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与历史局限

                                    王俊义

乾嘉学派，于“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1。它不仅是清朝学术思潮的主流，也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学术流派，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这里仅就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及历史局限作初步论述。 

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 

根据乾嘉学派治学内容、治学方法上的特点，其学术成就可概括如下几方面： 

1．集历代特别是明末清初考据之大成，把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向高峰，形成独具特点的考据学派。人们一谈到考据，即联想到清代或乾嘉时期，似乎只有清代才有考据。其实，这是种错觉。考据作为一种治学的基本方法，为历代学者整理历史文献时所普遍使用，并非清代所独有。应该说早在古代有了文献资料，有了学术活动，就有一定形态的考证。如《论语·八佾篇》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孔子所谓文献不足，故杞、宋之事不足徵，必然是经过对文献资料的检索考证而后得出的结论。因此，可以说在孔子时代就有了考证。特別是相传删定《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经，已是正规的古籍文献整理。所以，乾嘉考据大师段玉裁曾云：“校书何放(仿)乎?放(仿)乎孔子。”2俞樾亦云：“读书必须逐对，亦孔氏之家法也。”3可见，孔子也是搞考据的鼻祖。考据方法更加正规的运用于整理历史文献，当自汉代始。因汉继秦火之后，文献典籍或篇章亡佚，或字句讹误，或真伪可疑，都需要一定的考据，方可弄清真相。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校书秘阁运用了比勘文字、辨别真伪、厘定篇次、分类编目等方法和程序，这些都是基本的考据工作。东汉时期古文经学盛行，对经书的训诂注疏大盛，涌现了郑玄等训诂学大师，确立了汉儒经师的权威地位。因此，清代乾嘉学派，以“郑学”为旗帜，以“汉学”相标榜。唐代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颇重字句训诂与名物考证。而且，此时注史之风甚炽，如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颜师古的《汉书注》等，或明音义，或正史事，或详典制，均开史学考据之风。至宋代，虽然程朱理学盛行，但考据方法仍然不辍。诸如晁公武、陈振孙之考订图书阳修、赵明诚考录金石，郑樵、王应麟考证文献，都取得突出成就。朱熹作为擅讲义理的大理学家，也并非不重视考据。他在校勘古籍，辨订群书方面，都有著述，特别是辨伪古文尚书，对后来的学术思想发展有较大影响。明代虽然有王阳明的心性之学泛滥，但仍不乏考据方面的学者和著述。如杨慎开启明代考据风，梅鷟、胡应麟考辨伪书，焦竑、陈第研究文字、考订古音，方以智考订方言俗语和官制。这些学者的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直接开启了清初的经世实证学风。清初顾炎武等学者继承了明代学者的考据成果，并有鉴于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视考察和博求实证的朴实学风，以这样的方法研究经学、文字音韵学和历史地理学，为此后清代的考据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开了先路，成为乾嘉学派的“不祧祖先”。继顾炎武之后，康熙时期又有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四书释地》；胡渭著《易图明辨》、《禹贡锥旨》；毛奇龄著《四书改错》；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又有王锡阐、梅文鼎等关于天文历算之作。他们都专力于考据并分别在训诂经书、考释历史地理、考辨文献和天文历算方面做出成绩，成为乾嘉学派的直接先驱。乾嘉学派正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历代特别是清初学者的考据成果与考据方法的基础上，把考据学发展为独立的学派。从学术思想史发展的历程看，任何一个自成体系、别立门户的学术派别，都要有自己的学术宗旨、治学方法、研究重点及学术风格，而这些则需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至乾隆中叶后，正是经过长期的积累之后，考据学作为一个独立学派的条件完全具备，以考据为特点的乾嘉学派才正式出现和形成。当时“许(慎)郑(玄)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 ，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4。首先打出汉学旗帜的是惠栋，以惠栋为首形成了乾嘉学派中的吴派。稍晚于惠栋，又有戴震创立了乾嘉学派中的皖派。在吴、皖两派周围，涌现了一大批考据学家，诸如余肖客、沈彤、江声、王鸣盛、钱大昕、卢文弨、江永、洪榜、程瑶田、汪中、焦循、段玉裁、王念孙、阮元、王引之等。真是学者辈出，著述如林，一时间呈现出“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的盛况。乾嘉学派的出现，使得考据内容更为广泛，考据方法也更为严密，考据成果更为充实和丰富。虽然，自从有了历史文献与学术活动，就有考据。但考据学成为独立的学派则是清代所特有的，而乾嘉学派可谓集历代考据之大成，把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到高峰，引向极至。 

