排之间并无优劣之分，只要适合各国的情况即可。”(42)严复的译文较为“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含义，并结合按语表达了他的政治立场和见解：一、采用英国君主立宪制或美国式的共和制，中央政府“其权不止于诘戎、议制，乃并刑法、行政二大权而有之”。二、中央政府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并采行代表制和政党制。鉴于中国民智较低，国民代表在被选出之后应赋予其较大的自主权，不应过多受国民意见约束。三、中央集权制虽有利弊，但更适合中国国情，而美国式的联邦制则有可能导致割据局面；在中央政府指导下实行地方自治，既有利于培养国民的自立精神与自治能力，也有利于中央政府集中精力办大事(43)。
三、《政治讲义》
严复译《社会通诠》，将西方政治学中关于国家的起源与发展、民族与国民、政体与国体等一些基本的政治概念和理论输入中国，同时也结合本国的情况表达了他对于中国历史的阶段特征和现实政治问题的思考并提出解决方案。但是作为政治学的学科问题，尚没有成为严复的讨论对象，而《政治讲义》则更进一步，首先是把政治学作为学科问题来加以论说，同时继续他一贯的经世情怀，针对现实政治问题而选择译本并穿插自己的见解。
《政治讲义》是严复应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所做的演讲词。1905年夏，严复去青年会一共做了8次演讲。演讲稿(或记录稿)随后刊登在1905年9月29日至1906年5月的《政艺通报》上。后被整理成书，题为《政治讲义》，1906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5月即重印。
《政治讲义》过去被公认为严复一生中唯一的著作，其主要内容是介绍西方政治学。严复却自称其演讲基于“平日所闻于师者”，“语语必皆有本，经西国名家所讨论，不敢逞臆为词，偏于一人政见”；“此中多采近世西儒成说，而为众论所推服者，非敢臆造”(44)。故有学者认为：“这本书是在严复把他所读过的西方政治学书籍融会贯通以后，再以演讲的口气表达出来。其中已分不清哪些内容出自哪本西书，哪些内容属于他的个人见解。”(45)戚学民则发现：“《政治讲义》主要依据19世纪英国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西莱爵士(Sir John Seeley)的《政治科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一书写成。”为了方便听众的理解，严复对原文虽然进行了一些改写，替换了一些举例，加入了其个人的意见，但是增改的文字在全文6万字的篇幅中所占比重极小。因此《政治讲义》一书实为西莱《政治科学导论》的译本(46)。
西莱的《政治科学导论》原是作者于1885至1886年在剑桥大学的讲稿。西莱去世后，经薛知微(Henry Sidgwick)编辑整理后交由麦克米兰公司于1896年出版，1901年再版。书前有薛知微写的编者序言，对编辑原由、西莱的基本学术观点等作了说明。该书由两个学期共16篇讲稿汇集而成，故书名的副标题为“Two Series of Lectures”。《政治科学导论》的第一系列是1885年秋季学期(Michaelmas Term 1885)的讲稿。共分8讲，主要讲述政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理。第一讲介绍政治学的学科特征、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西莱认为政治学是一门以国家为研究对象，与历史学密不可分的科学。研究政治学的基本方法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相同，通过运用历史考察和归纳法来对国家进行分类研究，可以归纳总结国家盛衰的规律。第二讲讨论亚里士多德以来有关国家分类法的观点。西莱认为希腊哲学家的观点虽然有其历史背景与经验基础，但是还存在缺陷，不足以概括不同地区古往今来的国家特征，因此需要另立分类方法。第三讲中西莱根据文明发展程度的不同将国家分为文明和野蛮两种类型，又将野蛮国家细分为宗法、神权两种，加上文明国家，共三种类型的国家被称为“自然国家”。此外他又根据有机体论，另立一种非自然国家。第四讲西莱按照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将文明国家分为“市府国家”(city-state)和“邦域国家”(country-state)两种类型。第五讲就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的概念进行分析，指出政治自由与穆勒在《论自由》中所说的相对于社会而言的个人自由不同，它是指国民对于政府而言的，政令宽简就是政治自由。第六讲继续讨论政治自由问题，不过是从政府权力界限的角度来展开的。他认为主权独立国家的政府权力本是至高无上的，没有固定的界限，须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而定；但实际上各国政府的权力又确实存在着多少、大小、宽严、轻重的差别，因此可以将国家区分为自由多的国家和自由少的国家。第七讲讨论政治自由与代议制度(议院)的关系，重点阐明近代“邦域国家”的自治(self-government)问题，包括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代表制的原则。第八讲主要论述所谓“多数政治”(Government by Many)，也即立宪政体。其中分析了专制制度的利弊，立宪的本质，指出专制与立宪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权出自上或者权出自下，而在于国民有没有改组政府的权力机关。最后概述贯穿该演讲系列的理论要点11条。《政治科学导论》的第二系列是1886年春季学期(Lent Term 1886)的讲稿，该系列也分8讲，主要集中在英国的宪政制度方面(47)。
