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汉宋困境与常州学派的兴起

嘉道年间，在学术反思和调整中，汉、宋相互调和，研究方法上相互汲取，给乾嘉汉学带来了一些变化。但是，汉、宋藩篱并没有完全消失。少数有思想创见的汉学家讲求义理时，往往在宋学之外另辟蹊径，直接从儒经寻求义理。皖派宗师戴震强调治学必须“有志闻道”，由考据而通义理。戴震的主要著作如《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都是由考据“天道”、“性”、“道”、“仁义礼智”、“诚”、“权”等字义而阐述其儒学思想。一些汉学家对自身的学术弊端有所认识，在言辞上宽容宋学，却不易得心应手地由训诂而明义理，一般并没有通过兼采宋学而形成贯通的义理学。如钱大昕论《春秋》说：“《春秋》，褒善贬恶之书也，其褒贬奈何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矣！”[1]钱氏只能从《春秋》列述一些褒善贬恶的用词，并未阐述其它“微言大义”。凌廷堪、焦循、阮元等虽治义理，但仍从属于考据。陈澧对汉学不讲义理之弊反思尤深，其宏富著述取资于宋学、尤其是朱子，但他援引宋学时不免隔膜、零散，重释汉学也不无牵强。无论是《东塾读书记》的“朱子”卷，还是《汉儒通义》，都仍然是考据之作，有时会通汉宋的微言大义也多凿枘。方东树针对戴震、钱大昕之学云：“夫谓义理即存乎训诂，是也。然训诂多有不得真也，非义理何以审之？”[2]方氏的质难虽不无成见，却反映了不少汉学家普遍面临的难题。何况戴震乃一代宗师，像他那样讲义理而不囿于宋学的汉学家只是凤毛麟角。后人刘师培认为：陈澧、黄式三诸人调和汉宋，不过“牵合汉宋，比附补苴，以证郑、朱学派之同”，“取其语句之相同者为定，未必尽然也”。[3]语虽苛刻，却反映了汉学家调融宋学的困难。故仅仅援引宋学或零零散散的会通汉宋，汉学仍然不能走出困境。

一些宋学家兼采考据，但也不能走出宋学藩篱。姚鼐号称“兼治汉宋”却“一以程朱为宗”，甚至批评汉学“偏徇而不论理之是非，琐碎而不识事之大小，哓哓聒聒，道听途说”。且告诫其弟子“勿循一时人之好尚”，如汉学家那样“玩物丧志”。[4]面对汉学的扩张，翁方纲一定程度肯定考据方法，却皈依于程朱理学。他认为，考订之学“欲以明义理而已矣。其舍义理而泛言考订者，乃近名者耳，嗜异者耳”。“义理至南宋而益加密用心，至南宋而益加深切。……故考订之学必推南宋，虽朱子不专以考订名，而精义入微所必衷之于此者也。”[5]翁氏所谓“考订学”的归宿仍然是宋儒义理，或是朱子式的考订。故他认为如矫正汉学之弊，“此时所最要之药，则在于扶树宋儒程朱传说，以衷汉唐诸家精义，是所关于士习人心者甚钜。”[6]夏炘研究《檀弓》时汲取汉学方法，主旨却在完善朱子学，而对宋儒以后的义理，包括戴震的《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凌廷堪的《复礼论》、阮元论“仁”的见解均诋斥不遗余力，门户之见牢不可破。大多数宋学家则仍然标榜程朱，流于空谈，宋学本身在理论上没有发展。

因此，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处于学术困境之中。翁方纲认识到：“专守宋学者固非矣，专骛汉学者亦未为得也，至于通汉宋之邮者又须细商之。盖汉宋之学有可通者，有不可通者。以名物器数为案而以义理断之，此汉宋之可通者也。彼此各一是非吾从而执其两用其一，则慎之又慎矣。”[7]章学诚更悲观地说，周、孔之道在于六经，“经旨闳深，非可限于隅曲”。汉学家“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至于宋学家“舍器而言道”，“似见疾在臟腑，遂欲并臟腑而去之”。“顾经师互诋，文人相轻，而性理诸儒，又有朱、陆之同异。从朱从陆者之交攻，而言学问与文章者，又逐风气而不悟，庄生所谓‘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8]乾嘉学术的对立和离析虽不象章氏估价的那样悲观，但汉宋融合也确非易事。

嘉道年间一些学者调融汉宋，本质上是兼采考据与义理方法，而不是以汉、宋经学为皈依。焦循读了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后颇有所感，认为“宋之义理，仍当以孔之义理衡之。未容以宋之义理，即定为孔子之义理也”。[9]在他们看来，儒学范围广大，义理之学也不止于宋儒。那么，如何发掘儒学义理，尤其是孔子的微言大义？对于大多数经学家来说，宋学已成众矢之的，完全从汉学转治宋学也有一定困难。对于长期被斥为异端的非儒学派，人们进行文字考释，裨益经学还是可能的，而真正提倡或汲取其思想则心存顾忌。在汉、宋之学山穷水尽时，今文经学不失为别有洞天。尤其是《春秋》三传中，《左传》疏证史实，而《公羊传》较重义理。董仲舒从中发掘微言大义，何休更重视“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朱一新批评晚清公羊学时说：

