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二十年间,关注清代学术的学者日益增多,并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显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关于清代学术研究,笔者以为,划分清代学术演进的阶段、清理《清史稿·儒林传》之讹误和发掘《清儒学案》的文献价值,是值得关注的三个问题。
划分清代学术演进的阶段
清代学术,以对中国数千年学术的整理、总结为特点,经史子集,包罗宏富。260余年间,既随社会变迁而显示其发展的阶段性,又因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而呈现后先相接的一贯性。以时间为顺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清初学术,上起顺治元年(1644),下迄康熙六十一年(1722)。顺治、康熙两朝,是奠定国基的关键时期。就一代学术的发展而言,清初的80年,是一个承先启后、开拓路径的重要阶段。其间,才人辈出,著述如林,其气魄之博大,思想之开阔,影响之久远,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是不多见的。清初学术,既有别于先前的宋明学术,又不同于尔后的乾嘉汉学,它以博大恢弘、经世致用、批判理学、倡导经学为基本特征。正是在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之中,清初学术由经学考辨入手,翻开了对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整理和总结的新篇章。
第二个阶段为清中叶学术,上起雍正元年(1723),下迄道光十九年(1839)。雍正一朝为时不长,实为清初学术向清中叶学术演进的一个过渡时期。清中叶学术以乾嘉学术为主体。王国维曾以一个“精”字来概括乾嘉学术:“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乾嘉学术,由博而精,专家绝学,并时而兴。惠栋、戴震、钱大昕主盟学坛,后先辉映,古学复兴蔚成风气。三家之后,最能体现一时学术风貌,且以精湛为学而睥睨一代者,当属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至阮元崛起,身为封疆大吏而奖掖学术,以道光初《皇清经解》及与之前后问世的《汉学师承记》、《汉学商兑》为标志,乾嘉学术遂步入其总结时期。
第三个阶段为晚清学术,上起道光二十年(1840),下迄宣统三年(1911)。嘉庆、道光间,清廷已内外交困。面对汉学颓势的不可逆转,方东树、唐鉴等欲以理学取而代之,试图营造一个宋学复兴的局面。然而时代在前进,不惟汉学日过中天,非变不可,而且宋学一统也早已成为过去,复兴蓝图不过一厢情愿而已。晚清学术,既不是汉学的粲然复彰,也不是宋学的振然中兴,它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随着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而演进。70年间,先是今文经学复兴同经世思潮崛起合流,从而揭开晚清学术之序幕。继之洋务思潮起,新旧体用之争,一度成席卷朝野之势。而与此同时,会通汉宋,假《公羊》以议政之风愈演愈烈,终成戊戌维新之思想狂飙。晚清的最后一二十年间,“以礼代理”之说蔚成风气。先秦诸子学的复兴,更成一时思想解放的关键。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学说挺生其间,以之为旗帜,思想解放与武装抗争相辅相成,腐朽的清王朝无可挽回地结束了。然而,立足当世,总结既往,会通汉宋以求新的学术潮流,与融域外先进学术为我所有的民族气魄相汇合,中国学术依然沿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执着地求索,曲折地前进。
清理《清史稿?儒林传》之讹误
《清史稿?儒林传》凡四卷,前三卷入传学者共284人,第四卷依《明史》旧规,为袭封衍圣公之孔子后裔11人。前三卷为全传主体,以学术好尚而区分类聚,大致第一卷为理学,第二、三卷为经学、小学。入传学者上起清初孙奇逢、黄宗羲,下迄晚清王先谦、孙诒让,一代学人,已见大体。各传行文皆有所依据,或史馆旧文,或碑志传状,大致可信。因此,数十年来,几辈学人研究清代学术史,凡论及学者学行,《清史稿?儒林传》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然而,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加以书成众手,完稿有期,故而其间的疏失、漏略、讹误又在所难免,从而严重影响了该传的信史价值。仅举数例,以见大概。