关于严复作《政治讲义》的动机或言说对象问题，萧公权认为“其意在响应清廷立宪，而非在纯粹科学之探讨”(48)，但是他并未就此观点展开论述。戚学民认为《政治讲义》的动机之一是对清廷立宪动向的学理回应，为宪政的合法性进行学术论证，表达了反对专制的立场，并驳斥了革命派的理论基础；然就全书而言，则梁启超是严复的主要批评对象。笔者认为严复作《政治讲义》，出发点就是响应清廷的立宪动向，应该以此展开论析。戚著的研究思路、论述框架和研究方法似有商榷的余地(49)。不过由于本文的论述视角和问题的出发点与戚著不同，故此处不拟就此问题展开讨论。以下主要概述严复的《政治讲义》对于政治学的学科属性、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及政治学上的若干重要概念的译介情况。
严复在《自叙》中说，科学对政治的变动有重大影响，近代欧洲平等、自由学说之所以盛行，就发端于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但是，人类的进步也受制于天演的力量，必须循序发展，不可轻率躁进。“而后有以与时偕达，有以进其群矣……此轻迅剽疾者之所以无当于变法，而吾国之所待命者，归于知进退存亡之圣人也”，可谓简明扼要地点出了他做《政治讲义》的微旨：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虽有助于治世之功，但是必须深明政治社会的内情，洞悉其发展规律，才能对实际的政治变革起到真正的指导作用。不言之意，自然是针对当时其他的政治学说，希望起到正本清源、以正视听之效。
第一会基本上是对西莱《政治科学导论》第一讲内容的复述。从儒家政治经典的特点开始，导入对西方政治学的特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介绍。严复指出，儒家经典讲究格致治平，“其中所言，大抵不外德行、政治两事”，亦重视历史，“见其会通，立为公例”。但“中国古书之短”，恰恰又在德行、政治杂而不分，故未能成为科学。“而西国至十九世纪，政治一门已由各种群学分出，故其理易明而其学易治。”政治学与历史学关系最为密切。“盖二学本互相表里，西人言读史不归政治，是谓无果；言治不求之历史，是谓无根。”政治学就是从历史学中分化出来的所谓国史。不过“本历史言治，乃十九世纪反正之术，始于孟德斯鸠，至于今几无人不如此矣”，而此前自柏拉图至卢梭，“言治皆本心学，或由自然公理，推引而成”。
次述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世之有政治……以民生有群故”，而群有进化，经历图腾社会、宗法社会而后进入军国社会。“凡是国家，必有治权。而治权以政府为之器，故天下无无政府之国家。政治之论治权、政府，犹计学之言财富，名学之谈思理，代数之言数，形学之言线、面、方、圆。而其论国家也，分内因外缘为二大干。内因言其内成之形质、结构、演进、变化及一切政府所以用事之机关；外缘言其外交与所受外交之影响。”即政治学是以国家与政府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政治学以研究事实、归纳公例为主要目标，致用则在其次。“是故取古人谈治之书，以科学正法眼藏观之，大抵可称为术，不足称学。诸公应知学术二者之异。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良者自呈。”政治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就必须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根据事实来进行归纳(严复译作“内籀”)。“此后吾党之言政治，大抵不出内籀之术。而同时所为，有二种功夫：一是区别定名之事，一是考订沙汰之事。”前者是指概念术语要明晰准确，后者是指要考订史实。一般的研究步骤可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取古今历史所有之邦国，为之类别而区分”；第二，“察其政府之机关，而各著其功用”；第三，“观其演进之阶级，而考其治乱盛衰之所由”；最后，“观其会通，而籀为政治之公例。”(50)“总之，吾人考求此学，所用者是天演术，是历史术，是比较术，是内籀术。”(51)在第一会中，严复还征引了《群学肄言》和《社会通诠》中的观点，表明他对于社会进化与群学的基本认识与《政治讲义》是一致的。换言之，严复是在“物理”与“政理”的辩证关系上来理解政治学的。
第二会的前半部分为概括与补充前一会的相关内容，强调“国家生于自然，非制造之物”。后半部分，以及第三会、第四会主要讨论国家分类法，内容大体如前所述。不过杂以严复涉及本国的议论，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第一，有关国家目的论，这是当时不少自和文转译而来的政治学著作中都谈到的问题。严复指出：“固知国家为物，在天事人功杂成之交，不得纯以人兽草木为拟，顾其中有纯出自然而非人力所能及者。故其存立，天运司之。天运之行，无目的也……若我中国今日之众，其中识字之民，十不得一，则一切全在气运中流转。能者当事，仅能迎其机而导之耳。”(52)第二，将国家分为宗法国家、神权国家(或称教会国家)、真正国家(或称军国)等三种“自然国家”，以及“不以同种，不以同教，亦不以同利益保护，惟以压力”结合而成的“非自然国家”。后者，“此不可以自然论。而其国家，亦不可谓有机之体。盖亡国之民，虽有国家，实非其国家。”这种国家分类法，与甄克思把人类社会发展史分成图腾、宗法、军国三个社会阶段的观点有异同，但严复对此未加评述。在说到“非自然国家”时，举罗马、俄国、元代中国、英属印度等为例，却不提清朝，其主观动机如何，不得而知(53)。第三，谈到地方自治，严复说：“我中国之有地方自治，盖已三千余年。”“是故吾国居今而言地方自治，非以其所本无而求立新制，乃因旧制行用日久，时世变迁，不足逮事，而求另立一部机关，于以补旧制之所阙。笃而论之，亦只是参用民权而己。地方之有乡约工局，犹国家之有议院内阁。”(54)
