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祥吉：甲午戰爭後的民族危機與北洋大學的創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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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6-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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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孔祥吉，美國哈佛大學费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原文出处：《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第176-185页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東京大學檔案館所藏日本文部省的檔案，及天津維新派人士陳驤的未刊書札等史料，考述了天津大學成立的經過，早期學校規模及開設課程，主持校務的兩位總辦的傑出貢獻，以及天津大學最早派出的留日學生黎科參加自立軍起義而英勇獻身的事蹟，為天津大學創成及早期歷史勾畫了一個大致輪廓。
关 键 词：北洋大學/天津大學/陳驤/黎科
[中圖分類號]G649.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6)01～0176～10
天津大學是全國的學術重鎮，也是教育部屬重點大學之一，她的前身最早是北洋西學學堂，而後稱北洋大學堂。這所大學以理工科聞名於世，曾經培養了成千上萬的理工科方面的專家學者。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天津大學是我國最早成立的大學，講中國大學的歷史，應該從這裡開始。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這所大學早期的檔案資料，沒有得到妥善保存。因此，當今所撰述的天津大學早期歷史，有許多重要缺失。2003年，筆者利用在東京大學大學院地域文化研究科任教的機會，在該校的檔案資料室，發現了北洋大學最早向外國派遣留學生的重要記錄，從此開始關注天津大學的早期歷史。而後，又在三十多年前抄錄的清人書札中，找到天津地區維新派人士最早籌議設立這所大學的原始信件。茲撰寫此文，以使天津大學的這段早期歷史更加發揚光大。
一、最早呼籲成立天津大學的維新志士
北洋大學成立於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1895年10月2日)。其根據是，這一天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王文韶呈遞的《津海關道盛宣懷倡捐集資，創辦西學學堂，請飭立案摺》，得到光緒皇帝的批准，並下所司知之。①籌畫設立北洋大學的建議由盛宣懷提出，並非偶然。這與盛氏本人有志於興辦文化教育事業的志向，有著密切關係。《趙鳳昌藏札》中收有盛宣懷在日本給趙鳳昌的親筆信一通，其文曰：
近日常赴公園各圖書館博覽群籍，華洋今古，無所不有。慨於吾國數千年名哲精英，淪落於外人之手，一去不返，尤非金融貨產可比。公襟懷夐遠，若到此一覽，當無不喟然長嘆也。弟前囚上海為各國聚處，可以持久不變，特建圖書館一所以便士林。聞南中舊家藏書迫於亂離，傾筐而出，若能趁此時廣為搜羅，未始不可為東南保全國粹。公諒有同心，茲先措上日金二萬圆，交妥便帶滬，到日即請查收，代為留意收買。俟奉覆翰，再當設法續籌，節無用為有用，總共擬以四萬元為度。專購未見之書，從容分辦，不必亟亟。他日館成歸國時，必當與公面商佈置。蓋治國之本，在正人心。昔年南洋公學眉生，必欲以國文為根柢。目下畔經離道，似須仍從根本上著力。人心一正，則安內攘外無串不可為矣。質之高明，不以為迂否?②