2、对我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总结，使丰富的文化遗产赖以保存，并为后人阅读、利用和整理提供了方便，奠定了基础。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典籍丰富的国家，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延绵不断，流传下来浩瀚的历史文献典籍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但在辗转相传中，大量的文献典籍或由战乱、或因水火、或被风蚀虫蠹，不少亡失残缺，颠倒讹误，真假错乱。或由于年代久远，字形音义变化，艰涩难解，使人无法卒读。以考据为特长的乾嘉学派，在吸收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训诂笺释、版本鉴定、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和手段，对两千多年来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认真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和成绩，涌现了更多的学者和著述。在经学、小学、历史、地理、金石、考古，以及工具书、丛书、类书的研究和编纂方面，都留下可资借鉴的宝贵成果。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用一半以上的篇幅，综述“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分“经学、小学及音韵学”，“校注古籍、辑佚书、辨伪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及谱牒学”，“历算学及其它科学、乐曲学”等四部分，详细具体地总结了清代学者在整理古籍方面的成绩和贡献。虽然梁氏是就整个清代学者的成绩而言，但其中大部分成绩乃乾嘉时期所取得，读者仍可从中了解乾嘉学派在这方面的学术成就。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为核心，而儒家的思想又集中反映在其几部主要的经典上。由于乾嘉学派的治学范围内乃以经学为中心，其学术成就也较多反映在对儒家经典的整理上。乾嘉学派几乎把儒家所有的经典，都重新加以训诂和笺释，如《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孟子》、《尔雅》等，都有新注新疏。惠栋的《易汉学》、《周易述)、《易例》，焦循的《雕菰楼易学三书》，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王鸣盛的《尚书后案》，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都是乾嘉学派训释儒家经书的著名考据之作。后来，阮元和王先谦汇编清代学者训释儒家经书的成果编成《皇清经解》与《续皇清经解》，收录经学著述194家、389种，达3000卷之多，足以反映清代学者特别是乾嘉学派治经方面的成就。我国老一辈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指出“新汉学系经学从考据方面的发展，古代制度文物，经考据学者的研究，艰涩难解的古书，大体可以阅读。因此，新汉学系经学堆积起巨大的考古材料，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古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原料看，它自有很高的价值存在”5，实事求是地肯定了乾嘉学派整理儒家经学的成就与价值。 

与整理经书相关联，为了搞清经书的字义与音读，乾嘉学者在文字学、音韵学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力。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这方面的有关著作，如《尔雅》、《方言》、《广雅》、《说文》、《广韵》等，乾嘉学者也大都对之进行了整理、注释和研究。在这方面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和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诸如戴震的《方言疏证》，邵晋涵的《尔雅正义》，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阮元的《经籍纂诂》，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等，在学术上均有很多创获。这些著述，至今仍是研究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重要参考著述。乾嘉学派在这方面的成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代。 

  除经学、文字学、音韵学而外，乾嘉学派用力甚勤的则是史学。乾嘉学派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史料的修补鉴别，考厘史籍的编著源流，考订历代史书记载的真伪异同，补订各史表志，以及搜集辨证遗文佚事方面，史论方面则不突出。乾嘉考据史学的代表作，诸如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及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这三部类似的史书，亦各有特点。钱著详于校勘文字，解释训诂名物；王著则偏重典章制度的考实；赵著则在考辨史实的同时又多发议论，均有助于后人阅读了解古史。至于考订补注各断代史的史籍更是不胜枚举。乾嘉学派在史学方面的成就，还表现在各类史表的编排与方志编纂方面。清代各省、府、州、县均有创编和续订之志书，而许多志书大都成于乾嘉学者之手。方志的编纂与义例的创立，成为清代史学的一大特色。 