第五会、第六会、第七会、第八会主要讨论“政界自繇”与政治制度。这里有关自由概念的分疏，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严复在第五会一开头就联系本国现实与历史来谈论政界自由之义。“近岁以来，士大夫喜闻新异之说，一若旧法无可复陈，必其咸与维新。吾国庶几有豸，则无怪其崇拜自繇如此也。独惜政治所明，乃是管理之术。管理与自繇，义本反对。自繇者，惟个人之所欲为。管理者，个人必屈其所欲为，以为社会之公益，所谓舍己为群是也。是故自繇诚最高之幸福。但人既入群，而欲享幸福之实，所谓使最多数人民得最大幸福者，其物须与治理并施。纯乎治理而无自繇，其社会无从发达；即纯自繇而无治理，其社会且不得安居。而斟酌二者之间，使相剂而不相妨者，此政治家之事业，而即我辈今日之问题也。”“政界自繇之义，原为我国所不谈。即自唐虞三代，至于今时，中国言治之书，浩如烟海，亦未闻有持民得自繇，即为治道之盛者。自不佞所知者言，只有扬雄《法言》‘周人多行，秦人多病’二语，行病对举。所谓行者，当是自繇之意。舍此而外，不概见矣。且中国治世，多在纲举目张。风同道一之时，而黄、老清静无扰之术，间一用之，非其常道。最可异者，近世新学之士，一边于西国自繇之说，深表同情；一边于本国黄老之谈，痛加诋毁，以矛陷盾，杳不自知。笃而论之，此等论家，于两义均无所知而已。”(55)接下来他对“自繇”以及“政界自繇”等概念都做了仔细的辨义：“政界自繇，其义与伦学中个人自繇不同。仆前译穆勒《群己权界论》，即系个人对于社会之自繇，非政界自繇。政界自繇，与管束为反对。政治学所论者，一群人民，为政府所管辖。惟管辖而过，于是反抗之自繇主义生焉。若夫《权界论》所指，乃以个人言行，而为社会中众口众力所劫持。”(56)进而据“政界自繇”的基本含义，对各种关于自由似是而非的观念——“一若民既自繇，则国无不强，民无不富，而公道大申也者”——予以辩驳，并指出，专制之下未必没有更多自由，盖“专制之君，本无所利于干涉。干涉者，以其身为民役也……其所以务严刑峻法者，盖亦以不测之威，立懂于民，冀省事为逸乐耳。不然，彼之于民本无仇也。是以专制者，所以为其不制也。吾国治世盛时，其上多宵衣肝食之君，而衰世乱时反是，职是故耳”。至于议院民权，反多所约束管治。因此，“考论各国所实享自繇时，不当问其法令之良窳，亦不当问其国政为操于议院民权，抑操于专制君权”(57)。“国家治权轻重，因之自繇多寡，常与国之外患内忧，比例而立。”“自繇有不必为福之时”，而“专制有时且有庇民之实”(58)。
在发表《政治讲义》之后，严复又根据西莱《政治科学导论》第二讲系列中的内容撰写了《论英国宪政两权未尝分立》《续论英国宪政两权未尝分立》，论述英国宪制的形表与情实。谓“英政府虽有三权，却非分立”；议院有兴废政府之权力，“宰相”(即首相)握有政柄，为国政之所从出，“而宰相用权，又依于党派之规则”(59)。并为安徽高等学堂演说《宪法大义》，对“宪法”“立宪”之译名、治体类别的形式与精神“立法”“行法”“司法”三权设立之用意与职能，俱加以解说，并举例说明立宪并非难行之制，“其制无论大小社会，随地可行；行之而善，皆可以收群力群策之效，且有以泯人心之不平”(60)。
四、两种译本的影响及其学术意义
严译《社会通诠》出版后，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立宪派援引其中的史料和观点来批评孙中山为首之革命派的“民族主义”和“排满”革命运动；而汪精卫和胡汉民等革命党人一方面继续利用严复译介的思想理论资源，一方面为己方的民族主义进行辩解，称“排满”革命不仅符合政治公例，也适应历史和现实的要求。其影响还波及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有关中国宗法制度、封建君师制度的批评以及有关中国社会的定位与未来发展方向的认识等，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严译《社会通诠》的影响”(61)。它使一直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封建”一词转变为负面意义的词，结果导致“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最终认为，接二连三败北的真正原因是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后，尤其是宗族制以及其支柱的儒教所规定的上下秩序式的道德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元凶”(62)。
严译《社会通诠》不仅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影响深远，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也有相当的影响。晚清桐城派重要古文家贺涛之子贺葆真曾为其父“说《社会通诠》”。贺葆真读毕此书后，在日记中写道：“此书英国政治大家甄克思最近之著也，严幼陵新译。甄氏以哲理阐发人群演进之踪迹，而政治所由以发生，与天演学、群学相发明，其理想既为吾国所创，闻其书实为欧洲所新得，今又获严氏译之，是以其书始出，即风行海内，未一年而再板矣。”(63)可见桐城派古文家对《社会通诠》有所关注。
以治小学见长的刘师培则从《社会通诠》获得启发，提倡从文字研究历史，并将严复所译社会学著作中含有的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知识引入他的小学研究中(64)。刘师培在其所著《中国历史教科书》《周末学术史序》等论著中多次征引《社会通诠》，除了文字训诂，还根据其中的言论观点来比照中国历史，从而得出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结论。如谓：“盖草昧之初，君主之任位有定年，与皙种共和政体同。君位既盈，必另举贤者以代之。封禅者，即取禅让之意者也，是为揖逊之天下。及图腾社会，易为宗法社会，遂为王者专制之先驱。”在这段文字的下面有一注：“《社会通诠》曰：‘宗法社会者，王者专制之先驱也。’”(65)刘师培将甄克斯与斯宾塞相提并论，认为在白人所治社会学书籍中，“则斯宾塞尔氏、因格尔斯氏(按，即甄克思)之书为最精”(66)，这大概也是受严复影响所致。