這大概是最早大規模地為上海市圖書館籌畫購書的信函。由此亦可以窺見，盛氏熱衷於文化教育事業的濃厚情趣。這種情趣，與光緒二十一年八月盛氏向王文韶提出籌畫設立北洋西學學堂的請求，完全是一脈相承的。但是，盛宣懷本人是以經營實業為其主要旨趣的，至於將舊的書院教育模式，改變為具有近代教育色彩的西學學堂，筆者以為，這與盛宣懷周圍天津地區維新派人士的悉心策劃有直接關係。其中，主要應歸功於陳驤與鍾天緯等人。
當時正是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署之後，帝國主義列強紛紛向中國伸出魔爪，企圖瓜分中國，以獲取更多好處，中華民族面臨著空前嚴重的危機。這種民族危機，在天津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因為在甲午戰爭中，對日本作戰的主要力量，是北洋大臣李鴻章所掌握的淮軍。因此，無論是作戰方略籌畫，還是前線軍隊調撥，或是後勤軍需供應，大多在天津地區進行。天津的改革派對這場戰爭的失敗，感受得尤為痛切。戰爭剛剛結束，他們便迫不及待地建議，中國要變弱為強，當務之急是設立以向西方學習為主要特色的西學學堂。
最早提出此項建議的，是天津地區維新派代表人物，也是最早要求創辦北洋大學的帶頭人陳驤。陳驤，字子騰，號石麟，直隸天津府人，光緒十五年(1889)中舉。陳氏刻苦好學，聰敏過人，加之在天津地區耳濡目染，對自然科學及外洋事務均有涉獵，而且頗有心得。因此，陳驤在北洋期間，多有新政建議。陳驤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考中進士，又以成績優異被選為庶起士，光緒二十九年(1903)四月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光緒三十四年(1908)，陳驤出任貴州提學使，次年，署貴州布政使。
陳驤精通西學，在當時頗有些知名度。汪康年收藏的書札中，有鄒代鈞書札兩通，專門提到陳驤其人。其第一函謂：
湘省現設製造局，係集商股購辦……敝局化礦之人，至今未得佳者，前已託鶴笙招陳石麟孝廉來湘(已允來，尚未到)。後因求賢館席需人，右帥以陳明化學、格致兼通算，即以陳主求賢館席，而局中仍是無人。祈公商之陳次亮、容純甫並博訪通人，代謀一專精化礦者。如得其人，即懇椷示，即往返椷商薪水若干也。③
上文中的鶴笙，指鍾天緯。鍾氏字鶴笙，江蘇華亭人，幼習舉業，而後進上海廣方言館學習，曾隨出使德國大臣李鳳苞赴歐，考察各國政治風俗及學術，深感中國當務之急是向西方學習，逐步變革封建專制的政治體制。鍾天緯返國後，起初受聘到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從事翻譯工作，而後應聘北洋，協助盛宣懷籌措洋務，在此期間，曾為胡炳棻草擬過《條陳變法自強事宜摺》，此摺曾對當時政局發生重要影響。④
此外，鄒氏此函中提到的右帥及下函中的右丈，均指陳寶箴。陳寶箴，字相真，號右銘，江西義寧人。陳氏於湖南巡撫任內，雷厲風行，推行新政，在學政江標及按察使黃遵憲的幫助下，設立時務學堂，以及開辦礦務、輪船、電報及製造公司等企業，並出版《湘學報》，鼓吹變法，宣揚新政，可謂不遺餘力。他還向光緒帝推薦譚嗣同、楊銳等新政人才，因此受到湖南守舊派王先謙、葉德輝的攻擊。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后以“濫保匪人”，將陳寶箴“即行革職，永不敘用”。
此函作者鄒代鈞，字甄伯，號沅帆，湖南新化人。光緒十一年(1885)秋，鄒氏以隨員身份出訪歐洲，歸國後在湖北武昌研討輿地之學，從事地圖繪製。戊戌變法時期，在湖南跟随陳寶箴推行新政。戊戌政變後轉赴北京，經張百熙舉薦，在京師大學堂任地理教習。
戊戌正月，鄒氏在長沙再度致函汪康年云：
