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07年8期第131～137页

作者简介：乔治忠(1949-)，男，天津市人，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天津，300071）；杨永康(1973-)，男，山西省芮城县人，山西大学教师，南开大学在职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天津，300071）

内容提要：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关 键 词：乾嘉史学；官方史学；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无论是经学、史学、文学还是各种辅助学术门类，都有丰富精彩的成就。乾嘉时期学术上重要特点之一是考据学异常发达，其中，历史考据学家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崔述《考信录》等等，皆为后世赞誉的考史名著。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述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在评价乾嘉史学时，多称历史考据学风靡一世，然而将乾嘉史学概括为历史考据学的时代却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其错误的关键，就在于完全忽视了官方的史学活动。乾嘉时期是官方史学活动兴盛、著述倍出的时期，官方史学和私家史学共同构成了“乾嘉史学”。因此，研究乾嘉时期的史学，必须考虑到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认识。
    一、乾嘉时期官方史学的鼎盛
    清代官方史学在经历了清初的过渡阶段后，至康熙年间进入了编纂活动的第一个高潮。在康熙帝的直接关注下，首先按规范体例修成了《清世祖实录》，继而重修了《清太宗实录》和《清太祖实录》，稍后又开始纂修三朝皇帝《圣训》，并在实录馆中将《圣训》与实录一同编纂，形成定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创了以纪事本末体的“方略”之书，用以记述征战过程，如《平定三逆方略》、《平定朔漠方略》、《平定罗刹方略》、《平定海寇方略》等，成为官修史书的新形式。此外，纂修《大清会典》，纂修《大清一统志》，设起居注馆记录起居注册，设国史馆纂修三朝国史等等，皆由康熙朝肇始。康熙朝后期，官修史虽有所废弛，但经雍正朝恢复、巩固与补充，奠定了清朝官方修纂本朝史的基本格局。另外，《明史》的修纂也取得了关键性的成果。康熙十八年（1679年），重开《明史》馆，以徐元文为总裁官，从全国征集史料书籍，征聘著名学者参与，形成在馆与在野的学者共同讨论《明史》义例的学术气氛。雍正年间接续康熙朝的许多修史项目，有些还延续到乾隆初期，官方修史逐步走向兴盛。
    乾隆时期，随着国力的增强，政治统治比较稳固，为思想、文化观念的大一统准备了必要条件，加之乾隆皇帝本人特别关注史学，促使官方史学进入了鼎盛局面。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官方修史数量多，种类全。在乾隆朝的六十年间，清廷大举兴办官方的修书事业，所成之书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超过了康熙时期。据对《国朝宫史》、《国朝宫史续编》等书记载的初步统计，康熙朝官修书有七十余种，其中史籍约二十三种，未过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乾隆朝官方修书达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史书超过六十种，占全部修书数量的二分之一，总卷书达六千余卷，其中卷帙在一百卷以上者二十种左右。这尚不包括《御览经史讲义》、《春秋直解》等包含历史内容的书籍。这六十余种史籍内容丰富，种类齐备，在《四库全书》史部所分十五种类目中，除史钞与载记类之外，其余各类均有乾隆朝的官修史书。这样兴盛的官方修史局面，不仅居清代各朝之首，而且在官修史书数量和种类方面均超过了官方史学较为发达的唐代和宋代。
