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254(2014)06-0032-06       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一文中曾十分自豪地说：“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1]梁启超也曾道：“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2]清代浙东学派的重史特点可见一斑。虽然浙东史学在考据大兴时因受到压制而衰落，但其史学观念与传统却影响深远。近代不少浙东人士都有志于恢复其重史的传统，陈黻宸便是其中一员。陈黻宸(1859-1917)，字介石，后改名芾，浙江瑞安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有突出成就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被当世誉为“晚清浙东史学巨子”“海内师表”。他学养深厚，于经、史、子诸学无所不究，对西方文化又有所领略，是一位“去旧不能、欲新不达、中西交错”[3]的学者。在解析传统学术的过程中，他对浙东史学的主要传统进行了挖掘，并予其以新的活力，在近代中西学术置换的过程中，既继承了浙东史学的传统，又丰富了新史学运动。       清代浙东史学以“六经皆史”或“经史同源”“经史并治”为主要传统。无论是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还是章学诚、邵晋涵等，都主张治学先穷经而求证于史，倡导注重研究史料和通经致用。尤其是集浙东史学之大成的章学诚，更是针对乾嘉时弊，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提“六经皆史”说，并赋予其充实的内容和系统的理论。陈黻宸对浙东史学传统的挖掘主要集中在“六经皆史”的观念上，也主要是对章氏学说的肯定和发挥。       一、“六经皆史”即“尊经重史”       对“道”的执著是中国传统文人不懈的追求，所以他们给予“道”的载体非常高的地位。余英时指出，章学诚提出的“六经皆史”是针对韩愈的“道在六经”，特别是顾炎武、戴震等主张的“经学即理学”的观点。章学诚生活时代的经学，主张道在六经，可以从通文字音韵训诂来通经，通经以明道。但是他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不惟六经为道之载体，史也是道的载体之一，要“因史见道”，[4]于是提出“六经皆史”之说，意在打破“道”专在“六经”的观念。对于章氏之说，学界有两种理解：一是以为章氏此命题带有“尊史抑经”的意味，是“贬经为史”；二是以为章氏“尊史不抑经”，是“尊史为经”。章氏“六经皆史”的本意究竟为何？细考其言，不难发现，后一种理解更为恰当，更契合他的本意。章学诚曾言：“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5]“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1](139)在这里，他很清楚地表达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承认六经具有载道的功能，予六经崇高的地位；二又认为道不为六经所专有，约六经之旨撰述而成之史也可担负载道的重任。所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是在尊经的前提下，抬高史学的地位，将其置于与“六经”平等的位置上，即“尊经重史”。考陈黻宸对经史的论述，就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       一方面，在《经术大同说》中，陈黻宸从历史的角度对经及经学发展史进行了考查。通过考查他指出，真正的经是古人“精神之所寄，理想之所萃”，是古人“借以启万世天下之人之智”[6]的学问，故而是“专制政体之大劲敌也，尽嬴后二千年人主所欲烧者”。[6](559)由此，他得出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道的承载体。因为道虽然高玄不可捉摸，但却真实地存在于万物之中，存在于人的日用行习之中，即“无万物则无道无德。”[6](397)而经恰“出于人生日用行习之所必需，而为人人所当言当行”，[6](536)含有人生日用行习的种种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经自然是道的载体。因此，必须给予经足够的尊重。另一方面，陈黻宸又十分重视史的作用，他认为“国而无史是谓废国，人而弃史，是谓痿人”，[6](569)史关乎国、人命运，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在中国几千年来最受重视和尊崇的莫过于经。所以，他提出“史者，亦经之伍也”。[6](559)这一观点可以说与章学诚“六经皆史”、注意经史同源、抬高史学地位如出一辙。       陈黻宸借用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思路阐述经史实有其良苦用心。