現在湘省已將求賢書院全改為格致化學堂，已聘天津陳石麟孝廉為山長(戊子舉，貴同年也)。甚好，當可漸開風氣(學生五十名)。今年礦事稍有收效，便當設一大方言館(可教數百餘人者)，專習西文，俟三五年後，擇其成者，貲送出洋，分門投學，方有把握。義甯父子之意專注於此，鄙人亦甚以為然，日夜贊助之者也。且在申開化學堂，聘外國人為師，甚好。惟學生不通語言，又太累贅。竊謂刻下開學堂，當先以西文為主，西文既通，然後分門就學，自屬容易；不通西文，所得不過一知半解。就書院改設冀開風氣則可，若特開不講西文之西學堂，似可不必。君以為然否?惟刻下化礦尚是需人，陳石麟雖能化，然已為山長，不能專注此矣。……正月十二日。⑤
湖南是戊戌變法期間最活躍的一個省份，革除陋習，更張舊制，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湖南巡撫陳寶箴思想開通，力行新政。以上兩通書信中，都提到邀請陳驤來湖南推廣西學。不難看出，陳驤其人在急於推行新政的陳寶箴心中的位置。
陳寶箴在直隸擔任布政使的時間，是從光緒二十年十月十五日(1894年11月12日)，到次年七月二十四日(1895年9月12日)。⑥在半年多的時間裡，陳寶箴發現陳驤是協助推行新政的最佳人才。因此，在他擔任湖南巡撫後，很快設法將陳驤請到長沙。
由鄒氏此函可知，陳驤於戊戌正月十二日前，己到湘省任職。但是，由於戊戌政變的發生，陳寶箴本人被革職，離開長沙，湖南的一切新政均被廢止。陳驤力不從心，雖然人到了湖南，但並未能實現其推動湖南改革的抱負。
二、設立北洋西學學堂建議的提出
戊戌維新前後，在天津這樣一個傳統封建思想佔統治地位的城市，專門設立傳播西方文化的西學學堂，是一項非常大膽的建議。而這項建議，正是陳驤在甲午戰爭結束之後不久提出的。多年前，筆者曾閱讀過陳驤《致鹿蘋賢侄閣下函》一通。此函與策劃成立北洋西學學堂有直接關係。陳氏之函曰：
設立書院一事，數日前謁盛莕翁，據云庫帑支絀異常，籌款甚艱，惟擬於現在書院添格致課，以課西學，開風氣可也。答云，僅開考課，終屬空談，似不如延教育學專門，方有實用。莕翁又云，擬立小學堂，取十數歲童生，自中學四書、左傳、書經讀起，分課洋文洋語，及公法約章等類。因命鄙人取四書白文注淺說，以便童蒙；並伞鄙人充漢教習，鄙人當即遵命謝出。唯四書淺注，尚未動筆，學堂亦未知何時創立耳。
稍暇即擬動筆。再謁菩翁商談如何辦法也。⑦
陳驤此信是設立西學學堂的前奏，是寫給沈恩嘉的。沈氏字鹿蘋，直隸天津府人，與陳驤係同鄉，且有世誼。沈氏“以諳習故事稱於時者也”，“最敏練，慷慨敢任事”。⑧沈恩嘉曾任宗人府府丞、都察院署左都御史，且長期擔任軍機章京，一度為漢領班章京，官職雖然不高，卻與上層關係密切。甲午戰爭期間，沈恩嘉極力主戰，反對主和派的喪權辱國，戰後主張改革尤迫切。因此，陳驤開辦西學學堂的主張，不斷同沈恩嘉溝通，希望沈氏可以在京城提供幫助。
陳氏以上的函件，只是提出了設立“課以西學”的書院，但是，在此後不久，陳驤又再次致函沈恩嘉，闡述在天津設立西學學堂的詳細主張。該函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提出“實事求是”“爭勝泰西”的辦學方針。其文曰：
時事多艱，尚望格外珍攝，以肩重任。吾津諸前輩，可與談時務者，甚罕，複安望為國家設一富強之計，桑梓所仰望者，惟有閣下一人，所冀早日得君一為振興耳。
前閣外洋新報有言，俄國借東三省之地修造鐵路，直至營口，未知確否?果爾，則其禍更將甚於日本。竊以今日即竭力自強，已落人後，而猶幸地大物博，人才眾多，果能實事求是，經營十五年，尚可爭衡於西國。第一變通學校以育人材，務使學其所用，用其所學，專立教育部總持其事，不使固執淺陋之地方官阻撓之。則學堂六年，足可辦理利國利民之事。學至十年，足可自出新義，爭勝泰西。但非聖君賢相，毅然改圖，雖有草茅一手一足之烈，终無補於時局。
鄙人前擬請建書院，稟稿繕清後，由鍾君鶴笙轉呈盛善翁觀察。觀察深以為然，而微與鍾君意見不同。鍾君以考課優獎，借開翰詹科道之風氣，意在挽回積弊，收效稍速。鄙人及諸同仁之意，在實事求是，可言即可行，收效較遲，故斟酌兩端，莫衷一是。茲將鍾君前向合肥所上稟稿(合肥未答)，及敝同仁公擬稟稿，一併呈閱，尚祈一決，以定從違。⑨
陳驤此信開頭部分僅數百字，即有兩次提出了“實事求是”的辦學方針，這說明天津維新志士們在向西方學習的同時，特別強調要實事求是，言行一致，反對僅嘩眾取寵、言行不一的做法。在天津大學當今的校訓中，仍然強調實事求是，與陳驤當年的建議，可謂一脈相承矣。