    第二，官方致力于广辟蹊径，开拓修史项目。乾隆朝一方面承袭先朝形成的修史格局，如续纂《大清会典》、重修《大清一统志》，另一方面进行新的开拓，拓展修史项目和方式多种多样。例如，《国朝宫史》的编撰，就是清高宗于乾隆七年（1742年）阅读明朝《宫史》一书而受到的启示①；《日下旧闻考》，亦是他阅览朱彝尊《日下旧闻》一书而下令补正；《明纪纲目》的编纂，则是立意仿从朱熹《通鉴纲目》之体；《续文献通考》等“清六通”的编纂，出于接续前代私家历史名著；《盛京通志》、《词林典故》、《盘山志》等书，皆是他因游览所至，随即产生修纂意图。在纂辑《四库全书》期间，他还有意识地修纂一些史籍如《历代职官表》等书，以备充四库。至于因政治需要而增修之书，更是数量众多，如为将清朝秘密建储制度理论化而编辑的《古今储贰金鉴》，为使清贵族知祖宗创业之艰辛而编纂的《皇清开国方略》等书，即是其中的典型著述。多方开拓修史项目的结果，使官方修史的种类扩充，内容丰富，成为乾隆朝官方史学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国史馆的建设与修史举措更为成熟。康、雍两朝虽皆曾开馆纂修国史，但均将纂修有功大臣列传作为主要任务，缺乏成熟的修史义例，成绩亦甚微薄。乾隆初年至十四年（1736-1749年），国史馆修成“五朝本纪”和十四志、《皇清奏议》，随即闭馆。乾隆三十年（1765年）重开国史馆，设立了总裁、副总裁、提调、总纂、纂修官、协修、收掌、供事、誊录等官阶体系，形成庞大有序的修史组织机构。乾隆帝明发谕旨，否定了以往只为功业素著大臣立传、传内有褒无贬的做法，指出无论有功、有罪或美恶参半的重要人物，“凡可立传者均不得隐而不彰”②，确定了“稽之诸史体例，折衷斟酌，定为凡例，按次编纂，以备一代信史”③的原则，将国史纂修纳入封建朝廷编纂一代正史的轨道。此后，乾隆帝又亲自处理有关历史问题，为多尔衮平反，解决了评定开国人物的一大难题，并创设《贰臣传》等类例，以示大公至正、传信万世，保证纂修活动顺利而深入地进行，开拓了国史纂修的新局面。自乾隆三十年以后，直至清末，国史馆成为常设修史机构，各种规章制度逐步健全，修史活动持续不断，成为整个清代官方修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遗留下的史稿和档案，至今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第四，官方修史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乾隆朝纂修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大量本朝当代史，提供了集中的、有条理的历史资料，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朝官方还有意识地从学术角度上编辑了许多史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以往历朝所罕见，这集中地表现于史地学著述的开拓性纂修。乾隆二十一年（1750年）二月，清廷对准噶尔的战争尚未结束，清高宗即指示考察西北的地理与历史状况，开始《西域图志》的纂修。后来又全面修订，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最后告成。是书立足于实地勘测与历史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既述沿革、又说现状，既载地理、又记史事；在历史考证方面，“遍稽正史，旁罗群籍，择其优雅凡可考据者引述辩证，不厌其详，征信存疑，间为区析”④；在实地勘测上任用西洋人员，采用先进技术，摒弃了历来地志的所谓“分野”之说，接受了以经纬度标定地理位置的观念。这在当时具有可贵的学术价值，取得了“足以补前朝舆地之遗，而正历代史书之误”⑤的成就，开清代边疆史地学之先河。其后，又以同类方式纂修了《日下旧闻考》、《热河志》、《河源纪略》、《满洲源流考》等等，均有较高的学术性，使史地学蔚然成风。此外，乾隆帝还因发现早年所修《明纪纲目》中有纪事疏漏之处，因而下令改修，同时涉及《明史》中记载不确的问题，而重纂本纪并将列传予以考证⑥，存疑传信、订正舛讹。后世一些学者否定清朝官方史学的学术性，显然带有不公正的成见。
    第五，在乾隆帝的主导下，传统史学翻新出彩，烜赫一时而影响深远。在《御批通鉴辑览》一书以及乾隆帝的批语中，对上古至明代的政权兴亡、正统承绪问题重新审视，申明以“大一统”为核心的历史正统论。通过历史纪年、记事书法、批语评论，判断政权正闰，划定朝代转换时间，形成一套更切合纲常伦理准则的历史叙述体系，为评论历史、编撰史籍制定出了基本纲领。
