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汉学

━━清末民初学术传承的再探讨

            （资料来源：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主办《近代文化研究》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清末民初，[1]学术格局较之19世纪已有显著变化，研究者一般注重近代学术“变”的特征。但近代学术始终有不变和传承的一面，清末士人仍研习传统的典籍，传统的汉学和宋学仍在民国大学的讲坛传授。当然，传统学术流派之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学术词语，如影响深远的 “国学”。清末一些学者提倡、阐述国学不遗余力。直到民国初年，国学一词仍广为流播。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学热潮亦未完全消退。其后，“国学”一度消失，却在20世纪末年出现复活，由大学校园而波及社会。清末民初的国学包含丰富的学术内涵和思想色彩，汇集多种学术源流。近年来，研究者对其思想内涵、尤其是民族主义背景比较重视，对于国学与西学的关系也不乏论述，而对国学的学术基础注意不够。

从主要内容来看，近代所谓国学是指“中国传统的学术”，基本内容则是关于经、史、子、集的研究和诠释，可谓与清代汉学一脉相承。国学与汉学不能完全等同，但很大程度上传承汉学。国学的研究方法、基本内容和学术精神主要根柢于汉学，体现了清代实证学风的延续和发展。本文主要梳理清末民初国学与清代汉学的关联，进一步认识国学的学术属性。

                   一    清末国粹派与官方的国学

  中国古代所谓“国学”，乃指“太学”，即国立学校。“古者学有二：曰乡学，曰国学。国学亦有二：曰大学，曰小学。”[2]又《礼记•王制》记述殷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判宫”。而周制则“大学在国，小学在郊”。殷周时代，天子施教劝学已有专门场所，后人称为国学。一乡之士所入谓之乡学，一国之士所入谓之国学。后世儒经注疏立于国学，成为正统地位的象征。古代“国学”意近学校，而非学术流派，清代士人仍沿袭此意。秦汉以前，学术以“教”或“家”名之，而不称“学”。西汉末年，刘歆作《七略》，始称文字训诂的研究为“小学”，于是有“学”之名，此后有了经学、玄学、理学，等等。

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最早出现于戊戌维新时期，比人们注意而且阐述较多的国粹派国学更早。国学用来指称一国固有的学术，乃是借鉴了日本的学术语言。19世纪末，在西学和“欧化主义”刺激下，日本思想界出现了提倡国粹、国学的言论，也有了研究本国学术文化的国学家。对于有关中国的研究，日本学界一般称为“支那学”。这自然感染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从现有资料来看，至迟在戊戌前夕，国学一词已经传入中国。屠仁守撰文驳《时务报》所载严复的《辟韩》一文，提到《东华杂志•汉学再兴论》中日本学术界有“国学勃兴，将压倒西学”的说法。[3]在戊戌新旧之争中，日本学者的见解成为保守士人排拒西学的根据。不过，他们仅知国学一词，尚未从学理上、思想上加以阐述。几年后，有关国学的言论渐多，但多出自维新派、国粹派等趋新人士，国学因之获得新的思想内容。[4]

国学的兴起虽与日本学术思潮不无关系，却有本土历史文化根源，可谓“中学”的继承和发展。国学受西潮冲击而引发的民族主义思潮推动。20世纪初年，统治者在内外压力下，开始举办新政，士人群趋西学，出洋留学成为热潮。在更新与西化的趋势中，中国学术文化正经受着凤凰涅槃式的阵痛，深受传统学术熏陶的士人也经历着思想和心理上的地震。在西学的刺激下，发现、重释中国学术文化的价值，重建民族自信心成为清末士人的主要忧思，国学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凸显出来。

    流亡海外的维新派人士虽重西学，却不忘阐发传统学术。康有为的孔教论，梁启超对传统学术的阐释都是这种努力的体现。早在戊戌之前，梁启超便认识到风气渐开之后，“守旧之不敌开新，天之理也”。他认为“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忘之为患。”[5]梁氏这一思想后来多年未变。1902年秋，梁启超曾与黄遵宪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黄氏主张先作国学史，回信说：“《国学报》纲目体大思精，诚非率尔遽能操觚，仆以为当以此作一《国学史》，公谓何如？公言马鸣与公及仆足分任此事，此期许过当之言，诚不敢当。然遂谓无足任分撰之役者，亦推诿之语，非仆所敢出也。”他认为，保存国粹、光大旧学虽属必要，但中国学术深厚博大，不必如日本那样着意提倡。[6]梁启超可能因此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在忙碌的办报、“勤王”活动中，也未能写出“国学史”。但他一面大规模输入西学，一面阐述传统，提倡国学。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了一些阐扬中国学术思想的文章，而1902年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他把国学与西学看作相得益彰、不可分割的整体：

近顷悲观者流，见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

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

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

学，然后能收其效。……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7]

在西潮冲击下，梁启超仍对国学充满信心，但鉴于青年学生转趋西学，他主张青年应有国学基础，能够像严复那样收传播西学之效。梁氏未对国学概念进行阐述，但他在欧化潮流中倡导国学，视国学为输入外国学术的基础，体现了对“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敏锐认识。1903年，《新民丛报》发表《游学生与国学》一文，认为“国学与爱国心相通倚者也。”“真爱国者必使吾国之历史、之现状、之特质日出于吾心目中，然后其爱乃发于自然。”而留学青年去国日远，疏离了祖国的历史文化，爱国心也必然随之消退。再则留学归来后，又必须尽瘁于祖国，“或输入其理想焉，或整顿其事实焉”，“非深通国学不能为力”。因而，他们主张在铃木町会馆设立国学图书馆，分设“道德哲理之部”（包括经书、子书）、“历史之部”、“地志之部”、“丛书之部”、“文学之部”，以适应研究需要。[8]以《新民丛报》为中心的知识分子，虽注重传播西学，却同样阐发国学。

