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除了王国维以外，从未见到傅斯年对任何学者如此倾心。他在给陈垣的一封信中，表示了他 对西洋学术羡妒交加的情绪，既肯定他们在东方学研究上的成就，“并汉地之历史材料亦为 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同时又“惭中土之摇落”，希望能建立 一个机构，聚合一群学者急起直追。但傅斯年在悲叹“中土之摇落”时，却认为王国维与陈 垣是两位足以傲视西方的学者，他说：“幸中国遗训不绝，经典犹在，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 前，先生(陈垣)鹰扬河朔于后”50。

　　单以甲骨文来说，他在董作宾《殷历谱》序中说自孙诒让始得甲骨文字 以来，对甲骨文的研究，“若夫综合研究，上下贯穿，旁通而适合，则明明有四个阶段可寻 ，其一为王国维君之考证先公先王，与其殷墟考释之一书。”51

　　不过傅斯年显然认为王国维的史学观点仍有所限制，即他并不能脱离“二重证据法”，仍然 局限于将地下史料与古代文献相比较的方法，未有“整个的观点”52。故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又说：殷代刻文虽在国维君手中有那么大的成绩，而对付殷墟之整个，这还算是第一次。53

　　言下之意，傅氏认为史语所以“整个的观点”处理商代考古发掘的工作是超出王国维的境界 了。54

　　此外，傅斯年并没有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所反映的那种强烈的道德关怀。王国维说：“ 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令天子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 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55

　　从王国维语 气中可以清楚看出他是“周文化主义者”，所以说周是“成一道德团体”，傅氏与王国维不同，他已经没有王国维那样强烈的道德动机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而言，传统宗法社会早 已失去了光环。在《殷周制度论》的文末，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句批语，充分反映两代学者 在面对相近的历史现象时不同的观点。傅斯年在《殷周制度论》的末尾上眉批说：

　　殷周之际有一大变迁，事甚明显，然必引《礼记》为材料以成所谓周公之盛德，则非历史学 矣。

　　此外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及《夷夏东西说》中不但在一些史事上与王氏有不同，而且 还透露出一种强烈的“东方主义”，强调东夷和商的文化贡献。他说东夷中“如太 白皋，则有系八卦传说；有制嫁取用火食之传说。如少 白皋，则伯益一支以牧畜著名，皋陶一支以制刑著 名，而一切所谓夷，又皆以弓矢著名。可见夷之贡献于文化者不少。殷人本非夷狄，而抚有 夷狄人民土地……”56

　　又说：

　　商朝本在东方，西周时东方或以被征服而暂衰，入春秋后文物富庶又在东方，而鲁宋之儒墨 ，燕齐之神仙，惟孝之论，五行之说，又起而主宰中国思想者二千余年。然则谓殷商为中国 文化之正统，殷遗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57

小结

　　在这一篇短文中，我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是王国维、傅斯年这两位相差近二十年的学人， 在学术意趣上的相似性。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想在中国建立学术社会的意愿，另一个是 对民俗文学的态度。第二是追溯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思想渊源。从以上的讨论中似乎可 以看出，王国维这位坚守传统道德价值的学者，以相当微妙的方式为新文化运动开道。但是 在新一代人看来，他那具有深刻道德关怀与经世用心的《殷周制度论》却有了相当不同的意 义，“所存者神，所遇者化”。王国维与傅斯年这两代学者的关系似乎就是这样。

　　附录：本附录是辑抄傅斯年藏书中对王国维著作所作眉批中的学术评论《观堂集林》卷二《说商颂下》批云：“此所论至允，然以不敢违鲁语，故仍不 敢从韩诗之说，卒之奋发荆楚之语，无以解矣。”

　　《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傅斯年在“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 殷周之际” 上用毛笔加句读，并于其上批：“此盖民族代兴之故。”在“是故大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 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周公之继武王而摄政称王也，殷制言之皆正也”上批云：“此 言未惬，传长子之弟与传弟有别，仅周公摄政合殷制耳。”在“由传子之制而嫡庶之制生焉 ”一语上批“此语因果倒置。”于此文最后批：“殷周之际有一大变迁，事甚明显，然必引 《礼记》为材料以成所谓周公之盛德，则非历史学矣。”

　　《观堂集林》卷十一《太史公行年考》上批“自庄、孔以来今文说，王君俱不采。此等今 文说诚有极多可笑者，然亦有不可易者，王君既不取，则论《史记》非其所长矣。”在此文 一开始不久“安国既云蚤卒，则其为临维太守，亦当在此数年中，时史公年二十左右，其从 安国问《古文尚书》，当在此时也”上批云：“此真捕风捉影之考矣。”