乾嘉学派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成就，还突出表现在校勘、辑佚、辨伪方面。乾嘉学者运用校勘，把秦汉以来的大部分子书，诸如《荀》、《墨》、《老》、《庄》、《韩》、《管》、《晏子春秋》、《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太玄》、《法言》、《白虎通义》、《盐铁论》、《水经注》等，均予校订，或厘审字句、或排比章节，使许多难读的古书，文从字顺，恢复了本来面目。卢文弨的《群书拾补》、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俞樾的《诸子评议》，都是有名的校勘著作。乾嘉学者还经过搜集钩沉，把许多亡佚的文献典籍，从几部较大的类书或较古的典籍中辑佚出来。仅从《永乐大典》中，就辑出亡佚之书375种，4926卷。乾嘉时期著名的辑佚大家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即辑出经部书籍432种，史部8种，子部152种。从而使许多年久失传的典籍重见天日。再者许多伪书，或作者、年代记载有误的书籍，乾嘉学者也以严正的态度，加以辨证，确凿证明某些书是伪书，避免了以讹传讹，以假乱真。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崔述的《考信录》等，都是著名的辨伪著作。 

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古籍，正是通过乾嘉学者的训诂注疏、校勘、辑佚、辨伪等才正本清源，去伪存真，成为信谳。我们今天，能对先秦以来的大量典籍加以阅读和利用，与经过乾嘉学者的认真整理研究密不可分。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阅读和鉴别，乾嘉学派在这方面给后人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方便，其成就是不能抹煞的，其研究成果应予充分利用。正如当代史学大师郭沫若先生所指出的：“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是考据，或利用清人成绩，是舍路而不由。”6这也说明，乾嘉学派在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方面的成就，理应给予充分肯定。 

3．乾嘉学派中有许多严肃的学者，在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上，严谨踏实，一丝不苟，而且还开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乾嘉学派取得的学术成就与这样的治学态度、方法密不可分，而这样的态度和方法，也是其学术成就的一方面。乾嘉学者在治学中继承和发展了清初顾炎武提倡的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视实证，力戒空谈，主张“无一事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花气力，下工夫，穷年累月地搜集材料，整理材料，而后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进行归纳、排比，“究其异同，核其始末”，论必有据，据必可信，反对盲目蹈袭前人的旧说。致使他们得出的结论，往往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材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7当然，我们所要搜集掌握的材料，除文献资料外，还有通过社会调查，归纳现实生活中的材料，而不只是从书本上抄录的死材料。但从重视和认真搜集材料的角度，乾嘉学者那种认真读书，重视实证，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确有值得效法和借鉴之处。 

乾嘉学派在治学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乾嘉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人，已将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大大推向前进，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方法，已具有某些近代气息。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训诂和词语研究中，已具有近代文法观念，以致当代语言学家吕叔湘在其《文言虚字》一书的序言中，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是王引之《经传释词》一书的继续。同时，王引之的学术著作，论证严密，逻辑性强，有纯熟的归纳、演绎技巧，已是系统的学术论著，而不像顾炎武、阎若璩的《日知录》、《潜丘札记》等零金碎玉式的札记之作，开启了近代学术论著的论证之风。再如阮元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已运用统计方法，对事物进行归纳，具有类的观念和发展的观念，已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方法。阮元在表述问题时，运用的一些词汇如“实事”、“西学”、“西法”等等，也都是近代学者常用的词语。总之，从这些学者的研究方法、研究用语中，已可嗅到近代学术研究的气息，这正是学术研究反映历史转折时期时代特点的表现。那种所谓乾嘉汉学把“中国学术进到近代之路隔断了”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以上概略地论述了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这不足以括其全，却足以说明该学派并非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都一无可取之处。乾嘉学派，也不仅仅只是整理古籍方面有些贡献，它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 