钱基博曾为某社存古小学拟具教学意见书，建议高等科(11岁至14岁)读书分理、史两类，史类只列王船山《读通鉴论》和严复《社会通诠》两种。钱基博对此解释说：“王船山《读通鉴论》，或可看而不读；而严复《社会通诠》，则不可不熟读。何者？以严氏之书，乃籀绎历史之程序及其公例者也。或者疑此非中国古书，不适存古之用。而博则以为存古者，决非抱残守缺者之所能存。必也放眼八表，时衡千古，如陈同甫所云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而后知古之何以不可不存？古之不可不存者又何在？须知古亦有不可存者也。否则适成其高头讲章，村夫子之见而已矣!庸古之足存乎!博弱冠以前，反复读《资治通鉴》七遍而无所悟，至二十岁，读《社会通诠》，然后向之《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至是乃如珠得串，如土委地，心凝形释而得其会通。至今思之，醰醰有余味也!”(67)
《社会通诠》在清末民国传播之广、影响之深，当毋庸置疑。不仅章太炎、刘师培、杨度、章士钊、柳诒徵、钱基博等大家或名流时或征引之，而且被用作京师大学堂及其他各类学校的教科书，在1925年还被一些名流学者推荐为“青年必读书十部”之一(68)。从上述刘师培和钱基博的经历和言论引申来看，《社会通诠》不仅提供了有关欧西的政治史知识，尤为重要的是它还展示了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政治制度的原理和类型，从而具备了经典和方法论的意义，为沟通中国旧学、导入西方社会科学乃至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准备和思维方式。
严复作《政治讲义》，当时也颇有反响，其内容被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中外日报》、最大的定期刊物《广益丛报》、在学界有着广泛影响的《政艺通报》和《直隶教育杂志》等多种报纸、杂志所转载(69)。严复在致友人信中也提到外界之良好反映：“讲后刊列报端，颇闻都下士夫有以仆言为无以易者，此亦差可奉慰者也。”(70)但是与《社会通诠》相比，《政治讲义》的社会政治影响似乎要小得多。
然而有意思的是，从政治学的学科史角度来看，晚清民国以来，一般人望“题”生义，多不把《社会通诠》看作是政治学著作，而将其归入社会学一类。而《政治讲义》则被视为“中国人自著政治学概论之首先一部”，“可谓清末之第一部政治科学著作”(71)。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两种译著在中国现代政治学史上的贡献与作用呢？笔者认为其学术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沟通英国政治学传统，导入历史—哲学学派政治学说。
近代中国政治学说的来源渠道虽不单一，但是通过日本间接输入却是主流。自梁启超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译载德国人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开始，随着大批留日学生从事翻译活动，一大批东文法政书籍被转译为汉文。在严复译著《社会通诠》和《政治讲义》之前，已经翻译出版的具有政治(学)概论性质的著作就有伯伦知理的《国家学纲领》《国法泛论》、伯吉斯的《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那特石圣的《政治学》、威尔逊的《政治泛论》、高田早苗的《国家学原理》、鸟谷部铣太郎的《政治学提纲》、市岛谦吉的《政治原论》、永井惟直的《政治泛论》。此外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斯宾塞的《原政》等皆有汉译文本。这些著作的原作者分属英、法、德、美、日等多个国家，然而汉译本中除了极少数译自英文，几乎都是由日文转译而来。且不说当时留日学生的日文翻译水平如何，即以转译这一层而言，难免不会失真或受到日人话语权的影响，而这正是严复所担心和肆力批评的(72)。相比之下，严复的翻译则直接取自英文原著，这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对于扩大其译著的影响和提高其个人的学术威望无疑是起了重要的作用。故当时学界几乎视严译《天演论》《社会通诠》等为鸿宝(73)。不仅如此，严复的翻译在选择底本时并非盲目，而是别学派、成体系的。从本文第一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严复在选择译本底本时其实已经有了一套他对于学术和学科的认识论，而这套认识论深受斯宾塞的影响，合乎英国的政治教育和研究传统。据曾任英国政治研究会副主席和《政治研究》杂志主编的海沃德(Jack Hayward)研究，英国的政治教育和研究传统衍自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它奉行苏格拉底的问答式教学，通过对话以启发心智而非训练实用技能，因此对“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持怀疑态度。在英国，政治学很少由这方面的专家来教，而是由大批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带着各种态度和情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对其进行阐释。英国人相信，精英的博雅教育应该从熟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获取，同时要学习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政治制度史。他们主张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概念，将政治看作是一种统治众人的科学(science)，这里的“科学”等同于哲学。到18世纪，“科学”概念的含义则转变为心理的(psychological)和历史的，认为对政治的理解须从人性和历史两方面入手，前者是恒久的，后者则是变化的，二者合为政治的静力学(starics)和动力学(dynamics)之来源。因此，关于政治的“事实”和“价值”是混合难分的。这一根深蒂固的历史—哲学传统在19世纪也成功地抵抗了将政治学发展成为一种精确的科学的努力，后者甚至企图得到可以用公式表达经过实验证明的公理(74)。从甄克斯的《政治简史》和西莱的《政治科学导论》以及他们的学术经历来看，应当都可以归入英国的历史—哲学传统学派。