近代以降，中国传统的学术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表现在经史方面，即一方面，经学式微，经学从受人崇拜的神坛上被拉了下来，先是沦为与诸子同等的地位，继而在民国学校中被取消，内容分散到众多学科中。另一方面，史学地位不断被提升，并在学界中形成声势浩大的“新史学”运动。陈黻宸出身于旧学营垒，受过多年传统学术的严格训练，虽身受时代的影响，也接触过不少的西学内容，但对经学始终抱有一份不能割舍的温情。所以，他不愿坐视经学在近代逐渐消亡的命运。而作为近代浙东史学的殿军人物，他对史学又异常重视。为了保留住经学的精华，也顺应时代对史学发展的需求，因此，在近代学术置换的过程中，他借用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思路实现对经史的并重。       二、以史为媒介，调和今古文争       陈黻宸言“六经皆史”说除了对章学诚“尊经重史”的主张表示赞同外，还有应对近代学术变迁的用意。       今古文经两家对孔子及六经有不同的看法。今文经家认为孔子为一政治家，六经是孔子实现政治理想的蓝图，故当探求六经中的微言大义；古文经家则把孔子看作一史家，认为六经是孔子“述而不作”的产物，当考查其所述之事。见解上的分歧，使今古文两家争执不下，不仅形成了严重的门户畛域，而且给史学研究也带来了不少伤害。因为他们都把史学作为其阐发各自经学见解的工具，这往往使史学受到忽视而不能正常独立发展，甚至沦为经学的附庸。宋恕曾对今古文之争下的浙东史学的艰难发展状况有一番描述，他说：“浙学故重史，而永嘉为最。”但在明代，永嘉史学因受八股取士和阳明心学的双重夹击而呈衰落之势。入清之后，虽然有黄宗羲重新强调重史，万斯同、邵晋涵、章学诚、全祖望等人继之，使史学的发展一度得以延续；但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盛，人们只注重一字一音的考证，对历史制度毫无所涉，史学的发展又受到了压制。而18世纪崛起的今文经学也轻视史学。“于是海内史学几绝，而浙亦尤危于前代。”       今古文之争给学术发展带来的危害在晚清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他们力图打通今古文之间的壁垒，以求学术的正常发展。史学既为今古文经两家所共用，那么似乎也可以成为沟通二者的工具。于是在“新史学”运动中，当时的学人便选择了以史学调和今古文之争。此时，人们不再局执于经是孔子的政治蓝图还是其“述而不作”的产物，而是把经看作是史学研究中的一种材料，通过史学的分析来完成对经的研究。这样，不但使对经的研究更加全面，而且也促进了史学的发展。陈黻宸的老师孙锵鸣便在致力于浙东史学传统恢复的过程中开展学术的调和工作。他有感于史学之不昌带来的弊病，毅然承继黄宗羲、万斯同、邵晋涵、章学诚、全祖望等人的旨趣，以永嘉先哲之旨为旨归，对二十一史及其他能见到的官私史句析字正，终年不辍，力求恢复浙东学派重史的传统。同时他又用浙东学派“以史证经”的做法来研究经学，“其于经，则空今、古、汉、宋之畛域，其于周、汉诸子，则亦一一熟览，可、否极平”。[7]陈黻宸步其师后尘，在经学研究中也调和今古文两家，不过他借助的是“六经皆史”说。       陈黻宸从“六经皆史”、经史同源出发，把经作为史学研究中的一种素材即史料来看待。他不但把孔子当作一个史学家看待，而且在《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也先从孔子作《春秋》讲起，后叙述孔子之门、孔子弟子轶闻、老墨之学，并认为《春秋》有很多隐含之义，以为《左氏》《公羊》与《谷梁》之传都是对其的解说。他说：       我尝读《春秋》，窃怪孔子以圣人之德为垂教万世之书，必令开卷了然，读者易晓，而竟大不然。夫使《春秋》以后，无左氏、公羊、谷梁三家为之传，则几于句读不知，文义难尽，诋之者指为烂断，附之者入于谶纬，此亦非后儒之过也。虽然，我闻为公羊言者曰，孔子黜周鲁，危行言孙，以避当世之患，故微其文，隐其义……孔子而亦为此哉！然使孔子径行其志，不复委曲通变，以求其书之传，则《春秋》之废久矣。抑使公羊、谷梁、左氏之书早出，吾知《春秋》之废亦必然无足疑者。[6](691-692)       从陈黻宸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他不再致辩于左氏、公羊、谷梁到底谁家之言得圣人之真意，而是着力强调它们对《春秋》的传承之功和史学价值，将它们都视为可以说明孔子作《春秋》和生活时代的材料。如他推测孔子撰《春秋》，言“大概文以义成，旨从辞晦，虽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孔子以口说授之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于是有左氏之学，公羊之学，谷梁之学，邹氏之学，夹氏之学”。[6](691)这显然是受了今文经学的影响。而又认为孔子作《春秋》：“夫直道在民，三代不远，言者无罪，何嫌何疑，此亦万世史家之通例矣”，[6](690)则把孔子作为一史学家，言其具有史家的通例。这一定位显然是源自古文经学。总之，在“六经皆史”史学思维的关照下，陈黻宸以为，不管是何家何派的材料都可以作为研究其时代的有用资料。以这种史学思维来研究经学典籍，就使原来今古文家所争论的问题变得毫无意义了。如此一来，今古文间的门户也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史学沟通了今古文。       