  汉学家琐碎鲜心得，高明者亦悟其非，而又炫于时尚，宋儒义理之学，深

所讳言。于是求之汉儒，惟董生之言最精，求之《六经》，惟《春秋》改制

之说最易附会。且西汉今文之学久绝，近儒虽多缀辑，而零篇坠简，无以自

张其军。独《公羊》全书幸存，《繁露》《白虎通》诸书，又多与何注相出

入，其学派甚古，其陈义甚高，足以压倒东汉以下儒者，遂幡然变计为此。

[10]

正如晚清理学的复兴一样，今文经学的兴起也是多重因素的产物。从学术逻辑来看，它是乾嘉考据学日过中天之后，学术反思和调整的产物。今文经学，尤其是公羊学正是在士人寻求义理的需要中应运而兴。

与此相关的另一因素是，乾嘉朴学以求真和崇古为理念，当古文经学盛行之时，一些人逐渐上溯至更古的西汉今文经学。故清末文廷式说：“汉学重考证，考证之学则愈古而愈奥，故人惟搜旧，西汉之学盛而东汉之学顿衰。”[11]在庄存与前后，也有少数学者考证西汉流行的今文经。一些人发现了今文经学的价值。吴派学者褚寅亮著《公羊释例》、《周礼公羊异义》。曲阜孔广森“聪颖特达，经史小学沈览妙解”（阮元语），师承戴震而又自为家法，也曾问学于庄存与。他著《春秋公羊通义》（成于乾隆四十八年）、《大戴礼记补注》，均严谨简洁。早年专攻辞赋的张惠言说， “无其道而有其文者，则未有也。故乃退而考之于经，求天地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圣王礼乐制度于《礼郑氏》，庶窥微言奥义以究本原”。[12]张惠言认识到由儒经“微言奥义”的重要性，也试图从今文经学寻找出路，著《周易虞氏义》等。此外如洪亮吉也著有《公羊榖梁古义》。这些学者兼治今古文，门户观念较为淡薄。阮元称赞孔广森治《公羊春秋》，张惠言治《虞易》“亦专家孤学也”，他进而感慨“我朝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门户，不相党阀，闇然自修”。[13]所谓“好古敏求”，也揭示了今文经学兴起的部分原因。

这些今文家偏重考据，缺少义理阐述。孔广森的《春秋公羊传通义》强调“《春秋》重义不重事” ，却摒弃《公羊传》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重在考证何休“解诂”的得失。他参照荀崧的看法，否定何氏“三科九旨”说，认为“《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三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也”。[14]孔书述理不多，而且不取后世看重的“三统”“三世”说。刘逢禄就此指出： “于以扩清诸儒据赴告、据《左氏》、据《周官》之积pou,箴砭众说无日月、无名字、无褒贬之陈羹。讵不谓素王之哲孙，麟经之绝学？乃其三科、九旨，不用汉儒之旧传，而别立时月日为天道科，讥贬绝为王法科，尊亲贤为人情科。如是则《公羊》与《榖梁》奚异？奚大义之与有！”孔广森不取“三世说”，乃不明“三科九旨”，而“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尚奚微言之与有！”[15]后来魏源、皮锡瑞等人也持类似看法。其实，孔广森代表了当时一些今文家的共同特征，即以考据古文经之法研究今文，两者门径不分，对“微言大义”阐发甚少，其学不昌。

一般认为，清代复兴今文经学的开创者是常州庄存与。经其侄庄述祖传衍，至外孙刘逢禄、宋翔凤而大张其帜。在《春秋》三传中，他们独崇《公羊传》，重视阐发“微言大义”，后世称之为《公羊》学派或常州学派。常州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根本上在于适应了士人寻求义理的学术潮流。

作为一派宗师，庄存与研究今文经的起因无疑是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魏源说：“君在乾隆末，与大学士和珅同朝，郁郁不合，故于《诗》、《易》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往往发愤慷慨，流连太息，读其书可以悲其志云。”[16]近年海内外论者多以此说明庄氏今文经学与和珅事件的关联。其实，这篇写于1828年的序言，对半个世纪前庄存与的心理多出于揣测。魏源所说即使有据，也主要指庄氏有关《诗》《易》的古文经著作，并非流传后世的《春秋正辞》及《春秋要指》。另一方面，当时和珅的反对者也包括一些古文经学家如焦循、汪辉祖等人。这说明和珅专权似非一些学者研究今文经的充分必要条件，或者说两者没有必然联系。魏源的看法主要是借古抒今，感慨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和珅受宠专权是在乾隆四十以后，而庄存与早年即有今文学基础。明末天启年间，庄氏就以理学传家。常州庄氏第八世重要人物是考中进士的庄起元，其母死后得皇帝“诰勅”，称其“女师理学，门风淑顺”。从此，庄氏形成讲求义理的儒学传统。庄起元著《四书导窾》，曾有一定影响。至清代，庄氏产生“父子卿贰，两代兄弟词林，又继之以兄弟鼎甲，而三世八进士，同榜三进士，一科四贤书”之“佳话”。[17]据后人统计，常州庄氏一族在清代中进士者29人、举人90人，其中11人任职翰林院。后者5人出自庄存与家。[18]《庄氏族谱》强调“忠孝传家”，又将科举成就归功于“风水宝地”。但实际上，这与庄氏熟悉作为科考内容的义理之学有很大关系。