陳驤建議的第二部分，提出在北洋設立西學學堂的具體構想。陳氏謂：
敝稿計分六門，政治為立國之本，故以為首。商務為富民之本，民富斯國富，故次之。格致為致富強之實功，又次之。明格致而後能製造，故又次之。而政治、商務、格致、製造，有非圖不明者，故又次以測繪，以上各事皆取人之長，救吾之短，上海新譯各書，未能詳盡，故譯書為要。中國既與泰西交涉，必須知己知彼，而後操縱可以由我，故譯報又次之。以上六門，各有細目，原擬每目各係一說，以臥病十餘日，僅擬數條附呈。
查閱數日前，聞盛觀察創立洋酒公司，稟請王制軍入奏，准予卅年專利。此風一開，庶中國製造可以踴躍。數日晤院房友人云：王制軍公事甚認真，才具較遜合肥，而待人謙和，不似合肥專喜讒諂面諛之輩。以此卜之，將來認真收羅人才，未始非北洋之福。藩司陳君，聞候補友人云，人甚方正，微與合肥不洽，倘能久畀以權，直省吏治必可蒸蒸日上。
月前友人金巨卿由關外來津銷差云：前在關外以西醫治受傷兵弁，各營之弊，一在不能戰，一在不戰。李光九(久)以五營之眾，陣亡殆盡。而大弊又在兵數不實，所統卅營者，至多不過二十營之數，其餘概可類推。
刻下雖已平定，而練兵斷不可緩。天津武備學堂，頗有人才。廣東水陸師學堂，亦有人才。去冬聞河東劉春圃之侄，由廣東學堂來津，現為漢納根約去，代其操兵。聞劉君之學，在漢納根以上。緣漢納根所能者，德國之老操，劉君所能者，德國之新操也。各路統兵大員，似宜訪用此等人才，以收實效。
又聞無稽之談云：張湘帥硬捐安徽諸富紳以造鐵路，但此事不必有，而此論則甚快。當此時艱孔亟，必不肯輕出資財，以利公家。當軸者非用霸術如湘帥，亦斷難集事。竊意直省磁州、河南武安，連境鐵礦，煤田亦富，緜亙不絕。如仿張湘帥之說，集資開礦，製造槍炮鐵路，三年必當獲效，十年則北洋可以自強。直省富戶不少，惜每湘帥耳。
聞湘帥今春約英人李提摩太咨訪時事，甚蒙優待。李提摩太創立廣學會，湘帥又助以五百金。在湘帥所費無多，而不分畛域，實事求是，其獲益必非迂腐諸公所可及。茲寄上李提摩太輯《七國新學備要》一冊，以備披覽。閱之可見外國之強，並非無本。我若欲圖自強，似宜舉相沿之弊，無用之學，廓而清之；略仿各國造士之法，各省遍立學校，分途錄用，人有專長，國無廢事，庶為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也……初六日燈下。⑩
上文中的張湘帥，係指張之洞，張氏字孝達，一字香濤，號香岩，壺公，晚年自號抱冰，直隸南皮人。藩司陳君，係指陳寶箴；王制軍，則指王文韶。金巨卿，名大廷，上海虹口人，係第四批赴美留學幼童，由美歸國後，在天津從事醫務工作，曾擔任武備學堂的醫官、軍醫、醫學堂監督。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入侵天津時，金氏因救護傷患，被流彈擊中身亡。
關於此函寫作時間，只署“初六日”，未署年月。然而，由於此函提及“聞盛觀察創立洋酒公司，稟請王制軍入奏，准予卅年專利”云云，而《德宗景皇帝實錄》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記載：“署直隸總督王文韶奏，現擬招商試辦釀酒公司，以收利權，並請准其專利，及暫免稅釐。下所司議。”(11)陳驤此函提及釀酒公司專利，故可以做出判斷，應作於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初六日(1895年6月28日)。而當時陳寶箴尚在直隸布政使任內。
陳驤此函除了寄出傳教士李提摩太的西學書籍外，還明確提出中國要自強，就應當將祖祖輩輩相沿的無用之學“廓而清之”，略仿各國之法，培養人才，設立新式學堂。
陳驤此函還提出了北洋西學學堂應設的專業課程，共分為六門。陳氏所謂門者，略與現在的系科有類似之處。這六門分別為政治、商務、格致、製造、測繪、譯書。所謂政治門，實際上研習西方的國家構成與政治學。譯書門則與現在的外語系科頗有類同處，只是更注重翻譯西學書籍。商務則相當於現今的商學院。其餘三門，則屬於現今理工科大學的相應系科範疇。陳驤此函所設計的西學學堂課程，既包括了文科課程，又包含了理工科，應是我國有識之士最早構劃的綜合性大學的科目。
