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派，始终居于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儒家思想及其载体——《诗》、《书》、《易》、《礼》、《乐》、《春秋》等被称之“经”的典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经学历经两汉、魏晋、隋唐、宋明，发展至清代，成为十分活跃且最富有成就的一个阶段，并呈现出从复兴到终结的走向和特点。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曾指出：“六经皆史”及“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的论断，说明各个时期的经学，都与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历史有密切联系。因而要研究清代经学，首先应把握清代历史的发展和特征。自1644年（顺治元年）至1911年（宣统三年）的清代史，按历史阶段，可分做前、中、晚三期。一般说前期指顺、康、雍三朝；中期包括乾、嘉及道光前二十年；晚期则指道光后期至宣统各朝。如以社会性质而论，清朝又可分为两大阶段，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界，在此之前为清前期，乃古代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之后为后期，乃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清朝这近三百年的历史，又有着与其它朝代不同的历史特点，主要表现在：其一，清朝的统治以满族贵族为主体，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其前期的统治者大都励精图治、锐意进取，能充分吸收汉族的传统文化与治国经验，既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又使封建社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更高的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总结和集大成时期；其二，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处在社会历史的转折点上，既是古代社会的终结，又是近代社会的开端；其三，与清朝同时的世界欧美各国都已先后进入资本主义及对外殖民扩张时期，且用大炮和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又同时输入了西方的思想文化，进而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充满了“新”与“旧”、“中”与“西”的矛盾和斗争。这些历史状况和特点，必然影响制约学术思想的发展和演变。与之相适应，清代的经学，在前期、中期和晚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清前期，适值“天崩地解”的明亡之后，一些关心国事的学者和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在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时，痛感自明中叶以来的王阳明心性之学泛滥，使“天下生员，不能通经知古今，不明六经之旨，不通当代之务”，经学日渐荒废，有鉴于此，顾炎武等人提倡“通经致用”，强调“明辨经学源流”。同时又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2]；而且认为“古之理学经学也，今之理学禅学也”^[3]，反映了顾炎武反理学的思想倾向。黄宗羲也强调“要以六经为根底，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顾炎武等人这些崇实黜虚、强调读经的思想主张，无疑为经学在清代的复兴开了先路。继之，又有毛奇龄、阎若璩、胡渭等“接踵而起，考订校勘，愈推愈密” ^[4]。其中，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以确凿的证据，证明《古文尚书》之伪。胡渭著《易图明辨》，考订宋儒信服的“易图”乃五代时道士陈抟的伪造。这些著名的经学著作，既给宋学以打击，也推进了清代经学研究的求真求实的考据学风。加之，清初的统治者特别是康熙，又“稽古右文”，“崇儒重道”，“御纂”、“钦定”了各种儒家经典，广为刊布。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康熙时的纳兰性德与徐乾学，还搜集了唐、宋、元、明以来的解经之书，校勘汇编成1781卷的《通志堂经解》，为研究经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由于上下推动，这时还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经学著作，如姚际恒的《九经通论》、《古今伪书考》、朱彝尊的《经义考》等，一改元明以来的经学衰微之势，使经学呈现复兴的局面，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中，便将清代的经学概括为是经学史上的“经学复盛时代”。清初的经学思想与成就，确反映了经学在清代的复兴趋势。另外，清初的经学家虽有崇汉抑宋的倾向，但总的看来，当时尚属“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底，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5]。这也是清前期经学研究的特点。

清代中期的经学较之前期有明显地发展和变化，此时在历经康熙、雍正两朝的励精图治、继往开来，出现了史称的“康乾盛世”之后，清朝的统治在政治上空前稳定、经济上有长足发展，并为文化的繁荣昌盛创造了条件。乾隆既重视武功，也强调文治，他命令在全国搜书、征书，编纂卷帙浩瀚的《四库全书》，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一时间，南北各地编书、校书、刻书蔚然成风，致使书院林立，学者辈出。加之当时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控制，屡兴文字狱，也迫使更多的学者埋头于对经书的训诂和注疏。学者们继承了清初顾炎武等人开创的强调读经、重视实证、由文字音韵以通经的治学方法，更加崇尚汉代的古文经学，因使“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尟。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谓专门汉学”[6]，终于形成了乾嘉汉学（亦称乾嘉考据学或乾嘉学派）。乾嘉汉学以宗奉汉代古文经学为治学宗旨，在治学范围上以经学为核心，并旁及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辨伪、史地、典制、天算等；在研究方法上，强调“无征不信”，且“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由于治学特点的不同，乾嘉汉学内部又形成不同的学派，主要有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在吴、皖两派周围都有一大批学者，诸如江声、王鸣盛、钱大昕、凌廷堪、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焦循、阮元等，可谓群星灿烂、名家如林。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大都有重要的经学著作传世。一时间出现了“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的盛况。汉学盛行，宋学沉寂，是清中期经学的突出特点。