陈黻宸通过“六经皆史”，从史学角度把经的典籍分解为一种史料，在经学研究中遵循史家存真的职业道德，只论其实用价值而不论其出自何家何派的思想，在其《中国通史》中处处闪现。在文中，他大量引用《易》《尚书》《春秋》《尔雅》等经书材料，除了叙述历朝历代政治发展史外，始终贯穿着经学的发展状况。他的这种以“六经皆史”为基础的经学研究史学思维化，不但扩大了史学的研究范围，丰富了史学研究的资料，也有助于消弭今古文之争，使经学研究更加客观而全面。       不过陈黻宸所理解的“六经皆史”与胡适理解的“六经皆史料”也有区别。1921年，胡适在其所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中提出，他所认为的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的本意是“六经皆史料”，并证明说：“我们必须先懂得‘盈天地间，一切著作，皆史也’这一句总纲，然后可以懂得‘六经皆史也’这一条子目。‘六经皆史也’一句孤立的话，很不容易懂得；而《周易》一书更不容易看作‘史’，故先生的《易教》篇很容易露出勉强拉拢的痕迹。其实先生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如此说法，便不难懂得了。先生的主张以为六经皆先王的政典；因为是政典，故皆有史料的价值。故他《报孙渊如书》说‘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史考释例》论六经的流别皆为史部所不得不收；其论《易》，只说‘盖史有律宪志，而卦气通于律宪，则《易》之支流通于史矣。’次论子部通于史者十有八九；又次论集部诸书与史家互相出入。说‘十有八九’，说‘互相出入’，都可见先生并不真说‘一切子集皆史也’，只是要说子部集部中有许多史料。以子集两部推之，则先生所说‘六经皆史也’其实只是说经部中有许多史料。”[8]从这段话来看，胡适在这里已经把章学诚眼中神圣的经只视为了平淡无奇的史料了，显然这与陈氏的理解有很大出入。尽管陈黻宸在“六经皆史”思路的关照下，把“六经”也看作是一种史料，但他首先是将六经视为载道的工具，因此，他对“六经”的陈义要远远高于胡适的定位。       三、以史代经，行“道德之权舆”       应对近代社会的变迁，是陈黻宸言“六经皆史”说的又一用意。       前已述及陈黻宸生活的年代，经学受到了人们普遍的抨击，尤其是道德教化功能，更被言为专制统治者施行专制的枷锁。虽然在陈黻宸看来，人们批判的经学是被术化的经学，反对的经学道德教化内容也多是质变后的内容，而真正的经学及其道德教化功用仍是指导国人最好的精神工具。但在近代反经学的大潮中，他也意识到明目张胆为经学摇旗呐喊并不会给他所珍爱的经学带来好运，而且他所理解的经学本身也不同于以往，所以他只能别辟他径以保经及其功用的存在和发挥。于是，他一方面梳理经学发展史，指出真正的经学在历史上并未受到重视，对中国的发展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予经新的涵义；另一方面，在“新史学”潮流下，又藉“六经皆史”说所表达的“经史同源”的含义，将史视为“道德之权舆”，以史代经，将原本由经学所担负的道德教化功能转移到史学上，既保留住经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又顺应了社会反专制的潮流，不致被完全排拒。他说：“史者，道德之权舆也”，“毁誉之准，是非之宗，善恶之归，荣辱之衡，德之于史重矣”，即言史学具有匡扶人心，奖善惩恶的社会功能。如此，原来由经学承担的社会道德教化功能就可以由史学来承担了。那么史学如何来实现这种功能呢？陈黻宸以为可以通过史家的作品来实现，“夫有德者必有言，史之为言大矣。”[6](685)约陈氏之意，品德高尚之人有很多言论可以传世以教化人心，而史家所作的史学文本便是其中的经典，这些作品不仅是史家道德品质的体现，而且反映了史家对是非、善恶、荣辱的评判，不仅可以约束教化人心，而且还能对专制统治者以震慑和制约，这从古代史官的地位之崇高和重要以及秉笔直书可以看出。因此，他希望恢复史学的这一传统，用史官的作用制约权力者的行为，在近代起到反专制的作用。       陈黻宸以史代经行道德权舆的做法在他的史学著作《中国通史》中有很多的体现。在这部著作中，他对历史事件、人物等进行了与经学道德伦理观念一致的评论。以对明成祖的评价为例，虽然明成祖的文治武功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但陈氏给予他的评价却很低，认为“成祖乃真虎而人视者也”，[6](995)“成祖不信其家人，而假手于二三腐夫之流，推刃同气，媒孽以干大位，幸而克成，取朝廷名器，为若辈报施酬恩之典，坏国家之法，以改其父之道，酿成一代厉阶而不恤，太祖之遗教荡然矣。成祖于父不孝，为子孙谋不慈，虽谓异日明之亡，成祖实为之可也。”[6](996)很显然，陈氏的这一评价就践履着经学伦理观念中的君臣、父子之义。成祖谋大位于惠帝是谓不忠，对父之命不从是谓不孝，对子不严坐视其骄逸是谓不慈。正是出于对这些经学伦理观念的遵循，他才不论成祖的文治武功而对其做出如此的评价。陈黻宸以史代经行道德权舆的做法，还体现在他直接用经书之言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评价。