天津從地理位置來說，緊靠京師，為京城之門戶。天津雖然比不上北京人才濟濟，但是，在北洋確實湧現出了像陳驤等人這樣的有識之士。他們對於這場戰爭一敗塗地，痛心疾首，感觸尤深。於是，在甲午戰爭之後，天津的維新志士迫切要求變更成法，興辦新式學堂的要求也比全國其他地區更為強烈。因此，陳驤、鍾天緯這樣一批要求興辦學堂的力主改革者，出現在天津地區也絕非偶然。
以前有種說法，認為北洋大學的誕生，是洋務運動的產物。這個論斷是不對的。陳驤是天津地區維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盛宣懷採納他的建議設立西學學堂，顯然是民族危機刺激下，試圖採用西法，以圖自強的產物，與維新派思想更加接近，不可謂係洋務運動的產物。
最後，還應該說明，陳氏在此函所稱，他寄給沈恩嘉的建議，還附有鍾天緯所策劃的學堂條陳，因為與原函脫離，故在此暫不論列。
三、北洋大學很快走上正規
北洋大學獲得朝廷允諾後，經過一段時間校舍和師资隊伍準備，很快開始招收學生，並於次年正式上課。不久，學校的校名也由西學學堂更名為北洋頭等學堂，又稱北洋大學堂。關於北洋大學早期辦學情況，在天津維新志士創辦的《國聞報》中，有一篇比較詳細的報導，可視作北洋大學早期校史的重要史料。
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898年1月9日)《國聞報》的天津本地新聞專欄，刊有一篇《人才蔚起》的文章稱：
北洋頭等學堂，中國國家學西學至大之學堂也，故此堂與國家之學術人才大相關係，是非極有學問而又極能辦事之人，不克經管此堂。自從去年開辦以來，初為總辦者，為新會伍秩庸觀察。伍觀察奉使美洲後，繼之者為定海王菀生觀察。觀察以全閨之彥，筮仕畿南，經史詞章，擅名夙昔，而於天文、曆算、聲光、化電之學，亦俱研討有年，心通其意。自入堂視事以來，於中西至要諸學，萬戶千門，宏網畢舉。與總教習丁家立君暨中西諸教習，循循善誘，成效炳然。(12)
上文中提及擔任北洋大學的最早兩任總辦的，其一是伍廷芳。伍氏字文爵，號秩庸，原籍係廣東新會，生於南洋，因其父伍榮彰在當地經商，至三歲時隨其父返回廣州，居住於廣州芳村，且由當地塾師講授傳統學問，尚未及考試，兩廣地區就爆發了洪秀全領導的反清運動，局面動盪，課業中輟。後來伍氏得到香港之親友及外國傳教士相助，轉赴香港求學。從咸豐六年(1856)到十一年(1861)，就讀於香港聖保羅書院，畢業後，曾在該地高等審判廳擔任譯員。同治八年(1869)又改任香港地方審判廳譯員，後又赴英國求學，學成後歸國任職北洋。第二任總辦王修植，字菀生，浙江定海人，光緒六年(1880)進士，選庶吉士，後任翰林院編修，外改道員。甲午戰爭後，王修植極力提倡新政，力主在天津創辦新式學堂，是天津地區維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國聞報》的《人才蔚起》文章，還有一段介紹維新思想家嚴復奉命到北洋大學堂主持光緒二十三年年終學堂考試的報導：
本月十六、八、九日，為年終大考。北洋大臣仁和尚書，特派侯官嚴又陵觀察到堂考試。嚴觀察少日(時)已見重名臣，又至歐洲遊學多年，以中國之通儒，證歐西之絕詣，地球之上於此二學皆觀其深者，實罕其人。此次考試頭等學堂，一一面加討論，只是(指示)周詳，與他員之勉強敷衍者，大不相同，題為“書漢書游俠傳後”。本堂諸生，本皆一時之選，經王觀察培養於先，又有嚴觀察之面加鼓舞，成才遠到，為效可知。我國之學堂，若皆如此，支那豈尚不至見鄙於白人乎?(13)
觀察者，道員之別稱也。王修植、嚴復當時均為北洋道員。該文稱讚北洋大學的學生皆“一時之選”，將來“成才遠到，為效可知”。這反映了天津地區維新志士，對北洋大學的學生充滿了信心與厚望。此文作者未署名，但是，他對王修植、嚴復及北洋大學的情況非常熟悉，且熱心新政，以筆者推測，此文作者似應與該報的主要撰稿人夏曾佑有關。
《國聞報》是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1897年10月26日)創刊的，距此文發表才一個半月。從這篇文章中可以清楚看出，這所大學最早的負責人，即學校總辦，首任是伍廷芳。伍氏早年曾系統接受西方教育，擔任總辦可謂人地相宜。可是，伍廷芳於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1896年11月16日)即奉命出使美國，在學堂任職僅一年，其餘時間，則由王修植擔任總辦。