    《御批通鉴辑览》以及乾隆帝的批语，涉及历代具体的人物事迹，特别强调“臣节”的忠贞不二。其中批评西汉的陈平、周勃在吕后掌权时期毫无作为，于吕后死去才安定刘氏天下，“乃（汉）高祖之罪人”；指责以大孝著称的王祥在曹魏、西晋两代政权都任官职的行为。⑦特别是对狄仁杰，乾隆帝接连以六条批语予以贬斥，认为他原为唐臣，又在武周政权身居高官，乃失节贰臣，“后世反以复唐之功归之……是非倒置，莫甚于此”，批评了包括《资治通鉴纲目》在内的史籍对狄仁杰的赞誉。⑧这类的历史评论极多，共同的特点是严格根据纲常伦理准则，改变相沿已久的历史观念，在当时的史官中形成很大的思想震动。
    在明清之际的历史问题上，乾隆帝在“大公至正”的旗号下大做文章。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二月，清廷编辑《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明代死节诸臣，其中也包括抗击清军死难的人物在内。同年十二月，又在国史中设立《贰臣传》，将既为明臣又仕清朝之“大节有亏”人物归入其中，从而“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⑨。《贰臣传》的设立，为以往纪传体史书所未及。后来，又指示《贰臣传》分甲、乙两编，以示褒贬，并且另设逆臣传，避免与贰臣混淆。这些都是在史学上贯彻纲常准则的创新举措。在清初，统治者便将明朝灭亡时间定于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尽于景山，并写入官修《明史》，其影响及于今日。而乾隆帝在纂修《御批通鉴辑览》中指示，应当“次年福王于江宁被执，而后书明亡”，于甲申年附书南明“弘光”年号，声称“《通鉴辑览》之书非一时之书，乃万世之书。于正统、偏安之系，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向，必严必谨”⑤，下令附记南明唐王、桂王政权事迹，并不称其为“伪”政权。这种历史的重新评定，具有轰动效应，促使私家学者与官方历史观点趋于一致，影响及于清末。
    官方史学活动为维护其朝廷的统治地位，通过史学著述宣扬纲常伦理，是其基本宗旨。然而综观历朝历代，清乾隆朝将纲常伦理准则贯彻得最为全面、彻底，并且能够翻新花样，达到传统史学体系内官方史学发展的最高峰。
    嘉庆时期，国势渐衰，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实力日蹙，官方史学的发展也呈现出衰微之势，但嘉庆帝对官方史学还是给予了很大关注。虽然官方新修史书如《明鉴》等质量低下，而在某些方面则有所进展。例如，嘉庆朝《大清会典》，首次将图式别立一书，在体例上有所更新。对国史馆的工作，进一步扩充人员编制，恢复乾隆初曾进行过的“十四志”、《皇清奏议》的编纂，将儒林、文苑等专项列传也提到纂修日程，对以前纂成的国史列传进行了大规模的查改划一，使国史馆的工作开拓出新的局面。嘉庆《大清一统志》虽至道光年间才告成，但嘉庆时期的组织工作、资料准备、前期编纂，皆打下良好基础。因此，嘉庆朝官方史学固然不及乾隆朝，但仍然处于兴旺状态。
    二、乾嘉时期私家史学的发展状况
    清朝初期，私家著述呈现出多样化、多风格的特点。随着对明清之际社会大变动的反思，以遗民学者为主体，学术议论勃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颜元等等各著论说，使当时思想界闪耀出夺目的光芒。然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限制下，新颖的思想不可能跨越社会背景而无限地涌现，学术发展渐渐出现议论渐衰、考述递增的趋势。在顾炎武《日知录》、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胡渭《禹贡锥指》等重要著作的影响下，私人著述风气逐渐向考证求实的方向转移。至乾嘉年间，惠栋、戴震、钱大昕等学术大师的出现，标志着考据之风占据了显要地位，在经学、史学、文献学以及一切相关的治学领域，到处弥漫着将考证作为时尚的空气。历史考据学成为私家史学的大宗，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据《清史稿·艺文志》、《清史列传》等书及参阅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可择要分以下三项内容：