　　《观堂集林》卷十二《说亳》上批：“此下二文，大体皆袭人前说，仅其第一证为新说。” (案：此处所谓此下二文，可能是《说耿》、《说殷》。)

　　《观堂集林》卷十三《鬼方昆夷犭严狁考》，是全文圈点之 文，无眉批，但有夹条云：“左哀二十三，申鲜虞，此亦以国名名人者。”

　　另一篇全文圈点的是《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

　　《观堂集林》卷十五《汉黄肠木刻字跋》上批云：“安阳殷王墓中所见之木室盖即黄肠之渊 源矣。”《观堂集林》卷十八《胡服考》在第一页“胡服之入中国始于赵武灵王，其制冠则惠文”上 批曰：“《左·僖二十四》：‘郑子威好聚鹬冠。郑伯闻之，使盗杀之。’此斯冠之始也， 以为惠文，误。杜曰：‘鹬，鸟名，聚鹬羽以为冠。’”

　　在《观堂集林》全书中，傅氏对《五声考》一文批评最多，认为王氏“无音学常识”。文中 批语不少，如：“入声不纯然另是一类，对转之说可能，配阴配阳则局论耳。”

在《海宁王悫公遗书三集》(戊辰孟春校印)《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序》最后批云：“此书之辑 ，或以有徐位川、陈逢衡辈之书为之会集材料于前，并非难事，未可拟于惠君之疏伪书也 ， 至徐、陈诸人之愚陋则不待证。”“又此书大体，比之孙氏所疏增益不多，孙氏之力，何可 略也?”

　　①《王静庵文集》(台北·亻黾勉，1978)页173 。

　　②同前书，页176。

　　③狩野直喜，《忆王静庵君》，转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 ，人民，1996)。页25。

　　④《〈新潮〉发刊旨趣书》，见《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1980)，页1398。 ⑤同上注，见1399。

　　⑥同上注。

　　⑦顾颉刚，《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年报》“序”，转引自顾潮《顾颉刚年谱》(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169。

　　⑧《胡适讲演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1978)中册，页490。

　　⑨王国维《优语录》序，《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1983)，册16，页1。

　　10傅斯年在《戏剧改良各面观》中说“有人说道中国戏剧，最是助长中国人淫 杀的心理，仔细看来有这样的社会心理，就有这样戏剧的思想，有这样戏剧的思想，更促成 这样社会心理，两事是交相为用，互为因果”(《傅斯年全集》，页1080)，所以在同一篇文 章中他说“我们并不是服从社会，是用迁就社会的手段，来征服社会”(同前书，页1092)， “我希望将来的戏剧，是批评社会的戏剧，不是专形容社会的戏剧”(同前书，页1095)。至 于顾颉刚之采民谣，访妙峰山等，也有同样的意义。

　　11同前书，页1492

　　12同前书，页1431。这段文字原出现在《宋元戏曲史》，《王国维遗书》(上海 ：上海古籍，1983)，册15，页73。

　　13转引自顾潮编，《顾颉刚年谱》，页83。

　　14《答刘胡雨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页96-102。《讨论古史答刘胡二 先生》，同前书，页105-150，尤其是页142-150。

　　15见傅乐成，《傅斯年先生年谱》，在《傅斯年全集》，页2637。

　　16Gustav Haloun,“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Clan Settlement in A ncient China I”,Asia Major,Volume 1(1924),pp，76-111。

　　17Friedrich Meinecke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National State.(Princeto n,1963),pp,12-13.

　　18《史记·六国年表》(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本)，页686。

　　19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全集》，页840。

　　20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台北，河洛，1975)，页451-452。

　　21同上注。

　　22《观堂集林》，页453。

　　23《傅斯年全集》，页1150。

　　24《傅斯年全集》，页1533-1534。

　　25同前书，页1535。

　　26桑原书之中译本我未见到，该书原本《中等东洋 史》收于《桑原骘藏全集》(东京，岩波书店，1968)，第四卷，页1-290。

　　27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傅斯年全集》，页1225。

　　28同前书，页1226。

　　29同前书，页1230。

　　301958年在《历史研究》中有著名北京大学历史学三年级三班研究小组的 《关于 隋唐史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问题评陈寅恪先生的“种族—文化”观点》，文中痛骂陈 氏未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合节。不过这篇文章倒是把握到陈氏史学的一个特质即“种族—文 化”，见《历史研究》12(1958)，页37-52。　

　　31《陈寅恪先生论文集》(台北，九思，1977)，页173。

　　32前引《历史研究》文，页37。

　　33《傅斯年全集》，页902。

　　34朱家骅一度拟聘傅氏为中研院地理所筹备委员之一，足见其地理方面的素养 。信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究所档案馆。

    35《傅斯年全集》，页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