20世纪初年，反清志士继承维新派的思想遗产，有力地推动了国学思潮的兴起。与戊戌之际重在改良风习、传播西学的众多学会不同，20世纪初年出现了反满革命团体，也出现了砥励学术、研究文化的团体。后者如邓实等人在上海成立的国粹学社（1904年）、国学保存会（1905年），陈去病等人组织的黄社（1906年）、神交社（1907年），柳亚子、陈去病等人组织的南社（1909年）。辛亥以前，这些团体及外围学者在上海、东京创办研究、阐发国学的刊物，重要者有《国粹学报》、《政艺通报》、南社《国学丛选》等。兼载国学文章的刊物包括《复报》、《醒狮》、《河南》、《汉声》、《晋乘》、《云南》等数十种。20世纪初年，维新派、国粹派均重视发掘传统学术的价值，提倡国学，两者立言稍异而大旨无殊。但国粹派对国学的宣传和阐发更为系统，成为倡导国学的主角。

国学、国粹两词难分轩轾，都是清末士人进行文化反思的产物。他们把文化传统冠之以“国”，包含了深厚的爱国情结，两者内容有所重叠，而学术重心不同。国粹以国学为依托，而国学的内涵更为宽泛。一般来说，国粹的重心在“粹”，与国粹主义密切相关；国学的实质在“学”，没有明确的思想倾向，提倡、研究国学者包括国粹派及其以外的许多学者。因此，国学思潮不像国粹主义那样具有明确的政治内涵和较固定的文化观念。20世纪初年，上海、日本东京及江、浙一带，新式学校勃兴，留日学生猛增，思想学术趋于活跃。学者、文化人和留学生之中，逐渐弥漫着阐扬国学的氛围。

    1904年，国粹派主角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第3期发表《国学保存论》，明确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1905年1、2月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邓实主编的《政艺通报》和《国粹学报》。参加者多为中国同盟会会员或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1906年，邓实又撰文说：

        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

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者，与有

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

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9]

    邓实强调了国学的致用性，又把国学当做“一国所有之学”，概念宽泛。钱穆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为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10]不过，国学作为“一时代之名词”，学术上仍有较稳定的内涵和外延。许多卓有成就的国学家并未对此明确界定，仅依各自理解进行研究。他们有时凸显诸子学，有时重视经学，却始终未以儒学或经学代替国学，而是以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为基本内容。国粹派学术重镇刘师培重视儒学，他的《国学发微》没有界定国学，而重点分析儒学的流变，也涉及子学。他论汉代学术，注意到“东汉末年，诸子之术朋兴。治儒家者有徐干，治阴阳家者有管辂，治医家者有华佗，治法家者有魏武、诸葛亮、王昶，然以法家学术为最昌”。[11]这种做法与邓实强调“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的主张基本一致。[12]国粹派的精神领袖章太炎也不例外。

    章太炎一生多次讲演国学，重心因时而异，较系统、重要的讲学则有三次。1906年，章太炎出狱东渡，留日青年成立国学讲习会，公认章氏为“国学界之泰斗”，请其讲授国学。他们宣布讲授内容：“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此外，“先生治佛学尤精，谓将由佛学易天下，临讲之目，此亦要点”。[13]可见，章氏所讲国学主要是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历史。[14]作为古文经学家，章氏国学仍带有汉学的门户观念。他说：《国粹学报》“所录《公羊》诸说，时有未喻”。“鄙意提倡国学，在朴说不在华辞，……经术则专主古文，无取齐学。”[15]不过，此时章太炎讲授国学的重心不在经学，他重佛、道而抑儒学，尤重先秦诸子，自述“为诸生说《庄子》”，“次及荀卿、墨翟，莫不抽其微言”。1906年出版的《国学讲习会略说》共收《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篇文章。1909年他的《致国粹学报社书》云：

弟近所与学子讨论者，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经学繁博，非闭门十年，难与斠理，其门径虽可略说，而致力存乎其人，非口说之所能就，故且暂置弗讲。[16]

章太炎长于小学，把经、史、子、集之学纳入国学，此时尤重诸子，经学则退居次要。他于次年发表的《国故论衡》包括小学10篇，文学7篇，诸子学9篇。他所论小学除文字音韵之外，也涉及经学内容，而文学则实际上是文辞之学，主要以集部为研究对象。他倡导的国学既发扬了乾嘉汉学之长，又带有时代烙印。