    一是历史考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对《史记》以来的正史，校勘文字，训诂名物，考释典制、地理、职官等等，解惑定讹。他的另一著述《十驾斋养新录》，以考史为主，兼考经学及其他内容。钱大昕具备精深的经学、史学、历算、地理、文字、音韵、金石方面的知识，治学态度严谨，考证确切可信，因而其著述学术价值甚高。王鸣盛的主要著述有《十七史商榷》、《蛾术编》。《十七史商榷》对《史记》至《新五代史》等十七部史书考证辨析，而且对史书及其作者有所评论，更兼及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这类著述还有杭世骏《诸史疑然》、梁玉绳《史记志疑》、钱大昭《汉书辨疑》与《三国志辨疑》、赵绍祖《通鉴商注》、沈钦韩《两汉书注疏》、洪亮吉《四史发伏》、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汪辉祖《元史本证》等等。或综合考证众史，或针对一书，此类考证在乾嘉时期不胜枚举，均具很高学术水平。崔述的《考信录》更一反当时多数考据家笃信古书的风气，以疑古的姿态考究上古历史记载之失，别开生面。
    二是旧史籍内容的补充。乾嘉时期的学者将其历史文献学上勾稽、考释功力用于旧史籍内容的补充，为后人阅读史书、择取史料提供了便利条件。由于许多纪传体史书缺少表、志，补充这类内容便成为历史文献研究的热门。乾嘉学者则将补表、补志的范围大为扩展，内容有地理（为各史补写地理志、疆域志、郡县表、舆地表等）、艺文（为各史补写艺文志）、典章制度（为各史补写兵志、职官志、刑法志、食货志等）、氏族世系等各个方面，力图使史籍从文献学角度看来更为完备。撰有《元史艺文志》、《元史氏族表》等书的钱大昕，撰有《后汉书补表》、《补续汉书艺文志》的钱大昭，撰有《补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的洪亮吉，都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这种给各史补充志、表的做法，如千帆竞发，直到晚清仍绵延继续。
    三是历史文献辑遗。辑补遗失的史籍，是乾嘉时期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其主要方法是通过对各种古籍中的引文的钩稽爬梳，重现已佚旧书的内容。官方纂修《四库全书》，就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史籍四十多种，其中包括《旧五代史》、《续资冶通鉴长编》等重要著作。私家学者的辑遗，清后期为盛，而乾嘉时则有钱大昭、雷学淇、洪饴孙等人辑补《世本》，毕沅辑王隐《晋书地道志》，雷学淇辑补考订《竹书纪年》，郝懿行辑补《汲冢周书》等等。
    以上类举各种著述，性质有所区别，但治学方式皆立足于历史考据，每个学者的著述，都是致力探讨一个个具体、细微的问题，而整个学术界对历史及文献则广泛涉及，组成总体上的史学清理与审视。
    私家也并非没有完整、系统的历史著述，乾隆时期身居地方高官的毕沅，组织幕僚与著名学者，撰成《续资治通鉴》220卷。毕沅还组织学者编撰大型史籍目录学之书《史籍考》，任用章学诚主持其事，惜因宦海沉浮、人事摩擦而废辍。另一居官学者谢启昆以同样方式，编撰《西魏书》24卷，弥补了正史中《魏书》将西魏贬为闰位而记述支离的缺遗。陈鳣以个人之力撰《续唐书》70卷，定后唐、南唐为正统以记述五代史事。乾隆时有李天根自撰《爝火录》32卷，记载南明史事。嘉庆年间赵翼撰《皇朝武功纪盛》4卷，述清朝征战之史。其他如沈廷芳著《鉴古录》16卷，朱桓撰《历代名臣言行录》24卷，亦属独立史书。王延年认为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不载田制、漕运、兵制是极大缺陷，因撰《补通鉴纪事本末》一书，虽名为“补”，而颇具史识，不乏系统史著的精神。师范著《滇系》100卷，内容丰富。乾隆时期，章学诚、邵晋涵等学者皆曾策划重修《宋史》，惜未得时间、精力着手进行，但陈黄中则撰成《宋史》纪、传、表共170卷，只是未能最后完成全书。嘉庆时陈鹤撰成编年体《明纪》52卷，后由其子续写余下的8卷(11)。应当说明的是，乾嘉时期的这些史著，历史观念自然高下不齐，而学术水平特别是史事准确性则超越以往。例如，毕沅《续资治通鉴》，成为历来续《资治通鉴》各书中的最佳之作；《爝火录》被清末缪荃荪评为“体例秩然，论略极为公平，文亦畅达”(12)；《滇系》记述西南区域史地，内容达100卷，人称“为西南不可无之书”(13)。