如他借用孟子“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之语，指出三国两晋缺乏礼义廉耻，其必亡国；又如对于隋朝废立太子致使数年之后弑父杀兄一事，他感叹道：“自古废嫡立庶，覆族倾宗者多矣。考其乱亡之际，未有若隋之酷者。”[6](929)并引用《诗经》“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希望后之有国者引以为鉴。另外，陈黻宸还认为只有能在修身之余肩负起治国平天下之任的文人士大夫才配称“大儒”。所以他在评述朱陆两位理学大家的时候，更佩服陆九渊，其言曰：“我读陆子书，辄叹其言切实有补于世，其足以救朱氏之失者多矣”；[6](985)反驳朱子批陆子“子寿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在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于践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之言，曰“学问不从践履中来，虽讲学满天下，亦何益欤？孔子曰：‘文莫我犹人也，躬行君子则我未之有得。’此朱氏立说之偏，不足以折服陆氏之徒之心也。”[6](986)也正是出于对经学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践履，陈氏的史学著作对陆九渊治理荆门，叶适伐金，陈亮康济救物，王阳明平宸濠等赞赏有加。       作为政治、道德人伦的修齐治平、善恶贤不肖，先是在经学中得到阐发的，之后才作为一种“民族精神”贯穿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在经学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这一政治、道德人伦标准已为众人所唾弃。陈黻宸受经学熏染深重，难以摆脱其影响，而且他认为经学价值观中仍存在有价值的成分，所以在对其进行扬弃之后，将其移用到史学上，试图让史学来实现这部分内容的社会价值，即欲借史学匡正靡靡世风。       分析陈黻宸“六经皆史”思想，他的基本思路与章学诚是一致的，都是要尊经重史，以“经史同源”的方法强调二者的重要性。但它们之间显然又有所不同。章学诚生活的时代，传统学术格局并未改变，经学依旧如日中天，是万人尊奉的对象，史学却不大受重视，甚至只是作为阐释经学的工具。所以章学诚所要做的就是让人们相信经史本来同源，史本为经即可。而陈黻宸所处的时期，学术格局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今文经学曾有一段时间的复兴，但经学式微的命运却不可挽回，经学遭到众人的口诛笔伐；传统史学尽管也遭到了批判，但史学的作用被人们重视起来，特别是“新史学”思潮的形成，史学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成为许多学界巨子的主要学术着力点。因此，陈黻宸的“六经皆史”是要在史学地位提高的情况下，通过经史同源来提升经学的地位。当然陈氏此时提升经学的地位并非旧时学者的盲目尊崇，而是以保留住传统文化的精华，并藉此收拾道德伦理标准被推翻而致的社会道德败落的局面为目的。所以他以史来消弥今古文之争，使传统学术研究趋向正常，以史代经行道德权舆之功能，希望通过贯穿经过他扬弃的经学道德伦理观念于史学作品中惩戒规劝民众，挽救社会风气。       总之，陈黻宸的“六经皆史”是在章学诚纯粹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加上了顺应近代社会变化的内容，使之成为应对近代社会、学术变迁的一个路径。透过他对“六经皆史”的阐释，可以感受到近代经史嬗变的微妙过程。       ①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即持此观点。       ②晚清之后，像陈黻宸这样将史与国家、民族的存亡相联系的人并不少。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曾说：“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自秦氏以迄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搰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令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维纲是？禹不治洚水，民则弱，民尽弱，即无苗裔，亦无与俱溺者。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语后人，后人亦无以识前，乍被侵略，则相安于舆台之分。《诗》云：‘宛其死矣，他人是偷。’此可为流涕长潸者也。然则……《春秋》之况烝民，比之天地亡不帱持，岂虚誉哉！”即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经历数千年而不致灭亡，是因为有着详密而不绝的史籍，而史学的这种守先以待后的价值传统则创立于孔子及其纂修的六经。       ③陈黻宸此处所言史家及史学文本是有很高标准的。他认为真正的史家必须具备“独识”“独例”“独力”“独权”；好的史学文本，读者从中能够把握到“史例”“史德”“史情”“史质”“史时”五个方面。