章太炎晚年曾多次讲演国学，但思想主旨基本未变。1912年，章氏弟子在杭州发起国学会，推章太炎为会长，拟讲授的科目包括小学、文章、经学、诸子、历史、典章制度、学术流别、释典等。[17]1913年12月，章太炎在北京国学社讲学，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听讲者约百人。这次讲学时间不长，他的国学见解与早年出入不大。他批评康有为的孔教主张，告诫学生“夫欲存中国之学术者，百家俱在，当分其余品，成其统绪，宏其疑昧，以易简御纷糅，足以日进不已”。[18]1922年4月至6月间，章太炎在上海讲“国学大概”和“国学派别”10次。每次听讲者数百人至数十人不等，报纸广为宣传，形成章氏第二次讲学高潮。讲学内容由曹聚仁记录整理成《国学概论》一书，涉及经、史、子、集，但以经、子为主。此书讲“国学之派别”，涉及经、子、文学。“经学之派别”以作者推崇的古文经学为主，“哲学之派别”以先秦诸子和后世儒学为重点，“文学之派别”则述历代文学成就。[19]1934年，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所讲内容较丰富、系统，代表其晚年的学术总结。全稿共分“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5部分。此时，章太炎对国学的类别稍作变通，但基本观念未变。他重视传统学术方法（小学）的同时，仍以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作为国学的基本内容。    

 近代“国学”是继“中学”而起的主流学术话语，两者都与清代汉学传统密切相关。倡导国学者多受汉学熏陶，且不少学者研究经、史、子、集卓有成就，研究方法也依重考据，故国学较之中学更体现了汉学的传承。清末国学以学术为基础，又有丰富的思想内涵。这方面与中学密切相关，但也存在差异。

首先，国学出现于民族危机加深之时，较之“中学”而蕴含了学术救国论思想。中国士人素重人文传统，所谓“春秋大义”、“夷夏之辨”均凸显了精神文化的价值。文化为一国精神之所在，不失为影响社会进程的重要因素。历代仁人志士对于中华文化精神的阐述不胜枚举。清学宗师顾炎武的“亡国”、“亡天下”之辨尤其受到近代知识分子的重视。清末学者发扬、转化了顾炎武的文化救国论，彰显了学术的社会价值。他们认为，国家与文化是二而一的东西，不可分割。为了避免亡国惨祸，保存、发扬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正是在“学术救国”的思路上，清末国学思潮勃然而兴。《国粹学报》创办之始，黄节就明确指出：“立乎地圜而名一国，则必有其立国之精神焉，虽震撼搀杂，而不可以灭之也。灭之则必灭其种族而后可；灭其种族，则必灭其国学而后可。……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他们弘扬国学，也是因“痛吾国之不国，痛吾学之不学，凡欲举东西诸国之学以为客观，而吾为主观以研究之，期光复乎吾巴克之族，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而已”。[20]1906年章太炎出狱东渡后，开国学讲习会，其根据也在于：“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21]从学术与国家的依存关系来确定国学的价值，这成为国粹派学者的共识，也体现了国学的民族主义思想。

     因之，他们凸显学术文化的价值。许守微以汉、宋之学的深远影响为例，认为：“是故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之亡遂终古矣。”[22]他们把学术当作立国之本的集中体现就是“国魂说”。 “国魂者，立国之本也。”“国魂者，原于国学者也。国学苟灭，国魂奚存？……夫国学即国魂所存，保全国学，诚为最重要之事矣。”[23]直到晚年，章太炎仍认为，“设或经学不废，国性不亡，万一不幸，蹈宋、明之复辙，而民心未死，终有祀夏配天之一日”，因而要解决内忧外患，“舍读经末由”。[24]以经学救国是民国年间章太炎许多言行的根本底蕴，与其早年的学术运思一脉相承。章太炎及国粹派学者把文化命脉看得比政治变局更为重要，这种思想对清末民初的知识界影响深远。

其次，国粹派的国学包含对正统学术的批判，蕴含了民主思想。一些学者对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已有新的认识。在传统社会，主流学术基本成为政治的附庸，官方学术实际上偏重于治术。世纪之交，有人指出：“天下有思想而后有学术，有学术而后有政治，政治之不善原于学术者也；学术之不善原于思想者也。”[25]有的明确对正统学术进行批判：“故夫学术者，所以智民也，而民贼愚之。取古先儒言论之最便于己者，作一姓机关之学术；利于民者，辟之为邪说；专以柔顺为教，养成奴隶之性质，以便供己轭束役使之用。是故中国之学术，为一人矣，而中国无学术。”[26]这种观念直承戊戌维新“开民智”、“倡民权”的思想主题，又开否定“君学”、倡导国学之先河。

国粹派学者将传统学术分为“国粹”与“国糠”，表明了注重学术文化的实用价值，却也蕴含着对学术民主性的阐扬。国学是相对于“君学”而言，邓实认为：“无用者君学也，而非国学。君学者，经历代帝王之尊崇，本其学说，颁为功令，而奉为治国之大经，经世之良谟者也。……若夫国学者，不过一二在野君子，闭户著书，忧时讲学，本其爱国之忱，而为是经生之业，抱残守缺，以俟后世而已。其学为帝王所不喜，而亦为举世所不知。”[27]他们凸显朝野学术的差异，包含了对封建正统文化的批判。在此意义上，国学与作为正统学术的“君学”不同，重心不是儒学，而是蕴含民族、民主思想的非正统学术，以及“在野君子”所做的“经生之业”。邓实指出：自汉代叔孙通定礼乐，“假儒术以媚人主，所用者君学而非国学也”。汉武帝独尊儒术，重用公孙弘一类曲学阿世之人，“亦君学而非国学也”。汉代官方儒学与民间经学显然有别。此后，“自唐代义疏之作，宋世科举之兴，明以八比取士，近世承之，其时君所用者，皆为君学之一面。”[28]邓实未完全否定儒学，却把为帝王服务的儒学列为“君学”，而把传衍于民间、注重独立思想的学术（包括经学）列入国学。清末学者不像五四青年那样研究民间文化，而两代人凸显学术的平民性则一脉相承。

