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末正统汉学家的学术二重性（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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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6-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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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门户观念与调融汉宋
汉、宋调融是晚清学术的基本趋向，岭南汉学宗师陈澧也力主调和汉、宋，他认为：“合数百年来学术之弊而细思之，若讲宋学而不讲汉学，则有如前明之空陋矣！若讲汉学而不讲宋学，则有如乾嘉以来之肤浅矣！况汉、宋各有独到之处，欲偏废之，而势有不能者。” 他任学海堂学长十多年，晚年主讲广州菊坡精舍，“以经史及汉魏六朝唐宋诗文教士”，被晚清学人看作“沟通汉宋”“补偏救弊”的代表人物。他将学术心得传之后学，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今文学派也有影响。
晚清学者对陈澧调和汉、宋的学术路径不乏评论。叶德辉的弟子云：其师论学“大旨以黜异学、扶孔氏为己任，书中皆为攻康、梁而作。……吾师平日治学本不主持门户，并世经师亦颇推重东塾，惟不喜其调停汉、宋之说，故间与诸子论学，别白其是非。世儒不知，以为有薄视东塾之见，非吾师意也。” 后世重视叶德辉对东塾调融汉宋的批评，至今仍有人认为，汉学深厚者如章太炎、刘师培，乃至以“杂学”见称的叶德辉对调和汉、宋的取向均不以为然。
其实，嘉道以后汉学深厚者如黄式三、黄以周父子，绩溪胡氏都有调和汉宋的言行。清末古文家如王先谦、叶德辉、章太炎等人门户观念较深，对康有为等今文家颇多讥刺，对调和汉、宋者陈澧也有微辞，但均有特定的语境和针对性，实际上他们基本认同于调和汉、宋潮流，且在考据研究中兼治义理。而王闿运、张之洞等注重学术调融者更是兼治汉、宋。
首先，他们肯定宋学长于义理、汉学长于考据，主张兼取其长。任诂经精舍山长达30年之久的俞樾传承乾嘉汉学，也是晚清比较正统的汉学家，但他并不排斥义理，他承认：“世谓汉儒专攻训诂，宋儒偏主义理，此犹影响之谈，门户之见。其实汉儒于义理亦有精处，宋儒于训诂未必一无可取也。……合汉、宋而贯通之，使空疏者不至墨守讲章，高明者亦不敢拾（毛）西河唾余，轻相诟病，于学术士风非小补也。” 俞樾于宋学家曾国藩有知遇之恩，学术上受其影响。他又与宋学家朱琦、今文家宋翔凤交往密切。故俞樾虽推崇汉学，也在一些方面、尤其是伦理道德观念上兼采宋学。
当然，俞樾看重的宋儒“训诂”主要着眼于“四书”、尤其是《论语》的校注，而汉儒的“义理”也主要是何休的公羊学。他认为：“《三礼》之学必以郑氏为宗，《春秋》之学必以公羊为主。”“至于《易》则汉学、宋学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宋人）说经深得孔子《系辞》之旨。夫孔子《系辞》言义理者十之八九，言象数者才十之一二而已。然则以义理说《易》，孔氏家法也，安见荀、虞之是而程、朱之非哉！” 因兼采义理的需要，他重视公羊学。他说：“《春秋》一经，圣人之微言大义公羊氏所得独多。……愚因孟子之言而益信公羊家託王于鲁之说，故具论之以告世之治《春秋》者，彼范宁、杜预之徒乌足以知之！” 俞樾是古文家，却推重何休的公羊学。这种态度体现了汉学主流折衷汉宋、讲求义理的趋势。总的来看，俞樾治经仍偏重古文，且对公羊家的一些观点并不赞同，如否定《春秋》“讥世卿”的说法、强调“夷夏之辨”等，晚年更是与龚、魏、康等公羊家立异。俞樾的义理之学虽不完备，而兼容义理的态度对后学影响较广。