庄氏第十二世的庄存与自幼秉承庭训，读书注重博观约取。“其笃志深邃，穷源入微，独有会心。于汉则宗仰江都，兼取子正、平子，于宋则取裁五子。……自署斋中屏联云：玩经文，存大体，理义悦心；若已问，作耳闻，圣贤在座。其居敬穷理功夫于此大概可见。”[19]显然，庄存与早年治学与一般汉学家有所不同，不仅兼采汉宋，而且颇究心于董仲舒的今文学及理学，从而为其科举仕途作了铺垫，也为后来偏重今文学奠定了基础。乾隆十年，庄存与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乾隆十三年，朝考《汉书》，庄氏仅列二等之末。高宗谕曰：“庄存与不准授为编修，俟引见时，朕酌其人材，或以部属，或以知县，或归班选用。则此后一甲三人，皆有所警，而专心学问。” 又谕令其“闭户读书，留心经学”。[20]至乾隆十六年五月，庄存与仍授编修。至乾隆十七年，“大考翰詹，《拟董仲舒天人册第三篇》，公（庄存与）素精董氏《春秋》，且于原文‘册曰’以下四条，一字不遗，上大嘉叹，即擢侍讲。”[21]并入值南书房。乾隆二十年，擢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庄氏本非以考据传家，庄存与又长期在上书房、南书房任职。因此，他即使“留心经学”，也不会象一般汉学家那样专于考据，而很可能沿袭早年的学术路子。

事实上，庄存与之所以比当时其他今文学家更具意义，主要在于凸显了今文学的义理色彩，适应了反思考据之弊，兼采义理的潜流。庄存与的经学门户观念不深，不分汉、宋，兼治今、古。阮元称他“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

《易》则贯串群经，虽旁涉天官、分野、气候，而非如汉宋诸儒之专衍术数，比附史事也。《春秋》则主公羊、董子，虽略采左氏、榖梁氏及宋元诸儒之说，而非如何邵公所讥“倍经任意，反传违戾”也。《尚书》则不分今古文文字异同，而剖析疑义，深得夫子序《书》、孟子论世之意。《诗》则详于变雅，发挥大义，多可陈之讲筵。《周官》则博考载籍，有道述之文，为之补其亡阙，多可取法致用。《乐》则谱其声，论其理，可补《乐经》之阙。《四书说》敷畅本旨，可作考亭争友，而非如姚江王氏、萧山毛氏之自辟门户，轻肆诋诘也。[22]

庄存与著有《八卦观象上下篇》、《尚书既见》、《毛诗说》、《周官记》等书。后人说他“博通六艺，善于别择”。其实，庄氏“别择”儒经的准绳不是今、古之分，而是有无稳定王朝秩序的微言大义。当时，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已流播于海内，江南汉学家均尊信阎说，也得到朝中一些大臣的支持。但庄存与不支持阎若璩的“辨伪”，认为：“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且天下学僮尽明之矣，魁硕当弗复言。”为了避免学术“混乱”，维护文化秩序，他作《尚书既见》，立足于为《古文尚书》辩护，认为其中包含了古圣治国之法。他的观点“颇为承学者诟病”，但由于他的维护，《古文尚书》得以在学官不废。[23]这与后世今文家的取舍显然不同。

庄存与的经学重心在于《公羊春秋》。除了早年的学术基础之外，这也适应了乾隆皇帝统治的需要。随着江南考据学的兴起和理学停滞，乾隆帝对理学的重视程度已经不及康熙，而是试图折中经学各派，其御纂《春秋直解》序（撰于乾隆二十三年）称：“中古之书，莫大于《春秋》”，后世“依经作传，如左氏身非私淑，号为事臣，犹或详于事而失之诬，至公羊、榖梁，去圣愈远”。但其中也提到：康熙《春秋直解》“熔范群言，去取精当，麟经之微言大义，炳若日星。朕服习有年，绍闻志切。”“命馆臣条系是经诸解以进”，以“息诸说之纷歧以翼传，融诸传之同异以尊经”。[24]乾隆帝肯定经学而又重视“微言大义”，上谕也多次宣布要“乾纲独断”、“以维统一”。入值内廷达四十余年的庄存与对此当然了如指掌，较之在野汉学家更能仰承“圣旨”。《庄氏族谱》载其入值南书房、上书房事：

  （康熙以来，大臣均）一人仅直一斋，偶有两斋互调者，亦不数见。惟方

耕公在翰林时始以侍讲入直南书房，继又以内阁学士兼直上书房，一人兼直

两斋，乾嘉朝盖鲜。……公以经学名世，一代大儒……仰见纯庙崇尚经学，

宏阐微言，是以授以秩宗，几经卅载，俾之典乐，厘定八音礼乐之源，实治

统之要。久于其职，正与帝典命官之义千载同符，决非后世十年不迁之比也。

[25]