作为严复思想竞争主要对手之一的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后面对英法德三国不同的政治学时，曾表示出青睐英国功利主义和立宪政治的倾向。由他暗中主持的广智书局，就着重介绍有关君主立宪的思想。在其所译印的政法类书籍中，有不少是转译东京专门学校和早稻田大学教师所译著的英国法政著作，如松平康国的《英国宪法史》、天野为之的《英国宪法论》、小野梓的《国宪泛论》、非立啡斯弥士的《英国制度沿革史》等。奇怪的是甄克斯的《政治简史》和西莱的《政治科学导论》当时并未受到日本人注意，前者直到大正年间才有日译本，而西莱的著作也仅有《英帝国的扩张》(Expansion of England)被译成《英国膨胀史论》(『英国膨脹史論』)。原因可能在于甄克斯的《政治简史》和西莱的《政治科学导论》出版较晚，过了日本大规模输入英国法政学说的自由民权运动时期，而这时的日本在国家官僚制度建设方面需要的是德奥的国家学，在政治学上则志向于正在兴起的以威尔逊、古德诺等为代表的美国的“新政治学”。因此，严复的译介正好可以弥补来自日本转译的政治学之空缺。
第二，创制政治学术语，追求话语独立。
严复对于“东学”译语向不满意，而致力于从中国古典中寻找典雅达意的字词以对译西文概念。以“politics”为例，严复之所以将甄克斯的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译为“社会通诠”，与他在《政治讲义》之前对于“politics”一直没有固定译法有关。1898年在《西学门径功用》中提到“政治、刑名、理财、史学”为“群学之目”，在《国计学甲部》(残稿)中又有“政治学”为群学之目的提法；而将白芝浩的著作Physics and Politics译为《格致治平相关论》，以“治平”为politics的译名；在《日本宪法义解序》中，严复又提到“政学家”，当是指政治学家。将甄克斯的《政治简史》译作《社会通诠》，是以“社会”对译politics，这不仅表现在书名上，书中也有这样的对译，此外还以“治制”“波里狄思”对译politics。而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中又以“政治”称politics，且云政治一科“其史所载，必专及治理之事”，故亦可译为“政史”。据研究，广学会校刊的《政史撮要》(1903年春出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也很有可能是严复翻译的(75)。而“社会”一词，则为晚清来自日本的汉语新词，严复虽然常用“群”来表达同样的概念，但也不拒绝使用“社会”一词，惟其有自己的解释。在《群学肄言》中，他解释“群”与“社会”的关系：“荀卿曰：‘民生有群。’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西学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所部勒(东学称组织)，祈向者，曰社会。’”(76)由此解释可见，严复用“社会通诠”来译甄克斯的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非常契合原书的意旨。
1902年严复与梁启超曾就译名问题往复书信讨论。严复在信中说：“大抵取译西学名义，最患其理想本为中国所无，或有之而为译者所未经见。若既已得之，则自有法想。在己能达，在人能喻，足矣，不能避不通之讥也。”信中还就Rights的译语申说其选择“直”字之理由(77)。然而随着东学势力越发风靡，严复也只得无可奈何地愤然道：“夫不佞所谓科学，其区别至为谨严，苟非其物，不得妄加其目。每见今日妄人几于无物不为科学。吾国今日新旧名词所以几于无一可用者，皆此不学无所知之徒学语乱道烂之也。”(78)类似不满在《政治讲义》中也屡屡表示。严复在第一会中就指出科学术语对于政治学的重要性，并解释他为何使用文言译语的原由：“国之为言，与土地殊，与种族殊，又与国民国群等名，皆不可混。诸公应知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凡此等处，皆当谨别牢记，方有进境可图，并非烦赘。所恨中国文字，经词章家遣用败坏，多含混闪烁之词，此乃学问发达之大阻力。诸公久后将自知之。今者不佞与诸公谈说科学，而用本国文言，正似制钟表人，而用中国旧之刀锯锤凿，制者之苦，惟个中人方能了然。”(79)这里是在解说国家或国的概念时顺带提及的。接着关于Organism的译名问题，严复认为东文译作“有机”不如他译作“官品”准确(80)。到论述自由含义时，更是一再强调名词辨义的重要性。“夫字义本与时代推移，如今日吾国新学家所云经济，其义岂为古有？而使报章言论，数数用之，其义自然渐变。然则彼用自由名词，必欲扩而充之，使于前指俗义，无所不包，是亦未尝不可。但我辈所言政治，乃是科学。既云科学，则此中所用字义，必须界限分明，不准丝毫含混。假其不然，则虽讲至口舌挢，于听者无几微之益也。”(81)因此，有必要注意严复在《社会通诠》《政治讲义》中所用的政治概念译语之差异。如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在《社会通诠》中译为专制(Monarchies)、贤政(Aristocracies)、民主(Democracies or Polities)(82)，在《政治讲义》中则分别译作独治(Monarchy)、贤政(Aristocracy)、众治或民主(Polity)(83)。
第三，联系国情，寻求历史进化公例，探索政治研究的原理和方法。