张之洞有宋学造诣，而崇尚古文经学。他曾明确指出：治学“宜讲汉学。汉学者何？汉人注经、讲经之说是也。经是汉人所传，注是汉人创作，义有师承，语有根据，去古最近，多见古书，能识古字、通古语，故必须以汉学为本而推阐之，乃能有合。以后诸儒传注，其义理精粹足以补正汉人者不少，要之，宋人皆熟读注疏之人，故能推阐发明。” 同治十三年，他拟定的尊经书院《学约》云：“大要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汉学岂无所失，然宗之，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学非无所病，然宗之，则可以寡过矣！至其所短，前人攻之，我心知之，学人贵通其论，事理也贵心安，争之而于己无益，排之而究不能胜，不如其已也。” 张氏弟子称乃师“学术兼宗汉、宋，于两汉经师，国朝经学诸大师及宋明诸大儒，皆所宗仰信从。汉学师其翔实而遗其细碎，宋学师其笃谨而戒其骄妄空疏，故教士无偏倚之弊”。 张氏不偏一家，于汉、宋之学取长补短，注重实证研究，而又贯通义理。
王先谦治学重古文经，却不完全排斥今文；尊汉学，又讲求宋儒义理。王氏的“内圣”功夫几乎完全来自宋学，他主张象朱熹一样读书治学、检摄身心，而非空谈心性：“为学所以明心，所以养心。……《大学》言诚正必先格致，夫子文章可闻性道，不言自明，得力只是好古敏求。朱子为道学之宗，其读书一字不放过，未尝空谈性命也。宋儒以后理学家书亦宜博览明辨，既究知学派源流，愈以检摄身心，归于定静。朱子《近思录》、刘氏《人学》二书，言约旨深，尤当时置座右。” 显然，王先谦汲取宋学，与晚清汉学家调融汉宋的潮流一致。
叶德辉“十岁读《四书》毕”，从其父读《说文解宇》，“又日课《资治通鉴》、《朱子名臣言行录》一二翻”，17岁就读于岳麓书院。故他自称“本习宋人书”，可谓深受宋学熏陶。 叶氏中进士后，与乡贤王先谦晤谈，王劝其治经学，于是叶氏治学由宋转汉。后来叶德辉称：“回思此三十年著作等身，皆出公提撕之力，又实平生第二知己也。” 对葵园的铭感之情溢于言表。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在于版本目录学，具有乾嘉遗风。他主张兼取汉、宋之长：“考据无如汉人之精，义理无如宋人之专。学者当求吾学之通，不当求古人之合，此为人为己之界也”。“微言大义，后世义理之学所本也；名物训诂，后世考据之学所本也，二者不可偏废。盖不通名物训诂，无由得其微言大义”。 基于此，他认为汉学之要在讲求经义，而宋学重在实行：“鄙人有言，许郑之长，在通贯经义；程朱之长，在敦行践履。苟曲墨守之见，与言心、言性之辞，皆汉、宋之纷歧，吾辈所当力戒。又平生志趣所向，在东汉、北宋诸贤之间。” 这与晚清调和汉宋者（如陈澧、皮锡瑞等人）并无大异，并无非议汉宋调和的含意。
叶德辉虽对皮锡瑞讲学不无异议，而答皮氏书云：“公之学问兼通汉、宋，鄙人之学问则并汉、宋而亦忘之。”又云自己被视为尊汉斥宋乃是误解，“不谓通识如公，其视拙作亦蹈斯病。” 当然不能说，叶氏治学已忘汉、宋界线，但至少没有凸显门户观念，加剧汉、宋对垒。直到民国初年，以叶德辉为首的湖南经学会仍宣称：“经学以发明义训、通知世用为本，不分汉、宋门户，亦不拘守乡里私学小派。”
