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4期。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按照中国传统的话语, 这是一个大地生辉、普天同庆的伟大年代。70年来, 中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祖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团结一致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70年来, 中国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 在理论认识的深化、研究领域的开拓、成果的积累、队伍的壮大、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等诸多方面, 都取得辉煌的成就, 值得认真总结。这篇小文, 试对70年来中国史学行程的总趋势讲一点粗浅的认识, 就教于同行和读者。

一、新中国成立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传播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并在三四十年得到初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 在理论上和研究成果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定了基础。20世纪20年代前后,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介绍和阐释, 以及他署名李守常撰写的《史学要论》于192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1930年, 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成果, 在中国开辟了以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历史的道路。

第二, 在民族危难关头,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唤起民众、坚定民族自信心、坚决抗击侵略者的思想武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 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第三, 涌现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 他们的著作所产生的影响, 成为20世纪前半期最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 正如1946年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 (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八卷, 长春出版社, 2016年, 第1页) 所说:“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 他们自己曾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 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广泛传播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其标志是:

从思想上和理论上看, 掀起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潮。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陆续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列宁、斯大林著作的翻译、出版, 以及新型报刊的评介, 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撰文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等, 人们如浴春风, 感受到新思想带来的激动和力量。这里, 我引用白寿彝先生1981年在《从六十年来的史学发展说到对青年的教育问题》 (《白寿彝文集》第6卷,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48页) 所回忆的一段文字, 从中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的心境和全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他写道:

稍回想一下, 这30年,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并没有停滞不前, 我们不要只看见“四人帮”时期的那种情景, 还应该从解放初开始来看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发展。是不是这样根据历史情况来作判断, 还可以理解得多一点啊?建国初期, 我在学校里工作, 是做教师的。许多教师, 在解放前没有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个时候, 在解放后不久, 规模广泛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开展起来了。不少教师参加了学习, 而且是很认真的。一些教师在课堂上能够运用毛泽东同志的话, 很受同学的欢迎。教师本人, 对自己能够运用毛泽东的话和马克思的话来检查世界观, 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去对照一些问题, 深感这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有了很大的进步。事实也正是这样。但是如果从实质上看, 这还只是逗留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上, 真正的掌握马克思主义, 还不行。拿这个情况和今天相比, 我觉得是不是今天进步了, 大家可以研究。

这些实实在在的话语, 生动地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和特点, 也反映出了白寿彝先生本人的亲身经历, 因为他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较多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并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从研究问题的深度上看, 推动了对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辩难, 提高了史学界的学术水平, 提升了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理解和运用能力。这些重大问题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战争问题、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 以及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关系问题等。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许多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讨论,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史学界是不可能提出来的。这是因为, 史学工作者在学习了唯物史观后, 于潜移默化中逐渐从朝代史的束缚下解脱出来, 对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产生敏感和兴趣, 这是中国史学界在20世纪的一大进步。同时, 在讨论和辩难中, 史学工作者意识到, 要想说明自己的观点和认识, 材料固然重要, 但没有一定的理论修养显然是不够的, 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对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重要的是, 这些讨论、辩难所积累起来的成果, 以及众多学术专著中对这些所得的种种不同的反映, 成为人们深入认识中国历史的依据或参考, 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我始终认为, 没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些讨论和辩难, 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因此, 中国史学界不应当忽略、更不应当否定这些讨论与辩难。

从史学队伍的壮大来看, 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 显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勃生机和广阔前景。一般说来, 学术中的讨论、商榷、辩难, 不仅能推进学术的发展, 而且也是培养、锻炼新生力量的机会和路径。以关于中国古代史领域的讨论为例, 当年的参与者漆侠、宁可、王思治、朱绍侯、胡如雷、林甘泉等, 都是中青年学者, 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所显示出的学养和造诣, 同他们直接参与上述有关重大问题的讨论是有密切关系的。

当然, 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史学发展, 也走过一些弯路, 即“左”的政治思潮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态度, 对史学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从实事求是的观点和态度来看,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的、完整的科学体系, 人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学懂它和正确地运用它, 任何简单的做法都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 甚至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而“左”的思潮极易导致教条主义和简单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因此, 在有关上述重大问题的讨论中, 以及在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各个领域, 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如对马克思主义某一论点或断语的夸大和误读, 对某一历史材料之作用与价值在认识上不同的解释等, 确实是存在的。这种情况不仅无益于讨论各方的论点走向接近与共识, 反而又容易产生新的歧见。这就给史学未来的发展造成了障碍, 而克服这些障碍, 则需要史学工作者付出更多的努力, 尤其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史学反思

“十年动乱”史学成为重灾区, 从整体上看, 已无史学可言。“四人帮”鼓吹的“儒法斗争史”, 不过是打着“史学”的旗号而推行其反动政治的手法罢了。可以说, 中国史学前进的步伐停滞了十年之久, 而极少数的史学家不得不转入“地下”从事研究工作。

1978年10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思想上获得新的解放, 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不论是为了继续已有的研究, 还是锐意开拓新的研究, 中国史学界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是批判“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的践踏, 以及炮制的“儒法斗争史”之类的骗局;二是清算“左”的思潮在史学领域造成的危害, 以明确新的进取方向。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任务。