    乾嘉时期，固然盛行历史考据，但并非缺少历史议论。考据学者的冶史兴趣，主要在于对具体问题的考证求实，然而考据大家并不缺乏较深刻的见识。泛览乾嘉时期清人文集，论史、说史之文充斥其间，书序、题跋、书信，也每每抒发历史评论。例如，袁枚以提问、质疑方式说：“正统之名，始于北宋。道统之名，始于南宋。……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或曰正，或曰不正，或曰统，或曰非统，果有定欤、无定欤？……毋亦废正统之说而后作史之义明，废道统之说而后圣人之教大欤！”(14)这种历史观与史学思想，与清廷坚持的传统史学理论直接背离，极有胆识。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内历史评论甚多，虽然大多见解趋于保守，但也提出“愚谓君诚有道，何至于弑？遇弑者皆无道之君也……秦汉以后乱贼不绝于史，由上之人无以《春秋》之义见诸行事故尔”(15)，这也与清廷提倡的臣下绝对忠于君主的观念相左。他还在诗作中写道：“厚味实腊毒，高位易触罪。五鼎食几时，失意便菹醢”，“文网日以密，士节日以贬”(16)，透露出对清朝官场险恶和文字狱的批判。王鸣盛虽有读史“不必横生议论”的主张，但《十七史商榷》却充满历史评论。众所周知，精于历史地理学的考据家洪亮吉，撰《意言》20篇，纵论时事，深虑民生，详细地讨论了人口增加将引起的经济问题；考据大家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从考证功力提升到义理探析，尖锐地批判了理学的性理观念。全面审视乾嘉时的考据大家，很少有思想苍白、见识短浅之辈。而不搞考据的史学家章学诚，更以其理论著述《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书独树一帜，为当前学术界所熟谙。这位唐代刘知幾之后、唯一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史学理论的古代学者，恰好出现在乾嘉时期，因此即使单就私家史学而言，也并非历史考据的一统天下。
    三、乾嘉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关系
    官方与私家是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两个学术主体，中国古代史学的发达，最重要原因就是具备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研究中国史学史，必须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和、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关系中探讨，才能得出全面、深入的分析。对清代史学史的研究更当如此。乾嘉时期，官方史学对私家史学有很大的挤压、排抑作用，同时又与私家史学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首先，官方史学对私家史学有所挤压，乾嘉时期表现尤甚。清廷已经建立完备的修史制度，用充裕的人力、物力投入规模宏大的修史活动，这是私家无法竞争的优势。官方不但掌控档案资料，垄断本朝当代史的记述，而且在《明史》甫成，就纂修《明纪纲目》，经营《资治通鉴纲目》系列史籍的接续，直至完成通史性的《御批通鉴辑览》。其他如前所述，“续三通”、《国朝宫史》、《日下旧闻考》等等史书，也是占据了原先私家的项目著述。这样，官方留给私家纂修史书的空间就被大大压缩。在系统性史书编纂问题上，私家不但在人力、物力方面无法与官方竞争，而且在名分上也不敢与官方争夺同一纂修项目。毕沅能够得到《续资治通鉴》整个修史课题，实属特殊幸运，假如官方编纂《续资治通鉴》，毕沅就可能会放弃。因此，大批史家承袭清初以来逐步强化的“实学”思潮而纷纷从事历史考据，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
    私家撰写系统的历史专著绝非易事，往往需要几十年时间专心致志、持之以恒方可完成，《史记》、《汉书》、《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等名著无不如此。清朝持续大量的编纂书史活动，收揽许许多多文人、学者进入官方的书局、史馆，特别是《四库全书》的纂修，征集学者的数量和长期的任用，均属前所未有。学者在史馆享受功名利禄，允公敬业，有的终身忙碌于纂修官方史书，没有充裕时间撰写大型的私家著述，而且单枪匹马撰写大型史书，资料、资金、精力皆不易解决。邵晋涵有志重修《宋史》而无功，钱大昕意欲重纂《元史》而中辍，都与此相关。