 国学是相对于“君学”而言，故彰显国学实际上是对于正统而肯定异端，对于主流而重视边缘。清末提倡国学者既有专门的经学家，也不乏偏重诸子学、史学乃至佛学的学者。无论是梁启超、夏曾佑，还是章太炎、刘师培，他们早年都有经学造诣。但在20世纪初年，他们的学术贡献多来自经学以外的史学、诸子学和佛学。章太炎一度偏重于研究《庄子》，著《齐物论释》等书。国粹派的国学重心由经学转向诸子、史学，与清季传统学术结构的变化基本吻合，也反映了清末汉学重心的变化。

其三，国学是对中学的发展，对西学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国学出现于西潮高涨之时，不是作为西学的对立物出现的。最先倡导国学者主要是活动于沿海地区及海外的新式知识分子，多是传播西学的先驱。故国学虽不含近代西学门类，却不排斥西学原理和方法。倡导国学者一再强调：“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求新识”。“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国学之不知，未有可与言爱国者也；知国学者，未有能诋为无用者也。”[29]国学容纳新知，较之中学更便于汲取西学。一些国学家汲取了西学知识和观念，并随着中西交融的深入而在研究方法上汲取西学。因而，国学并未随民初的学术变革而消亡，而在20世纪经久不衰，成为与现代学术并行不悖的学术形态。另一方面，国学虽对西学具有开放性，但基本形态仍然是传统学术。到20世纪，西学门类逐渐移植于中国，国学则基本成为西学之外主要涵盖传统学术的概念。

清末国学的思想内涵丰富，个人学术重心或有差异，但国学的基础是“学”，既有宋学，也有汉学。倡导国学的主要群体国粹派学者章太炎、刘师培、马叙伦、邓实、黄节等人传承汉学。他们强调学术救国的意义，契合并体现了清末汉学的经世取向。他们对正统学术的批判和汲取西学，也与清末汉学的趋向完全吻合。同时，国粹派学者也重视以考据方法研究经、史、子、集，发扬实证学风，象征了清代汉学的延续。正是在这一基点上，清末保守学者、甚至官方学者与国粹派存在相同或相似，成为倡导或附和国学的力量。

清末国学思潮发源于民间，却又波及统治阶层。1903年，清政府的《钦定学堂章程》即有“重国文以存国粹”之语，这成为官僚士绅保存国粹之张目。国学得到一些保守或官方学者的认同。叶德辉在20世纪初年云：“鄙见以为昌明国学，端赖流布古书。”[30]他注重收藏、翻刻古书，讲授古代学术。

上层官僚赵炳麟于1906年奏设国学专门学堂，理由与国粹派如出一辙，而思想不同。赵氏奏云：“民族之在社会有一国之形式，即有一国之精神。形式云者，政治、法律、历史上之制度是也。精神云者，所以构成此政治、法律、历史上之学理是也。故凡一国之立于大地，必有所以立国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于此特质必长养而发达之。……我中国硕学通儒递相传衍，绵绵不绝，微言奥义，西国大政治家莫出其范围。是文明实有关于治平者，莫我国学也。”鉴于国学衰亡之势，赵炳麟奏请朝廷在各省新办学堂之外设“国学专门学堂”一所，学生多者二百人，少者百人。先以年富力强的举贡生员入学，以后选取各学堂国文优等者入学，“分经、史、文学三科”，“专心研究”。朝廷对其毕业生授进士、举人等头衔，量才录用。[31]他所谓国学，不仅以“硕学通儒”之学为主，而且于西学不无排斥倾向，较之国粹派倡导国学或国粹，思想上显得保守。

张之洞是倡导国学最具声势的官员。张氏之所以成为晚清的重要人物，似乎主要不在于久任督抚，创办了枪炮厂、炼铁厂之类的洋务企业。他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学术文化事业。他“任湖北学政时，捐廉创立经心书院；任四川学政时，与督部吴勤忠公商，筹立尊经书院。皆选调高材生肄业其中，亲定课程，成就人才不可胜计。任晋抚时，创立令德堂，皆课通经学古之学，不习时文。”[32]他创办书院，倡导经学及子、史研究。

朝、野学者的国学观念有同有异。最重要的区别是，张之洞、叶德辉等官方学者所讲国学并无所谓君学、国学之分，缺乏国粹派那样的民主思想，而更凸显传统纲常。再则，朝野国学虽均有民族主义内容，但救国的途径有所不同。张之洞开办存古学堂的理由是：国粹“所以养其爱国之心思，乐群之情性。东西洋强国之本原，实在于此”。《尚书》云：“惟土物爱，厥心臧，聪听祖考之彝训。”“盖知爱其土物，乃能爱其乡土，爱其本国，如此则为存心良善，方能听祖考之教训。”[33]国粹派试图通过改造中国而臻富强，张之洞等人则重视恪守“祖考之彞训”，因而重视旧的纲常道德，与近代民主潮流背道而驰。