其次，他们明确反对汉、宋相争。张之洞认为，汉、宋本有相通之处，各有优长，无论宗汉宗宋，不必相互诟病。他告诫士子：“为学忌分门户。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末忘本，遂相诟病，大为恶习。”又强调：“愚性恶闻人诋宋学，亦恶闻人诋汉学，意谓好学者即是佳士。无论真汉学未尝不穷理，真宋学亦未尝不读书，即使偏胜，要是诵法圣贤，各适其用，岂不胜于不学者！” 调融汉、宋的主张鲜明可见。张之洞对方东树攻讦汉学非常反感，其徒缪荃孙云：“南皮师云植之本属汉学，后自揣不能胜诸家，故反用之以猎取名誉，为温饱计。” 王先谦也在江、浙的汉学氛围中明确反对汉、宋相争，而肯定汉、宋调和为“必然之 理”：
国朝儒硕朋兴，纂著之盛，实能洞达阃奥，修起废坠。……虽其间学人
所得大小醇驳，各有不同，然前明空疏浅陋之风，庶乎涤荡尽矣。中兴而后，
斯道益章，海内人士，咸知崇厉实学，以空腹高谈为耻，视乾嘉之际执汉宋
学齗齗相辨论者，固不侔矣。闻道而大笑，积久而后信，亦必然之理也。
这种倾向也见于王氏对清代文学派别的评论。他认为桐城派宗师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一书继往开来，厥功最钜，当家置一编，永为圭臬”。又云“桐城、阳湖本出一派”，“学者慎毋自方隅，强分宗派”。 他重视姚鼐并不完全基于文学或曾国藩的因素，而包含肯定其学术造诣的意义。他说：自康熙以后，“鸿生巨儒，逞志浩博，钩研训诂，繁引曲证，立汉学之名，诋斥宋儒言义理者。惜抱自守孤芳，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一阙，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故其为文，源流兼赅，粹然一出于醇雅”。 他明确肯定姚氏义理之学的积极作用。瞿鸿禨颂云：“公之学，湛深于义理，而兼综考据，发为文辞，渊实骏迈，动与古合，而光气高朗，雄视一时，自经、史、诸子百家、传记以及国朝掌故、中外方舆，靡不研讨编摩，旁通交畅。” 这虽不无溢美，却反映王氏基于汉学而兼采义理的取向。
其三，在调融汉、宋的潮流中，他们以不同形式讲求义理之学。张之洞肯定汉学而寻求义理，曾谓“通经贵知大义，方能致用。” 张之洞总结洋务思想的《劝学篇》“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诚如一些论者所说，《劝学篇》既有忠君卫道的守旧色彩，也有开新求变的一面，又反映张氏学术的调融思想及清代主流学术的会通意识。张之洞认为“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守约必自破除门面始”。他列举的经学必读书目，“《论》、《孟》、《学》、《庸》以朱注为主，参以国朝经师之说”。而“五经”注解既有古文家陈奂的《毛诗传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又有今文家孙星衍的《周易集解》、《尚书今古文注疏》，孔广森的《公羊通义》。而于《孟子》“焦循有《孟子正义》可资考证古说，惟义理仍以朱注为主”。 张之洞不仅兼采今、古文经学，而且将朱子义理置于首要地位。置重宋学的特色增强了张氏治学的伦理化取向，他所谓“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的主张基本反映了宋学家的思想特征。他关于“中体西用”的理论总结也非一般汉学家、尤其是古文家所能完成的。
王闿运兼治今古文经而偏重今文，先后执教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和南昌江西大学堂，弟子上千，具有一定影响。王氏既讲求经学的义理心得，又重经世致用。他推崇《春秋》笔法，认为“《春秋》者，礼也。礼者，例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词则孔子有焉矣。一予一夺，不出一字。一美一恶，不嫌同词。非夫聪明睿智，从心而不逾矩者，其孰能当之而不乱乎。且夫天不言而四时行，百物生。《春秋》不事而人事洽，王道备。” 王氏对《春秋》的“微言大义”阐述不多，而好笺注儒经，如云“二年以来，作《书》疏廿八篇。发明大义，仍兼训诂。最佳者论殷顽民，及《高宗》、《微子》疑义，解《洛诰》两‘咸秩无文’之异，自谓过于伏生。” 王闿运经学成就不如自许之高，而不囿于前人注疏，欲自成一家，清季有人讥其“好逞臆见”，体现了王氏“发明大义”的主观愿望。