乾嘉学派的历史局限 

当然，我们肯定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只是肯定它在其所处时代达到的学术高度和水平，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给予其一定的历史地位，而不是盲目的颂古非今，更不是赞扬任何封建毒素。因而，我们在肯定乾嘉学派学术成就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看到该学派的弊端及其历史局限。总的看来，乾嘉学派的历史局限和弊端，主要有如下几点： 

1．乾嘉学派作为乾嘉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学术流派，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社会的封建文化遗产。从总体上看，其治学宗旨和治学内容仍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文化，这就注定了其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它的治学宗旨和特点，决定其治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其他封建文化典籍，它研究考证的问题，几乎全是书本上的问题，缺乏新鲜的、现实的实际内容，确有脱离实际的倾向。再者，由于该学派产生于清代“太平盛世”，与盛世相适应，它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基地上，才有可能获取丰富的养料而蓬勃生长，并作为盛世的点缀，尚可发挥一定的历史作用，诸如参与纂修《四库全书》等许多大部头的丛书和类书。然而，一旦时过境迁，社会转向衰败，矛盾加深，出现危机，它也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正如当时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近世言汉学者，喜搜古义，一字聚讼，动辄数干言，几如秦近君之说《尚书》。当天下无事时，文章尔雅，以之润色太平可矣，及其有事，欲以口耳之学，当天下之变，宜其束手无策。”8到嘉庆时期，社会呈现了经济衰败，政治腐朽，思想沉寂的残破景象，不仅国内阶级矛盾尖锐，而且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面对形势的急速变化和深刻的社会危机，历史的进程要求学者和思想家，把视线从古代典籍转移到现实斗争，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对社会变革及其发展趋势，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论证，乾嘉学派则捉襟见肘，无能为力。它既不能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也不能适应社会动荡的局面。因此，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乾嘉学派如同“康乾盛世”成为过眼的烟云一样，也迅速走向没落。被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以今文经学为形式的新的经世致用思潮所代替，这是乾嘉学派本身的局限导致的历史必然。 

2．乾嘉学派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是向后看的而不是向前看，论证问题的过程和方法也过于机械和烦琐，这是其最突出的弊端。由于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其治学方法是以考据为特点，一些乾嘉学者认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越符合经书的本来面目。甚至认为对儒家典籍的注疏，也是唐胜于宋，汉必胜于唐。这种观点使他们观察和思考问题时，走上复古、佞古倾向。特别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者，抱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复古，泥古毛病。所以《四库提要》批评惠栋“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王引之甚至批评惠栋“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在惠栋这种复古、泥古思想影响下，一些乾嘉学者几乎是嗜古成癖，譬如江声，生平竟不作楷书，与人通信也写古代的篆字，看他的书信如观天书符录。不少乾嘉学者也有泥古不化的怪癖。其次，由于乾嘉学者强调博证，进而走向嗜博烦琐之一途。本来，旁征博引应以研究论证问题的需要为转移。但在博证风的影响下，有些乾嘉学者，为考证而考证，卖弄博洽，故弄玄虚。往往“繁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致使考据学愈益走向烦琐。恩格斯在批判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时指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附对象的性质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了他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了他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了他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9而绝大多数乾嘉学者，正是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他们虽然对个别问题和事例，通过音训考据，能得出接近正确的解释，但从总体上说，却具有孤立、片面、狭隘的观点，他们不能用运动、发展、变化的观点，去研究考察问题，不能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分析事物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对重大的历史事变，不能作出应有的说明。烦琐、泥古、形而上学可以说是乾嘉学派的根本弊端。 