在严复看来，政治学就是通过运用天演术、历史术、比较术、内籀术等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国家与政府，从而得出有关政治的基本原理(公例)的一门科学。政治学作为群学中的一种，所探讨的是人类活动的历史轨迹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属于比较难以研究的科学，因此要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思维训练。学是术的基础，故政论与政术都应当符合“公例”。他反对不问公例、不讲历史条件而抽象地谈论政治制度的优劣。他反对像梁启超那样简单地拿西方政治学理论来对比本国历史，然后对本国历史加以否定与批判。如梁启超受文明史观念影响，撰写新史学，批评二十四史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而非民史。严复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然使知历史专为政治之学而有作，将见前人之所详略，故[固]为适宜。且中国既为专制矣，则一家之所为，自系一民之休戚，古人之所为，殊未可以轻訾也”(84)。不过严复也经常将中西历史与政情加以对比论述，如讲到西方三权分立制度时说：“泰东诸国，不独国主君上之权为无限也，乃至寻常一守宰，于其所治，实皆兼三权而领之。故官之与民，常无所论其曲直。见晚近租界中，如苏报馆案，寰泰碰船案，皆以政府与商民或公司，辨质曲直于法权之下，而昧者乃诧以为大奇。不知此事之在西国，几日日行，彼非轻吾政府长官而以是相窘谑也。”(85)又如与人论平等自由之理，严复说：“来教谓平等自由之理，胥万国以同归；大同郅治之规，实学途之究竟，斯诚见极之谈，一往破的。顾仆则谓世界以斯为正鹄，而中间所有涂术，种各不同。何则？以其中天演程度各有高低故也。譬诸吾国大道为公之说，非尽无也，而形气之用，各竞生存，由是攘夺攻取之私不得不有。于此之时，一国之立法、行政诸权，又无以善持其后，则向之所谓平等自由者，适成其蔑礼无忌惮之风，而汰淘之祸乃益烈，此蜕故变新之时，所为大可惧也。”(86)这类对比论述在严复的译著中比比皆是，但是多能分别国情，根据不同的环境而发。这正体现了严复所强调的政治学中历史术与比较术。
需要指出的是，严复在批评他人比附西学、妄自菲薄的同时，其实自己也陷入了“进化公例”论的窠臼。他受甄克斯影响，甚至变本加厉，相信人类社会必经野蛮、宗法到军国的发展公式。这表明严复在探索学术自觉的同时仍无法超越其时代的局限(87)。
总之，如同先进所评，严复“是有系统的输入西方政治学说到中国的第一人”(88)，“中国人之知治欧西政治经济哲学诸科，盖自氏启其机鐍焉”(89)。严复所主张的政治学有助于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学术化与科学化。但是他孤军奋战，寡不敌众(清末民初中国学界政界多由留日学生把持位置)，而且其译文用语古雅，不利于一般人阅读(90)，因此对于改造晚清人士所批评的科举制度所养成的重“文”轻“学”的民族思维以及士大夫们所追求的“文以载道”的历史传统，恐怕难以起到实质性作用，反而因为《社会通诠》的选择性误译和国人对其下意识的误读而强化了由传统的求“道”观念向近现代追求“社会发展规律”的意识之转化。
*收稿日期：2016-05-20
注释：
①所见专题论文有刘芝城《严复所介绍及所抱持的政治学说》(《清华周刊》第38卷第3期，总第542号，1932年10月17目，第30-46页)、陈小雅《中国政治科学的奠基作——严复的〈政治讲义〉》(福建省严复研究会编：《’93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64-272页)。另外，旅日学者区建英在她的专著中有一节内容专门讲到严复的政治学的源流和方法(《自由と国民 厳復の模索》，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第155-163页)。严格来讲，上述研究也只是对严复的政治学译著做了简单的介绍，并未从近代中国政治学发展史角度对其进行定位分析或展开论述。有关严复的研究论著可参看《严复全集》附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收录的《严复研究资料目录》。
②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③《政艺通报》乙巳年第二十三号《政治讲义》第五会附编者《按语》。转引自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研究》，第2页。戚著原作“己巳年”，似误，当为“乙巳年”(光绪三十一年)。
④1906年12月17日(光绪丙午年十一月初二日)晚，严复为安徽高等学堂演说《宪法大义》，对于政治学一些基本原理讲解甚为透彻，其中提到：“言宪法制度之大体，诸公欲知其源流本末，求之《社会通诠》、《政治讲义》二书，十可得八九。”(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第7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81-287页)可见严复也将这两本书归属于政治学一类。西方政治学源远流长，可以上溯至亚里士多德，中间历经古典政治学、中世纪的神学政治学，从马基雅维利著《君主论》开始进入近代政治学，至19世纪后半叶，政治学的学科主体性意识明显强化，并在美国开始出现了专门的学科建制。关于欧美政治学在19世纪的转型问题，可以参考：Stefan Collini,Donald Winch,John Burrow,That Noble Science of Politics:A Study in Nineteenth Century Intellectual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David Easton,John G.Gunnell and Luigi Graziano,ed.,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A Comparative Survey,London:Routledge,1991; Albert Somit and Joseph Tanenhaus,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From Burgess to Behavioralism,Boston:Allyn and Bacon,Inc.,1967.