以前北洋大學校史研究中，對於總辦伍廷芳及王修植在北洋大學早期創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或多或少被忽略了。其實，這兩位傑出學者，尤其是王修植，在北洋大學早期發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領導作用。當然，總辦所聘用的西文總教習丁家立，作為一名美國駐天津的外交官與學者，對北洋大學的發展亦多有貢獻，特別在講授西學、物色推薦外籍教師等方面，應予以充分肯定。
對於北洋大學早期的發展情況，還應該注意到內藤湖南訪華回憶錄《燕山楚水》中的相關記載。
內藤湖南(1866～1934)，原名虎次郎，字炳卿，號湖南。別號憶人居主、湖南鷗侶、雕蟲生悶悶先生，日本秋田縣鹿角市人，是日本近代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京都學派的代表人物，著有《日本文化史研究》、《支那論》、《中國史通論》、《中國史學史》等。光緒二十五年(1899)初秋，內藤湖南來到天津，並同北洋大學總辦王修植就中國的變法運動及北洋大學的發展狀況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對話。内藤記曰：
1899年9月16日談話如下：
王：昨天方君告訴我，先生遊至本地，鄙人還沒能盡地主之誼，就先承了您的雅意，鄙人深感歉意。我已經轉約了嚴先生，他一定會來的。
聽說先生是萬朝報館的主筆，平日的著述一定很豐富，是否都已經出版，能否讓我拜讀一下?
內藤：我一直從事報業，寫的東西很少出書。這次只帶來了一種，應當請你過目。不過，這書是用日文寫的，很遺憾沒有辦法得到您的指教(於是送給他一本《近世文學史論》)。另外還寫有《諸葛武侯》和《淚珠唾珠》，現在都沒有帶來。冒昧地問一下，貴國的時局應該從什麼地方著手，才能有起色?
王：政府的高官們，大都年老而倦於政務，肯定沒有改革的希望。依我看來，必須從百姓自己的團結做起。但是，我國人民不學習的人多，見識短淺，恐怕一時還談不上這些。
內藤：貴國的時局還有變法的可能嗎?
王：目前還說不到這些.大約十年以後，列強會頻頻緊逼，即便上邊不變，下邊也會變的。
內藤：變法的事情也不能隨意地談論。我國三十年來，通過變法建立了國家富強的基礎。但是從現在來看，政策措施不妥當的也不在少數。這一點，貴國人士應該有所鑒戒。不過我國人勇於追取而不善於守成，貴國則相反。追者退之，退者進之，不過我覺得，貴國人士現在還無暇討論守成吧。
王：您的見解確實高明。去年的各位君子的缺點，也正在知追不知退吧。
內藤：康梁二氏，我在日本見過他們。康氏義氣太盛，所以事情沒能成功。建立百年太平的基礎，重在培養人材。先生的職責已在這個方面，我希望貴國能等待百年之後的成效，不要在歲月之間急於求成。但是不知道貴邦十幾年後的狀態是什麼樣子，讓人憂慮啊。
本文開頭提到的方君，係指方若(1869～1954)，字藥雨，原名方成，字楚卿，祖籍浙江鎮海，後遷居定海，長年居住在天津，通日文，曾在《國闆報》擔任主筆，並在北洋大學文案兼教習。光緒二十八年(1902)，方若在天津日本領事館創辦的《天津日日新聞》當社長兼總編輯。“七七事變”後，方若又任天津治安維持會籌備委員，1939年任天津偽市公署首席參事代理市長。此人喜好詩詞，擅長繪畫，收藏很多古董石經。日本投降後被捕，不久釋放。
從以上談話中可以看出，王修植對清政府上層進行改革一事，持非常消極的看法，並認為列強“會頻頻緊逼，即便上邊不變，下邊也會變的”。王氏之預言，被後來辛亥革命的發生所證實。可見，王修植不愧為政治嗅覺敏銳的學者。
此外，對於北洋大學的辦學狀況，內藤湖南亦有清晰記載：
內藤：北洋大學堂，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優秀人才。不知道現在有多少學生，都有哪些學習課程?