葵园弟子苏舆在戊戌时期追随师说，将保守学者攻击维新派的言论编为《翼教丛编》。所谓“翼教”，首先是思想交锋。苏舆坚信“阴阳不易者也，君臣、父子、夫妇之伦，亦不易者也”。 故他对维新派今文学蕴含的近代思想排斥不遗余力。不过，苏舆的思想抵抗主要体现在重释儒经。针对晚近今文家偏重阐发何休而忽略董仲舒的局面，他撰《春秋繁露义证》，考释董仲舒的《春秋》学。该书汲取了孔广森、凌署等人的公羊学而又不乏己见。晚清经学家诠释儒经的路向不一，今文家有所谓“微言”派与“大义”派之分。常州学派及龚、魏和后来廖平、康有为等人被视为偏重“微言”，重视“三统”“三世”说；孔广森、凌署等“大义”派则不讲“三统”“三世”。实际上，两者区别主要是讲求义理的程度不同。苏舆的经学门户并不鲜明，既师法古文家王先谦，一些看法坚持古文家的立场，又研究今文学名著《春秋繁露》。他说：“近人好言微言，不知微言随圣人而徂，非亲炙传受，未易有闻，故曰‘仲尼没而微言绝’。若微旨则固可推而得之，而一以进善绝恶为主，非必张皇幽渺，索之隐怪也。本书‘微’字屡见，反覆求之，不越二类。若夫三科九旨，则读《春秋》之条例。毖纬图谶，别为一学，非圣人所谓微言。故吾以谓今日所宜讲明者，唯有大义。” 象正统汉学家一样，他主张讲《春秋》“大义”，而反对龚、魏、康等人发掘“微言”的取向。
事实上，苏舆并不象孔广森、凌署那样专重文字考据，而重视阐述义理。苏舆的“义证”多援引宋学，如释董氏“《春秋》，义之大者也”一句云：“《春秋》以立义为宗，在学者善推耳。……程子云：‘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贬善恶而已。至于经世大法，则未之知也。《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奥义，时措咸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 苏舆对《春秋》的基本评价与宋儒并无不同。在儒家典籍中，“夷夏之辨”是最重要的“《春秋》大义”，也是历代经学或儒学的主题之一。苏舆认为：“中国夷狄之判，圣人以其行，不限以地明矣。然《春秋》于中国、大夷、小夷，各有名伦，不相假借，抑又谨于华夷之防。董子两明其义。宋胡安国诸人，以为《春秋》专重攘夷，固因时之论，得其一端矣。” 既重华夷之分，又不以地域界定华夷，这是清代《春秋》学的主流思想。苏舆为《春秋》作“义证”，既有汉学的考据特征，又象宋儒一样重视夷夏主题。而且，所谓华夷之判“以其行”而“不限以地”，其中蕴含今文家“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见解。思想保守的苏舆非但没有摒弃今文经学，而且重视释义，试图以自己的今文学代替常州学派及龚、康等人的公羊学。
较之一般古文家或孔、凌等今文家，苏舆的《春秋》学更具有思想性。他与陈澧的学术观点不无分歧，对康有为等人发掘的“微言大义”批评尤多。他认为“《春秋》为立义之书，非改制之书”。 他释《春秋》所谓“素王之法”：“素犹空也，孔子自立素王之法耳，非敢自谓素王。此语最明。说者造为素王素臣之说，郑氏《六艺论》又云：‘孔子自号素王。’谬矣。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已斥之。”“是汉世儒者并以《春秋》为一代之治，盖后人尊孔以尊王之意，非孔子所敢自居也。” 可见，苏舆虽治今文经，却汲取了古文经学的思想，并以此否定康有为的观点。实际上，无论是康有为，还是苏舆，其《春秋》学均蕴含思想主张，虽然思想不同，学术特色却大同小异。