1986年, 我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中国史学上存在五次“反思”的观点, 并被六七家报刊转载。此后, 我就这一观点应邀请作了公开讲演。2015年, 我在《史学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了《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一文, 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论述, 抄录如下:“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其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是, 20世纪七十年代末, 中国的政治形势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意识形态领域则是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其时代特征。于是, 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之后, 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从‘万马齐喑’的状态一下活跃起来, 几乎每一个学科或学术领域都在思考自身的发展道路。一般来说, 思考的核心问题有两个重点:一是‘四人帮’对这个学科或学术领域的干扰和破坏, 二是这个学科或学术领域在‘文革’前十七年中的经验、教训。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重点, 前者是对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的清算, 后者主要是关于学术上的正确与偏颇的检讨。这样一个严肃的同时也是生动活泼的历史局面, 是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其起点, 因为它唤起了人们的自尊、真诚、信念和热情。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这次反思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 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性, 可以看作是学术群体的反思;第二, 它以重新学习和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目标;第三, 它要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许多史学家如侯外庐、尹达、刘大年、白寿彝、尚钺等老一辈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次反思的重大意义, 是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今史学多种观点和不同方法竞相发展的形势下, 继续居于史学的主流地位, 并创造出新的成就。”

所谓“第五次反思”, 是从史学史上作贯通古今的考察, 即把刘知幾、章学诚、梁启超、李大钊及其代表性著作, 视为前四次“反思”, 他们之间或有时代的不同, 或有性质的差别。对于这次“反思”的代表性成果, 我们可以以几位前辈史学家的论述为标志。首先, 关于总结经验教训问题。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年, 第359页) 着重指出:“‘四人帮’反党集团以历史的名义捏造历史, 以毛泽东思想的旗号篡改毛泽东思想, 以影射史学罗织别人罪名”的反革命伎俩, 肆意践踏史学的尊严, 造成前所未有的恶劣影响。其次, 关于正确地、全面地理解和坚持、运用唯物史观问题。尹达《关于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在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学术报告》 (《尹达史学论著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89年, 第384页) 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是统一的、有机的整体。”“我们不要为一时的现象所迷惑, 一定要学会完整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加以消化, 变成自己的思想、方法。这样, 才能避免左右摇摆, 保证我们的史学研究坚持正确的方向, 取得科学成果。”再次, 关于怎样进一步发展中国史学。侯外庐指出, 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当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和奋斗目标, 那就是:“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所谓‘民族化’, 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 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做统一的研究, 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 (《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 人民出版社, 1987年, 第18页) 刘大年《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讲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的贡献时, 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潮流不断发展前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必须跟上时代步伐, 不断发展前进。这要求我们做好许多工作。了解先驱者们的成就, 吸收他们留下的遗产, 是那些工作中的一个部分。只要以往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是表现出了巨大生命力的, 那么, 现在和今后, 按照新的条件, 坚持这种结合,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是长青的。先驱者们的工作不会一旦遭到白眼而速朽。” (《刘大年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第302页) 上面所举的这些论述, 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史学反思的标志, 反映了史学的时代特征:反思与进取。

经过深刻的反思, 拨乱反正, 中国史学更加明确了方向, 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视野开阔了, 研究领域拓展了, 中外史学交流日益加强了, 新问题、新材料、新成果不断涌现出来。自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最初十几年中,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史学成果出版最多的时期。尤其是21世纪初启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计划的实施, 对提升历史学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水平发挥积极作用, 收到预期的效果。

这个时期, 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出现了一股“史学危机”的思潮, 但在史学发展的洪流中, 这一思潮自然也就慢慢“退潮”了。这个时期, 有大量的外国历史著作, 不同史学流派的观点被引进国门, 对活跃中外史学交流、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成果, 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 也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中国史学怎样显示出自身的特点, 怎样在中外史学交流中显示出自身的话语权, 这是需要史学工作者深长思之并作出回答的。

三、新时代与中国史学的新前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道路上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中国史学面临许多新任务, 这样几项任务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 对丰富的史学遗产作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加快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吸收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 逐步建立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这方面, 我们确有许多工作要做:一是认真地清理史学遗产, 继承其中优秀部分, 并按一定的类例作细致的梳理。二是对史学遗产中这一部分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发掘那些可以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结合、融汇的部分, 使古今有所关联。三是进一步总结、提升、充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就, 突显其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 积极参与同外国史学平等对话。

第二, 新时代中国史学以更加理性的观点对待外国史学, 应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 即一不排斥, 二不盲从。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 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 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 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 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这就是说, 我们讲民族性一定是同时代性相结合的, 我们讲世界性一定是与民族性相联系的。这样, 中国史学同外国史学的关系, 逐步可以做到“中中有外, 外在中中”。这是中国史学前景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 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中国自古有“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 (《尚书·五子之歌》) 的观念, 此后, 民为国本的思想在不同的时代均有所表现。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见《资治通鉴》书末, 中华书局, 1956年, 第9607页) 称:一部《资治通鉴》主要是写出了“关国家之盛衰, 系生民之休戚, 善可为法, 恶可为戒”的历史大事。这是从历史撰述上表达“民本”的典型一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 第1031页)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 应当明确地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本观在当前的表述,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核心之一。

第四, 进一步确立史学服务于社会的史学观。中国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 这一传统在新时代有了新的发展。习近平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希望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立时代之潮头, 通古今之变化, 发思想之先声, 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 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 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作出贡献。” (《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 这是对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历史观、方法论以及学科建设、社会作用、人才培养等, 都提出了明确的目标, 也是对新时代中国史学新前景的憧憬, 全国史学工作者将为此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