庄存与“宏阐微言”适应了最高统治者的需要，久值内廷也非“不迁之比”。乾隆四十年以前，和珅尚未进入权力中枢，当然谈不上庄存与因受和珅排挤而转治今文经。即使到晚年，庄存与虽与和珅不合，但仍受皇帝礼遇。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成，64岁的庄存与仍为总阅官，任礼部侍郎并在上书房行走。乾隆五十年，他参加乾隆帝举行的千叟会盛典。次年“上以存与年力就衰，予原品休致”，乾隆五十三年卒。[26]庄存与一生为中枢近臣，熟悉皇帝对学术的喜好和需要。乾隆十九年，庄培因中进士后参加廷试，“上阅前三卷不甚当意，至仲湻曰：此卷通晓事理，甚得政体，不宜作状头耶，乃易一甲第一”。[27]虽不能肯定庄培因中状元是因其兄庄存与的“点拨”，但至少可以说，庄氏兄弟早年受乾隆帝荣宠有加，也不会等到即将“休致”之时因和珅专权而改变学术方向。

从庄存与经学的具体内容来看，他阐发了适应统治者需要的“微言大义”，宣扬天命，维护皇权，尤其是“大一统”思想，但没有明显讥讽朝廷、贬斥权奸的意味。他为《古文尚书》辩护就体现维护学术思想“大一统”取向。当时理学停滞不前，没有生机，汉学考据又基本上把阐述义理和经世致用摒弃一旁，故较佳途径显然是像董仲舒那样阐发“《春秋》大义”。正如后来刘逢禄所说：“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管籥也。先汉师儒略皆亡阙，……而拔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向，然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之所传，舍是奚适焉？”[28]于是，庄存与继董、何之后著《春秋要指》，注重“义例”，总结出22条《春秋》“书法”，阐明“《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春秋》之义，不可书则辟之，不忍书则隐之，不足书则去之，不胜书则省之”。[29]他的《春秋正辞》则采取“属辞比事”的方法，由“辞语”阐发“义理”，分类沟勒《春秋》的“微言大义”，尤其是“三科”“九旨”等内容。

《春秋正辞》发掘的“至圣之法”包括“建五始”、“宗文王”、“大一统”、“通三统”、“备四时”、“正日月”、“审天命”、“察五行祥异”、“张三统”、“俟后圣”等内容。这些论题延续、发展了汉代公羊学，如“建五始”、“宗文王”多沿袭董仲舒、何休的解释，几无新意，即使最重要的“大一统”也相类似。何谓“大一统”？庄存与的解释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郊社宗庙尊无二上。治非王则革，学非圣则黜”。这并非庄氏的发现，而是综合前人众说：“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也。’……董生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此非《春秋》事也，治《春秋》之义莫大焉。”[30]这里除了最后一句，其它都沿袭公羊、董、何的解释。庄氏肯定“大一统”为《春秋》“大义”，包含了维护统治秩序和帝王权威的意义，与其说是针对和珅，毋宁说主要适应乾隆帝的统治需要。庄存与发掘的“微言大义”还包括“通三统”“张三世”等内容，综合孔子、董仲舒、刘向、何休的解释，己见不多。《春秋正辞》对自然灾害的附会讥刺远不如董仲舒多，而较着意阐释儒家的礼仪人伦。他释“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一条何以“不书即位”云：“《春秋》之志，天伦重矣，父命尊矣。让国诚，则循天理、承父命不诚矣。虽行即位之事，若无事焉。是以不书即位也。君位，国之本也。南面者无君国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元年有正，正隐之宜为正，而不自为正。不可一日而不正之也。”[31]于是，庄存与从此条“不书即位”而记“元年有正”的区别中，发现了国君应遵从天理、父命而不像隐公那样仅“摄”君位的“微言大义”，从而凸显儒家的纲常伦理。这方面宋学的伦理色彩恰好适应其学术需要，故他也多采程朱的说法，如述“正日月”则引程子语：“人理灭矣，天运乖矣，阴阳失序，岁功不成矣，故不具四时。”[32]有的解释则发挥庄氏通礼学之长，如对于“内女”一目的阐释，庄氏就《春秋》隐公二年“九月，纪履緰来逆女。冬十月，伯姬归于纪”指出：“何以书讥？不亲迎也。《春秋》录内女之出入，谨夫妇也，厚人伦也，睦异姓也。兹则且哀亡国也，则曷见？其以不亲迎书，书伯姬归于纪，四者见矣。……《礼》曰：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逆也。九月逆焉，十月归焉，岂礼也哉！”[33]这种阐述较之公羊、董、何的解释都丰富得多。可见，庄存与发掘《春秋》的“微言大义”着意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和人伦道德，且思想上显得保守。