    官方所修大量史籍，特别是《御批通鉴辑览》的最后完成，以乾隆帝的有关谕旨、批语为核心，官方形成对历代史事与政权兴旺、正统承绪的系统性认识，划出历史评论之准绳，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也几乎都有了官方的定论。在这个君主专制的“盛世”，官方既然比较全面地论定史事，而且空前严密地贯彻了纲常伦理准则，其束缚思想的力量不容忽视。清人文集之中虽然有不少史论之文，但很难得出新颖见解，在历史考据成果的灿烂光辉下，平庸无奇的史论自然会淡出学术界的视野，许多史家自度不能创新，亦即不轻易撰写史论。大学者如钱大昕，在文集中收入较多史论，大约自认议论较有新意，但同样不为世人瞩目。嘉庆朝清廷开辟官方修史项目，仿照宋人范祖禹的历史评论著述《唐鉴》而编纂《明鉴》，结果不过因袭《御批通鉴辑览》的论点而已，被评论为“在清代敕撰书中最为下乘，于征献考文，尤未足言”(17)。可见无论官方、私家，都不容易在历史评论上再有显著的建树，这有待整个历史观念体系的更新。直到晚清西方文化涌入，这一状况才开始发生变化。
    上述事实表明，乾嘉官方史学活动依靠其人力物力的优势，学术和资料的优势，思想主导地位的优势，以文化竞争的形式实现了对私家修史的排挤。官方没有从行政上限制私家史学，而是不期然地将私家纷纷推向具体、零散历史问题的考证。
    其次，乾嘉时期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相辅目成、相互促进。正是这种官、私史学的良性互动，构成了乾嘉史学兴旺发展的局面。不言而喻，官方修史机构，仍然是一位又一位史家个体所组成。史家个体学术素质的总和，必然影响官修史的质量，而且影响多数史家的学术风气，也会逐渐渗入官方纂修书史的活动。
     清初以来，“实学”风气增进，经学、史学的考证求真、文献学的辨伪与博征广引，渐成世人崇重的治学路径。顾炎武《日知录》、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胡渭《禹贡锥指》、马骕《绎史》、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著述，当时就在学术界影响甚大。乾隆朝早期，惠栋在考据学上成就卓著，并且树立起推重“汉学”的学术旗帜，上承家学，下传弟子，直接推动乾嘉考据学风的兴起。乾隆四年（1739年），参加过《明史》纂修的杨椿又担任《明纪纲目》的纂修官，他提出《明纪纲目》在史实上不能完全依据《明史》，因为《明史》多有史事失考、记述舛误之处，应该首先予以订正。这是一项具备历史考据学风格的建议，最早地批评了官修《明史》。但当时清廷专注于仿照《资治通鉴纲目》的褒贬和书法，没有采纳杨椿的主张。直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帝终于发现问题并转变观念，颁发谕旨批评原先《明纪纲目》“惟务书法谨严，而未暇考核精当，尚不足以昭传信。著交军机大臣，即交方略馆将原书改纂，以次进呈，候朕亲阅鉴定，其原书著查缴”(18)。三天之后，又下令“著将《明史》一并查改，以昭传信”。于是，《明纪纲目》被重修，以以《御定通鉴纲目三编》之名收录于《四库全书》；《明史本纪》被改修，《明史列传》被细致地核定与考证，改正了许多错谬、讹误，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才最后完成。这映照出官方史学接受考据学风的理念转换过程，是私家史学影响官方史学向重于学术性发展的典型事例。《四库全书》史部编纂中的校勘、考订与提要的撰写，都广泛汲取了历史考据家的研究成果。官修史书《西域图志》、《日下旧闻考》、《满洲源流考》等，能够取得较高学术水平，都得力于考据学方法的运用与多名学者的尽心尽力。
    另一方面，学者参与官方修史，多数并不放弃私人著述。学者云集史馆，既能够亲眼目睹金匮石室的秘典，又可以相互交流切磋，有利于开阔眼界，启发思路，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特别是纂修《四库全书》，使学者见到《永乐大典》辑出的《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元朝秘史》、《皇元圣武亲征录》等，于冶史探研很有裨益。如钱大昕在四库馆得见上述两部元史书籍，存录副本，“其所以能从事考证《元史》者，盖以此”(19)，遂在元史的考订研究方面获得突出成就。戴震利用身在四库馆的便利条件，见到稀见的《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因而最后完成《水经注》的考校，取得重要的突破。(20)乾隆四十年，清廷将《旧唐书》和《旧五代史》同列为正史，促进了学者对二史的关注，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就有专门的评论。总之，学者在官方的修史活动的历练，有助于自身学术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学术眼界的扩大，有助于学术资料的充实。