3．党同伐异、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这是乾嘉学派的另一突出弊端。在古往今来的学术研究中，都鼓励提倡各个学派具有自己的特色。而一个有特色的学派也应该旗帜鲜明，敢于标新立异。也只有这样，才能百花齐放，才能促进学术事业的前进和发展。但是，任何一个具有特色并能取得巨大成就的学派，必然是兼容并蓄，吸收各家之长，而不能抱残守缺，抱门户之见，排斥其他学派。然而，乾嘉学派，公开打出汉学的旗帜后，以恢复汉学为己任，而排斥宋学。在清代坚持宋学立场的，也不屑与汉学家为伍。在整个有清一代汉、宋学之争，此伏彼起，一直不绝如缕。在汉、宋两派的对立斗争中，无论是汉学和宋学，都有很深的门户之见。其中江藩撰写的《国朝汉学师承记》与方东树撰写的《汉学商兑》，可以说是各自站在汉、宋学立场上，宣扬自己、排斥对方，顽固扩张门户的典型代表。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大张汉学，记述汉学源流，为每个汉学家树碑立传，认为清代汉学“使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然而，却把清代最有影响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顾炎武、黄宗羲附于卷末，理由是此“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10江藩为大张汉学门户，甚至不惜削足适履，篡改史料。而方东树则站在宋学立场上，在其撰写的《汉学商兑》中，把清代汉学家，从顾炎武、阎若璩，到惠栋、戴震，一一抨击，指责汉学家“离经叛道”，乃“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痛恨“近世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甚至破口大骂汉学如“鸩酒毒脯，烈肠洞胃”，如“洪水猛兽，横波荡流”10。在汉、宋两派各持门户之见的影响下，不少汉学家都有很深的门户成见，特别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者，门户之见尤深。早在乾嘉当时，一些有思想的进步学者就已指出乾嘉学派的这种弊端，如焦循就曾指出“循尝怪为学之士，自立一考据之名，以时代言，则唐必胜宋，汉必胜唐，以先儒言则贾孔必胜程朱，许郑必胜贾孙，凡郑许一言一字皆奉为圭璧，而不敢少加疑词。窃谓此风日炽，非失之愚则失之伪，……循每欲芟此考据之名目，以绝门户声气之习”11。焦循已清楚地看到乾嘉考据学，固守门户之见而造成的不良后果，而决心“消除门户声气之习”。多数汉学家之所以坚持门户之见，其思想方法则是把汉、宋之学绝对对立起来，认为汉学重名物训诂；宋学则只讲心性义理。其实，这只是就一般趋向而言，并不是绝对的。尽人皆知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可谓典型的宋学家，却有许多名物训诂之作。同样，戴震是乾嘉汉学的集大成者，又何曾不谈义理。所以，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在其《与江子屏笺》中，就明确指出：“若以汉学与宋学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而且，无论是汉学或者是宋学，在各自的思想学说中，都是精华与糟粕杂陈。只有排除门户之见，才能吸其精华，去其糟粕。否则，像有些汉学家那样，坚守门户，惟汉是从，必然会视糟粕为精华，良莠不分，结果不仅使本学派缺乏生命力，也影响整个学术事业的发展。 

愈到后来，乾嘉学派的上述局限与弊端，暴露得愈加充分，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些对社会危机有深切感受，要求改变现状的进步思想家，痛感终日将时间精力消磨在名物考据之中，对于时事政治，国计民生不闻不问的乾嘉汉学，成为解决现实的障碍，大声疾呼要求改变学术风气。正如魏源所指出的：“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只“知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也“罔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有奋志讲求抱负宏远之人，人群笑为迂阔”，其恶果是“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13所以，嘉道之际，乾嘉学派便走向衰败和没落，此后，虽然还有少数学者循着乾嘉学派的治学门径，在学术上仍做出可观的成绩，但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乾嘉学派却成为历史的陈迹。 

历史的、恰如其分的分析论述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与历史局限，自然就会看清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进而对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注释：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15页。 

2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8，《经义杂识序》。 

3  俞樾：《春在堂杂文》六编卷7。 

4  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复盛时代》，第341页。 

5 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99页。 

6  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郭沫若全集·文学集》第16卷，第344一395页。 

7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8页。 

8  张瑛：《知退斋稿》卷1，《谈毛诗传》。 

9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8—419页。 

10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8附语。 

11  方东树：《汉学商兑》，《序例》及卷上。 

12  焦循：《与王引之书》，见《焦里堂先生年谱》。 

13  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59页。 

（资料来源：《清代学术探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转载自中华文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