庄存与仕途得意时治经就较重义理，对于“春秋大义”及经世取向不无心得。“能言诸儒所不能言，不知者以为乾隆间经学之别流，而知者以为乾隆间经学之巨汇也”。[34]当时考据家了解庄氏经学者不多，其著述也是死后多年才刊印。庄存与六十岁以后“郁郁不合”，究竟是因政治上受和珅排挤，还是因学术上不能得到一般汉学家的认可，仍是有待探讨的问题。庄存与的经学不为当时汉学家重视，但适应了嘉道以后的经学义理化潮流，为后来的今文家继承和发扬。在重视儒经“微言大义”方面，魏源和庄存与产生了共鸣，认为庄氏治经“崒乎董胶西之对天人，醰乎匡丞相之述道德，肫乎刘中垒之陈古今。……故世之语汉学者鲜称道之。呜呼！君所为真汉学者，庶其在是，所异于世之汉学者，庶其在是”。[35]在魏源等今文家看来，汉学的“真”“假”之分就在于是否阐述西汉之学的微言大义，这与乾嘉学派的取向显然不同，即使到了清末仍受个别古文家如章太炎的批评。

在考据学笼罩下的乾隆年间，庄存与的学术影响不大，甚至不及考据《公羊传》的晚辈学者孔广森。阮元说：庄氏“所学与当时讲论或枘凿不相入，故秘不示人。通其学者，门人邵晋涵、孔广森及子孙数人而已”。[36]事实上，方耕之学主要是通过家族而光大的。枝繁叶茂的宗族文化成为今文学派生长的肥沃土壤。这是庄存与较之夭逝的孔广森更为彰显的社会因素，几乎与庄氏经学的义理色彩同样重要。

庄培因早逝，其子庄述祖是一位比较重要的人物。这首先是他从庄存与治学，直接传衍家学。庄述祖不仅治公羊学，且援之以治《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阐发义例，卓然成家。他还对《左传》、《古文尚书》等提出怀疑，著述丰富。李兆洛说他“渊源既邃，益研求精密，于世儒所忽不经意者蹈间覃思，独辟户牖。”[37]就学术上看，庄述祖偏重于音韵训诂，义理阐述还比较薄弱，但庄述祖刚直不阿的秉性提升了庄氏学术声望。这方面往往被人忽略了。大体说来，庄氏与和珅的积怨主要是从庄述祖开始的。乾隆四十五年，庄述祖成进士，“相国阿桂公以先生故人之子，欲罗致之。避嫌不往谒。时和相用事，阿公之门下士稍稍去，亦以是疑先生。殿试卷已拟进呈，后卒置十卷后，引见归班铨选。先生遂归，奉母以居。”[38]庄述祖由于“避嫌”而拒绝了阿桂的“罗致”，不仅让阿桂失望，而且招致阿桂的政敌和珅的忌恨。乾隆五十九年，书生性格的庄述祖再次得罪了和珅。是“岁大计，以卓异荐引见，奉旨交军机处记名。同时记名者，必须候和珅门，叩头桥前，独先生与云南知州屠君绅不往，屠君以知州升通判，实降一阶，先生记名签为和珅所撤。今上亲政，章京有知其事者，始补入，而先生已乞养矣……盖非淡于荣进，恐以奔竞之习丧所守也。”[39]在和珅与阿桂的争斗中，不愿趋承迎逢的庄述祖只能终老书斋。但是，庄述祖有“所守”的气节为庄氏赢得了政治声望。嘉庆帝亲政后，庄氏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庄氏弟子洪亮吉等人上书参劾和珅更是把庄氏学者推到了士人注目的中心。

到了庄存与的孙辈，庄氏家学又有所发展，从而基本形成了常州学派。庄存与的族孙庄有可著《春秋注解》、《春秋字数义》、《春秋天道义》、《春秋人伦义》等十余种书，约三百余卷，赞叹《春秋》“义理无穷”。他也对《古文尚书》、《诗经》和《周礼》进行考据，于儒经尊今抑古，以考据学加固了今文经学的阵地。后人记曰：“（其）父自昭先生邃于学，先生恪守庭训，而所进辄过所期。迨长，益取诸经传，精研经义，参考礼制，句栉字比，求其异同损益之故，使如轨辙之合，浩然无滞于心。然后核诸儒之书，正其是非，而自为之说。”[40]庄存与的孙子庄绶甲承父祖之学，精于文字训诂，并涉猎《尚书》，考据《公羊传》。庄绶甲博采诸家、交游广泛，对于常州学派的形成发挥了一定作用。李兆洛说：“君尤力学，得师法，好深湛之思。宗伯公经术渊茂，诸经皆有撰述，深造自得，不分别汉宋，必融通圣奥，归诸至当，而君从父珍艺先生尽传其业……君既负敏达之资，思兼综素业，通汇条流。又承师论交博访孤诣，如张编修皋文、丁大令若士、刘礼部申受、宋大令于庭、董明经晋卿诸子，无不朝夕研咏，上下议论。”[41]庄有可、庄绶甲都不失为推动常州学派兴起的主要学者，但对阐述“公羊大义”没有重要发展，学术地位不如其表兄弟刘逢禄和宋翔凤。