对我国两千多年的文献典籍进行大规模的总结整理，是乾嘉汉学的重大贡献和光辉成就。乾嘉学者对于儒家的重要典籍几乎都重新加以校勘和训释，并出现了一大批经学名著，诸如惠栋的《易学三书》，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考工记图注》、《声韵考》，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凌廷堪的《礼经释例》，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邵晋涵的《尔雅正义》，以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经义述闻》等。

清中期经学的成就和特点还表现在对已往经学成果的总结方面，《四库全书》中收录的《经部》，阮元、王先谦先后编纂的《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以及江藩所著的《汉学师承记》、方东树著的《汉学商兑》，都是对清以前和清代当时经学研究成果及其得失的总结性之作。老一辈史学家范文澜曾指出：“新汉学系经学从考据方面发展，古代制度文物，经考据学者的研究，艰深难解的古书，大体可以阅读。因此，新汉学系经学堆积起巨大的考古材料。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古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原料看，它自有很高的价值存在。”^[7]

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晚期经学，由于社会性质的变化，较之清前期和中期，又有很大的不同和特点。早自乾隆中后期始，清代社会就逐渐由盛转衰，至鸦片战争前夕已岌岌可危。鸦片战争的爆发与中国惨败，更是内忧外患，社会危机日深。社会历史发展又到了新的转折时期。这时，历史进程要求思想家们把视线从对古代典籍的训释中转移到现实斗争中来，并提出挽救社会危机的方案与对策。面对这种现实，长于对儒家经典爬梳考据的乾嘉汉学，则捉襟见肘，无能为力，遂逐渐走向衰落。时代呼唤新的学术思潮和学术流派出现。于是适应于为社会变革做论证的儒家今文经学便重新复兴。今文经学派形成于西汉，以董仲舒为鼻祖，因奉儒家的《公羊春秋》为重要经典，故又称“公羊学派”。该学派与侧重名物训诂的古文经学派不同，它侧重于探索经学的微言大义，每援经议政。由于东汉之后，古文经学盛行，使今文经学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显得沉寂。今文经学在清代复兴的创始者是庄存与，而后又传承于刘逢禄、宋翔风等。但把今文经学明显地与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则是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和魏源。龚、魏是社会历史转折时期涌现的杰出思想家、经学家，他们都曾向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问学，并以今文经学为武器，援引公羊学派的三世说，认为当时的清代社会已经到了“衰世”必须变法更新。龚自珍以犀利的笔锋，对封建末世的专制、黑暗、腐败，进行了猛烈抨击，利用《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思想，倡导社会变革，提出“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8]。与龚自珍齐名的魏源，也撰写了大量的今文经学著述，如《诗古微》、《书古微》、《董子春秋发微》，都反映了魏源借助今文经学进行变法革新的思想倾向。魏源因亲自参加了鸦片战争，目睹了西方的船坚炮利，在其编撰的《海国图志》内，还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此后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洋务派，也都受龚、魏的思想影响。如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及张之洞等人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是想在保持中国封建制度及儒家纲常伦理的前提下，吸收西学的内容，进行社会改良。经学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爆发后，经学中的汉、宋学、经今古文学又逐步走向合流和兼采。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等企图用儒家经学与西学相嫁接，披着今文经学的外衣，撰写《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否定古文经学，并把孔子打扮成改革的“圣人”，大量宣传西方近代的政治思想。在戊戌变法中，还废除科举制，改革铨选制度。在教育改革方面，也建立学堂取代书院，增加实学教育内容。辛亥革命前后，又有章太炎和刘师培等古文经学派，引西学而释故典。总之，在“中”与“西”及“新”与“旧”的斗争中，儒家经学不断受到冲击。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儒家经学在中国社会的主要地位也就丧失了。一些学者将此时的经学，形容为是“山穷水尽的经学”。不过，辛亥革命后，“尊孔读经”的声浪，还时有鼓噪。儒学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直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礼教，宣传民主与科学，批判尊孔读经，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经学，才最后终结。

儒家的经和经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虽然已经终结，但其作为历史上的思潮和学派，却保存了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大量丰富宝贵的遗产，从研究传统思想文化的角度，对经学及中国经学史的研究，却不应终结。正如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所说：“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有其重要地位，在以往的目录学中，经属于四部（经史子集）之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经学受冷落，研究经学的著作较少，其实经学还是值得研究的。我们现在要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对于古代的经学内容应加以分析和研究”^[9]。这里，张先生精辟地阐明了研究经学的价值和意义。同样，对于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清代经学也应进行认真地分析和研究。

[1]章学诚：《易教上》，《文史通义》卷1。

[2]顾炎武：《答李子德书》，《顾亭林诗文集》卷4。

[3]顾炎武：《与施愚山书》，《顾亭林诗文集》卷3。

[4]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复盛时代》，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99页。

[5]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复盛时代》，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41页。

[6]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复盛时代》，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41页。

[7]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99页。

[8]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

[9]见陈克明：《群经要义》卷首，《专家推荐意见》，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资料来源：《清代学术探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转载自中华文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