叶德辉发扬儒家笃实履践的传统，主张“治学惟求其实，渐而求其通，拘墟之见，门户之争，殊可不耗心力”。 他凸显宋儒的“敦行践履”特性，摒斥“言心、言性之辞”。他说：“故学无论汉、宋，惟求其实，汉无论古文、今文，宋无论为朱为陆，惟求其是。” 叶德辉主要不是通过“兼采”，而是以 “重释”来调融汉、宋。叶德辉虽对发掘“微言”有所保留，却自称：“故吾不言微言而言大义，大义虽乖，可以随时匡正。”他将自己归属于经学“大义派”。但叶氏所讲“大义”没有新意，主要是儒家的伦理纲常，如谓：
《易•系辞》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序卦》
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
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此《易》之大义也。……《论语》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此《诗》之大义。
这类“大义”带有宋学的思想特征，反映正统汉学家在经学考据中融入了宋儒义理。当然，他们有时阐发的“大义”偏重于“春秋大义”，尤其是针对西方列强的华夷之辨。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叶德辉对晚清调和汉、宋的代表人物陈澧及今文学派颇多微辞，自称“余向来治学不专守一师之言，教人亦不偏执一己之说，惟于（公、左）二传之义因其关系于近日之利害者钜，故有不能已于言者”。“公羊之学，以之治经尚多流弊，以之比附时事，是更启人悖逆之萌”。 今文家讲求“微言大义”，甚至象康有为、皮锡瑞那样在兼采汉宋的旗帜下传播新思想。故叶德辉揭开维新派今文家的学术外衣，攻击“特微言大义可以比附近事，故藉此以行其私”。 他攻击今文经学虽包含门户观念，反感一些今文家臆解儒经，却主要“因关系近日之利害者钜”，即与维新派的思想对立。他在民国初年仍认为：“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宋翔凤倡为今文之学，摭拾西汉残缺之文，欲与许、郑争席，至康有为、廖平之徒肆其邪说，经学晦而清社亦因之而屋焉。追原祸始，至今于龚魏犹有余痛。” 叶德辉着眼于政治影响来评论今文学的得失，甚至夸大其辞地将清亡归咎于今文之学。但事实上，他并未完全否定今文学本身，曾云“仁和龚定庵先生以旷代逸才，负经营世宙之略，不幸浮湛郎署，为儒林文苑中人，此非其生平志愿所归也”。 这种矛盾现象恰恰体现叶德辉与康有为、皮锡瑞的政治对立和思想冲突，而主要不是学术之争。
皮锡瑞在南学会讲“学术”时，不免遭受空虚、附会之类的责难。对此，为了避重就轻，为其新思想辩护，皮氏致叶德辉书云：南学会“讲学是宋人规模，只可讲大义，不可讲训诂，弟所学本兼汉、宋，服膺亭林、船山之书，素主变法之论。今讲已十余次，所说非一端，其大旨在发明圣教之大，开通汉、宋门户之见。” 皮锡瑞以兼采宋学的名义来传播维新思想。在此语境中，为了“正本清源”，叶氏对调融汉、宋的主张不无微辞。