在官方的影响下，一些传统文人也附和国学潮流。广东人沈宗畸等人于1908年在京师创办《国学萃编》，“原名《国粹一斑》，继思‘国粹’二字于古无征，今改名《国学萃编》”。它自称“以网罗散佚、甄阐幽隐为宗旨，所选诗文宁强毋弱，宁少毋滥，务在唤起一国之精神，振奇侠之气”。[34]看起来，该刊与《国粹学报》似无大异，甚至如章太炎一样摒弃“国粹”一词，代之以较为中性的“国学”。但事实上，其学术内容与思想境界均与《国粹学报》相去甚远。该刊主要登载国内官宦士大夫（如樊增祥、郑孝胥、梁鼎芬等人）的诗词，而这些诗词大多内容贫乏，格调不高。这些人没有反满意识，与国粹派的民主思想格格不入。有的言论附和国内的立宪运动，如认为“议院之兴创自西国，中国实先启之，而其制则生于民主”，因为尧、舜、禹时代均有让贤制度。[35]这样以古代传说的禅让来曲解近代民主制度，当然不可能对民主的本质有深入认识。

另一方面，官方国学对西学的开放程度显然不及民间。浙江学者宋恕在戊戌时期曾因主编《经世报》、支持维新事业而名显一时，与维新派学者孙诒让、章太炎的思想学术主张基本相同。20世纪初年以后，孙诒让拒绝在朝为官，热心于创办地方新式教育，章太炎更是成为革命志士。宋恕则基本成为官方学者，虽赞同保存国粹，但思想保守性较明显。他认为，“夫对于粹之尚存者之一方面则可言保，若对于粹之已亡者之一方面，则所谓‘保’者无着落，而非言‘复’不可矣！故对于粹，应有二主义焉：则保也，复也。”[36]他不仅像国粹派那样重视“保存国粹”，而且主张复兴已亡之国粹。

如何复兴国粹？宋恕的办法是兴办“粹化学堂”。清末新政时，宋恕恰任山东学务处议员兼文案。他认为，《国粹学报》虽保存国粹，“惜择焉不精，玉石并列，且间登逆说，致反碍及‘国粹’字样”。在他看来，欲去外侮，“必先使欧化之阻力小，而欲欧化之阻力小，必先使国粹之微者复盛”。鉴于山东高等学堂质量太差，其学生程度甚至不及日本的小学生，他提出在高等学堂的基础上开办“粹化学堂”，“融国粹、欧化于一炉，专造异材，以备大用”。[37]宋恕的“国粹”有益于“欧化”说似与国粹派主张无异，但他所谓“粹化”的重心在“粹”，而不在“化”。他拟定“粹化学堂”的课程虽兼授中西之学，却明显偏重中学，提出“数学、乐学、画学、体操宜皆列于随意课”，“博物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皆不延师立课，其欲自行浏览译本者听”。[38]这种“粹化学堂”与旧式书院并无大异，能否达到培养人才、抵御外侮的目的也就很成问题了。

官方与国粹派的国学思想虽然不同，但学术内容并无大异，均以四部之学为基础。宋恕主张“粹化学堂”将国粹“分经、史、子、集，排日讲授”。他认为，《十三经注疏》、《说文》、《广雅》等为经学首要教科书；《史通》、《文史通义》、《史记》、《汉书》等为史学首要教科书；《荀》、《庄》、《墨》、《吕》、《淮南》、《论衡》等为子学首要教科书；《昭明文选》、《唐文粹》、《宋文鉴》等为“集学首要教科书”。他还提出，词章之学“皆不别立课，属于集学课，随讲师意讲授”。[39]清末学者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倾向因人而异，而其观念中的国学，本质上均为传统学术，基本内容也仍然是关于经、史、子、集的研究。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

清末国学思潮是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中，传统士人进行的一场学术自救。倡导国学者看重学术的经世功能，思想虽异而根柢于学，他们不仅张扬了传统学术的价值，也重视研究传统学术文化。无论是先进知识分子，还是国内保守学者，都注重以汉学方法研究经、史、子、集，故清末国学的主要内容是传统的四部之学。另一方面，清末国学对西学保持一定的开放性，西学观念和方法已不同程度地渗透其中。清末国学的西学色彩因人而异，而总体上不宜估计过高，官方国学更是对西学力主排斥。清末国学家的思想观念虽受西学影响，而能在研究中援西入中、融合中西者毕竟很少。国学研究仍主要传承清代汉学的训诂、校注方法，这反映了实证学风的强大生命力。

                    二   民初的国故学和国学

 民国初年，儒学或经学不再具有往日的地位，而国学仍显出较强的生命力，成为传统学术延续和更新的主要形态。许多民间国学团体继续存在，有的还相当活跃（见“附录”）。这些民间国学团体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这是当时国学研究的社会基础。因而，五四以后的国学思潮非但没有衰落，而且呈高涨之势，新创办的公立国学研究机构和刊物达数十家。1922年，北京大学设立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出版《国学季刊》（1923年—1952年）、《国学门周刊》、《国学门月刊》（1926年），清华、燕京、辅仁、厦门、齐鲁、东南、东北、西北、大夏、中国、国民、正风等10多所大专院校也设立了国学研究所、国学系或国学专修科，出版相关刊物。有些出版物不以“国学”为名，而主要内容不出国学范畴。风气所及，西化色彩最重的燕京大学也在20年代“于其周刊外，别出季刊，定名为《燕京学报》，以研究、阐扬国学为主，执笔者多当今绩学之士”。[40]这些研究机构和出版物的思想倾向不一，西学色彩不同，但都在较大程度上继承传统学术，尤其是清代汉学。