⑤《救亡决论》，《严复全集》第7卷，第45-56页。
⑥《原强》，《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7页(另见《严复全集》第7卷，第16-17页；因其中有几处校改之误，故以《严复集》为准)。
⑦此后严复又多次论说学科分类及其间之关系，尽管有译名等方面的变化，但是关于学科的类别、各科的特征以及学科间的关系，基本上承袭《原强》里的认识。这里限于篇幅，不作展开，俟另文详述。
⑧关于严复翻译《群学肄言》的相关情况，参见邓希泉：《〈群学肄言〉的发表和出版时间及英文原著辨析》，《社会》2003年第4期。
⑨斯宾塞(H.Spencer)著，严复译：《群学肄言》，《严复全集》第3卷，第192-193页。关于“玄间著三科之学”，严复于书中有解释。
⑩(12)(14)《译余赘语》，《严复全集》第3卷，第10，10，9页。
(11)(15)《译〈群学肄言〉序》，《严复全集》第3卷，第7页。
(13)《原强(修订稿)》，《严复全集》第7卷，第24页。
(16)《八月初三日侯官严先生在通艺学堂演说西学门径功用》，《严复全集》第7卷，第91页。
(17)《〈国计学甲部〉(残稿)按语》，《严复全集》第5卷，第507-508页。
(18)《译余赘语》，《严复全集》第3卷，第9页。
(19)《与〈外交报〉主人书》(1902年)，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57-565页。另见《严复全集》第8卷，第200-206页。二者有文字出入。因《严复全集》据《严几道诗文钞》，而《严复集》据原稿校录，故以后者为准。
(20)《与张元济(二)》，《严复全集》第8卷，第131页。
(21)《天演论》(慎始基斋本)，《严复全集》第1卷，第105、111页。
(22)王宪明认为，白芝浩的《物理与政治》长于论辩而短于史实，恰好甄克思(Edward Jenks，1861-1939)的《政治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一书于1900年出版，该书完全据史实言国家社会进化，严复遂放弃前者而改译后者。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第40-41页。
(23)《严复全集》第7卷，第363-365页。
(24)《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严复全集》第7卷，第242-248页。原文为1906年6月15日在青年会第七次师范研究会之演说词，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73页)据《广益丛报》及《严复集》整理收录，题以“教授新法”。
(25)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146-148页。另见《严复全集》第7卷，第135页。二者文字标点略有不同。
(26)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第243页。另见《严复全集》第8卷，第170页。笔者对引文标点稍作调整。
(27)《与曹典球(三)》(1906年1月13日)，《严复全集》第8卷，第190页。
(28)(29)[英]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严复全集》第3卷，第358，355-356页。
(30)《主客平议》，《严复全集》第7卷，第109-114页。
(31)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5页。
(32)《与张元济(十三)》(1902年2月5日)，《严复全集》第8卷，第148-151页。
(33)王宪明对这方面的情况做了细致深入的文本对照研究，详见王宪明的《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第三章及附录。本文此节所述，多处参考引用其相关研究成果。
(34)[英]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严复全集》第3卷，第358页。
(35)[英]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严复全集》第3卷，第447页。
(36)(38)(39)(40)(41)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第121、110，195-208，92，100，121-130页。
(37)参见孙宏云：《汪精卫、梁启超“革命”论战的政治学背景》，《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42)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第134页。
(43)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第167页；俞政：《严复著译研究》，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2-264页。
(44)《政治讲义》，《严复全集》第6卷，第7、75页。
(45)俞政：《严复著译研究》，第289页。
(46)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研究》，第22、27-36页。令人费解的是戚氏对于《政治讲义》的定位并不统一，在同一著作又称“《政治讲义》是严复唯一的政治学专著”(第1页)。似乎他的文本对照研究尚未彻底，林启彦拟重新校释《政治讲义》，不知是否与此有关。尽管如此，将《政治讲义》定位为严复的译著应该没有问题。
(47)Sir J.R.Seeley,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London:MacMillan and Co.,1896,pp.1-387.另参考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研究》(第25-27页)以及严复的译文。
(48)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75页。
(49)何兆武对戚著亦有疑问，称“本书谓严氏此书为针对梁氏而发似无疑义。然而当时孙黄革命党人之见解，尤与严氏之改良观点背道而驰。然则何以此书矛头直指梁氏而不及于革命党人？作者于当时思想界之全盘配景似应有所阐明”(何兆武：《读戚学民同志论文书后》，见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研究》)。
(50)(51)(52)(53)(54)(55)《政治讲义》，《严复全集》第6卷，第7-14，16，18，24-31，39，42页。
(56)(57)(58)《政治讲义》，《严复全集》第6卷，第45，24-31、48-50，66-67页。
(59)(60)《严复全集》第7卷，第263-278，281-287页。