    乾嘉时期官、私史学之间，相辅相成、相互补益的关系占据主要方面，官方对私家史学的压抑仅居次要方面。乾隆时期固然发生过多起文字狱，但文字狱打击的对象极少是著名学者、杰出史家，文字狱对私家史学的影响不大。即使没有文字狱，乾嘉之际的私家史学仍然会是大致相同的发展状况。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后期，官方与私家学者的历史观已然逐渐趋同。清兵入关一百多年之后，遗民学者尽数谢世，思想影响在士人中也已淡化。雍正帝、乾隆帝对政权大一统与历史正统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指出“华夷”之分是历史性的概念与地理、籍贯的区别，不应相互排斥，因为孟子曾称赞的圣王舜是东夷之人。大一统政权具备绝对的正统地位，不论其民族如何、发祥于何处。乾隆帝说：“大一统而斥偏安，内中华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是故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马光、朱子所为亟亟也。”(21)平心而言，这种大一统政权正统论，比充满民族歧视的“华夷之辨”更符合纲常名教思想体系，更具备学理性。除了历史理论上的引导，乾隆朝还作出如上文所述编纂国史《贰臣传》、重定明朝灭亡时间等等全面贯彻儒学思想的姿态，大幅度拉近了与多数私家学者历史观念的距离。
    通过以上探讨，不难看出，真正意义上的乾嘉史学，应该是全面的、宏观的定位。这里谨略述几条意见，以资史学界批评讨论。
    第一，无论是“乾嘉史学”还是更大范围的“乾嘉学术”，其概念内涵是官方与私家的总和。自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等书基本上无视官方学术始，直至目前学术界论述乾嘉史学或乾嘉学术，多对于官方学术活动与成果不甚在意，这是整体结构性的片面认识。中国史学史著述也大致类同，对清朝官方史学顾及甚少，然官修《明史》不得不讲，只好将其成就归于明遗民身份的史家万斯同。这当是辛亥革命“反清排满”情绪下的社会文化心理的遗绪，失去了学术研究的客观精神。“乾嘉”表示的是一个历史阶段，把官方史学活动大量排除于“乾嘉史学”之外，会丧失一半以上的内容，这是非同小可的观念扭曲、视野蒙蔽。
    第二，在乾嘉时期，无论是史学理论的阐发、史籍的整理与鉴定、史书的编纂，还是历史考据性的治学活动，都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组成部分，只是关注的焦点与采取的方法不同，并无冰炭不能相容的对立关系，《四库全书》编纂将之融合一体，即是明证。如果将当时史学治学风格分为编纂系统史书、理论性史论和史评、历史考据等三个层次，那么官方与私家都是三个层次的成果同时具备，唯有主次、轻重的排序不同。在官方的排序是：编纂系统史书、阐发历史理论体系、历史考据，即编纂史书是官方史学的主要部分。私家史学则是：历史考据、编纂系统史书、阐发史学理论，即历史考据是私家史学的主要风格。
    《四库全书》史部的编辑及其提要的撰写，包含大量历史考据内容，然而其中汲取许多私家成果，且多不将考据结论作为终结的成果，只是为编纂史书或作出评论服务。私家史学出现章学诚一人，即足以与宋明史学理论成就争高下，何以将“阐发史学理论”至于私家史学成就之末？这是因为章氏的学术思想一未能违背官方的理论导向，二不能在私家学者群体中得到认可，估量乾嘉时期各种治学风格的地位，自然应当将之置于私家史学的末位。
    第三，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合并考察，乾嘉年间无疑是中国传统史学最繁荣的时期。此八十余年内的史学成就，从编纂史书的水平，考证研究的深度、广度，历史理论与史学思想的阐发，全部史学活动的组成结构等方面予以综合评析，远超过任何朝代的相同时段。值得强调的是，清朝官修史书的学术价值不应一概贬低。《明史》在纪传体正史之中属于体例完备、义例谨严、史事确切的上乘之作；接续名著《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的“清六通”，其史料价值和学术水平绝不亚于前著；其他各书也非粗率之作，因为讲求义例、注重征实是乾嘉官修史的普遍特点。由于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掌控了史学思想的理论导向，垄断了本朝史的记载和编纂，故在纂修了大量系统的史书的同时，也具有着丰富历史考据与文献整理的成果，并在整体史学的繁荣中占有较大的份额。