王：我們大學堂的學生分八個班，每班三十人。從入學開始，共八年畢業。前四年學習一般性的基礎課，後四年分專業學習。專業課程有法律、工程、礦物、機械四科。我不懂西方語言，卻居於這個職位，實在是很慚愧。
用外語教工藝、製造等學問，事倍而功半。我國當今教育的方法，有這個弊病。這是全世界其他國家所沒有的。我以為，要辦教育，必須從翻譯做起。
內藤：譯書局已經撤銷了嗎?
土：北京的去年已經撤銷。現在上海的學堂裡，還有譯局。但是負責的人，是急於求成、追求名利的人。重點翻譯軍事方面的書籍，又是一個錯誤。近來嚴先生在天津籌晝設立譯局已經報給北洋大臣，還沒有批准。(14)
王修植的談話，將北洋大學的班級、人數及所開設的專業與課程，敍述得十分清楚準確，據此可以瞭解這所大學的規模及學生數量。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王氏十分強調在大學用外語教學。他提出“要辦教育，必須從翻譯做起”的理念。王氏的所謂翻譯，由上下文意來看，實際上是指教學活動中，應該注重把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介紹到中國來。這是一個長期接受封建傳統教育而深有悔悟學者的肺腑之言，在當時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由這樣的學者擔任北洋大學的總辦，是中國任何學校所無法比擬的。
四、留日學生黎科為天津大學創造了輝煌
北洋大學作為一所以傳播西學為特徵的新式學堂，在創建初期，即開始注意向海外派遣留學生。日本作為中國之近鄰，自隋唐以來，與中國有著頻繁的文化交流。日本從文字到習俗，都深深打著漢文化的烙印。但是，自從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全國上下奮發更張，面貌迅速改觀，國力日趨強盛，並且向海外擴張侵略。日本的巨大變化，使中國有維新思想的讀書人眼界大開，深受啟發，開始把日本當作效仿的榜樣。
戊戌變法失敗後不久，北洋大學率先向日本東京大學派遣了以黎科為代表的頭等、二等留學生各三名。這是來自天津的中國正規大學首批留學生，到日本的著名學府東京帝國大學就學。對於北洋大學早期派出留學生的學習狀況，在東京大學檔案館保存有文部省與該校商議安排中國留學生的比較完整的記錄。據日本文部省文書課明治三十二年(1899)第861號文件記載稱：
東京帝國大學總長理學博士菊池大麓殿下：
別紙所附稱，黎科及另外五名，係清國北洋大臣向我國所派遣的留學生，分别從事政治、法律、物理、化學、農工科等專業的學術研究。現在，該學生等於本學期，在上述有關學科中，與貴校相關專業同學，一道聽講學習。外務省迭次來文，並承貴校允准安排，故謹向外務省作此回覆。
文部省專門學務局長文學博士上田萬年謹致(印)
明治三十二年四月七日
原信附言：以上所述留學生聽講文件，正木秘書官此前曾致函九山書記官，進行具體安排。(15)
在文部省文書課明治三十二年第861號文件中，還以附件的形式，記錄了北洋大臣所派遣留學生的學歷及所學科目：
頭等學堂學生三名，分別為：
黎科，二十歲，廣東新會人；(16)
張煜全，十九歲，廣東廣州府南海縣人；
王建祖，二十一歲，廣東番禺人。
二等學堂學生三名，分別為：
張奎，十六歲，江蘇松江府上海縣人；
全邦平，十八歲，安徽徽州府黟縣人；
周祖培，十八歲，江蘇蘇州府吳縣人。(17)
對於北洋大臣向日本派遣的這批留學生在中國所屬學校、學歷，及其在東京帝國大學所學專業，明治三十二年第861號文件附件之二遗記載稱：
黎科，為天津大學一級生，八年英語修了，學習土木科；
張煜全，為天津大學二級生，八年英語修了，學習政治科；
王建祖，為天津大學二級生，八年英語修了，學習政治科；
張奎，為天津大學四級生，五年英語修了，學習應用化學；
金邦平，為天津大學預備校一級生，四年英語修了，學習農科；
周祖培，為天津大學二級生，三年英語修了，學習政治科。(18)
盛宣懷最早向朝廷提出的請求，是籌畫設立西學學堂，與一般國內傳統的書院多有不同，特別強調對西方科學知識的教學。因此，學堂設立初期，即聘請丁家立為西學總教習，還有一些在天津的外國人，亦加入了教學隊伍。在這些外籍專家的影響下，北洋大學一開始就採用歐美學制，將學生區分為頭等學堂及二等學堂，各為四年制。頭等學堂相當於大學本科，二等學堂則相當於預科。這種區分，在本文以上所揭示的日本文部省文書課記錄的黎科等六人的學歷、科目等檔案史料中，都得到了證實。(19)黎科等六人開天津大學向海外派出留學生之先河。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文部省檔案稱，黎科等六人均為天津大學學生，而不稱他們為北洋大學學生。這說明在當時(1899年)對外交涉的正式公文中，已經開始使用天津大學的名稱。此外，在天津大學所派的這批留日學生中，黎科列在首位，說明了他在這批留日學生中的突出地位。