(61)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第233-234页。王宪明在分析《社会通诠》的影响时，尚有一些材料未被利用。如在革命、立宪两派论战时，满族留日学生恒钧、乌泽声等也在他们所办的《大同报》上就满汉关系和政治改良等问题发表政论，从中也可见严译《社会通诠》的影响(参见邓丽兰：《种族政治压力下的政治现代性诉求——从〈大同报〉看满族留日学生的政治认同》，《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又如陈三立在读了《社会通诠》后，作《读侯官严氏所译社会通诠讫聊书其后》：“悲哉天化之历史，虱于穹宙宁避此。图腾递入军国期，三世低昂见表里。我有圣人传作尸，功成者退恶可欺。蜕形范影视炉捶，持向神州呼吁之。”(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3页)
(62)[日]沟口雄三著，乔志航、龚颖等译：《中国的历史脉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75页。
(63)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120、121页。
(64)李帆：《刘师培与中西学术：以其中西交融之学和学术史研究为核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3-94页。
(65)《周末学术史序》，《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26-227页。
(66)《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第457页。
(67)钱基博：《国学必读》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4、438页。
(68)1925年初，《京报副刊》发出两大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青年必读书十部。在收到的70多份“名流学者”答卷中，周作人、章锡琛、周建人、董鲁安等皆将《社会通诠》列入“青年必读书十部”。王世家编：《青年必读书 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35、63、84页。
(69)區建英：《自由と国民 厳復の模索》，第155页。
(70)《与曹典球(四)》(1906年1月15日)，《严复全集》第8卷，第191页。
(7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766-775页。
(72)《与曹典球(三)》(1906年1月13日)，《严复全集》第8卷，第190页。严复对于“东学”的批评，当以专文详述。
(73)胡汉民著，张殿兴编：《胡汉民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74)Jack Hayward,Cultural and contextual constraints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Great Britain,in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A Comparative Survey,edited by David Easton,John G.Gunnell and Luigi Graziano,London:Routledge,1991,pp.93-94.
(75)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第37页。
(76)《译余赘语》，《严复全集》第3卷，第9-10页。
(77)“惟独Rights一字，仆前三十年，始读西国政理诸书时，即苦此字无译，强译‘权利’二字，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后因偶披《汉书》，遇‘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语，恍惚知此职字，即Rights的译。然苦其名义与Duty相混，难以通用，即亦置之。后又读高邮《经义述闻》，见其解《毛诗》‘爰得我直’一语，谓直当读为职。如上章‘爰得我所’，其义正同，叠引《管子》‘孤寡老弱，不失其职’，《汉书》‘有怨失职，使者以闻’，又《管子》‘法天地以覆载万民，故莫不得其职’等语。乃信前译之不误，而以直字翻Rights尤为铁案不可动也。盖翻艰大名义，常须沿流讨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义而思之，又当广搜一切引伸之意，而后回观中文，考其相类，则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离。譬如此Rights字，西文亦有直义，故几何直线谓之Right Line，直角谓Right Angle，可知中西申义正同。此以直而通职，彼以物象之正者，通民生之所应享，可谓天经地义，至正大中，岂若权利之近于力征经营，而本非其所固有者乎？且西文有Born Right及God and my Right诸名词，谓与生俱来应得之民直可，谓与生俱来应享之权利不可。何则，生人之初，固有直而无权无利故也，但其义湮晦日久，今吾兼欲表而用之，自然如久庋之器，在在扞格。顾其理既实，则以术用之，使人意与之日习，固吾辈责也。至Obligation之为义务(仆旧译作民义与前民直相配)，Duty之为责任，吾无间然也。”《与梁启超(三)》(1902年4月)，《严复全集》第8卷，第123页。
(78)《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严复全集》第7卷，第245页。
(79)(80)(81)《政治讲义》，《严复全集》第6卷，第11，19，43页。
(82)Edward Jenks,A History of Politics,London:J.M.Dent & Co.,1903,p.144；《严复全集》第3卷，第468页。
(83)《政治讲义》，《严复全集》第6卷，第16、20-21页。
(84)《政治讲义》，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249页。另见《严复全集》第6卷，第13页。
(85)《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严复全集》第7卷，第136页。
(86)《与胡礼垣》(1909年)，《严复全集》第8卷，第262页。
(87)章太炎曾谓严复译《社会通诠》，“虽名通诠，实乃远西一往之论，于此土历史贯习固有隔阂，而多引以裁断事情。是故……知总相而不知别相者，严复也。”(《蓟汉微言》，《章太炎全集》第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8页)
(88)刘芝城：《严复所介绍及所抱持的政治学说》，《清华周刊》第38卷第3期，第46页。
(89)钱基博：《国学必读》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页。
(90)“清末翻译出版界享有盛名的大译家”周桂笙曾批评当时不少译文“剿袭剽窃，敷衍满纸。译自和文者，则惟新名词是尚；译自西文者，则不免诘屈聱牙之病；而令人难解则一也”(邹振环：《译林旧踪》，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7页)。严译文字则未必属于其批评之列。不过梁启超倒是批评过严复的译文“太务渊雅”，不便人看懂。而严复则辩称自己“非务渊雅也，务其实耳”，“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孙应祥：《严复年谱》，第181-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