卷一《陆世仪传》,称传主“少从刘宗周讲学”。据考,陆氏虽于所著《论学酬答》中表示,刘宗周为“今海内之可仰以为宗师者”,却并无追随其讲学的实际经历。正因如此,乾隆年间全祖望为陆世仪立传,说陆氏因未得师从刘氏而“终身以为恨”。又传末记陆世仪从祀文庙,时间也不准确。传称:“同治十一年,从祀文庙。”其实,陆氏从祀,事在同治十三年四月,五月十六日饬下礼部议复,从祀获准已是光绪元年二月十五日。
又如同卷《颜元传》,称“明末,父戍辽东,殁于关外”。“戍”字不实。据考,颜元父至辽东,系明崇祯十一年为入关清军所挟,非为明廷戍边。一字之讹,足疑撰传者之立足点所在。
戴震为乾隆间大儒,影响一时学风甚巨。在《清史稿?儒林传》中,戴氏本传举足轻重,不可轻率下笔。然而此传则疏于考核,于重要学行似是而非。传称“年二十八补诸生”,不确。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洪榜《戴先生行状》、王昶《戴东原先生墓志铭》,均作乾隆十六年补诸生,时年29。此其一。其二,传称“与吴县惠栋、吴江沈彤为忘年友”,亦不确。惠栋、戴震相识于乾隆二十二年,戴少惠27岁,确为忘年之交。而沈彤已于乾隆十七年故世,终身未曾与戴震谋面,“忘年友”云云,无从谈起。疑系张冠李戴,将沈大成误作沈彤。其三,紧接“忘年友”后,传文云“以避仇入都”。倘依此行文顺序,则先有与惠、沈订交,随后传主才避仇北上。其实大谬不然。戴震避仇入都,事在乾隆十九年,三年后南旋,始在扬州结识惠栋、沈大成。于此,戴震事后所撰《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沈学子文集序》,说得非常清楚。
他如对吕留良、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视而不见,拒不入传,则已非疏失可言,而是腐朽的历史观使然。
有鉴于此,清理《清史稿?儒林传》之讹误,爬梳史料,结撰信史,已是今日学人须认真去做的一桩事情。
发掘《清儒学案》的文献价值
清代史料,浩若烟海,一代学术文献足称汗牛充栋。以文献长编而述一代学术,前辈学者早已建树荜路蓝缕之功,其间业绩最为卓著者,是徐世昌主持纂修的《清儒学案》。
《清儒学案》的纂修,始于1928年,迄于1938年中。这部书虽因系徐世昌主持而以徐氏署名,实是集体协力的成果。全书凡208卷,入案学者计1169人。上起明清之际孙奇逢、顾炎武、黄宗羲,下迄清末民初宋书升、王先谦、柯劭?,一代学林中人,举凡经学、理学、史学、先秦诸子、天文历算、文字音韵、方舆地志、诗文金石,学有专主,无不囊括其中。它既是对清代260余年间学术的一个总结,也是对中国古代学案体史籍的一个总结。惟因其卷帙浩繁,通读非易,所以,除上个世纪40年代初容肇祖、钱穆等先生有过评论之外,对其做专题研究者并不多见。
同《清史稿?儒林传》相比,《清儒学案》的入案学者已成数倍的增加,搜求文献,排比成编,其用力之艰辛也不是《清史稿》所可比拟的。尽管一如《清史稿》,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清儒学案》的历史观已经远远落伍于时代,疏失、错讹亦所在多有。然而其文献价值则无可取代,应予以充分肯定。今日学人研究清代学术史,《清儒学案》实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参考著述。
《清儒学案》承黄宗羲、全祖望二家开启的路径,采用学者传记和学术资料汇编的形式,述一代学术盛衰。这样一种编纂体裁,或人自为案,或诸家共编,某一学者或学术流派自身的传承,抑或可以大致反映。然而,对于诸如此一学者或流派出现的背景,其学说的历史地位,不同时期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众多学术门类的消长及交互影响,一代学术的横向、纵向联系,尤其是蕴涵于其间的规律应当如何把握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又都是《清儒学案》一类学案体史籍所难以解答的。一方面是学案体史籍在编纂体例上的极度成熟,另一方面却又是这一编纂体裁的局限,使之不能全面反映学术发展的真实面貌。这种矛盾状况,足以说明学案体史籍已经走到了尽头。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史学方法论的传入,融会中西而有章节体学术史问世。梁启超先生挺然而起,倡导“史界革命”,完成《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结撰。以之为标志,学术史编纂翻过学案体史籍的一页,迈入现代史学的门槛。
(本文由作者提供,原载《人民日报》2004年8月27日理论版,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作 者:陈祖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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