以黎科為代表的這批留日學生，於光緒二十五年來到東京大學。在東京大學期間，他們除了刻苦攻讀之外，還時刻關注國內的政局發展。他們痛恨清王朝的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因此，黎科在東京帝國大學讀書期間，與沈翔雲等一起發起成立勵志會，“以砥礪志節為宗旨”，發憤為國為民作出貢獻。(20)當他們在東京遇到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以及自立軍的領袖唐才常之後，對於他們宣揚的革命宗旨頗為信服，並且親自參預其中，衝鋒陷陣，而後又成了留學生中的領導骨幹。
光緒二十六年，國內的義和團運動風起云湧，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起義也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以黎科為代表的留日學生，紛紛由東京返回國內，利用他們留學生的身份，積極參與了自立軍的活動。黎科曾與唐才常等一起，詳定自立軍會章，對各軍編制、軍官任命、募兵計劃、新兵訓練、起義後將發表的各種文告、官兵獎懲及紀律等各項，都作了簡明扼要的規定。黎科還和另一位留日士官生傅慈祥等人，以留學生的名義，與湖廣總督張之洞等接觸，試圖勸說他脫離清廷自立，未被張之洞接受。
八國聯軍侵佔北京之後，國內政局突變，義和團運動被慈禧等權貴出賣鎮壓。兩面三刀的湖廣總督張之洞，為討好清廷，一反從前猶疑不定的立場。(21)他昧著良心下令嚴厲處置涉嫌參加上海國會及自立軍起義的有關人員，於庚子七月二十八日派兵包圍設於漢口英租界的自立軍總機關，將自立軍首領唐才常與留學生黎科等人抓獲，並於次日將他們殘酷殺害於武昌紫陽湖畔。
黎科是天津大學最早派出的留學生中的傑出人物，他的英勇事蹟鼓舞了海外的留學生投身於反清革命，而他本人也成了革命黨人中的佼佼者。一個重要的事例是，在自立軍起義失敗後，革命黨人秦力山等繼承先烈遺志，在東京麹町區飯田町六丁目二十四番地出版了《國民報》，繼續宣揚推翻清廷的革命宗旨，“大倡革命仇滿學說，措詞激昂，開留學界革命新聞之先河。”在《國民報》編輯室中，四壁懸掛著自立軍庚子起義中英勇殉難的傅慈祥、黎科、蔡丞煜、鄭葆丞四烈士遺照。(22)據此可見，革命黨人沒有忘記黎科這位先行者。黎科的革命事蹟在其母校的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注釋：
①⑥《德宗景皇帝實錄》，卷374、368。
②《趙鳳昌藏札》，第45冊，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
③⑤上海古籍出版社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93～2696、2704～2711頁。
④孔祥吉：《戊戌維新運動新探》，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6頁。
⑥錢實甫編：《清代職官年表》，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953～1954頁。
⑦⑨⑩陳驤：《致鹿蘋賢侄函》，未刊稿。
⑧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傳》，中冊，民國排印本，第18頁。
(12)(13)天津：《國聞報》，第76號(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14)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31～32頁。
(15)(17)(18)(19)東京大學校史檔案室藏：《文部省往來文書》，明治三十二年。
(16)據《唐才質自立會庚子革命記》自立會志士事蹟志略記載：黎科字澤舒，廣東香山人，天津北洋書院學生，己亥東渡，入東京帝國大學肄業。冬間聞唐才常謀在武昌起義救國，毅然赴之，與唐同日就義。與日本《文部省往來文書》關於黎科為新會人的記载不同、應以日本檔案記载為確。
(20)(22)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88、97頁。
(21)張之洞對慈禧的兩面派態度，見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從東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與人物》，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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