在这场学术掩盖下的思想及政治冲突中，维新派学者大体主张调和、息争，从而推广新学，实行新政。正如当时《湘报》所云：“中国学问，多分门户。汉、宋有争，汉与汉有争，宋与宋有争，争之不已，贻误后人。然彼无事时犹可也，祸延眉睫，仍袭故智，门户分则党援判，党援判则有益之事，掣肘难办。”因之，他们主张“新学旧学，各顺公理，化其私见”，勿“与新学新政为难”，以保种保教，救亡图存。 与此相反，保守者叶德辉则反对隐含思想及政治分歧的学术调和。戊戌政变后，叶德辉更强调：“凡事有调停之见，必无是非之心。今之调和汉宋与夫新旧解纷者，譬如两造比邻而居，终日阋墙，决无休息之理。况乃引之同居共爨，其有不寻征讨者耶？” 他在戊戌政变之后，把汉、宋与新、旧之争相提并论，贬低调和的意义，明显针对维新派的新学，或掩盖于宋学之下的新学。其实质在于以“是非之心”，彻底打击维新派及其思想学说。
叶德辉对学术史的评议基本没有反对调和汉、宋。他对陈澧治学不无微辞，又说陈澧的《汉儒通议》“有未恰”，看似“不喜其调停汉、宋之说”。但叶德辉批评陈澧，主要是针砭皮锡瑞。皮氏讲学时，曾谓考据之学由朱子启之，而方东树对此“全不了了。陈兰甫作《汉儒通义》，意在和同汉、宋门户，而主张汉学者，议其不应强作调人”。 早已不满南学会讲学的叶德辉，在批评皮氏学术思想、贬其学术来源时，自然对陈澧有所批评。但他肯定《东塾先生遗书》“平实贯通，无乾嘉诸君嚣陵气习。始知盛名之下，公道在人，众口交推，良非虚溢”。他对陈澧的不满集中于《汉儒通议》钩沉汉儒性理之说，认为“盖性与天道，圣门且不可得闻。此事本非汉儒所究心，何必为之分门别类？” 这基于他与陈澧对汉、宋之学的不同理解。在他看来，理性之说虽为宋学主题，却非汉儒义理。这种认识与清代汉学家的主流观念基本一致。
叶德辉不赞成《汉儒通议》以今溯古的做法也有现实针对性。晚清学者从后世推测古学的做法相当流行，一些议论不免捕风捉影。康有为的“新学伪经”、“孔子改制”说更为典型。叶氏在这方面非议东塾，包含针砭晚清学术时流的意味。同时，他也对陈澧的学术渊源阐明己见，不赞成陈澧“师法亭林”的说法。他认为：“亭林之世，无汉、宋，则有意兼通汉、宋者，不得谓之师法亭林。东塾之学，本出仪征，何以微变其旨？盖由乾嘉诸儒晚年亦侵宋学之故也。戴东原之《原善》、孙渊如之论先天卦位，仪征之《释心》、《释性》，皆明避宋学之途，暗夺宋学之席。” 从兼采汉、宋的取径而言，陈澧继承了乾嘉以来（尤其是阮元）调融汉、宋的趋向，与清初顾炎武有所不同。叶德辉没有全面考察东塾学术来源，但评论的重点不在反对调和汉、宋，而在批评康有为、皮锡瑞等今文家的学术正统性。叶德辉所谓汉、宋相争起于戴震、盛于江藩的说法也是陈述事实，并无赞赏戴、江之意，他并且感慨“有汉学之攘宋，必有西汉之攘东汉，吾恐异日必更有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者矣！” 言语之中流露出对戴震等人“攘宋”及晚清今文学的不满。无论叶氏是批评今文学，还是贬抑汉、宋调融，其主要意图均是排斥宋学掩盖下的新思想。
总的来看，叶德辉并未脱离调融汉、宋的潮流。叶德辉治学不乏己见，自视也高，于乾嘉学者及同时人物偶有揶揄。其弟子云：“当代老师如陈东塾澧、俞曲园樾、王湘绮闿运，吾师皆有微辞，而于湘绮之尤力。王阁学先谦与吾师最称莫逆，每著一书必就商再四，辄以不合，各行其是。” 叶德辉且认为：王先谦治学“不出桐城古文范围，于经学有中年出家之弊”，王闿运“乃六朝文士，不足当经学大师”。 他对湘学前辈尚且如此，对其他学者（如陈澧）偶有评议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也说明，以杂学见称的叶德辉对他人的学术评议，未必完全准确，也未必可为他人学术作定论。
清末正统汉学家并非毫无门户观念，对调融汉、宋的倾向也有所保留，但事实上又以不同形式调融汉、宋，基本上认同于晚清学术新潮。这是他们学术趋新的重要方面，较之汲取西学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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