    第四，乾嘉时期史学实质史对历来传统史学发展的大清理和大总结，成果异常丰富，留下了令人瞩目的文化遗产。但是，这种史学繁荣不值得一味赞扬，私家史学在考据上专注于微观、具体事物，不触及思想体系问题，连具有疑古特色的考据家崔述也未能冲破“史可疑，经不可疑”的藩篱；研讨文史理论的章学诚，特别狂热地鼓吹纲常伦理、维系理学名教，反对“诽君谤主”，咒骂袁枚违反礼教，保守迂腐程度超过其他学者。而官修《御批通鉴辑览》的书法、批语，创设国史《贰臣传》，编纂《胜朝诸臣殉节录》等等，颇多新见解、新义例，其宗旨皆为贯彻纲常伦理，以绝对忠于君主的“臣节”准则衡量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乾隆后期，官、私史学在思想上进一步趋同，则更起到强化传统史学思想体系，维护纲常伦理规范的作用。因此，清代传统史学的繁荣，短时期内是一个“盛世”的迹象，而从长时段的发展方向来看，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助长了拖延转型机遇的力量。中国史学自鸦片战后出现演变端绪，至梁启超宣扬“史界革命”，转型竟经历了六十年，远远缓慢于日本。其原因固然多而复杂，但乾嘉时期官方从理论和实践上强化传统史学体系，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注释：
    ①见《国朝宫史》卷首《圣谕》。
    ②《清高宗实录》，卷739，乾隆三十年六月丁卯。
    ③《清高宗实录》，卷744，乾隆三十年九月戊子。
    ④《皇舆西域图志》，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皇舆西域图志》提要，《四库提要》，卷68。
    ⑥见《国朝宫史续编》卷89《史学二》。
    ⑦《御批通鉴辑览》，卷13、卷29，清高宗批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御批通鉴辑览》，卷53，清高宗批语。
    ⑨《清高宗实录》，卷1022，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庚子。
    ⑩《评鉴阐要》，卷12，“甲申岁崇祯十七年纲”批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以上叙述，取资于《清史列传》之《儒林传》、《文苑传》以及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
    (12)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第42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13)《清史列传》，卷72，北京，中华书局，1987。
    (14)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24《策秀才文五道》。
    (15)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7《答问四》。
    (16)钱大昕：《潜研堂诗集》卷9《读汉书》。
    (17)《明鉴》提要，见《续修四库提要》史部编年类。
    (18)《清高宗实录》卷982，乾隆四十年五月辛酉。
    (1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52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6。
    (20)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九年，见《戴震文集》，第233- 23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21)《圣制〈通鉴纲目续编〉内“发明”、“广义”题词》，见《国朝宫史续编》卷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