如果说，清末国学思潮直接受民族主义的激荡，那么，五四时期的国学热显然与新文化及学术转型密切相关。五四新文化兴起后，西化成为时潮，但即便是胡适、陈序经也认识到最终不可能、也不必要“全盘西化”。新旧学者都面对如何批判、汲取和转化传统学术的问题。国学的内涵连接古今，自然是现代学者不能回避的重要遗产。民国初年，这些名为国学的机构或论著，较之清末国学有何不同？它们与清代汉学的关系如何？这是深入认识民初国学的前提，也是进一步考察现代学术渊源必须解决的问题。

五四前后， “国故学”一词流行开来，似有取代国学之势。“国故”一词并非无源之水，而是直承清末学术。胡适指出：“‘国故’这两个字，是章太炎先生提出，比从前用的‘国粹’好多了；其意义，即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史，包括一切。”[41]1908年，章氏的《规新世纪》一文已将国粹、国学和国故三词并用。至1910年，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则以“国故”为题，论述了小学、文学和诸子学。而章氏弟子钱玄同等人创办的《教育今语杂志》也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该刊主要学术栏目有文字学、群经学、诸子学、中国史地及教育等。[42]清末章氏师徒以“国故”取代“国粹”或“国学”，并非以此划清与国粹思想的界线，只是折射出国粹思潮趋于低落的现实。1912年初，在浙江教育司任职的太炎门生马玉藻等人，发起组织以章太炎为会长的“国学会”，其“缘起”认为“海内学校之稍稍知重国故，实自（章）先生始之”。[43]此处所谓国故，实即国学的代名词，也表明章门弟子扬弃“国粹”而认同“国故”的倾向。随后，“太炎门生”逐渐进入北大和教育部任职，“国故”一词遂在北京学术文化界流行开来。1919年初，章太炎的门生故旧创办《国故》月刊，思想学术上直接针对《新潮》及《新青年》。《国故》存在时间不长，但影响不小。

在思想论争中，《新潮》青年很快采用了国故一词，并予以新的阐释。毛子水于1919年5月写的《国故与科学精神》一文，既推重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又批评一些研究国故者“抱残守缺”，强调应用科学的精神研究国故，意在将“国故学”引向新文化方向。其后，胡适、傅斯年等人倡导“整理国故”，“国故学”在新文化群体中迅速流播，成为新旧学者的共同话语。

新文化人之所以选择“国故”一词，以取代“国粹”或“国学”，一定程度上是因该词的学术影响力。1917年以后，章太炎的门生故旧在北京学术文化界影响很广，太炎之学也成为传统学术的一个象征。新文化人采用章门的学术话语显然较易获得学术文化界的认同，从而在人们熟悉的传统外衣下传播新的学术内容。另一方面，这种选择也表明新文化人的思想取向。编成《国故学讨论集》的许啸天说：“这‘国故学’三个字，还算是近来比较的头脑清晰的人所发明的。有的称‘国学’，有的称‘旧学’，有的称‘国粹学’。”[44]依此说法，则“国故”近于中性，不像清末“国粹”、“国学”那样需要保存或恢复。所谓“国故”比“国粹”好，这主要是新一代学人的思想觉悟。“国故”一词的创始人章太炎此时思想上已经落伍，基本成为新文化的批评者。但章太炎学术上又与新文化人抨击的孔教思潮（今文家康有为为代表）对立，学术思想的某些方面与新文化不无契合。

胡适、钱玄同等人选择和重释了“国故”，注入更丰富的思想内容。胡适强调整理、研究全部中国文化，而不限于经、史、子、集，研究视野较清末国粹派更广阔。同时，他们又在“整理国故”中“输入学理”，受西方汉学的影响，而具有一些“中国学”的色彩。他们“整理国故”便是以现代观念来研究传统，以西方学术为参照来重构传统学术。在此背景下，一些人对清末以来的国学提出了商榷。曹聚仁认为应审订“国学”名词及内涵，指出以“国学”指称“中国固有的学问”，本身存在许多问题。他认为，一个名词的成立，必须有三个条件：（1）笼罩应有的性质，而不牵涉额外的性质；（2）本身可以独立而不与他名词相混淆；（3）在时间上能适应过去、现在、将来三时期而无碍。他说，古代把国家的学校称为“国学”，现在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简称国学。这个名词既不能表明其“国”的中国性质，也不能确定其“学”的性质；中国的学问可称为国学，欧美各国的学问也可称为国学，于是混淆不清；过去没有这一概念，将来学术分类精细化，也不会有笼统概念，因此国学一词不适用于今日。他还认为，世界各国文化大同小异，学问亦然，故学术之名最好依类别而定，避免国别。况且，可以称得上“学”的，都当有系统有组织，而中国固有的学问多凌乱无序，未经整理。[45]这反映了五四知识分子对原有国学概念的不满，意图摒弃清末国学的国粹主义内涵，而更深入地汲取西方观念及学术方法，与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大旨相同。这是他们以“国故学”代替“国学”的部分原因。