庄存与的外孙刘逢禄属于常州另一个著名的学术家族。庄、刘二族在三个世纪的联姻中，学术上相互影响、传衍。刘逢禄幼年受学，母亲即以庄存与的“经史大义以纠俗师之谬”，受董仲舒、何休今文学的濡染。后来他从舅父庄述祖治经，并汲取今文家孔广森的学术营养。刘逢禄也研究古文经，肯定《毛诗》，又著《今古文尚书集解》。但他不像外家模糊今、古文，而较专主今文，尤重董仲舒、何休的注解，曾著《左氏春秋考证》，像阎若璩疑《古文尚书》那样否定《左传》。他中年以后撰《春秋公羊何氏释例》《春秋公羊何氏解诂笺》等书，自称“向治《春秋》今文之学，有志发挥成一家言”。[42]他对《毛诗》《虞易》评价不高，说“毛公详故训而略微言，虞翻精象变而罕大义，求其知类通达、微显阐幽，则公羊氏在先汉有董仲舒氏，后汉有何邵公氏”。“余自童子癖嗜二君之书若出天性，以为一话一言非精微眇、通伦类，未易窥其蕴奥。……晋唐以来之非何氏者，皆不得其门、不升其堂者也。”[43]因而，他像外家一样，重视“春秋大义”，“纠俗师之谬”，明确否定较为流行的古文家观点。他撰文驳钱大昕的《春秋论》，指出钱氏所谓“《春秋》之法，直书其事，使善恶无所隐而已”的看法是“以《春秋》无书法也”。钱氏“欲破纲目，季汉中唐正统之书法”，而在他看来，“史家书法正统之例，则实本《春秋》通三统之义”。刘逢禄说，钱氏认为《左传》胜《公羊》也是不知《春秋》。“《左氏》详于事而《春秋》重义不重事，《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无达例。”“故存十一于千百，所不书多于所书。”[44]

他较之外家治学更重义理，曾说：“庄（述祖）先生曰：武王周公之事，后世多疑之。或以为百篇亡，学者不见全经，不能得其实。窃谓不然，武王之伐纣，虽颇缺有间，《雅》《颂》之文具在，而孔子、子思、孟子言之盖详。周公之书则自縢至亳姑存者十一篇。读书而不能心知其意，虽百篇如之何？”[45]对于《春秋》，他较之庄存与更详尽地阐述《春秋》“义例”，尤其重视阐释其“张三世”“通三统”及“王鲁例”思想。[46]在他看来，赵汸、崔子方、乃至孔广森等治《公羊》，“惟无其张三世、通三统之义以贯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碍，左支而右绌”。[47]此外，他也着意诠释今文经及史书中的“议礼”内涵，撰《议礼决狱》四卷，彰显经学的政治历史价值。后来戴望评论云：今文经学自庄存与、孔广森“起而张之，至于先生干城御侮，其道大光，使董、何之绪幽而复明，殆圣牖其衷，资瞽者以诏相哉！”[48]

刘逢禄发展了庄氏今文学，对公羊家的“三统”“三世”说进行了更充分、详细的阐述，加上庄、刘二族的社会声望，他促使两广总督阮元辑刻《皇清经解》时，收录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孔广森的《春秋公羊通义》和他本人《左氏春秋考证》、《春秋公羊何氏释例》、《论语述何》等七部今文学著作。他提升了今文经学的合法地位，并通过《皇清经解》扩大了常州学派的影响。在岭南，刘逢禄的一些观点直接启发了康有为。在江苏，刘氏的经学观点也影响了扬州学者阮元、凌曙、陈立等人。凌氏撰《春秋繁露注》，其弟子陈立撰《公羊义疏》注疏经学文本，加固了今文学阵营。刘逢禄居官京师期间，又把常州今文学带到京城，并启发了寻求学术转机的龚自珍和魏源。

 宋翔凤治学也相类似。他幼年时，母亲庄氏“辄自课翔凤读《孟子》、《毛诗》、《礼记》，半由口授”。[49]他年青时也随舅父庄述祖习今文经，认为《左传》是记史之书，于《春秋》的“微言大义”“阙而不闻”，因而推崇《公羊传》。宋翔凤早年承传庄氏学术，中年后又向著名汉学家段玉裁问学，兼通训诂。他的今文学更明显地成为折中汉、宋的途径。嘉庆初年，他撰《经问》一书，其自序云：

     按经者，常也，恒久而不已，终古而不变，谓之曰常。故圣人之言曰微

言，传记所述曰大义。微者，至微无不入也；大者，至大无不包也。原其体

类，皆号为经。是则象数之说，无非《易》也；古文、今文，无非《书》也；

齐、鲁、韩，无非《诗》也；公羊、榖梁、左氏，无非《春秋》也……要而

论之，微言之存非一事可赅，大义所著非一端足竟……后人相习于冥冥之

论，古人固存其昭昭之理。理经文，存大体，则庶几矣。[50]

可见，宋翔凤治经并不完全排斥古文，但重视阐发“微言大义”。他不仅继承庄氏今文经学，而且推崇理学，把程、朱与董仲舒并尊。他治《公羊传》，却像宋人一样重“四书”，撰《论语说义》、《大学古义说》等书，认为《论语》即是今文学，传孔子的微言大义。他认为，《论语》的“不言”，就是《春秋》的“不书”，两者义蕴相通，都包含为君、为臣之道。当然，他的学术重心不是发掘《春秋》“讥贬绝”、“三统三世”之类的“微言大义”，而是阐发“四书”的“仁政”“德治”主题，从而体现其经世关怀。宋翔凤的今文学（尤其是《论语说义》）传给了浙江学者戴望，其学流传渐广。

常州学者的今、古文畛域并不严格，但都“有志闻道”，寻求儒经的“微言大义”。今文学注重儒经“微言大义”的倾向，适应了嘉道年间的学术潮流和社会需要。社会危机凸显了经世致用的价值座标，而经世之学则离不开义理阐述。今文经学就是在此学术传统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勃兴。常州学派讲求经世致用的色彩还不明显，但沟通了考据与义理之学，并通过家族一脉相承，繁衍不绝，从而为今文经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其后，龚自珍、魏源等人发展了这一学术路向，常州学派得以更加彰显。

六    今文学进一步义理化

与常州学派一样，嘉道年间的今文家大致都经历了一个由汉学而寻求义理，最后归宿于今文经的过程。其代表人物无疑是汲取常州学术但不属常州学派的龚自珍和魏源。

龚自珍关心国计民生，治学的范围也广涉经、史、诸子及舆地领域。他注重通经致用，虽从外祖父段玉裁治汉学，却没有拘守文字训诂。龚自珍师从刘逢禄之前，就已对考据学表现明显不满。龚自珍对江藩以训诂和性理分别汉、宋不以为然：“若以汉、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51]鉴于汉宋对峙及其困境，他试图寻找新的学术出路。一方面，他受浙东史学家章学诚的影响，主张“六经皆史”，注重以学术经世，一些学术论著实则介乎论学与议政之间，表达了改革时弊、励精图治的思想主张。

另一方面，他试图寻求新的义理之学，而不是重复陈旧的宋学主题。嘉道年间，今文经学是具有广阔义理空间的儒学途径。龚自珍早年的《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已表现出通经致用的色彩，他针砭时政及改革主张也已援引今文学见解。如他议论人才问题时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52]这时，龚自珍主要借用“衰世”一说，批评以“文”、以“名”、以“声音笑貌”“戮”才的社会现实，对今文经学还停留在闻之、好之的层次。至嘉庆二十四年，龚自珍因会试滞留京师，遇到了刘逢禄，乃从其治公羊学。

龚自珍的经学著作不多，却常引《公羊》义例批评时政，所著《六经正名》诸篇也不乏学术意义。他的经历典型地反映士人在不满汉学、寻求义理的努力中，走向今文经学的过程。较之常州学者，龚自珍不仅融论学与议政于一体，且打通诸经的“微言大义”。他基于《春秋》“大义”而不囿于《春秋》，不仅重点阐发公羊“三世”说，而且将其推而广之，贯通《五经》。他说：“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范》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愿问八政配三世？曰：食货者，据乱而作。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事。宾师乃文致太平之事，孔子之法，箕子之法也。”[53]他从《五经》中发掘的“三世”包含“八政”内容，表现了对政事的关心及对“太平世”的期望。诚然，龚自珍的思想贡献远比学术成就重要，但也不失为经学义理化过程的重要步骤。此后，士人讲求今文经“微言大义”的领域也主要由《公羊传》扩大到《诗》《书》《三礼》《论语》等经。

        湘学向来有讲求义理、注重经世致用的传统，今文经学也较易生长。与龚氏齐名的魏源早年受湖湘理学及经世学风的熏陶，治学广涉经、史、诸子，而注重义理、经世致用的特色贯穿其中。在理学停滞不前、难开生面之时，魏源转而从今文经阐发义理，他著《书古微》，“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而辟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54]他著《诗古微》，“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55]魏源发掘“微言大义”的重点是《公羊传》“三世”“三统”说。龚、魏都受常州学派影响，又都有所超越。庄氏及刘、宋发掘的“微言大义”重在彰显王权的理论依据，寻找维护现有统治秩序的良方，龚、魏则在“三世”“三统”说中寻求社会变革的理论。

嘉道之际，今文经学已“毅然破乾嘉之门面，自成一军”。[56]继魏源之后，湘潭王闿运治今文亦有时名，被看作“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人物。王氏当过曾国藩的幕僚，先后在成都尊经书院、衡山船山书院、两湖书院等处讲学，广涉经史子集，倾向于调和今古，尤重今文，曾以今文经遍注群经，成《经子笺注》一书。王氏对今文学尚无系统阐述，也不像常州学派及龚、魏那样注重义理，但有一定影响，其今文学也通过弟子廖平而传及康有为。

    善化（今属长沙县）皮锡瑞学术造诣较深，融会诸家之长，早年治经不分今、古，而推重郑玄。叶德辉说，自汉以来，“传孔子之道者有四学，四学者今文学、古文学、郑氏学、朱子学”，而“好学深思，邃于经术”的皮锡瑞于“四者皆融洽而贯通之”。[57]不过，皮氏治学的立足点是经世致用和微言大义。在他看来，汉宋本来同源，清代汉学起源于宋学。皮锡瑞虽受理学熏陶，却不像唐鉴、曾国藩那样主要从理学寻找学术出路。他认为理学与今文学相通：“《春秋》大义在诛讨乱贼，微言在改立法制，孟子之言与公羊合，朱子之注深得孟子之旨”。“朱子云：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深得孟子、公羊之旨。”[58]在他看来，今文经蕴含了丰富的“微言大义”，与理学殊途同归，认为“国朝经学复盛，乾嘉以后，治今文者尤能窥见圣经微旨。”[59]于是，他学术上逐渐走出理学及古文经学的藩篱，最后归宿于今文经。他敬仰汉初今文经学大师伏生，名其居为“师伏堂”。他阐述今文家的观点，又援引孟子、朱熹之学，从而加固了今文经学的基石。他的《今文尚书考证》、《尚书大传疏证》、《驳五经异义疏证》、《六艺论疏证》、《王制笺》等不失为清代今文学的总结性著作。