     不过，学术名词的更改并不能完全体现思想内涵的变化，五四时期的新旧学者均普遍使用国故一词。新派青年学者吴文祺认为应区分“国故学”与“国故”，“国故”是材料，而“国故学”是一种科学。“用分析综合比较种种方法，去整理中国的国故的学问，叫做国故学”。[46]他们所谓国故，是指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整个传统文化本身，而国故学则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研究、阐述。曹聚仁承认，一般所谓“国故”，“殆与畴昔所谓‘中学’、‘国学’者同其内包外延”。他倾向于以“广泛的”概念来界定“国故”，即“五千年间中华民族以文字表达之思想结晶也”，包括“哲人创导之学说”如诸子百家，“各家传授之学说”如宋明理学，“含有民族性、时代性之艺术作品”，“记载典章制度及民族生活之文字”等等。相反，无病呻吟的诗文、未经熔化的外来文化、原民时代的遗留迷信则不属此范围。曹聚仁强调国故学对传统糟粕的扬弃，认为 “国故”不过是中国学术的资料，而“国故学”则是记载、分析、研究、阐述这些“思想结晶”。“简言之，国故学者以国故为研究之对象，而以科学方法处理之，使成为一种科学也”。[47]

他们对“国故学”做了不少诠释，但没能增强其取代国学的说服力。从概念上看，国故学也存在类似国学的语义弱点。曹聚仁质疑国学的三个条件同样适用于国故学，如“时间上能适应过去、现在、将来三时期而无碍”。他也认识到：国故学之独立性还有待讨论。按之常理，国故一经整理，则必然分家，成为哲学、教育学、人生哲学、政治学、文学、经济学、史学、自然科学等独立系统，“则所谓‘国故’者是否尚有存在之余地？所谓国故学者，何所凭藉而组成为‘学’？如斯诘难，诚‘国故学’之暗礁。故论者以为国故学乃暂名”。[48]新文化人将努力提倡、诠释的国故学作为“暂名”，这体现了他们对于传统学术概念的迷茫和无奈。如果撇开研究者的思想差异，则国故学、国学两词在学理上无分轩轾。

国故学、国学的主要歧异在于思想观念，即以何种态度对待、研究传统学术。新派学者较之老一辈更注意清理传统学术的糟粕，他们以国故学为标帜，主要是为了显示与老辈的思想区别。不过，这种思想倾向很难在学术名词上体现出来。新派学者关于国故的认识、理解也很不一致。胡适认为，国故即是中国过去的一切历史和文化，其中既有国粹，也有国渣，他把“整理国故”与“再造文明”衔接起来。而钱玄同、曹聚仁等人更强调国故的落后性。钱玄同说：“我年来对于‘国故’，对于一切‘道德、政治、文章’，久已认为博物院中之陈列品，决然反对拿来应用。”[49]曹聚仁说胡适将国故学、国学混而为一，“殆迁就俗称而为之曲解耳。抑知‘国故’二字之重心在‘故’；于‘故’，乃知所研究之对象为过去文化思想之僵石，乃知此研究之对象已考终于‘五四运动’之际，乃知此研究之对象与化学室之标本同其状态”。[50]一些注重援引西学者更是把“国故”等同于“国粹”，并赋予保守性。傅斯年即指出：“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51]毛子水也就此指出：“什么是国故呢？我们倘若把这个问题，问起那些讲国故的人，所得的回答，恐怕没有相同的。有些必定说国故就是‘三纲五常’；有些必定说国故就是《四书五经》；有些必定说《学海堂经解》是国故；更有些必把《骈体文钞》、《古文辞类纂》、《钟鼎款识》……等东西当作国故”。时人关于国故并无一致定义，毛氏自己也只能肯定“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52]正因为“国故”的内容和思想倾向的不确定性，曾经使用“国故”一词的傅斯年到20年代末表示：“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53]

国故学流行之时，国学一词并未消失，即使青年学者，也没有排斥国学一词。梁实秋认为：“国学便是一国独自形成的学问，国学便是所以别于舶来的学问的一个名词。”“我们暂且撇开古今中外的学问的是非善恶的问题不论，为命名清晰起见，把本国土产的学问叫做国学，这却没有什么不可以”。[54]甚至胡适也认为，“‘国学’在我们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55]这个涵盖较广的说法得到一些人的赞同。一些学者往往将“国故”与“国学”替换使用。新派学者并没有放弃国学概念。20年代后半期，以国学为名的学术机构、团体和刊物较之国故学更为普遍。

国故学、国学的基本内容并无大异，都是对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重心则是关于经、史、子、集的研究、整理。清末国学家的思想不一，五四时期的国故学者也是如此。民国初年，国学一词没有权威定义，国学本身却已长足发展。一些研究者试图对国学有所界定。随着中西学术融合的进一步深入，国学的外延已较四部之学为宽。一些大学的国学门或国学研究所已涉及四部之外的艺术、考古等新学科。但综观之，这些变化并没有根本改变清末国学的基本内涵。研究者一般还是把国学解释为“中国传统的学术”，核心内容则是经、史、子、集之学。当时有关国学的书籍也多如此。如谭正璧编著《国学概论讲话》认为：“‘国学’又名‘国故学’，亦名‘旧学’；系对‘西学’‘洋务’‘新学’而言。”“不过是指‘中国的学术’。”“关于‘国学’的书籍虽称‘浩如烟海’，……直到今日，经、史、子、集的四分制，还在广多的应用。这种分类法，在现代目录家看来，自然是毫无意义。但在一般研究‘国学’的人，却还以为没有打破的必要，因为有他的历史的意义和价值的存在。”[56]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学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国学研究也呈众水分流之势。20年代末，因为时局变化，也因国学热在青年学生中出现偏差，力倡“整理国故”的胡适、郑振铎等人对一些青年沉迷旧学有所反省和纠正。20年代初曾发文支持“整理国故”的《小说月报》此时也发表一些纠偏的文章，进行反思。一些国学机构为了改变沉迷古学的偏向，而与现代西学接轨，国学概念出现了泛化情形。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分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5个研究室，又设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和方言研究会等。清华、燕京等大学的国学研究所也设立类似的研究室，均不再以传统的四部为中心设置机构。这些机构借鉴西方学术经验，把西学门类纳入国学范畴，实际上已逐渐背离 “传统学术文化”的本质，为后来国学机构的消亡埋下伏笔。但在短时间内，机构设置是一回事，而国学研究中涉及的实际内容是另一回事。