寻求义理的潮流推动今文经学在浙粤等地继续扩展。同光年间的戴望早年推崇颜元的实行之学，治《墨子》，又从陈奂治声音训诂。“复从宋（翔凤）先生授《公羊春秋》，遂研精覃思，专志治经”。[60]他用公羊家法，采刘逢禄《论语述何》、宋翔凤《论语说义》之微言，撰成《论语注》二十卷。他认为，《论语》在秦焚书后，亦藏壁中，有齐、古、鲁三家，齐《论》有“问王”、“知道”二篇。“齐《论》盖与《公羊》家言相近。是二篇者当言素王之事，改周受命之制，与《春秋》相表里”。该书以“五经义例”、尤其是“三统”“三世”说注解《论语》，也阐述宋儒的性理主题，自称继“先汉齐学所遗，邵公所传”。[61]他立足于今文学，提升了“四书”的重要性。

封疆大吏阮元也是这一过程的重要人物。主张调融汉宋的阮元对宋儒义理阐述不多，而对今文学比较宽容，其“学海堂策问”云：“唐宋人每轻视汉魏六朝人，以为无足论。无论宋齐疏义，断非唐以后人所能为，即如何邵公之为人，绝无可议，其学如海，亦非后人所能窥。《公羊》之学与董子《繁露》相表里，今能通之者有几人哉？不能通之而一概扫之，可乎？试为《汉何邵公赞》。”[62]这对学海堂诸生习治今文经不能不产生影响，为岭南今文经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到了19世纪80-90年代，岭南产生了康有为这样的今文学人物。康氏学术来源虽杂，而寻求义理的取向则贯穿其中。在清学氛围中，康氏治学又不免借用乾嘉汉学的语言和手段，从考据学的外壳中寻找新的义理。康有为继清代今文学之续，其《新学伪经考》明确提到受刘逢禄、宋翔凤的启发。像常州学派及龚、魏等今文家一样，康有为十分推重《春秋》学，主张治经“先通《春秋》，以知孔子之改制。于是，《礼》学咸有条理”，“《礼》学既治，《诗》《书》亦归轨道矣。至于《易》者，义理之宗，变化之极，孔子天人之学在是，精深奥远，经学于是终焉”。[63]因此，康氏早年“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经，而窥孔子道本。”[64]这与前辈今文家似无大异。

但康有为根据现实需要对今文学进行大胆的思想构建，用保守学者朱一新的话说：“乾嘉诸儒以义理为大禁，今欲挽其流失，乃不求复义理之常，而徒备言义理之变。”[65]康氏的“义理之变”不仅更关切现实变革，而且与龚、魏兼重“四书”与“五经”不同，而更带宋学色彩。康有为阐述“五经大义”则往往折中于“四书”。如他说，六经统一于《春秋》，而“《春秋》三传何从乎？从公羊氏；有据乎？据于孟子。”[66]因此，康氏虽治“五经”，对宋儒不无微辞，但重视《论》《孟》之学，阐发“四书”的“微言大义”。当然，康有为“备言义理之变”是为了构建维新理论，且带有西学色彩。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说在学理上不免粗糙，但其思想构建又造成了传统学术的大地震，也给晚清今文经学注入了活力，学术上仍有意义。

除了师承演变及与经世思潮的关系外，晚清今文经学本身的义理化趋向也是其兴盛一时的重要原因。其中虽出现了廖平、康有为那样过于主观臆断的偏颇情形，但从总体言，经学义理化趋势不仅改变了考据学独盛的学术格局，在汉、宋困境之外另辟蹊径，而且推动了晚清学术的更新和发展。

七       结语

汉、宋关系是清代学术的基本问题，它贯穿于清学始终。汉、宋之学不仅为两大学术流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嬗变的内在规定性。偏重考据的汉学和偏重义理的宋学虽为两种学术范式，却非完全对立。任何学术既需考据研究，又离不开义理，只是重心不同。故虽在汉学盛炽的乾嘉时期，学术领域也存在调融汉宋的潜流。由于学术传承不同，士人治学往往有所偏重，但许多学者事实上不可能完全固守一隅，学术自身具有兼通汉宋的需求。

正是这种内在规定性凸显了乾嘉汉学的积弊，引发了学术反思，从而推动了兼采义理的潮流。乾嘉年间，一些学者为了弥补经学的义理空间，开始从今文经寻找儒学的“微言大义”，常州学派乃在适应经学义理化的需要中应运而兴，薪火益盛。加之，道咸时期社会变局，经世致用思潮蓬勃兴起，今文经学亦由常州而扩及湘、粤等地，清代学术结构随之改观，思想新潮亦奔腾向前。

                     载《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个别文字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