民国年间出版大量名为国学的书籍和刊物，它们反映国学研究层面的实际状况。这些书刊的具体分类或有差异，有的汲取了西学观念和方法，对传统的四部分类有所变通。但国学的本质特征仍然是传统学术，基本没有改变以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为中心的格局。如马瀛编著的《国学概论》，分为经学、哲学（包括诸子学、理学、佛学）、史学、文学、其他学术（包括神秘学术、美艺学术、应用学术、自然学术）等5大部分。[57]研究著述如此，众多普及读物也不例外。蒋梅笙的《国学入门》，共分12章，其标题为：经学、诸子学、秦之反经学、两汉传经学、汉末之新学说、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之经学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证学、史学大略、文学大略、最近学术思想。[58]张振镛编的《国学常识答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全书分文字学、经学、子学、史学（附地理学）、理学、诗歌、文章、词曲、小说戏曲等9部分；李冷衷编的《国学常识述要》“分类悉从四部，间有出入，亦能顺序以求”。[59]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国学常识”丛书，共有小学、经学、史学、文学、词学、音韵、理学、子学、诗学、说部等10种。

20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种国学期刊，思想倾向千差万别，以经、史、子、集为研究重心的学术面貌则基本相同。上海大东书局的《国学月刊》，发表的论著基本不出四部范围。北大的《国学季刊》虽刊载与国学相关的东方语言学、印度宗教哲学内容，重心则仍在四部。福建的《国学专刊》、成都的《国学月刊》与此类似。南京的《国学丛刊》第二期以下陆续刊发小学、经学、诸子、史学、文学等专号。五四以后，西方学术分类较广泛地进入中国，受此冲击，一些学者也对国学的门类有所变通，但其基本内容与传统四部之学并无大异，实际上处于新旧混合的过渡阶段。

30年代以后，国学分流之势一定程度导致研究机构遭遇不同命运。一方面，一些学术内容无所不包、乃至偏重西学的机构陷入困境。有的虽因经费、人事危机而停办，但也体现了国学色彩淡化而失去存在的意义。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的国学研究院因故停办，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改为国学馆，新兴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则在傅斯年领导下大倡“东方学”，意在取代他认为观念较旧的国学。在这些机构，原来无所不包的“国学”最终被分解到新的学术门类。但另一方面，国学并没有完全消失，一些偏重传统学术的机构仍延续下来。192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甘肃教育厅提出《融合并发扬中华民族文化案》八条，其中包括“大学院设立国学研究所”，各大专院校均设国学专科两项内容。一些大学（如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所依然存在，有的民间国学机构仍然有声有色。继续存在的无锡国学专修馆、章氏国学讲习会仍以四部之学为研究重心。不满国学热的郑振铎指出：国学经过好几次似若“沦亡”的危境之后又抬起头来，“所谓国学要籍的宝库，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之类，每个中上等的家庭里，几乎都各有一部；而《古今图书集成》也有资格和《英国百科全书》一同陈列于某一种‘学贯中西’的先生们的书架上。几种关于‘国学’的小丛书，其流传之盛，更百倍于所谓‘科学小丛书’”。以至“每一个大学开了门，总有一个所谓‘国学系’”，“每一位国学大师也总有他的许多信徒与群众”。[60]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国学并没有完全消失。至30年代，国学思潮虽已低落，而国学仍在学术层面延续下来。

近代传统学术的主流概念几经变化，从清末的国学到五四时期的国故学，其基本内容是传统的四部之学，注重继承和发扬清代汉学传统，传衍实证学风。许多学者均注重考据研究，不必说思想较旧的学者，就是以新派学者为主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也是倡导实证研究、发扬汉学传统的主角，其《国学季刊》在考据研究方面与《国故》杂志差异很小。新派学者吴文祺认为：“国故学”应包括“考订学”、“文字学”、“校勘学”、“训诂学”四种学问。“严格讲来，只有以上几种学问，才是纯粹的国故学”。[61]这四种学问都不出清代汉学的范围。许多新派学者并未因浸染西学而摒弃汉学传统。曹聚仁曾就“整理国故”的成绩指出：“新考证之盛行，即昭示吾人以国故学中心之所在。……考证之已著成绩者凡三：A，胡适、俞平伯之小说的考证；B，梁启超、顾颉刚之史的考证；C，陆侃如、吴立模之诗歌的考证。”[62]这仅仅是新考据学的一些典型。故大抵说来，在清末民初学术话语的转换过程中，思想观念具有鲜明的变动性，而学术基础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